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编《军事文集》
自从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加入《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可能抽出时间干点更重要的事情。1858年机会来了，军事科学院邀请他主编《军事文集》。
我们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萨拉托夫中学任教之前，曾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几个月的文学理论课。他能够到武备中学任职，全凭韦津斯基的帮助。韦津斯基早在1852年，已经是军事学校俄语和文学课的教学组长，在军校教员中声望很高。从萨拉托夫返回彼得堡后，再次来到第二武备中学，接替韦津斯基的课程。但在这里任职不久——总共只有几个月时间。
他之所以离开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造成的。
那天课间休息时，一个班里的学生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值日军官还没来得及把这个班的秩序弄好，另一个班又吵了起来。这时休息时间已过，教师陆续走进教室到各班上课。车尔尼雪夫斯基拿着课本已经走进教室，可这个班的喧哗仍未停息。这时候值日军官跟在他后面走进来，要斥责学员维持秩序。车尔尼雪夫斯基转过身来阻止军官，说道：
“现在您不能进来！”
值日军官感到受了委屈，课后向领导提出申诉，要求这位教员向他赔礼道歉。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拒绝这个要求，马上提出辞呈。接着便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
不过他在教书这段时间，结识许多军内人士；离开武备中学后仍然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来的客人中，经常能够碰到军人：有军官，有总参谋学院的教师和学员。随着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的增长，他对俄国军官中先进人物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再后来，杜勃罗留波夫通过他的介绍，也和军人建立起了联系。他曾经打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安排到武备中学去教书。
且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的军人中，有一个近卫军团的军需官卡尔采夫将军。此人还是位军事作家兼军事学院战术教授。正是这位卡尔采夫将军，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出任主编，办一份军事专业杂志《军事文集》。
出版这么一份杂志的设想，是参谋学院教授米柳京在1856年就提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形势迫使沙皇政府考虑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军队改革的问题占有显著的位置。米柳京在报告中指出：军官们养成了轻视科学的习惯，认为科学只对考试有用，在实际工作中根本用不上。他们逐渐迟钝，变得不善于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份面向广大军官阶层的军事杂志，提高他们的军事水平，并有助于在他们中间传播文化。
米柳京的想法当时未获实现；因为不久他被指派到高加索集团军，离开了彼得堡。但他设想的这份杂志，1857年底独立近卫军团司令部重新提了出来，自然就水到渠成。为了最后落实出版《军事文集》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上报的意见书年初获得皇上“恩准”。
该计划最后决定，杂志内容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官方文件（沙皇诏书和军方的命令）；二、军事科学论著（战术，战史，军事统计学，军事行政，筑城学和炮兵学）；三、文艺（军队生活故事，回忆录，游记，传记）；四、综合类（包括书刊评论）。
时任近卫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的卡尔采夫将军，希望吸收有经验、有声望的文学家参加新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便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肯定地说，委员会当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毫不了解，否则决不会走这一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委任为《军事文集》主编，主要是负责给文章润色。因为大部分来稿的文字很糟糕，不加工达不到发表水平。全部稿件由他最后审阅，看是否言之有理，文笔是否通顺，最后决定取舍。此外还负责管理杂志的庶务工作。派给他的两名助手都是军事学院的教师，一位阿尼奇科夫中校，另一位是奥布鲁切夫大尉。他们只负责纯军事内容的文章，从军事角度评价它们的价值。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是一个在军界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的好机会，就认认真真担任起《军事文集》的主编来。
他本人并不想在《军事文集》上发表东西，而是沙里淘金，挑选投到编辑部来的稿件。为了在军官中培养写作的志趣，编辑部往军队各单位发布了消息。又在《俄国残废军人报》上刊登征集稿件通知，邀请军官们支持新杂志的工作。这个通告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通告的结束部分写道：
“许多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而又深谙业务的人，难于通过报刊将他们的成果公之于众，只因为他们被所谓标准语言的要求吓住了。但是，精通专业以及正确的观点，比华丽的词藻更为重要。假如文章出自这样人士之手，又能清楚地表达思想，那么这种文章将会因其内在的优点而受到重视……”
一开始编辑部就遇到来自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扰，第一期拖到5月份才出版。不过杂志出版后在军队中很受欢迎，《军事文集》的周围形成了几十名军官组成的创作积极分子。第一年，发行量达到了6000份，而且仍在不断增加。这个数字在当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军事文集》第三期上刊出了这样一则通知：
“订户数目超过了编辑部的预料，因此第一期杂志已重印。但第一次印刷本和重印本俱已订完，本年度恕不再接受新订户。”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是《军事文集》主编，但他没有军籍，属于编外的职务。这样他可以少受约束，不依附于将军们。好在他的助手阿尼奇科夫中校和奥布鲁切夫大尉，都是他的知交，思想比较一致。他们尽量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编辑方针。奥布鲁切夫大尉写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论武装力量及其体制》两篇论文，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写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阐述：
“国与国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斗争从实质上讲，与其说靠军队解决，不如说靠有关民族本身的相对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主要力量在于人民；靠人民能办到的事，单靠军队就远不能办到；今后，只有那些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善于发挥人民的潜在力量并用之于使国家变得伟大的政府才是强有力的。”瞧，简直就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如出一辙！
《军事文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下，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军事家的优秀传统。同时大胆正视军队的阴暗面，揭露了军事当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暴露出的问题。编辑部从来稿中选择一些重要问题供人们讨论：如像废除体罚尊重士兵的人格、改革兵役义务减轻百姓的负担、反对“兵窃”（军官克扣、偷盗士兵的给养）、提高军官素质等等。
