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进编辑部
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问世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现代人》编辑部站稳了脚跟，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代人》杂志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36年创办的大型刊物。它在全国名气很大，影响很深。
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该杂志的发行权，特邀请别林斯基主持评论专栏。有了别林斯基掌握方向，杂志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参与工作。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家，都是《现代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由于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通力合作，《现代人》越办越好，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培养进步作家的肥沃土壤。可惜紧要关头别林斯基不幸逝世，文学评论专栏改由德鲁日宁继任。此君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文人，学术崇尚唯美主义。在他的手中杂志质量江河日下，进步作家纷纷转投别处。加之这年月沙皇政府强化思想控制，书报检查制度越来越严酷。几乎每一期都要遭到审查机关大刀阔斧的砍削，有的篇章竟胎死腹中。为了保证能按期出版，涅克拉索夫经常不得不自己提笔“补白”。直累得这位主笔自叹分身无术，《现代人》杂志面临困境。
恰好这时，慧眼识人才，他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还是1853年，刚到京城不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给《祖国纪事》等报刊写稿，发表了几篇文学评论。涅克拉索夫凭着多年搞编辑工作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从那最初的几篇评论中，发现了年轻人的才华。他马上预感到，这个小青年很可能成为别林斯基第二。于是主动发出邀请，两人在编辑部会晤面谈。这次见面时，主编的热情接待和诚挚的谈话，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以此为契机，决定了他投身文学和革命事业的道路。
真是时来运至，梦寐以求的愿望突然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邀请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遂辞去武备中学的职务。这个在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使他有可能针对俄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发表指导性的见解。别林斯基去世后的俄国文学评论界，呈现出一片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奉行的是中庸之道。评论家们在名作家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根本不敢触及作品的缺点。他们写的所谓评论文章，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模棱两可、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伊始，对名家和权威的作品绝不迷信和盲目崇拜。他的评论语言新鲜活泼，直率尖锐，一扫评论界多年来死水潭般的沉闷。
不仅批评文学作品，他进而批评整个评论界丧失了战斗性。车尔尼雪夫斯基鲜明地提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应当同时注重它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千万不可只看它贴的是哪位名家的“标签”，而判定其优劣。他的这些评论文章，观点之鲜明、内容之深刻、角度之新颖、风格之泼辣、分析之精辟，与当年别林斯基一脉相承。
那时的俄国刊物有个习惯：文学作品发表时署上作家笔名；评论栏刊登的文章，大多不署名。《现代人》杂志上出现的系列不署名评论文章，在文坛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许多大牌作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派文人，始而惊讶，继而愤怒。是谁敢于打破文坛秩序、对众多名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向涅克拉索夫打听：撰写这些评论的究竟何许人也？
主笔坚决采取保护态度，顾左右而言它，不作正面回答。某位知名评论家，似乎听到一些风声，单刀直入追问：
“涅克拉索夫，你说老实话，有人说你从一所教会中学挖掘出这么个评论家。是也不是？”
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无可奉告。”
心有灵犀一点通。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艺观点而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刊物，决心使《现代人》成为一面指引人民群众向前进的旗帜。
《祖国纪事》开始与《现代人》论战了。有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在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1855年以后，他完全与《祖国纪事》脱钩，专门为《现代人》一家撰稿。
车尔尼雪夫斯基得罪的人多了，首先遭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有人企图破坏他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最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赶出《现代人》杂志。其中以德鲁日宁最积极，他不断地攻击、诽谤、挑拨。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冒犯了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德鲁日宁自己忿然辞职。
德鲁日宁所说的重要撰稿人，的确非同小可。他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样一些大作家。
本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思想，同这些作家是有距离的。加之有人从中挑拨，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文学艺术观点和作家间的关系，就这么错综复杂。
