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潮起又潮落
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废除农奴制法令，正式予以公布实施。
果然被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幸言中——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难怪沙皇在接见贵族代表时直言不讳：
“请你们相信，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凡是能做到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这个“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确充分代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和一份土地，必须向地主缴纳数额巨大的一笔赎金，加上若干无偿的劳役。如此“解放农奴”，实在令全俄国农民大失所望。改革前农民辛辛苦苦耕耘成熟的沃土肥地，大多被地主抽回。而今只好以更为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赁土地来耕种。如此“解放”，无异于给农民戴上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
那些日子涅克拉索夫正在家中生病。公布改革法令的当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前去探望病情。一进门就发现涅克拉索夫躺在床上阅读报纸上的法令文本，脸上流露出一派义愤之色。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马上站起来挥着那张报纸嚷道：
“看吧，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
车尔尼雪夫斯基倒显得异常冷静：
“这个结果早就在预料之中。难道还能抱什么希望？”
自上而下炮制的所谓“废除农奴制法令”，原本是沙皇统治集团打的如意算盘。既索取到大笔赎金，又平息掉社会矛盾，博得改革的美名。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稳坐江山五百年，何乐而不为呢！一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自由主义者，马上山呼万岁，趁机进献赞歌，颂扬皇上的德政。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假改革这套伎俩早就洞若观火，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如今他们冷静地观察、思考，积蓄着革命力量，相信又一个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从亲身的感受明白自己被沙皇欺骗了。长期渴望的解放竟是更加沉重的枷锁。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统计资料显示，1861年内俄国总共爆发大大小小农民起义1200余次，大有燎原之势。规模最大斗争最烈的一次发生在喀山州的别兹德内村，附近的农民聚集在这里抗缴租税。他们高举红旗，喊出了革命口号：
“自由！自由！”、“全部土地属于农民！”、“再也不缴纳地租！”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果然露出了老沙皇尼古拉式的獠牙来。毫不犹豫地派出军队前往残酷镇压，当场打死打伤300多人。领头组织起义者安东·彼得罗夫被捕，很快被处以极刑。
农民起义带动了学潮。喀山大学的学生罢课游行，为被枪杀的农民举行追悼会，抗议沙皇政府的血腥罪行。首都彼得堡的学生奋起响应，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当局虚伪的农奴制改革和新颁布的镇压学生运动的条令。首都出动了大队军警宪兵，大肆逮捕游行学生。结果有数百名大学生被抓去，囚禁在克琅斯塔要塞。
消息传到国外，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抗议。赫尔岑主办的《钟声》杂志急剧转向，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暴政。
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席卷俄罗斯大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理想，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彻底摧毁农奴制度，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时候，革命民主主义者们觉得革命时机成熟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力图将各地分散的、自发的起义农民，汇集成一股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力量。
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起草了《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在这篇宣言式的文件里，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政府所谓的农奴制改革的大骗局。沙皇就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与各地的地主是一丘之貉，绝不会把自由和解放白白恩赐给农民。文件劝告农民丢掉一切幻想，赶快举起斧头进行战斗。要求农民与士兵联合起来、将个别的、分散的起义农民团结在一起，才可能彻底推翻沙皇制度，获得土地和自由。
另一位战友谢尔贡诺夫起草了《士兵的同情者向沙皇的士兵致敬书》。诗人米哈依诺夫起草了《告青年一代书》。有一张传单最负盛名，题名《年青俄罗斯》。它满怀激情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大声疾呼：
“被折磨和被掠夺的农民，将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一天很快、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我们将展开未来的伟大旗帜，红色的旗帜。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我们将向着冬宫进军，把住在那里的人消灭光。”
