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纳德请求停发薪金
迪威像多数步兵军官那样，认为战斗机的作用不过是观察罢了，再多也是完成一些攻击地面的扫射任务。另外，英国人还经常要求志愿队的战斗机护送英军的轰炸机，进入防范严密的敌占区。
这些任务的危险性极大，因为距离地面很近，很可能为敌军击落。
久而久之，穷于应付的志愿队驾驶员，终于疲惫不堪了。1942年4月中旬。
驻扎在垒允的志愿队驾驶员决定集会抗议。
陈纳德立即从昆明赶赴现场。“我们参加志愿队是为了打仗，也不在乎保卫机场或飞一些高空飞行任务，以便有机会打击敌人战斗机。但是，我们觉得搞扫射任务是在让我们牺牲生命。”
驾驶员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他们的意见。
然后，他们联名签署了辞职书。
陈纳德板着脸听完了他们的发言。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陈纳德平静地对他的驾驶员们说：“先生们，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请求。我想提醒各位的是：你们的行动要是在大敌当前采取的话，可以被认为是逃避战斗。要知道，根据美国战争条例，逃避战斗的惩罚是死刑。这个诸位都很清楚的。我不想重复。当然，你们现在不着军装，也可以说是老百姓、平民，并不完全像现役军人一样受条例的制约。但是有一点请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
屋内一片沉寂。
一场辞职风波终于慢慢地平息了。
事后，陈纳德了解到，志愿队驾驶员辞职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基地上流传着马格鲁达的一份电报：
昆明美国志愿队指挥部
陈纳德：
顷闻，前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聘用的70名地勤人员正按陆军部指示编入美驻澳洲的军队。
马格鲁达
陈纳德也担心美国陆军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于是他接着致电宋美龄说：
我相信，至少90％的美国志愿队人员宁可中断其与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合同也不愿意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原因之一是这些人在参军之前曾要求休假，但陆军部未有表示同意之迹象。如能从军方得到保证，使这些人都编入拟在中国成立的新的第23战斗机大队，那他们或许会考虑参军。
陈纳德同时将该电副本送给了马格鲁达。
4月20日。
宋美龄电告陈纳德，罗斯福总统已向参议院建议，提升陈纳德为准将，他的永久性军衔自4月18日起生效。陈纳德获悉此事后，他立即致电重庆周至柔将军：
我要求中国政府从我被授予准将军衔之日起，立即停发薪金和补贴，并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任何馈赠。
数日后。
陈纳德收到马歇尔将军发给他的一份密电，是罗斯福总统打来的，电文如下：
总统致美国志愿队：
美国志愿队的英勇和无畏及其非凡的作战效力实为全美国的荣耀。人们很了解美国志愿队在物资匮乏及艰难情况下工作的情形。
我们正派遣大量飞机，充实第23战斗机大队的力量，并要在今后的重要时期内，保持其力量。对志愿队增援的地勤和飞行人员均在来华途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前来。美国正以最大的努力将供应物资运到我们人员的手中。不幸的是，在澳洲西部和印度洋上发生了沉舰事件，造成了飞机的损失，致使增援在此紧要关头姗姗来迟。现在飞机已迅速派去了。
一旦接替人员熟悉了你们的经验和传统之后，美国志愿队队员都应给予休假，以便恢复身心健康。当替代人员受到充分训练之后，我们计划，把挑选出来的美国志愿队老兵召回美国或派往其他战场，以便将其经验和训练传授于新建单位之人员。你们的总统对即将来临的重要作战时刻极其关心。他对志愿队驾驶员获得举世赞赏引以为荣，并期望该队重新装备后迅速恢复战斗。
马歇尔
陈纳德看完电报后，笑了一下。
他心想，舆论的作用竟是如此神奇，就连罗斯福总统也都惊动了。一支小小的非正式部队，本来在总统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这回却发来电报，表示慰问。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打开抽屉，抽出一封比斯尔寄来的长信。
