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父故世
42年8月里的一天。大雨滂沱。
陈纳德正在制订对海防港的日本船只进行空袭的作战方案。
这时，勤务人员给他送来一封信。
陈纳德拆开一看，信是孔祥熙从重庆寄来的：
亲爱的陈纳德将军：
我和内人顷闻令尊大人去世，不胜悲痛，谨表由衷慰问。我等虽无缘幸会令尊大人，但他必系一正人君子才有你这样一位令人敬爱的儿子。他能尽享天年，并有幸亲睹其子大有作为。希此事能在悲痛之际给你以安慰。
你诚挚的
孔祥熙
1942年8月12日
陈父于7月初去世，而陈纳德得到这一消息，却已是8月中旬了。
望着面前这封信，陈纳德感到喉头一阵发紧，双眼充满了泪水。
他多么想把他在中国度过的漫长岁月详详细细地告诉父亲，他还想把他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原因再次向父亲解释清楚。老人家很难明白他的儿子为什么非要在这块遥远的土地上打仗，为什么不能尽早回家，回到内尔和孩子们的身边。
陈纳德想起了1939年圣诞节时，他回到路易斯安那州金德的老家，探望他的父亲，发现父亲不像是一个已有77岁的老人。老人家还能到处走动，在河边钓鱼，秋天还打了两次野鸭子。
老人家听起中国发生的事情很是专心，但是陈纳德发现他根本没有理解，老人家只是朝着他慢慢地点头。现在，他再也无法向父亲说清楚了。
以往，他一年大概只能收到两三封信，每封信都是父亲一字一字地用心写成的。此刻，他一想到再也无法与父亲通信了，便感到十分茫然。
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
他一边凝视着这封信，一边想起他母亲病逝的时候。那时他才5岁。他和弟弟对母亲的死十分悲痛。
5年后，父亲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家，同一位女教师洛蒂·巴恩斯结了婚。“洛蒂小姐”本是一位农家姑娘，也像陈纳德一样热爱大自然。她鼓励陈纳德念书，要胸怀大志，将来成为一个有为的人。
又一个5年后，继母洛蒂去世，陈纳德感到好像死了亲生母亲一样难受。
想到这两个妈妈的时候，陈纳德不禁感慨万端。这些事在近半个世纪前都发生在远离中国的西方，使人仿佛有一种隔世之感。
大雨遮蔽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公路上积满了泥和水。
衡阳和桂林两地用泥土和碎石修筑的机场，不时地受到日机的轰炸。成千上万名民工组成了抢修队。只要日机一炸跑道，民工们就立即将弹坑填平。有一天，他们在两小时内就填平了桂林机场的45个弹坑。
8月下旬，陈纳德将中程轰炸机调回昆明机场。准备袭击缅北的日军目标。
雨季慢慢过去。
9月19日。陈纳德派出B－25轰炸机开始袭击缅北的目标。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共出击11次，袭击了日军的补给库和军队集结地区，在畹町一猛锡地区给敌方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此时，正在缅甸作战的史迪威，却面临着僵局，根本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供发表。
而美国公众一直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例如，日本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啦，阿留申群岛的战斗啦，欧洲的战事啦。正好这时陈纳德领导的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陆续取得了一些空袭战绩，史迪威便拿去发表了。
美联社9月27日驻华空军随军记者报道：美国驻华空军在经过一个月的寂静之
后恢复了对日本人的空中进攻，昨天扫射了云南省西南的行军队伍。在前一天，他
们曾袭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这是史迪威中将的司令部昨日宣布的。
这则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有一支偌大的空军在中国作战。殊不知，这支在中国的“空军”只有半打中程轰炸机和50架战斗机。坐落在昆明机场附近的陈纳德住所，是一个瓦顶土砖建筑，房屋四周为桉树和胡椒树所包围。
由于食品无法从印度运来，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食用的肉类，都是云南本地养的猪、鸡和菜牛，绿色蔬菜也是本地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更习惯于喝茶而不是咖啡，喝的酒也是当地酿造的啤酒、葡萄酒或白兰地。
但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最为烦恼的事情，是迟迟得不到飞机、零件和补给。
陈纳德的参谋长梅里安·古柏，像陈纳德一样，个性很强，不太注重正统式的方法。
10月初的一天，古柏和陈纳德谈起了补给问题，愈谈愈觉得气愤。于是，古柏参谋长提笔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少将写了一封私人信，向他倾诉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所处的困境。
