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的新年，贝多芬接到了奈特的来信，告诉他《第九交响曲》已经到达当地而预备演出。
贝多芬想去指挥演出，并带去一首新曲给他们。英国社会对他赞不绝口，对伦敦交响音乐会反响十分强烈。一宗财产仍在等候着他，贝多芬答应他们在18个月中完成《第九交响曲》。虽然他们在接到抄本之前，此曲已在维也纳演奏过了，但英国人也还是表示出了一种宽宏大度。
贝多芬也再度提出去英伦三岛以娱晚年的建议。他高度地赞赏英国和英国公民，说他们的政府才是模范政府，他们的音乐欣赏水平远比维也纳人高。他很肯定地说要为伦敦写《第十交响曲》。辛德勒和霍尔兹对此也毫不怀疑，他们相信贝多芬在头脑中对此早已有颇为完整的概念，只需在下半年的某个时候用笔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
但在贝多芬的草稿中却没有丝毫的迹象。拟议中的《第十交响曲》一定是一种歌剧的形式，贝多芬总是在不停地思考着这个计划。
贝多芬再没有另外的工作计划了。若他能再活上5—10年的话，他或许可能再多一个或更多的计划。当然不止是一曲歌剧，或者还有表现《圣经》上的某些内容的短歌剧。
1826年，贝多芬偏爱四重奏，他喜欢这四种简洁的声音。当1824年《第九交响曲》完成之后，四重奏变成贝多芬的全部生命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为圣彼得堡的加力金王子写了三首四重奏：第一首为《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27号），完成于1824年；第二首为《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2号）；第三首《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0号），都是在当年年底完成的。
到1825年5月，贝多芬又在病中写成第四首《A小调弦乐四重奏》。人们从中不难看出贝多芬对古典宗教音乐形式的爱好。他把《A小调弦乐四重奏》中慢板一乐章的标题改为“感谢上帝使衰弱的人能够痊愈”的赞美诗。仿佛是神的恩典使他恢复了新的力量，重振了他的雄风。
《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完成以后，休本柴立刻召集了一些人来试奏。曲中的隐秘部分促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为此曲是很难演奏的。贝多芬神情严肃地坐在一边，什么也听不见，只用双眼注视着钢琴演奏者那双如鹰爪般的手指在琴键上不断地移动……然而，小范围内的听众都表示了失望。贝多芬毫无理由地斥责了休本柴一顿。
随即，他将乐谱交给了鲍姆，让其在柏拉特咖啡馆中再作一次演奏，时间为次日早晨。
1825年11月，佐治·司麦特爵士访问维也纳。他很幸运，能够听到在11月9日所举行的第一次《A小调弦乐四重奏》演出，地点是在“粗人旅馆”舒里辛格的房中。听众都是一些熟识的朋友，舒里辛格从他父亲在巴黎的分店赶了过来，包括贝多芬在内，共有14个人，有贝多芬的侄子卡尔，采莱，大提琴家马克斯（他是施坦纳的老搭档），还有旁姆等人。休本柴、霍尔斯、惠斯加、林加都是这场小范围演出的演奏者。
佐治爵士说：“这首新的曲子，大约有45分钟之长，共奏了两遍。曲子中的多音阶是如此的丰富。贝多芬直接指挥了一次演奏。他脱去了外衣，屋中开始显得热闹起来，声音不能进入他的耳朵，但从他的眼中则能看到他那满意的表情。他取代了霍尔兹，自己拉小提琴。在演奏时，我一直看着乐谱，在场的人都很注意他。两天之后，此首四重奏在原处又演奏了一次。这场听的人就更多了，有十个朋友还在此处共进午餐并饮了酒。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高兴，说了许多笑话，我们都用纸条写话给他看。当演奏完此曲而起身时，他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感染。”
1825年秋，贝多芬住在舒怀兹班纳公寓的二层楼，面对着格拉雪斯。这是他在维也纳住所中的最后一处。司蒂芬·冯·勃朗宁和他的妻子、小孩就住在对面的罗斯公寓里，他是从埃斯特海斯王子那里租来的。他们的感情又恢复了。司蒂芬和贝多芬时常在一起，贝多芬也常到那边去进午餐，与冯·勃朗宁夫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勃朗宁夫人有时还会帮他做点杂事；但是，他那心烦时发出的噪音和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常常会使夫人感到十分迷惑。贝多芬对于勃朗宁的孩子琪哈特尤为喜爱。这孩子的绰号是“裤子钮扣”。贝多芬很喜欢孩子，他看着琪哈特成长，并让他逐渐知道如何从小就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琪哈特受贝多芬的影响相当深。及至成年，他还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贝多芬和自己在一起的趣事和一些生活细节。
现在又要说到贝多芬作为保护人的不幸历史了。这次所讲述的事情完全不牵涉到他的艺术生活，因为必须分开来讲。
