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个黑色的日子：1864年5月31日（俄历19日）！
沙皇俄国京城圣·彼得堡的梅特宁广场。天色阴暗，细雨迷茫。广场的中央搭起一座行刑平台。台上竖立着一根粗大的黑色木柱，柱上的铁链闪着冷光。
广场周围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密探弹压；行刑台前由宪兵和警察排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柱子。
俄而，响起“立正”的口令声。一辆由宪兵押送的黑色四轮马车驶到了广场中央，从马车走下来三个人：两名手提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一名身着黑衣的“囚犯”。
全场肃穆，上千的群众向“囚犯”默默致敬。
“举枪！”一员军官发出口令。刽子手取下“囚犯”的帽子，把一块写有“国事犯”字样的大木牌，挂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便是宣读判词，读了大约一刻钟；刽子手又摁他跪下，在他的头顶上将一把剑折断。然后，将他的双手捆绑在行刑柱上的铁套环里，当场示众一刻钟。
这是沙俄当局精心导演的一幕“假死刑”。
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古老的俄罗斯帝国，却因为背负着沉重、腐朽的农奴制举步维艰，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这必然导致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落后，政府的官僚体制腐败无能，广大人民在残酷的沙皇独裁统治下痛苦呻吟。1853年，俄国和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当然是俄国战败。
俄国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促使民众幡然觉醒。反对农奴制的呼声遍及城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据沙皇政府秘密警察机关的统计：1858年农民起义有86次；1859年90次；而1860年上升到了108次！
农奴制己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火药库，时刻威胁着沙皇的独裁统治。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迫不得已在1861年2月19日，正式颁发了改革农奴制的法令。但是，这项法令并不是仁慈的恩赐，而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大骗局。法令规定，农民必须交付极高的一笔“赎金”给贵族地主，才能买得人身的“解放”，和一份土地。农民的生存环境没有多少改善，不过俄国却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轨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从这时起直到1895年，俄国的解放运动由贵族时期，进入了平民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然后才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到来。
这天的受刑人，就是本书的传主、著名的俄罗斯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唯物主义哲学家、评论家兼作家的车尔尼雪斯基。
他因反对农奴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而遭此迫害。他被逮捕后，已在彼得保罗要塞受拘禁两年之久。最后经沙皇御笔批准“照此办理”，枢密院宣布判决他7年苦役，褫夺公民权利并终生流放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对重要的政治犯，放逐之前都安排一场凌辱性的“假死刑”。目的是企图摧毁其革命信念、侮辱其高尚人格、消除其在群众中的声望，并向革命人民显示独裁政权的威严。表演结束了，效果大出导演者意料之外：竟演成了一出难以收场的活闹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再次被押上了马车，立即要送往流放地西伯利亚。这时刑场上的人群不顾刺刀和警棍，势如决堤的洪水，冲破警戒线向马车拥了过去。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是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的，他们向他抛去一束又一束的鲜花。其中有一位献花的妇女被警察抓走。人群依然不肯散去，大约有10来个人赶上了马车，和马车并排走着。有一个年轻的军官，甚至脱下帽子领头喊了一声：“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
跟在后面的人群一拥而上，又去追赶马车……
马车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再点头向人群致谢。并用手示意，这样做有危险，你们请回去吧！
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激起了所有进步人士的愤怒谴责和声讨。流亡国外的著名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他主办的《钟声》杂志上发表文称：
“你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绑在耻辱柱前一刻钟，而你们乃至整个俄国，将要在这根柱子上捆绑多少年呢？该诅咒你们，一旦可能还要对你们进行报复！……这样一幅画面，对子孙后代来说无异于是一帧圣像；而对那些用对付罪犯的办法对付人类思想的愚蠢恶徒来说，将使人们永远记住他们施于人的侮辱……”
后来的列宁，也高度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盛赞他是“惟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
1. 神甫的后代
1828年7月24日（俄历12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城。