多诺万少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总统将古柏的信在华盛顿传阅。陆军部将此信的内容通知了史迪威。10月5日，比斯尔致电陈纳德说，“你现在的参谋长的军事阅历不足以履行职责。”
接着，古柏便由于“健康原因”被勒令回美国。陈纳德很生气，他向陆军部提出强烈抗议，但是纯属徒劳。后来，古柏奉命调到太平洋战区，任该战区司令部的副官。10月8日。罗斯福派遣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作为他的特使，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2. 致罗斯福总统的信
1942年10月10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打电话给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司令部，要求面见陈纳德将军，并同他私下谈谈。
当时陈纳德正在白市驿，他告诉威尔基，他要得到史迪威的同意后才能见威尔基。
翌日，威尔基和史迪威驱车来到白市驿。
史迪威告诉陈纳德，可与威尔基谈他想谈的任何事情。陈纳德与威尔基在办公室里促膝长谈。
两个小时过去了。
史迪威一直坐在外间静候着。
10月18日，陈纳德同威尔基再次长谈。
在这次谈话中，威尔基对于陈纳德率领特遣队，在缺乏补给的艰苦条件下，仍然英勇地同日寇进行殊死斗争，深表钦佩，而且“确实感到震惊”。
正是这次谈话，威尔基后来成为陈纳德的有力的支持者。威尔基要求陈纳德直接致函罗斯福总统，谈谈他和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情况。威尔基表示，他可以将信直接转交给罗斯福总统。
陈纳德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机会。他对于姗姗来迟的物资补给，对于史迪威和比斯尔千方百计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早就深感烦恼。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良机，向总统一吐为快呢。陈纳德从来就不喜欢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层层向上申诉，即使他昔日在陆军航空队时也是如此。
他认为，只要打赢战争的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于是，他没有用多少时间就写好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这封信很长，全文如下：
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特使
温·威尔基先生：
您告诉我您是美国总统（美国军队总司令）在军、政方面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汇报一下在华与日本人进行军事作战的情况，我谨遵您所嘱，汇报如下：
1.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2.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的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3.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小。
4.我对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1923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5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份，对日作战也有5年之久。去年，我先是指挥美国志愿队，之后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我在中国期间，从来没有超过50架作战的飞机来对付日本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作为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指挥官，我们从来没有在与日本进行的空战中打败过。在我指挥下的这支小小的战斗力量经过核实已消灭了300多架日本战斗机，毁坏敌机约300架。我相信，一共约600架，而我们自己只损失12名美国志愿队飞行员和4名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飞行员。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轰炸机力量最多由8架中型轰炸机组成。我使用这些飞机，对日本人的仓库、军队和船只进行过25次袭击，而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敌人的活动而损失一人一机。