应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也是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可是毕竟马列主义尚未产生，受到时代的局限，总体还未能超越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他不可能懂得，历史的进程自有其客观规律，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条件。他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农民起义上，却不知道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分散的、自发的起义群众，岂是一通宣传、几张传单就能联合得起来的？更何况，此时沙皇的国家机器力量还相当强大，农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思想觉悟又还很低。尽管英勇的起义农民前赴后继，但他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还不可能变成实现。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幸！也是俄国历史的不幸！
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先后被沙皇政府各个击破完全镇压下去。起义者和支持起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陆续遭到残酷的迫害。这一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经常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诗歌的米哈依洛夫，被宪兵逮捕入狱。下一个目标不言而喻该轮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第三厅早就侦察得知，这个人是革命阵营的精神领袖，是一条“大鱼”。之所以没有立即加以逮捕，惟一的原因就是还没拿到证据。
1861年真是潮起潮又落：上半年闹革命风风火火，下半年跌落低谷灾难频频。到年底，首都彼得堡气氛异常紧张，大学校园不断出现学生请愿。当局经常突然戒严，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12月14日，在赛特内依广场公开宣判诗人米哈依洛夫假死刑，并褫夺公民权，然后流放西伯利亚。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几个月是黑色的日子。一连串打击接踵袭来，真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先是小的一个爱子不幸夭亡。不久父亲生病不治去世。在抗生素类药物问世之前，许多常见疾病都是可怕的致命威胁。人类的寿命是那么的短暂，人类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还没等他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11月17日，他最亲密的战友、天才的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又溘然长逝。他死于贫病交集，他死于忧郁愤懑；死时非常年轻，仅仅25岁！
这一次的打击来得特别沉重。杜勃罗留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中坚，是《现代人》杂志的顶梁支柱。在短促的有生之年，他写下了很多精辟的论著，为俄国的文学评论事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情同手足，心灵相通、苦乐与共；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管制下，他们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而今他英年早逝，有如一颗耀眼的流星横空陨落；无论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界或是文学界，都是非常重大的损失。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怀念战友更是久久悲痛难平。他在日记中写道：
“两个半月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带着眼泪而过去的。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然而宁死我也不能死他，俄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维护者。”
诗人涅克拉索夫写下了一首《纪念杜勃留波夫》，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哭泣吧，俄罗斯大地！但你很值得骄傲——
自从你在这天空下崛起，
你还没诞生过一个这样的儿子……
2. 被捕陷囹圄
为了搜集“罪证”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秘密警察第三厅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几乎想尽了各种恶毒办法，使出了各种卑鄙招数。
他们不断书写匿名恐吓信，警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住所四周安插便衣密探，日夜监视其行动和往来接触的人员。重金收买他家的佣人，充当官方的耳目。更有一帮御用文人为虎作伥，挥舞如刀之笔为政治迫害大造舆论。其中有一个卡特科夫，在《俄罗斯通报》上疯狂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你不杀人放火、你不打不砸，但是，在你的可能的限度内，你就做出完全和这些相当的行动。你有着……各种各样的狂暴行动的本性……”。
也不知是官方的走狗或是别有用心之徒，给第三厅投送黑材料故意伪造民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青年的头目，……是个诡计多端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你们不把他除掉，必然会酿成大祸，就会要流血。俄罗斯不应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哪儿都是危险分子……为了公共的安宁，把我们从他的手下解放出来吧！”
有的则公开叫嚣：
“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伙以及《现代人》一起消灭掉……这是社会的敌人，而且是极端危险的敌人——比赫尔岑更危险！”
更有毒辣阴险的一招。三厅暗中派遣一个名叫斯托马罗夫的文化特务，不时给《现代人》投寄几首翻译诗歌。逐渐混进杂志的作者队伍，从内部伺机进行破坏。
