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她见到了萧伯纳。92岁的萧伯纳，咧着嘴笑得像个矮妖精。他多么希望褒曼再去见他……
褒曼会见著名的英国文豪萧伯纳最初是通过一次电话开始的。这次电话是性格活泼而又热情奔放的匈牙利制片人加布里埃尔·帕斯卡尔打来的。
加布里埃尔·帕斯卡尔在加利福尼亚曾经和褒曼见过几次面，他想让褒曼把《耿直人》演成电影。如果她不愿意把它演成电影，就排演成话剧。但这个想法褒曼也不喜欢。他对褒曼说：“萧伯纳先生希望约你和他在阿纳特·圣劳伦斯的住宅一道喝茶”时，她也有些惊讶。
“那很好。我很愿意会见这位伟大的人物。”
“他愿意见你，”加布里埃尔说，“因为他知道你在美国演了一个圣女贞德，那不是他的作品。他把他的剧本给你送去了。”
他们驱车前往哈福德郡的住宅。萧伯纳住在那里。他92岁了，咧着嘴笑得像个矮妖怪，他早就倚在大门口里面欢迎他们了。褒曼同加布里埃尔下了汽车。这位名人在没有给他们打开大门的时候，就责问褒曼说：
“你为什么不演我写的剧本？”
“噢，你好，先生。我可以先进来吗？”
萧伯纳打开大门说：“你当然能进来。我们还要一道喝茶，你为什么不演我的剧本呢？”
“我没演你的剧本是因为我不太喜欢。”
老人嘎然停住了。褒曼想，萧伯纳可能要把她从大门那里推出去的。她有一个直觉，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当面对他说不喜欢他写的剧本《圣女贞德》。他们也许会说不喜欢他的另一些剧本，但不是《圣女贞德》。
萧伯纳凝视着她：“你说什么？你不知道它是部好作品吗？”
“肯定它是部佳作，但它不是法国那个圣女贞德。你把她写得过于聪明了。你把她的话按你的意思写了，让她说了许多多余的话，而这些话，真正的圣女贞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说的。”
他们仍在他的房子外面，正继续朝着前门走去。褒曼想，萧伯纳会生她的气的，而他们也永远进不到他的屋里，更不用说喝茶聊天了。
然而萧伯纳大笑起来，把他们带进客厅。在喝茶的时候，老人不停地大声笑着，他说：“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你这样一个好莱坞的黄毛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噢，有人告诉我你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你不想演我的圣女贞德。那么，你演过我的别的剧吗？”
“我还没演过你的剧本。”
“亲爱的，你甚至还没开始演我的剧？”
他们边喝茶边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不同类型的戏剧和老人所熟悉的女演员名字，问褒曼以前干过什么？这位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又是何许人氏？他们当然也认真地讨论了贞德。
褒曼说：“我认为贞德是一个单纯朴实的农村姑娘。您的语言艺术是令人敬佩的，但那是您的，一位大师的语言，而不是贞德的。圣女贞德所有的语言我可以背诵出来，因为她当时受审判时所做的回答已被公布于众了，而且是个历史文献，她没受过教育，是她的天赋给她以勇气和力量。她毫不畏惧那些曾教过她，而后来又把她送去受审的男人。是的，他们受过教育，聪明，能看书和写作，而这一切她都陌生。然而她确实在众多的男人面前勇敢地站了起来，并接受男人的挑战。你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我喜爱和男人在一起。我憎恨穿女人的裙子，坐在家里干活。’然而她真正的要求确实如此，也就是说要呆在家里，照顾她的羊群，纺纱织布。她并不想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跑在士兵的前面。”
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褒曼注意到萧伯纳想从椅子里站起来，却十分困难。褒曼不敢去搀扶他，因为这个老人的自尊心太强。他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别人的帮助。
他试图自己站立起来，这时加布里埃尔走过去搀扶了他一把，他生气了，简直气愤已极。他缓缓朝汽车走去，边对褒曼说：“你还愿意来喝茶吗？”
