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漫漫流放路
官司一拖再拖，不放不判实在说不过去了。官方最后根据那些假证据作出如下的判决：
“解职的九品文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年35岁，图谋颠覆现行制度，计划暴动，起草煽动性宣言《告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并大量印行传播。据此，着即剥夺一切权利，流放矿山服苦役14年，然后永远谪居西伯利亚。”
判决书呈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示下来是：
“照此办理，惟苦役期限减半。”
1864年5月19日，从梅特宁广场押送回彼得保罗要塞后，等待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将是一场生离死别。
他的妻子奥莉佳和大儿子，佩平表弟，捷尔辛斯基，叶利塞耶夫，博可夫和安东诺维奇来到要塞为他送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镇定。大家没有哭，因为他本人显得很愉快，他们在会见室里作了倾心长谈……
他清楚地知道沙皇政府没有掌握像样的材料，罪证只有粗暴的歪曲和无耻的捏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亲人说：
“一开始我有权利说，现在我仍然有权利说，他们要对我提起公诉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放弃希望，他想到了流放地点继续写作，用笔名发表作品，挣些稿费在物质上帮助家庭苦度岁月。在分手的时候他对送行的人说，到了那里他一定写很多很多，寄给《现代人》杂志去发表。如果不能用他的名字发表，就用笔名，或者随便用个名字寄给编辑部。
可是他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他的作品即使用笔名也不可能在俄国发表，当局不会愚蠢到重蹈小说《怎么办？》的覆辙！
在赴西伯利亚前夕，他把在要塞里写的全部手稿和书籍开列了个清单，请求狱吏把它转交给表弟佩平。然而这一包作品被第三厅扣留，一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档案室里发现。
从彼得堡到苦役地涅尔琴斯克工场，相距数千里。要经过维亚特卡河、佩尔姆、叶卡捷琳堡、秋明和托博尔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面临着艰苦的漫漫流放之路。他的亲友为了减轻他长途跋涉之苦，在规定的日子里把轻便马车和必需品送到了要塞门口。可是当局耍了个花招，提前行动了。5月20日夜晚，由两名宪兵押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乘驿站马车转移到托博尔斯克的流放犯管理局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行晓行夜宿，加紧赶路。官方知道车尔尼雪夫拥有不少崇拜者，特别关照押送人员要小心防范。
6月5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因为有一个星期的停留，把他临时寄押在地方监狱里。那里还羁押有一批波兰起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其中的革命者斯塔赫维奇。
一些波兰人因事到监狱办公室去，回来告诉斯塔赫维奇：
“到办公室去看看吧，您来了个俄国老乡。”
斯塔赫维奇走进监狱办公室，马上认出这个囚徒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推测，车尔尼雪夫斯基会和波兰人同住政治犯大牢房。可是监狱长出来宣布：按照上峰的指示，车尔尼雪夫斯基必须单独关在秘密囚室。可是监狱长允许斯塔赫维奇有时可以到单人囚室去会见。
一次，斯塔赫维奇来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说：
“通知我说，在托博尔斯克的时间不长了，只有几天时间了吧。才放下行李一会儿又要打点行装。你有什么书吗？我想挑几本这两天看看，以免枯坐寂寞。”
从斯塔赫维塔说出的几本书名中，他借了丰克的德文原版《心理学》。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书时对他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本书中，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我们俄国的科学家，如，谢切诺夫，雅库波维奇，奥弗先尼可夫等。”
这次相识后，他们曾一同在亚历山大工场和在外贝加尔服苦役。
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动身，要去伊尔库茨克，行程要三周。
那天他们乘船过河，当押解他的宪兵走开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马车夫：
“你为什么要当车夫？你有钱，却还要挣钱。”
“你说什么，老兄，上帝保佑你，我哪里有什么钱？一个钱也没有！”
“你说，你上衣怎么会有那么多补丁？。大概把钱装在补丁里保险些，是吗？”
车夫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就说：
“谁维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7月2日到达伊尔库茨克。因为地方长官也不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该在哪里服苦役。害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沿着安加拉河到乌索利耶；回到伊尔库茨克又沿阿穆尔大道转赤塔；最后从赤塔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里才是他服苦役的地方。
涅尔琴斯克苦役队的会计巴哈鲁可夫，回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初到苦役队的情况：
“1864年8月中旬一天的中午，宪兵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当时我正在矿山管委会值班。大家都得到特别通知，预先知道他要来。我们这些小官员只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是同一类型的人。后者早两年就来到工场服苦役……我们见他形容憔悴，面色黝黑，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的，架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透过镜片打量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惶惑，就走出去了……”
矿山管委会另一个职员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整夜都在房里踱着大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对监视他的士兵说：
“睡吧，睡吧，亲爱的，您明天还要执勤。可是我们的同志很多，如果每来一个，您都得熬更过夜，那会累垮的！”
从涅尔琴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个哥萨克军士的押解下，下放到了靠近中国边境的荒僻农村卡达亚。
卡达亚是个不毛之地，荒无人烟，光秃秃的山岗上一派凄凉景象。没有灌木丛，也没有明净的湖泊。在一块陡峭悬岩上，有很多波兰起义者的坟墓；每座墓前竖立着一根木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埋葬着饱经忧患的战斗者的骨灰。而新的政治流刑犯，又络绎不断地押来卡达亚矿山。有单个来的，也有成批解来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彼得堡到外贝加尔，经过千里跋涉，人简直累跨了。加上水土气候不服，病得很厉害。矿山当局安排医生作了检查诊断，他得了坏血病和心脏病。根据病情，如果继续下井劳动，他的身体就无法恢复。因此允许他在警卫的监视下，到卡达亚简陋的卫生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他见到了早来两年多的革命战友、诗人米哈伊洛夫。
