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甘地写传，不能不写由他发起的土布运动。
如果要为土布运动溯源，那就应该先从甘地早在1908年从伦敦回国的途中撰写的《印度自治》说起。甘地在书中一再强调应该在国内提倡印度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在家纺纱织布。他认为，这是印度摆脱愈来愈严重的贫困的万全之策。如果纺纱织布的事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如果这一事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如果自己的成果又被自己的人民所器重，一方面不仅会在人民之中构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会有效地抵制英国的经济约束，抵制洋货洋布。这是印度走上自治的必由之路。但是甘地的这一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张扬和实施。
实际上甘地长到那么大，他自己连纺车是个什么样子，始终未能见到，到1915年他返回印度时，仍然与纺车无缘谋面。但是甘地一直把土纺土织放在心上，他下决心要让土纺土织成为一种运动，伴随着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一同将自己的国家送上自治的轨迹。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遮拉特靠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柯契拉甫正式成立。甘地觉得应该把这作为实施土纺土织的机会。他决定先从自己做起，从真理学院做起，然后形成规模，再推向全国。
这天摩干拉尔·甘地按照甘地的要求买到了几台织布机。真理学院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围着织布机转来转去，他们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架织布机而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布匹。不过，织布机怎么用呢？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这才从欣喜的状态情绪下清醒过来。真理学院的人们一般都是自由职业者、商人或其他手艺人，就是缺乏织布能手。于是这架织布机一下子变得陌生而不可琢磨了。
但是甘地认为，真理学院首开这样的先例，是要用实际行动织出自己的布料和布匹，以此来告诫人们，自己动手，摆脱贫困，再说，也通过土纺土织，了解千百万纺织工人种种苦难的实情真感。
甘地决定先举办一个操作培训班。因此，先要请一名纺织专家来教给大家纺织方法。最后终于在浦那请了一名织布技师。然而这名技师却有些技术保留，教一半，留一半。摩干拉尔·甘地异常勤奋，认真参加学习之余，还利用大量时间进行钻研，终于掌握了全部技术，然后又由他来培训大家。
这一门技术过关之后，另一个困难又要攻克：纺纱。
几乎是没有办法请到这类技师来这里传授技艺。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欣喜地跑来告诉甘地，说他在附近一个村子发现一名农妇会纺纱，并且她愿意把她所精通的手艺传授给真理学院的人们。甘地马上派了一名接受能力强，并且好学肯钻的女青年去向那名农妇请教。会做不见得会教，学员只得徒手而归。纺纱一般是适合妇女劳作，而当地懂这门手艺的妇女大都散落在穷乡僻壤，大海捞针，无法寻觅。
其实，关键是没有弄到一台纺纱车。
1917年，甘地被邀到在古遮拉特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名叫甘嘉朋·马兹蒙的妇女。甘嘉朋受教育不多，豪情奔放，胆识过人，阅历很深，饱经风霜。无论到哪里，她都坚持一个人行走，不需要任何人护送，还会骑马。这类女性，在当时的印度实为难得。甘地向她说起关于真理学院纺纱织布所遇到的麻烦。她很痛快地就答应她可以解决纺车问题。
她果然把纺车找来了，只可惜这是一架只能当作废品的纺车，松松散散，部件不全。不过，这毕竟是一架纺车。经摩干拉尔·甘地的鼓捣，这架纺车勉强可以使用。接着在甘嘉朋的帮助下，又请来了一些织工指导，总算开始纺纱织布了。他们织出来的布，虽然略显粗糙，但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汗水和智慧相融合而产生的结晶物。
后来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间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
为真理学院土纺土织立下汗马之功的甘嘉朋，本身就是一位纺织能手，甘地在他的自传中提起她织布的情景时很是敬佩，他回忆道：“甘嘉朋在织布机旁织布的英姿很是动人。当这位识字不多但是沉着的姐姐坐在织布机旁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至于旁边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甘地从这时起开始着土布装。
织布成功，甘地借题发挥，以此来教育真理学院的学员们，希望他们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劳动是人类天赋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功。”不久，甘地学会了纺纱织布，并且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广泛宣传土布。
从1916年参加戈克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演讲开始，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在演讲辞或在他撰写的文章中加进他感到意义非凡的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的内容。他把土布运动当成了一项建设性工作向社会推而广之。他一再强调，“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而且，“我们应大 力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
他把他的主张带进了国大党。
记得1919年圣诞期间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的年会，大会主席是老尼赫鲁。据老尼赫鲁之子，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后第一位总督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传》称：“阿姆利则大会是甘地领导的第一次大会。提拉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讨论问题时很活跃。然而大多数代表，尤其是会外的群众都指望甘地来领导。 ‘圣雄甘地万岁’的口号开始左右印度的政治。新从监狱 出来的阿里兄弟马上参加大会。民族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向新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议虽然出现了甘地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尖锐的意见分歧，虽然未能通过甘地提出的对旁遮普与古遮拉特“暴力”进行谴责的议案，但是大会通过了50多种议案，其中也包括甘地主张的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议案。继1921年7月国大党孟买会议提出中心工作限于9月30日以前加紧提倡土纺土织的土布工作之后，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从当年8月1日起一律不准再穿洋布衣服而改着土纺土织的土布衣装。在这一天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甘地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自救。”
