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革命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学习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学校开学，没有使他产生什么特别印象。还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头乱发的雷特金；温和谦虚的斯拉温斯基；结巴的奥尔洛夫；愚蠢到令人吃惊的扎列曼；马虎粗野的格拉西姆·波克罗夫斯基……
还是那些教授。学究习气十足的弗赖塔格；70高龄、老态龙钟的格列费；自鸣得意、喜好卖弄的库托尔加；为人厚道的普列特尼奥夫，总是拄着那根普希金赠送的黑手杖。还有口若悬河的尼基坚科，他好作手势。说到“优雅”这个词时，喜欢高举右手，让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他不停地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可惜是一些过时的论点；还有关于真、善、美的老生常谈。
尼基坚科还算是个优秀教授。除了他和斯列兹涅夫斯基，其余的人讲课，车尔尼雪夫斯基压根儿不愿听。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埃尔什和格鲁伯主编的《百科辞典》，偶然看到关于雅各宾党人雅克·勒奈·阿贝尔的词条。完全是以谴责的口吻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阿贝尔——卑鄙的蛊惑者，借助革命的严酷日子获得幸福。宗教的死敌，一伙权欲熏心的狂徒的不讲道义的首领。”
说也奇怪，这些贬抑之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起作用。他觉得自己真要成为《红色共和国》的追随者了。他不由讶然自问：
“我是不是成了革命党人？”
他在彼得堡仅生活了两年，但思想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研究历史人物。对17世纪英国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那些伟大的活动家深感兴趣。当代人物中使他倾心的，有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巴黎郊区的工人阿尔贝。
1848年7月，发生了平民蒲鲁东和梯也尔在议会中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彼得堡大学内的反应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力维护蒲鲁东的观点。而教通史课的库托尔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破口大骂蒲鲁东。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地同情革新者。因此，对库托尔加教授的高论大为反感。他甚至想写一封信维护蒲鲁东的观点，偷偷将它塞到教授的桌子里。不过，这封信一直留在他口袋里，没有拿出去。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熟了，认识到蒲鲁东理论体系之缺陷，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现在已不是1793年那样斩尽杀绝的年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政治反对派的信念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认为发表新思想就是大逆不道，而送上断头台。
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社会主义者不是想消灭所有制和家庭，而是希望这些现在只属于少数人的福利，能扩大为全体人民所享受！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思，早已飞越出校园；但他还得耐着性子照常听课、作笔记、交作业等等，直至细枝末节。实际上，他与希腊、拉丁语教授弗赖塔格和格列费的关系，已紧张到要争吵的地步。在开学前约两周，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定主意索性不去听他们的课，或者在课堂上干别的事，比如写日记或给家里写信。
他对督学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也很反感。此人依仗权势，随时找学生的岔子。时而说他没有带佩剑，制服上的纽扣没扣好；时而说他头发太长，应该去理发店。车尔尼雪夫斯基干脆连课间休息也呆在教室里——不想在走廊碰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两教授已发现这个学生故意不听课，有一天不满终于爆发，演变成一场争吵。督学穆辛·普什金立刻来干预，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训斥一顿。自尊心很强的这位青年，忍受不了督学的做法。很长时间他都想报复，用某种手段羞辱他。
某位同乡获悉这桩争执后，一五一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双亲作了报告。远在萨拉托夫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急坏了，连忙写信问儿子：
“你在学校闹了什么事？”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语文学、斯拉夫方言和通史等三门课。
尼基坚科的课，公认“合乎教育原理”。课上得很活跃，因为课堂主要是分析学生的作业，宣读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讨论各种文学问题，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
车尔尼雪夫斯基打算选择尼基坚科提出的课题——分析《当代英雄》。这部作品的每个情节，他都仔细读过不知多少遍。曾经一页一页地抄写过这部小说。尽管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但仍和当时一样，感到它的巨大魅力。不过后来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想写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题目——《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这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当时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抽象”的题目，后来使他蜚声文坛。他写作的这篇硕士论文，在校外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反响，把读者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赞扬他，另一部分人抨击他，进而仇视他。