那时的托尔斯泰与德鲁日宁观点相近，当他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有“艺术就是对生活作出裁判的一种人类活动”这样的见解，简直感到“惊讶不已”。读罢那篇论文，他甚至说那是作者奉献给公众的一个“臭鸡蛋”。看见德鲁日宁被迫离开《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编辑部得势，托尔斯泰很不高兴。他在1856年6月写信责备涅克拉索夫，并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
“……他的为人愤懑、易怒、毒辣……您从我们的联盟中放走了德鲁日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涅克拉索夫直言不讳地回信写道：
“……对您写的我丝毫也不能同意。使我非常难过的是，您竟这样责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您说对待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但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着气愤是可憎的，但对于真心愤怒的人我却愿五体投地——难道促使我们气愤的原因还少吗？”
大作家屠格涅夫，对《现代人》的新倾向也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当时对文学理论上的辩证观点并不一概拒绝。他并不是“纯艺术”的辩护士，但他总是站在中间立场，在纯艺术和民主主义之间持双重态度。他的政治态度，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特别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这可能是他的贵族自由派思想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隔阂吧。
大作家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矛盾，使涅克拉索夫这个主编的处境为难。他既想要保持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与《现代人》杂志的特殊联系，但也明白分裂早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评论栏既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纲领，上述作家是不会赞许的。
1856年春，又是那位知名评论家，写信给涅克拉索夫，推荐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主持评论专栏，条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再参与此栏编务。涅克拉索夫断然拒绝，反而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聘为专职编辑。到了8月，涅克拉索夫因健康状况不佳，需出国长期治病。此时他索性把《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权力和责任，完全委托给了他。毫无杂志工作经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编辑部总共才干了一年半，便完全熟悉了业务。因此，知人善任的涅克拉索夫，才能放心地把重任相托付。启程前夕，两人订立了一个协议。涅克拉索夫另写了一份文件交代工作：
“在我即将离开之前，谨向您提出请求：除了参与《现代人》各栏的工作之外，还请您主持杂志的工作。我把有关杂志选择和订购资料、编辑、选用稿件等权限，都委托给您。希望杂志上不出现任何一篇未经您同意的文章——请您在同意发表的原稿和校样上签上字。”
根据和涅克拉索夫协议的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领导整个杂志，还要给评论栏和书刊介绍栏撰稿，还要主持这两栏的编务；为科学、综合和国外消息栏写文章；编写刊物简评；审阅《现代人》的第二校校样。关于报酬，协议中也明确规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一年应得3000卢布，亦即每月250卢布。稿酬年底按文章的页数结算。”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涅克拉索夫离开后，为了专心一意工作，建议妻子带着儿子亚历山大回到萨拉托夫老家过夏天。
2. 《诗集》惹风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手《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职务时，已经是一个知识渊博、完全成熟的学者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季节。为了指导刊物的方向，他把主要力量用在研究作品和撰写评论上面，真个是文思如喷泉，成果满枝头。他写的书评或其他论著，几乎涉及一切知识领域。他熟悉每门学科的最新成就，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他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国外的狄更斯、贝朗瑞、海涅、拜伦、乔治·桑等著名作家。
他在1855～1856年间，陆续在《现代人》上发表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一书，在他的论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可说是一部权威的俄国文学评论史。它概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评论思想的发展，批判了这一时期一些反动评论家的文艺思想，特别阐述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及其文学评论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1856年，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发表了《外省散记》，对俄国社会生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对丑恶现象无情鞭笞。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评论称：“《外省散记》不但是出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本属于俄国生活历史的高贵而卓越的书。”
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描写农民生活和刻画农民心理相当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著文充分肯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中，经常拿西方作家和俄国作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俄国和西方文学的差别。他多次指出俄国作家有一个突出特点：对祖国发自本能的热爱。西欧作家则不然，大多数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只忠于科学和艺术，却未必考虑给各自的祖国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莎士比亚、歌德等等。他写道：
