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文学艺术家卷——车尔尼雪夫斯基

罗永年  郭锷权   编著

第三章  意气风发大学主



 






  1. 两位好朋友


  父母原以为,儿子天资超人,必定会引起学校领导的注意。母亲功名心切,不时直接写信追问:哪位教授特别留意她的儿子?虽然儿子回答,菲舍尔和卡托尔斯基对他表示赏识,但他自己并不很关心这些东西。

  不错,他本打算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但又不喜欢官办科学的气氛。他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除了肤浅的知识,在学校里不可能涉猎到什么。他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的名人考试都考不好?为什么这些名人总是同政府格格不人?他知道的例子就有伟大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还有更熟悉的普列谢夫。连旁听生米哈伊洛夫也离开科学的殿堂。

  车尔尼雪夫斯基新交了一位朋友洛博多夫斯基。这人也愤愤地嘲讽大学的教学空洞无物。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家人写信,内容也得有所选择。不过在信中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异端”思想。父亲便小心翼翼地追问,交的朋友是些什么人,领导是否注意学生的个人生活。他有时很想念家乡,便开始计算,离明年5月份的学年考试,还剩多少日子。考完试他就可以回家了。

  冬季的几个节日最难熬。他的命名日,母亲的命名日,圣诞节,新年——碰到这些节日,家里都非常热闹。而在这里一想起在家过节的情形,只能徒增孤独之感。

  年轻的伊斯梅尔·伊万诺维奇·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使语文系窒息的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是年初从哈尔科夫大学,调来斯拉夫方言教研室的。他讲课生动,有激情,不知不觉就把听众吸引住了。他周游过一些斯拉夫国家,讲课中能运用亲身观察到的丰富材料。

  斯列兹涅夫斯基对自己的学科一片赤心,富于创造精神。他善于引导学生独立钻研编年史以及其他古籍,因为这些东西有助于了解祖国语言的发展历史。车尔尼雪夫斯基热心地投入这一研究课题。他用纸做成卡片,遵照斯列兹涅夫斯的指导,按字母顺序把编年史中所有的词汇,都一一记录下来。他整月整月地做这种死板而细致的工作。有时一天8小时、10小时、甚至12小时,坐在那儿摘录卡片。这就是斯拉夫语言学。

  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成天去做这种咬文嚼字的死板工作,实在有些不大相称。25年后,他本人也以嘲弄的口吻谈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真是命运弄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称呼自己),却要在文字游戏中消磨大好时光。

  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打算大学毕业时获得学位。为此,他必须提前选定一位教授作导师,并且日后把他留在学校当助手。他在工作上的严谨和认真,受到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赏识。这就是他能长期孜孜不倦地在语言学上做这种费劲儿工作的原因。不过,如果斯列兹涅夫斯基只是个干巴巴的学究,他未必能吸引车尔尼雪夫斯基去玩文字游戏。到了期末,斯列滋涅夫斯基主持考试的严厉态度,引起一些学生的强烈不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不满差一点就迁怒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因为他总是顺利完成教授布置的作业,并且在准备一篇争取获奖的论文。

  学年考试快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想早日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又舍不得离开同学和图书馆,他已习惯了彼得堡。但他生怕伤父母的心,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依从父母的意愿,回萨拉托夫度假期。

  考试非常顺利,各科全得满分。考试临近结束他便开始准备行装。

  6月7日黄昏,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上四轮马车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三天,一方面等家里寄来的旅费,同时寻找同车的旅伴,并办理驿道旅行证手续。找到了一位旅伴,是一个官吏,因公事乘用自己的轻便马车出差。他们一行途经梁赞和唐波夫,6月下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回到萨拉托夫。

  暑假结束,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回到彼得堡。这时他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

  他从萨拉托夫回来后,生活上有些变化。亲戚拉耶夫从法律系毕业后,托人情当上了一名科长助理,开始在官场上缓慢而艰难地往上爬行。这一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可是家中父母不放心,担心儿子一个人在京城里,无人照料管束。恰好这时他的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卡娅,嫁给了萨拉托夫的一个官吏捷尔辛斯基。大家都主张新婚夫妇移居彼得堡,可以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一套住房里。倘若没有得力人物的帮助,捷尔辛斯基是不可能调进彼得堡的。幸好他们的同乡列平斯基已经当了高官;另一位同乡科卢姆博夫,现在是莫斯科法院的检察官。这两人对这件事都帮了大忙。