那时候的萨拉托夫，远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还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经常发生野狼把城外渡河的行人吃掉的事。站在紧靠河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院子里，可以听到狼在河对岸嚎叫。
查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谱”，实在有点寒酸。列祖列宗一片模糊；可追溯到的，仅限于他出生前半个世纪以内的情况。
他的父亲1793年出生。祖辈的生活贫穷而单调，属于社会底层的乡村神职人员。后来长辈中的某些人变成了农民；于是在他的家族中，除了助祭和教士，又出现了务农的庄稼汉。
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出生在奔萨省切姆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上中学时，他将就用所住村庄的地名，作为了自己的姓氏。加夫里尔从小丧父，母亲无力养育。领着衣衫褴褛的儿子，去找唐波夫市的大主教，含泪哀求把她母子留下。大主教动了恻隐之心，用“官费”送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了教会学校。这个小孩根本不识字，不过看来渴望学习。他在这所教会学校呆到1803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然后转到奔萨教会中学。奔萨中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希腊语。接着又任命他为学校图书管理员和诗歌班的教员。
1818年，一个偶然机遇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
这一年，萨拉托夫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大司祭戈卢别夫去世了。萨拉托夫省的省长潘丘利泽夫，请奔萨省的大主教，在中学毕业生中遴选一名“优等生”，接任大司祭的职务。但有个附加条件，继任者必需娶已故大司祭的女儿为妻。另外呢，省长本人在办这件事的时候，也没忘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他提出第二个附加条件：派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但家境不甚富裕的人，为的是让继任者兼做他孩子的教师。
大主教看中了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和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戈卢别娃结婚后不久，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便成了“继承”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神甫。作为戈卢别娃的嫁妆，他还得到了一栋房子和一大片地产。这地产从谢尔吉耶夫大街，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边。
于是，这个奔萨中学的教师，竟意想不到地被抬举成了一位神甫。同时也进入了由岳母娘戈卢别夫遗孀实行专横统治的家庭。
戈卢别娃为了使其家族继续“控制”谢尔吉耶夫教堂，嫁出了大女儿叶夫根尼娅不久，又嫁出了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如果说出嫁大闺女，是因为需要一个人去填补神甫的空缺；那么嫁小女儿，则是为了攀上一个贵族家庭。她这样做并非为虚荣心所驱使，而只是“生活上的”实惠需要。戈卢别夫家原有许多奴仆，都是“老头子生前买来的”农奴。当时这些农奴，是以一个贵族的名义买来的。老太太把小女儿嫁给了贵族，才可以把农奴转到女儿的名下……可惜好运不常，二女婿年轻短命。他死后，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德娜·叶戈罗夫娜，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另一个贵族佩平。
1828年7月24日上午9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夫妇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做尼古拉。这孩子就是前言中出现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时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他成了大司祭、教区的监督司祭和宗教法庭的成员。不过，他的家庭还是连省里的中等人家都够不上。
家庭并不贫困，靠年长者的辛勤工作足可维持。生活上的必需品一应俱全，就是缺少活动金钱。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佩平，从早到晚忙于抄写公文。一人每年就要抄写1500～2000份“公文”。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来教育孩子知书识礼。他不仅教小姨子学法语，而且还教她学希腊文。外甥女、儿子、以及后来成为科学院士的外甥，最初接受的都是他的教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完全是父亲的功劳。他后来回忆道：
“我大多是自学的，但拉丁语除外——是父亲辛勤教给我的……我们两家的母亲，从早操劳到晚。待到精疲力尽时，她们便边休息边读书。”
而且，儿子自幼从父亲身上接受了这样一些优良素质：善于工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这个家庭里，读书是受到尊敬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本人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为了购置珍本，他从不吝惜钱财。对于孩子们的事情，主要由孩子自己作主。温和而又矜持的父亲，尽量不去干预儿子的自由；母亲则相反，对儿子的爱表现得很严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青少年时，为了不违背母亲的意愿，不得不违心地顺从听话。佩平家的农奴，全都忙于各种家务。