“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的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建树，而不是为祖国的利益优先思考的愿望。我们则不是这样：每个俄国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以他对祖国的功绩来估计的，他的人格是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来估价的。”
还有，比如在1856年写的札记中，他对卢梭和果戈理两位作家作了很精采的比较分析：
“果戈理的性格乃至整个命运和卢梭的性格及命运有许多共同之处。卢梭贫困、受人诽谤，他逃离祖国，但又忧伤地怀恋着祖国。他疑心重重，但有时感到十分自豪。他很不愿外露思想，但却什么也不会隐瞒。他藐视一切，但又有求于所有的人。……但他仍然心灵纯洁、质朴和天真，但纯朴中又带点狡黠，而且很识人心。同时代的人觉得他神秘莫测，后代人却非常理解他。他是个天才的、高尚的、对人充满温情的厌世者。”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祖国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竭尽全力帮助克服俄国生活的落后面。
不仅忙于写作，他作为杂志的领导人，天天坚持不懈地关心《现代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他要严格把握杂志的基本方向，又要努力维系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关系。终日心神劳累，于是难免忙中出错。稍不留心就捅出了一个大漏子，惹出了非同小可的后果。
这件事是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因起的。
涅克拉索夫在国外逗留期间，书店里出售了他的一本《诗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当他在1856年秋天看到这本书时，便认定这是“俄国文学上未曾有过的好书”，想写一篇长文加以评论。但又觉得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似乎不大妥当；因为涅格拉索夫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恐有吹捧之嫌。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在《现代人》上刊登一则小消息。只报道诗集出版了，不作任何评价，甚至不谈读者的热烈反映。
于是，《现代人》第十一期《新书》栏里，刊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篇简讯：《涅克拉索夫诗集》——莫斯科1865年读者当然不能期待《现代人》会详细评论编辑之一的《诗集》。我们只能列举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诗作。
这就是目录……读者会发现，许多诗作是以往未曾发表过的。有些虽已发表过，但这次所发表的要比以前的更为完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中，我们举出一些篇目：
《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乡村》、《加兰斯基伯爵笔记片断》………
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发这么一条消息，倒也罢了；但他从《诗集》中选择一些革命倾向性最强的片段，转载在杂志上，问题就出来了。这给狂热的农奴主和《现代人》杂志的敌对派提供了一个借口，书报检查官员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掀起的一阵鼓噪并不在意。他以为过两三个月，这件事就会被忘掉。但很快他就发现，鼓噪变成了轩然大波，招来了非常麻烦的后果。
这件事的结果是，书刊检查机关要对《现代人》进行长达3年的管制，编辑部受到严厉的训斥。并受到警告：如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杂志将禁止出版。《诗集》四年内不准再版。
过了几个月，涅克拉索夫从国外回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见面便自责，因为他的过失极大地损害了《现代人》。
涅克拉索夫听后表现得很豁达，说：
“是啊，这当然是个错误：您没想到，既然我没有将《诗人与公民》刊登在《现代人》上，就说明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
仅此而已，以后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而且丝毫也没有改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任，继续把他当作《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编辑。
这年12月份，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个好样的。请记住我的话，这是俄国未来卓越的报刊编辑和撰稿人，他比我这个罪人要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工作遭到挫折的日子，个人生活也遇到麻烦，心情大受影响。
妻子奥莉佳这时正怀第二胎。因为医生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曾提出过警告：她以后再生小孩就有致命的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爱妻子，他以惶惶不安的痛苦心情，等待分娩日期的临近。他一向沉着镇静，这一次再也沉不住气了。从1856年秋天起，不安的心情就完全破坏了他的正常生活，心乱如麻，甚至不能安心写作。
在紧张的心情中度过了大约四个月。次年1月7日，奥莉佳终于平安生下了小儿子维克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平静了下来，以十倍的精力又投入了《现代人》的编务。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手提旅行袋、身穿破旧衣裳、举止腼腆的青年人突然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这人是萨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赫梅捷夫，从前在家乡见过面。他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把庄园和财产都卖掉了，决定永远地离开俄国，虽然他热爱祖国。