编辑部抱有一个善良的目的，想解决军队中自古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舞弊行为。可惜根本行不通，尖锐的揭露捅了马蜂窝。
《军事文集》的这一倾向，肯定要引起上层军官的敌视。有的人立刻大喊大叫起来，说军队纪律被破坏了，说《军事文集》在军队中宣传革命。参谋副官苏马罗科夫伯爵和勒热武斯基伯爵，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军事文集》。而且其中的一位直接指责《军事文集》编辑部在散布“有害的错误观点”。
军内书报检查官施蒂默尔上校早就紧紧盯住这份杂志，他给上面写了一个反映《军事文集》问题的情况报告。
武装部长接到报告后，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一份检查呈报沙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份说明书，驳斥了施蒂默尔的指责：他“对荣誉的理解，和俄国军队大多数军官的理解不一样”。“《军事文集》的这个方向不是编辑部，不是近卫军团的领导，而是俄国军队的军官们自己所赋予的。”
尽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将书报检查官的指控一一驳倒，尽管卡尔采夫抱怨军队书报检查官吹毛求疵，埋怨武装部长本人对这个刊物采取敌视态度；但那些反对《军事文集》的大人物寸步不让。结果是《军事文集》只出了7期，杂志被迫暂时停刊。编辑们受到申斥，全部被撤换；卡尔采夫本人气得生了一场大病。
1858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辞职。他离开之后杂志再度复刊，完全置于武装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个部长任命一名少将为杂志的新主编，《军事文集》便成了一份纯官方性质的刊物了。
由于《军事文集》事件，加上在《现代人》上发表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沙皇政府简直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厅已将他列入危险人物黑名单，派出大批密探随时加以监视。
一副罪恶的黑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悄然张开。
2. 衔命伦敦行
1859年夏天，伦敦出版的《钟声》杂志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杂志来。老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现代人》编辑部同仁之间，发生了一场内部大混战。
导火线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一些评论文章。
在这之前几个月，杜勃罗留波夫提了个倡议，《现代人》新开辟一个名为《口哨》的栏目，借助嬉笑怒骂抨击社会的弊病，鞭挞丑恶与奸诈。
按照杜勃罗留波夫的想法，《口哨》栏的矛头不仅是要对准露骨的反动派，也可以适当批评批评那些“抱残守缺者”和所谓的“进步分子”。进步而冠以“所谓”，是特指当时某些也在高唱暴露文学、实则“小骂大帮忙”的文人。
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
“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
“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长，6月30日他便启程回国。和赫尔岑面谈了两次，其中的细节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
大致情况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责难赫尔岑把《钟声》办成所谓的“暴露性的”杂志：
“如果我们的政府稍微有点头脑，它本会因你们的暴露而感激你们；这类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较冠冕堂皇地对自己的爪牙严加控制，同时又不使国家制度受到触动。而问题的实质正好在于制度，而不在于那些爪牙。您本该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比如立宪的，共和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岑几次想打断他的话进行反驳，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说还没有讲完，不过很快就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完后，赫尔岑昂然地扫了对方一眼，冷冷地、教训式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是的，根据你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一般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说明是正确的。”看着那副神气的样子和最后的表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为惊愕，顿时心乱如麻……
尽管观点相左，有趣的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却那么相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尔岑：
“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
“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
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迎，著文给予足够的评价，向广大读者推荐。
1859年9月16日，屠格涅夫从巴黎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中间问道：
“其实，我给你写信，为的是想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访过你，其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这样提问，当然事出有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看作是纯学术研究；总是把文学评论与宣传革命思想密切结合，而赋于鲜明的战斗性。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价每部作品，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生活的教科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教益。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文坛的动向，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积极、进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评落后、有害的倾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
“评论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价。评论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播。”
1856年发表的评论奥加廖夫《诗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应如何对待贵族分子的革命性的问题。指出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他在文中论述道：
“奥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我们听到罗亭自己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可以来代替他的人。我们在等待这个继承者，他从幼小时候起就熟悉真理，并不是抱着战栗的狂热、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来观察我们；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人以及他的朝气蓬勃、同时又是平静果决的言论，从这种言论中听到的不是对生活表示胆怯的理论，而是证明理论能够支配生活，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中，讲得更为直率。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软弱无力的主人公进行了批评。贵族文学最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是“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后者正准备去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殊死的决斗。其实，他翘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几年之后，他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终于出现了新时代人物的模样。这些“新人”坚强、沉着、果断；他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憎恨夸夸其谈和孤芳自赏。他们和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文章，间接涉及了长篇小说《罗亭》。