“是的，我很愿意。下星期我丈夫就来了，我想让你见见我丈夫，我们周末再来拜访你。”
他用一双闪烁的小眼睛幽默地看着褒曼说：“我对于见你的丈夫不感兴趣，我想见到的是你。”
老人的眼神是那样富于表情，那样温柔，他是多想让褒曼这个女人再来看望他。他已经92岁了！可是褒曼再也没有能见到他，她引为终生遗憾！
B.另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家庭池塘平静的水面泛起了波澜……鲍勃·卡帕是个匈牙利人，他在土耳其长住时经常写信给褒曼。
影片《斯特龙博列岛》给她送来了罗伯托·罗西里尼……
褒曼和彼得之间的夫妻失和在1947年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那一年他们曾一起度过一个短暂的滑雪假日，卡帕也来了。在山坡上彼得很快就发现他比卡帕滑得好。另外，他看到褒曼和卡帕在一块喝酒欢笑，逐渐清楚他俩之间有某种超出友谊的东西。褒曼对他的责备并不否认。
他们全家在太阳谷滑雪，卡帕也在那里。褒曼想露一手，让他们看看她的高超技巧，而实际上她的滑雪水平并不高，所以她没滑多久就摔倒在地了，扭伤了踝骨。她被送回旅馆房间，躺在那里把腿垫高。一天黄昏，卡帕因要下楼去赌博，走进来看望褒曼。卡帕很喜欢赌博，以求刺激。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赢的大把钞票走上楼来，把钱放在褒曼身旁说：“看，我赢了这么多钱，我再去玩一会儿，再赢一点儿。”他上楼来过几次，带来了一点赢的钱，数目不大，纯属寻开心。
这时，彼得走上楼来对褒曼说：“我刚刚在下边赌场里看了一眼，卡帕输了很多钱，他简直要发疯了。
“赌博就是这样，”褒曼说，“时赢时输。”
彼得走开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卡帕太笨了，他输了那么多，确实应该有人去劝劝他。”
褒曼说：“好吧，我下去看看我能起些什么作用。”
于是，她跛着一只脚下楼，那时已是半夜了，可能，近两点钟。她劝了卡帕，但他毫不理会。他说：“要么是全赢，要么就是输光。”
褒曼只好回到床上躺下。早晨，卡帕看上去疲惫不堪。他储蓄的两千美金全输光了。但是他说：“这有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我现在要加油干了。”
卡帕想同约翰·斯坦贝克一道去俄国的念头又萌生了。现在是褒曼决定他们之间关系的时候了。她写了一封信给鲁思，鲁思一直为她和卡帕的事忐忑不安，而且关心备至。褒曼在信中说：“我不知道匈牙利人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将永远感谢这种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能肯定的是，这种影响发生了，使我起了变化。我必须面对未来——我想朝好的方面去做，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样做后果不好。然而卡帕知道，我们正在结束人生中的这一篇章。当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愿时，这当然也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你本身是无法选择自己的机会的。我和他正在经历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美好的日子。我正在把后己生活中最喜爱的一页撕毁。我们在学习，也在做一次彻底的手术，以便我们这两个病人以后能快活地生活……”
褒曼和卡帕一直是极要好的朋友。有时他突然闯进褒曼的生活里，然而他们的关系现在已非寻常。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最后引发的令人痛苦不堪的悲剧。
1948年八、九月间，意大利著名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约褒曼拍摄影片《上帝的土地》（又名《斯特龙博列岛》），他们即将在巴黎会晤。
罗伯托·罗西里尼和安娜·马尼亚尼俩人一起离开了罗马。一到阿马尔菲，他就通知了他所喜爱的“康温托”饭店的服务员领班，凡是贴英国邮票的来信或电报不要交给任何人，也不给任何人看，就是说要不引人注目地偷偷交给他本人。这家饭店的餐厅狭长，布置整齐，古老典雅，桌子相隔很近，在空隙中又塞满了高靠背椅。那天午饭时，餐厅里坐满了为躲避罗马的酷热而来这里纳凉的游客。服务员领班通过吵吵嚷嚷的食客，鬼鬼祟祟地走过去，错误地认为他的秘密指示不适用于像罗伯托和安娜那样亲密关系的人。他把嘴贴近艺术大师的耳朵，他那耳语的声音如此之大，连地下室的厨房都可以听到。