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国家政治要犯的情况，由地方录事逐月上报。档案纪录：
“1、米哈依洛·拉里奥诺夫·米哈伊洛夫。34岁，前省府秘书。因恶毒散发传单，并参与了传单的撰写，旨在发动暴动，反对最高当局，撼动国家根基……根据1861年11月23日下达的最高命令，米哈依洛夫被褫夺一切权利，流放到矿山服苦役6年。卡达亚区段……在卫生院治疗……2、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35岁。退职九品文官。因蓄谋推翻现存制度，印发传单，煽动和号召农民暴动。根据国务委员会决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褫夺一切权利，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7年。卡达亚矿山……在卫生院住院……”
住了半年医院，车尔尼雪夫斯基总算死里逃生出了医院。而他的好朋友重病卧床不起。1865年8月3日晚，车尔尼雪夫斯基获悉米哈伊洛夫病危，头上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戴，气急败坏地跑到医院。不顾卫兵的阻拦，想最后见朋友一面；可是年青的诗人已经长眠不起，离开了人世间……
关于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消息，直到这时赫尔岑才知道。他在《钟声》杂志里再三提到卡达亚囚徒的悲惨命运，他们不求饶，“昂着头去服苦役。”
各地的朋友和同志没有忘记自己的导师。一位年轻的战友写信给赫尔岑说：
“您从事革命宣传15年，我们向您学习。同时，在俄国我们还向另一位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我们成长起来了，坚强起来了。大家毫无例外，……积极地从事共同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我不得不忍受着最卓越的同志和导师的牺牲，但我们决心为他们复仇！”
敌人也没有忘记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那个睚眦必报而又批复“照此办理”的人。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和著名作家阿·科·托尔斯泰是好朋友。在冬季打猎的时候，托尔斯泰利用他接近沙皇的机会，决心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句公道话。当皇上问到俄国文学最近有什么新作时，作家很巧妙地回答说：
“俄罗斯文学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冤判而黯然失色了……”亚历山大二世勃然变色，打断作家的话：“请你托尔斯泰任何时候也别向我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2. 悠悠两地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出医院后，被安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到处是缝隙，冷风不断钻进来，把他的风湿性关节炎折磨苦了。
流放的艰难和困苦都不在话下，只有抛妻别子使他深感疚歉不安。
他给妻子奥莉加写信：
“原谅我，我亲爱的小鸽子。由于我生性清高，没有让你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我对此太不在乎了。尽管在我本人的生活中，早就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变化也已发生了。但我没有估计到，这种变化竟长久地剥夺了我为你效力的机会。”
他们结婚的日子和她的生日，他记得很清楚，把它们当作节日来庆贺。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欢乐，我惟一的爱人，我的灵魂莉亚列奇卡！我好久没有像我心里渴望的那样给你写信了。现在，我亲爱的，我压抑着激动的感情，因为这封信不仅写给你个人，也可以公诸于众。要知道，这是在我们结婚的日子写的。我亲爱的欢乐，感谢你照亮了我的生活！”
从他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了。他喜欢她活泼愉快的性格，很赞赏她那种勇敢而泼辣的精神。譬如，她喜欢乘着三套马车，响着铃铛，唱着歌飞奔，相互竞逐！她敢于冒着风暴在海上荡舟。有一次，彼得堡遭遇洪水，她女扮男装，划着船去为别人抢救飘流在涅瓦河上的财物。
以前，她是多么善于创造欢乐啊！他们的客人都知道，奥莉佳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变得活跃，谈笑风生的。现在，他劝她别难过，别忧伤，要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尽情地欢乐！可是，又怎么能够呢？
奥莉佳呢，也和他一样，住在家乡苦苦相思。这个女子性格坚强，无怨无悔与丈夫同舟共济，含辛茹苦地担当起抚育子女的职责。
过了不久，奥莉佳写来一封信，说她要来流放地千里寻夫。
这个消息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亦忧亦喜，他回信说：
“对于你要来这里的打算，我怎么说呢？我亲爱的，我的小鸽子！你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关山阻隔跋涉难啊！你知道，我一贯赞同你的决定，把它当作最好的主意。可是，我请求你考虑考虑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路途再远再险，也阻挡不住她的心意。
过了一年，5月初，奥莉佳带着8岁的小儿子米哈伊尔，在医师巴甫里诺夫的陪伴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外贝加尔。
这次她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在首都刚刚发生了卡拉科佐夫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全国实行戒严。东西伯利亚总督向涅尔琴斯克工场总监下了一道手令：
“严密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一来对他的看管加紧了，在他的小屋子前新增加了一道岗哨；家人探望变得难上加难了。
既然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奥莉佳写了一份申请递呈总督，请求允许她探望丈夫。总督的答复提出了一个恶毒的条件：
“如果她愿意到涅尔琴斯克工场看望丈夫，那么就得一辈子留在西伯利亚，一直到丈夫死去。而且她本人要受到国家规定的对待国事犯家属的一切约束。”
奥莉佳不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大儿子还留在老家里。她再次请求允许探望，哪怕会见时有宪兵在场也行。并答应和丈夫谈话时只用俄语，不用别人听不懂的外语。总督请示了彼得堡，上峰批准了这次探望。但条件是必须一直有宪兵军官在场，不得传递任何秘密消息。