卡尔的母亲虽然与儿子分开居住了，但从不离得太远。所以，她仍旧是贝多芬潜在的危险。彼得，第三保护人，对他只有极小的帮助。彼得常给贝多芬一些指示，但这些指示又常让贝多芬深感痛苦，因此，只能增加他的疑惑。
卡尔和他的叔父分开居住，也真是可怜的一对。他们之间也从没有相互真正地了解过。贝多芬对于卡尔具有超常的智力觉得非常的骄傲，梦想着这个孩子也能继承他的事业。贝多芬首要的愿望就是想对他进行音乐上的训练。贝多芬在卡尔的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就写信给史坦纳，要最佳的钢琴教程乐谱，以替卡尔打下良好的基础。采莱作为卡尔的教师，教授他一切应学的课程。卡尔在琴键上表现得相当出色，当然是不能再超过这一程度了。卡尔很爱好文学，贝多芬就送他进入了维也纳大学。他在语言上的进步很快。贝多芬对他寄予厚望，一心一意希望他成为一个学者。但是卡尔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他有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并不专心致志。
卡尔在1825年说他所受的大学教育已经足够了，希望加入陆军，但作为伯伯的贝多芬不赞成；贝多芬的希望从来没有被卡尔接受过，同时，卡尔也没有一个愿望被贝多芬所了解过。
贝多芬让他在1825年春季进入了工学院，他以前所获的学分也得到了学校的承认。卡尔住在一位政府官吏舒里默的家中，同时也受到舒里默的严格监护。
到了夏天，贝多芬搬到巴登去住。他在星期日和假日才同卡尔在一起。贝多芬让他兼任过不少的工作，如书记员等，使他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对别人做恶作剧。但是，一个20岁的青年又怎么能被他的伯伯轻易地管得住呢？再说，舒里默的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时间地做卡尔的“看护小姐”。
卡尔逃避了严格的管理，贝多芬否认他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卡尔尤其喜欢在听布道时胡闹。而伯伯不公正的指责，常使他感到不满。贝多芬想约束他，要求他在出来的时候得到舒里默的同意，但他常在晚上独自溜出去；贝多芬给他的零用钱很有限，他用每一分钱都得仔细地思考一下，这就让他更为烦恼。卡尔的性情本就有狡猾的一面，因缺钱花，他就去赌博。贝多芬对他的这种堕落行径有所耳闻，也派辛德勒去探听他的行踪，甚至让约翰去作过调查。一次，当贝多芬知道卡尔在一所最下流的舞厅里时，贝多芬立刻感到惊惶起来，并决定亲自前往，看个究竟，有人劝说道，如果在那种地方发现了贝多芬，那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议论。贝多芬无可奈何，只好派了霍尔兹去舞厅。霍尔兹是一位27岁的青年人，但深知人情世故，也是卡尔的好朋友。霍尔兹回来报告说，卡尔在喝酒，但没有喝醉，至于说到嫖娼，就他所知，维也纳还没有这种行业。
此后，叔侄两人之间矛盾就更多了，咒骂更形成了紧张的气氛。贝多芬禁止他再去看母亲。贝多芬猜想一定是这个贱妇引侄儿走上歧途的。卡尔有一位朋友叫尼迈兹。有一次，卡尔将他带到了巴登。贝多芬在一个公共场所公开地警告卡尔和他的朋友。在给尼迈兹的信中，卡尔称自己的伯伯为“老笨伯”。这封信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最使这位伯伯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卡尔假装对伯伯敬爱，但在行为上却从不把伯伯当一回事，甚至更为恶劣。
贝多芬保存了一些自己写给侄子的信，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这是一些让人心碎的记录。文字中交织着愤怒、疑虑、紧张、盲目的爱和几近残忍的严厉。
当贝多芬疑心卡尔私下里去见母亲的时候，他就威胁卡尔说，不认他了，并要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卡尔是如何辱骂和对待自己的伯伯的。他还怀疑卡尔从佣人的手上借钱用。他曾对卡尔叫道：“我的心是多么难受，你做出了如此无耻的事。假如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将被每一个正直的人所痛恨。”
不言自明，贝多芬对侄儿卡尔是恨爱交加的。他常祷告说：“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不能再信任我的侄儿了。”
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差不多气愤得要生病。我实在是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里，卡尔失踪了几天；贝多芬闻讯，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要跑得再远了，请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不会向你说一个粗鲁的字。啊，上帝，不要让卡尔向毁灭的路走去……卡尔，你归来，你将受到像从前一样的爱护。请静心地思考一下吧，想想你的将来。我决不苛责你，因为我知道它现在已不会发生效力了。从此以后，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是谨慎的保护，但你必须归来，回到你父亲真正的心里。为了上196帝，你今天就得返家，然后你会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快归来！速归来！”
