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人们指责罗伯托·罗西里尼，说他几乎毁了褒曼。而褒曼却认为在那些日子里是她毁了罗伯托。罗伯托为了追求她，违反了一切常规，自己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婚姻之舟碰到了暗礁。
在同罗伯托相恋岁月里褒曼步入了中年。她说，他俩有着极为快活的时刻，但是两个人结成伴侣，目的是为了赚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彻底失败了。虽然赚钱并不是罗伯托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在一起拍摄的每一部片子都没有上座率。意大利的金色的油同瑞典的耀眼的雪水岂能混合？
褒曼的老朋友琼·雷诺阿挽救了她。在好莱坞时他们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她常对雷诺阿说：“我们一定要合作拍片。什么时候能一起合作呢？”他总是很有分寸地说：“不行，英格丽，时机不成熟。对我说来，现在你太红了，不过我可以等待，等你名声下降一些我们再合作。好莱坞的演员都有类似经历，一会儿红得发紫，过后又每况愈下。现在你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你会暂时保持这种地位。不过我要等待，等待观众对你降温。那时我定会张开网在下面保护你的，到时候我一定拿着网接你。”
雷诺阿终于到圣玛丽奈拉来看望他们。他说：“英格丽，时间已经到来，我把网准备好了，希望你能来巴黎同我一块拍部片子。”
褒曼说：“这不行啊。罗伯托不让我同别人一块拍片子。”
他看了看褒曼又笑了。“我要同罗伯托谈谈，”他说。完全出褒曼的预料，罗伯托说：“这个主意太好了，你一定要同雷诺阿合作。”这就是褒曼去巴黎拍摄《海伦娜和男人们》的酝酿经过。罗伯托原先打算去印度拍一部影片，并作了长期安排。为此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因为雷诺阿是罗伯托所尊敬的世界上少数几个导演之一，他对雷诺阿很放心。
在巴黎，雷诺阿任导演，他和梅尔·费勒、琼·马雷斯、珍尼德·格雷科一起合作拍片，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人们说这一年冬天是欧洲百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可是孩子们同褒曼在一起，使这个冬天充满生机。
《无奇不有的巴黎》一片演出时轰动了法国，评论家都很赞赏。可是在美国上映时，评论家却说这部片子简直是个灾难。
罗伯托的情况很不妙。他在意大利经济压力极大，拍片子困难重重，他和褒曼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这时他们的结合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褒曼在1956年1月19日深夜从巴黎写给在罗马的好友吉吉·乔西的信中诉说了她当时的心境：
我亲爱的吉吉，这是要求你在审判时作证的一封信。罗伯托刚刚动身去意大利，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他带走了我写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同意分居。只准许孩子们住在意大利，或者住在法国。他带走了孩子们的护照。正如我从前对你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这是否在开玩笑？也许是真的。事情提出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当真。可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害怕会发生什么，我想这回可能是真的发生了剧变。今天他对我说，如果我不照他的要求写那封信，今天晚上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他说，等我从制片厂拍完《海伦娜和男人们》回来时，他们就已经走了当然我不信他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我想即使没有火车票，他也会开着车把孩子们带走的。
于是我答应签字。如果需要的话，希望你把这一情况告诉罗西里尼的妈妈，正如我过去对他说过的那样，我不会同意签字的。罗伯托还威胁我说，要是我不同意，他就要制造出一件大丑闻来。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要制造什么丑闻。可是我得去制片厂，我没有更多时间来与他争辩这件事。
亲爱的，从你走了以后，我们安静地过了几天日子。然后他决定我们应该在星期天写这封信。我们要用一整天的时间研究一下，我们将来该怎么办的问题。整个星期天，我都在等着。可是他根本没提过这件事，最后我提议我们去看电影。令人奇怪的是，他和我一块去了。我不记得我们在此以前最后一次一同去看电影是在哪年哪月。就这样一天过去了。一周又过去了……他虽然有点烦躁不安的样子，可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谈论了各自感到苦恼的事情，我觉得要是我们能谈谈，也许会相互更加了解。可是，今天偏偏出了事。
晚上，我签完信件后还恳求他不要这样，我生气地哭了，我使出了我那痛苦的心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办法。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有时太易于激动。确实这样，我确实不会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他整理行李的时候，拒绝我的帮助。我拿出扑克牌来，也许他会和平日一样要玩玩，他也拒绝了。他躺在床上，我走近他，脸贴在他的胸部哭了起来，我失声痛哭。然而，此时我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幽默的天性，我竟大笑起来。感谢上帝，此时此刻，即使在最悲痛之际，我也没有丧失自己固有的、幽默的天性。我想是我的这种天赋的秉性在以后的岁月里拯救了我。我叫他临行前喝口杜松子酒，想开些，理智些，事情不要做的太绝，可是他充耳不闻。
