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杀死它然后赋予它生命
温森特在圣雷米疗养院——其实他心里清楚这是一个疯人院——拥有一间贴着灰绿色壁纸的小房间，房间的窗子上挂着两道绿色帷幔，上面有漂亮的图案。打开帷幔，窗口装了铁棍，隔窗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像动物园里的一些猛兽，温森特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环境。那些病人全都穿戴整齐，踌躇满志的样子，好像随时要做什么长途旅行。
他回想起特罗容、勃里翁、容特、泰斯·马里斯、蒙蒂切利这些同行，他们都曾落到这样下场，心里感到凄凉。
这里的病人大都来自阿尔，强烈的阳光使他们精神失常，他们常常高声大叫，唱着不成曲调的歌，或者说胡话，但他们往往能够很好地相处。十几个人在同一间房子里，相互之间很有礼貌。温森特常常隔着窗子和他们谈话。疯子们老实地说话，就像小学生背一首诗：“我们对别人宽容，别人就宽容我们。”
偶尔有两个人打架，另外的人就默不作声地把他们分开，并且用背脊固执地遮拦他们。
温森特还从窗子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明朗的太阳挂在碧蓝色的天空上，下面是姹紫嫣红的花园。经过多次向他的医生佩龙先生请求，温森特被批准到花园里去作画，但同时得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他从温森特的病况中了解到，每次发病的时候，病人的听觉神经过敏，产生巨大的耳鸣，造成大脑紊乱。
“你必须每周洗两次以上的热水澡，每次在热水中浸泡两小时，这会使人镇定。”佩龙大夫说，“此外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自己激动。”
温森特答应了大夫的所有要求。
他每天在早晨和傍晚时到花园里画画，为了治病的缘故，病房和花园是相通的。病人都围过来看着他画，他们对他很友好，也从不干扰他，好像都是一些很懂事的孩子，愿意看一个大人干一桩稀奇的事，屏声静气的，那种气氛让温森特感到温暖。他忽然觉得，这些可爱的疯子比阿尔城的正常人更加懂礼貌，显得理智和有教养。
温森特一边画画，一边按佩龙医生的方法进行治疗，精神越来越好，胃也好多了，头脑里比较充实，虽然有时候想起他的朋友们，比如高更、鲁林和雷伊大夫，但奇怪的是他几乎没有产生出去看他们的念头。
他画了四幅描绘花园的画，花园里种着松树，长着各种杂草和野花，他觉得这个方寸世界里竟有他画不完的东西。
有一天，他在花园里发现一只巨大的飞蛾，那是一种夜间飞蛾，有着极为怪异的颜色，黑、灰、白加上洋红，并且模糊地蒙着一层橄榄绿色。温森特把它称作死神之头。他号召所有在他身边的疯子捕捉它，那些人孩子气地跳着叫着，终于逮住了这个惊慌失措的家伙，温森特在这些疯子面前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他用两根小木棍夹死了飞蛾，然后宣布它为“死神之头”。疯子们张着嘴巴望着他。
“死神之头！”温森特把它的两翼展开，大声宣告，“杀死它然后赋予它生命！”
“杀死它然后赋予它生命！”众疯子像朗读课文一样齐声念道，声音嗡嗡嗡含混不清。
他把这个飞蛾画了下来。疯子一看到这幅画，就会念“杀死它然后赋予它生命”，或者把句子颠倒了念。
两个月以后，温森特被获准到外面看看，他由一个看护陪同到附近的村子里走动，自然的景物把他笼罩，画画的欲念又油然而生。
他又常常在医院里思考着一些问题，绘画到底有没有用处，令人怀疑。但又怎么办呢？有的人即使精神失常了，生了大病了，却仍然热爱自然，这种傻子就是画家！
从这以后，温森特又得到了佩龙医生的准许，到医院以外的野地作画，但得在规定的时间内工作。
佩龙医生在温森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成绩，这是一个医生最幸福的事。所以他对温森特处处予以特殊照顾，好像是他们俩人在共同营造一项事业。
这段时间，温森特画了《蝴蝶花》《圣雷米医院的风景》《橄榄树》和一些关于麦田与丝柏树的油画。他的麦田画得很黄很亮，他闻到了画上熟透了的粮食的芬芳，而丝柏却截然相反，它具有类似埃及金字塔的方尖形的线条，有一种比例均衡的美感。它的绿色又使人想到“崇高”这个词。这是充满阳光的风景中的一块黑斑。温森特想把丝柏树画出像向日葵那样的效果来。这样具有美感的树，竟然没人画过它。
树画得很大，在月光下显得很魁伟，前景是低矮的荆棘丛，背景是紫色的群山，一轮新月浮在粉红色的天空上。粉红色的天空！多么奇妙的效果。