奥莉佳几乎在伊尔库茨克等待了一个月。最后她带着儿子，在宪兵上尉赫麦列夫斯基的随同下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个宪兵乃是厚颜无耻之徒，一路上行为放肆。因为巴甫里诺夫医师已不允许继续陪随。据小儿子米哈伊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8月23日……我们来到卡达亚。这是只有几家木板棚屋子的小村庄，离中国边境大约15俄里。父亲就住在其中一个小屋子里……有两个小房间。地板上堆着书，记得有黄色封面的《祖国纪事》。我们的探望时间不长，总共才5天（我们是8月27日离开的）。因为对父亲来说，宪兵老在一旁监视，太难堪了……父亲当然高兴见到爱他的母亲，可是，高兴中掺和着痛苦。因为，来探望一次，住不过几天，却需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还要花费一大笔钱，并惹来许多不快。他在随后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央求母亲，不要再来探望。指出关山阻隔跋涉不易，而且当地生活条件极苦，难以忍受。同时他深信，苦役刑满以后，他会转移到靠近俄罗斯的地方。全家就可以在那里团聚，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没有料到，前面等待着他的却是更大的失望和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怕妻子担心，每次给她写信总是轻描淡写，尽量往好处说。都是“身体健康”，“生活不错”，甚至把后来囚禁他的维柳伊斯克县的荒凉古城堡，形容得如同“宫殿”一般美妙。
不幸摧残了奥莉佳。为丈夫的命运担忧，为贫困发愁，为儿子蒙受的屈辱痛心。这一切彻底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常常默诵着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沉重的十字架，钉在她的命运上。”
奥莉佳离开不久，也就是在1866年9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卡达亚矿区被转移到不远的亚历山大工场。
途中经过几个村庄，牲口过冬地，此外就是草原，一望无际的紫罗兰色的草原……亚历山大工场四面环山，山上是洪荒的原始森林。一座大屯子环绕银铅冶炼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流放政治犯和被判在地方牢狱服刑的苦役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安顿在警察所的一间房子里，隔邻住的是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事件的参加者，以及波兰起义者。这些人都很年轻，在他们眼里，这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着一张极其平凡的面孔，苍白而清秀。灰褐色的眼睛高度近视，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稀疏的淡黄色的胡须，蓬乱的长发……经常穿着一件白羔皮的袍子。脚蹬一双毡靴，头戴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
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办？》的作者，都把他当成尊敬的老师。
3. 刑满不释放
1867年6月，考验期结束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监管稍微放松，允许他住进自由民的住宅。
他住在总监家对面的一座小屋里，主人是当地教堂的一个小职员。一边住着主人一家，他的房间在窗户临街的那边。房间的右角放着床，床上一条灰色的被子。窗户间的墙壁处放着写字台和书。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装水的瓦罐和碗，房间的中央立着一个大火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教当地居民的孩子念书。
空闲时他经常手里拿着书和钓竿，到加济穆尔河去。他坐在岸上，把钓饵往河里一扔，就埋头读起书来。往往是路过的孩子注意到漂儿在动，才把他从书中唤醒过来。夏日黄昏，他搬个方凳到凉台上倚栏而坐。书本放在膝盖上，完全沉浸在阅读里，或者陷入遐思。
他住的地方离监狱只有一箭之遥，允许他节假日到监狱去看朋友。他把自己写好的作品朗读给他们听，讲述构思中的小说情节，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文娱活动。他出口成章，能背出整篇小说或者长篇的片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果真成了大家的老师，总是乐于给人解惑释疑。他说：
“对于我来说，求知的时光已经过去，我早已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我乐于和人们共同探讨知识的奥秘。”
他的日常家务，如劈柴、担水、烧炉子等，难友们轮流替他做。他们在值日表上从不派他的差，顶多派他干一点削土豆皮之类的轻活。
在漫长而难熬的冬夜，囚徒们经常搞一些自编自演活动。没有幕布就用被单代替；女角由男人扮演。在观剧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心地哈哈大笑，答应给“剧组”写几个剧本。他果然兑现诺言，写了《惹事生非的女人》和《没有收场的戏》几个剧本。
他对每一个交往者都很热情。如果难友们来访，你不喝茶就不让走。他亲自动手烧茶，用一只皮靴把火煽旺。巴洛德的苦役期满要迁往其他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把惟一珍贵财物——一只金表送给他。他说：
“要钱用时就卖掉它，也能值个30卢布的。”
尼古拉耶夫和斯塔赫维奇来告别时，他别无他物了，一定要把百科辞典赠给他们。人家知道那是他非常需要的工具书，不想夺人之美，坚决谢绝了馈赠。
在流放地外贝加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顽强地从事著述。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打算先写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论著。可惜资料不足，许多手稿残缺不全，中途而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写小说。
他给亚历山大工场的难友们朗读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陈年旧事》。而他这时期创作的最优秀的小说名叫《序幕》。它直接反映了围绕“农奴制改革”展开的斗争。这部小说居然完整地保存住了，他生前就在国外出版过。
主人公的名字叫伏尔金。他的外貌、举止和性格特点，使人一下就想到了作者本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由民家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仅过了一年后，又被投进牢房。这次坐监的原因，是他的一个难友逃跑了。
这个战友是曾任上校的克拉索夫斯基，他散发了告士兵书，号召他们拒绝执行镇压农民暴动的命令。他不是乘坐驿车押赴苦役地，而是按刑事犯惩罚条例，步行整整一年递解到西伯利亚的。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通过了考验期，不再由警察看管住进了自由民住宅。克拉索夫斯基早就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在收到一宗汇款后，他画了一张中国边境地图，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868年6月11日，他策马出逃了。3天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头部被枪弹穿了一个洞。
开始大家以为是带路的哥萨克图财害命。后来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了一张纸条：
“我打算跑到中国去，可是，机会太不巧啦。夜间行路我丢失了两件重要东西，足以暴露我的行踪。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落到敌人手里。亚·克·”
他丢失的两件东西是：日记本和中国边境地图！