5.我到中国前，中国空军是由意大利顾问指挥的。在美国参战前，我把意大利人请出了中国（因为我认为我们迟早会与轴心国和日本打仗的）。我自信，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如果我有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因为我（1）已是一位常胜将军；（2）我从不对中国人说假话，我从不许诺去干那种我力不能及的事。
6.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7.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所复杂化了。
8.为了打垮日本，我只需要一支很小的美国空军：105架新式设计的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在最后阶级（今后几个月内），再要几架重型轰炸机。这支力量应一直加以维持。我们总会有损失，但损失应予以补充。我认为，战斗机有30％，轰炸机有20％的补充就足够了。
9.我之所以说，我能打败日本是因为那支力量有把握摧毁日本空军，也许半年，至多一年。我是一个职业飞行战士。这是我作为专业人员之所见。我此见的根据是简单的，日本只能生产有限的飞机。我可用空间军事机动手段迫使日本空军按我们选择的态势来与我作战；只要一旦把日本空军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便能有效地将它摧毁。一旦日本的空军被粉碎，我国的海军就能行动自如，麦克阿瑟将军就能在西南太平洋上任意推进他的攻势。与此同时，我可从华东的空军基地确保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没有一国是固若金汤，不易受到空中袭击的。切断日本通往其所取得的帝国的海路并非难事。一旦上述两项目标完成，完全从军事上控制日本是有把握和容易的。
10.为了有效维持上述这支空军力量，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一定要建立一条空中补给线。与应完成的任务相比，这条补给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与建立泛美航线的南美航线或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线所要克服的重重困难相比，维持这条空运路线如同儿戏。它只要求指挥有方，管理得法。通过这条航线运送的维持空军的补给供应量也是很小的，所附研究报告说明此事并不复杂。
11.目前对这条运输线的防卫计划是一种典型的、正统的和僵硬的军事思想的产物。它表明完全缺乏真正运用空中力量的概念，甚至连起码的军事战略概念都没有。我将如同西庇阿·阿夫里卡纳斯保卫罗马（在汉尼拔兵临罗马城下时）一样来维护这条空中路线。西庇阿攻打迦太基，结果，迦太基人无奈不得不将汉尼拔及其军队调回非洲去保护迦太基。同样，我也要以打击日军在西南太平洋上的补给线，接着袭击东京的办法来维护这条运输线。这样，日本空军就会迫于形势回到华东和东京上空去打仗了。日本人没有一支既能在印度、缅甸和云南的运输线上空作战，又能同时在东京上空打仗的空军。历史上没有一名能干的指挥官会采纳目前保护这条运输线的呆板的计划的。南北战争期间，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向南方纵深进军，打垮李将军的补给线，切断李的通讯线，同时格兰特自己把李的军队拖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旦李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被切断，李被打败，南部同盟也就被打败。我打算在中国如法炮制，对付日本人的空中力量。日本人一定会死守香港、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这对守住在日本本土至关重要。我可以依靠世界上最好的警报网，迫使日本空军为保卫它这些目标而战。使用这些技术，我相信，我可以10至20架对1架的比例摧毁日本飞机。要是日本空军不愿走进我的警报网并进行战斗，我会用我的中型轰炸机去炸他们通往西南太平洋的海上补给线。在几个月内，敌人就会丢掉许多飞机，使日本从空中防卫本土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了。然后，我就能从株洲和丽水用重型轰炸机去袭击日本。我的空军可以烧掉日本两大主要工业区：东京和神户还有大阪、名古屋三角地带，日本就无法将弹药补充给它在中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新占领的帝国。这样，在中国的中国军队和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都有了出路，麦克阿瑟也可以从他的澳大利亚的根据地前进了，这一切都不需花很大的代价。
12.在进行这种作战的同时，我会维护这条运输线在云南的东端（昆明霑益和云南驿等）的全部地面设施。如果日本通过中间集结路线调动大批空中力量进入缅甸，以袭击印中空中补给线，那么，我可以依靠内部空中联络，退居内线，并又回到我在云南建立的警报网内，到缅甸机场上空去对付日本人，并在那时和那里打垮他们派来对付我们的任何力量。