早些时候，我在端详他的‘新费拉里’牌轿车。这是个庞然大物，每小时可以跑300多公里。我对他说这简直像个飞碟，而且它也确实是个飞碟。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用手指在方向盘上画了个十字，就像孩子们在睡觉之前我在他们额头上画十字那样。我敢肯定，罗伯托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当他驾驶着这庞然大物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疾驶时，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希望你保存这封信，也希望你保存这个信封，邮票上的邮戳能说明这封信是今天写的，今天发出的。真不知道我害怕什么，我想这也可能是在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有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害怕再一次失去我的孩子，我不怕孤身一人，而是害怕我的4个亲生孩子被从我身边带走。
像往常一样，事情终于暂时平息了下来。
罗伯托应邀在巴黎大剧院导演一出话剧。接到邀请后他心情格外激动。这个剧的剧情是描写犹大的。他从来没有在剧院导演过话剧。他开始研究剧本，认真地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演出方式。彩排时，男主角不喜欢罗伯托的处理方式，因而产生了不少的纠纷。一天，罗伯托脸色苍白地回到家说：“他们叫我走，他们要另请导演。”褒曼很为他难过。罗伯托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聘打击得心灰意懒。褒曼双手抱住他说：“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你肯定会有事可做的。”
巴黎大剧院匆匆辞退罗伯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问他是否可以导演《茶点与同情》。剧院经理问他：“你妻子愿意演这个剧吗？”褒曼替他回答说：“我这点法语水平是不可能演戏的。”可是剧院的波普斯库太太说：“听我说，我是从罗马尼亚来的，要是我能干，你也一定干得了。”她口音很重，可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演出，大家却还喜欢她，尊敬她。
褒曼回到家中，阅读了英文本的剧本，觉得很喜欢它，当然心中也疑虑重重。罗伯托过去从来没有导演过舞台剧。她想，一个意大利导演一位瑞典女演员用法语为巴黎观众演出一部美国戏，效果会怎样呢？后来情况还是有所变动，先演出《安娜斯塔西亚》。
褒曼的老朋友凯·布朗决心帮她重振精神，再返美国影坛。不久前凯·布朗曾把《安娜斯塔西亚》剧本带给褒曼。“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花费巨资，买下了摄制权。安纳托尔·利特瓦克准备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他曾经宣布过他担任导演的条件：必须褒曼担任主演。
在好莱坞时，他们曾经晤面好几次。他想让褒曼演一个叫《蛇巢》的影片，可是她后来拒绝了。由奥里维亚·哈惠兰任主演，由于她卓越的演技，此片荣获奥斯卡金奖。安纳托尔不住地说：“瞧，你失掉了什么！”褒曼回答说：“我知道我丢了什么，剧情是关于疯人院的故事，我受不了。这当然是个很好的角色，可是要是我主演，肯定得不了奥斯卡金奖。”她也谢绝了在《农家女》中主演一个乡音浓重的瑞典小姑娘的角色。后来洛雷塔·扬扮演了这个角色，也荣获了奥斯卡金奖。褒曼是瑞典人，又去扮演瑞典姑娘，她不愿意。拒绝扮演这两个角色，褒曼从来没有半点憾意。
在巴黎，褒曼有位朋友，叫伊莱恩·肯尼迪，她是位加拿大小姐，给褒曼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去雅典“广场旅馆”的酒吧间去见安纳托尔·利特瓦克，事情至关重要。
于是褒曼和安纳托尔坐在酒吧间的一个角落里，商谈了《安娜斯塔西亚》一片的拍摄事宜。
他说：“我只是想知道，要是我说服了别人，你是否愿意演？”“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里的“别人”认为褒曼是个扫帚星，无论他们要褒曼演什么片子，什么片子就一定要搁浅，就要被禁演，就要被逐出美国。这部影片准备在英国拍摄。这是个极好的角色，褒曼很有兴趣。福克斯公司对这件事讨论了很长时间。褒曼终于收到了他们同意并邀请她主演的电文。福克斯公司对她可说是孤注一掷。当然她必须告诉罗伯托，她不仅要演好《安娜斯塔西亚》，而且还要在英国拍摄。
罗伯托不同意。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像往常一样，罗伯托威胁说要驾着“费拉里”牌汽车去撞树，过去他总是用自杀来威胁褒曼，他要去自杀，而她就会感到内疚。可是这次褒曼不想念他的威胁了，她决心要演好《安娜斯塔西亚》。她说：“我们要为孩子们着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钱。我们必须还债。我们必须重操我们已做出成就的旧业。”可是说服他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B.一个剧本引来的烦恼。罗伯托反复唠叨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剧本”。褒曼和他的婚姻似乎又到了尽头……
这是一个极好的角色，绝对不能放弃。褒曼扮演安娜·柴可夫斯基，一位神志不清，浑身湿透了的年轻女人，1920年的一天，她跳入柏林城的运河打算自杀时，被警察救了上来。可是安娜是谁呢？她是一位糊里糊涂的波兰农村姑娘呢？还是确实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族成员被杀后惟一的幸存者，他的小女儿安娜斯塔西亚呢？她是被两个红军战士救出后偷偷送到德国的吗？她手掌中的那块刺刀伤是那次可怕的大屠杀留下的痕迹吗？
尤尔·布里纳尔扮演凶狠暴戾的上校伯恩乃因，他逼迫安娜冒充安娜斯塔西亚，因而提出要求继承大笔遗产。可是他逐渐意识到手中掌握的可能是皇室的女继承人。
