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文学艺术家卷——车尔尼雪夫斯基

罗永年  郭锷权   编著

第二章  求学远赴彼得堡



 






  1. 拳拳慈母心


  尼古拉退学后,抓紧时间在家自学复习,为升大学做准备。

  同时,全家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是,儿子究竟到哪里上大学?是就近在喀山,还是到莫斯科或者京城彼得堡学习更好?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了的。经过几番考虑,最后是因为亲戚拉耶夫住在彼得堡,所以才决定到彼得堡念书。

  上遥远的京城上大学,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小事。家人以极其激动的心情对待儿子的这次长途旅程。因为除了父亲到过伏尔加下游东岸教区的一些县份之外,其他人哪儿也没去过。从萨拉托夫到彼得堡,大约有1800公里。现在全家人的主要精力,便是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动身作准备。

  大司祭的薪金收入寥寥,送大学生到首都去,所需费用不菲。即便自己租马车——这比乘驿车要节省得多——也要花很大一笔钱。一切都得精打细算:路上吃的燕麦、车夫及其三套马车旅途上的粮食草料、公路费、客店费。还有上课前的种种开支:租房子、做校服、买课本。做母亲的怎么也不同意让儿子一人前去;尽管她身体不好,仍然决定亲自陪儿子到彼得堡。她想亲眼看到,儿子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是怎样安顿的。因此还必需筹措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回程的路费。

  从萨拉托夫城启程的日子定在5月18日。

  临出发前,准备工作一直拖延到傍晚。开始告别了……最后,18岁的尼古拉和母亲坐到马车的位子上,马车便上路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马车里向外望了最后一眼,他看到父亲高高的身影。父亲穿着一身便服——一件细尼料的半长衣,腰间围着绣花的腰带。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家到了遥远的、神话般的彼得堡时,父亲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旅程漫长而艰苦。

  第一天才走了12俄里(1俄里约相当于1.06公里),在奥尔尚卡过夜。这种慢吞吞的旅行,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啼笑皆非。他在路上给表弟佩平写信开玩笑:

 

 

 


  一路上他兴高采烈,一想到是到首都去学习,就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为了不使母亲怪罪他离开老家满不在乎,他极力掩饰着高兴的情绪。

  马车经过贝尔加滋——基托夫拉斯——巴拉绍夫,这些地方对两个萨拉托夫人都很新鲜。不过天气起初使人不舒服。寒风驱赶着云层,绵绵的阴雨使本来已很泥泞的道路更难行走。马车在坑洼和辙窝之间颠簸,在进入村镇时,常常陷入大片水洼里。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松软的田野,还有小块的小云杉林,孤零零的带条纹的路标……

  到了月底,才终于抵达沃龙涅什市。

  一路上白天颠簸,夜宿小客店或烟雾腾腾的农舍。在该地母亲斋戒祈祷,然后进圣餐,参拜沃龙涅什的教堂、寺院。还为萨拉托夫的外甥女买了许多小神像和戒指。

  离开沃龙涅什第的十天,到了莫斯科。他们径直去找位于小布龙纳亚大街的教堂里的神甫克利延托夫,他也是萨拉托夫人。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决定在他那里停留几天,小事休息。

  这几个外地人便去参观克里姆林宫。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到邮电总局去,领取父亲寄的存局待领信件,并往萨拉托夫发回平安家书。他感到奇怪的是,路过库兹涅茨克桥时,竟看不见桥。大学生多得令他吃惊,到处闪动着蓝衣领子,尽管时值假期。

  翌晨,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说,她决定在儿子快要上大学时,带他到大寺院去做一次祈祷。她希望克利延托夫家主管家务的大女儿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能陪他们一同去。

  亚历山德娜温文尔雅,举止适度,性情忧郁,这些都博得大家的好感。人们查觉到,女儿们在父亲这里生活得并不顺心。据了解,她已结过婚,丈夫死后回到娘家,并挑起照料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和俄罗斯许多家庭一样,父亲对她态度恶劣,卑视这个丧夫的女儿,把她当作佣人使唤。

  这一切都看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眼里。这个年轻妇女的痛苦遭遇,引起他深切的惋惜与同情——她丧失了个人的欢乐,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父亲和妹妹们的身上。