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收监，而且当局加强了管制，以防止这个名气很大的囚徒逃跑。
根据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1870年秋就可以解除苦役。他期望和家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某个城市居住团聚。在给妻子奥莉加信中他写道：
“从8月10日起，对你和孩子，我不再是废而无用的人了。我想在伊尔库茨克或附近安顿下来，我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工作了……”
可是这种“优惠”并未光顾到他的头上。相反，苦役期满后，当局却千方百计羁留他，使他与外界隔绝。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宪兵总司令发来一份密码电报：
“如果让他自由，要想保证皇上的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请示如何办理？”
有人给第三厅打了“小报告”：
“一，在彼得堡和各大城市，经常有人把募捐所得的钱寄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资助他从西伯利亚逃跑；二、有几个囚犯参与秘密销售其著作的活动；三、多次查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照片。四、人们对他依然崇拜，对他著作中的要点能背诵如流。”
第三厅也在给宪兵司令的呈文中强调：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上出现的激进情绪，大都是报刊煽动和支持的。他们大张旗鼓地向读者们鼓吹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最活跃的是《现代人》杂志……它掌握在一小撮青年人手中，为首的就是那位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逮捕也不能使他改变信仰。”
1870年9月，宪兵总司令向沙皇建议，释放车尔尼雪夫斯基多有不便，此人出去很可能成为革命中心。沙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又是“照此办理。”
于是，决议这样定下来：
“继续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采取措施将其变成当地的移民流刑犯，消除逃跑的一切可能性……并平息青年们要求释放他的呼声……”
为了消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警方决定将他转移到更加荒芜偏僻、完全与世隔绝的维柳伊斯克县。从苦役流刑犯变为移民流刑犯，等于加重对他的刑罚。他将失去一起服苦役的难友，完全处于精神上的孤独状态。
1871年12月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宪兵的押送下，从亚历山大工场出发。沿途加强了警戒，不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外界接触。4名押送人员中，一人必须坐在马车前座上，停车时寸步不离如影随形。另一名则坐在后排车尔尼雪夫斯基身旁；每次靠站必有一名军官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到维柳伊斯克的路程遥远而艰难。由轻便马车组成的小车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和原始森林中跋涉。越过河溪中的冰锥时，马车随时都可能倾倒和沉没。
过了伊尔库茨克，就再见不到俄罗斯人了。驿站之间相距很远——这算什么驿站！几个简单的雅库特帐篷，人和牲口都挤在一起。这样的旅程延续了22天，走出原始森林之后总算来到一个类似街道的地方。右边一座教堂，教堂后面一片荒地直抵河岸，临河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带围墙的木料结构尖柱古城堡，这就是专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准备的“单间”牢房。这地方一年之中只有4个月勉强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连骑马送邮件也常常耽误。周围是原始森林、河流、悬崖、泥泞的沼泽，完全封闭了这个小城堡。它就是一座天然的监狱。
尽管如此，当局仍然责令县警察局对“要犯”严密监视。上面专门派来一个极端残酷而又多疑的宪兵伊热夫斯基负责监管，还有两名当地哥萨克团的军士作助手。监视的军士每年都要轮换，以免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影响。
这地方说是县城，实际上连俄罗斯人所理解的村庄都不如。只要生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那就必死无疑。全城没有一间店铺，商品是在商人家中出售；家庭日用品出高价也难买到。全城的居民男女老幼加起来不到500人。他们是雅库特人、哥萨克人以及俄罗斯小市民。全部“知识分子”就是几名小官吏和两个神甫。城里充其量不过10多栋俄罗斯式的“建筑物”，雅库特人只住帐篷。就在这样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整整度过了12个年头。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仍按以往的习惯，把处境描绘得比实际好些，给妻子写信说：
“……至于我，在这里生活得很舒适：我所住的房子有1个大厅和5个宽敞的房间；屋里很整洁；也很暖和”。
每当奥莉加表示要去探望时，他总是不安地央求道：
“……先别急于实现这个愿望。也许再过一年半——也许再过一年——也许再过半年，我就会让你给我带来幸福：跟你和孩子见面。不过要等到我请你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之前你还得等一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宫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日子过得缓慢而单调。他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只有散步、看书和阅读亲人的来信，能多少减轻一点苦闷。除了看守军士和送茶饭的那个雅库特人之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别的人。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外面的政治犯们派来了一个联络人列梅舍夫斯基。他成功地潜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并给他带来一包信件。
久旱得甘霖。这时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眼发亮，双颊通红，话声也显得铿锵有力了。他感谢联络人给他带来了鼓舞，激起他重新生活的愿望……顺便委托列梅舍夫斯基替他带走一大包手稿，送到俄罗斯设法出版。
4. 营救历险记
官方掌握了情报，有人试图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营救出流放地。
的确多次有人酝酿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最大胆的一次营救活动，是一位民粹主义革命家格尔曼·亚历山大洛维奇·洛帕京发起的。
这是一个意志坚强，能随机应变的人。别看他才满25岁，却颇具斗争经验。不久前他自己成功地越狱出来，又帮助流放中的民粹主义者拉弗洛夫逃跑到了巴黎。
他随即也到了国外，在伦敦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在那里洛帕京被选为共产国际总委员会成员。这时候洛帕京正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交谈中马克思曾多次称赞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引起了洛帕京进行营救的考虑。这位热血青年发下誓愿，如果牺牲自己能把一位最有影响的革命家救出牢狱，他将毫不迟疑地为此献身；就像一个士兵用胸膛去掩护敬爱的将军一样！