这是部极好的片子，褒曼和大明星海伦·赫伊斯、大导演安纳托尔·利特瓦克一起通力合作。尤尔·布里纳尔这时刚步入影坛，他在《国王和我》一片中演得极为成功。他助人为乐，对别人关怀备至，是大家的好朋友。
在拍片期间，罗伯托只来看过褒曼一次。她想，很多人都意识到他俩的婚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安纳托尔同褒曼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有时他为褒曼练习对白时出现的迟钝而担心。有一次他说：“英格丽，你演得真好，如果你把对白都领会了，那将会演得更好。”有一天褒曼在她的活动木屋里读剧本，他从旁边经过。“了不起啊！你确实在研究对白了，”他说。褒曼不忍心告诉他，她当时是在揣摹法文版《茶点与同情》里的女主人公表演。
《安娜斯塔西亚》拍完后，褒曼回到了巴黎，知道罗伯托肯定要找麻烦。《茶点与同情》讲的是一个寄宿学校的小男孩，他担心自己得了同性恋的毛病。罗伯托从来对同性恋非常反感。每当褒曼想把罗勃蒂诺送到一所瑞士或英国寄宿学校就读时，他就大发雷霆。“什么！”他大声嚷道，“在那些寄宿学校里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因而罗勃蒂诺一直没有受过寄宿学校的教育。
褒曼定时向她的法语教师学习《茶点与同情》的对白，罗伯托也想读一下剧本。他坐了下来，很快就听见他咕哝地说：“奇怪！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一段，你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懂，接着往下看。”
罗伯托不喜欢这个剧本的主题。剧中的一个情节是褒曼向这个男孩证明他不是同性恋者，并引导他进行性活动。整个情节使罗伯托感到非常厌恶。他看完剧本站起来，把剧本往房子对面墙上一扔，剧本一页页四处飞散了。
“这是我看过的最坏的剧本，你不能演。”
褒曼说：“我们俩人都已经签了字。”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我已经签了不能随便毁约的合同。”
“我一生中还没有看过这样坏的剧本。描写同性恋……”
“很抱歉，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喜欢我的角色，我要演，而且几天后就要开始彩排。你应该在签字前先看看剧本。”
“你不要去演，我也不去。”
褒曼觉得如果是两三年前，她也许还可能当个百依百顺的意大利小媳妇，可是现在她不能这样，因为这牵涉到事业，她不能为此屈服。
“你可以不参加，”她说，“而我对于已经签字的协议是不会放弃和推脱的。我已经答应主演。另外，我十分喜欢这个剧本。”
“喜欢它？这个剧本曾受到巴黎戏剧界的嘲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得停演。”
“好吧，那我就在巴黎演一个星期。有很多人一生也没有在巴黎演出过，我只要演一个星期也行了。”
罗伯托无法使她屈服。他去找埃韦尔·波普斯库，说他不导演这个剧本，因为情节荒唐透顶。埃韦尔丝毫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色，只是简单地说：“好吧，很遗憾，你不来导演。我们只好另请高明了。”他们又找了琼·默科尔担任导演，于是他们开始排练。整个期间，罗伯托一直唠唠叨叨地说：“荒唐的剧本。你怎么去演这么个无聊的剧本。观众肯定会中场抗议退席。”
褒曼回答说：“他们可能中场退席，但我要尽力演好它。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她继续努力向她的老师学习法语对白。
开幕的那天晚上，罗伯托在化妆室里用意大利语没完没了地唠叨着。褒曼说：“罗伯托，你和我讲法语好吗？我就要用法语登台了。”他不同意。他说：“你演不长，要做好准备，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一半观众就会愤怒地退场。”
她没有回答。她像往常那样在他前额上画了个十字，表示“上帝保佑你，”她走向舞台一侧，和过去一样，心里多少有点出场前的不安，可是一切非常顺利。
褒曼回去换装时，罗伯托还在那里。
“有多少人退场？”
“我不知道谁退场了。我在全力以赴地表演，顾不上别的小事。”
“等到休息时再看。”
休息时间到了，没有人退场，更没有人愤怒。
在演最后一幕时，褒曼看见罗伯托一个人悄悄站在舞台边侧。演出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剧院。褒曼只记得在纽约演出《洛桑来的圣女贞德》时也曾博得过这样热烈的掌声。她想以后再也得不到那样的欢迎了，可是这次却和上次完全一样，整个剧院疯狂了，简直无法不让观众鼓掌喝彩。他们站起来大声叫好，热烈鼓掌，“好啊，妙啊”地叫个不停。然后褒曼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向观众鞠躬谢幕。她低头鞠躬时，斜眼看了一下罗伯托。他们四目相遇，彼此直溜溜地对视瞬间。她知道尽管他们还可能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婚姻到了尽头。
那天晚上，褒曼不得不同罗伯托以及他的意大利朋友们去出席一个晚会。他们都玩得很尽兴。没有人谈起那个剧目，也没有人说他们演出成功了。第二天罗伯托在雷菲尔饭店收拾衣箱，褒曼去火车站送他。她记得罗伯托的衣箱里装满了意大利细条实心面。他们沉默地立在人声嘈杂、烟雾弥漫之中。褒曼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段爱情插曲即将结束，以后的生活将和今天完全不相同了。
《茶点与同情》在巴黎大剧院演出，盛况空前。每天晚上剧院的1200个座位都坐满了热情的观众。“奇迹于昨晚又回到了巴黎剧院。”一位评论家说。所有的评论都在颂扬这个戏，甚至有时褒曼在对白中说错了话，他们竟误以为这是故意让观众寻开心的合理安排。
C.影片《安娜斯塔西亚》在演出《茶点与同情》期间放映，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
这部影片在她的演员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都是个分水岭。有两个最重大的问题需要她妥善解决：一个是与罗伯托的婚姻裂缝；另一个是关于女儿皮娅……