原来比斯尔早就在策划美国志愿队编入陆军航空队的事比斯尔在信中写道：
1942年7月4日，将定为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最后日期。从该日期起，一切合同将予以取消。取消合同的具体办法是：要么一次性付给一笔款项，要么补足合同规定的薪金与改编后志愿队人员按军衔和级别所领取的薪金之间的差额，此外，再发500美元的旅差费。美国政府已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史迪威将军已得到授权，给予志愿队队员适当的军衔和级别，以表彰他们以前的功劳。你可对这些擢升提出意见。前属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如本人愿意，可参军。
凡属美国公民的志愿队队员不愿编入三军者，回美后，将受制于选征兵役制。
以前是预备役的军官而现在为美国志愿队队员的人将重新恢复其职位，回美后将重召入伍，服现役。
我已命令第51战斗机大队从印度调到昆明，归你指挥。该大队有17名军官和215名军人，但没有飞机，你能否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
陈纳德怕这封信的内容会影响志愿队的士气，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2. 怒江阻截战
5月4日。
日本空军派出50架轰炸机攻打保山，为正在接近怒江的日军装甲部队开道。
保山是日军与昆明之间的最后一座城市，它位于怒江东侧的滇缅公路上。
日本人的意图是，沿滇缅公路进犯中国，穿过怒江上陡峭的峡谷，攻下昆明和重庆，他们就可直入中国，最后结束这场战争。
这时，驻守在这里的中国第29师，在长驱直入的日本人进攻之前就已经撤走了。日本人的装甲部队不久即抵达怒江。陈纳德细心建立的云南警报网，早已支离破碎。在缅北的一些流动警报单位，前些日子已遭到日本人的破坏。
云南的一部分警报单位，因领不到政府的发饷，只好自行解散了。
另外，有一些警报单位则为日本间谍所收买，不再传递警报了。
美国志愿队由于缺乏警报网，从而导致防备不力。日本的炸弹炸毁了保山这座古老的城市，城内到处起火，古老的居民楼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坍塌，街上遍地是尸体和垂死的人。
美国志愿队的一名驾驶员查尔斯·邦德后来向陈纳德报告说：
“我大约在上午11时从保山起飞，升高到1.8万英尺去袭击轰炸机，敌机共两批，每批25架，没有战斗机护航。他们是从50度角度方向飞来，大约在我起飞后30分钟时，在离中缅边界有一半路的距离上，遇上了第二批，我集中火力，攻打侧面的一架，在我第四次袭击时，它的左引擎爆炸起火并从云层中坠下。我又对侧面的轰炸机用同样的战术打尽了我的弹药，但没有结果。我知道一些子弹肯定打中了该机。由于没有了弹药，我回到中国的保山基地。我低飞掠过机场，慢慢横滚，在城市上空约1000英尺盘旋，然后准备放下起落架降落。蓦然，我听到子弹从后面击中了我的护甲板，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架零式战斗机在我的机尾。我的飞机着了火，我即跳了伞。我的脸、颈部、双肩和双手均被烧伤。我的飞机坠毁。”
第二天，日本装甲队抵达怒江西岸。
弯弯曲曲的公路上，拥挤着成千上万名难民和士兵。日本装甲队行进在手无寸铁的难民和士兵之间的公路中心上。
美国志愿队无法做到既打击日本人同时又不伤害难民。于是，陈纳德向宋美龄报告说：
夫人阁下。美国志愿队昨日在保山附近打下8架飞机。日本人炸城和机场。一名美国志愿队队员失踪。与保山的一切联络中断，最后一次收到的报告称，5月4日15时，日本人在怒江西岸。桥梁被毁。日本人未遇抵抗，因兵民惊恐，沿公路东撤，我认为，形势无望，日本人可乘卡车直驶昆明，除非将公路和桥梁炸毁，并坚决阻击。许多中国卡车仍然在怒江西岸，有被日军缴获之虞。特请委员长核准进攻怒江与龙陵之间的目标。
5月7日，宋美龄给陈纳德的复电；
陈纳德将军：5月6日急电。委员长指示你派出一切可派出的志愿队袭击怒江与龙陵市之间的卡车和船只等。
5月8日，志愿队的4架飞机在怒江峡谷上空进行侦察，并且扫射了车队。
陈纳德当日便致电宋美龄：
蒋夫人：美国志愿队轰炸了怒江西岸，第二次出击有中国轰炸机支援，袭击了龙陵附近的卡车。敌人无空中活动，但发现大批敌人的空卡车向龙陵移动。今午将痛击卡车车队。未发现炮兵阵地。
接着，志愿队又出动满载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对怒江西岸的日军装甲队进行轰炸。
5月9日，陈纳德致电宋美龄：