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又发表了评论《前夜》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这篇评论成了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最终决裂的导火线。
杜勃罗留波夫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分析得出俄国社会已处在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大声疾呼革命“新人”的出现。
“每一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另一天的前夜。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总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这种革命性的诠释把屠格涅夫吓坏了。本来他对革命民主主义就格格不入，他羡慕的是温和的、贵族的立宪制。
由于《现代人》坚定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终于导致了编辑部内部的分裂。先后有一些徘徊于贵族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作家，如格里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坛名家，纷纷脱离了《现代人》。1860年初，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期而遇。两人话不投机，就围绕《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争论起来。最后屠格涅夫气冲冲地说：
“对于您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对于杜勃罗留波夫我就不能了……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他却是一条眼镜蛇！”
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写了一张只有两句话的便笺：
“任您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有着长时期的私人友谊。但事关政治立场大是大非，这位主编拒绝了老朋友的要求。
后来，涅克拉索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了一首诗《致屠格涅夫》。诗中回忆起当年曾经并肩战斗；惋惜他“吹灭了自己的火把”，“对年青人的热情发出怨言”，“渐渐听不见狂暴的皮鞭的鸣响和人民的幽幽哀怨”。最后诗人鼓励老朋友不要动摇，继续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写作：
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
人民的忠实的朋友，
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
在杯底——就是自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屠格涅夫再也没回到《现代人》的朋友中间，还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声明，彻底拒绝继续为《现代人》撰稿。这样一来，他们之间首先为《现代人》撰稿的稿约协议，从此便失去了效力。
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与革命民主主义方面完全对立。当初他曾站在德鲁日宁一边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胸怀坦荡，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尽量设法去争取、团结这位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1856年11月，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到彼得堡来。当即和涅克拉索夫商量，“我要去看望他，不知是否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不论是对他或是对《现代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一个月后，他又专门写了文章，评论托尔斯泰的创作。对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满怀热情、毫无偏见地对其艺术特色作了非常精当的评价。
可是，托尔斯泰还是离开了《现代人》。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古拉三杰坚持杂志方向的决心。
在《现代人》1862年的出版情况通告里，有如下的申明：
“《现代人》的方向是读者所了解的。在继续将此方针尽可能地贯彻到学术和生活的各个栏目的同时，编辑部近年来不得不考虑可能要改变对某些（主要是为小说栏写稿的）撰稿人的态度。过去，当这些作家的写作倾向不十分明显时，其作品经常受到本刊读者的欢迎。本编辑部为不能继续获得这些作家的赐稿而深表遗憾；我们期待他们将来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不想牺牲本刊的基本宗旨，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宗旨是正确和正当的。”
假如说，三年前当涅克拉索夫暂时不在《现代人》编辑部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关心的是如何把屠格涅克、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些作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难以实现的，他和这些人的道路不同。
在《论战之美》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离开《现代人》作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思想屠格涅夫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再表示赞同。我们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先生新近写的一些小说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太一致，不像以前那样。那时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倾向，他也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
反动文人暗暗高兴，断言没有了几位大文豪的支持，《现代人》将会一蹶不振。
没有了几位文豪，地球照样转动，《现代人》照样办下去。现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批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舍尔古诺夫、塔拉斯·谢甫琴柯、谢拉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大学生和青年军官。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一起推动俄国的社会变革。这份杂志的影响反而迅速扩大，团结的群众不断增加，杂志销路节节上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威望迅速树立起来，近似于当年的别林斯基，只是范围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