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火灾起因不详，大火蔓延很快殃及大片街区，烧毁了很多房屋和设施；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家产悉化灰烬。很快传出一种谣言，说这次灾祸乃是激进大学生和对政府不满分子纵火而起。有了借口，警察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在学生和知识界逮捕了很多嫌疑分子。同时强行封闭星期日成人学校、国民阅览室和象棋俱乐部。6月份，《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两家杂志被查封，勒令停刊8个月。
到了夏天，一个机会来了。
秘密警察在边境检查站发现一个可疑入境者。那人由英国伦敦来，从他的身上搜查出一封赫尔岑给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信函。内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准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这里或者在日内瓦出版《现代人》。刊登这个建议吗？你以为如何？……”
警察当局得到这封信如获至宝，以为这下终于抓到了把柄，立即层层报告上峰。最高层批准后，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决定迅速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
7月7日深夜出动大批宪警突击抄家，搜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抄走了全部书信和手槁。最后用马车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逮捕押走。
这时候宪兵司令和第三厅才如释重负：这件事干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市民群众，没有引起抗议骚动。他们立即向上峰汇报邀功请赏：
“感谢上帝，昨夜全市平安无事，……逮捕进行得很成功。”
消息传到国外，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赫尔岑感到非常震惊。这时的赫尔岑，回想起他们三年前的那场争论，真是后悔莫及。他诅咒沙皇政府，他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争取祖国人民自由的斗士、最优秀的俄国政论家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赛三角堡中。这地方曾经关押过许多重要政治犯，有“俄国巴士底狱”之称。他被关在第11号牢房，这是一间石室，狭小、阴暗、潮湿而寒冷。
为了审理这一案件，政府成立了专门审讯委员会。可是令委员们大为尴尬的是，除了在边境获得的那封赫尔岑的书信，从抄家搜查得来的大量文稿和信件里，竟再也找不出任何顶用的“罪证”。警察机关软硬兼施，提出条件要求他与政府合作。只要含含糊糊承认有罪，便可从轻发落释放出狱。车尔尼雪夫斯基凛然不屈，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当局马上无条件释放。在狱中他抗议当局对他的非人待遇，他10天拒绝进食，首开俄罗斯政治犯绝食斗争的先例。双方僵持不下，官司就拖延下去。这一拖就拖了将近两年，他被关在阴暗、潮湿而寒冷的11号牢房里，被折磨了整整678个日日夜夜。
沙皇政府必欲置这个危险的政敌于死地，费尽心机继续搜集证据、罗致罪名；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最后黔驴计穷，竟使出了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官方伪造证据。
第三厅收买了一个叛徒B.柯斯托马洛夫。此人是个自由主义作家，曾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有过交往。由他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笔迹，伪造了一些犯禁的信件。为了做得更牢靠一些，又收买了一个无赖汉雅科夫略夫充当证人，让他庭审时证明这些假信的真实性。
这个雅科夫略夫，口袋里有了钱就天天进酒吧，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开庭那天，他又是酩酊大醉。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柯斯托马洛夫当面对质，他义正词严，驳斥得叛徒无言对答。轮到证人作证时，也不知是醉糊涂了或是良心发现，雅科夫略夫竟把受人收买如何奉命作伪证的事合盘托出。这一来弄巧成拙，那些审讯官出乖露丑，一个个狼狈不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庭宣称：
“无论把我关多久，即使我头发斑白，即使老死狱中，我决不会承认有罪！”
可是，枢密院依然根据业已破产的假证据，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并上演了本书《引言》中描述的那场假死刑闹剧。
沙皇没有忘记论功行赏。他批示让打入《现代人》杂志的文化特务发一笔小财：
“皇上特旨，给予B.柯斯托玛洛夫一次性嘉奖500银卢布，直接从国库开支，以示奖励。”
过了两年，第三厅决定让这个“犹大”继续扮演文学家的角色。作出一个决定：
“为嘉奖B.柯斯托马洛夫的功绩，公款出版他的《全集》。所需的1366卢布35戈比经费，全部由我厅担负……”
财政部长拟定了一份收买叛徒杀害革命者的财政计划。1863年8月5日，他用暗语写信通知内务部：
“杀害激进的乐队指挥者，明晚9——11时，可从Φ.Τ.Φ.处领取1000卢布。他必须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先准备好一张收据；但不过，其母亲不应该知道此事的具体内容……”
再说铁窗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
记得和未来的妻子的几次谈话中，就预感到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曾对她说：
“每天都可能被逮捕……从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可是却把我当作重大嫌疑犯。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沉默，沉默。可是，却缠住我不放，这是很使人讨厌的。如果我大胆而激烈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呢？那么，就很难出狱了。”