从后来的谈话里才弄清楚，巴赫梅捷夫受到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赫尔岑作品的影响，思想发生了突变。决心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要到太平洋上的法属马贵斯群岛上去建立一个农业公社。完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新生活，让人们兄弟般地相处。他还想顺便到伦敦去会见赫尔岑，把他卖庄园所得的一大部分钱，捐助赫尔岑用于宣传俄国的事业上。
客人告别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送他一程。他们便一同出来，边走边继续谈论巴赫梅捷夫的计划。越谈越入迷，不知不觉在丰坦卡沿岸大街上来回逛了一整夜。
巴赫梅捷夫这个不寻常的人物，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此人生活中的某些特点，为后来塑造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这个形象提供了素材。
巴赫梅捷夫果真言行一致。到了伦敦同赫尔岑会见，把20000万法郎捐赠给《钟声》报作为宣传之用。至于他到马贵斯群岛的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建立公社的计划——这就不得而知了。
3. 尼古拉三杰
就在编辑部人手最紧张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前来加盟，给《现代人》凭空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杜勃罗留波夫是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当他还在学习期间，思想上已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学生中间建立了秘密小组，学习、宣传革命思想。1856年，他把一篇论文投寄《现代人》杂志，希望能够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仔细阅读了来稿，觉得很有见地，当即约来编辑部面谈。两位年龄相差8岁的年轻人，一夕畅谈之后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信念、以及精神气质非常一致，好似乃兄乃弟一般。这一次长谈，奠定了他们日后亲密的战斗友谊。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位21岁的大学生思想早熟、知识广博、目光深邃，对各种问题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投来的论文是他的处女作，但已经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才华。当时他就非常赞赏杜勃罗留波夫的才能，手边的确也急需人才；但出于对朋友的爱护，还是劝阻这位小弟弟暂时不要离开学校，最好等到毕业后再出来工作。
等到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参加了《现代人》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评论和书刊介绍栏交给他去负责，他本人脱开身来，全力去抓更为重要的栏目——即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栏目，以及研究更为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这样一来，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加上新来的杜勃罗留波夫，三人分工合作组成了编辑部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共同支撑起这份杂志。这辆三套马车合作得很协调。涅克拉索夫善于用人，三人共同拟订每期的计划，他自己不很在行的问题，给助手们充分的自由去处理。说来也巧，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做尼古拉；于是人们称他们为“尼古拉三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自从担任杂志的领导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考虑好一个改革《现代人》的计划。现在充实了力量，有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他决心将计划付诸实施。
他计划彻底扫除旧习气，摆脱盲目仿效西欧的作法。调整杂志的内容，大力充实学术栏。精选优秀的原著，取代译作和编译的文章。压缩
“综合栏”的篇幅，为学术栏目让路。取消“时尚”栏，诸如巴黎的戏剧、外国的趣闻逸事、浅薄庸俗的小品之类，没有必要占据版面。小说评论的分量应该降到第二位；多评论内容严肃而实际的书籍。同时多发表一些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命运的文章。这个改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现代人》办成一份反对沙皇农奴制、变革现实的有力武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逐渐成为公认的《现代人》杂志思想上的领导者。接着又有米哈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两位志同道合的新人参加进编辑部工作。从1857年起，还不满23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开始主持评论和书刊介绍栏；米哈伊洛夫分管诗歌，谢拉科夫斯基编写国外消息。
涅克拉索夫的住宅，当时被称为“文学客店”。它共有四个房间，来访者熙熙攘攘络绎不断：有熟人和朋友，还有与《现代人》相关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经常在涅克拉索夫住所工作，三人便于随时磋商。即使有客人来访，工作也不因此稍有停顿。
晚上，《现代人》的一些同仁常聚集在涅克拉索夫的书房里交谈。在这种时刻，涅克拉索夫总是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叫来一块儿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碰到熟人便活跃起来，谈得非常生动有趣。
每星期在涅克拉索夫住所都要举行一次编辑部午餐会。为《现代人》撰稿的作家都应邀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般不愿意出席这种集会，涅克拉索夫一定要请他参加。因为他善于和监督他们杂志的检查官周旋。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回忆道：
“自然，倒霉的检查官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扮演着可怜的角色。一般说来，只有我能用愉快的谈话使他不感到那么孤独——我参加午餐会就是为了要起这么个作用。”
现在可说是《现代人》的鼎盛时期，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在尼古拉三杰的领导下，所有同仁齐心努力，使《现代人》成了当时最富有战斗性、在读者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文学杂志。