  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等待亲戚的到来。但可能是传说霍乱将蔓延到彼得堡,表妹夫妇久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终于得到消息,说捷尔辛斯基夫妇已经动身。不久就会来到彼得堡,和他住在一起。

  从二年级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给人上课,能挣一些钱了。他设想,一旦表弟佩平来彼得堡考大学,他多多少少能够帮助一些。

  现在要做的事多了,得备课,还需要耐心完成斯拉夫语文功课。不过内心要比以前安宁,因为他已不必再担心父母负担过重。从萨拉托夫给他汇款的次数少了,这点使他很高兴。

  他终于确信,大学本身不可能给他带来大的好处。偶尔去听某些课程,不是因为这些课有什么价值,而是为了应应卯,让教授们看见他在座,以后考试时,不至于对他吹毛求疵。他的时间整天整天花在公共图书馆和鲁缅采夫博物馆里。

  这段时间没有结交新朋友。和过去一样,时常来往的还是米哈伊洛夫和洛博多夫斯基两人。他们几乎无日不来往,在一起阅读杂志《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通霄达旦地谈论文学、政治,也谈论学校的事。他在家信中简略地提到他们:“我有几个朋友从事文学活动,很可能我也即将进入这一领域。”

  可是,同米哈伊洛夫的交往不久便不得不中断。因为米哈伊洛夫生活费用无着,于1848年被迫离开彼得堡大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城(后改名高尔基市)去谋生,当了监务局的一名小录事。虽然分开了,但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友好关系没有中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洛博多夫斯基了解越多,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洛博多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丰富,曾在教会中学学习。他聪颖机灵,各门功课总是名列前茅。他也经常帮助同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些教师就讨厌洛博多夫斯基,因为他爱争辩好反驳,常常能指出教师讲课中矛盾的地方。连上神学课的校长,也因这个“好挑毛病的捣蛋鬼”,而不得不小心备课。后来终因一次鲁莽行径,学校领导忍无可忍,把他开除出学校。离校后便开始周游俄罗斯各地,有一段时间又在神学院学习。后来工作过一段,接着重新流浪。最终来到了彼得堡,考上了大学。

  洛博多夫斯基那充满惊险的经历,具有巨大的诱惑魅力!一个昨天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为了献身于有益的思想而渴望得到非宗教的身分,这多么崇高!他不知遇到了多少障碍,然而他不胆怯,不动摇。千里跋涉到首都,他费了多大的劲——露宿森林,冒犯警察,三灾九难,危险重重!命运使他时而当了地主家的补习教师,时而当了衙门的录事,时而重新走上流浪之途。他曾经路见不平,为一农妇出庭辩护;因为他亲眼看到因欠税款,这个农妇的母牛从院子里被牵走。

  他兴趣广泛,聪慧博学,懂哲学、历史、文学和多种外语。能背诵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许多诗歌。当他情绪好的时候,他便朗诵这些诗歌,或扮演果戈理作品中某个滑稽角色。他本人也写诗,写得还颇有特色,确实具有文学才华。到彼得堡不久,他把旅途中的感想,写成了随笔,投寄给刊物试图发表,但没成功。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往期间,他又在翻译歌德的诗歌《科林特的未婚妻》,还想翻译《浮士德》。不过他总是一无所成。

  洛博多夫斯基意识到自己的才能与地位之间,有一段大大的距离。他开始烦躁不安,对周围的人挑剔,容易发怒。他听课听腻了,匆匆忙忙搞些翻译;翻译也搞厌烦了,就抱怨命运。宁可在无所事事中过着贫困的生活。

  生活的挫折和流浪的疲惫,使他的性情变得乖戾。他终于丧失了斗志,变得怨天尤人,把自己的挫折,归咎于各种不可克服的障碍。他需要一个能相信他、满怀同情的好朋友。他终于在学校里遇上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并非一下子就了解透洛博多夫斯基的性格的。那时候他深信,洛博多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既刚毅又温柔的高尚的人。


  2. 无果的初恋


  大二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已是19岁的青春旺季。

  他的初恋,与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的婚事有关。

  1848年初,洛博多夫斯基认识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没过多久,便昏头昏脑向她求婚;蒙她不弃,慨然俯允。到了这一地步,他突然产生了疑虑:他能爱未来的妻子吗?