1870年底，洛帕京以土耳其臣民沙基奇的身份来到了彼得堡。他弄到几张西伯利亚地图，更名尼古拉·柳巴文。冒充地理学会的成员，前往伊尔库茨克作科学考察。他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地址，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逐渐打听到一些消息。
可是俄国警察署的驻外机关，获悉有一侨民从国外潜入西伯利亚，就把这一情报转给了第三厅。1871年2月1日，洛帕京在伊尔库茨克被捕。
宪兵们明白抓获了一个危险而有经验的革命者；但尚没弄清楚他的活动目标。所以把他关押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加紧侦察破案。洛帕京不会束手待毙，他居然从警卫的眼皮下三次冒险越狱，终于逃出了警察的魔爪，跑到国外去了。
洛帕京第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监狱逃跑时，当时的值班宪兵就是那个极端残酷而多疑的伊热夫斯基。洛帕京在狱中恨死了他，因此故意选择他值班的日子逃跑。一旦越狱成功，伊热卡夫斯基就要倒霉。但洛帕京的报复没有成功，他被8个骑马的宪兵追踪擒获，再度投入监狱。
当洛帕京被赶上时，气得发疯的伊热夫斯基，差一点没用马刀把他砍了。这之后，宪兵伊热夫斯基专门被派去监管车尔尼雪夫斯基。
洛帕京在1872年第二次逃脱。乘了一条双桨独木舟，沿安加拉河顺流而下，到达叶尼塞河上岸，一个人全程走了约2000俄里。在安加拉河上行船特别艰难。有的地方为了回避险滩，只有拖着小船在陆地上走。过了险滩再度登舟，冒着小船随时可能被碰碎的危险，顺着急流飞驰而下。上岸后穿过60俄里的原始森林，走上阿钦斯克大道，最后坐着农民的马车来到托木斯克。
他的逃跑引起了一场惊慌。9月1日，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收到伊尔库茨克省长一个通报：
“东西伯利亚总管理局委员会主席迪特马尔少将报告说，十级文官格尔曼·亚历山德洛维奇·洛帕京，8月7日失踪，至今未找到。此人曾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监狱，今年年初释放，但仍受警察秘密监视。洛帕京在伊尔库茨克滞留期间，改名柳巴温，有人怀疑他企图从流放地救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此，东西伯利亚总督派副官、宪兵上尉戈利岑到雅库茨克和维柳伊斯克检查国事犯的监管情况。希望您协助戈利岑公爵，并采取措施，加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防范，以免他逃跑。”
维柳伊斯克县长遵照上峰指示，相应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并向省长报告说，维柳伊斯克地区没发现十级文官洛帕京。已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密切监视，他根本不可能从维柳伊斯克逃跑。
洛帕京这时正好出现在托木斯克，口袋里装着一张医生的身份证。他还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当局已经把他的照片发至西伯利亚各地。根据照片，他在托木斯克街头被一个警察认出来，当场被抓获。
洛帕京并不惊惶，反而大声威胁说要控告这个警察。警察不放走他，把他带到了省长那里。洛帕京见了省长也不害怕，反倒不依不饶演起戏来。他控诉警察发了疯或者喝醉了酒，在街头随便乱抓正派人。警察出示了洛帕京的相片；洛帕京哈哈大笑，说照片上这个人不像他这个医生，而更像美国总统林肯。省长被搅糊涂了，他为这场误会向洛帕京道歉，并命令马上放人。可那警察不服气，坚持要把洛帕京带到旅馆和一个认识洛帕京的波兰人对质。这样一来事情便急转直下。他们刚一踏进波兰人的房门，那人看见洛帕京身边跟个警察，慌了神就说漏了嘴。
他再次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监狱。
洛帕京鲜明的个性引起了伊尔库茨克总督西涅利尼科夫的注意。总督常到牢房去看望他，长时间同他交谈，对他的智慧、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深为尊重。
洛帕京利用这个机会充分进行宣传。他对西涅利尼科夫坦然承认，到这里来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极富感情地描绘了这位伟大学者的艰辛处境：被囚禁在偏僻的维柳伊斯克，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总督听后也为之动容，决心在第三厅面前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情。请求改善他的处境，在警察的特别监督下把他转移到稍好一点的地方。同时，西涅利尼科夫还请求停止审讯洛帕京逃跑一案。
过了些日子，总督收到了上面的电报答复。只字未提改善车尔尼雪夫斯基处境的问题。至于洛帕京，电报说皇上不同意停止审理此案，因为“对他那可耻的行径，皇上耿耿于怀”。
1873年6月10日，洛帕京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法庭去接受审问。在穿过法庭院子时，他看见一个到法庭来查询情况的官员，把马拴在系马桩上。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法庭中间休息时，洛帕京要求和“副守卫”走出台阶换换空气。他乘机飞跑到马跟前，使劲把缰绳扯断，纵身跳上马背，沿着雅库茨克大道向北逃进了大森林。
洛帕京历尽艰险，一个月后，他穿着农民服装，坐在自己的马车里不慌不忙地向托木斯克走来。这一回很顺利，他乘船来到火车站，到了彼得堡，接着很快便离开那里去到巴黎。
洛帕京的第三次逃跑震动了西伯利亚行政当局。警方又担心洛帕京迟早要实现营救计划。信使再次扬鞭飞奔，给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带来指令，要他采取一切措施寻找洛帕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24小时最严密的监视。
1873年底，伊尔库茨克总督收到一封隐名信，说革命者巴枯宁和乌京制订了一个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总督马上派人到维柳伊斯克，对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城堡进行突击搜查。惟一的战利品是一大包手稿和310卢布，但也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维柳伊斯克的特殊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要逃跑是不可思议的。
在搜查过程中，官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那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企图把他营救出西伯利亚。他们这样做反而害了他，政府就不可能改善他的处境。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
“你不能不承认，你永远也不会忘记普希金、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名字。同样，现在的青年将会记住我的名字，虽然我并不追求这些……如果说我10年前提出的思想被认为是犯法的，那么我听命于法庭，已为此吃够了苦头。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服完苦役之后，你们还把我困在这里，禁止发表我的作品，使我的遭遇变得更坏。”
尽管善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自身难保，但雅库特人那穷困而原始的生活情景，仍然使他深为忧虑。他暗自问道：