涅克拉索夫重用改革派年轻人、杂志彻底转向革命立场，不可避免地要触怒贵族自由派作家群。他们指责涅克拉索夫偏爱“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是他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蔑称），又嫌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太死心眼。但涅克拉索夫没有让步，他的心完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奇怪的是，贵族自由派作家尽管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巨大力量。大家公认，在《现代人》的编辑和撰稿人中间，屠格涅夫公认最为博学多识。而屠格涅夫曾亲口对涅克拉索夫说：
“我很奇怪，刚离开校园的杜勃罗留波夫，怎么会对优秀的外国作品了解得这么扎实透彻！记性也很了不得！”
涅克拉索夫回答道：
“我已对你说过，他的脑子非常好！指导他的智力发展和教育他的，准是最杰出的教授！老兄，这是天生的俄国才子……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它表明俄国人智慧的力量，尽管社会的生活条件是那样不利。再经过10年的文学实践，他们在俄国文坛上将会起到与别林斯基相同的作用。”
然而无须等待10年，在很短的时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在俄国文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对这一时代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内阶级矛盾达到白热化。封建农奴制度摇摇欲坠，帝国已如大厦之将倾覆。克里米亚战败后，全国上下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民问题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新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承认，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革命，倒不如主动采取措施，由上面下令来解放农民。
1857年初，沙皇指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着手起草农奴制改革方案。
围绕农奴制改革的办法，社会上的舆论不外乎两种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派代表广大农奴的要求，竭力主张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农奴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此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和农奴主。他们希望保存沙皇专制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自上而下实行有限的改革。其代表人物卡维林说得很直白：
“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可以使俄国保持500年的稳定。”
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历史性地落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通过《现代人》杂志传遍了全俄国，教育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名气的增大，他家里来访者络绎不绝，经常高朋满座。每逢星期四约定俗成有一次大型聚会。这种时刻，他的客厅里可以见到各种职业和地位的人物：文学家、教授、军职人员、大学生和普通群众；自然而然这里形成了一个国内进步思想的交流中心。
他的妻子奥莉佳是个贤内助。她热情帮助丈夫接待宾客，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每次聚会丈夫和友人密谈时，她就领着大家在一边唱歌、跳舞、说笑逗趣，好像在开家庭游艺晚会似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俄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革命小组织。其中很多都与他的这个“中心”有联系。最大的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名叫“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该小组的领导人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他的学生和战友。
1862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倡导下，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象棋俱乐部”，成员达到100余人。名义上是消遣娱乐，切搓棋艺，实际上又是一个秘密活动集中点，成了“土地与自由社”的外围组织。
这段时间，在国外也形成了一个俄国革命中心，与国内的革命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为首的是老一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流亡伦敦的著名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他们在伦敦建立了一家“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5年开始出版一种不定期丛刊《北极星》。丛刊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刊登国内被禁的作品。
1857年又创办了《钟声》杂志，公开主张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还人民以言论自由，取消报刊检查制度。他们在海外团结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毕竟是个文化人，他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使用批判的武器。他主持下的《现代人》杂志从1858年第五期起，专门开辟一个栏目，讨论农奴制改革问题。其中大部分文章出自他本人之手。他利用问题讨论的方式，揭示了农奴制的不合理，分析了废除农奴制的迫切性。尤其是他写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一文，鲜明地提出：无偿把土地分给农民，无条件彻底解放农奴。这篇文章立刻引起沙皇政府的警觉。
书报检查总局认定，该文完全违背政府意图，恶意攻击政府。宪兵头目亲自下令，严厉追查文章作者；给予审阅这篇文章的检查官以警告处分。同时责令教育部长从严把关，绝对不允许再刊登类似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