三个月以后，经温森特再三要求，他获得了一次到阿尔去的机会，他带着提奥寄来的钱，由一个看护陪同，去房东那里取他的画。
黄房子的景色使他几乎晕过去，他并没有到鲁林和其他朋友家里去。
从阿尔一回来，他又发了一次病。佩龙医生对此深深懊悔，温森特的阿尔之行使他三个月的努力成了竹篮打水。
2. 收割死亡
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病，正是温森特树立自信，认为不会再出意外的时候，猝然复发了，这个打击是巨大的。他觉得提奥为他在这所医院里的花费是毫无意义的，他有时候想要在两次发病的间隙偷偷溜掉，回到巴黎提奥的身边。但是绘画的勇气却逐渐减弱，他发觉他面临着向事业挥手告别的残酷事实，那当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现实逼迫着他干的！
佩龙大夫仍然对温森特很友好，并且不反对他作画。大夫认为如果禁止温森特作画只能加速下一次病期的来临。
另一些大夫常常与温森特谈谈话，他们觉得这个疯子还是有点意思的。他们跟温森特谈起蒙蒂切利，认为他是一个怪人，是因为创作失败而发疯的，并且断言这种疯病是不治之症，意思很明显。温森特觉得自己和蒙蒂切利一样受到了侮辱，所以他的情绪就激动起来，幸亏佩龙大夫及时赶到，假意地斥责那些大夫，把温森特拉到他的画架前才算了事。
已经是1889年的9月了，温森特在圣雷米呆了四个月。有一天他从窗口看到了郊外一些农民在麦田里收割，人们正在犁着留有黄色麦茬的一片土地。他立即想到发病前他看到的农民收割的情景。
他迅速进入角色，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这幅画画完了。一个轮廓模糊的人物，在弯腰收割着金黄的麦子。整个画面上堆砌着金黄色，人物简单。画上的农民好像是一个在炎热的太阳下拼命要把活干完的魔鬼。温森特从自己画笔的尖端看到了一个死神的形象。对！那不是农民，而是死神，他在收割着人类！但是在这个死神的身上没有一点悲哀的色彩，相反地他却看到了一种类似欢乐的东西，明朗的太阳光以一种纯金的色彩普照万物，驱除悲哀。
温森特感觉到心头所有郁闷忧愁在这一瞬被自己作品中的太阳光驱走了。
他又开始画看守长的肖像。那是一张很有特征的脸孔，脸上有着尽量克制着什么的神情，有一种理智的和善，除此以外，温森特就觉得他像一只凶恶的食肉鸟。他能以平静冷漠的眼光看着一个人从极端的恐怖与痛苦中走向死亡。
他还画了一幅自己的肖像，他把自己画得像鬼一样苍白而消瘦。整幅画的色彩呈深蓝色调子，头发黄中带白。这幅画毕竟使他感到哀伤，由此他又画了一幅自画像，把背景画得明亮些，好像光明从身后袭来。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为年迈的母亲画一幅画。他认为最适宜的是重画那幅《收割的人》，以庆祝她的生日，他想亲爱的妈妈一定会理解儿子画那幅画的寓意的。
这时，他接到提奥从巴黎寄来的信，告诉他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是温森特被邀请参加布鲁塞尔下一届20人绘画作品展览会，二是温森特的作品已经正式在古比尔公司展出，三是提奥就要做父亲了。这的确是好消息，温森特的兴奋无法形容，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健壮了。
3. 带我去巴黎好吗？
提奥的来信像和煦的春风一样拂过温森特枯萎的心田，使之重新勃发起盎然生机。
圣雷米绚丽多姿的晚秋来临。橄榄林在秋日阳光下像一个好打扮的少女一样变幻着各种颜色，绿色、黑色和红底白斑点的甲虫在草丛中拖着笨重的身子不厌其烦地作短途旅行，蝉在空中作最后的告别演唱。
圣雷米有永远画不完的景色，大自然像温森特的心情一样生机勃勃。
上次去阿尔病情复发，温森特认为完全是因为那个疯狂的城市所造成的，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啦。他的身体强壮得比发病前好上十倍，疯狂与死亡的意念不再出现。
佩龙医生肯定地说，他的病每隔三个月一定复发，而假如患者受到某种强烈刺激，则可能提前发作，但决不会延后。这是佩龙医生在治疗失败后对温森特讲的话，他认为让温森特知道自己症状的周期性，好提前有个思想准备，以协助医院使他安全渡过难关。
温森特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坚信如果不再受刺激，置身于大自然中，努力作画，心情畅快，一定可以防止复发。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很多人照样把他当作疯子，真正患过病以后，有人不相信他是疯子，比如鲁林，还有圣雷米医院看守长的妻子。