在熟悉人的眼中，这个孩子活跃、高兴和多话。而在陌生的环境里，则表现得胆怯、腼腆和拘谨。他的眼睛从小就深度近视，这对他的举止有很大的影响。和小朋友嬉戏时，如果他不握住对方的手，几乎认不出对方的脸。他后来曾这样描绘自己的童年：
“在童年，我的小朋友会用铅笔刀剪小纸人，用泥巴捏东西。可这些玩艺儿，我一样也学不会。连编织逮小鱼用的网子，我也没学会。网目结得大小不一，成了一堆乱线团，根本不管用。”
眼睛近视，使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中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近视也使他养成孤僻性格。这种孤僻性格，促使他变得少年老成。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喜欢各种儿童游戏的，尽管不一定那么入迷。
冬天，他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就是在山坡上滑雪橇。通常是当晚上父母外出做客不在家时，才去作这种游戏的。在漆黑无人的街道上，几个小孩跑到一起。他们从雪橇上取下那只用来从伏尔加河提水的大桶，然后把雪橇拖到中学大街。那里有一条倾斜的坡道，向伏尔加河边滑去。孩子们滑得很快，从歪斜的小房子旁边飞驰而下，因为惊险刺激而兴奋无比。
对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最感亲切的莫过于自己家的院子、波克罗夫大街、莫斯科大街、新大教堂广场，以及最近的这一段伏尔加河岸。萨拉托夫城的其余地方，他就不大熟悉了。
家里过的生活是相当朴素而单调的。这是一个兴趣有点狭窄的闭塞小天地。成天不外乎是游戏和读书。家人平常谈论的、大人和小孩经常所想的，都是教堂、神甫、做礼拜、大主教、忏悔等一类的事。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不分彼此。尽管佩平一家，可以说代表“上流社会”，但这并没能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习惯。佩平家的“上流社会”生活准则，不仅不显得对立，相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所代表的“宗教”准则，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不过，这种“宗教”的东西，已完全尘世化。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主要是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件事。丝毫没有狂热的迷信，没有禁欲主义和神秘情绪。当他们讲到教堂时，主要是指父亲工作所在的谢尔吉耶夫教堂……他们讲“神甫”，主要是指亚科夫·亚科夫列维奇，即在教堂里的一位同事……仅此而已。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家人，对宗教并非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教堂之间，不单纯是职务上的关系。家庭留给这个孩子的宗教偏见，实际上长期影响着他。摆脱这些偏见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
2. 勤勉的学童
人活着，每天都有各种需求；生活本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宗教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辈都是平常人，当然受到各种并不奢侈的需求的纠缠。幼小的尼古拉在他们当中成长，已经习惯于他们的言行和思维。以致在后来需要从理论上辨别真伪和善恶时，这些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面描述的家庭及其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这个敏感的小孩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童年就有机会观察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农奴制、兵役、当局的专横残暴，给农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在伏尔加河岸边，到处可以见到纤夫和搬运夫的住宿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受着骇人听闻的剥削。还有，成群结队的囚徒，沿着察里津大街被驱赶而过。从1835到1845年的10年间，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因造反从萨拉托夫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佩平家在阿特卡尔县，拥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佩平家的农奴，经常从那里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在紧靠佩平庄园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打死了一个虐待他们的地主。当局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也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小孩的耳朵里。
在城里，经常可以见到当众鞭笞犯人，和在校场处决犯人。萨拉托夫城里驻着一个团的部队。在校场上，士兵进行步法操练和持枪操练。稍有差错，立刻就地当众受到惩罚。征兵站前聚集着人群，母亲们满面泪水，她们将要和儿子分别25年。被抓的壮丁则显得满不在乎，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在萨拉托夫的那段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不是在高贵的社会中长大的。所记得的，都是粗野贫困的生活。一群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踉踉跄跄地走过古城的街道，他们喧闹着，吼叫着，唱着粗犷豪放的歌曲。”