甘地认为，他之所以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土布运动，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极大的破坏了印度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英国人以武力的手段，低价收购印度棉花，经过加工制作成产品，又以高价销向印度，从中对印度进行经济掠夺，榨取大量财富。印度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养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英国有产阶级。而这时印度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被践踏。所以开展声势浩大的土布运动，抵制洋布，也就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有效的反抗。他衷心地希望党员能支持他，积极参加这项运动，也希望民众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做出真诚的行动。
自从国大党发出党员不允许穿戴洋布衣帽之后，甘地宣布他自己将永远只用土布缠腰，上身不着衣装。这种装束一直保持下来，直到老年，虽然上身赤裸，但下身的一块土布则变得神圣起来。不管是在什么场所，城里、乡下、国内、国外，他都没有丝毫改变。他说：“我是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产者，我也要穿着简朴，时时告诫自己要终身为印度的劳苦大众谋福利。”
他不仅积极为真理学院找纺车，而且还每天坚持纺线织布。就连 1922年身处囹圄的他，也要坚持每天用四小时纺纱做棉条，他说，不仅因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举目可见，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印度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走向自治的需要。1924年6月，刚出狱半年的甘地，参加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的年会，又提出了四项议案。
第一，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月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15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
第二，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第三，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第四，谴责恐怖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于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大会在审议这四项议案时，引起很大争议。在讨论第一项议案时，极为不满的国大党元老老尼赫鲁、达斯和一些反对者愤然退出会场。大会表决，这项议案仍然被多数票通过，但是最后又被撤回。甘地自然十分伤心。
当时身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我始终没有能够搞清楚甘地为什么那样热心纺纱，因为他一定事先知道许多人会激烈反对他的这种主张。也许甘地想借此限制国大党的党员，只相信他的建设性和土布计划的人才参加国大党，并把其他的一些人赶出去或强迫他们服从。他们虽然取得多数派的支持，但他的决心动摇了，开始跟别人妥协。在以后的三四个月中间，甘地在这个问题上几次改变主意，这使我很惊奇。他似乎像一个人飘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过去的认识中，他不是这种人，因而我对于他现在的这种行动感到奇怪。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并不重要。把劳动看作选举的条件当然是好办法，但是像甘地那样规定要纺纱，未免有失原意。”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不仅老尼赫鲁，就连年轻尼赫鲁也都不理解甘地的主张。可见，在国大党领袖层，甘地要推行自己的方案是何等艰难。
正如尼赫鲁所说一样，他都感到奇怪，甘地竟然作了让步。甘地同意把纺纱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同时保留党员每月仍旧缴纳四个先令的党费的规定。
但是甘地并没有因此淡化推广土布的感情。同年8月31日，他在孟买的豪华剧院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的建设性工作思想，主张把土纺土织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亲善、解救“贱民”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
从这时起，甘地的主要活动便是到全国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建设性方案，其中包括土布运动的主张。
在以后的五年中，甘地似乎终止了鼓动性的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他的建设性工作宣传，并把这种主张深入到农村中的广大群众，他希望他自己能走遍70万个乡村。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独立的真正基石”，“我所主张的不仅是将印度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我要使印度摆脱一切枷锁”。这段时间，尽管他也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大党的会议，为国大党的内部团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尽力，但是他主要仍是在无声无息地走遍全国。他常常深入“贱民”区，广大的“贱民”以狂热的崇拜心情向一位当代圣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他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贱民”都赤着脚，站在毒辣的太阳下迎接他。有一次他参加一次会议，看到“贱民”被隔离开来，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甘地便走到他们中间讲话，这部分人由此而非常荣耀，“受人尊重”。
一路所见所闻，甘地对他推行的土布运动非常满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国大党在这里首先实现了以缴纱代替交党费，土纺土织在甘地所到之处也蔚然成风。
甘地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给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职业者，甘地总是能让他忙碌。而且就在让你忙碌的时候，他就使你兴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为祖国服务。他精心指导在全国深入开展的土布运动，就是要唤醒民众都自觉参加劳动，并让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感到就是为争取自治斗争在作必要的准备。广大民众就是在他这种高明的宣传中不知不觉地觉悟起来，义无反顾地按照甘地的设计参与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土布运动的发展，甘地组织成立了印度土布协会。1927年间甘地在与一位外国来访朋友交谈时，对土布运动的纲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不把资本看作劳动的敌人。我认为两者之间协调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达巴建立的劳工组织，丝毫没有敌视资本的精神，在认为是必要的程度内，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过土布运动来达到这一点。既然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国人的剥削，所以我预计它能澄清同英国人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布运动可以导向自治。”