致蒋夫人阁下：昨16时40分美志愿队在怒江桥以西5至10英里处进攻日军炮兵卡车队，用的是0.50机枪。许多卡车被焚。不少车辆中弹累累。我机全都返回，惟一架为地面炮火所击伤。未遇日机，今晨云层较低，不宜行动。请告地面形势变化。
5月10日，志愿队继续进攻。
志愿队驾驶员弗兰克·希尔后来写道：
小队得到指示只扫射猛锡以西的地方，大约有1000辆卡车排列在怒江峡谷的东边，但并无活动。两座桥均被炸掉。在该江西边，见到许多卡车在向猛锡西行，从那里到南面约20英里处，可见一些零星卡车西行。从畹町到遮放，有不少卡车和数辆装甲车东行。9时45分左右，我和博尔斯特对东行车队和10辆卡车进行扫射，有二三辆起火，这说明它们装着汽油。几分钟后，我们在一条笔直的路上看到了车队的前端，它们显然在等候支援车队。我和博尔斯特每人各进行两次袭击，扫射了整个队伍，几辆车子起火。看来在场的只有驾驶员。在扫射了主要车队以东的个别几辆卡车时，我们向云南驿出发，在10时30分降落。
5月11日傍晚。日本的前进已被阻止。
剩下的一些日本卡车，正在朝南驶向缅甸边界。5月12日，陈纳德致电宋美龄：
美国志愿队昨轰炸和扫射向南行驶的75～100辆日军卡车，车队的后端刚进入畹町市，而其车首在城南。有20辆被焚，不少车辆被击毁。我机受到车队中轻型坦克火力的还击。沿回到怒江的公路侦察时发现，隔了较长时间才偶尔有卡车出现。我认为，在畹町以北没有大于营一级的日军。今晨沿怒江西岸也未发现日军踪迹。怒江西岸由于遭到志愿队巨大炸弹的轰击，岸边的滑坡几乎把滇湎公路淹没了。
日本步兵和炮兵在西岸筑堤设防。东岸的中国军队则挖壕据守。从此，双方一直在那里相持着。直到1944年，日本军队逐步被赶走为止。
3. 空袭河内机场
结束了对怒江上的日军轰炸和扫射之后，陈纳德开始筹划对河内机场的空袭。因为据侦察得知，河内机场已经集结了大批日本飞机。
5月12日，6架志愿队飞机从昆明起飞。他们在河内机场上空，看到了60多架日机排列在机场上。
经过一阵猛烈的扫射，摧毁敌方1架运输机和15架战斗机。
志愿队驾驶员约翰·杜诺万的飞机，不幸被地面火力击中，他的僚机看到他在河内机场上空跳了伞。
这一天，陈纳德正在详细分析空袭河内机场的战况时，忽然接到两封由宋美龄拍来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
陈纳德将军：从周一起，请派美国志愿队在密支那与八莫之间以及英都和辛博之间飞行，以保护我在辛博附近的地面部队从西向东横渡伊洛瓦底江，并使敌机无法攻击我军，如可能，请一天三次在不同时间每次派三到六架飞机。委员长希此计划能连续执行五日。
第二份的内容是：
陈纳德将军：请派飞机了解密支那和八莫有否敌军，因日军声称他们已占领上述城市。还请派机去密支那与八莫之间的辛博了解我军是否已有单位抵达该处。请要求驾驶员观察敌我在上述城市的军队动向。请告美国志愿队，我感谢他们优异的工作。致意。
对于这两封电报，陈纳德觉得相当为难，又十分费解。一个月前，陈纳德曾致电蒋介石，告诉他不要再把P—40飞机作为低飞侦察机来使用，因为低高度飞行容易被地面火力所击中，也容易受到坏天气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同意了陈纳德的意见，并通过宋美龄回电说，美国志愿队的飞机只用来同日机作战。
陈纳德心里很清楚，美国志愿队根本无法执行这项任务。但是，他还是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写了一封回信：
中国四川重庆委员长大本营
蒋夫人阁下
亲爱的夫人：
在对形势和各种有关因素进行了周密调查之后，我遗憾地告诉您，志愿队无法执行您五月十二日927号来电中所述及的任务，理由如下。
1.距离太远，从昆明经密支那到辛博再回到昆明共785英里路程，而从昆明去英都和去辛博再回到昆明的距离是897英里。这两段路程均超出了P—40机的航程。如云南驿能用作基地，上述距离可缩减到500和607英里。在第一种情况，P—40机只能留在前方约20分钟。在第二种情况下，飞机几乎无法回来。
2.从昆明到英都的飞行条件迅速恶化。低云和大雨成天不停。为此，我认为，在辛博地区的军队不需要战斗机保护。因为日机由于阴雨，无法经常运作。军队夜间行动或在多云的白天行动不会被日本空袭部队发现或遭其攻击。
3.尽管可勉强从云南驿进行侦察，但利用云南驿作为基地不切实际，可要求整个志愿队执行来电所示的任务，但云南驿并无容纳一个中队的居住条件。那里的警报网很不可靠。它的运作原则是安全第一，也无人试图对情报进行估计。如将空军部队驻在该处，它将被迫成天执行预警任务，或者停在机场上，冒被突然轰炸之险。
4.保山无法作基地，尽管它位于上述地区的有效航程之内。保山周围的警报系统在该城被炸之前即已失灵。我的一个中队在那里地面上挨过打。自从保山被炸后，没有必要再在那里维持一个可以信得过的警报系统。
