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本可以直接从南非永久性回国。但是当时在伦敦养病的戈克利先生邀请他取道伦敦再返印度。他不能不这样做。甘地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朋友，许多真诚的朋友。戈克利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评价戈克利像恒河一样让人感到亲切而自然。
1910年12月，甘地途经毛里求斯从南非返回孟买。那时正值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甘地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甘地第一次参加国大党的集会。大会期间，他认识了戈克利。
戈克利当时算得上国大党元老，属于温和一派。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随着国大党的组成，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甘地虽然一直没有参加国大党活动，但是他与国大党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联系。国大党曾经邀请过他回国主持国大党工作，被他拒绝，他当时认为他的事业是在南非。
甘地第一次参加这个政党召开的这么隆重的会议，他心里多少有些紧张，望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们，甘地肃然起敬。听了大会主席致词之后，甘地由戈克利带去参加提案委员会。因为甘地曾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
甘地轻声并有些胆怯地对戈克利说：“务请帮忙。”
戈克利说：“胆子大些。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
提案委员会匆匆通过了其他几个提案。但是似乎忘记了甘地的提案。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夏·梅赫达问。
“不，不，还有南非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戈克利见会议这么草率，急忙站起来说。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梅赫达问道。
“当然。”戈克利说。
“你认为怎么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当甘地宣读完提案之后，大家都喊起来：“一致通过。”
就这样，甘地关于南非问题的提案被通过了。对于甘地来说，虽然提案并没有引起大会更多的重视，戈克利先生的真诚的支持使他感到十分宽慰，而且提案毕竟得到了国大党的通过，得到国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对南非印侨确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在戈克利的安排下，甘地住在戈克利家里。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交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与其说甘地对戈克利是尊敬，还不如说是崇拜。他把戈克利当成一名领袖来推崇。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甘地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与戈克利交往的。戈克利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对待甘地，尽可能满足他生活上的要求。甘地却要求不多，生活上处处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需要别人照料。甘地这时已经成为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也称得上是一名颇著名的律师，在他身上能够保存这样的美德，使戈克利非常高兴，他常对这位小弟弟赞不绝口。
甘地认为，他看着戈克利工作，像是受教育一样感到快乐。戈克利从不浪费时间，孜孜不倦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他的谈吐，他关心的问题，无不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印度当前贫困和屈辱是他说不完的话题。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公众的利益上。曾经也有人劝过戈克利人生应该多一点别的兴趣。而戈克利总是回答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够我用得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戈克利家里常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而且前来拜访他的多是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当这些人来到戈克利家里时，戈克利总喊甘地坐在旁边，从不回避他。他还经常把采访的重要人物介绍给甘地，让甘地多与他们接触。其中有位客人使甘地印象很深。他叫罗伊，是一名医科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每月只留40卢比，其他全部用于公众事业。他至今没有结婚，而且也不打算结婚。罗伊与戈克利完全属于志同道合者。甘地喜欢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戈克利与别人交谈，他觉得能听到这种交谈，是一种享受。
戈克利生活非常简朴。他家有一辆马车。他出门都是乘坐自己的马车。
他告诉甘地，作为一名为自由而准备作出牺牲的人，就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更不能拿公家的钱花在自己的安逸。
戈克利身体状况不太好，总是感到身体有诸多不适。甘地关切地劝他应该多走动走动，锻炼锻炼身体。但是戈克利说：“我没有那个工夫啊。”