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引起了年少好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并使他感到忧虑不安。
1836年，小尼古拉8岁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为儿子启蒙，教他学习识字读写，决心亲自为儿子进入教会中学创造条件。送给了孩子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着：“劳动能征服一切”，“诚实者受人敬爱”，“唯上帝为万物之本”等等。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不仅有教育才能，而且还有点教学经验。他能够流畅地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在数学、史学和地理方面，也颇有基础。儿子很有天分，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引起所有亲友的注目。
一位比尼古拉大5岁的亲戚拉耶夫，曾作如下描述：
“你很难看到他手里不拿着书的时候。不论是吃早餐、用午饭、还是同别人谈话，他总是手不释卷。他父亲藏书室的各种书籍，他都读过。我经常看见他在翻阅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阅读的酷爱，简直令人吃惊。在他的影响下，我当时也读了许多书。包括罗连的整部《通史》，此书是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译成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只有10岁，其知识的广博，15岁的中学生也很难与之相比。他13岁那年便帮助我准备考大学。”
对阅读的酷爱，引起了祖母的反对，却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认为，大量阅读有助于儿子培养翻译文笔。他不时称赞道：“奇怪，希腊人的思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用俄语转述得多么好。”
父亲布置的功课，科利亚完成得很快。然后他就到大街上去玩或坐下来看书，再不然就和祖母下棋。祖母一边下棋，一边给孙子讲述古老的故事。
1836年9月5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儿子送进了教会学校。
其实只办了入学注册手续，说好他可以不上课，各自在家里学习；但必须参加每次考试。他这样做，是想让儿子躲开教会学校的不良影响，因为这所学校的粗暴，已经根深蒂固，盛行体罚和死记硬背书本。
教会学校坐落在一栋肮脏的两层楼房里。冬天供暖很差，学生们穿着大衣和短皮袄上课。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知道，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个酒鬼，住在学校集体宿舍的那些教师，都是些作风粗暴和不学无术之辈。他得出结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不受这种学校的影响。
科利亚在家学习，求知欲很强，记性好，聪明过人，学过的东西掌握得很牢固。家人预料，他日后的生涯将在宗教界，所以准备让他考教会中学。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教会中学的基本课程。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儿子学这两门语言。其实，他只能断断续续地教儿子。妻子抱怨说：“他哪有工夫教科利亚呢？他从教堂回来，和科利亚谈上半个小时，布置点希腊语作业，便又上宗教法院去了。而科利亚坐下来写功课，写罢便出去玩。”
尽管在这偏僻的城市里，处在神甫和助祭之中，是难以满足求知欲望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语言产生了兴趣。他家不富裕，不能像其他贵族家庭那样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
在学习上，科利亚很有主动精神，很能想办法。比方说，有一次他偶然结识了一个卖水果的伊朗人。便提出教那人说俄语，作为条件，对方教他波斯语。伊朗人每天卖完水果，便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里。把鞋脱下放在门槛边，盘腿坐在沙发上，开始互教互学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法语。他发现同学笑话他的发音，便不再上私立寄宿中学学法语。不过，他虽然不到学校去，却自学得很用功。表兄弟们一起向一个教音乐的德国移民学德语。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德国人向他们学俄语。在进教会学校以前，他已开始学拉丁语、希腊语、动物学、博物学、几何学、俄语语法、文学理论、历史、地理、德语和法语。并进行了从斯拉夫语到希腊语和从希腊语到俄语的翻译练习。进教会中学以后，除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外，他还给自己增加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鞑靼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培养好的文笔，开始作些简单的修辞练习。过了几年，便能着手翻译古罗马历史学家科尼利厄斯·尼波斯、西塞罗和李维等人的著作。
除了必须做的功课外，这个“书蠹”几乎无所不读，包括俄国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的《天文学》。在这部书里，每行文字几乎都附有整页的积分方程式。至于他父亲的两个书柜里的藏书，他当然尽情饱览。这里藏有18世纪至19世纪初，俄国作家的重要文史书籍。如卡拉姆津著的《俄罗斯国家史》，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A·韦尔特曼的《世界景象》等等。
父亲不满足于自己的藏书和所订的报刊（他只订了《绘画评论》和《莫斯科公报》），他和城里的贵族来往密切，经常从那里借回来许多书刊。于是便有了普希金、茹柯夫斯基和果戈理的作品，以及厚厚的大型月刊《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和很出名的《现代人》杂志。