贝多芬在6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是我最亲爱的、仅有的孩子。”至少，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能与贝多芬作品德上的比较的。“我不预备耗费得太多，”贝多芬写道，“以备供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写下这样的言语是最令人伤心的。贝多芬的活力受到了卡尔这样一个人的压迫让人不可思议。贝多芬的崇拜者都说，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贝多芬去宠爱的，他个人的创造力和健康都将因为卡尔而受到损害。
贝多芬作为伯伯，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这个侄子占据了。他密切注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并加以适当的约束，因为卡尔毕竟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孩子。
经济上不让卡尔独立，让公众的舆论和法庭的规则来保护他，又加上贝多芬的长辈之爱，这些，反而使卡尔深感痛苦，卡尔产生逆反心理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位20岁的青年人善于用甜言蜜语骗人。他公开地表示仇视孝顺和尊敬。但横在他面前的是严格的管制。卡尔在自己的谈话录中写道：“假使你觉得我是骄傲的而继续不断地骂我有一小时之久的话，这至少不能使我的痛苦的感觉转到好的那方面去。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可鄙。我可以保证：在你这个‘家伙’当着大众的面向我攻击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在5月间所失去的80弗洛林，我在家里仔细地寻找之后会还给你的，毫无疑问是可以找到的。若我读书而你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能在这种骄横的空气中生活。因为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对我有什么批评，而现在你却正是这样做的。”
卡尔一意孤行，有时还会突然大发脾气，好像已传染了贝多芬那难以驾驭的脾气一般。有一次，他又被伯伯抓住了，他当时正在无理取闹。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他是孤独的，只能顾影自怜。
贝多芬看到这些字条后，就写下了如下的句子：“若没有别的理由，你至少得服从我。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被原谅和忘却，请不要走上让人不快的路。那样，将缩短我的生命。每天，不到深夜3点钟，我是不能入睡的，因为我整夜地咳嗽。我深深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不再错怪我，而我也将热烈地拥抱你。我也知道昨天你所做的事，我希望在今天下午1点钟见到你。再见！”
“你忠诚的父亲，一定要来的，不要使我的心中再感到难受了。”
贝多芬心中对卡尔的爱是如此之深，但却又被侄儿无情地蹂躏着，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顽固的卡尔只给贝多芬带来痛苦，恐怕他不再在理想崇高的伯伯的管理之下生活了。或许卡尔与母亲在暗中已相互达成了一个谅解，或者因零用钱不足而负债，甚或是性的饥饿促使他这样做。卡尔的这种行为是可恶的。这一切可能影响到贝多芬的名声而受到大众的诽谤。
到了1826年7月末，卡尔已暗示贝多芬，他已能自己毁灭自己了。贝多芬听了，惊惶不已，便立刻赶到霍尔兹家，带上他同去舒里默家中。舒里默安慰了贝多芬，可卡尔却仍然在威胁着贝多芬。
舒里默反复地盘问卡尔前段时期的有关情况，注意到了他所欠的债务，但卡尔对此却什么也不愿意谈，只说是因为某一特殊的原因而决定去做的。
有关此事的记录保存在舒里默的记录中：“我发现他在胸部放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还另带了子弹和火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能将这些东西用在他伯伯身上。手枪保管在我这儿，待他冷静一些之后再商议。否则，他会感到痛苦的。”
霍尔兹询问卡尔，卡尔冷冷地回答道：“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假使今天我不能摆脱你，今后，我还会有另一次机会的。”