我的整个上述计划是很简单的。这一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花了5年时间建起一个空中警报网和无线电的指挥系统来这样作战。我对我的成功毫不怀疑。
13.然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自由；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驻中国部队打交道。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要是我在与美国志愿队工作期间后退一寸，我就不会作出那么有信心的声明了。我只是在地面部队逃跑致使我的空军基地暴露在地面进攻之下时，我才后撤。即使那时，我也要为每损失一架美国志愿队的飞机而打掉20架日机。即使那时，要是我有所需的轰炸机和侦察机，我也不会被迫撤退的。
假如我有权只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想在中国进行陆空联合作战。
14.我重申，这一计划将使中国的地面部队作战顺利，而且肯定会使麦克阿瑟顺利前进，并会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军的作战。而且，这会在战后使中国成为我们持久的友邦。
国准将
陈纳德
3. 陈纳德希望有一支单独的空军
罗斯福总统饶有兴趣地看完了这封信。他对此信印象颇佳，觉得它确实是一篇经典之作。
但是，他不明白陈纳德为什么无法实现其计划。罗斯福将陈纳德的信转给陆军部，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马歇尔立即致电史迪威，史迪威又让比斯尔了解此事。陆军部长史汀生极为恼火。
陆军部的多数首脑对陈纳德的计划反应冷漠。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告诉马歇尔说，他反对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在陈纳德的指挥下独立。
然而，在华盛顿，同意陈纳德见解的仍然大有人在，其中就有罗斯福总统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布金斯，还有劳克林·居里、托米·科克伦、宋子文和乔·艾尔索普等人。
比斯尔从史迪威处了解到陈纳德直接致函罗斯福一事后，处处与陈纳德过不去。
11月22日，比斯尔给陈纳德发了一份“机密”电报。
比斯尔在电报中引用了一篇被他称为是“不偏不倚的观察家”的报道，说“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作为一集体的士气表面上看是高的，但这些人对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是不满的。例如，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人员说，‘从印度运来的东西缺斤少两’，‘第10航空队人员靠本国油水过活，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事实上是在中国挨饿’。”
比斯尔接着在电报中，像一个教师训斥小学生那样说道：
“你（陈纳德）应该告诉你的下属，你们从印度得到的给养已经相当不错了。驻印度的人也像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人员那样大发牢骚，因为那里的痢疾和疟疾盛行。”
陈纳德好不容易看完这份标着“机密”字样的电报，他简直难以咽下这口气。
结果还是给比斯尔回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我的下属对香烟短缺，酒价贵如琼浆，手下人员不能按时轮换去印度和美国，晋升一拖再拖，授勋嘉奖也很迟缓，还有缺少制服、佩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供应以及邮件，发发牢骚，这是很自然的事。”
就这样，从此以后，陈纳德再也没有听到比斯尔谈论此事了。
陈纳德不愿再与比斯尔摩擦下去，他希望有一支单独的常驻中国的空军，希望能够充分享有在中国进行空战的自由。
就在11月份，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
纽约，一栋豪华别墅里。
宋美龄会见了大权在握的哈里·霍布金斯。
宋美龄向罗斯福总统的这位“第一顾问”坦率声明，她并不需要史迪威将军，如果史迪威继续留在中国的话，这对中美之间乃至盟国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宋美龄高度评价了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国志愿队和中国空军特遣队在中国的作战行动。她希望罗斯福总统能给予陈纳德独立指挥的权限，以便能发挥其指挥天才。