博斯莱·克劳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褒曼小姐的表演无懈可击，表现得活龙活现，值得授予学院奖。”奥尔顿·库克在《纽约世界电讯》中写道：“褒曼小姐依然感情充沛，热情洋溢，和7年前离开美国时完全一样。”凯特·卡梅伦在《每日新闻》中写道：“如果好莱坞把更多的时间、金钱和人力投入拍制《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影片，那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为电影业的前途忧心忡忡了。”
1956年秋天，几乎没有争论，纽约的评论家就把当年最佳女演员奖授予了褒曼。“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要她回纽约领取纽约评论家奖。他们曾在影片《安娜斯塔西亚》中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次又想和她继续拍制影片，可是他们又想让褒曼回美国后先试演一下，看看美国公众是厌恶，还是继续喜欢她。他们要了《茶点与同情》的全部门票，星期六晚上一场，星期日两场。
此外，埃德·沙利文（他是星期日夜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电视节目中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测试美国观众对褒曼是喜欢还是厌恶。
1956年7月，沙利文对他的电视观众说，他刚从伦敦的制片厂回来，那里正在拍摄《安娜斯塔西亚》，而且对海伦·赫伊斯、尤尔·布里纳尔和“那位瑞典大影星”英格丽·褒曼进行了电视报道。他还说他听到谣传说，褒曼小姐拍完《安娜斯塔西亚》后可能重返美国。埃德眉飞色舞地说了一通，接着他说想请观众自己决定，他们是否同意让他在电视节目中播放对这位有争议的人物的访问。
埃德·沙利文给褒曼发去了电报说，到现在为止收到的来信中，大约有1500封信反对她访美，有2500封信说愿意让她登台与观众见面。
当然褒曼是不会在沙利文的节目中露面的。对于访问美国是否合适，她一直十分怀疑，尤其是罗伯托及其兄弟伦佐在竭力反对。罗伯托仇恨美国的心理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这时在印度，伦佐就给褒曼写了一封信，说她若访问美国就是违反诺言。可是褒曼从未说过她不再去美国。从这几年寄到意大利的大批信件中，她知道有数量惊人的观众愿意她回美国去，他们是爱她的。现在美国在召唤她，她对她的追随者和影迷们的热情不能无动于衷。
褒曼知道在纽约肯定要见美国新闻界，他们要问的问题会是令人不愉快的。尤尔·布里拉尔听到褒曼要去美国的消息后，在巴黎打电话对她说：“你要随身带点镇静剂。”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带镇静药，她也真的吃了一片镇静药。最使她受感动的是莱奥纳德·莱昂斯，那位美国专栏作家。他虽然和褒曼不很熟，可是对她一直很友好。他给褒曼打电话说：“英格丽，我在下边，就在你的旅馆的酒吧间里，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你的虔诚的崇拜者，谁要是故意同你为难，他就要打断他的鼻梁。这个人就是大作家海明威老先生。我们可以上楼吗？”
他们上了楼，他们拥抱接吻。海明威从眼镜上方看着褒曼，严肃地说：“姑娘，我要和你一块去纽约，我会保护你的，不会有什么麻烦。明天早晨我可以和你一起登机，我将守护在你身边。如果有哪个记者向你提出污辱性的问题，我就把他打翻在地。只要我在那里，没有人会给你惹麻烦的。”
褒曼说：“您的心肠太好了，海明威先生，可是我必须孤身一人前去。如果我要带着个秘书，一位公关先生，一个朋友，或一名大夫，还有我同您，浩浩荡荡一大群人，他们就会说：‘瞧，她还带着一帮打手。她害怕了。’是的，我是害怕，可是我必须一个人去，让他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回去的惟一的办法，孤身一人回到美国去。”
D.重返美国。1957年1月20日，星期日早晨8点刚过，一架巨型飞机划破铅灰色的天空，降到了美国艾德威尔德机场的跑道上。她忧心忡忡地凝视着飞机窗口外面迎着刺骨的寒风等候她的人群。他们裹在厚厚的大衣里，眼睛望着飞机……
在机场上，记者们向褒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次回来你是否要长期住在美国？”她说：“我是欧洲人。我丈夫是欧洲人。我手提包里装的是意大利护照。我的孩子是欧洲人。我为什么要使他们离开欧洲呢？”他们开始追问罗伯托同她不和的传说。“你和罗西里尼愉快吗？”褒曼说：“每逢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已经分居了，先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她接着说：“他已在印度拍一部影片，而我在巴黎。”接着他们谈到了她的女儿皮娅，问褒曼是否准备见女儿。她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无法确定，她回避说：“我不知道，因为来去匆匆，可能见不着。星期一晚上有演出，我必须赶回巴黎。当我和皮娅再相见时，我希望只有我们俩人在一起安静地会面。多年不见，只和她相处短短几分钟，那会使我很痛苦。”这确实是真的，可是褒曼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机场上，影迷们的盛情欢迎，深深打动了褒曼。她原以为，他们一定会问她离谱的、令她难堪的问题，她必须面对愤怒讥笑的喝倒彩的人群，而不是她的这些忠诚的支持者。
褒曼离开机场前往纽约艾琳·赛尔兹尼克的公寓。在那里她看到了多年来从未看过的第一份美国报纸。从报上知道席各妮·海苏的儿子死于车祸。这消息使褒曼很震动。她同席各妮曾经一块在戏剧学校学习，在瑞典，席各妮经常在舞台上演出。后来她和一家大制片厂签订了合同也来了好莱坞。那段时间她们经常在一起。彼得和席各妮也成了好朋友。
多年来，席各妮为儿子治病操碎了心，她找了很多医生，跑了很多医院，把所有的钱和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现在她在纽约演出，她的儿子是一个只有21岁的漂亮小伙子，完全康复了，他第一次和一家制片厂签订了合同。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驾车在公路上行驶，出了事故，丧了命。