可见他早就有了随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也有了如何应付的策略。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身陷囹圄并不等于解除武装停止斗争。他准备长期坐牢，他的斗争武器就是笔、墨和纸张。
在等候审讯的情况下，他向当局提出一个正当而又合理的要求：你们知道我完全是靠卖文糊口的。而今被捕在押，家属孩子无以为生，因此要求允许在狱中读书和写作。不能再写政治论著，总还可以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写一点无关政治、纯粹是家庭生活的消闲文艺小说之类罢。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侦查委员会正而八经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白说：
“顺便说说，我早就想成为一个文艺小说作家。可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不宜在年轻时代从事文艺创作，过早了也不会有成就。如果不是因为被逮捕中断写政论，因而非常缺钱，我也不会在35岁的年龄开始发表长篇小说。要知道，卢梭和英国作家戈德温都是大器晚成。小说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这是一种严肃而郑重的事业。它形式的灵活性，是通过厚实的思想内容来体现的，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所以，我搜集材料是为年老时搞创作而准备。”
他的这个请求，表面看来近乎天真；而暗中却充满了某种隐秘的机谋。
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及早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不是信中陈述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当初他是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普及唯物主义看得高于一切的。目下他更不只是为了金钱才要求写小说。如今他身囹圄，只有选择写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在它的掩护下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刚好歪打正着，他的这封信骗过了侦查委员会的眼睛。警察们专心一意要寻找的是反政府的“罪证”，根本没把秀才做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情。上面批准同意；但文章须经过委员会审阅。
于是，身居囚室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认真真做起文章来。在等待判决期间，他加紧翻译各种历史文献和文学名著。如像卢梭的《忏悔录》、贝朗瑞的自传片段、圣西门的回忆录片段、麦考利《英国历史》的个别卷、施洛谢尔的《世界史》、格尔温努斯的《十九世纪史》、纽曼的《美国史》、金莱克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都是在被监禁的1年零10个月期间翻译完的。当时为写卢梭传记准备的大量材料还保存至今，其中有上千页的卢梭文章摘录，和他所作的批注。后来因流放西伯利亚，《卢梭传札记》的写作被迫中断了；有关的手稿以及卢梭的著作，又没有寄往西伯利亚。
铁窗内的小说创作也大获丰收。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完成了《阿尔菲利耶夫》，《小说中的小说》，《自传片断》和《小小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长篇名著《怎么办？》
据统计，在678天里他总共写出了200多个印刷页的著作。当他的表弟佩平到监狱探望，替他送出大包手稿时，简直对他的超人毅力和写作速度感到万分惊奇。
3. 大器狱中成
1863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位穿着简朴的官员，经过铸造厂街时他的脚被一包东西绊了一下。开始那官员很高兴，以为财喜临门；可是很快就失望了，原来是一大摞文章手稿。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标题赫然入目：《怎么办？》他等了片刻不见有人转回来认领。于是便步履蹒跚地往家走，思索该怎样处理这包东西。
过了一天，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刊出了一则寻物启事。
“遗失手稿启事。2月3日，即星期日下午一时，在铸造厂街和巴塞恩街转角处，遗失一包物件。纸包内有装订整齐的一摞手稿，标题是《怎么办？》。若有人拾得这个包裹，请送到克拉耶夫楼房，交涅克拉索夫收。即付酬金50银卢布。”
寻物启事所要找的手稿，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长篇小说的前几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囚禁要塞的第五个月，就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他在受审和宣布绝食的同时，还不断利用间歇从事写作。1863年1月26日，手稿的开头几章上呈警察总监。总监只会侦察破案，未必懂得分析文章；按规章通过审查认为没有问题，便认可放行。趁表弟佩平探监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托他把手稿转交给《现代人》编辑部。涅克拉索夫不等小说完稿，就决定在《现代人》杂志上先行发表开头几章。那天他亲自把手稿送印刷所，可是他突然中道折回，心急火燎地对妻子说：
“咳，糟糕，我把手稿丢啦！……今天鬼使神差去坐简便马车，没坐轿式马车。这次距离很近，却把厚厚的一摞手稿丢了！”
就在涅克拉索夫发布手稿遗失启事的这天，恰好要塞医师向司令报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又一次宣布绝食。
4天过去了。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接连登了三次遗失启事都毫无反响。涅克拉索夫打算到各家报刊去登启事，定出更高的赏格。第五天他在英国俱乐部吃中饭，收到家里一张便条：“手稿送来了……”
那么，这部多灾多难的《怎么办？》，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我们且抄录它的开头第一段以飨读者：
夜里——那一夜有云，黑沉沉的，——两点半钟，利坚桥中央忽然火光一闪，
发出手枪的声音。看守桥梁的听到枪声马上奔过去，几个过路的也聚拢了，但是发出枪声的地方竟不见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可见这不是杀人，而是自杀。