“这算什么？这是人还是逆来顺受的牲口？……当然是人，是善良的人，他们并不愚蠢；也许比欧洲人还聪明……但这又是可怜而贫困的人，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了……他们甚至不愿进城。”
看到这些逆来顺受和胆小怕事的人，他心里就难受。雅库特人见到他这个囚徒，老远就脱下帽子，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光着头，毕恭毕敬地呆站着。他们不懂俄语，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试着用手势向他们解释，大可不必这样。每当他走近呆立着的雅库特人，有的撒腿便跑——以为他想打他们。
他经常到最穷苦人家的帐篷里问寒问暖，用些简单方便的药物医治生病的孩子。日子长了，雅库特人开始喜欢这个俄罗斯人。
5拒绝求赦免
1874年夏天，当局企图说服车尔尼雪夫斯基，让他呈请赦免。东西伯利亚总督派自己的副官温尼科夫上校，专程来维柳伊斯克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判。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书提出请求，当局就可以解除他在维柳伊斯克的监禁，并送他回俄罗斯。
到达维柳伊斯克之后，温尼科夫上校来到古堡。这时是下午两点，在屋里没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犯人出去散步了。”宪兵向他报告，朝一个小湖的方向指了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湖边的一张长凳上。
温尼科夫走到跟前，自我介绍说，他受总督委托前来了解，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申诉，缺不缺什么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凳子上站起来，瞥了上校一眼，说道：
“谢谢您，看来一切都满意，没有什么要求。”
温尼科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下，告诉他说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要讲：“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是受总督的专门委托前来的。请您读一读这个，然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车尔尼雪夫斯基默默接过一张纸条，仔细看了看，稍过片刻说道：
“谢谢。不过您要知道，我为什么需要请求赦免呢？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我所以被流放，只是因为我的脑子和宪兵长官苏瓦洛夫的脑子构造不一样。难道为此也需要请求饶恕吗？多谢你们的费心，我断然拒绝请求赦免。”
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温尼科夫没想到对方会这样回答，怅然说道：
“这么说，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您是拒绝罗？”
“断然拒绝，”车尔尼雪夫斯基简单而又平静的重申道。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请您证明一下我给您出示了总督的信。”
“签个字表示我已读过？”
“是的，是的，签个名字。”
“遵命。”
他们向古堡走去，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房间。他靠桌旁坐下，用清晰的笔画在纸上写道：
“已读过。拒绝提出请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
温尼科夫后来说：“当我离开维柳伊斯克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这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物，连敌人也能影响。在维柳伊斯克古堡服役一年后的那些宪兵军士，从“囚犯”那里学会了读、写、计算，比以前变得机灵而成熟了。看守人员不断更换，而看管人员本身也受到监视。难怪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受到雅库特省长的正式警告：
“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使派去监督他的人对他产生好感。”
1875年7月，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代理局长伊万·日尔科夫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报告说，几天前有一个名叫梅谢里诺夫的人，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乘坐出租马车，从奥廖克明斯克到达孙塔尔，请密切注意。
当天又有消息说，这个梅谢里诺夫向人打听，邮车从雅库茨克开往维柳伊斯克的时间。并说他从维柳伊斯克返回时，将不是一个人。
日尔科夫警觉起来。翌日下午2时30分，梅谢里诺夫本人穿着一身宪兵中尉制服来找他。梅谢里诺夫出示了伊尔库茨克宪兵局给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的3个重要文件。第一个函件写道：
“兹送上本局收到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发给您的电报。本局谨请您协助梅谢里诺夫中尉，完成赋予他的任务。”
第2份是一封电报，也是责令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给予宪兵团梅谢里诺夫中尉以必要的帮助，后者受指派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布拉戈维申斯克。
第3个文件，要求准确而迅速地执行梅谢里诺夫中尉的一切命令。
这位县警察局长疑惑不解：为什么梅谢里诺夫没有驿马使用证？为什么没带护送人员，也没有直接顶头上司——雅库茨克省长的信件。此外，在公文中不使用“国事犯”这个术语，却用了“被关押者”这个词语？不管怎么说，日尔科夫断然拒绝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交给梅谢里诺夫。他加强了古堡的警卫，不允许梅谢里诺夫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声称没有雅库茨克省省长的命令，就是宪兵局局长，他也不允许靠近车尔尼雪夫斯基。
梅谢里诺夫毫无办法，只好到雅库茨克去。县警察局长日尔科夫为他准备好上路所需的一切，并派了两个哥萨克跟着去。名为陪送，实际上是送去一封报告情况的信件。到了半路，梅谢里诺夫换了便装，把制服交给了其中的一个哥萨克。后者发现裤腰带上有两只胀鼓鼓的钱包。
沿途他向两个哥萨克打听经过的村庄的名称，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他还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火药，弄到船支。梅谢里诺夫发觉哥萨克紧紧地盯住他，便决定摆脱他们。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他们开了枪，打伤了其中一人，然后逃进了树林。
得到了这个消息，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大吃一惊。立刻派出三名
“可靠的”哥萨克去追捕逃犯。三名哥萨克警察受命“竭尽全力搜捕梅谢里诺夫，想办法活捉他。万一他反抗，不得已时可以动用火枪；但只打他的腿脚，不要打死他”。
在给雅库茨克省长的报告中，警察局长请求增援12名士兵，以加强本地的防卫力量。他担心还有革命者前来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久梅谢里诺夫在雅库茨克州被捕获。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冒充某个神甫的儿子。他没能抵挡多久，最后被迫道出了真情。原来他是警方追缉已久的革命党人伊波利特·梅什金。