甘地住在戈克利家期间，通常将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用于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名人。甘地参加了一次集会，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尔战争的演讲，戈克利先生因为忙，没有出席，但是他了解到情况后，对甘地的演讲给了充分的鼓励。甘地抽出了时间，在戈克利的帮助下，到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走过，他感慨很多。这里妇女勤劳善良，而男人大多懒散不精，显出一片昏昏沉沉的样子，甘地很难过。走进神庙，人们自然会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是，在昏浊的烛光下，老鼠成群，庙台上灰尘寸厚。作为一个佛国，这里却完全没有虔诚可言，佛主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摆设。甘地还看到，这里生活着不少的印度人，但是其中一些人竟然与英国人串通一气，对缅甸人做出不道义的事情。甘地更是痛心。
甘地向戈克利表示，想亲自去坐一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体察民情。戈克利赞同他的意见，并热情地为他准备了许多食物和衣服。临行那天，戈克利喊来罗伊教授一起为他送行。戈克利说：“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送行了，但是你坐三等车走，我们就非得来送你。”甘地带着戈克利美好的祝愿，踏上了征程。
坐上了三等车，甘地发现这里与头等车差别是何等大啊。就说车厢里面吧，它与厕所几乎没有两样，肮脏不堪。铁路当局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根本不管。甘地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来乘坐这种车。事实上，从这次旅行后，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出入，直到他大病一场之后才放弃这种体验。
旅行归来，戈克利建议甘地在孟买定居，一方面从事他自己的律师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协助戈克利从事公众工作，也就是国大党的工作。甘地对戈克利的挽留很是感动。但是他对留在这里工作信心不足。以前在这里的失败，一直像阴影一样环绕在他的脑际。甘地大概并没有读到过中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的格言，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戈克利的意见。他还是准备回到拉奇科特去，那里有曾经极力鼓励他去英国留学的达维先生。事实上，一到那里，达维就给他接了三桩案子。达维先生说：“胜诉败诉都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全力帮助你。”
就这样，甘地告别了戈克利先生。不久，又应南非之邀赶往南非。甘地在南非，一直与戈克利先生保持通信联系，并多次邀请他到南非访问。
1912年10月22日，戈克利抵达南非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相待，并派员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考察。印度人与欧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位国大党领袖，所到之处都举行盛大欢迎会。戈克利这次南非之行获得重要成果。1912年11月15日，他与南非政府达成协议，废止了歧视印侨的法案，修改了移民法中种族歧视的内容，取消了3英镑的人头税。戈克利应甘地邀请，亲自到托尔斯泰村小住。甘地兼作他的私人秘书。他对甘地以及印侨所作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离开南非之前，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了告同胞书，告同胞书说：“常常记着你们的前途大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三年的这种斗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再次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起来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这一次甘地本来想直接从南非回国。由于戈克利的邀请，用甘地自己的话说是“指示”，甘地欣然前往伦敦。甘地这次仍然是乘坐三等舱位。临行前甘地因为进行过两次绝食，加上水也喝得少，澡也洗得少，身体极为虚弱。
同事劝他在南非先恢复一下体力再动身，但是甘地不从。甘地携妻、子于1914年8月6日到达伦敦。但是前两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戈克利因健康原因先去了巴黎，被战争阻挡在巴黎。甘地忐忑不安，不知他何时到达伦敦。
战争的爆发，使甘地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认为，英国的先生都已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于是他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印侨大会，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印度人与英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等可言，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我们为什么要与主人合作呢？甘地当时认为，英国官员的问题比英国制度方面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乘人之危，不能在战争期间以要求相胁，而是应该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加强合作，以博得同情、提高自己的地位。甘地极力说服大家积极参加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甘地于是给英国当局写信，表示愿意受训组织救护队。英国官方对甘地在危难关头肯出面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并为志愿人员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训练。在当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的时候，甘地意外地患了肋膜炎。
这个时候，戈克利从巴黎来到伦敦。他经常与甘地见面，给他讲解战争。
在病中，甘地仍然坚持他的素食主义原则，每天只吃花生、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和葡萄等，完全戒掉了牛奶、豆角、谷物等食品。戈克利知道后，便严肃地向甘地指出这样不妥。他希望甘地听从医生的劝告，立即改变饮食结构，并同意他用24小时来考虑这件事。戈克利是甘地心中的偶像，而戈克利的脾气是不希望人家对他说一个不字。但是第二天，甘地仍然抱着誓言不可变的决心来见戈克利。一见面，戈克利劈头就问：
