贝多芬现在深居简出，变得更为孤僻了。过路人会对他感到惊奇：一个男子，穿了一件长大而陈旧的绿色外衣，袋中插了一个耳喇叭和草稿簿，蓬乱的、银灰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荡着，行色匆匆地走过街道……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寓所里的，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不愿接见任何宾客。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他会独自躲避到海真道夫或巴登去。
1823年秋，一个年轻的英国人邱理阿斯·贝奈蒂克特来到维也纳，请求会见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他们在海斯林加音乐店会晤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贝多芬的外貌所吸引住了。随后，他作了如下翔实的描述：贝多芬是“一个矮小而强壮的人，红色的脸，小而深陷的眼睛，浓厚的眉毛，穿了一件极长的外衣，几乎到了他的脚踝……虽然他气色极佳的面颊和所穿的衣服极不协调，但那对细小而深陷的双眼及丰富的表情却不是任何一位油画家所能画出来的。”
邱理阿斯后来在巴登又遇见了贝多芬，又记下了他外貌的变化：“他的白发躺到了他宽大的肩膀上，有什么事情伤了他的心？他的双眉紧紧地皱在一起，有时则任意地狂笑着，这对于在他旁边的人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
休贝特，一个不出名的音乐家，那时他只有25岁，非常崇拜贝多芬。休贝特送了几首歌曲给贝多芬以作评判。休贝特非常怕羞，他要求会见一次贝多芬，虽然当时没有话说，后来听说贝多芬很爱好这几首歌曲，便不由得大喜过望。
休贝特逐渐地知道了怎样去见贝多芬，即需在他所常去的酒店和进食的时间去见他。在那里，贝多芬滔滔不绝地大声说话。日后，莱比锡的市民与贝多芬很投机，天南地北地谈着一切，大家都说贝多芬和蔼可亲。
在酒店里，贝多芬洪大的嗓音能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听见。低音喇叭手密泰格有一次看见贝多芬单独坐在一个角落里，好像在发呆。突然，他跳起来，呼叫侍者说：“我的账单！我的账单！”
侍者在他耳边大声地叫喊着：“已经付过了！”
柴尔特说：“有一次，我看见贝多芬坚持要给酒店付账，尽管他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
尽管贝多芬对别人所说的话已根本不可能听见了，但他仍能从别人的口型上辨别得出一些意思来。辛德勒告诉别人说：“贝多芬在指挥《菲岱里奥》序曲时用了一只‘音乐钟’来帮助他。”
贝多芬也因此而感到高兴，说：“这比在卡斯莱萨剧院里所演出的音乐会更为圆满。”或许，这种钟摆式的震动能使他明白些。他的左耳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作用了。
1822年10月3日在演出《圣屋》序曲时，由贝多芬弹钢琴，他却扰乱了这次演出，因为他听不到乐队指挥的指示。
一个月后，《菲岱里奥》又在卡斯莱萨剧院演出。贝多芬决定指挥这次演出。他不听朋友的劝告，所以幕启时台上就陷入了一遍混乱之中。贝多芬急于改变这种混乱，但是乐队与歌声已不能互相配合了。他一点也听不见这种混乱之声，也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茫然不知。乌姆劳夫几次阻止他，但他只是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他。
辛德勒如实地描述了事实的经过：“这出歌剧显然是不能再演下去了。但是该怎样对他说呢？主管杜勃特，或是乌姆劳夫都不愿意这样对他说：‘你回家去吧，这戏的演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这可怜的人！’贝多芬也觉得非常的不安，向左右不停地看着，并从别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应当停演的原因。剧场里四处一片寂静。我跑到他身边，他立刻掏记事册要我写下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赶快写了几个字：‘请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一切回家后再说。’他看了之后仅说了一句：‘快跟我回去！’便不停地跑着回到寓所，扑在沙发上，用双手掩住了面部，直到我们进餐时，他还是如此，一句话也不说。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感到无比的沮丧。餐后，当我想出去时，他请求我不要离开他，同时，他恳求我次日与他同去他的顾问医生史美泰纳那里，史美泰纳是一位有名的耳科医生。”
