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位好朋友
父母原以为，儿子天资超人，必定会引起学校领导的注意。母亲功名心切，不时直接写信追问：哪位教授特别留意她的儿子？虽然儿子回答，菲舍尔和卡托尔斯基对他表示赏识，但他自己并不很关心这些东西。
不错，他本打算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但又不喜欢官办科学的气氛。他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除了肤浅的知识，在学校里不可能涉猎到什么。他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的名人考试都考不好？为什么这些名人总是同政府格格不人？他知道的例子就有伟大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还有更熟悉的普列谢夫。连旁听生米哈伊洛夫也离开科学的殿堂。
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交了一位朋友洛博多夫斯基。这人也愤愤地嘲讽大学的教学空洞无物。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家人写信，内容也得有所选择。不过在信中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异端”思想。父亲便小心翼翼地追问，交的朋友是些什么人，领导是否注意学生的个人生活。他有时很想念家乡，便开始计算，离明年5月份的学年考试，还剩多少日子。考完试他就可以回家了。
冬季的几个节日最难熬。他的命名日，母亲的命名日，圣诞节，新年——碰到这些节日，家里都非常热闹。而在这里一想起在家过节的情形，只能徒增孤独之感。
年轻的伊斯梅尔·伊万诺维奇·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使语文系窒息的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是年初从哈尔科夫大学，调来斯拉夫方言教研室的。他讲课生动，有激情，不知不觉就把听众吸引住了。他周游过一些斯拉夫国家，讲课中能运用亲身观察到的丰富材料。
斯列兹涅夫斯基对自己的学科一片赤心，富于创造精神。他善于引导学生独立钻研编年史以及其他古籍，因为这些东西有助于了解祖国语言的发展历史。车尔尼雪夫斯基热心地投入这一研究课题。他用纸做成卡片，遵照斯列兹涅夫斯的指导，按字母顺序把编年史中所有的词汇，都一一记录下来。他整月整月地做这种死板而细致的工作。有时一天8小时、10小时、甚至12小时，坐在那儿摘录卡片。这就是斯拉夫语言学。
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成天去做这种咬文嚼字的死板工作，实在有些不大相称。25年后，他本人也以嘲弄的口吻谈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真是命运弄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称呼自己），却要在文字游戏中消磨大好时光。
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打算大学毕业时获得学位。为此，他必须提前选定一位教授作导师，并且日后把他留在学校当助手。他在工作上的严谨和认真，受到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赏识。这就是他能长期孜孜不倦地在语言学上做这种费劲儿工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斯列兹涅夫斯基只是个干巴巴的学究，他未必能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去玩文字游戏。到了期末，斯列滋涅夫斯基主持考试的严厉态度，引起一些学生的强烈不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不满差一点就迁怒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因为他总是顺利完成教授布置的作业，并且在准备一篇争取获奖的论文。
学年考试快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想早日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又舍不得离开同学和图书馆，他已习惯了彼得堡。但他生怕伤父母的心，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依从父母的意愿，回萨拉托夫度假期。
考试非常顺利，各科全得满分。考试临近结束他便开始准备行装。
6月7日黄昏，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上四轮马车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三天，一方面等家里寄来的旅费，同时寻找同车的旅伴，并办理驿道旅行证手续。找到了一位旅伴，是一个官吏，因公事乘用自己的轻便马车出差。他们一行途经梁赞和唐波夫，6月下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回到萨拉托夫。
暑假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回到彼得堡。这时他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
他从萨拉托夫回来后，生活上有些变化。亲戚拉耶夫从法律系毕业后，托人情当上了一名科长助理，开始在官场上缓慢而艰难地往上爬行。这一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可是家中父母不放心，担心儿子一个人在京城里，无人照料管束。恰好这时他的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卡娅，嫁给了萨拉托夫的一个官吏捷尔辛斯基。大家都主张新婚夫妇移居彼得堡，可以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一套住房里。倘若没有得力人物的帮助，捷尔辛斯基是不可能调进彼得堡的。幸好他们的同乡列平斯基已经当了高官；另一位同乡科卢姆博夫，现在是莫斯科法院的检察官。这两人对这件事都帮了大忙。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等待亲戚的到来。但可能是传说霍乱将蔓延到彼得堡，表妹夫妇久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终于得到消息，说捷尔辛斯基夫妇已经动身。不久就会来到彼得堡，和他住在一起。
从二年级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给人上课，能挣一些钱了。他设想，一旦表弟佩平来彼得堡考大学，他多多少少能够帮助一些。
现在要做的事多了，得备课，还需要耐心完成斯拉夫语文功课。不过内心要比以前安宁，因为他已不必再担心父母负担过重。从萨拉托夫给他汇款的次数少了，这点使他很高兴。
他终于确信，大学本身不可能给他带来大的好处。偶尔去听某些课程，不是因为这些课有什么价值，而是为了应应卯，让教授们看见他在座，以后考试时，不至于对他吹毛求疵。他的时间整天整天花在公共图书馆和鲁缅采夫博物馆里。