不过，那次他并没选这个题，也没有选关于《当代英雄》的题目，而是动手写另一篇东西。结果使他后来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哈内科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着手写一篇关于歌德的短文，很着重心理分析。他刚读了《诗与真》的原著，印象深刻。
1848年11月的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尼基坚科的课上，宣读了自己那篇题为《论歌德的利己主义》的论文。当他走出教室到存衣室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走到他跟前，问他：
“刚才好像是您在宣读自己的论文？”
“是我。”
“这么说来，您对揭开歌德性格之谜很感兴趣啰？”
“是的，当然很感兴趣。”
“得啦，这事在学术上已经有人完成了。”
“您指的是仅用十行字来描绘诗人性格的黑格尔吗？”
“不，我说的是傅立叶。他找到了12种最原始的激情，一切性格的基础，都是由这12种激情及其派生的情绪构成的。”
这个青年人叫哈内科夫，彼得堡人，曾是东方系的学生。去年因“行为危险”被开除学籍。他二十三四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一些。
他们并肩走出校园。一路上，哈内科夫继续谈论傅立叶的学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哈内科夫所谈的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新鲜而陌生。特别是满口的新名词术语，听起来有点古怪：诸如社区，集体劳动组织，协会，法伦斯泰……
真是闻所未闻。最初，他觉得哈内科夫讲得有点冲动和杂乱。
“莫不是这个过于狂热的新信徒在吹牛吧？”
但他马上又责备自己，不该急忙作出带有偏见的结论。从哈内科夫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傅立叶学说的信仰之深。他认为这位法国思想家的伟大使命，就是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和人类本身！……
“这不是梦想！……不是乌托邦！……”哈内科夫高声说道。“请读一读他的《普遍统一论》。那里面一切都作了精辟的论证。读完之后您就会同意，法伦斯泰尔里最糟糕的一个劳动者，也比最强大的一个统治者幸福。
“傅立叶的思想，代表了整整一个世界，包含了数不清的财富。我问您，如果我们把这个宝藏开发出来，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愚昧无知和因循守旧的人，总是要反对新思想的。然而不能对此感到害怕。他在自己的祖国得不到理解和重视，但他的论述在世界上引人瞩目。在我们这块黑暗沉闷的地方，也有不少的人在追求光明、探索真理。”
哈内科夫继续说道：“我们的祖国戴着镣铐，专制和无知窒息了它，但变革这种状况已为期不远……”
他们在马厩大街的拐角处又停下来。哈内科夫讲起了那些不堪虐待的自由逃民，谈到历史上多次发生起义的诺夫哥罗德城。告别时，哈内科夫若热情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还说：
“如果您想读，我可以把傅立叶的书借给您。我住在基罗奇纳亚大街上梅尔策的房子里。星期六晚上来找我，我等您。”
他和哈内科夫的交情，其实还不深，更没有发展成深刻的思想联系。哈内科夫介绍的傅立叶的思想，倒是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不过他的洞察力很强，很快就明白那多半是空中楼阁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写的小说《怎么办》里，在《薇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这一章里，关于理想国的描写，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2. 地下小组织
在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阶层中，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出现了一些半地下状态的小组织。哈内科夫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这个小组正在积极活动，传播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当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普及后，人们才知道那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哈内科夫当时却是这一学说最热心的传播者之一。
1848年3月，当局就得到报告，说住在彼得堡私人住宅的“九品文官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并肆意宣布自己的准则”。“他结交甚广，周围约有800人，并与其中若干人组成社团。每周在约定的星期五晚上，总有15～30人聚集在他家里。有文职人员，大学师生，也有军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者。这些人不打牌，一味读书、谈话和争论，直至翌晨四时。”
这样，这个地下革命组织，早已上了警察和宪兵的黑名单。
其实，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从1845年便开始活动。起初只是一个读书会，通过彼得堡书商卢里，订购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刊。沙皇俄国严格封锁消息，禁止传播革命思想，将这类书刊列为禁书。这些难得的“非法”图书，就成了吸引人们来聚会的主要原因。
每逢星期五，晚会接连不断。开始人不多，只具有“学术性质”。熟朋友到这里来聚会，主要是交流新书信息，交换读书心得体会。
彼得拉舍夫斯基朝气蓬勃，刻苦好学，是个胸怀广阔、意志坚强的人。他又是个天生的鼓动家，精力旺盛，广交朋友，寻找一切机会传播他那隐藏在心中的思想。
1845至1846年间，经常到他家聚会的人当中，较著名的有诗人普列谢耶夫、政治家米柳京、批评家B·迈科夫、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丹尼列夫斯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近卫军军官蒙别利，和大学生哈内科夫等。第二年冬天，到他家来的还有Φ·陀思妥耶夫斯基、恩格尔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又将各自的朋友带到他那儿，于是新来者源源不断。集会越来越活跃，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样化。聚会者就共产主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作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庭和宗教的学术报告。逐渐地，小组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他们经常围绕俄国社会各种热点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如农奴制度的腐朽、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官僚的昏庸、书报审查制度的严酷等等。特别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小组的一些成员准备组织秘密团体，采取激烈行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思想千差万别，尽管星期五的来访者形形色色，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现存制度不满，渴望改变现状。