那天他把看守长的肖像画完，送给他看的时候，他们夫妻俩都很满意。看守长的妻子对画面上丈夫的眼睛很感兴趣，她说眼睛画得相当传神。那是一双黑色的、鹰一样尖锐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军人的气概。
她是一个胖女人，一个因笨手笨脚而被辞退了的女佣。她非常诚实和善良。温森特常在她那里画她的房子和旁边的橄榄树，休息的时候跟她说说话。有天她忽然郑重其事地打量着温森特，没头没脑地说：“圣雷米的医师是真正的精神病！我看你倒是很清醒的！”温森特非常高兴。
的确，有东西画，有食物，有良好的心境，温森特认为自己的病是能够好起来的。
他在快乐的情绪中努力创作，画风景和临摹德拉克洛瓦与米勒的作品，他已经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了。过几个月以后，他将以健康的面貌去巴黎，让弟弟和乔安娜大吃一惊。事实上一想到与这个奇特而温馨的环境告别，他会生出一丝莫名其妙的惆怅。回顾他所走过的绘画历程，最令人舒心惬意的还是这个精神病院。人就是这么怪异。
绘画是多么美好的工作！笔触是多么神奇的东西！风吹过来，太阳把你拥抱着，你在这样的景致里随心所欲，把你捕捉到的景物渗入一种想象之中，涂抹到你的画布上，所有的美好与和谐、爽朗与欢乐尽在其中！
油画笔在他的手指中间，就像是油亮的弓流淌在提琴的弦上。这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快事。12月很快来临，温森特在短短的三个月里画了大批新画。《剪羊毛的妇女》《橄榄林》《月亮上山》《石矿的入口》《山》《麦田》《果树园》是他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把《麦田》和《收割的人》寄给了母亲和妹妹们，他又另外为母亲画了一幅自画像，尽量按他想象中母亲的意愿描绘她牵挂着的长子，他把自己画得像一个健康的布拉邦特的农民，他想母亲一定会高兴得流泪的。
在三个月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病的发作，他在最后一天里像个冷静的牧师一样平心静气地躺在床上，等待魔鬼附体，但到第二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他重新试验，一连三天平安无事。“都是傻瓜！”他骂道，这个称呼包括佩龙大夫和他自己。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去找佩龙，佩龙正准备去一趟巴黎。
“你要去巴黎？太好了，建议你把我也带去，我有两年没去过了。”
佩龙瞟了他一眼，然后说：“温森特，这实在是出乎意料，我们能不能等下一次？”
温森特声称自己已完全康复，旧病绝不会再次复发。他缠着佩龙表态。
佩龙医生将眼睛瞟向窗外，突然伸手一指说：“啊哟，温森特！你看那只蝴蝶！你不打算把它画下来吗？”
温森特下意识地扫了窗外一眼，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他明白佩龙医生仍把他当成一个疯子在哄骗。他很气恼，冷冷地说：“尊敬的先生，你大概忘了我是间歇性病症了，我现在暂没有发作！”
佩龙脸上闪过一丝尬尴的神色。
当天夜里，温森特悄悄地走到花园里，在草丛中躺下来，夜游的昆虫时时窜到他滚烫的身体上散步。人们在第二天中午才找到他，他仍然昏迷不醒。
4. 百年孤独
12月份的发作很快过去，他从一些医生的神情中发现了他们的卑劣。他们似乎为温森特的病打过赌，把赌注都投在“一定复发”上面，所以临近发作期的时候，他们都睁圆了眼睛盯着温森特，仿佛观察一粒正在盘子中滚动的骰子，结果出来以后，都是那种押对了的幸福的神情，这使温森特郁郁不乐。
1890年1月29日，病情又一次复发，间隔还不到两个月。温森特完全失去了康复的信心，但他很快认为发疯与生别的病一样，都是一种病，没什么可以值得忧郁的，把它作为一种慢性病承受下来就行了。人生在世，谁又没有病呢？况且这仅仅是一种间歇性的病，就像他惯常的饿肚子一样，最大的安慰就是赢得两次发作之间那段清醒的美妙的时光。
虽然这样想，他还是厌恶那些幸灾乐祸的、在这个疯人院里被看作是正常人的医生们，或者大多数漠无表情的看护，他们总是以一种审度疯子的目光看他，以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小心防备他。他想如果某一个人拥有一支左轮手枪，跳进院子里杀死那些废物多好，如果这个侠客是一个艺术家，他肯定会被宣告无罪。