这段时间没有结交新朋友。和过去一样，时常来往的还是米哈伊洛夫和洛博多夫斯基两人。他们几乎无日不来往，在一起阅读杂志《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通霄达旦地谈论文学、政治，也谈论学校的事。他在家信中简略地提到他们：“我有几个朋友从事文学活动，很可能我也即将进入这一领域。”
可是，同米哈伊洛夫的交往不久便不得不中断。因为米哈伊洛夫生活费用无着，于1848年被迫离开彼得堡大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城（后改名高尔基市）去谋生，当了监务局的一名小录事。虽然分开了，但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友好关系没有中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洛博多夫斯基了解越多，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洛博多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丰富，曾在教会中学学习。他聪颖机灵，各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他也经常帮助同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些教师就讨厌洛博多夫斯基，因为他爱争辩好反驳，常常能指出教师讲课中矛盾的地方。连上神学课的校长，也因这个“好挑毛病的捣蛋鬼”，而不得不小心备课。后来终因一次鲁莽行径，学校领导忍无可忍，把他开除出学校。离校后便开始周游俄罗斯各地，有一段时间又在神学院学习。后来工作过一段，接着重新流浪。最终来到了彼得堡，考上了大学。
洛博多夫斯基那充满惊险的经历，具有巨大的诱惑魅力！一个昨天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为了献身于有益的思想而渴望得到非宗教的身分，这多么崇高！他不知遇到了多少障碍，然而他不胆怯，不动摇。千里跋涉到首都，他费了多大的劲——露宿森林，冒犯警察，三灾九难，危险重重！命运使他时而当了地主家的补习教师，时而当了衙门的录事，时而重新走上流浪之途。他曾经路见不平，为一农妇出庭辩护；因为他亲眼看到因欠税款，这个农妇的母牛从院子里被牵走。
他兴趣广泛，聪慧博学，懂哲学、历史、文学和多种外语。能背诵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许多诗歌。当他情绪好的时候，他便朗诵这些诗歌，或扮演果戈理作品中某个滑稽角色。他本人也写诗，写得还颇有特色，确实具有文学才华。到彼得堡不久，他把旅途中的感想，写成了随笔，投寄给刊物试图发表，但没成功。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往期间，他又在翻译歌德的诗歌《科林特的未婚妻》，还想翻译《浮士德》。不过他总是一无所成。
洛博多夫斯基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与地位之间，有一段大大的距离。他开始烦躁不安，对周围的人挑剔，容易发怒。他听课听腻了，匆匆忙忙搞些翻译；翻译也搞厌烦了，就抱怨命运。宁可在无所事事中过着贫困的生活。
生活的挫折和流浪的疲惫，使他的性情变得乖戾。他终于丧失了斗志，变得怨天尤人，把自己的挫折，归咎于各种不可克服的障碍。他需要一个能相信他、满怀同情的好朋友。他终于在学校里遇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一下子就了解透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的。那时候他深信，洛博多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既刚毅又温柔的高尚的人。
2. 无果的初恋
大二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已是19岁的青春旺季。
他的初恋，与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的婚事有关。
1848年初，洛博多夫斯基认识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没过多久，便昏头昏脑向她求婚；蒙她不弃，慨然俯允。到了这一地步，他突然产生了疑虑：他能爱未来的妻子吗？
洛博多夫斯基认真对这门婚事作了估价，认为大不适宜。何以见得呢？
他觉得未婚妻是个目光狭隘和不开通的姑娘，自己未必能把她改变过来；但同时他又感到，既然已经正式求了婚，就有义务娶她。即便得不到幸福，他也要竭尽全力，使她感觉到幸福。
也许，婚姻会推动他积极起来，不再对世事采取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他开始考虑金钱，努力工作和争取学位。
“不过，看来我无法爱她，和她不会有共同的感情。”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这件事，一开始他便对好朋友推心置腹。
不久便举行了婚礼。车尔尼雪夫斯基充当了傧相。给新娘祝福时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亲朋好友陪伴新婚夫妇向教堂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新娘的父亲，同坐在一辆马车里，走在人群的最后。
几天前，一场从未见过的暴风横扫了彼得堡，其残痕还随处可见。沿途尽是倒塌的篱笆，花木凋零、杂乱无章的花园、连根拔起的树木、吹倒的岗亭和柱子、掀掉的房顶和板棚。暴风毁坏了叶拉金桥，折断了沃斯克列先斯基浮桥，把九艘支撑浮桥的木船都弄沉了。
婚礼进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表面一本正经，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人家还以为，他在分析刚读过的几本英国著作哩……
非也！车尔尼雪夫斯基想的根本不是英国书。他第一眼看到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时，发现她和洛博多夫斯基所评价的大不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她是个美女，那么高雅，那么妩媚，简直十全十美。
他暗自思忖：“难道这样的姑娘，可能目光狭隘吗？她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她天生的聪慧。”
婚礼进行曲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越看越觉得她美。当她从傧相身旁走过时，她瞥了他好几眼；每一眼都使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快感。
他想：如果能博得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好感，便觉得称心如意了。
