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决定旅行全国，对国情进行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从国内学校到洋学堂，又从洋学堂再到隔洋相望的非洲大陆奋斗十多年，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的疾苦知之甚少。
甘地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人，用本地千百万民众同样的待遇要求自己，就连坐车一直都是坚持只乘三等车。这天他来到加尔各答，成为巴素家的客人。巴素知道甘地只是一个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能买到的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家里的妇女通宵达旦地为甘地剥去果皮，这使甘地非常难过。这如同每到一地就有无数的群众狂热地崇拜着他，把他困得水泄不通一样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从此甘地发誓，每天进食不再超过五种食物，天黑之后再不吃任何东西，以便接待他的人不致因此而大肆挥霍。
这次旅行的原则是：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
漫游过程中，甘地念念不忘那些曾经一起在南非共同战斗的凤凰村居民们。他要设法为他们建造一座永久性住所。那些居民们几乎都是与自己一样一劳永逸地回归故土。而这个永久性住所，同时又能够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培训基地。甘地把这个想法告知朋友后，很多人都为他出谋划策，选择地址。经过筛选，甘地决定把学院建在故乡古遮拉特的首府阿赫梅达巴。
因为，甘地的一名助手，就是阿赫梅达巴的律师，他而且愿意把他的一所洋房租给学院。当然学院建在此处，这不是完全理由。甘地深深地了解，这个地方是印度手纺业最发达的地方，至今还算富饶之地，文化教育尚可，这一方面便于倡导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学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有人问甘地，应该为学院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甘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进行的 ‘非暴力抵抗’，要搬到这里来实验。因此，这所学院，名字就叫 真理学院。”
真理学院，1915年5月25日宣告成立。
学院一成立，就有25名青年男女搬了进去，他们有来自南非凤凰村的居民，也有从印度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甘地的意图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
学院的校规是：坚持真理、坚持非暴力、坚持节欲、坚持节食、反对偷窃、反对私蓄，忠诚地为他人服务。
美好的愿望往往要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本来，这里富翁豪贾多，而且开始的确有不少人都邀请甘地把学院办在此处，并承诺一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由甘地掌舵的这只船总难平稳地航行。就像当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船才靠近孟买就遇到特大风暴一样颠簸摇荡。就在真理学院草创不久，甘地收到笪卡尔海军上将的一封信，说有一个谦逊的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愿意获得准许进入你主持的真理学院。甘地犹豫一阵后还是同意接受，于是便给海军上将去了复信。那个家庭共有四人，夫妻俩再加上一女一儿。当甘地接纳了这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为学院成员后，内部就产生了抵触和不满情绪，捐赠因此而中断。使甘地感到痛心的是，在学院内，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在南非遭受过很多次伤害的卡斯杜贝和甘地夫人嘉斯杜白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总是对“不可接触者”一家十分冷淡。甘地于是只得一个个做工作，并劝对方忍受细小的屈辱。见工作成效不大，甘地有些生气，他请求所有的反对者都离开，他本人愿意与“不可接触者”一块生活到贫民区去，和他们一起谋生。他说：“我们不能忍受不可接触者制度存在。”
这样，内部风暴才算平息下来。内部的问题解决之后，外在压力随之而至。
首先遇到的是井水问题。那一口井归业主所有而且由他派人管理，他总是借口学院成员水桶不净把井水弄脏了，并且还经常辱骂来取水的那个不可接触者的家庭成员。甘地知道后，教大家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仍然保持常态去汲水。业主看到大家并不以恶意相答，反而觉得自己理亏，渐渐也就忘记了这回事。但是毕竟经济支援源被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甘地的侄儿首先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的物资已经涸尽，下个月就只有喝西风了！”甘地不急不忙地说：“不要紧，大不了大家都搬到不可接触者区去住。”正在困难当头，一名不留姓名的先生来见甘地，说：“我愿意援助真理学院，你肯接受我的敬意吗？”甘地点头，他又说：“你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等我。”第二天，甘地在同一时间在院外等他，只见他乘车而来，把一张支票交给甘地，甘地正要问他尊姓大名时，这人却驾车飞驰而去。展开支票，甘地一看吓呆了：13000卢比！这人是谁？他就这样走了。这也许是上帝的使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来援助学院吧。这笔经费使真理学院渡过了难关。