霍布金斯本来就很钦佩陈纳德，经宋美龄这样一说，他对陈纳德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宋美龄这次出访美国，一方面使史迪威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威信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另一方面，使陈纳德在华盛顿的印象得到了加深。
到12月时，罗斯福总统已明显倾向于陈纳德，答应给予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并同意补充100架飞机，以便对日本的军事设施和船只展开轰炸。
4. 第14航空队
1943年3月3日。
陈纳德由准将提升为少将军衔。
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并且任命陈纳德为第14航空队司令。
阿诺德告诉史迪威说，陈纳德领导的第14航空队不受比斯尔指挥。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
第14航空队下辖4个大队，即：
第23战斗机大队；
第51战斗机大队，下辖2个战斗机中队；
第308轰炸机大队，下辖4个重型轰炸机中队；第341轰炸机大队，下辖3个中型轰炸机中队。陈纳德的司令部仍然设在昆明。
第14航空队开张后似乎很不利。
自从1943年以来，美国驻中国的空军部队，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奋斗着。
陈纳德分到的几架中型轰炸机，由于缺少燃料而停止了飞行。这些飞机不得不从桂林、零陵和衡阳撤回，以便进行维修。同时，也可让驾驶员得到休整。
3月份的天气极坏。
第14航空队的飞机大部分都留在昆明和云南驿。
到了3月下旬的时候，尽管当时困难重重，缺这缺那的，陈纳德还是设法组织了几次出击，对越南的老街地区进行了扫射和轰炸，使日本人在那里开设的磷矿遭到了惨重的破坏。而那些带着炸弹去袭击的P—40战斗机，却没有受到敌机的阻截，全部安全返回。
4月1日。日本空军攻打零陵。
陈纳德立即派出第75战斗机中队迎战，不多时便将日机打退了。
4月下旬，陈纳德又派出第74战斗机中队，从云南驿起飞，沿着滇缅公路，对龙陵到腊戍段的日军驻防情况进行侦察，并且顺利完成了扫射任务。
4月24日。几架中型轰炸机从昆明机场起飞，袭击了日本人在缅甸的南渡矿。
两天后，日本空军突然攻击云南驿，击毁了第74中队停在该机场的5架P－40战斗机，同时还击伤了多架停在地面上的飞机。
几天后，敌方又出其不意空袭昆明。
警报网没有及时侦察到来犯的轰炸机。20架日本轰炸机向昆明机场投掷炸弹，造成不小的损失，陈纳德的刚从新德里调来的新参谋长，爱德加·格伦准将，也受了轻伤。
第75中队的一组P—40战斗机，奉命起飞后牢牢盯住了这些敌机，结果他们击落了这批来犯敌机中的10架。
4月下旬的一天，陈纳德正忙于接待一批新到昆明来的下属军官，突然收到史迪威发来的一份电报。
史迪威要陈纳德在当天下午5时赶到机场。
原来罗斯福、丘吉尔和各盟国参谋长，筹备定于1943年5月第一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的代号称为“三叉戟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罗斯福总统收到蒋介石的一项请求：陈纳德应被召回华盛顿去解释一项从中国进行空中攻势的计划。作为答复，美国陆军部让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人都去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
关于这件事，史迪威在他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出名和召见。“小人物”打电报给罗斯福说他和陈纳德正在策划一个计划，因此一定要陈纳德去告诉总统此事。是乔治（马歇尔）向我通风报信的。我建议马歇尔召见我、比斯尔和陈纳德。他说，陈纳德反正要去。罗斯福将比斯尔的名字划掉了。乔治告诉我带一个比斯尔的下属人员。然后，我因此事责怪陈纳德，陈纳德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什么新计划，也不想去华盛顿，“小人物”是在谈陈纳德的所谓“6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的计划。我安排了先坐飞机走的计划，但很幸运，没有预先惊动温（史迪威太太）。我周一（4月19日）会见“小人物”，情况可能平息一下。一定要在月底到华盛顿，因为乔治·马歇尔此后就要离开。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经常称蒋介石为“小人物”。连陈纳德都感到意外，他说这次出差之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事后，陈纳德写道：
他（史迪威）下飞机时，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
“你的行李呢？难道你不打算走吗？”他咆哮着说。
“上哪儿？”我顶了他一句。
我们俩默默地彼此看了几秒钟。
然后，史迪威要我跟他到机尾后面，到其他军官听不到说话的地方。我最后总算使史迪威相信我根本不知道他要上哪里去。于是，他解释说，华盛顿召见我们，并威胁说，他怀疑，这全是我们背着他搞鬼的结果。他要立即回印度，并希望我与他同去。