这一代人，是在沙皇尼古拉统治下长大的。用伟大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的话说：“他们忍受着全身骨折的痛楚，但他们幻想着全人类幸福的到来，并以此抚慰那受伤的心灵。”
据赫尔岑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了解，他这样评价：这个小组“当时对我来说是颇为新鲜的。40年代初，我只看到了它的萌芽，它发展于彼得堡，在别林斯基的事业快到尽头的时候。而它的形成，则在我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组成这个圈子的，都是些年轻有为、极为聪明博学的人；但这些人却有点神经质、病态，走不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警察暗探密切注意着这个小组的动态，时刻等待行动信号。它的名声和影响，却在警察机关的眼皮底下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部，开始出现了分歧和裂痕。一个没有明确纲领和目标的自发组织，发生这样的事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人开始议论，打算组织秘密团体，准备为起义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另一部分人相反，被激进的变革想法所吓倒。地下组织的分化，已是不可避免。
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不再满足于在他家的聚会。1848年3月，他抱怨说，每星期五来的人，“一无所知，又不愿学习……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连基本概念都不清楚。”
在闹分裂这一阵，哈内科夫属于“纯傅立叶主义者”这一派。他正在积极征集自己的支持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哈内科夫独具风格，思想活跃，性格果断，信念坚毅。由于结识了哈内科夫，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接触到了40年代末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那受到压抑的活动，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后来领导的、60年代的先进人物更为气势澎湃的思想政治运动的前奏。
如果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俄国将来社会变革的实质，仅有模糊的认识，那么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已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通过消灭专制和农奴制度，人民才可能获得解放。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刚开始和这个小组的人员接触，还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彼得堡的另外一个“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
伊里纳尔赫·韦津斯基也是萨拉托夫人，算是同乡，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长15岁。他8岁的时候便离开父母，被送进宗教学校。他的胆子忒大，最早独自去到莫斯科接受非宗教教育。
这个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嗜书成癖，书本成了他惟一的乐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弄到手的一切书刊，接触到了大量俄国的和翻译的文学作品。后来他成了狄更斯作品的著名翻译家。他还钻研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一共掌握了7种。
到了莫斯科他没能进入大学，便进了神学院。神学院教授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有时从城郊步行到莫斯科去旁听大学的课，深入学习语言和文学。
1840年初，韦津斯基徒步到了彼得堡碰运气。首都初时对他非常冷淡，他一连好几天无物充饥，有时露宿在公园的亭子里。27岁时终于进入了彼得堡大学。
命运使韦津斯基遇上了阿拉伯语文学教授、《读书文库》的编辑先科夫斯基。这位教授对韦津斯基的能力甚为赏识，就把他吸收到编辑部工作。韦津斯基就开始不停地写，《读书文库》上大量出现他的译文和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他继续在大学学习。
1842年8月，他顺利地在彼得堡大学毕业了，获哲学候补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贵族团，后来在炮兵学校教俄语和语文学。1847至1848年期间，每逢星期五朋友们都到他的寓所聚会。谈论政治，议论俄国必须发生变革，讨论欧洲的事变。这个小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部分成员有联系。1849年春，韦津斯基也遭到了危险。有人向当局告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间接了解到有一个叫韦津斯基的人，是个神甫的儿子。据说他聪明过人，恪守某种不讲道德、反对宗教的信条……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挚友，但行为谨慎，因而不从属任何社团。”
一场灾难有惊无险。小组仍然到他那里活动，只是时间改在星期三。谈的东西比较小心——谈用笔杆子挣钱的办法，谈出版者和杂志，谈翻译，谈学校。1949年底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按期到这里来。韦坚斯基不止一次地向大家介绍：
“他知识渊博，掌握了大量透彻分析的材料，而且思路开阔、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有一副惊人的头脑！也许，他将超过别林斯基。”