  只是在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一再恳求下,克利延托夫才允许女儿陪他们母子一起到大寺院去做祈祷。在大寺院里,他们“祈求”上帝别再下雨,好让彼得堡的路好走一些。

  在回来的路上,母亲在车里打瞌睡,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有机会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攀谈起来。谈得很认真,时间很长。她善于理解,判断正确而不带偏见,对生活的看法单纯,这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讶。

  他根本没想到,和他谈话的这位妇女,会是赫尔岑的夫人纳塔利娅·扎哈林娜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密友。

  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很不愿意谈个人的事。不过,即便通过这次路上仓促和断断续续的谈话,他对对方的身世也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于是,他越来越为她的不幸所感动,越来越同情她……

  做祈祷回来后,母子回顾了从萨拉托夫城出发,直到莫斯科这些天来的情况,把大小开支计算了一下。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最好和马车夫萨韦利分手,订两张公共马车座位票。这样做花销稍大些,但走得比较快,比较舒服。当初协商好,萨韦利不仅送他们到莫斯科,还要把他们送到彼得堡。但他们发现此人是个酒鬼,很不可靠。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拉丁文给父亲写信,说除了这些原因外,这辆马车没有弹簧。他身上碰伤多处,再加上颠簸,胸部乃至浑身像散了架,妈妈就更不用说了。上帝保佑,我们身体还好,但颠簸得难受,要是乘公共马车就不会这样。

  车票事先已买好。动身那一天,邮政总局宽阔的院子里,停放着好几辆公共马车。旅客聚集在那里等待,搬运夫从车身后的梯子往上搬行李。

  又经过三整天的旅行,他们乘坐的马车,终于在6月19日的黎明,在小莫尔斯卡亚大街和涅瓦大街的拐角处停了下来。

  天一蒙蒙亮,母子俩便去找拉耶夫。拉耶夫盛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亲戚,立刻帮他们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临时住房。

  这地方很不错。从窗户能看到伊萨基耶夫斯基大教堂。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白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踱步来到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行人之多,简直无法挪步。就像所传说的,50年前伏尔加河里鱼多得船只无法通行一样。这个青年在各家书店的柜窗前久久矗立,图书之多使他万分惊讶。他以外省人特有的好奇心,贪婪地观赏彼得堡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的观感写信告诉家人。

  在给亲人写信时,他尽量使信的内容适合每个人的兴趣。他给祖母讲,在涅瓦大街看到了总主教,并说他可能看到沙皇。还看到轮船,它行驶得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快。他给父亲讲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讲在彼得堡有成就的同乡人,讲自己对未来的安排,讲入学前的奔忙。并说,“能到这里来读书,该怎样感激您,我亲爱的爸爸……”他向萨沙和表妹开玩笑地描绘说,对年收入50000卢布的人来说,首都的生活有多么惬意。

  离入学考试还早,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已在做准备。不到两个星期,这个萨拉托夫来的“书蠹”,便已翻遍彼得堡著名书商的图书目录。

  7月12日是他的生日。这天车尔尼雪夫斯基报考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文史专业。

  做母亲的心里不踏实,认为要想考取还得求人活动活动。比如拜访主考的教授,告诉他们自己带着儿子从远道而来,花了许多钱。这就能取得他们的同情,求他们笔下开恩。母亲的想法伤害了儿子的自尊心,他不需要怜悯和恩赐。他说:

  “你去诉说我们经济拮据,长途跋涉1500俄里,你把自己当成了有知识的乞丐。难道别人就会对你的示弱表示同情吗?就算上帝保佑,别人录取了你,可是你整整四年都要遭到人们的耻笑!”

  8月2日,早起开始考试。第一门是物理。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和彼得堡教育区的督学穆辛·普希金,都参加了监考。口试时,三个考官都提了问题。穆辛在场时,按着姓名的字母顺序喊考生入场。两个钟头后他走了,不再挨个喊,考生像去作忏悔一样,自己走上前来。轮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督学已经离去。教授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

  “很好,你是在哪里上的中学?”