我完全感到意外。我获准与重庆的蒋委员长会晤并同意在两天内于卡拉奇与史迪威碰头。次日清晨，我即飞往重庆，但蒋委员长并不帮忙。他要我提出中国需要果敢的军事行动、美国的补给和一支不受新德里控制的空军。我告诉他，我们已有了一支单独的空军以及所需的大多数东西，就是要把补给运来。当日下午，我飞回昆明，准时与史迪威在卡拉奇会晤。两天之内飞了2000英里。
5. 三叉戟会议
1943年5月。华盛顿五角大楼。
代号为“三叉戟”的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里举行。第一天的会议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主持。据说，这位部长所信奉的格言是：要善于跟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最欣赏的是准时和精确，为此，他曾经为某一炮兵团设计过一面团旗，上面画的便是一只大钟。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苏联人、法国地下组织的代言人、荷兰人、印度人……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或是戎装笔挺。
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对策。可是，会议在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及至会议最后几天，亚太战区的战局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会议上，陈纳德提出了从空中打击日本人的计划。史迪威也提出了他的缅甸战区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总统对陈纳德和史迪威的计划都表示同意，可是又感到左右为难。
为难之处在于：美国通过驼峰航线提供的补给，无法满足两个作战计划同时实施，只能保障一个作战计划所需的补给，而另一个作战计划就得放弃。
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有蒋介石的坚决支持。史迪威则掌握着中印缅战区租借物资的分配大权。结果在会议上形成了陈纳德与史迪威之争。
陈纳德与史迪威展开了唇枪舌战，双方各不相让，有时一方的发言甚至为对方的激烈指责所中断。
史迪威争辩说：
“驼峰的运输飞行不可能发展到不需要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在利多公路未建好前，应将大部分空运力量让给云南的中国部队，以便支援他们攻打缅甸北部，这是一个应享有优先物资的作战行动。”
陈纳德据理力争，他说：
“缅甸之战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在公路未修好前，中国也许早垮了。在中国沿海攻占一个海滨城市也许是将部队运进中国以备日后去打击日本的较好办法。应作一切努力增加空运，支援第14航空队。该队能给日船只和海军力量以重创。发展印度阿萨姆河谷的空军基地应比利多公路要优先搞。”
陈纳德关于阿萨姆基地的看法，立即获得了英国人的赞同。这也许是英国人对曼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长期打算，他们并不准备攻入缅甸。
接着，宋子文代表中国发言。他说：
“中国等不及修好利多公路，应立即增援陈纳德，提高驼峰运输量。”
宋的发言明显倾向于陈纳德。
此时，陈纳德向罗斯福总统面陈他的具体作战方案。
陈纳德首先估计了一下他需要多少架运输机，以便经过驼峰运送补给物资。之后，他分析了当时的战局，说：
“日本人目前并不急于在中国进行空战，而我们应该努力在那里逼使它打空战。”
他接着建议说：“届时，我的飞机可对付日本第3空军师。我打算在8月下旬用桂林的B－25轰炸机，沿长江，沿中国海岸，在海防和海南岛，进行袭击船只的战役。入秋后，我将派B－25去台湾海峡骚扰日本船只。再晚一些，我打算派B－25重型轰炸机去华东，协助那里的飞机去打击台湾和东京—上海—南京地区。这样，估计到年底时，我们便可以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了。”
他提出了所需的飞机以及补给品的计划：
P—40战斗机75架；
P—51战斗机75架；
B—25中型轰炸机48架；
B—24重型轰炸机35架；
侦察机若干架；
经驼峰运输的补给品，7—9月份为4790吨，往后是7129吨。
三叉戟会议拖了好几天。
会议最后谈到了第14航空队的计划实力。陈纳德除了有第308轰炸机大队之外，还有一支中型轰炸机大队。战斗机单位的实力将增加到2个大队。另外，提供给中国的80架战斗机和40架中型轰炸机，全部归陈纳德指挥。
罗斯福总统不顾马歇尔的反对，旗帜鲜明地支持陈纳德，让陈纳德单独指挥美国驻华空军部队。
事后，陈纳德描述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感受：