“先生，……您说如果接到从英国来的电报，要私下交给您。电报到了。”
“啊，谢谢，”罗伯托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喃喃地说，连一眼也没有看就把电报揣进口袋里。安娜眼睛一闪，将这一秘密完全看在眼里，但她依然用油、胡椒、盐、番茄酱拌着堆得像小山那样高的通心面。罗马是一个到处流传闲话的城市，那些窃窃私语的、涉及罗伯托和褒曼的关系的传言，早已经在安娜那双生得秀气而灵敏的耳朵里扎了根。
“喏，”她和颜悦色地说，从大盘里又添了一些沙司酱。“行了吗——嗯，罗伯托？”
罗伯托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其中的奥妙并没有瞒过安娜。
“啊，是，是，谢谢。”
“好，给你，你可以吃了。”
安娜毫不犹疑地两手托起餐盘，把堆得高高的通心面条扣到罗伯托的脸上。
褒曼把那闹剧性的一刻称作她和罗伯托实际关系的开端。褒曼不太了解安娜·马尼亚尼，只知道《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女主角是她，且演得极为感人。在那个时候，褒曼实际上对他们俩人的情况毫无所知。她不知道罗伯托是否已经结了婚。她只是天真地想到罗伯托是个名导演，而褒曼只是想和他一道拍电影。褒曼第一次去会晤他时，就是怀着这种诚挚的想法的。
彼得和褒曼去了巴黎。褒曼和罗伯托终于在“乔治五世”饭店晤面了。罗伯托还带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一个可能是财务人员。他们都作了自我介绍。彼得对褒曼说了句什么，但她没有听见。她在仔细瞅着罗伯托的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褒曼猜想，罗伯托大约比她大10岁。他很腼腆，看上去不像个电影圈里的人——她觉得是她所罕见的那种类型的人。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同一般好莱坞的语言异样。例如，褒曼问：“这部片子需要拍多长时间？多少个星期？”
罗伯托回答得干脆利落：“多少星期？4个或5个星期。”
“那怎么可能呢？好莱坞的每部片子都要拍3个月。那是签合同拍片的最短期限，必要时，还可以延长合同10天。”
罗伯托似乎对褒曼的话不太高兴，说：“好吧，如果你要我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试试可以把拍片时间拖长。把它拖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做，但我可以试试。”
褒曼觉得他的回答太有意思了，于是问他：“我们使用哪国语言呢？”
“语言？任何一种都可以，你认为自己讲的最流利的语言为好，瑞典语不是最方便吗？”
罗伯托这么说使褒曼有些光火：“我怎么能用瑞典语呢？这么说，你没听懂我的话，你写剧本用什么文字？”
“用意大利文。但对话没问题。因为可以配音，所以你想用什么语言都可以。”
褒曼在思考这个问题。接着说：“那么我的服装呢？”
他耸了耸肩：“服装？这无关大局，我们可以选购最便宜的，这个穷的女人能够买得起的那种高档服装……就是那种住收容所里的女人要买的那种。”
后来褒曼才知道他已经和安娜·马尼亚尼一起搞出了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的基本构思。褒曼来找他，他就把这一切交给了褒曼。怪不得安娜要朝他脸上扣通心面条呢。褒曼从一开始就喜欢罗伯托，可能是因为她觉得罗伯托和好莱坞那些说话特快的电影型人物完全相反。他还说不上是个引人注目的英俊男人，但脑子好，聪明面庞富于表情。然而褒曼最喜欢的是他的语言。他说的话叫人听了，会感到如此与众不同。
彼得也参加一起交谈。他不是来谈合同的，合同全权由代理人处理。褒曼的丈夫是来谈生活费用的。
彼得提出的条件很苛刻，褒曼用瑞典语悄悄对他说：“你到隔壁房间来一下，我和你谈谈好吗？”他们一同去了。她对丈夫说：“我求求你，不要把这笔交易弄得过分苛刻，因为我要和他一道工作。我是那么愿意听这个人讲话。他是那么与众不同。不要把这笔交易弄砸了，谁又在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我想做的就是去意大利拍这部电影。可别让我丢了这部片子。”