近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奇想：万一他瘁然暴死，来不及整理他那用特殊的速写方法记下的日记，就谁也无法读懂成了一部天书。他的日记字体细小，笔迹密密麻麻，混杂使用了俄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四种字母，外加特殊的线条符号。这种写法的代换和缩写，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预感到自己不是平庸之辈，难道不该把这些本子，留给后来的传记作家吗？
看着眼前这些本子，心中一阵忐忑。这些日记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是联系在一起的呀！
他抄写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用的就是速记方法。因此，他觉得这篇东西，可以成为别人解读他的日记的钥匙。
除了笔记的命运，他又想起了少年时代醉心的“永动机”。
从中学起，他就幻想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使之流芳百世。这个幻想，是和他的“永动机”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以防万一，他想把所有的设计图纸整理好、绘制完成。
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未进行过机器模型的试验，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琢磨。不过他坚信，这个设计是可行的。除了主要的设计图，他的心思曾一度放在一个附属的设计方案上。这个方案，在总体上正好与加里斯在1848年发明的仪器大同小异。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看到加里斯的这项发明时，起初有点怅然若失，似乎他的发明权被夺走了。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合实际，不如发明一种“永动机”，可以为普天下的人造福。
这之后，他更加用心琢磨这项“伟大的”发明。
3. 不迷信权威
国际风云突变。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对政治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这年，法国巴黎连续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广大群众高唱《马赛曲》走上街头，喊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口号。
同年德国也爆发了柏林三月起义，并取得成功。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改组政府，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奥地利、匈牙利也掀起革命风暴。
但是，不久欧洲大革命相继失败了。
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法国的形势发生了令革命者沮丧的转折。
在德国，参加国民议会的民主党领袖罗伯特·布鲁姆，被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杀害。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公然充当国际宪兵角色，派遣军队进犯匈牙利，残酷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加强了对国内民主思想的控制和镇压。
彼得堡的大学里，一片肃杀之气。大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明显下降了。
有一个常来大学听讲座的海军军官，以前经常引导学生讨论政治问题；现在这类谈话很少听到。军官觉察出青年人的情绪起了变化，就很少到学校来，最后干脆销声匿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打算和这人认真交个朋友，接近他。
正直、热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初衷不改，对政治越来越敏感，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以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动荡的欧洲。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自己对大革命期间的事件、思想、人物的态度，爱憎是那么分明，反差是那么巨大。好像涉及到的都是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有的使他崇拜景仰；有的使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使他轻蔑和憎恨。
1848年9月日的日记中有：
“嘿，先生们，先生们，你们以为问题在于徒有共和国这个虚名，而权力却掌握在你们手里。——问题在于要使下层阶级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能摆脱其奴隶地位……在于使他们丰衣足食、男婚女嫁、养儿育女、供养父母、受到教育。男人不变成行尸走肉或坏蛋，女人不致出卖肉体。否则就是胡说八道！……”
他对镇压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运动的刽子手，在日记中予以愤怒的谴责。他写道：
“普鲁士政府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奥地利政府也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对于他们，这种称呼还嫌不够，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屠杀布鲁姆的刽子手们的极端厌恶。”
这时，自我牺牲的想法，突然十分尖锐地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面前。他在日记中有如下的独白：
“其实，假如我坚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并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了我的信念的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富裕的胜利，为了消灭贫困和罪恶，我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假如我相信这一切将得胜，我就不会因看不到胜利的日子和平等博爱主宰人间而感到惋惜；只要我坚信这一切，我就会含笑而不是流着眼泪地死去。”
直抒胸怀，激扬文字；何等激昂慷慨，又何等大义秉然！