史美泰纳也同别的医师一样，不能对他有所作为。在他看来，他的耳疾是永远不能治好的了。
到1823年春天，贝多芬又从他的寓所里搬出来了，因为他与房东的意见不合。贝多芬永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房客。1820年，他从谬特林的哈夫纳住所被迫迁了出来，因为他在夏季中与佣人的剧烈争吵引起了邻居的抗议，辛特勒请求派一个警察跟在后面以作保镖。贝多芬到海真道夫租到了一所引人注目的别墅，但这位房东太客气了，每次遇到他总是鞠一个躬，直到这位音乐家房客忍受不了，不得不再度迁居。这一个夏季对房东们是够烦恼的了。
贝多芬仍没有放弃创作歌剧的野心。在维也纳，歌剧已成为音乐的主流，他在1823年整整一年中深深地思索着、探讨着一个歌剧的选题。这在他的信件和谈话录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没有一个剧目使他感到满意，直到格立尔柏萨提议用米留西那的神话之后，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当格立尔柏萨去拜访他讨论实施计划时，贝多芬反而摇起头来。
1823年，韦伯到维也纳来指挥他的新作歌剧《优耶萨》，贝多芬以拥抱礼来公开地迎接他。幕启的时候，贝多芬鼓掌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忠实的人！现在我一定要写歌剧，一个接一个地写。”
但是贝多芬对21岁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却不肯给予如此的宽大。在谈到罗西尼时，他对西弗拉特说道：“罗西尼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舞台的画家’，若命运不给他不错的天资和可爱的旋律，则他从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是一无所有的！”
1824年，贝多芬又写信给弗劳登堡说：“罗西尼是一个有天才而富于旋律感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是迎合时代的，出产量也是如此的大。”
罗西尼在1822年春天到了维也纳。他的《才尔密拉》也在此时完成，很引起贝多芬的注意；贝多芬极为称赞他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同时建议他保持喜剧风格。
4月间，又有一件趣事发生。采莱带了他的得意门生、11岁的匈牙利琴师弗朗兹·李斯特到维也纳作了一次公开演奏；并由辛德勒带着李斯特去拜见了贝多芬。贝多芬听了李斯特的演奏之后十分高兴，将他抱了起来，并亲吻了他。后来，李斯特成了驰名世界乐坛的钢琴家，但贝多芬却没有享受他成名的那份荣耀。
贝多芬不时地进出于维也纳。1822年夏天，他去了巴登和奥白杜勃林，后来，又去了海真道夫。但困扰和烦恼永久地跟着他，他的双眼视物时感到越来越吃力，而胃病也时常发作，使他不能安心地工作。尽管卡尔在他的监护之下，静心地学习着，但在假期中，他就得陪伴着卡尔，并为他筹措学费和一些开支。这样，贝多芬不得不定出更多更难的计划。他写信给朗堡说：“最近几年中，我很少有崇高的艺术作品问世。”在写给约翰的信中，他又说：“假若我的健康能够恢复那就好了。如果我的收入不能增加的话，我就要去创作伟大的交响曲、宗教音乐或是四重奏。”
然而，在旁观者的眼中，他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生活道路的一些琐碎事放弃。
大彼里提议他创作一些华尔兹的变奏曲。可是，贝多芬却不喜欢大彼里的这种“愚蠢的想法”，并称他作“补鞋匠”。为了戏弄他，贝多芬不停笔地写了许多变奏曲，一曲接着一曲，直到大彼里感到有些吃不消了才罢休。这些曲子的确让大彼里发了一笔小财。