还在上大学前，他就在《祖国纪事》上读到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著作。
3. 教会中学生
184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升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念书。
在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编入一年级。一年级当时称为低年级，又称修辞班。它上面的中年级为哲学班，再往上的高年级，是神学专修班。教会中学能给予这个勤勉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按说，他的成熟程度和知识水平，已远远超过这所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不该学的东西之外，在这所学校里他几乎没有什么可学。
学校的教学方法烦琐死板，只能白白浪费他的时间。哲学课仅仅是为了适应神学的需要而开设，语文课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布道说教的能力。他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稍后曾就读于此校。
若干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教会中学的情形：
“即便才智平平的学生……也不能不抱怨这所学校教学上的空洞无物。像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聪颖过人、酷爱科学、知识渊博的学生，就更为浪费时光而懊恼。他蔑视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根据大纲所设的功课。”
上课时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半用来摘抄词典，学习外语，为的是扩大语言方面的知识。奇怪的是，有时老师突然袭击向他提出问题，他一点也不惊惶失措。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站起来竟能应付自如，对答如流。
学生特别喜欢听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历史问题。平常这门课上得死气沉沉。历史课老师西奈斯基精通希腊语，但历史知识甚少。当教师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时，喧闹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听他答得有声有色，内容超过课本的东西。
他的作文被认为是范文。语文老师向校长报告说：“只有大学的教授，才能把作文题发挥得这样好。”学校经常用的作文题目屈指可数：修辞班常出的题有《受苦方知上帝亲》、《忍耐之益处》，《近墨者黑》之类。哲学班有《论灵魂与躯体之别》、《思辨法与经验法优劣论》等。总之，在整个中学阶段，作文题目总共不超出一百个。而每年要写几十篇作文，老师只好让大家旧题重做，老调重弹。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文独立思考，结果引起了老师的批评。那次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论应否将学校教育置于家庭教育之上”。在文章中，他结合自己的实际，高度赞许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制度和方法，颇有微词。老师不满意了，赏给他一个2分。从帝俄到后来的苏联，学校数百年一贯实行的是“5分制”。得5分为满分——成绩优秀；4分为良好；3分算及格。2分是最低分——不及格，包含了从0分到59分这个幅度。所以优秀未必就是100分，大致相当90分以上吧；2分就可能是0蛋一个。
这个教师的评语是：
“阐述得很好，很清楚。但思路以及只注意学校教育的缺陷，是错误的。丝毫未提及最高当局办学的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入教会中学时，已经14岁。他外表腼腆，温柔，再加上近视，好静……看来他这些特点，可以成为调皮学生取笑的对象。况且，在旧学校里，“名列前茅”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还可能使自己孤立于其他同学之外。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他博得了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学习上同学们经常向他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当时，一般的教会学校，盛行粗暴野蛮的教育方法。相比之下，萨拉托夫教会中学的做法还算稍微温和。这里不把鞭打学生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偶尔脾气大的教师也体罚学生。学生犯有过失，常在墙角罚跪，被迫磕响头。
冬天，教室的供暖很差，没有安内窗。房门破烂不堪，室内冷得使人难受。课间休息时，学生就挤成一团打打闹闹，摔跤取暖。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一角边看边笑。有时他也被同学拖出来，参加角斗。往往等他摔累了，别人便把他抬起来送回座位，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丁文很好，乐于帮助同学。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检查同学们的拉丁文作业，并向他们作解释，从来不见他表示过不耐烦。
他和班上大多数同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几个人还建立了某种友谊。这期间他惟一的知心朋友，是米哈伊尔·列维茨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中只有三个这样的至交：中学时期的M·列维茨基；大学时的B·洛博多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杜勃罗留波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拿三位朋友的这些特点，和自己身上的缺点作对比。他经常责备自己的性格太“柔和”，过于“顺从”。其实这仅仅是外表的，对他的行为和信念毫无影响。然而，年轻时的他，却特别敏锐地感到这种矛盾。