很显然，他把土布运动的纲领看成是一个组织劳资协调关系和“澄清英印关系”的行为。
这次旅行，他的夫人与他一直结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讲会上，有人问他与他一起旅行、浑身土布素装的是不是他母亲。甘地没有为此生气，而是幽默地说，“我与她已经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 ‘这位母亲’代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享荣誉，她服 劳役”。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于这段时期旅行宣传，印度作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
“甘地政治生涯中这段似乎悠闲而毫无成果的阶段，其实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内，他撰写了《我体验真理的经历》自传，用古遮拉特语经过三年在《印度青年》上连载。不久便印成英语出版。
自从土布运动的推行，尤其是1924年6月阿赫梅达巴国大党年会上，就甘地关于党员以缴纳纺纱代替交纳党费的议案与国大党两位元老老尼赫鲁和达斯产生分歧，导致老尼赫鲁与达斯愤然离会的尴尬局面后，甘地与这两位国大党元老的关系又如何呢？
他们之间以前也曾出现过争执，但是老尼赫鲁、达斯与甘地很快又相处甚好。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1924年9月甘地为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禁止仇杀而决定绝食21天的第8天，老尼赫鲁便召开了一个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一再强调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大会并向甘地保证，所有与会人员将为这种团结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些原则。之后，老尼赫鲁还专程赶到真理学院看望甘地，并劝他打破绝食，使大家得到甘地的合作，为制止当前正在蔓延的宗教仇杀而共同奋斗。
同年12月，国大党第39届党代会由甘地主持召开。老尼赫鲁与达斯都同意修改党章，将党员每月所缴四个先令党费改为2000码纺纱。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和睦，两位元老也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
1925年5月，甘地旅行路经加尔各答，达斯便热情邀请甘地到他居住的大吉岭休息五天，甘地欣然接受。甘地在达斯家小住几天，得到达斯一家的盛情款待。可是，就在甘地离开不久，便接到达斯不幸突然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不已，再次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达斯的葬礼，并发表题为《德命班多万岁》的祭文，高度评价了国大党这位斗士的功绩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年7月16日，甘地在国大党自治派会议上，提议国大党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年底，国大党年会选举奈都夫人为下一年度国大党主席，甘地表示支持，这是国大党第一次由妇女荣任主席。时隔2年，即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大会提交了一系列议案，包括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
甘地出席会议，从内心来说，他认为这些议案偏激，不切实际，但是从大局出发，甘地沉默不语，不作反对。结果尼赫鲁的议案被通过。会后，甘地即返真理学院。
这个时候，他的第三个儿子拉摩达斯结婚，甘地让他们用打扫牛栏和用水洗树代为婚礼。甘地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是一架纺车。甘地鼓励他们一定要发扬土布精神，安贫乐道、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婚礼上，甘地同样号召所有真理学院的学员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祖国为人民谋利益。可是也就在年底，真理学院的乌托邦幻想破灭。真理学院内部发生了使甘地几乎绝望的“丑闻”。“丑闻”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摩干拉尔·甘地挪用公款，私存一万卢比；二是甘地的夫人接纳了别人送的200卢比礼物和四卢比捐款；三是一名寡妇与一名男子发生不被人承认的“关系”。甘地对此不留情面，一方面责令院方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在《斯瓦拉吉》刊物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以示警世和自谴。
也就在这时，就印度自治问题，分别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的尼赫鲁父子的意见发生分歧。在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上，两人互不相让。甘地夹在当中，只得提出折衷办法。但是年轻的尼赫鲁，却一再坚持主张现在就宣布独立，甘地对此很生气，批评道：“独立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不是舞文弄墨就可以做到的。”
会议之后，甘地仍然热衷于他对土布运动的工作。就在加尔各答，他主持了一家土布商店的开张仪式，并在演讲中承诺，如果谁购买二卢比土布，就可得到由甘地亲自签名的票据。圣雄的签字具有意料中的诱惑。这家商店一下子生意红火，购买土布者纷至沓来。甘地望着这一情景，露出了他少有的笑容。
关于甘地与老尼赫鲁的关系问题，尼赫鲁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和甘地的关系，除在1924年短期在政治上疏远之外，以后又重归于好，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尽管他们大不相同，但彼此十分尊重。他们尊重的是什么呢？父亲曾经替一本收集甘地选文的小册子《思潮》写过一篇短序，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父亲的心情。
“他在这篇序言中写了下面的话：
‘我听说过圣人和超人，但是从来没有福气遇到这样的人。我得坦白承认我很怀疑世界上真正有这种人。我相信人，我相信英雄事迹。这本书所讲的思潮起源于人，而且是英雄事迹，他们指出人性的两大特点：信心和力量。’‘谦逊的人物不屈不挠。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和不可征服的力量，继续号召他的同胞为祖国而忍受牺牲和痛苦。这种号召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引起共鸣。’
“很显然，父亲很想强调指出，他不是把甘地当作圣人或超人而对他表示钦佩，他把甘地仍然当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