同年6月，甘地获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英王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有功；同时泰戈尔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4日，甘地关于漫游一年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不发表政见的承诺已满。这时正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哈基总督也应邀前往主持奠基仪式。这一天这里名流荟萃，高朋满座。甘地应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德拉的邀请，也前去参加仪式并发表演讲。
这是一次异乎寻常非常壮观的盛大集会。会场上总督的光临，戒备森严。
甘地身着土布短裤和上装，在他的崇拜者震耳欲聋的呼声中他站起来，开始用英语演讲。本来前面演讲的人都是歌功颂德，讲些莺歌燕舞不着边际的东西，甘地的言辞却与整个会场气氛很不协调。他首先对那些迷信英语而贬低印度语的现象加以讽刺，表示“深为羞愧和耻辱”。然后又提醒同学们不要以为进了这所学府就十全十美，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就是伟大帝国的人才了。
他还批评了一些印度知识分子不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像自己也是一个外国人一样。他强调印度自治，鼓励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摆脱贫穷、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同时批评官方挥金如土，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向副王 （指总督） 效忠，极尽铺张与侈奢，而现在到处是警察，虚张声势，让人感到压抑，使老百姓感到可怕。甘地的讲话使庄严的大会显得有些紧张，甘地假装不知，继续他的演讲。然后，他又针对那些浑身珠光宝气的王公们说：“除非你们摘掉身上所有的珠宝，并说明是受印度同胞的委托代为保管，否则，印度就不可能得到拯救。”很多王公听到这里气恼不已，愤怒地离开会场。大会主席和当时在国大党内极为活跃的贝桑特夫人几次制止甘地讲下去，甘地岂肯听从。结果大会主席怒而起身，拂袖而去。
会场一片混乱。
沉默了一年的甘地，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讲，有太多太多的感慨要发，有太多太多的思想要宣传，这是他关闸以后的第一次开闸，不吐不快，他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次演讲的大好时机呢？这时的甘地虽然个子又瘦又小，但是胆量已经过人。听的人有什么反应，这不是他的事，离开也罢，反感也罢，愤怒也罢，随你们选择。但是他相信印度需要这样的讲话，民众需要这样的鼓励。
当晚，甘地接到通知，警察当局命令他立即离开贝拉勒斯。随后，也主张印度自治的贝桑特夫人公开批评甘地的演讲，整个印度舆论大哗。甘地虽然被赶出贝拉勒斯，但是他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甘地既不渴望战斗也不想谋到领导权。然而确实是命运的安排，无论过去在南非还是今天在印度，这两样东西都使他无法逃脱。虽然他只是在静静地照料着自己的真理学院，但他却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心着印度的前途。他发觉自己已经被卷入印度第一次民众反抗的斗争漩涡。他自称这是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
离演讲只隔一个月余，新的斗争便拉开序幕。
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基爵士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声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甘地觉得这是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应该鼓动立即废除这一制度。而这时舆论界也开始行动，赞成立即废除。甘地认为这是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很好题目。1917年2月，玛拉维亚再次要求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遭拒绝。甘地这时已经感到自己不能再坐而视之了，宣传鼓动立即废除契约制度的时机成熟。
甘地按照自己定的规矩，以帝国公民协会名义召开一次大会，之前先开执行委员会，拟定一个决议案交大会通过。经过反复商榷，他们决定定于 7月31日为政府宣传废除契约制度的最后期限。协会公众大会通过这个方案。
贝桑特夫人也以政治家的风范精心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
甘地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德里等进行宣传鼓动。到处都是积极响应。
甘地一路独自旅行，一路骚扰不断。
罪犯调查局人员一路跟踪他。特务们常以查票为借口找甘地的茬儿。甘地倒是无所谓，他看得多了。只是这里的旅客纷纷不平，痛责特务。他们并不认得大名鼎鼎的甘地，只是把他看作一名沙陀 （化缘修行的人）。他们常 常指着特务吼道：“你们为什么老是跟这位可怜的沙陀过不去呢？”有一次，由于特务的寻衅，甘地差一点没能上车，这时几个旅客见状，扛起甘地把他小小的身子从窗口塞进去。
斗争取得了胜利。还不到7月31日，政府便宣布废除契约制度。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时间转眼到了1917年。
这件事发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比哈尔省的三巴朗地区。这里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原来三巴朗的佃农按照法律规定，每耕种20卡塔土地，必须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正好有一亩）制。甘地从未到过此地，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有一次一位三巴朗的贫苦农民请求甘地到那里看看农民的悲惨状况。于是年初，甘地便启程前往三巴朗。