  洛博多夫斯基认真对这门婚事作了估价,认为大不适宜。何以见得呢?

  他觉得未婚妻是个目光狭隘和不开通的姑娘,自己未必能把她改变过来;但同时他又感到,既然已经正式求了婚,就有义务娶她。即便得不到幸福,他也要竭尽全力,使她感觉到幸福。

  也许,婚姻会推动他积极起来,不再对世事采取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他开始考虑金钱,努力工作和争取学位。

  “不过,看来我无法爱她,和她不会有共同的感情。”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这件事,一开始他便对好朋友推心置腹。

  不久便举行了婚礼。车尔尼雪夫斯基充当了傧相。给新娘祝福时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亲朋好友陪伴新婚夫妇向教堂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新娘的父亲,同坐在一辆马车里,走在人群的最后。

  几天前,一场从未见过的暴风横扫了彼得堡,其残痕还随处可见。沿途尽是倒塌的篱笆,花木凋零、杂乱无章的花园、连根拔起的树木、吹倒的岗亭和柱子、掀掉的房顶和板棚。暴风毁坏了叶拉金桥,折断了沃斯克列先斯基浮桥,把九艘支撑浮桥的木船都弄沉了。

  婚礼进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表面一本正经,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人家还以为,他在分析刚读过的几本英国著作哩……

  非也!车尔尼雪夫斯基想的根本不是英国书。他第一眼看到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时,发现她和洛博多夫斯基所评价的大不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她是个美女,那么高雅,那么妩媚,简直十全十美。

  他暗自思忖:“难道这样的姑娘,可能目光狭隘吗?她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她天生的聪慧。”

  婚礼进行曲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越看越觉得她美。当她从傧相身旁走过时,她瞥了他好几眼;每一眼都使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快感。

  他想:如果能博得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好感,便觉得称心如意了。

  他悠然自得地回到宿舍,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身影老在脑际出现。不过,起初他甚至难以辨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他开始寻思,分析,琢磨:“也许,这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怪。因为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能使我产生好感;而这种好感,有别于姐妹对我的爱,显然是不寻常的。这也说明,我并不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这些内心意识流,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许多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写的《生活札记》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婚礼。只是“傧相”这一角换了个名字:叫做“库鲁舍多林”。

  其实,他从来没有和女人交往过,而确实已经到了求爱的年龄。这个向成年困难的过渡,使他对爱情的认识,带上了忧郁的色彩。他对她的感情,绝对是纯洁的,丝毫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但确是难以抑制地思念她。一想到自己多少有点明白爱情的甜蜜时,便觉得无比幸福。

  洛博多夫斯基婚后的第三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写日记。他用在教会中学时,独创的一种速记法。开始记的,就是这次婚礼的情况,以及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见面后自己的心情。

  他一边写日记,一边细想他对洛博多夫斯基夫妇的态度。啊,这分明是不可能结果的花枝呀!

  为什么对他们的思念,超过对其他人的思念?为什么他因期待见面而思绪不宁?这样的情形他从来还没有过。这并不是因无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年考试迫在眉睫、脑子里正酝酿一部文学著作的构思。此外,他准备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搞一项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么,忙于何事,他的思绪老是关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身上。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将会怎样?丈夫会不会正确理解妻子的性情?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设法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这一切,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生活变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伤心。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这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朋友有困难,也曾解囊相助。现在他决定把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将节约的钱送给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这对新夫妇过得好些,他自己再穷也行。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之后,他都赶紧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那里。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个卢布,其余的都给洛博多夫斯基。