他悠然自得地回到宿舍，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身影老在脑际出现。不过，起初他甚至难以辨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他开始寻思，分析，琢磨：“也许，这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怪。因为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能使我产生好感；而这种好感，有别于姐妹对我的爱，显然是不寻常的。这也说明，我并不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这些内心意识流，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许多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写的《生活札记》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婚礼。只是“傧相”这一角换了个名字：叫做“库鲁舍多林”。
其实，他从来没有和女人交往过，而确实已经到了求爱的年龄。这个向成年困难的过渡，使他对爱情的认识，带上了忧郁的色彩。他对她的感情，绝对是纯洁的，丝毫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但确是难以抑制地思念她。一想到自己多少有点明白爱情的甜蜜时，便觉得无比幸福。
洛博多夫斯基婚后的第三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写日记。他用在教会中学时，独创的一种速记法。开始记的，就是这次婚礼的情况，以及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见面后自己的心情。
他一边写日记，一边细想他对洛博多夫斯基夫妇的态度。啊，这分明是不可能结果的花枝呀！
为什么对他们的思念，超过对其他人的思念？为什么他因期待见面而思绪不宁？这样的情形他从来还没有过。这并不是因无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年考试迫在眉睫、脑子里正酝酿一部文学著作的构思。此外，他准备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搞一项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么，忙于何事，他的思绪老是关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身上。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将会怎样？丈夫会不会正确理解妻子的性情？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设法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这一切，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生活变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伤心。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这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朋友有困难，也曾解囊相助。现在他决定把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将节约的钱送给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这对新夫妇过得好些，他自己再穷也行。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之后，他都赶紧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那里。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个卢布，其余的都给洛博多夫斯基。
他觉得，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会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琢磨，从哪里能弄到钱，使他俩摆脱贫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万一肺结核夺走他朋友的生命时，他准备随时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假结婚，使她不至于像莫斯科的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那样，回娘家去受气，给父母弟兄充当佣人，被人看作“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
过了些日子，知识分子中经常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国的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当时已敏感到，俄国近期有可能发生革命。
有一次，他听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说，也可以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实，许多村庄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拒绝互相出卖，当局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来惩办一些人。但不过，他们缺乏团结，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早就有参加并率领起义的想法。”
要在1848年发动俄国的农民起义，率领它和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一切，连当时最敢做敢为的人，作梦也不敢去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这毫不奇怪。他们相好的期间，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后来，洛博多夫斯基逐渐消沉，丧失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参加并率领起义——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逐渐才清楚，他的这位朋友的革命情绪，是很不牢固很不稳定的。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年长的一个以热情勇敢开始，以当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终；年幼的一个开始时优柔怯弱，最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
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静反思得出结论：“我对人总是一下子就过于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后来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来。”
3. 告别旧观念