“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如果我不吃那些东西就会死去，我宁肯死。”甘地说。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不能有别的选择了。”
戈克利望着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甘地，摇摇头，只好对医生说：“那就这样吧，不要再勉强他了。请你在他自己所规定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吧。”
戈克利比甘地先行回国。当甘地一踏上阔别十多年的祖国大地时，欣喜若狂，许多先前的朋友以及知名人士都到码头隆重欢迎他。恭候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在甘地的船未靠岸时，便乘小艇上船迎接。这次，印度当局特别开通，允许甘地乘坐的轮船在过去只准英国贵宾才能靠岸的码头登陆。甘地的名声早已响彻印度大地，他已经成为印度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戈克利当天虽然身体不好但同样赶到孟买码头欢迎他，并且在孟买为甘地发起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此后欢迎会不断。
在一次欢迎会上，甘地致了答谢辞。他说了下面一番话：“如果欢迎辞中所用的词句十分之一是我可以当之无愧的，那么你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歌颂那些南非受苦受难而牺牲了生命，因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同胞呢？你们要用什么语言来歌颂纳潘和纳拉杨斯万米呢？他们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用诚挚的信仰，抵抗了一切审讯、苦难和侮辱。你们要用什么语言来歌颂瓦莉亚玛呢？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可爱的姑娘，当她从马兹堡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骨瘦如柴，患着热病，大约一个月后就死去了。你们说我鼓舞了那些伟大的印度儿女，但我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正是那些心地朴实、充满信心、埋头工作、决不希望任何报酬的人们启发了我，使我有了一定的觉悟；他们壮烈的牺牲，坚定的信念，以及对伟大的神的虔诚，驱使我去做我所能做的工作。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妻子，不得不在众目睽睽的情形下工作，而你们却又把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工作夸大得过火了。惟有他们才有应该得到你们要加在我和妻子头上的荣冠。这些年轻人，才能接受这样亲切而盲目地加在我俩身上的全部赞美之词。”
的确，广大的印侨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甘地，甘地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甘地才到孟买几天，戈克利建议他应该会见一见省督。他照办了。戈克利说：“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甘地答道：“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还要了解对方的意思，并设法尽可能同他们取得协议。在南非我就是这么做的。”
戈克利又带他去见了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他们以同样的热情溢美之词欢迎他。戈克利希望他参加这个团体，但是社员们觉得甘地的思想和行事方法与社里不同，吸收甘地多有不便。戈克利于是解释说：“无论你是不是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甘地告诉戈克利，自己想在古遮拉特办一所学院，好把凤凰村的人安顿下来。戈克利非常赞成，他说：“学院的经费由我筹划。我把这个学院当作我自己的。”
甘地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出发前，戈克利又一次举行茶话会，为甘地饯行，并亲自安排甘地需要吃的水果和干果。可是，就是在这次茶话会上，戈克利昏倒了，被送往医院。
甘地到达圣提尼克坦，同样受到那里的师生的热烈欢迎。凤凰村的人们都在那里得到了安置。甘地的侄儿摩干拉尔·甘地成为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这里变成了凤凰村，师生接受了甘地的思想，什么事情都亲自动手。尽管凤凰村的体制在这里坚持不久，但它的象征却永远存在。后来每年3月，圣提尼克坦的居民们都要庆祝甘地日。
在那里，甘地前去拜见他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先生。虽然没有见到，但是泰戈尔却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他为“玛哈德玛”，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圣雄”。人们通常说的“圣雄甘地”，就是出自这位伟大诗人之口。
不久，甘地接到了戈克利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悲痛之极。他感到，自己刚刚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印度公众之中，自己正需要一个舵手。而这位舵手恰恰在这时离开了人间。甘地偕夫人立即前往浦那参加了戈克利隆重的葬礼，为了寄托哀思，甘地赤脚一年。
甘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对戈克利的敬仰之情：“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
戈克利去世后，甘地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申请加入公仆社，这样才能安慰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但是社员们仍是两种意见，一派同意，一派反对。
甘地不得不放弃申请。不过，支持他入社的人也好，反对他入社的人也好，都与甘地情同手足，交往甚深。他说：“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
戈克利生于1866年，到去世时还不到50岁。他仅比甘地大两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