好冲动的列维茨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点相反。列维茨基对教师的意见，总是公开表示出来，经常和教师、同学争论。在教室里他俩是邻座：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列维茨基坐第二个座位。
宗教课老师彼特罗夫斯基说：
“列维茨基，你是个正统的新教徒。不过你的反对意见不合新教的精神。你争论不是为了弄清真理，而是想摸我知识的底，想抓我的把柄，当众使我难堪。”
最后，列维茨基被取消了享受官费的资格。因为有一次上希伯莱语课时，他涂抹了教师的笔记本。教师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他回答说：
“你干吗胡说八道？”就是这个爱抬杠的家伙，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最亲近的朋友。他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过，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疟疾，将近三个星期没来上课，列维茨基却不敢去探望他，因为找不出一套像样的衣裳。平日冬天他穿一件粗尼农民上衣，夏天穿一身黄色土布长袍。
列维茨基被剥夺官费资格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离开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到彼得堡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听到这消息时，感到好难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列维茨基几乎是俄罗斯未来的骄傲。这位才华出众的列维茨基，性格却不够坚强。一旦失去惟一的物质来源，就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时常借酒浇愁，变成了一个酒鬼。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
在中学阶段，这个刚满14岁的孩子，居然想到要发明“永动机”。
那次祖母突然病了，让他去请医生。在医生那间摆满了各种药品和仪器的诊所里，他看到了水银温度计。他突然联想到，根据这个原理，可以造一个特殊的钟表仪器。从那天起，他经常琢磨用各种方法来改进这个设计。最后他坚信，他是在发明一种可以产生永恒运动的机器。他甚至幻想发明成功了，他被召进了冬宫。皇帝给他说：
“你发明这种机器，改变了地球面貌。从事体力活儿的人将摆脱繁重的劳动和贫困。你希望得到什么奖赏？”
他能希望得到什么呢？他设想的回答，应该向皇上显示出豁达、无私和纯朴。于是他回答道：
“把我父亲调到彼得堡的谢尔吉耶夫大教堂吧……”
发明这种机器的幻想，后来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他真的做了实验，失败也没有使他不安和失望，而是努力寻找新的、更为正确的途径。继续琢磨校准、修改和重做这台仪器的零件。在探索中度过了好几年，直到最后他确信“永动机”是不可实现为止。
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学毕业之前很久，家人就为他的前途费心。他究竟该选择宗教生涯好，还是上大学好？
恰好这时父亲在宗教职业中，遇到一件不痛快的事情。那天他在教堂的花名册上，给一个新生婴儿登记时，违反了宗教的程序。因这事就被免除了在宗教法庭担任的职务。这一委屈似乎使这位父亲受到启示：
儿子最好不走他的老路。
这桩意外，使得母亲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不知所措。她以前总是毫不怀疑地认为，儿子长大就应该子承父业，在宗教界供职。可是……真作孽啊，眼前出现的不痛快的事动摇了她的决心。她说：
“每个可怜的神甫必须小心翼翼地干，而奖赏则只授予最精明的人。上帝原谅他们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吧。”
其实，尼古拉本人并不愿进入宗教界。中学的鞑靼语和阿拉伯语老师萨布卢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说服自己的学生，不要局限于接受教会中学的教育，而应争取上大学深造。本来这两种语言，并非中学教学大纲规定的必修课，但是萨布卢科夫把用功学习的学生吸引住了。后来进了大学学习，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和顽强精神，研究斯拉夫语言学。这种良好的研究习惯，和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跟随萨布卢科夫学习时形成的。萨布卢科夫很器重这个学生，经常鼓励他。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忘恩师的教诲，许多年后还说：“作为学者和我的老师，您最受我的尊敬，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您最为我所热爱。”
这样一来，全家意见统一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父亲便向正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念书的亲戚拉耶夫打听，儿子能否提前上大学。
1845年12月，还在哲学班里学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教会中学提出退学申请：
“征得我父亲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永恒救世主’教堂大司祭的同意，我想到一所俄国的帝国大学继续深造。”
学校没有阻拦，很顺利给办理了退学手续。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成绩，学校给的书面评语是：哲学、语文和俄国历史——特优；东正教、圣经、数学、拉丁语、希腊语和鞑靼语——优；很有天分，非常用功，品行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