捷尔辛斯基一家来到京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他觉得拘束压抑，仿佛是个外人。还在1849年秋天，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回萨拉托夫度假时，就觉察到表妹夫妇之间，有某种虚伪的庸俗东西。他们表现得异常亲热，互献殷勤，窃窃私语，旁若无人。现在，他们这种专门作给外人看的表演，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脑子里不由得呈现出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幅图景：
“常常这样，他们坐在长沙发上，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烟斗，另一个撂了活儿（如果这时手中有活儿的话），懒洋洋地亲起嘴来。时间之长，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烟。”
捷尔辛斯基以前也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久前从神学院毕业，当上了枢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负得不得了。此人是个伪君子、不可救药的墨守陈规者。家中的闲暇时间，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阅杂志里的图片或谈《圣经》中度过的。他把个人的安宁和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为升官和获奖而祈祷，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把钱积攒起来。平时极端吝啬，空着肚子的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
“没法喂饱每个人啊！”
捷尔辛斯基不遗余力地节约每一支蜡烛。天黑该点蜡烛时，他总是小心而又客气地阻止：
“怎么，你莫非想点蜡烛了？”
在他们看来，漆黑之前，至少应该在昏暗中坐上20来分钟。晚上所有的人都该挤在一间屋子里，这样只点一根蜡烛就可以了。
而且，捷尔辛斯基夫妇，对洛博多夫斯基的态度甚不友好，弄得双方都很生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捷尔辛斯基夫妇。他表现得客气而宽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时，他才变得冷峭和倔强，决心想法悄悄地摆脱他们。
有一次，捷尔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把蜡烛拿来！”
这使他大为激动，差一点吵起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斥责对方的无礼，默默地照办了。只因从幼小起，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尊重亲戚。
有时，他为表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怜她。
同捷尔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10多年后，他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已成为几代革命者必读的教科书了。这个主题，就产生在和捷尔辛斯基的争辩中。当时他极力向妹夫证明，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只不过是家庭专制的牺牲品，是丈夫的奴隶。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个亲戚，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不断发生争论。尽管他明白这种争论是白费时间，尽量避免主动挑起，但还是忍不住要与捷尔辛斯基争辩起来。因为后者总是当着他的面，诽谤生活中的一切高尚的东西。不管是谈论家庭、国家、法国的革命、果戈理、莱蒙托夫、拜伦，还是谈论俄国的官僚等级，他们的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俄国的农奴制是野蛮的残余。捷尔辛斯基则是农奴制的忠实维护者，他不能容忍任何触动这一制度基础的看法。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我不高兴别人当着我的面，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做，就会使自古以来就已确立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甚至会造成法国目前出现的那种情况。”
“依了您，即便（政府）动用棍棒武器（对付百姓），头头还是头头……他们攫取得也太多了。他们忘了，不是百姓为他们而存在，而是他们为百姓而存在。不是真理为国家存在，而是国家为……”
对方闭上眼睛作打瞌睡状。车尔尼雪夫斯基中断了谈话，各自按字母顺序摆起了编年史中摘下的单词卡片。
第二天，捷尔辛斯基故意谈起一个萨拉托夫的官吏，两人不知不觉又就昨天的问题争论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说：
“他并不比别的官员坏，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具备无愧于其职位的才能和知识。大部分官吏和当政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撤换掉，因为在我们这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予他职位；相反，是得到职位后，职位给予他相应的声誉。”
捷尔辛斯基忍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
“别说啦，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过了一星期，他们谈到一些伟大的作家，这对冤家又争吵起来。
捷尔辛斯基说道：
“拜伦既然是个酒鬼，那他就和所有酒鬼一样，是个坏蛋。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个卖艺人罢了。当官的就不是那号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争辩说：
“不，作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分子……假如说他们身上有弱点，那么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拜伦嗜酒的原因和别人嗜酒的原因不同。”
“胡扯，全都一个样。远看他们似乎很伟大，近看和我们毫无二致。他们在人民中煽动叛乱，挑拨离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样浅薄、愚蠢地议论伟大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受辱。
“正是这种现象现在使我感到不安：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怎么能把他们称之为卖艺的！多么可悲啊……”
他和捷尔辛斯基争论时还小心翼翼，没有向他完全袒露隐藏在内心的思想。在同学当中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他随便得多，可以自由而热烈地谈论革命思想。