舒里兹又找到了另一支手枪。霍尔兹向贝多芬指出，并责备贝多芬让卡尔避开了自己的视线，他们是不可能每分钟牢牢地看管住卡尔的；假使卡尔是如此的顽固，则任何一种手段他都可以采用的，假使他没有一支手枪，那他就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
贝多芬在谈话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卡尔自己在堕落了！”
他们一同来到了尼迈兹的家里。贝多芬一反傲气十足的习惯，十分谦虚地向自己一度咒骂过的这个青年人提问，请教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赢回卡尔的信任，但是，他们失败了。
贝多芬和霍里兹打算到警察局去，请求采用强制性措施。当他们正在商议之时，卡尔就看准机会溜之大吉了。贝多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寻找他，直到第二天清早，仍是一无所获。
卡尔跑进了一家典当行，当掉了他的手表，买了两支手枪和火药，子弹，乘上马车，赶到了巴登。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坐在一所空房中写信。他写了一封信给尼迈兹，还附了一张给叔叔约翰的字条。
次日，卡尔沿着贝多芬平时所习惯走的路线，经过了海伦尚尔到达了劳享斯坦。这地方很合卡尔的意，于是他将两支手枪都装上了子弹，将枪口抵在太阳穴上，扣动了枪机。砰！砰！两声枪响震动了山谷……
一位驾马车的人在这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赶着马车途经此地（这天正是7月31日或8月1日），眼见着一个年轻人躺在长满青草的小丘上，头发和面部流满了血。这年轻人还有知觉，并从口袋中摸出了他母亲的地址。
驾马车的人赶紧将他抱上马车，驾车飞速向维也纳跑去。
贝多芬听到驾车人的通知后，赶到了卡尔的母亲家。卡尔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上仍有着丝丝血痕。他们还没有请来医生。
卡尔的母亲相信子弹仍停留在卡尔的头骨中。贝多芬急切的问询更让卡尔反感。
“既然已经这样做了，那就只有动手术才能治疗他；假若史美泰纳医生在的话，就不要责备我，我要请他为他想办法。”贝多芬说。
随即，他写了一个字条给史美泰纳医生：“一桩极大的不幸发生在卡尔的身上，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希望他能得救，请你赶快过来。卡尔的头上有子弹，你将如何办呢？只有赶快过来，为了上帝，你赶快来。”
卡尔仍躺在母亲的家中。霍尔兹拿了字条，赶快去了史美泰纳医生家。但另一位外科医生赶来了。
卡尔朝自己开枪、使用手枪是外行。有一支枪射出的子弹根本没有打中他，而另一颗子弹虽是打中了，但只打破了皮肉，却没有击穿头骨。
显然，卡尔是决定要自杀的。但当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对着自己的头颅举起手枪的时候，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也就是这片刻的犹豫而生发的直觉使他恐惧起来，手指也变得僵硬了，因而未能完成自杀的计划。
当贝多芬离开之后，卡尔说：“只要不听到他的呵斥，只要他不到这里来，什么都行，怎么样都行！”
他不愿意听到有关他伯伯的一切。他还威胁大家说：“若有谁再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撕去头上的绷带。”后来，在问及自杀的原因时，他说：“厌倦了生活……不愿再过这种牢狱似的生活。”当警察问他的情况时，他说是“因为伯伯太使我痛苦了，因为伯伯要我学好些，而我却变得更坏”。
警察局受理了这桩案子，因为在当时，自杀是犯罪的。贝多芬发现卡尔曾经偷过他的几本书，并卖了出去；卡尔也很惧怕因这一原因而判他一个双重罪。
朋友们在为这一对冤家似的叔侄想办法。
司蒂芬·冯·勃朗宁是军部的秘书。他提议让卡尔去当兵。若加入军队之后，卡尔就可以不受到维也纳和警察局的管制，保护权这一恼人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为治好卡尔的伤，需要找一个好地方；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也不见别的人。贝多芬终于接受了约翰的邀请，到他在格尼逊道夫的夏季别墅中去；而在从前，贝多芬曾经多次拒绝过他的邀请。
贝多芬厌恶格尼逊道夫别墅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与弟媳妇打交道。
在林兹，她曾经一度被贝多芬撵走过，甚至有一次，他几乎叫警察来驱赶她。那是1823年的事，她的丈夫正病重，而她却公开和一个军官挽手并行。辛德勒将此事告诉了贝多芬，但话却可能讲过了头：“这女人在她丈夫病重时，却将自己的情人带进了家中，公然在丈夫面前开玩笑，捉弄他，然后离去，只剩下生病的、愤怒的丈夫在家中。她还常常如此。”
贝多芬实在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女人。他要求约翰同意并保证这女人只能以女佣人的身份出现在别墅中，他才动身到格尼逊道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