有位圣人前来调查农民的悲惨遭遇！这个消息很快传至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向甘地住地，以目睹圣人为福，并向他诉说苦难。当地种植园主立即表示不满，警察当局命令甘地马上离开此地。甘地不予理睬，结果被传到法庭。谁知这天几千农民没有任何人组织自愿跟在甘地身后涌向法庭。法庭只得保释甘地。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税务官、县长、警察局长们渐渐了解了甘地，感到他并不是有意冒犯他们个人，而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抵抗。于是甘地所到之处，他们主动派人维护秩序。地方报纸也开始关注此事，对甘地的调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甘地开始着手调查，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与乡民谈话，了解民情、过细取证。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有一次他刚从三等车厢内下车，一群农民就围住他，把他送上一辆马车，然后解开马，要用人力拉他走，以示对他的尊敬。甘地含着热泪，耐心劝说半天才算说通那些热心的农民。
甘地一边调查，一边组织志愿人员对当地严重缺乏文化的农民进行基本卫生学的教育并为他们的孩子在六个村子创办学校。这是甘地的一贯主张，一方面在外部反对不公正不平等，一方面又在内部消除愚昧和无知，鼓励大家要敢于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当局对甘地的行动深感无奈。最后只得成立一个包括甘地在内的调查委员会。甘地在当地记录了几千名农民的申述辞。委员会因为由政府宣布成立，当地农民感到焦虑不安，很是信不过。有一天，在培迭亚汇集了一万多名农民请求与圣雄见面，想听听他的看法。甘地便会见了这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
甘地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但他们最好不要每天到委员会办公的地方集会。如要诉冤，去找他的助手申述。农民们这才一颗石头落了地。委员会在甘地精神的感动下，拟出了一个偏向佃农的调查报告。
后来一位委员会成员说，甘地总是那么精力充沛地对待调查，总是满怀信心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力争，总是毫无偏见地对待对手，真是难得。
在回忆此事的时候，甘地总想起他在三巴朗被传讯到法庭时发表的声明，声明中他曾这样说：“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存在将近一年的“三卡塔”制度终于被废止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头了。甘地本想在这里久住一段时间，多为农民作些建设性工作，多开设一些学校。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上帝不允许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三巴朗斗争，实际上是甘地在印度所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性斗争。这次斗争是直接针对欧洲种植者所进行的。
当时，国大党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他们是提拉克、贝桑特夫人和甘地。提拉克以雄辩的口才到处旅行演讲宣传自治运动；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阵地，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真诚的感情和不屈的意志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不过，国大党的这几位领导人物只有甘地最能与广大农民保持联系，同时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了解。
年内，英国印度殖民大臣张伯伦被撤职，由孟达古接任。国大党当即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詹姆士和印度殖民大臣孟达古请愿，要求支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先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甘地被选为代表团成员，该团成员还有提拉克、真纳、老尼赫鲁 （莫提拉尔·尼赫鲁）等。甘地没有参加这个 改革方案的起草，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为改革方案作宣传。在他的努力下，古遮拉特数千人联名签字呈递请愿书。
不久，国大党古遮拉特政治会议在多德拉举行。甘地当选会议主席。甘地当即宣布，每次会议必须进行例行通过效忠决议的做法取消。甘地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谁要责问，就说是我甘地的意见。”
甘地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活动，无不惦念着他的真理学院。可是在这年的夏天，真理学院却遇到了新的困境。原来，真理学院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突然发生了瘟疫，情况十分严重，如有不慎，便会波及真理学院，孩子们的家长整天为此提心吊胆。甘地开始想通过加强卫生工作来防止瘟疫的侵入，但是小环境再干净，大环境不行还是等于零。于是甘地决定搬迁。校址选择在沙巴玛迭河畔。这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和毒蛇。开始先搭帐篷居住，搭成一个铁皮厨房，生活异常艰苦。而且隔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座监狱。甘地不无幽默地告诉大家：“举行非暴力抵抗的人进监狱是十分正常的命运，经常看到监狱也不无意义。”这个时期，真理学院成员已发展到40多名，男女老少同舟共济，同吃大锅饭。
甘地望着那看不到城市、看不到村庄的荒坡，想：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土地。
这里还需要交待的是，当甘地离开三巴朗不久的时候，他在那里办起来的六个村子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甘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深为痛心。
乡村建设性工作的基础原来就这么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