  每个考生都看着教授当面给他打分。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视力欠佳,弯下腰去看记分册呢,又有失礼貌。况且这位教授也是个高度近视,填写分数时,脑袋几乎遮住了桌面,什么都看不清楚。

  第一炮打响了,第二天的代数和三角考得更棒。遗憾的是分数他还是没看清楚。当时他真恨不得戴上一副眼镜。考语文时,出的作文题目是:《写自首都的一封信》。这篇作文得了满分。考拉丁文时,他满怀信心向主考人费赖塔格教授走去。因为他的水平完全可以顺利翻译文学和历史著作。他本想还用拉丁语和教授对对话,没想到弗赖塔格已转向另一考生了。结果这一门只得了四分。

  总的说,他考得很不错。彼得堡大学的录取分数线,33分就能取得入学资格。满分是55分;车尔尼雪夫斯基得了49分。

  考完试的第二天,他们上街订做了一顶学士帽、买了一把佩剑。这是学校规定必需购置的。原先想去商场里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旧货。但由于心情高兴,所以花钱订做新的,也就不心痛钱了。

  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放心了,满意了;稍感遗憾的是,她马上要回萨拉托夫,没来得及看到儿子穿上大学生礼服。

  8月26日,母亲和一位女同伴离开彼得堡,儿子把她一直送到城门口。她是先乘三套马车到莫斯科,再自雇马车直达萨拉托夫。

  从这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要孤零零地留在陌生的大城市里。当母亲未离开时,他并没有明显感到难受的滋味。现在,母亲把亲人的最后一点温暖带走了。

  临告别时,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故作高兴状。笑着问妈妈何必买这么多路上吃的芜菁,和许多别的玩艺儿。妈妈也怕儿子难过,强作笑颜。答应在路上不会伤心,可以作作祷告,和同伴玩玩纸牌。


  2. 一年级新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按照事先的安排,搬到了拉耶夫那里共住一个房间。

  拉耶夫是从法国人阿莱家租下这个房间的。它位于戈罗霍夫大街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大楼里。房间相当宽大,有两张当作床用的长沙发,五六张椅子,一张旧写字台和一个上面堆满书籍的书架。

  拉耶夫即将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此人有点干巴,很矜持,过于谨慎;具有适应京城官吏生涯的素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喜欢,但也无处退避;他只好对这些作风保持缄默。后来,由于两人习性相去太远,分歧加深了。拉耶夫表示,他从不同意这位亲戚的政治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爱把事情说得好些。在给父母的信中,他一再说,住在这里很合算,好处多多。因为房主是法国人,可以不花时间和学费,就能学会法语。其次呢,白天除了老女仆,屋里没有别的人,非常清静……其实,房主人一早就去上课,夜里十一点才回家,根本听不到他说法语。女主人在外当家庭教师,每天上课回来时,总是拉开嗓门唱歌,没完没了地和儿子聊天。总而言之,一个劲地妨碍自己的房客,压根儿就没有一刻安宁。

  同样,他在信中向父母谈及有关饮食起居的话,千万别都当成是真实的。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免除他们的悬念,打消他们的忧虑。后来随着他的精神世界日益独立、与家庭的传统观念越来越远,家书中的这种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可是,要摆脱同家庭的精神联系传统习惯,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内心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母亲离开彼得堡的第二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学校教堂的隆重祈祷仪式。然后听了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首次训话——此人当年是著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好友。

  接着正式上课。大学的一切,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吸引住了。他按时听课,慢慢和同学们熟悉了,习惯了学校的秩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办事一丝不苟。他已经计算出从宿舍到学校的精确距离:费时16分钟,跨1920步,折合1俄里300俄丈(1俄丈等于2.134米)。比在萨拉托夫时,从家里到教会中学稍远一点。这不光是个习惯问题,而是那种思考专注、心无旁骛者的共同特点。和在萨拉托夫时一样,他在这里也经常走错家门。

  他在日记里如是纪录:

  “我一出门,走的总是戈罗赫大街或涅瓦大街,经过海军部大厦,然后到达学校。除了版画和石印画商店墙上不断更换的图画,我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