5.美志愿队的飞机和设备均需大修，而飞机均未具备执行如此长久任务的条件。
鉴于本地区天气日益不宜于飞行，我谨建议，一俟重庆准备工作就绪，即执行迁往重庆的原计划。在此期间，我们可对设备进行大修，并由我驾驶员从印度运来新的飞机。
我已开始将指挥部的无线电台和一些设备准备用卡车运到中部地区的新机场，为时约1周或10天，志愿队便能在该地有效运作。如在指定地区的地面部队的行动能与我空中行动相配合，我深信，将会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
恭候您进一步指示并重申我们愿给予最大援助的愿望。
最诚挚的
美国志愿队指挥官
美国准将陈纳德
1942年5月14日
陈纳德将这封长信加密用电报发出后，长长松了一口气。他的心情不免有些低落。美国志愿队拥有的飞机越来越少，一些优秀的驾驶员在战斗中不断地损失。5月17日。
美国志愿队出动八架P—40机，轰炸河内到老街的日本工厂，并且对老街的日军铁路货车场进行扫射。
驾驶员彼得·赖特向陈纳德报告了这天的战况：
“我们起飞后，沿铁路飞去，一直飞到应炸列车的地点。列车不在那里。我们折向北面，并朝老街前进，因它是替代目标。我们从南到北向铁路货车场俯冲。我是第二个俯冲的，紧随毕晓普之后，他在指挥。正当我在500英尺左右高空投掷炸弹时，我看到毕晓普往上升时，他机尾冒出了四英尺高的火焰。他升向左面。翻身横滚，并跳了伞。他的伞立即打开，飞机坠毁在山崖上，并起了火。毕晓普下降在老街城的那一部分即江的西面。他落在城市本部。当他消失在树林里时，他还是活着的，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他的炸弹，我的炸弹和我后面由霍华德驾驶的飞机都打中了老街货车场内的三排货车。我同霍华德一起，向勐遮前进，他下降了，我又飞往昆明。”
毕晓普那天共打下了5架日机，在俯冲扫射货场时飞机中弹燃烧，他跳伞降落，当了俘虏。他被日本人关押了好几年，后来他在由上海押送到华北的火车上跳车逃跑。回来后，他又于1945年加入了陈纳德领导的第14航空队。
陈纳德通过他多年来对日本空军战术的观察，他确切地认为，日本人仍然以为他会把三个战斗机中队全部驻扎在昆明和重庆附近的基地。
于是，他出人意料地把指挥部设在桂林。而不久前，桂林还遭到过日本轰炸机的轰炸。陈纳德早就了解到，位于广州的白云机场的日本空军基地，是一个实力很强的轰炸机训练基地，那里的士官生经常以桂林为轰炸目标。
4. 桂林保卫战
桂林机场。
一条长6000英尺，用碎石铺成的跑道，在陈纳德指挥下，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花费了数日的时间，终于完工了。它可供战斗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起飞，降落。6月11日早晨。
陈纳德命令美国志愿队两个中队进驻桂林，几乎是同时，他的指挥部也迁到了桂林。
他在昆明和重庆两地，仅仅部署了六七架P—40飞机，用以对付日本的空袭。
志愿队进驻桂林的第二天，黎明时分。
桂林城头响起了警报。
城里居民开始疏散，大多数人都去了市郊周围的大溶洞中避难。
志愿队队员个个严阵以待。
陈纳德花费了很大力气重新建立起来的警报系统，此时发挥了它的作用。
广州的监视员在向陈纳德报告：
“日军一个混合机群已从广州起飞，目标很可能是桂林。”陈纳德一支烟还未吸完，只见日军九架三菱双引擎轰炸机，从西南边1.5万英尺方向飞来，轰炸机群的上方，有两队战斗机护航。
此时，早已在空中盘旋待命的志愿队战斗机群，立即分成两个小队，迎战日本混合机群。
他们中的一个小队向日本轰炸机俯冲过去，迫使这些轰炸机从桂林上空散开，朝着他们的基地方向返回。
就在追击的过程中，他们连连击落零星敌机。
该小队的一名驾驶员乔治·伯加德事后报告：
“我开始向南150度以1.3万英尺高度飞行。马斯制斯与我一起，约在东南75公里处，我们赶上了一架日本双引擎轰炸机和它上面的一架战斗机。我对I—97型机开火。在它转身向我飞来时，我正在对付轰炸机。轰炸机属轻型的，它飞得特别灵活而且很快。该机向下作急剧俯冲并急转弯。我第一次没有打着它，不得不爬高以便再来袭击一次。当时，I—97已盯住我们。因为它向我的左机副翼打了一梭子弹后俯冲飞走。我也来了个俯冲急转，向它打了长长的三梭偏斜子弹。这架战斗机跳动得很厉害，斜着机翼，跌了下去。我拉起飞机，看见敌机撞入一个尖峰的边缘爆炸了。我又爬高，选中一架正在山峰中贴峰飞行的轰炸机。每次我从后面盯上它时，它便在群山峻岭中忽隐忽现。当时我的0.50口径机枪失灵，大约来回兜了五六次，我才在一个山沟里完全盯在它后面，但它突然来了一个90度急转弯，并沿着一个圆锥形山峰作360度的垂直翻转，我的速度太快，无法老呆在它后面，当我拉起飞机，降低速度，它又往南飞了。