谁能想象这个腼腆的书呆子，政治视野竟如此之开阔，革命情怀竟如此之博大！他的心，早已飞越出了大学的校园。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证明，他年轻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想法，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露。因为他确实坚信，“为了理智的目标而忘我的人，总会为这些目标而去牺牲自己的。”
过了许多年，他在小说《怎么办？》中，全面发展了这一主题思想。然而，还在年轻时，他就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言行协调一致，如何使自己行为始终如一，如何使观点和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哈内科夫交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认为这位新朋友是一个聪明、精通哲学问题的交谈者。从他的谈话和借给的书本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还有康德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从那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便认真地研究各学派的著作。不是选读片断（如他以前接触黑格尔著作时那样），而是精读原著。
哈内科夫对德国哲学不感兴趣。觉得它太抽象、太难懂，语言繁琐空洞，实在令人生厌。吸引他的是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就精神素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使他产生的景仰心理。他当时以为，黑格尔宣布的真理将普照一切，并使他内心有一种泰然的感觉。
他1848年10月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几乎完全属于黑格尔，当然，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我在决定一件大事。即对于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预感到，我将迷恋上黑格尔……”
奇怪的是，当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深入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没有别人的指点，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两面性。发现它在原则和结论之间、方法和内容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内科夫把一本《哲学原理》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翻译其中的某些段落。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细阅读这本书时，他立刻发觉其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即结论的反动性、狭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过后，回忆起年轻时研究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在原著里，黑格尔更像17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像经院哲学家，而不像人们用俄文介绍他的哲学体系时的他。”
这位青年当时已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是现实情况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使俄国的哲学思想摆脱“黑格尔学说”的束缚这一事业上，各自起过促进作用。赫尔岑不无自豪地写道：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俄罗斯精神终将彻底改造黑格尔学说，尽管我们受过各种哲学思想的熏陶。富有活力的气质必将取胜。”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谈到，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的说教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的权威，发展了彻底的观点。
他写道：“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中，现在第一次产生了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以往，我们每个人在欧洲的作家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崇拜的绝对权威——有的人从法国文学界里找到，有的人从德国文学界里找到这样的权威。自从我们精神运动的代表，独立地批评了黑格尔的体系以来，我们的运动已不再受任何权威支配了。”
举出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么敏锐。
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初次接触傅立叶的著作时，善于在这些著作中，发现隐藏在奇特外形下的伟大真理的萌芽。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忽略其中的弱点、观点上的局限性、以及缺乏根据。但他仍然明白，这个学派无可争辩地将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体系。它留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很不美妙。他把康德的实证主义简要归纳为：
“也许，这只不过是个颇为局限的头脑，为自己的数学体系找出社会、历史和哲学等科学的依据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年轻时起就不盲从权威。对他来说，真理重于一切名字；不管这些名字已受到社会的公认。
他一旦发现即便是伟大思想家的谬误，也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理论”。他对“种族主义”的这种看法，始于大学年代。1849年，《祖国纪事》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黑人化——游非洲内陆所见》的文章。作者在谈到黑人时，强调黑人“一点也不比我们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拜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心底里同意这种看法。当我听到相反的说法时，我就觉得，这就像亚里斯多德说的，住在希腊以北的各民族，由于气候和肤色的缘故，注定要当奴隶，注定比别人野蛮一样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