他对真理、善良和正义的追求，起初是抽象的、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了。但他还没有彻底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仍旧信仰基督；不过这时他的宗教情感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同捷尔辛斯基争论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流露，内心的变化异常急剧。他发现，他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其他见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没有宗教就没有社会’，这是柏拉图说的，我们也附合着说。其实，柏拉图本人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很自然，他这话的意思是指道德信念的总和，是自然宗教，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宗教。”
这一新旧决裂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最终促使他永远地摆脱了宗教观念的影响。
1850年，是他彻底过渡到唯物主义哲学的一年。近两年来，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政治信念，正在逐渐形成。他所谓的“其他见解”，正是逐渐占据他思想的社会主义学说。
他起初，只是浏览一些报刊。然后逐渐阅读主要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寻求各种的问题的答案。
可以举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48年巴黎公社革命事件的看法为例。在学校和同学交谈时，他热情地为社会主义者辩护。当听说巴黎成了巨大的战场时，就完全同情那些用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们。
184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回家过暑假，他留在彼得堡。整个暑假他是在阅读《死魂灵》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度过的。
其实，很难把这简单地叫作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细心琢磨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抓住每一个细节久久不放，研究每一个场面。最后，他着手抄录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他只能在夜里，当捷尔辛斯基夫妇躺下睡觉时抄写。有时也当着他们的面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装着抄写编年史的词条。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是多么醉心于莱蒙托夫的作品。在这样的时刻，他要同《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单独呆在一起。
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联袂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经常独自遐想，要是真能同他们会见，将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脑际萦绕的，尽是这些他喜爱的书。阅读了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那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周围生活中随处都能印证。他越来越相信，“对认识和评定一个人来说，小说确实非常重要”。他想，如果不读果戈理的作品，捷尔辛斯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他爱把日常接触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联系起来思考。否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日后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评论家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才能，正是从研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开始的。他从作品中解析出主题思想，斟酌作品的各个部分与全书的关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研究每一个细节。总之，他在学习评论艺术，他以极大的热情拜读名家的作品。
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天赋的评论才华已初露端倪。在他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死魂灵》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抓住了最难捉摸的富有诗意的细节，而且已能通观这部史诗复杂的结构艺术。
笔记中也流露出政论家的热忱。他把文学看作能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力量。
他在札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也许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向精神领域，也就是向道德和实践领域，沿着一条较新的道路，将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人。我觉得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完全是独创的。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欧洲文学近年来登峰造极的。正是这两位作家向我证明了……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成熟程度，决定着一个诗人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不具有世界和全人类的作用，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全人类的作家……总之，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证明，俄国已到了在精神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像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前所做过的那样。”
这一观点，和别林斯基的看法何其相似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