  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安排那每月20卢布的生活开支。确定吃饭、买蜡烛、文具、日用品、乃至洗澡等,各要多少钱。还为自己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小时乃至每一分钟,都有条不紊地去生活……

  他的心情很兴奋、愉快;不过很快就被对事物的清醒估计所取代了。开学没几天,他给父亲写信提到:

  “这里的课似乎不值一提。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写。怕您要为我担心了。不过,我以前不也是这样谈论教会中学的功课吗?但我何尝旷过一次课?还得公事公办嘛。怎么想都可以,但还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听课……这里多少有点像萨拉托夫的情形,谢天谢地,也还有点儿不同。”

  就这样,他坐在课堂里听啊听啊。内心却认为,教授讲课的方法很落后。不如某些大学,教授讲得不多,只限于评述本门学科的参考书目。因为教育的真正手段,是阅读图书,而不是听演讲。没有阅读能力,学生只跟着阿贝拉尔(法国烦琐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在荒漠中瞎转,是没多少用的。

  几乎上课不久他就这样设想。在一周的21堂课中,只有5堂课值得注意:两堂库托尔加上的通史,两堂菲舍尔上的心理学,和一堂卡斯托尔斯基上的斯拉夫方言。教学大纲规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内容太简单,他已掌握的比这多得多。他也瞧不起赖科夫斯基上的神学课。在这个具有丰富神学知识的教会中学学生看来,赖科夫斯基对神学的了解,实在过于肤浅。

  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家庭给予他的宗教偏见。他请父亲给他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他好恪守斋戒。不过,他的内心正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观念。

  还在入大学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道德问题就很关切。从教会中学到彼得堡这一过渡时期里,他勤奋地追求知识,充满着理想主义。读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席勒的作品读得入迷。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单是欣赏诗情画意,还为其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到了彼得堡,他这种思想倾向,进入了一个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他经常给尚在中学读书的表弟佩平,用拉丁文写长信,信中往往涉及一些不便用俄文写的事情。信里提到可能要出现农民问题。

  1846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交给佩平一项任务:将几行拉丁文诗句,翻译成俄文,且不得破坏原诗的韵律和意境。佩平翻译出来,发现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愿谎言和暴虐消失

  若正义得不到伸张

  就让苍穹倒塌……

  让正义得胜

  或叫世界毁灭

  瞧,这个一年级大学生,从别人的诗句中挑选了什么样的“口号”!这就是表兄的思想趋向。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读到了著名作家欧仁·苏新的长篇小说《捡来的儿童马丹》。他急忙把作品的内容和涵义,写信告诉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他对《捡来的儿童马丹》之所以如此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描绘法国农民的苦难境况。

  读了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车尔尼雪夫斯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高尚的小说,真正用耶稣爱的精神写成。就思考:能否使那些被社会环境毁坏了的人,在道德上复活。他已经看到,人类陷入了污泥浊水,他们在受苦难,遭折磨。但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他甚至考虑运用耶稣的教义来净化人类的社会环境。

  看得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开始在这位一年级大学生心里萌芽;而又奇妙地和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18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

  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3. 彼得堡大学


  语文系里,一年级学生比较少。在这不多的学生当中,有10来个来自教会中学。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非贵族出身的青年,涌进了高等学府。这使贵族子弟感到不那么舒坦。到了40年代,各大学里已挤满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出身于下层职员和市民家庭。后来,欧洲各国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沙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想方设法阻止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恰好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到彼得堡大学的。

  1848年,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发布了一个秘密通令,强调:

  “现今人们想受教育的期望,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应予关注,不要使这种过分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民的阶级结构,不要让它诱使青年人狂热地追求奢侈的知识。”

  过了一年,大学招收新生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1849年,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只招收进了两个学生!