让人意外的是，当这些变奏曲和苏格兰歌曲传到爱丁堡后，低调的评价随即产生。辛德勒向贝多芬述说了一个当地流行的传言：“贝多芬现在除了写这类歌曲之外，是不能再写别的曲子了，就如同老年时代的海顿一样。”
贝多芬听了之后，只不过笑了一下，平静地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知道自己错了。”
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10年（1818—1827年）中，他耳朵全聋、健康状况显著恶化，生活十分困窘、精神上遭受折磨，但他仍以“英雄”的毅力和心智，花费了近六年（1819—1824年）时间创作了闻名于世的《第九交响曲》（作品第125号，别名为《合唱交响曲》），此曲在其全部交响乐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此曲是贝多芬“英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他个人在交响乐领域成就的总结。
《第九交响曲》以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作为作品的核心，进一步深化了贝多芬的“从黑暗到光明”、“经过搏斗获取胜利”的典型思想。
1824年5月7日，在卡斯莱萨剧院，由耳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首次演奏了《第九交响曲》和《D大调弥撒祭曲》（在节目单上特别加印了如下字样：贝多芬亲自指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贝多芬自己并没有享受过欢乐，但是他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的人们！
《第九交响曲》构思奇特，寓意深刻，形象丰满强健。它扩大了当时交响曲演奏的规模和范围，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独唱、重唱共同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和英雄性的颂歌。
整个作品的基本形象是：通过悲剧性的痛苦斗争，走向胜利和欢乐。其中包容着苦难、斗争，融会着炽烈的热情、严肃的思想，述说着苦难与郁闷，也颂扬了欢乐与希望。“欢乐主题”是整部作品思想的核心，并尽情地加以歌颂。
而把声乐放入交响乐演奏中，则是贝多芬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大胆创造。
贝多芬头脑中的《弥撒祭曲》也在逐渐地完成之中，接着有三首钢琴奏鸣曲问世。其中的《E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号）又让他步入忽略已久的奏鸣曲创作中去了。
贝多芬曾写信给洛琪立兹说：“我好久没有创作得如此轻松了。我坐下来，想着，想着，就产生了音乐意念。但是，它们不肯跑到纸上来。我慎重而激动地开始了这伟大的工作，它的完成是可以看得见的了。”
贝多芬仍旧答应为伦敦的音乐朋友作两首交响曲和一出歌剧。歌德的《浮士德》引起了他的兴趣，很想尝试创作它。当贝多芬在1823年的《弥撒祭曲》即将完成时，他就谈起了《第九交响曲》。8月16日，他在巴登写信给卡尔说：“今日，我才开始对缪斯服务。”这就是说他又得开始艰苦的工作了，一个充满了不调和的世界将被另一个纯洁而清晰的世界所替代。
完成《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已有11年了。贝多芬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什么改变呢？他的草稿簿早在1812年就已零零碎碎地显示了他对另一首交响曲的兴趣，但是从未发展到引起他充分注意的程度。再早至1793年，他想把席勒的《欢乐颂》用到他的音乐作品中去，但没有考虑到将此诗谱成一首交响曲；到1817年才完成第一章的轮廓，但为了创作《槌子键琴奏鸣曲》，又将其放在一边。次年，他的整体构思、主题，才在心里渐渐的成熟起来，《弥撒祭曲》使他想起一首宗教的交响曲，甚至是一首合唱交响曲。他采用希腊原文，他知道用德语韵律是不会被伦敦所欢迎的。他想到两首交响曲，其中之一完全是使用管弦乐器的，终于，他的思想又回到《弥撒祭曲》上去了。