褒曼急于找到席各妮。在一位瑞典女演员维薇卡的帮助下，总算拨通了席各妮的电话。
席各妮接过了话筒，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英格丽，听到你的声音，太高兴了。你是来纽约领奖的吧！真替你高兴。你回美国真太好了。我知道，今天晚上‘萨迪’饭店举办大型晚会，已经邀请了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参加听到你说话，太高兴……”她不停地说了下去……
褒曼想，她的脑子也许出了毛病。她说：“等一等，报纸上说你的孩子出了车祸，是吗？”
“是啊，难道不可怕吗？他死了。我真为那个驾车的孩子难过，他是我孩子最好的朋友。他没有死。我已经请他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照料他，他一定吓得要死……”
“可是你不打算去加利福尼亚吗？”
“我还去干什么呀？我孩子已经死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惟一能做的好事就是帮助那个孩子，叫他到我这里来。”
“你准备留在纽约？”
“是啊，再过几小时我要去剧院。”
褒曼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今天晚上你还能演戏吗？你当真要演出吗？”
她非常平静地说：“是啊，英格丽，今天晚上我必须演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
褒曼哭了起来。同席各妮的这段对话多年一直萦绕她的心头。
褒曼知道必须给皮娅打电话，女儿知道她要回来。褒曼曾写信告诉女儿说，过了这么多年能再见到她该是多么高兴。她也曾经请艾琳和凯·布朗转告女儿。
现在褒曼知道这次她不能见皮娅了。没完没了的活动——机场上记者的即兴访问，会见阿尔文邦，同席各妮·海苏谈话，领评论家奖，同史蒂夫·艾伦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从“萨迪”饭店转播的特别节目）。她一想到那些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蜂拥而入，等着看她见到女儿皮娅时伤心落泪，悲痛欲绝的场面，她就无法忍受。她实在无法面对这种感情的极度爆发。褒曼给皮娅打了电话，把想法告诉了女儿。她竭力向女儿说清楚，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安排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看望女儿。她尽力向女儿解释她无法控制感情，她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垮下去，而不能再做别的事情。褒曼说也许她应该这样做。她是鼓足了勇气才来美国的，她实在没有更多的勇气去见自己的女儿了。
可是可怜的皮娅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她认为褒曼不想见她。她认为母亲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更为重要，认为褒曼想做的不过是会会老朋友和在电视上露露面。于是皮娅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又都拿了出来，上课去了。新闻记者打电话给她，她对他们说她功课很忙，无法脱身，因为她不想拉下功课。大家都觉得这很奇怪。
对皮娅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创伤，在她的心里一直积存了多年。
6个月后，1957年7月8日，渴望已久的会面终于实现了。彼得·林斯特罗姆博士已经再婚，他和妻子艾格尼丝、他们的小儿子彼得来斯德哥尔摩游览。皮娅也一同来了。这时她已经18岁了，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皮娅给母亲打了电话，约好在巴黎见面。
分别长达6年后，这是她们母女第一次会面。褒曼料定她和皮娅都会激动得泪流不止，但她不愿意让摄影记者看到这种场面。于是她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说明了上述情况，请他们予以协助。他们同情地说：“我们让你先呆在飞机上，等乘客都走下之后，你们母女可以留在飞机上单独相见。”
于是，褒曼登上了飞机，女儿皮娅等在那里，她们拥抱在一起，可是闪光灯立即曝了光。
《巴黎竞赛画报》曾经派了一名摄影记者，从纽约就跟随皮娅，以便拍下这张久别重逢的照片。当他发现皮娅留在飞机上时，他就藏在飞机上，趴在椅子下面。拍完照后，机组人员才把他叫了下去。皮娅惊奇地看着褒曼说：“你看起来多么年轻。”
她们在一起呆了12分钟，然后走到舷梯上，面对成群结队的摄影记者亲切地拥抱和微笑着。
“分别6年后的重逢，我们都很高兴。我真不知道我们一起在巴黎要干些什么。”这是褒曼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为了躲避摄影记者的追逐，她们不得不从旅馆的后门偷偷地溜出去坐车游览全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在皮娅逗留的日子里，她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包围上来。皮娅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褒曼带她去看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她们游览了西西里岛，皮娅在圣玛丽奈拉度过了最后的时刻。孩子们都在那里聚会，格外亲切。
皮娅回美国后，褒曼带着孩子们飞返巴黎。生活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因为罗伯托远在印度，而且要在那里工作9个月，现在需要褒曼自己下决心了。
她记得第一次拿到演出《茶点与同情》的工资支票的情形。从她16岁充当临时演员领取了10克朗工资以来，大把的钱没有在她手上停留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演员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协助理财，他在银行里给褒曼开了户头。这样工资和各项收入可以及时存入银行。