  日子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到,教授中也有社会出身和他差不多的人。他对这一类教授特别怀有好感。他以尼基坚科、乌斯特里亚洛夫和涅沃林三位教授为例。除俄语之外,他们不会讲其他任何一种外国语言。他们年轻时哪有可能学会讲外语呢?尼基坚科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农奴,后来被解放了。而涅沃林则是神职人员出身。这些曾经当过农奴的教授,有的人随波逐流,丧失了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渐安于现状,反而帮助沙皇政府实现它的意图。他们当然不会像狂热的农奴主穆辛·普什金伯爵那样,死心踏地为专制制度效劳。他们对官方的思想压制,也时有不满;却不敢去直接反抗。总是想方设法躲躲闪闪,其处境是相当可悲的。跟他们学习的平民青年,本能而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在大学呆了一年多,便退学到下诺夫哥罗德城谋事就业的原因。许多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来彼得堡上大学不是为了受到真正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萨拉托夫的亲人写信说:

  “现状就是如此,想多少有点作为,就得上大学,就得在首都做事,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到处都笼罩着萧条和肃杀的气氛。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兵营和衙门已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治科学的支柱。警察分局长们占据了大学的教研室。教授们的活动,受到公开或秘密的限制。

  尼基坚科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在督学穆辛·普什金主持的校委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按皇上旨意”写成的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

  “民族性……即无限忠于并绝对服从君主制度,而西斯拉夫传统不应引起吾人的任何同情。”据此,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表示,希望教授们讲课时,一定要根据这个大纲和政府命令,来阐述我们的民族性。讲授斯拉夫方言、俄国历史和俄国法律的教授们,更应如此。

  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语文系学习只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废话连篇,咬文嚼字……

  学生们在私下交谈中,经常讥讽那个“希腊科学文化的巨擘”——教希腊语文的老夫子格列费。此人一日不用错动词就没法过。除了希腊语的词源,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于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来说,语文课和俄罗斯文学史课的教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语文课由尼基坚科主讲,文学史由普列特尼奥夫主讲。这两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文学家,文学史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才能,很少显示在教学上。学生还感到惊讶,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在文章中,时有很中肯的见解;而在课堂上却废话连篇,催人入睡?尼基坚科则千方百计回避某些“尖锐”问题,只讲作品表层的东西。如果学生请他阐述作品深层面的内涵时,他便巧妙地在暗礁之间迂回,用些含混不清的字眼高谈阔论,借此摆脱困境。

  对学校这些著名教师的怯懦和不彻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自有他的评价。他无法尊敬那些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唯命是从的教授先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单调。听课,上图书馆,和同学研讨、辩论、闲谈、按时给家里写信。时间便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去。

  他博览群书,书使他和外界隔开了。一旦得到一本想看的书,他便高兴异常;如果弄不到需要的书,他就会闷闷不乐。他不上剧院,害怕看戏耽误学业。对父母则说,他看不惯那些戏。他本想每逢星期天去参加学校的音乐晚会,但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冬天得交三个银卢布。不如把这些钱花在买书上。学校的舞会在他看来实在可笑——女舞伴由男学生装扮。学生会餐也没他的份儿,他滴酒不沾。他有时到同乡、父亲的熟人和朋友处作客,彼得堡有不少萨拉托夫人。有的当了大官,生活得自在而阔气。父母劝他和有用处的人保持来往,他也想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那种性格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有人生硬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都会使他感到受辱。倘若仅仅是拜访,谈些无关痛痒的事,这样交朋友还有必要吗?

  实际上他无时不感到缺钱。为了勉强度日,他处处紧缩开支,节省每一个戈比。他不仅为几个钱而操心,还想到父母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因而心里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和多子女的佩平家是分不开的。所有沉重的生活负担,历来都由两家平均承受。所以他急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自己挣钱,哪怕是当家教给人上课也行。

  冬天快到了,他打算不购置皮大衣——好在寓所离学校只有走15分钟的路程。去浴室可以穿光板皮袍;不过没有礼服和制服大衣怎么行呢?他本来想向一个枢密官的儿子,用半价买一件旧礼服。可是这件礼服的领子是舞会式的,绣着金色花边,不好意思穿上身,只好去订做一件。

  哎呀,这里生活花消太大,东西贵得吓人,白面包比萨拉托夫的贵两倍半。看戏要雇车——他连想都不敢想。为了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他只在星期天喝一次茶,或者根本不喝。

  表面上,他的生活过得平淡清苦;不过内在的精神生活,确是丰富极了。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平常的心态,忍受生活中各种贫困、痛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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