我们离开地面不会高于150英尺的，在一次从上面进行袭击时，我右边的0.50机枪又管用了。一刹那间，敌机的左引擎着火。它力求维持高度。我则降低速度，不断射击，直到它拖着一个坏了的机翼，无法升高为止。机身在坠地时分成两半，在我盘旋时，看到它的右翼仍在燃烧。地点大约是在苍威以南或偏东南20公里处。”美国志愿队的另一个小队，则同日本战斗机遭遇上了。驾驶员鲍勃·尼尔在战斗结束后向陈纳德报告说：“我第一次飞向目标并不顺利，因为射击方向有偏差。第二次袭击正好与I—97型战斗机迎面相遇，它冒起了烟。我没有看到它撞毁。我向西南方向飞，又袭击了一架战斗机，它也冒了烟，但没有见到它坠毁。在这次飞行后，一架双引擎战斗机咬住我尾巴，向西紧追了五到十英里，我才与它拉开距离，并与它对着飞，我没有看到我开火后的结果……丢掉这架战斗机后，我继续往南飞，并与一架向西南飞的I—97型战斗机交战。它被打坏，但没有见到它坠毁或燃烧。”这场空战历时半小时。
美国志愿队打掉了架日机中的28架。桂林城没有受到一颗11炸弹的威胁。
市民们欣喜若狂，他们设宴热情款待美国志愿队，并且涌向基地表示庆贺。
整个桂林城沉浸在一片欢庆声中。
陈纳德又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
他将第二中队的一部分战斗机调到衡阳的前沿阵地。其余的P－40机随同指挥部一起，迁往重庆。
6月22日。
驻守在衡阳的部分志愿队战斗机，奉陈纳德之命，飞往汉口袭击日军机场和长江上的日军舰只。
驾驶员查尔斯·索耶在当日的战况报告中写道：“我在13时起飞与中队长和鲍姆勒一起爬高到2万英尺，并在机场附近盘旋。我们侦察到14架I—97型机在我们下面8000英尺处，我们即发起进攻。我的第一次进攻是迎头痛击敌机，狠狠地打了一梭子弹后，就看到那架飞机引擎里冒出了大量浓烟。接着我俯冲到它下面，没有再见到发生什么情况。稍后，我从后面向其中一架进行了后圆四分之一投影比进攻，该机引擎又冒出了黑烟。但是，我俯冲离开，没有见到它是否坠毁。之后，我又发起了几次进攻，成果不明显。最后，我处于一个能直接从后部进攻的方位上，我从下面扑了上去，而且从后面进攻，大约在500码处，我开了火，逼近到250码处，该机碎片四飞，浓烟滚滚。它向左转了一个直角。
我正好从近距离给了它狠狠一梭子。它似乎爆炸解体。”
翌日，陈纳德给宋美龄发去一电。电文如下：
致蒋夫人阁下：昨日美国志愿队在汉口以南江上打坏了日军的炮艇，打毁了三只小艇。还在与二十一架日本战斗机战斗中，我们打下一架，也可能是五架。我方一架在衡阳机场被打坏，但可修复，无其他损失。今日天气不好。你可发表上述报道。
正当美国志愿队为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互相庆贺时，史迪威和比斯尔却在紧锣密鼓地为解散志愿队而活动着。
5. “他们该回家去了”
比斯尔遵照美国陆军部的命令，全力以赴拟订美国志愿队编入陆军航空队的细节。最后，他终于得到了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同意。比斯尔来信要陈纳德对解散志愿队提出意见。陈纳德在回信中重申了他的意见。
“每一个志愿队队员应发给500美元的回美旅差费。我已为愿留在中国并为第23战斗机大队服务的志愿队队员（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官兵）的提升进行了仔细的考虑……由于中国伙食费和劳务费用高，美军人的口粮标准应订得稍高一些。而且应当对拟成立的新大队的行政管理提供支援人员，你知道，我本人并不擅长于行政管理。”
几天后，1942年5月15日，陈纳德突然收到总统顾问劳克林·居里的来信。
显然，比斯尔已将陈纳德的信转到了华盛顿。居里来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将军：
自从1月12日以来，我没有收到过你的来信，但关于你和队里的情况，我听到不少。正如你所知，你和志愿队都在美享有盛名，没有一天不听到有关志愿队的报道。陆军对志愿队态度不错，它的公共关系部已发表了一系列材料，大都是很好的。
没有比能使我略尽微薄之力，给你们以协助要更快乐之事了。我十分珍惜你说过的话：
我是志愿队的一位真正的队员。
我对你们无法从此地得到充分支援深为难过。这确实是可悲的。我认为，你不该经历那个危急和士气低落的时期，不必在没有什么飞机的情况下去轰炸曼德勒……
有关洛克希德赫德逊的事尤其使人难受。不仅是因为飞机一拖再拖，迟迟不来，而且也使三十二名驾驶员的替换无法进行。不用说，我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将你们的战斗机的替换从属于轰炸机，但由于我们在打仗，十分抱歉，我对空军没有多大影响好施加。