有些喜欢潜水的人，过了一会儿就拿出钩竿，甚至还拿来一副鱼网。他们钻进水里，摸索、打捞，结果只捞起五十来块大木片，尸体却没有找着，没有捞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杀者是谁？为什么自杀？他（她）的命运如何？悬念迭起，使读者欲罢不能，完全是惊险侦破小说的手法。
其实这是作者故弄玄虚，以骗过呆头呆脑的书报检查官。这部在极为特殊条件下写成的小说，一点也不惊险曲折；正如他事先保证的那样，描写的是家庭生活。小说的结构很新颖，开场颇具匠心。全书共6章，每章的标题都是关于女主人公的婚恋纠葛。它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青年女子薇拉·巴甫洛芙娜抗拒买卖婚姻，在家庭教师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双双逃离火坑，不久两人结为夫妇。薇拉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一家缝纫工场。共同生活了大约两年，薇拉又对丈夫的友人吉尔沙诺夫产生了感情。罗普霍夫为了使心爱的人得到幸福，便设计了开头那个假自杀的场景，以摆脱这种爱情三角纠葛。他隐名埋姓悄然出国，几年后化名毕蒙特归来。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薇拉的女友卡佳，后来和她结了婚，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两个家庭又会面了，他们一直友好相处。
小说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事实依据。还在开始写这个长篇以前两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给妻子奥莉佳的信中说，他想编纂一本“知识与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供学者们使用，而且面向广大的读者群众。
“然后，我把这部书改编成普及读物，类似长篇小说的形式。里面羼入闲闻轶事，俏皮话，涉笔成趣，使所有的人，甚至除了小说什么也不读的人，都喜欢读它。……人们的头脑愚昧，他们贫穷而可怜，粗暴而不幸。应当向他们解释明白，真理在哪里，他们应当怎样思索和生活。”
《怎么办？》这部小说，是1862年12月14日动笔，到次年4月4日完稿，历时110天。它通过审讯委员会一章一章地审查，才在《现代人》杂志第三、四、五期上连续刊载。奇怪的是小说的每一章竟滑过了警察局这第一关。很可能是因为开头部分已经过审讯委员会过目认可；后来审查《现代人》杂志的官员，见手稿上已盖有上峰的印章和装订线，也就不敢说三道四提出相反意见。很难搞明白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审查过程出了漏洞，还是检查官先生有眼无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成功地愚弄检查官已非止一次。这一回巧妙地把政治小说说成是纯粹的“家庭读物”，当然起了掩护和麻痹作用。
小说《怎么办？》当然不会是纯粹的家庭纪事，而是寓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政治色彩很浓厚。小说中提出了一整套新的道德原则，塑造了新型的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还为人们描绘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
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毕，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现代人》供不应求，被抢购一空，全国读者争相传阅。这时候政府才恍然大悟，自己干了一件多大的蠢事。于是急忙“亡羊补牢”，下令查禁这部小说，并将有关的检查官员撤职查办。
然而为时已晚无补于事。小说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它所宣传的思想在千千万万民众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长篇小说《怎么办？》，可说是大器成于监狱中。这是作者有了革命斗争经验、思想已经成熟时期的成果。他在20岁写的小说《理论与实践》没能解决的问题，在《怎么办？》中得到了解决。那时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必然要出现新思想体系的人物。60年代生活本身给他提供了作品主人公的原型。
赫尔岑分析《怎么办？》的深刻社会意义时，曾有这样的评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及其朋友们，在俄国号召为资本吞噬的男劳动者和被家庭吞噬的女劳动者，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号召妇女通过工作以摆脱世代的约束、摆脱未成年女子所受的屈辱和靠作人姘妇而维持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伟大的功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是对现今苦难的回答，给在水深火热中濒临死亡的人送来了慰藉和希望，给他们指明了出路……”
小说《怎么办？》在国外很有影响，许多革命伟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马克思非常了解这本书，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国批评家”。列宁青年时代的藏书里，就有《怎么办？》在国外秘密发行的版本，甚至谙熟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后来列宁曾给这部小说专门写过评注，可惜在战前出国时散失。不过在列宁的其他著作中，间接作出了评价：
“……请读者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想一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出版的《〈怎么办？〉序言》中说过一段话：
“还在35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工人，刚刚踏入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时候，小说《怎么办？》就在我身上显示了深刻的、不可抗拒的影响。我还应当说，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本文学作品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在我的革命教育上起着那样强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