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过去一样，仍然顽强而孜孜不倦地写作。冬天他通宵达旦地写，一到清早又把所写的东西烧掉。百无聊赖啊，如果什么也不写，他就要发疯或者把一切都忘掉。
在维柳伊斯克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但只有小说《余辉》中的两部保存了下来。作家因怕突然搜查，习惯于把写好的东西销毁。边写边撕，不必保存手稿：写过一次的东西永远会留在记忆里。
他试图通过中间人，把内容全然“无害”的作品寄到《欧洲通报》杂志编辑部。但寄出的作品全被第三厅扣留。人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生怕再蹈《怎么办？》的覆辙。
187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地听到战友涅克拉索夫病危的消息。他深为震惊，他给表弟佩平写信：
“……如果你收到我的信时，涅克拉索夫还在继续呼吸，就请告诉他，说我热爱他这个高尚的人。……我为他痛哭。他的确是一个心地十分高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作为一个诗人，他自然高于所有其他的诗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不仅使他的知交和战友感到不安，报刊上也出现了为他鸣不平的呼声。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把这个囚徒看作是誓不两立的死对头，对他决不会施仁政发善心。
生命每人只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帝是公正的。权倾一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不可能万万岁，在1881年3月1日被民意党人的一颗炸弹炸死。他死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境况才有所松动。
沙皇去世的消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了严格的保密。
由于害怕革命党人在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期间，会采取恐怖行动，政府方面通过中间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维柳伊斯克迁移的条件，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秘密谈判。1883年5月27日，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恩准”，“在警察的监视下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转移至阿斯特拉罕，但沿途不准人们向他欢呼”。
阿斯特拉罕是俄国南方里海岸边的一座城市。3个月之后，两名宪兵军士带来了要将车尔尼雪夫斯基送往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但转移到什么地方，依然对本人保密；对外只称他是“五号秘犯”。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意识到他命运中将要发生一个转折，所以催促宪兵快快动身。
启程的时间原定在正午12点，但一清早他们就上路了。当一些维柳伊斯克人来古堡找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他已经不在了。
从维柳伊斯克出去没有车路，周围是一片可怕的沼泽地，也没有桥梁，必须骑马淌过小河……惟一的道路就是原始森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拒绝骑马，只好乘雪橇；有一段路不得不以狗取代马。
6. 最后的岁月
到了雅库茨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直接送到省长家中。
省长切尔尼亚耶夫过去对这个囚徒极尽刁难之能事，现在对他却热情而体贴。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奇，他们到达时，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到了要离开雅库茨克时，才弄明白省长如此殷勤的真正用意。原来人家怕他在城里呆下来休息或上街买点东西，这名重大“国事犯”如果在这里露面，说不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该转回去见见省长大人，吃了他一顿早饭，是不是该付他个把卢布……”
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公开的秘密”，在离开西伯利亚时搞得满城风雨。通过报纸全俄国都知道了。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到了伊尔库茨克才知道要转移到欧洲城市阿斯特拉罕。
当晚，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被用四轮马车继续往前送了。不是一般地乘行，而是在飞驰。乘的是驿车，日夜兼程，一昼夜走230俄里。时值秋季，第五天他已经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离伊尔库茨克足足1000俄里。沿途各省长都得到了当局的密码电报，要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有人“破坏社会秩序”云云。
经过两个月的劳累行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0月22日深夜到达萨拉托夫城。他被安置到宪兵上校的家里。获准可在此地短暂停留，同家人见见面。看来是故意安排在夜晚到达，生怕萨拉托夫人有同情的举动。
家里人并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萨拉托夫的确切日期。奥莉佳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会面的通知。当她得知丈夫已离开伊尔库茨克，正在来萨拉托夫的途中时，写信给他的亲戚说：
“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连自己在做什么和该做什么都记不得了。现在更是如此！要能飞到前面去迎接他就好了……我大哭了起来……什么也看不见。”
当天晚上，一个侍女进来要找奥莉佳，递给她一张条子。奥莉加看过后激动万分，匆忙披上皮大衣，穿上套鞋……
经过多年的分别，奥莉加在宪兵上校的住所同丈夫短暂会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晚就乘驿车走了。临行前和奥莉佳约好，第二天她也乘轮船到阿斯特拉罕去会合。
10月27日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伏尔加河右岸与阿斯特拉罕遥遥相望的哥萨克福尔波斯特镇。乘小汽艇过河后，他被送到市中心广场的一家旅馆。
阿斯特拉罕的警察局长已经在动手写汇报：
“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于10月27日上午10时到达阿斯特拉罕城，已委派警察所长及侦探巴卡诺夫对他进行监视。并责成巴卡诺夫定期向宪兵局长汇报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时，未出现任何欢迎场面和发生任何游行示威。”