令人遗憾之至，美国志愿队无法再继续下去。这里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不合并，你们就会自我消耗殆尽而结束。
还有一些事，我还是不写为好，待我们有机会时再促膝长谈。与此同时，请你相信我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对你的钦佩。
诚挚的
劳克林·居里
5月26日，陈纳德又收到一封重庆方面的来信。信中说：“蒋委员长已同意解散美国志愿队，并为解决美国志愿队的合同条款找到了办法。大部分合同仍将履行，所有人员都将取得欠给他们的全部余款，并得到一笔回国旅差费。”陈纳德回信说，对这样的解决办法表示满意。6月20日美军成立了陆、海两军种归并委员会，并开始到一些机场同美国志愿队人员谈话。
大多数美国志愿队队员对归并一事并不热衷。驾驶员查尔斯·邦德在日记中写道：
“6月22日，美军归并委员会人员到桂林来看我们，海恩斯上校用DC—3机把他们送来。陈纳德将军也同来，海军有一名成员。他对前海军驾驶员的谈话极其不当。他态度蛮不讲理。我们大家都听了一个陆军上校谈了归并问题，以及我们的其他抉择的事。事后，鲍勃·尼尔和我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这并非易事。但我们决定回家。不呆在这里，良心上不好过，但我还是打算回华盛顿特区去，为自己弄上一个固定的差使。
“今晚，我更敬佩这位老首长了。乔治·伯加德告诉我，在与陈纳德谈话时，陈纳德告诉他，他不怪我们要走的任何人。这使我好受了一些，也许我现在可以安心睡大觉了。”然而，史迪威和比斯尔一再声明，美国志愿队如不接受归并，将不再给予补给。
另一方面，史迪威又向志愿队队员说好话，答应以一个完整的战斗机大队替代在中国的美国志愿队。同时他还答应蒋介石，让陈纳德在这段时间里作为美驻华高级军官留任。但是后来这项诺言没有一次得到实现。
此时的陈纳德，尽管他已尽其所能反对归并，但大势如此，当他看到反对没有用时，也只好放弃斗争，他觉得最要紧的事是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2年7月3日。
陈纳德接到了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正式命令。
美国志愿队指挥部陈纳德将军：
兹命令你解散美国志愿队，并按我们核准的计划解雇志愿队队员。
蒋委员长令
1942年7月3日
重庆
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天上开始下起了雨。美国志愿队工作结束仪式这一天在重庆举行。重庆市民纷纷上街集会。燃放烟花和爆竹，为美国志愿队祝福。
晚上，在林森主席的官邸举行了结束仪式。实际上这是一个告别晚宴。
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将军主持宴会。他一直在负责美国志愿队在华的吃住问题。
参加仪式的有：
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蒋介石等中国军政要员，各盟国使馆代表，美国和英国的军方代表、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志愿队队员。
黄仁霖将军宣布晚宴开始。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支外国乐曲：《阿，小小的伯利恒镇》。
一些美国志愿队的队员伴随着乐曲声低声地唱道：
……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于你一身。
……
乐曲终于停止了。
两名勤务兵抬出一个红绸裹着的东西——像是一块牌匾。黄仁霖将军大声宣布道：
“请委员长和陈纳德将军揭幕！”
蒋介石和陈纳德走上前，伸手揭开了红绸。原来是宋庆龄和宋霭龄送给陈纳德的一幅大型油画，上面画着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三人的合影。
接着，蒋介石发表祝酒词。他说：
“中国民众将永远把陈纳德将军和他的一队空中将士当作自己的战友和来自一个友好国家的友好代表。”晚宴上频频祝酒。
黄仁霖将军在宣读美国志愿队的战绩：
“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四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六名被高射炮击中阵亡，三名被敌人炸弹炸死，三名被俘，十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斗机）……”