最后，这首繁复的《弥撒祭曲》终于大功告成，而交响曲的创造也在加紧进行中。
1822年11月，贝多芬接到兰兹的信，提到伦敦交响音乐会的事，他们表示愿对每首交响曲的原稿支付50英镑。贝多芬在次年2月5日回信说：“乐谱原稿即将到达伦敦。”并说，若在三星期内收到他们寄出的汇票，那么，他们就能收到原稿。
伦敦的音乐界人士是早就尝到过贝多芬诺言的滋味。此时，《第九交响曲》只有第一乐章刚刚完成，缓慢乐章的主题甚至还未找到。贝多芬为了这份乐谱，还在继续努力地工作着，然而，一年之后，这份乐谱仍未能完成。
到了1823年夏天，贝多芬想到在最后一乐章中用合唱作结束，而主题则是用管弦乐器引出来；这样，他便决定采用合唱变奏法。但他又疑惑起来，如何在三个悠长的、用管弦乐器演奏的乐章后导入合唱的歌词？辛德勒劝他将自由和友爱用在音乐上，但仍有困难阻挠着。辛德勒写道：
“当他到了第四乐章展开的时候，开始了从未见到过的挣扎，他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字来介绍席勒的颂词。有一天，他进入了房间，高声地叫喊着：‘有了！我得到了它！’他将草稿簿给我看，上面写着：让我唱着席勒的不朽的歌‘兄弟’！这个词语经过我多少次的审慎思考才最后如愿以偿的啊！”
贝多芬每经历一次剧烈的内心痛苦，必得到在艺术的某一问题上的答案。而这答案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1823年春，贝多芬同达姆城的作曲家路易斯·舒留萨谈到这种状态时说：“我改变了许多次，乐曲常是涂了又涂、改了又改，直到我感到满意为止。然后，它们又在我脑海中展开了，向着各个方面发展。我所需要的基本的策略从不离开我，它们在我的面前升了起来，长大起来，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所有复杂的音调在我脑海中都成了一个简单的影像，余下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它们写下来。”当时，贝多芬正在艰苦地进行着交响曲的创作。他能很清晰地看到最后一个乐章，并立刻写了下来直至完毕。
贝多芬不愿意让他的朋友为他在维也纳安排一个音乐会，以介绍他的《弥撒祭曲》和《第九交响曲》，因为他已先期答应了伦敦的音乐界人士。然而，他心中的最明确的愿望则仍是偏向于柏林的。同时，他也斥责维也纳的社交界，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音乐并没有跟维也纳分离开来。他在音乐界名声显赫，在过去10年中所写的，特别是《第七交响曲》、动人的奏鸣曲和三重奏，还有歌剧《菲岱里奥》都已很出色，韦伯在不久前又将这歌剧改得更加出色了。在普拉格演出得很成功，柏林的艺术评论家也提到了该剧，巴黎的民众也争先恐后地去听他的交响曲演奏，而伦敦方面则是多么希望从他这儿得到一些新作品啊！
在维也纳，许多人说贝多芬“是一个蠢汉，当然他的音乐也是愚蠢的”。在当地，仅有一个说法对他有利，说他经过了孤独而漫长的拼搏，创作了一首新的交响曲，大家都很感兴趣。
贝多芬写信给柏林的勃路尔伯爵，商讨第一次演奏他的新弥撒曲和交响曲的有关事宜。伯爵很高兴地接受了下来。为了此事，有人在1824年2月带来了一封由30个维也纳的朋友签名的长信。他们自称为“艺术的信徒和爱好者”，他们说：“许多敬慕你的人，在你的第二故乡钦佩着你的天才，而伟大神圣的作品和从你那心灵圣地中生长出来的鲜花——不同凡响的交响曲，请不要先在别的城市演奏。”他们还说：“一个为我们大家所景仰的、推崇的音乐家，理所当然地应留在他所成长的土地上。请你赶快回答我们这群如此钦佩你的朋友！”
这份文件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朋友们正在努力鼓励这位现在已经完全孤立地生活着的贝多芬，想使他在这两个曲目公演之后不再孤立，并安稳地度过他以后的岁月。
莫里兹·里区诺斯基伯爵是这次恳请活动的策划者，签名者中包括了柏尔番和法拉斯伯爵，爱比·斯坦达勒和松利斯末伯爵，他们在过去都对贝多芬有过帮助；这些人当中还有四个出版商：阿尔泰利亚、大彼里、史坦纳和里达斯道夫。
贝多芬的最初反应是愤怒的，因为恳请书出现在《戏剧日报》上而引起谣言，说他对此很感兴趣。后来，辛德勒拿着这封信，特意达到了他的寓所。贝多芬注视着窗外，沉默着，思考了好久，才慢慢地说：“啊，那是多么美丽呀，窗外的景物！它给了我多大的快乐！”
“你说得很对，”辛德勒赞同他的意见，“那么，让我们出去走一会儿吧。”