彼得急促地说：“不会丢掉的，但我想让你有个优厚的待遇。我意思是说，你在美国是第一号明星，而他们却想以贱价得到你，这未免太傻了。你去意大利拍片子什么都捞不到，这太荒唐了。”
“这些我都知道，彼得，你要知道，这都是些难于成交的条款。”
“那都是必要的。”
“请记住，我非常愿意拍这部影片。”
他们相互告别后，褒曼同彼得回到英国，同布区柯克一道完成了《摩羯星下》一片，然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合同一直没有寄来，11月上旬，她收到罗伯托的一封长信：
尊敬的褒曼小姐：
呈上答应交给你的我的剧本故事梗概，我不能把它称作一个完整的剧本，因为它不是故事。我习惯于先写出几个基本概念，然后在拍摄过程中再一点一点地充实，因为戏中许多场景源于现实中的直觉灵感。不知道我的文字是否具有同形象一样的力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这次拍摄中觉得自己的情绪空前高涨。我希望能向你谈谈剧中的男女主角，剧中的海岛，岛上的芸芸众生。人类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原始和古老，只是通过了亿万年的磨炼方变得聪颖，人们正因为染上了那种所谓的“文明”和“虚荣”顽疾，认为生活当中某些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才误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是如此单调和穷困。
我想，你定能发现这个剧本里不少地方还很不成熟，近于粗糙，你的个性会被某些人物所伤害，你不要认为我赞成男主角的行为。我为岛民的野蛮和残忍的嫉妒感到遗憾，我认为它是古老原始的心理状态遗留下来的。我描述它是因为它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正像霸王树、松树和山羊一样。然而，我不否认，在我灵魂深处存在着潜在的羡慕，羡慕他们能够那么深情地、那么粗野地去爱，以至对他们所爱的人忘却了关怀，忘却了同情。男人们只是渴望去占有他们所爱的女人的肉体和灵魂。文明终于侵蚀了感情的力量。今天，人们坐着缆车上到山顶观光，会感到轻松愉悦，但人们用自己的双腿冒险登上山顶会感到更加惬意和兴奋。
请原谅我说到别处去了，我现在思绪翩翩，担心凭一封信你不会完全理解我，我急切地想知道，你读了这个剧本以后的感触。请原谅此信的译稿是在匆忙之中赶作出来的，且出自不完全精通这种语言的人的笔端。
我想让你知道，我多么深切地希望把那些概念都融化成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使我脑子里的混乱平息下来。热切希望听到你的高见。你的非常诚实和衷心的
R.罗西里尼
罗伯托曾因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获纽约评论家赞扬，认为该片是1948年的最佳外国影片，被邀请去纽约受奖。由于这部意大利影片还没有签订合同，罗伯托去加利福尼亚州拜访褒曼一家是合乎情理的，而且资金问题也必须继续讨论。褒曼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罗伯托从纽约打来电报：“我已顺利抵达。”褒曼接电报后微笑了，并复电说：
“我在野蛮的西部等你。”
到这时候，褒曼仍然不知道何人出资，如何分工，因此她感到最好是罗伯托来好莱坞时再讨论一下。
山姆·高德温想同褒曼合拍一部片子。褒曼是通过大卫·赛尔兹尼克认识他的。山姆很喜欢她，而且越来越要好。他们谈了许多，而且褒曼有时也常到他的办公室去，坐下同他聊天或同他喝杯酒，他总是说：
“我一定要同你拍部片子。现在就干吧，咱们去找个剧本。”接着他把剧作家们请来对他们说：“大卫·赛尔兹尼克找到了这个姑娘，我可以从大卫那里把她买过来，但是我没有剧本。”可是这些剧作家们从来没有为褒曼写成一个剧本，而他也没从别处找到剧本，所以褒曼给山姆·高德温打了个电话说：“山姆，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剧本，你愿意拍这部电影吗？这是一个名叫罗伯托·罗西里尼的意大利人写的。”
山姆说：“那当然，”他看了罗伯托寄来的剧本的前几页。“不错，似乎艺术内涵很深，”他认为褒曼能够意识到，他是喜欢支持一部有声望的影片出笼的。“让我同这个人谈谈吧。”