不久，褒曼听说她在法国的收入必须纳税。她不知道纳税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意大利有罗伯托处理一切，她无须插手。后来有人告诉她，对于她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在法国开立银行户头是不合法的。他们还说，每张支票都将遭到扣留，并从中剔除税金。她应早些去税务局申报纳税单。她把律师找了来对他说：“这些情况你都没对我说过。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都花费了哪几方面的钱？”他问道。
“我已经付了旅馆费，3个孩子的生活及保姆的费用和工资。要是税务局要我缴纳很多钱，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噢，那很好办。你说你供养了一位情夫，钱都这样花了。”
“养个情夫？我还为他付账！”
“对。他把你的钱都卷跑了。这不奇怪，是很正常的事情。收税人懂得这一点，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我不喜欢这个办法。”
“别担心，等他们来找你时，我们再商量对策。”
于是褒曼没有再理这件事，只等着税务人员来找她，可是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给律师打电话说：“什么事也没有。”
“噢，好啊，如果10年以内不找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不喜欢……”
“不用担心，一切交给我办吧。”
第九个年头，税务人员终于来找褒曼了。这时她已经又结婚了。税务人员找她要了一大笔钱。这都是那位律师的坏主意造成的后果。从此以后，她尽量不同律师打交道。
凯·布朗给褒曼来电话，说了《茶点与同情》的作者罗伯特·安德森的情况。他的妻子因患癌症刚刚去世，他的妻子长期病魔缠身，他每天都在照顾她，病情每况愈下，他一直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离开人世。凯说：“这简直毁灭了他，他自己都不想活下去了。去帮帮他，开导开导他吧。我致电请他立即飞往巴黎，参加首映式夜场，也许他会鼓起勇气活下去的。”
安德森经历了穿越大西洋的一次可怕的飞行，飞机被迫返航。迟迟到达巴黎的他却赶上了首演式。
褒曼和安德森成了好朋友。很快褒曼看出他是个不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男人。褒曼尽力帮助他，使他心情逐渐愉快起来。那些日子里，安德森和褒曼关系极为密切，也许褒曼也需要这样做。她知道，对他们俩人来说，住在一起可能都很必要。
几乎在同时，褒曼第一次遇到了拉斯·施密特，他也是瑞典人。他演出过很多剧目。他正在巴黎演出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拉斯·施密特仍清晰地记得他们相见的情景：
“1956年我说服彼得·布鲁克从伦敦来巴黎导演《热铅皮屋顶上的猫》。我们的演员阵容整齐，演出极为成功。快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正在演出罗伯特·安德森的《茶点与同情》的英格丽·褒曼来看我们演出。演出前我以主人的身份会见了她。‘请您和罗伯特休息时来喝杯香槟好吗？’‘太好了，谢谢您。’她说时脸上露出了令人销魂的微笑，然后去找他们的座位。”
“休息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同我在一起，他是个高大魁梧的漂亮的瑞典人，名字叫古斯塔夫，他过去见过英格丽。英格丽同古斯塔夫谈了起来。我忙着给他们送香槟酒，看看是不是每人都倒上了酒。我同褒曼小姐离得很近。她长得很美，人很谦虚。”
“又过了几个星期，凯·布朗小姐来到了巴黎。凯是英格丽的代理人，她也是我的美国代理人。‘多好玩啊，’她说，‘两个瑞典人都住在巴黎，竟然互不相识，你们俩人甚至还住在一个旅馆里。我来安排这件事。’”
“这样我们就互相认识了。我请英格丽去吃饭。我们去了一家名叫‘金色白兰地’的小饭馆。英格丽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阴差阳错，过去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真有意思！’”
“‘可是我们过去见过面。’”
“‘见过面？在哪里？’”
“‘你来看过我演的剧《热铅皮屋顶上的猫》。’”
“‘噢，是你演的？可是我没看见你。’”
“‘你看见了。休息时你喝过香槟。我给你倒的。’”
“‘你倒的！哎呀，天啊，我以为你是男招待呢！’”
“那天傍晚我们吃饭时还谈到了瑞典。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几个星期过去后，我像往常那样到处奔走。尽管我们还住在一个旅馆里，她很忙，我也很忙，我们没有再见面。
“一天，我回到旅馆，在早晨给她打了个电话：‘您能和我一起用早餐吗？’”
“‘对不起，我需要照料孩子。’”
“当然，我能理解，于是我和另一位朋友去吃午饭。我们驾车驶向位于布龙涅森林的洁净舒适的小饭店。我看到在靠近景色迷人的湖畔的一张桌子旁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褒曼小姐。吃完饭后，我走近她用瑞典语说：‘褒曼小姐，您就是这样照料您的孩子吗？’她正同罗伯特·安德森在一起。”
“她抬头看了看我，脸红起来。我从来没看到过像她那样容易脸红的人。然后她看看我，神秘地笑了笑。那天夜晚我又给她打了电话，终于气氛活跃了起来。”
E.她因主演《安娜斯塔西亚》而荣获奥斯卡金奖。爱情是个永远猜不透的谜。新丈夫竟和印度女人私奔。她寻求印度尼赫鲁总理的帮助。分手的吻……
褒曼的好朋友卡里·格兰特曾经答应她，要是她得了“学院奖”，她就去领奖。褒曼演完了《茶点与同情》的夜场后，在“雷菲尔”饭店里按往常的时间上床睡觉。早晨7点钟电话铃把她惊醒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宣传人员在电话里大声说：“祝贺你，你获奖了，你获奖了！”