他像个极端的胆小鬼一样害怕某种危险突然来临。比如说，他有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要投河自杀的人，因为发觉河上结着冰，他仅仅害怕那种刺骨的寒冷，所以竭力回到岸上去。
这些杂乱的思绪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相反因为发病使他对创作更加努力，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不时袭击着他：也许有一天突然发生超前的大病，可能永远破坏他作画的能力！
2月中旬的一天，佩龙医生把温森特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封厚厚的挂号信。他当着佩龙医生的面撕开，里面是一张400法郎的支票、一张报纸和提奥的一封信。他把报纸和支票折好放到口袋里，他发病以来不适宜看长的东西。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温森特：
祝贺你！你的《红葡萄园》被荷兰画家德·布克的姐姐安娜·布克购买，价格400法郎。
好日子终于到啦，我们会让你的作品畅销全欧洲的。
还有，昨晚乔安娜为你生下了侄儿，我们已经以你的名字给他命名，让他一生因为你而骄傲！
如果愿意，回巴黎来好吗？
提奥1890.2
佩龙大夫看看信，又看看温森特。温森特嘴唇嗫嚅着，双手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祝贺你，温森特！”佩龙医生脸上很平静，声音却显得很兴奋。他给其他医生使了个眼色，那些人鸭子一样聚拢来，七嘴八舌地向他祝贺，祝贺以后又相顾偷偷地笑。
温森特木然地回到房间里，巨大的喜讯把他“吓”懵了，他不相信在接二连三的希望破灭之后，这个世界还有能使他兴奋的好事情。他把信重读了三遍，又梦幻般地从袋子里掏支票，把报纸也带了出来。支票是确确实实的，报纸是《法兰西水星报》，报上一篇题为《孤独的人》的文章被红波浪线圈了起来，他在文章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温森特·凡·高作品的特色就在于那超常的震撼力与粗犷的表现力；在于他对事物本质的绝对肯定之中；在于他对外在形式大胆的简化之中；在于他对自然色彩的酷爱之中。单纯而野蛮，温柔而狂暴，伟大的艺术家的素质天衣无缝地结合在这个男子汉身上！
温森特·凡·高的作品属于弗朗士·哈尔斯卓越的绘画艺术体系。他的现实主义超出了其始祖——荷兰伟大的小市民画家们。他的作品对描绘对象特性的研究、本质的探索，以及以对自然与真理天真而执着的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真诚的艺术家，是否享受到了被大众接受的快乐？不！与当代的资产阶级精神相比，除了得到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的理解，他永远是孤独的！
G·阿尔贝·奥里埃
下一个月就满37岁了，37年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泪如泉涌，源源不断。其实温森特的哭泣里没有半点兴奋的因素，20年来不被世人所理解的酸楚已经把眼泪积成了一个人工湖泊，这篇文章炸烂了它的堤坝，汹涌之势锐不可挡。
他默默擦干眼泪，把报纸和信以及支票揣好，去找佩龙大夫。他决定告诉大夫，择日回巴黎。
医生办公室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我总觉得，温森特的弟弟也有点不正常，我敢打赌，这是凡·高家族的遗传！”一个医生说。
“如果400法郎能使一个人恢复正常，”佩龙医生说，“这还是值得的。米勒曾一边干活，一边绘画，穷困潦倒，几欲疯狂，加之性格执拗，他的朋友提奥多·罗梭只好假称美国人购去米勒的画，叫什么……？”
“《接枝的农民》。”另一个医生说。
“对，《接枝的农民》，他给了米勒4000法郎，我倒认为，凡·高家的弟弟是对兄长有感情的人，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佩龙说。
温森特对这些东西已经毫无情绪。他推门进去，并不看任何一张尴尬的脸孔。
他告诉佩龙医生，他准备去巴黎。
佩龙医生一时之间没有任何表示。但他的脸上露出深深的同情，眼前这个不幸的人准备把包袱直接压到他的弟弟头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