于是他们开始了颇为热烈的交谈，罗伯托先用法语说，后来他很快改口，讲起了生硬的英语，口音也很重。由于他懂拉丁文，他很聪明，他只是简单地用拉丁文的字去掉字尾，所以就成了重音不对的英语。但是能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这样他就能与大家交谈了。他还和非常喜欢他的高德温谈了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高德温也准备拍这部电影，这部影片将成为大名鼎鼎的山姆·高德温的片子。他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一起照了相。高德温微笑着在合同上签了字，每个人都兴高采烈。他们像在学校似的坐在台上，记者们注视着他们，褒曼在台上像女教师那样感到有点别扭。他们坐在一起了，高德温坐在中间，罗伯托和褒曼坐在两旁，记者们提了一些问题：
“高德温先生，这部片子的内容是什么？拍这部片子需要多少钱？准备在哪里拍摄？”高德温一一作了回答，但回答得太离谱。
褒曼终于忍不住了，她说：“山姆，你说得都不对。不是这部影片，我们要去拍片子的地方也说得不对。我们要到一个叫做斯特龙博列的岛上去拍片子。请让罗伯托谈谈吧。他知道要做些什么，让他说说吧。”
这样一来，一切都乱了方寸。
当他们走下记者招待会的讲台时，山姆说：“我看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但我还想再看看罗伯托的其他影片。他有吗？”
当然有。罗伯托提出《公元初的德国》。它是《游击队》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三部曲中的第三部。
有一次褒曼对罗伯托说：“我不明白，另外两部是那样温暖，那样人道，看了以后使我哭了，但是《公元初的德国》却没能使我掉泪。”他回答说：“我不能使你落泪，是由于意大利人的遭遇而使我痛恨德国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我去了那里，拍下了我所看到的一切。我痛恨我看到的那些东西。”
因此，他的这部片子非常冷酷、残忍，但却极有内涵和趣味性，同时它和另外两部影片也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公元初的德国》首映时，山姆·高德温举行了一个晚餐会，他邀请了许多好莱坞的名流。晚饭后大家看了电影。电影放完，灯光亮了。一片沉默，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说话。20个人都悄悄地呆坐着。大家在冰冷的沉寂中僵持。褒曼本能地站起来朝罗伯托走去，伸出一只臂膀搂住他，亲吻了他的脸，让大家看看，看什么？褒曼也不知道想让他们看什么，但是觉得必须保护他。于是大家开始了讨论。
“嗯，这部片子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你什么时候拍摄的？”
“用了多长时间？”罗伯托心里不高兴，因为大家不理解他的这部片子。
过了几天，山姆·高德温来找褒曼说：“很抱歉，我不能拍这部片子。我无法理解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表达什么，他既不懂预算，也不懂日程表。我不想为它这样的影片出钱。”
褒曼只好回家，告诉罗伯托他们没有达成协议。
C她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决心在逐渐减弱。她长期以来心里一直想，如果遇到意中人，而这个人又说了中意的话，那她就准备并愿意同他一起走……
在短短的一个月中，罗伯托·罗西里尼做到了这件事。他不含糊，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没有说：“我们必须想到彼得和安娜·马尼亚尼。”他只是简单地说：“同我走吗？”
为了在荒凉的斯特龙博列岛上拍片子，他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去进行一次大胆的冒险。
但是在这期间又出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山姆·高德温拒绝合作，谁能为这部片子出钱呢？