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之后，由毛邦初将军宣布美国志愿队王牌飞行员名单：R.H.尼尔15架半；
D.L.希尔12架又1/4；
W.N.里德10架半；
W.D.麦加里10架又1/4；
K.A.杰鲁斯特10架半；
R.L.利特尔（阵亡）10架半；
G.伯加德10架又3/4；J.V.纽柯克（阵亡）10架半；
G.H.奥尔德10架又1/4；
G.R.邦德8架又3/4；
R.T.史密斯8架又2/3；
F.劳勒8架半；
F.希尔7架；
雷克托6架半；
J.R.罗西6架又1/4；
J.霍华德H.6架又1/3；
J.H.布赖特6架；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午夜。零点钟声过后。美国志愿队已经成为历史名词。雨，仍然在下。
可是，7月4日美国志愿队驾驶员的阵亡人数并没有结束。两名自愿再留两周的驾驶员约翰·佩特奇和阿诺德·尚布林，在7月10日的空战中不幸又阵亡了。
美联社7月14日重庆电：陈纳德在谈他对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感想时，说：
“他们该回家去了，但我对解散一事感到遗憾。这是一个空军指挥员能得到的最好的机会——完全不受拘束地集合和训练一批战斗的官兵。我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
6.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美国志愿队解散之前，史迪威曾信誓旦旦，答应要用一支满员的战斗机大队，即由四个中队100架飞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来替换美国志愿队。
可是，事实上美国军方只提供了10来名没有战斗经验的驾驶员，以及20名文职人员和地勤人员。更不用说，提供战斗机、卡车或吉普车、无线电台、办公和维修设备了。
好不容易，七拼八凑组成了一支第23战斗机大队，作为新建的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核心。
这种局面正如陈纳德自己所说的；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完全是在战斗声中拼凑而成，是以1942年那阴霾的夏天在中国能弄到的任何东西拼起来的。东西极少。作为远在新德里的第10航空队的后娘养的孩子，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得不为争抢每一个人、每一个电花塞头和每加仑汽油而奋斗。”
1942年8月18日，比斯尔出任第10航空队的指挥官。
比斯尔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委派海恩斯上校指挥驻印度的特遣队，陈纳德指挥新组建的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陈纳德早就看到，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从日本到印度支那和缅甸的补给线。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应立即将其切断。
他的更为详细的看法，见之于7月29日向当时第10航空大队的指挥官内登将军发出的一封密函：
事由：收到有关目标的指示——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送：美第10航空大队指挥官
1.约7月24日的来电收悉。你说密支那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第一个目标事已悉。
2.如能通过电台从速收到你有关日本人在密支那活动的一切可靠情报事关重要，为此，我向你提出上述请求，坦率地说，密支那似乎是日本人用来进行其典型的声东击西的地方，其用意是让我们只注意它而不去管日本人在其他地方作出的更为重要的准备活动。当然，日本人在某个时候可能利用密支那。我敦促你能充分使用空中和秘密情报，以便弄清日本人在何时会使用密支那。然而，在我在远东指挥期间，我总觉得，去应急轰炸一个还未动用的机场以防止敌人利用它是不切实际的，诚然，日本人用逐日轰炸的办法阻挠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占用衡阳、桂林地区的机场，尽管我当时并没使用过这些机场。下列事实可以说明日本人使用这种策略是徒劳无益的：当我决定将战斗机和轰炸机调到这些机场上去的时候，我一天也没受到过阻挡或捣乱。