  他觉得,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会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琢磨,从哪里能弄到钱,使他俩摆脱贫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万一肺结核夺走他朋友的生命时,他准备随时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假结婚,使她不至于像莫斯科的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那样,回娘家去受气,给父母弟兄充当佣人,被人看作“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

  过了些日子,知识分子中经常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国的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当时已敏感到,俄国近期有可能发生革命。

  有一次,他听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说,也可以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实,许多村庄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拒绝互相出卖,当局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来惩办一些人。但不过,他们缺乏团结,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早就有参加并率领起义的想法。”

  要在1848年发动俄国的农民起义,率领它和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一切,连当时最敢做敢为的人,作梦也不敢去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这毫不奇怪。他们相好的期间,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后来,洛博多夫斯基逐渐消沉,丧失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参加并率领起义——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逐渐才清楚,他的这位朋友的革命情绪,是很不牢固很不稳定的。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年长的一个以热情勇敢开始,以当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终;年幼的一个开始时优柔怯弱,最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

  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静反思得出结论:“我对人总是一下子就过于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后来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来。”


  3. 告别旧观念


  捷尔辛斯基一家来到京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他觉得拘束压抑,仿佛是个外人。还在1849年秋天,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回萨拉托夫度假时,就觉察到表妹夫妇之间,有某种虚伪的庸俗东西。他们表现得异常亲热,互献殷勤,窃窃私语,旁若无人。现在,他们这种专门作给外人看的表演,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脑子里不由得呈现出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幅图景:

  “常常这样,他们坐在长沙发上,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烟斗,另一个撂了活儿(如果这时手中有活儿的话),懒洋洋地亲起嘴来。时间之长,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烟。”

  捷尔辛斯基以前也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久前从神学院毕业,当上了枢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负得不得了。此人是个伪君子、不可救药的墨守陈规者。家中的闲暇时间,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阅杂志里的图片或谈《圣经》中度过的。他把个人的安宁和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为升官和获奖而祈祷,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把钱积攒起来。平时极端吝啬,空着肚子的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

  “没法喂饱每个人啊!”

  捷尔辛斯基不遗余力地节约每一支蜡烛。天黑该点蜡烛时,他总是小心而又客气地阻止:

  “怎么,你莫非想点蜡烛了?”

  在他们看来,漆黑之前,至少应该在昏暗中坐上20来分钟。晚上所有的人都该挤在一间屋子里,这样只点一根蜡烛就可以了。

  而且,捷尔辛斯基夫妇,对洛博多夫斯基的态度甚不友好,弄得双方都很生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捷尔辛斯基夫妇。他表现得客气而宽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时,他才变得冷峭和倔强,决心想法悄悄地摆脱他们。

  有一次,捷尔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把蜡烛拿来!”

  这使他大为激动,差一点吵起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斥责对方的无礼,默默地照办了。只因从幼小起,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尊重亲戚。

  有时,他为表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怜她。

  同捷尔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10多年后,他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已成为几代革命者必读的教科书了。这个主题,就产生在和捷尔辛斯基的争辩中。当时他极力向妹夫证明,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只不过是家庭专制的牺牲品,是丈夫的奴隶。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个亲戚,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不断发生争论。尽管他明白这种争论是白费时间,尽量避免主动挑起,但还是忍不住要与捷尔辛斯基争辩起来。因为后者总是当着他的面,诽谤生活中的一切高尚的东西。不管是谈论家庭、国家、法国的革命、果戈理、莱蒙托夫、拜伦,还是谈论俄国的官僚等级,他们的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俄国的农奴制是野蛮的残余。捷尔辛斯基则是农奴制的忠实维护者,他不能容忍任何触动这一制度基础的看法。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我不高兴别人当着我的面,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做,就会使自古以来就已确立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甚至会造成法国目前出现的那种情况。”

  “依了您,即便(政府)动用棍棒武器(对付百姓),头头还是头头……他们攫取得也太多了。他们忘了,不是百姓为他们而存在,而是他们为百姓而存在。不是真理为国家存在,而是国家为……”