褒曼洗完澡，自己喝了杯香槟酒表示庆祝。小罗勃蒂诺拿着收音机说：“妈妈，他们说你呢！”他不怎么懂英语，可是听出了她的名字。法国广播中不断播放着奥斯卡金奖发奖仪式。罗勃蒂诺听到宣布“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和鼓掌声。他把收音机放在洗澡间的地板上，褒曼能听见扬声器里发出的鼓掌声。接着卡里开始讲话：“亲爱的英格丽，不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褒曼说道：“我在澡盆里！”“不论你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们，你的朋友们，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由于杰出的表演艺术而获奖，我在这里代你领奖，我们在为你高兴，也祝你和我们一样高兴。”可怜的小罗勃蒂诺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洗着澡却哭了起来。
接着同罗伯托又开始了新的纠纷。褒曼从来没想到过和他离婚，即使下地狱，她也愿意和罗伯托一起去，为了嫁给他，她经历了多少苦难，凌辱……
另外，褒曼不能离开他，也因为她觉得罗伯托在事业上的失意，有一部分是由于她的原因。如果离开他，褒曼会觉得对不起他。归根结蒂，褒曼觉得是自己主动迈出第一步的。是她写信给罗伯托，要罗伯托来和她拍一部电影，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此引起的。褒曼以为当他从印度回来后，他们还会言归于好，和往常一样的生活下去。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似乎还不可能，因为她已经同意参与美国影片的制作了。
195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雷菲尔”饭店的客房里电话铃响了起来。“罗伯托，你在哪里打来电话？……是从印度吗？一切都好吗？”
“噢，很好，很好，近来报纸上不断谈论说我有个女人。如果报界人士打电话向你询问我的事，你要加以否认，说那是无稽之谈，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好吧。既然你这样说了。”
他们又闲谈了一会儿，挂上了电话。
关于罗伯托和褒曼的生活有人曾这样写过：虽然褒曼可能时时刻刻受着清教徒的良心折磨，但她认为和罗伯托相处可能比大多数人的境遇要好。褒曼觉得这是真的。和罗伯托在一起，既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也为她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她认为，烦恼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没有烦恼，总是一帆风顺，这个人一定是个不为人们喜欢的俗子凡夫。
为了和罗伯托共同生活，褒曼曾有过许多设想。当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困难时，她曾经对罗伯托说：“喂，让咱们宣布破产吧，宣布破产是有例可循的，是不是？破产以后又会怎样？我们还不至于去坐牢吧？让我们根据现有的物质条件生活吧，租一套小公寓房，我来打扫卫生，拖地板、做饭。我们也不必雇佣人。”罗伯托紧盯着她，觉得她好像发了疯。“那样的日子不值一过。”他说。“那样的生活不值一过！生活就一定要生活得像个样子。”这是罗伯托的生活逻辑。
褒曼放下话筒，坐到床上，心里在思考着这些事，不知怎样做才好，因为她知道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她知道罗伯托给她打电话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一定另有新欢了。他又陷入了情网。肯定她一定很爱他。现在她一定在照料他，使他过得愉快。
罗伯托已经离她而去。她坐在床上，她感觉到自己的笑声变得越来越高，似乎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耳际。她是那样高兴，为了他，也为了自己。现在该是他们冷静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电话铃声又在半夜里响了起来，又是罗伯托。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有钱的制片商，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防范措施。他不仅不让罗伯托再当导演，而且扣押了已拍好的影片。这样，罗伯托无法把影片带出印度。罗伯托说：“一切都过去了，简直是愚蠢，说我爱上了这个女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惟一能够帮助我解决影片问题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他现在正在伦敦访问。你在伦敦认识很多人，能不能找找他，看看他是否能帮忙，让我把影片带出印度呢？”
“我试试吧。”褒曼说，“我只能试一试。”
第二天早晨，褒曼给伦敦的好友安·托德打了电话说：“你和各界人士都有交往，我想见见尼赫鲁，请他让罗伯托把影片带出印度，你看行不行？”安说：“好吧，我认识尼赫鲁的妹妹，她也在伦敦，我给她打个电话。”
安给她回电话说：“明天速从巴黎坐飞机来，午饭前到达我家。”这样，尼赫鲁的妹妹、褒曼和尼赫鲁总理本人就在一块用午餐了。褒曼想，尼赫鲁对她在这里出现一定感到奇怪，可是午饭后在花园里散步时，褒曼发现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褒曼说：“我丈夫罗伯托·罗西里尼在您的国家里遇到了点麻烦。”
“我听说了，”他非常平静地说，又往前踱步。一会儿，他说：“我想他迟早会被允许离境的。”
“可是，他不能不带拍好的影片离开印度，”褒曼说，“影片就是他的生命。”他们并肩散步，边走边谈。
“嗯，我听说发生了许多与此有关的事情和丑闻，还和金钱纠纷联系在一起，听说问题很复杂。”
褒曼说：“是啊，是这样的。他总是出问题。可他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总是会出问题的。如果能让他带着影片离开印度，那就太感激您了。”
“是啊，是啊，问题终究会解决的。”
可是褒曼不想就此作罢，一定要请这位一国之君为他开绿灯。她说：