褒曼问彼得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雷电华公司的霍华德·休斯呢？他会有兴趣的。”
“不，我不想这样做。”她的全身不由得颤抖起来，“你要知道，我怕那男人。”
可是彼得扳起面孔，粗鲁地说：“我相信你能对付得了他。”
褒曼在纽约曾通过卡莱·葛伦和艾琳·赛尔兹尼克会见过霍华德·休斯。卡莱和艾琳提议同他一起组成两对。他们一道出去玩，最后是在摩洛哥舞厅跳舞分手的。霍华德·休斯为人很好，他们边舞边谈。他说：
“我非常寂寞，非常非常寂寞。你知道我没有朋友。”
褒曼想，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愚蠢了。他是一个财大气粗又有名望的人。褒曼从报纸上了解过，他是个胆大的飞行员，经常和名声很大的明星来往——而他还说寂寞？褒曼不由大笑起来，对他说：“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了，因为你不出去找朋友。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就在你身旁，且很高兴，你今天晚上过得不孤单吧！”
霍华德显然决定把褒曼做他的朋友，他接连不断地打来电话，卡莱·葛伦也常对褒曼说：“他想再见到你，简直想疯了。”最后褒曼对卡莱说：“我没兴趣再见到他。你为什么要管他的事？他自己不会打电话给我吗？”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乔·斯蒂尔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有人告诉褒曼，休斯想用飞机把她和卡莱、乔·斯蒂尔一直送回加利福尼亚州去。他把那天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班机的每一张机票都买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当天要去的话，必须同霍华德·休斯坐同一飞机走。
在飞机上，褒曼和卡莱、乔·斯蒂尔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头大睡。天快亮时，休斯把褒曼叫醒了，叫她观赏大峡谷的边缘地带。真是壮观极了，她说：“很感谢你，确实了不起。”褒曼以为，他们的关系也就可以到此止步了。然而，霍华德要为褒曼举行一个招待会，她说她不想参加。于是乔·斯蒂尔设法影响她，也未成功。褒曼总是觉得和霍华德在一起特别别扭。大家都想使她对休斯产生兴趣，她却觉得索然无味，也不想产生这样的兴趣。
1949年初，休斯给褒曼打了个电话。他本想通过这个电话。把褒曼吸引住，结果却适得其反。
一天，褒曼刚洗完了头发，坐在地板上用吹风机吹头发。她一只手拿起了电话耳机，另一只手拿着吹风机。电话里的声音说：“我是霍华德·休斯，我为你买好了一个制片厂。”
褒曼把吹风机关掉了，问道：“你买了什么？”
“我刚为你买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我买下了雷电华公司，它是为你所有了。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现在高兴吗？”
褒曼说：“你为我买了个制片厂，那好呀，很感谢。”
褒曼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耍弄她，可是由于他是霍华德·休斯，他可能不是说着玩的。如果他真买下了制片厂，再找到一个剧本，如果还能请到褒曼所喜欢的导演和男主角，那是很好的事，于是褒曼笑着说：
“还不够。”
“不够？”
“我不知道拿这个电影厂去干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好剧本和一个好导演……”
“好吧，好吧，请把你想要的剧作家和导演的名字告诉我，我把他们请来。”
褒曼想，如果她的态度很认真，确实想要雷电华公司的话，她就要请他那天晚上来喝五提尼酒了。但是她不以为然。至少她对霍华德·休斯一点也不认真。自从罗伯托·罗西里尼进入她的生活后，她实际上早已把这段插曲抛到九霄云外了，而现在彼得又提出请他来资助他们拍片。
“好吧，”褒曼说。“我去找他。”
那些日子，霍华德·休斯住在贝弗利山饭店的一所平房里，从褒曼的住宅到他那里步行只用15分钟。
他身穿白色网球衣，脚着白网球鞋，他坐下来看着褒曼，操着低沉的声音，用得克萨斯人简略的讲话方式说：“一定，好吧，我来资助这部片子。”