这一夜，在旅馆的房间里终于剩下他一个人，“护送者”没有了。宪兵办完手续后便回去销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稍事休息后，就到码头去接奥莉佳。城里人声嘈杂熙来攘往，各族人都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鞑靼人，希瓦人……他几乎在码头上等了一整天。轮船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从旅客中认出了奥莉佳的身影。
他们在邮政大街找到了一套3室的住房。住宅陈设很简单：两把椅子，一张有点摇晃的桌子，一张沙发，加上床铺，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们刚住进这套房子，儿子便从彼得堡赶来了。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儿子还是小孩，现在亚历山大已经29岁，米哈伊尔也已25岁。
儿子在阿拉斯特罕逗留的时间很短促，父亲没来得及亲近他们，也来不及把他离家20余年的辛酸经历告诉他们。
儿子回彼得堡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表弟佩平写了封信：
“我和我的孩子还很生疏。他们来时我感到非常‘陌生’。他们和我一起只度过了8天，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很好地了解他们的才能吗？特别是米沙，这段时间老在为家务事忙碌，一天难得有工夫和我谈几分钟。来时他同我很生疏，走时也还是那么生疏！”
说来也辛酸，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最操心的事，是偿还向亲友借的钱。这些人在他流放期间帮助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不仅想还欠亲友的款，而且还想还“公家”的债。尽管在阿斯特拉罕生活的头几个月他经济很拮据，他仍然请省长告诉他，他总共“欠”了公家多少钱——当局在伊尔库茨克贷给他的路费，还有从伊尔库茨克到奥伦堡的一辆新四轮马车车费。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来时体弱多病，但工作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很想坐下来工作，一直到肚子辘辘叫唤。吃完后再从早干到深夜，或从夜里干到第二天下午……他希望在佩平的帮助下，能在《欧洲通报》上发表小说作品。他在维柳伊斯克流放时，写成并销毁了许多中、长篇小说。内容还非常完整地保留在脑子里，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口授出来。儿子亚历山大对创作有兴趣，写过诗歌，也写过剧本。作为传授经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两个钟头之内给他讲了他写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章。
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拟订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文学创作计划。根据佩平的回信，未经当局的特别许可，报刊是不敢发表他的作品的。结果是反客为主，他计划中只占次要地位的翻译，却成了他维持家计的惟一手段。于是，他便坐下来翻译《比较语言学》，尽管他心中有数，这本书没有什么价值。
贫困在困扰车尔尼雪夫斯基。争取发表作品（哪怕用笔名）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使他十分苦恼。警察时刻钉梢，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在这里完全成了与世隔绝的人：深居简出，不跟任何人见面，不同任何人交谈。何必给人家造成难堪呢……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迫在宪兵局拍了照，照片被印了24张，送往阿斯特拉罕及各县警察手中。
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英国《每日新闻》报的一名记者，到他住所来采访。记者感兴趣的是，能独家报导和从囚禁地回来的著名革命家见了面。
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谈话时十分谨慎。稍一漏嘴，他就可能受到新的迫害。这次采访后刊登出来的题为《一个俄国政治犯》的文章，当然不会反映出这个革命者的真正精神面貌。
记者对他年轻的相貌感到惊愕——根本不像55岁的人：一头厚发，看不见丁点儿斑白；精神饱满，态度直爽。不过再仔细端详，记者终于发现，20多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还是留下了痕迹。
过了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到了阿斯特拉罕的消息，传到了首都青年学生当中。
1884年1月12日，在传统的大学节——莫斯科大学建校纪念日，一群大学生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拍了一封电报：
为大学生最好的朋友的健康干杯。
一群莫斯科大学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为不能发表作品而苦恼。到阿斯特拉罕半年之后，他作了个试探性的动作：给表弟佩平寄了封短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萨申卡，请你把下面这则消息寄往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我们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因为他寄出的信件，警察局都要拆开检查。他想通过这一特殊的办法试探一下，看当局对他恢复文学活动的意图有何反应。
果然警察局获悉了这封短信的内容，便立刻发函到出版总局，要求不能让上述“消息”见报。
一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有关方面了解清楚，当局对他有个限制条件：作品要经过检查，而且只准署笔名——这样才允许他从事文学活动。
1885年，经过朋友的周旋，出版商索尔达琼科夫委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翻译韦伯著的11卷本《世界史》。这项工作足够干好几年，可以解决他的无米之炊了。
英雄迟暮，宝刀不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能力仍和以前一样令人吃惊。他聘请了年轻人费奥多罗夫作秘书，有时开玩笑称之为“打字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每天早晨7点起床，喝茶时便看校样或原著，接着便是一连5个小时口授译文。他念得流畅而轻松，出口便成文章，就像在读俄文书。午饭后浏览报刊，下午3点继续翻译，直至下半夜……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喜欢这部洋洋巨著，更不赞同韦伯的一些观点（如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他不知疲倦地翻译它，除了挣钱谋生，暗中还另有打算。
他被剥夺了发表著作署名的权利，只好利用韦伯的名字作为幌子，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对原文如此这般删节剪裁，清除掉书中的“废话”和反动观点；而且附上一篇专为该卷而写的引文。所谓引文，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评论力作。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收集起来总的题目叫做《世界史若干问题的科学概念论文集》。
经历了漫长的苦役和流放生活，他现在又使用批判的武器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学说进行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