3.就我对中国的经验而言，保持我们运输路线畅通的最好办法就是遵循一次周密拟订的计划，即：计划将敌机摧毁在地上；在敌机进入我地区时，与其展开毁灭性的战斗。
4.鉴于上述，我认为，对印中运输线的真正威胁是该线以南的敌人空军基地，特别是那些日本人早就用飞机占领的基地。我相信，他们还在这些机场上不断施工，以便一俟雨季停止时或者提前直接进攻我们的空中航线。我特别是指日本人在猛锡、垒允、腊戍、瑞昌、曼德勒、马圭、东瓜和仰光。正如你所知，这些基地离印中运输线150到600英里。日本人可能从这些基地使用轰炸机来袭击该运输线的昆明东端或者丁羌两端控制站。敌人也可能从这些基地（或用这些基地作为前沿基地）使用长距离战斗机以攻击我们正在飞行的运输机。清迈和南奔是敌人可以快速飞向中间集结路线的基地。
5.为了应付这种局势，为了完成蒋委员长通过总指挥部、美国陆军部队和中缅印战区交给我的战略任务，我特敦促采取下列步骤：
（1）在丁羌地区，组织和管理一个有效的空中报告网，能足以日以继夜地发出有关来犯敌机的适当警报。
（2）增加每天向我们提供上述第4段提及的各基地上的日机和设施的情况，以便我们得到充分的预警并对付敌人的任何空中活动。
（3）经常不断地向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提供最现代化的飞机、人员和补给，以便增援该队，以便我消灭敌人于他们的基地上，防止他们拦截运输线。
我相信，如果能以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到上述我要求的程度，如果上述建议得以落实，我不仅能保持印中运输线畅通，且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如你能告我，你为我源源不断送来最新型的飞机、人员和补给而采取的措施，我将不胜感激。
6.如果不按我在此信中所建议的精神采取行动，我有责任预告你，我就马上会遇到这种情况：以装备低劣的力量去对付具有巨大优势的敌人。我想重申，我相信，如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变成了一支力量，我不仅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而且也能切断从日本到马来亚的交通线，并在将来轰炸日本本土。
美国指挥官陈纳德将军
内登将军读完这封密函后，终于明白了陈纳德的战略意图。
不久，他便指派罗伯特·斯科特担任第23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斯科特是一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上校，具有很长时间的战斗机飞行经历。他在志愿队解散之前曾与队员们有过多次战斗飞行，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接着，内登将军又从新德里调来了亨利·斯特里克兰和梅里安·古柏分别担任陈纳德的副官和参谋长。
古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是波兰空军中的王牌战斗机驾驶员，他还在亚洲和非洲拍摄过新闻纪录片，当过好莱坞的导演。后来，他成了陈纳德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还有四名中国勤杂人员照料陈纳德的起居。一个姓王的厨师；一个司机，也姓王；一个茶房，绰号叫“游艇”；一个餐厅服务员，叫“炮艇”，因为他曾经在美国炮艇上服务过，该艇在1937年被日军击沉。
陈纳德还养了一条名叫“乔”的狗。他很喜欢这条狗，空闲时经常训练它如何捕抓鸭、鹅、鹤和鸽子。
1942年的夏天，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几乎不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力量，只拥有7架B－25轰炸机和40架P－40战斗机。
陈纳德让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希尔和雷克托分别担任第75战斗机中队长和第76战斗机中队长。
到雨季结束时，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击落了日军24架战斗机和120架轰炸机，自己方面损失了5架P－40战斗机和一架B－25轰炸机，但飞行员没有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