  对方闭上眼睛作打瞌睡状。车尔尼雪夫斯基中断了谈话,各自按字母顺序摆起了编年史中摘下的单词卡片。

  第二天,捷尔辛斯基故意谈起一个萨拉托夫的官吏,两人不知不觉又就昨天的问题争论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说:

  “他并不比别的官员坏,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具备无愧于其职位的才能和知识。大部分官吏和当政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撤换掉,因为在我们这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予他职位;相反,是得到职位后,职位给予他相应的声誉。”

  捷尔辛斯基忍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

  “别说啦,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过了一星期,他们谈到一些伟大的作家,这对冤家又争吵起来。

  捷尔辛斯基说道:

  “拜伦既然是个酒鬼,那他就和所有酒鬼一样,是个坏蛋。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个卖艺人罢了。当官的就不是那号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争辩说:

  “不,作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分子……假如说他们身上有弱点,那么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拜伦嗜酒的原因和别人嗜酒的原因不同。”

  “胡扯,全都一个样。远看他们似乎很伟大,近看和我们毫无二致。他们在人民中煽动叛乱,挑拨离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样浅薄、愚蠢地议论伟大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受辱。

  “正是这种现象现在使我感到不安: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怎么能把他们称之为卖艺的!多么可悲啊……”

  他和捷尔辛斯基争论时还小心翼翼,没有向他完全袒露隐藏在内心的思想。在同学当中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他随便得多,可以自由而热烈地谈论革命思想。

  他对真理、善良和正义的追求,起初是抽象的、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了。但他还没有彻底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仍旧信仰基督;不过这时他的宗教情感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同捷尔辛斯基争论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流露,内心的变化异常急剧。他发现,他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其他见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没有宗教就没有社会’,这是柏拉图说的,我们也附合着说。其实,柏拉图本人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很自然,他这话的意思是指道德信念的总和,是自然宗教,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宗教。”

  这一新旧决裂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了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最终促使他永远地摆脱了宗教观念的影响。

  1850年,是他彻底过渡到唯物主义哲学的一年。近两年来,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政治信念,正在逐渐形成。他所谓的“其他见解”,正是逐渐占据他思想的社会主义学说。

  他起初,只是浏览一些报刊。然后逐渐阅读主要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寻求各种的问题的答案。

  可以举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48年巴黎公社革命事件的看法为例。在学校和同学交谈时,他热情地为社会主义者辩护。当听说巴黎成了巨大的战场时,就完全同情那些用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们。

  184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回家过暑假,他留在彼得堡。整个暑假他是在阅读《死魂灵》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度过的。

  其实,很难把这简单地叫作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细心琢磨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抓住每一个细节久久不放,研究每一个场面。最后,他着手抄录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他只能在夜里,当捷尔辛斯基夫妇躺下睡觉时抄写。有时也当着他们的面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装着抄写编年史的词条。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是多么醉心于莱蒙托夫的作品。在这样的时刻,他要同《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单独呆在一起。

  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联袂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经常独自遐想,要是真能同他们会见,将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脑际萦绕的,尽是这些他喜爱的书。阅读了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那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周围生活中随处都能印证。他越来越相信,“对认识和评定一个人来说,小说确实非常重要”。他想,如果不读果戈理的作品,捷尔辛斯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他爱把日常接触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联系起来思考。否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日后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评论家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才能,正是从研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开始的。他从作品中解析出主题思想,斟酌作品的各个部分与全书的关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研究每一个细节。总之,他在学习评论艺术,他以极大的热情拜读名家的作品。

  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天赋的评论才华已初露端倪。在他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死魂灵》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抓住了最难捉摸的富有诗意的细节,而且已能通观这部史诗复杂的结构艺术。

  笔记中也流露出政论家的热忱。他把文学看作能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力量。

  他在札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也许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向精神领域,也就是向道德和实践领域,沿着一条较新的道路,将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人。我觉得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完全是独创的。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欧洲文学近年来登峰造极的。正是这两位作家向我证明了……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成熟程度,决定着一个诗人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不具有世界和全人类的作用,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全人类的作家……总之,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证明,俄国已到了在精神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像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前所做过的那样。”

  这一观点,和别林斯基的看法何其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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