“瑞典有句谚语，‘草刚发芽，牛就要挨饿’，您不要让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太长。他是个大好人，您不能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他拍了影片，让他带着影片离开好吗？”
他们继续散步，可是，尼赫鲁只是笑笑，点点头，什么也没再说。
就在第二天，罗伯托终于得到允许带影片离境。他立刻登上了飞机返回法国。
人们对褒曼的行动感到奇怪，因为这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罗伯托怎样被逐、怎样热衷于一位印度制片商的妻子、怎样和她私奔。
褒曼想，人人都会做错事，会做荒唐事，应该客观地权衡一下他们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罗伯托带着自己拍好的影片回来了，影片可能很有价值，对了解文明古国印度很有艺术借鉴，也许影片拍得不成功，得冒点风险。罗伯托也许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又怎样呢？她觉得那并不重要。他是个人才，甚至是个天才。这是谁也无法夺走的，而人才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
罗伯托回到巴黎时，褒曼去机场接他。这使围着她转的记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吵吵嚷嚷地说：“褒曼小姐，听说你丈夫同一位印度女人私奔了，是吗？”“你丈夫不是同一位印度制片商的妻子私奔了吗？褒曼小姐？”褒曼说：“是吗？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我是来接他的。”
罗伯托下飞机后，褒曼竟扑在他的怀里，罗伯托紧紧地搂着她，他们吻了又吻。这样的照片登载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还加了以下文字说明：“那些谣言是多么可笑，看英格丽·褒曼迎接罗西里尼，他们在热情拥抱。”
没有允许新闻记者随他俩回“雷菲尔”饭店。回到褒曼房里后，罗伯托坐在扶手椅里，不停地摆弄着自己的头发。他们分别后，已经逝去了漫长的9个月。他说：“你在上演那出戏吗？”
“是啊，我当然要演。卖座率仍然居高不下，且每场座无虚席。如果今晚你想看的话，我可以给你找张票。”
“不去，我想，我还是不去为好。”
褒曼去剧院演出后回到了饭店。这段时间罗伯托也可能曾经出去过。可是，褒曼回来时，他还坐在扶手椅里用手捻着头发。褒曼心想，现在可能是俩人心平气和谈谈的最好时机。
褒曼没有直接对他说，她已经见过同他私奔的那位印度女人索娜丽了。她在罗伯托到达的前几天来到巴黎。褒曼并不想见她，可是他们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褒曼说：“她从印度来了，想见见你。”于是褒曼说：
“我立刻就过来。”
褒曼觉得她长得漂亮，人很和蔼，可是满面愁容。她怀里抱着个婴儿。褒曼想，噢，天啊，这怎么可能？这可能吗？罗伯托走了多久？九个月，当然，这不可能，这个小孩有好几个月了。
褒曼和索娜丽谈了起来。这个孩子是她和她的印度丈夫最小的儿子。她把大儿子留在印度，同她丈夫在一起。“报纸太可怕了，”她说，“他们散布了大量隐私，说了很多谎话。”
褒曼说她已经和报纸上的谎言打过多次交道了。索娜丽说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见见褒曼。这时褒曼想的是，可怜的女人，多么奇怪，又多么相似，这女人和她一样，也把一个孩子留给了丈夫。
现在褒曼和罗伯托在“雷菲尔”饭店的客房里。她心平气和地说：
“罗伯托，你愿意离婚吗？”罗伯托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依然抚弄着头发，望着房顶上的电灯，一言不发。褒曼以为也许罗伯托没听清她说的话，于是又非常平静地说了一遍：“罗伯托，要是我们离婚，你觉得好吗？”
还是一言不发。他的两只眼睛仍然望着电灯。褒曼不想再说第三次了，只有等待。她等了又等，好像要无休无止地等待下去。他满面凄清，仍不停地摆弄头发。最后，他终于慢条斯理地说：“是啊，我已经厌倦称当褒曼先生这个角色了。”
对他这种说法褒曼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一向大名在外，一向是傲慢自信的罗伯托·罗西里尼先生，从来不是褒曼先生。
“是啊，我的感觉如此，我厌倦了。”
她说：“好吧，我懂了。我们离婚吧！”
他们终于解决了纠缠了多年的难题，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还拥抱亲吻。然后褒曼对他说，她见过索娜丽了，祝她幸福。
他说：“你可以领养孩子们，他们属于母亲，不过我有两件事请你答应。”
“好吧，什么事？”
“孩子们永远不回美国。”他非常憎恨美国和霍华德·休斯，所以不让他们再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
“永远不去美国！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我又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呢？我们可以叫他们接受欧洲型的教育——瑞典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英国式的……可是，等他们18岁时，我们就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了，其中也包括美国，要是他们想去的话。”
“好吧，好吧。到18岁再说。”
“第二件事呢？”“你永远不要再结婚了。”
“我应当永远不再结婚？”
“对了，按照你现在的年龄，不要再结婚了。”“我现在的年龄！你几乎比我大十岁。你出去时带着个年轻漂亮的印度女人。你又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就不应该找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吗？你没权利阻止我，让我不结婚。”“你应当照料孩子。你有3个孩子，加上皮娅是4个。我是说，你还想要什么呢？”
“这件事我不答应。”褒曼说罢大笑起来。她觉得荒唐可笑，她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