我到华盛顿后不久，即去找哈罗德·摩根中校。他刚到那里。他曾是驻华第11轰炸机中队的骨干。我硬要他当我的助手。他在开会那个月里是我能得到的惟一助手。在绝密会议开始时，他被挡在门外，我便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我们身处在五角大楼那些穿着华丽服装的军事显贵的行列中显得十分寒酸。我是美国志愿队中被归并入军队而没有军服的人。我能弄到的是一套战前的橄榄色军服、一件灰色羊毛衬衫、一条黑领带，都不正规。摩根在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里呆了很久，但他只有一条补得不错的中国裤子。我们同史迪威合用一个办公室。他的随行人员比我全部驻中国的指挥部的人还多，太不成比例。史迪威和他的助手穿着熨得笔挺的夏日制服（还加一大堆各种绶带在闪闪发光）坐在一旁。在房间的另一头是第14航空队的衣衫褴褛的代表。”
史迪威对会议的看法也有他的记述：
“（华盛顿）接二连三的让步已证实蒋介石的看法：他只要叫喊，我们便会屈服。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罗斯福在我们抵达华盛顿前就决定了在中国的空中行动。这符合英国人的胃口，他们不想参与缅甸之战。干吗他们要为加强中国而战，要是我们能负起打击日本的重担？他们反正会弄回缅甸的。
“结论势必是，丘吉尔把罗斯福控制住了，英国人想找一个轻而易举的办法，找一条捷径，绝不能让人转移了对欧洲大陆上的注意力。李梅之流对太平洋上的战争毫无兴趣。由于总统被催眠术蒙住了，他们可稳坐钓鱼台。
“罗斯福不让我唱我的调，我插了两次话，但丘吉尔老是离题，真没办法。
“因此，一切的一切全都用在空中攻势上了。罗斯福知道不可能每月经驼峰空运1万吨物资时，要了7000吨，并下令说要在7月间运。第一批4750吨给第14航空队，再送2250吨给地面部队。这会给日本人一点破坏，但同时会使地面上的作战努力削弱到可能失败的地步。这样，打下几架日本飞机又有什么屁用。”
6. 《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陈纳德在华盛顿参加三叉戟会议期间，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他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我到华盛顿的那一天，正是4月29日，日本人又到了昆明，那一次我们又因为失去联络而误事，我们那位新任司令官唐·李昂上校和一位飞行员都殉难，我的参谋长格伦将军也受轻伤，汽车场完全被炸毁。当我接到格伦将军的来电时，几乎马上就想回到中国去，可是那冗长的会议把我拖住了一个多月。除了会议忙之外，还有宴会、鸡尾酒会、演讲、被人画像，以及设法摆脱那些慕名来访的人，想写我的传记的作者等等，使我无法分身。我的约会记录中包括了许多要人的名字，如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马歇尔将军、菲律宾总统奎松、罗斯福私人秘书霍布金斯、英国参加华府英美联合会参谋部代表狄尔、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宋子文博士、飞机厂商莱特、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前驻法驻美大使蒲立德、前驻日大使格鲁、海军部长诺克斯、次长福莱斯特尔、老政治家巴鲁苏、财长摩根索、陆长史汀生以及大批高级将领。1943年的华盛顿对于那些自前线归来的将军真是极备崇敬，在社交上更是忙个不了。我自己惟一引以自慰的是，当6年前我离开华盛顿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退伍上尉，如今返里，我已是尽人皆知的少将了。同时在陆军部里那些从前反对我的人，现在对我都另眼相看，而且他们对我的礼遇看起来还有点可笑。
正如陈纳德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所许诺的那样，陈纳德开始在7月下旬集中力量攻打日本人的沿海船舰。
陈纳德清楚地知道，海运是日本生命线的主动脉。如果能够炸沉在台湾海峡间来回穿梭的日本油轮和货船，那么敌人就会伤筋动骨了。
到7月底，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炸沉了敌方4.2万吨的货物，击坏3.5万吨货物。
8月，罗斯福总统批准了陈纳德为中国空军的参谋长。
中国人在紧靠昆明机场的地方，为陈纳德新盖了一座瓦房，并告诉他，抗战胜利后如果他愿留在中国，这就是他永远的家。
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轻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陈纳德整天埋头于文件之中。
他黎明即起，早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最紧急的无线电报复电。之后，他要写一大堆信函。
他的秘书汤姆·特恩布尔回忆说：
“将军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中午吃过中饭后小睡一下。这是他的老规矩，他吃完中饭，舒少校即溜回到译员办公室去午睡一会儿，将军在那里有一张椅子，他老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睡觉。他先抽上一支烟，在掐灭了烟之后，他的脑袋就这样垂了下去。在那个时候，我要么把猎狗乔放在我们那里的沙发上，要么把它放在我的膝部，使它不出声。