散步之时，贝多芬仍一言不发。
结果，贝多芬决定在音乐季节未完之前，在维也纳举行一次音乐会。但一连串的问题来了：选哪个剧院？谁任指挥？演唱者的酬劳又付多少？
会谈记录中说贝多芬的许多朋友都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催促他赶快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音乐季节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了。
贝多芬犹豫不决，他遇事踌躇已成了习惯。朋友们又单独地向他提出建议，尽一切力量来催促他、迫使他改变这种拖拉的习惯。仁慈的休本柴和爱比·斯坦特勒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辛德勒的态度常让贝多芬感到恼怒，而将他推出门外。假若有谁要说服贝多芬，他就不客气地骂对方是无赖。但辛德勒仍旧很和气地顺从了他的意思，并且仍然十二分地尊敬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贝多芬的侄子卡尔现在已成为一个17岁的青年了。贝多芬将他经常地带在身边，同时也经常地听听侄子的意见。卡尔从不引发贝多芬的怒火。
许多矛盾的事情似乎证明贝多芬再也不会确定他的音乐会的日期。里区诺斯基、休本柴和辛德勒失望地尝试了几种方式，后来他们又联合起来，开了一个玩笑，意在让贝多芬签字。他们的愿望是很纯洁的，但也可以说是愚蠢的。他们没有料想到，当他们一离开贝多芬的住所，贝多芬就明白了他们所“玩弄的小花招”，并立刻送出了以下内容的字条：
“此致莫里兹·里区诺斯基伯爵：我愤恨不忠实，不要再来见我，没有音乐会了。”
“此致休本柴先生：你不得再来见我，没有音乐会。”
“此致辛德勒：我请你不要再来，直至我通知你以后。没有音乐会。”
这“三重奏”继续演奏着，直至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才继续进行这场音乐会的准备工作。最后的决定终于作出了：1824年5月7日在卡斯莱萨剧院举行。
到了演出的前一天，检查官却又禁止在剧院内演奏教堂仪式的音乐，贝多芬只得从《弥撒祭曲》中抽出了三段（原曲太长，所以删去了“光荣”和“神圣”两段），里区诺斯基伯爵甚至想运用他的权力请求得到某种特许。
史实详尽地记载了最后一次演出的情形。
贝多芬在演奏结束后，深为感动，当演唱者在离开剧院之时，他热情地拥抱了他们。从他的眼神之中，人们可以看到：在《第九交响曲》和《弥撒祭曲》演奏过后，贝多芬是多么的受感动。贝多芬已经听不见了，但他却能用双眼观察而体会出来。
演出时，整个大厦中挤满了人，除了皇室的包厢暂时空着之外：贝多芬的朋友们杂处在各个地方，分散在乐队里，听众中，甚至已不能行走的柴姆斯加尔也来了。乌姆劳夫坐在贝多芬旁边，以提示他开始演奏的时机。乐声是洪大的，当谐谑曲到达了轻快而明晰旋律的时候，听众们一听就明白了。幕间休息时，听众极力地鼓掌，几乎是想用这种方式强迫他们重奏一遍。
这些情形都由辛德勒告诉了贝多芬。他还说：“这一次的公开演奏，使大众对你贝多芬的认识更加清楚了。”
低音歌唱家翁格夫人叙述了当时狂热的情形：“在演奏将完的时候，有一件事使大厅内的人为之挥泪不止：我们的音乐大师虽然坐在音乐演奏厅之中，但他却什么也听不到，甚至在他的伟大的音乐作品演奏完之后，他也没有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之声。他背朝着听众，直到我将他转过身去，他才看到了听众的面部表情，他们仍在热烈地、不停地拍着手，表现出极大的快慰和欢乐。贝多芬的这一转身突然使剧场中的每一189个人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也许这是一种怜悯——他因耳聋竟没有听到如此赞许的掌声。瞬间，众人的掌声又如火山爆发般再度响起，并一阵接一阵地响下去，似乎永远没有完结。”
贝多芬从这场公演中得到420弗洛林的收入。但他迁怒于辛德勒和乌姆劳夫，说自己被欺骗了。
第二场公演安排在5月25日进行。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天气极佳，春天已经到了它的全盛时期。维也纳人情愿到柏拉特去散步，去接受阳光和鲜花，所以剧院中只坐了一半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