罗伯托也在那里，褒曼介绍了他。但是霍华德·休斯似乎觉得旁边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在他的心目中，罗伯托仿佛不存在。
“你需要多少钱？”
“等等，”褒曼说，“你不想听听这个剧本的故事吗？”
“不，我不想听，我不感兴趣，我不管它什么样的故事。你在片子里动人吗？你准备要穿很漂亮的衣服吗？”
褒曼大笑起来：“不，我将扮演一个流离失所的、住在一个破旧的收容所里的女流浪者，我只穿最简陋、最便宜的衣服。”
“太可惜了，不过，你下一次定要演让人看着很漂亮的片子，那将是雷电华公司的一部惊人的影片，你可以找你喜欢的导演来拍，”说这话时，他瞥了罗伯托一眼。“你自己去寻找乐趣，然后回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拍一部石破天惊的影片。”
当然，褒曼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身边。她觉得休斯不喜欢《火山边缘之恋》这部影片，他是根据他的想象来看待这部影片的，因为当时那个
“轰动全世界的丑闻”他早已耳闻。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信给褒曼，而褒曼却把他的信丢在一边，一直过了25年之后才发觉没有给他复信。那时，她正决心永远离开法国的舒瓦塞尔村的家，她翻阅了许多旧信，而那里面，她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封霍华德·休斯的来信，是从意大利转来给她的，这是在“丑闻”满天飞的时候寄来的。这是一封充满温情的信，出自一个使她为之失望的、她尽可能设法摆脱的男人之笔，褒曼感到非常伤心，因为没有对这封信给予应有的注意，有失礼貌了。
信是从加利福尼亚州罗曼大街7000号寄出的，日期是1950年2月10日，正是罗勃蒂诺出生后的第八天。
休斯在信中说，给褒曼写信时，起初感到很犹豫，因为“我未能荣幸地了解你，或以你为挚友。”
他信中没有评论褒曼的决定，却对她说，他是如何被褒曼的“勇气，极度的坦率和忠诚”所感动。生活中褒曼碰到这类问题确实不少，众多的追求者令她烦恼不安，但她觉得没有理由去责怪任何人。
“现实是由自己的意愿决定的，”信中写道，“它出自内心，而不是出自法律或法定文件。”
他希望并且相信，到罗勃蒂诺长大成人并能够理解的时候，世界的观念可能变得“略为真实和宽容些”。他说褒曼的儿子不会带有任何污点。他会继承母亲的传统，“这位母亲虽不是聪明绝顶，机智过人，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优秀、最有力量的女性。”
25年过去，褒曼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她听说休斯住在伦敦的“公园旅馆”。于是给他写了信，信中说，虽然过这么多年，仍然为他的信感动得流泪，她要永远保存这封信，并告诉他，她以前没想到休斯竟是这样的善良。褒曼一直没有收到休斯的回信，也没有期望能收到回信了，她只希望休斯能有机会得知这个消息。希望有人也许会告诉休斯，她写信了。褒曼认为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看望他，只能感叹覆水难收！
1949年2月28日，彼得和褒曼到阿斯彭山度滑雪假，罗伯托·罗西里尼则动身回罗马了。但是经过催化作用的婚姻裂变程序已经开始。
褒曼和彼得在阿斯彭的时候，褒曼一直向他请求，让她早一些去罗马。他说：“可是你还要过许多个星期才开始拍片子呀。”褒曼说：“我知道，不过我想去罗马。我想去那里学习语言。我愿意和那些人呆在一起……我希望最好能让我早点动身。”
褒曼一再请求彼得，因为她盼望聆听罗伯托的高见，听听他有什么要谈的，是怎样想的。
罗伯托从拉瓜迪亚机场拍来电报，只寥寥几字，“我现在走了，再见。罗伯托。”褒曼认为只要有点消息，心里就感到很幸福了。
1949年3月7日，彼得和褒曼夫妇离开了阿斯彭，3月9日回到贝弗利山。在两天后的星期五晚上，褒曼坐火车去纽约，只带了300美元的旅行支票，行李也不多。当时如果有谁预言，她这一走要度过7个混乱无序的年头才能回到美国，连她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褒曼在1949年3月20日的日记里，只写了两个字：“罗马”，她在这两个字的下面划了两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