“大约有20至25分钟，你一点也听不到那办公室里有什么声音，将军坐在他的椅子上，完全放松睡着了。突然，我会听到他清清嗓子，点燃一支‘骆驼牌’香烟，他深深吸上一口烟，目光远视，那样子仿佛他在使自己渐渐清醒过来。然后，他摇一下身子，站了起来，接着我便去喊醒舒少校，然后我们又恢复原样了。”
秋天伊始。
工作之余，陈纳德最喜欢的就是打猎。他经常去基地附近的湖边打鸽子和水鸭子。他说，最美的早餐是吃烤水鸭，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他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狩猎委员会的朋友，会不断地送给他一箱又一箱的蛇肉罐头，他用这些蛇肉做点心，经常犒劳他的下属。
有时，家里人还会给他寄来玉米粉。这样，他又可以使他的部下吃到热的玉米面棍了。
陈纳德十分爱好体育活动。有时，在昆明基地举行垒球比赛，他不是当投球手，就是当他部下的裁判。一次，感到吃亏的一队对他的裁决提出异议，用词很激烈，而且报以嘘叫声。他不会动气，从不计较。
到了年底，家里给他来信说，他的6个儿子都在部队各兵种里找到了工作。
杰克是阿留申群岛上的战斗机大队队长，麦克斯在空运勤务部当交通调度员，查尔斯是驻英国P—51机的驾驶员，佩特森是航空队无线电机修员，大卫是空校学员，罗伯特在美国的“赫伦娜号”军舰上。
这使陈纳德感到很舒心。
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高级军官和政府显要川流不息地拜访他。
美国各通讯社，欧洲和近东的记者，还有世界各大报纸的采访者，都蜂拥而至前来采访他。
美国各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商，为了取得美国志愿队和陈纳德生活经历的独家报道，而不断地要求陈纳德签订协定。
对于这些要求，陈纳德都一一婉言谢绝。他说：
“现在还要打仗，希望你们在战争结束后再来找我。”
曾经在美国志愿队担任过第23战斗机大队队长的罗伯特·斯科特上校，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
斯科特上校的这本书，谈到了陈纳德在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中的功绩。好莱坞买下了该书的电影版权。而陈纳德对电影中有他的形象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史迪威肯定会抓住他参与电影的事，作为批评他本人的一个依据。
11月7日，陈纳德就写信给斯科特说：
“你不满意我同意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一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我感到抱歉。我曾认为，在上次给你的去信中已阐明了我的立场。我仍在忙于打击敌人，不想让我的名字用来去宣传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因为书是谈你的事，而不是我的事。我看不出我有必要在银幕上出现超过3分钟。我除了受到日本人的围攻外，还受到其他敌人的围攻。要是把追求出风头的罪名再加在我头上，那么这个罪名就可能具有决定性质的了。但是，考虑到你要求的真诚，我授权你和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将3分钟增加到5分钟。我还坚持我提出的其他条件。”
结果，演员雷蒙德·麦赛只扮演了陈纳德几分钟。
陈纳德在昆明期间，还经常收到前志愿队驾驶员和地勤人员的来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愿意重新回到远东工作。
乔治·帕克斯顿从纽约来信说，他在长岛拉瓜第机场上的美国出口航空公司工作，目前正忙于成立“飞虎协会”，把其他前志愿队队员组织起来，出版一本美国志愿队年鉴。
帕克斯顿在来信中还说，他参与了正由霍茨上尉主笔的《跟随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故事》一书。霍茨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前记者，曾当过空运勤务部的上尉。
12月，陈纳德十分震惊地发现，他是《时代》杂志封面报道的对象。
他的照片端端正正地印在1943年12月6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上。照片上的陈纳德，看上去面色冷峻，神情严肃，紧抿着嘴，目视远方，若有所思。背景是卡通王吉尼斯为其设计的飞虎队徽标：一只猛虎从天而降，飞翔中的双翼意味着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落地时仿佛还挟带着风声。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的巨大宣传力使陈纳德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不久陈纳德便成为世界知名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