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甘地的确感到自己老了，也许甘地已经看到自治仍在国大党内占了绝对优势，也许甘地确实觉得已过花甲的长者应该全力扶持年轻人主持工作，他一再在国大党的会议上提出国大党应该由贾瓦拉尔·尼赫鲁 （一般称 尼赫鲁）担任党的主席。尽管他十分清楚尼赫鲁在英国受的教育，对印度情况不甚了解，他的立即独立的主张显现出幻想成分，但是甘地了解这位年轻人，他的工作热情高，对祖国、对民众有感情，而且又多次经过铁窗烈火的考验。尽管这位年轻人对甘地的土布运动不太理解与热心，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过重大分歧，但是甘地决心已定。
在1928年9月国大党勒克瑙工作委员会会议上，甘地的提议终于被大会通过。
尼赫鲁对甘地是尊重的。这段时间甘地总是避开政治，坚持周游各省，访问每一个重要的县，每一个重要的城市，也访问偏僻的农村，忠心耿耿地宣传他土纺土织的主张。1929年，甘地正在联合省宣传土布精神，尼赫鲁专门陪他一个星期。
据尼赫鲁回忆说，甘地每到一处都轰动了许多群众，需要事先作出很好的安排，才能实现甘地的计划。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的多拉克浦，来看甘地的群众总是人山人海，每天集会都在十万人以上，每几英里就有数万群众站在路旁等着这位圣雄。甘地演讲，其实很多人都听不到，但是他们能亲眼目睹到圣雄的尊容就已经够满足了。这些场面使尼赫鲁既惊奇也感动。
这时的甘地已经60挂零，貌不惊人，总是赤着身子，系着土织腰布，他的高贵和庄严的风度，他那从容不迫表现出来的谦逊的风采，形成了他的力量和权威，使别人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和敬仰。他那宁静深沉的目光，总是能够对事物作出深刻的观察，他那清脆和善的声音，总是使人感到沁人心田，引起共鸣。不管他的听众是100人还是10000人，都能够与甘地息息相通。
在今天这位老者身上，我们再看不到那种萎萎缩缩、前言不搭后语的年轻律师的影子了。他只要一开口，就能使听众着迷，他善于雄辩，但绝不靠他美丽的辞藻，他语言简单中肯，思想深刻，思维敏捷。他永远以内心精力充沛的印象，给群众以安慰。他以他真诚的人格力量争取人，并且有效地解除反对者。
甘地的提议尼赫鲁出任国大党的主席已获通过，但是在国大党内部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甘地便耐心地向这些人解释。他说：“把权力转到年轻人手里，不用担心，像我这样不中用的人还掌握权力，那才是可怕的。有人觉得他太激动，但是我觉得他有战士般的冲动，也有政治家的谨慎。把权力交给他，国家是安全的。”
甘地真心诚意地支持这位年轻人。甘地在向青年演讲时，告诫他们说，他们正在面临考验，并叫他们把尼赫鲁的当选作为自己工作的贡献。
现在大家都在为印度的独立进行工作和斗争。在国大党内，出现了自治领地位派和完全独立派之间的分歧。甘地和尼赫鲁的感情产生了共鸣。甘地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真正的自治领地位能成为事实，如果英国人方面的想法真正有了转变，真正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一个自由和自尊的国家，而在印度的官方当局又是有真诚的服务精神，那么我就可以等待实现自治领地位的宪法。我的自治领地位的概念包括这样的意义：要是我愿意，我现在就能够和英国人绝断关系。”
同期尼赫鲁在拉哈尔代表大会上作主席致辞时也说：“独立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就是从不列颠的统治和不列颠的殖民主义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一旦获得自由以后，就毫不怀疑印度对于建立世界合作和联合的一切意图都会表示欢迎，甚至同意把自己的一部分独立献给一个使印度享有平等成员权利的大团体。”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基础和感情上的默契，他们都同意执行1929年12月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关于完全独立的决议，并着手准备。
甘地在这次大会上说：“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完全独立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长远目标。”
工作委员会号召把1930年1月26日作为独立日，并掀起一个光辉灿烂的群众示威游行。民族独立的号角已经吹响。
1月26日，印度城乡竞相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尼赫鲁发表了鼓舞人心的《独立日誓辞》。这份文件不仅对外国统治者的罪行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而且号召国内的爱国青年和全国人民勇往直前，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一点痕迹被消灭为止。这天清晨，数以万计的群众分别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举着“非暴力”的标语，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各村中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村庄进行和平示威。特别是孟买，当天还有10万工人举行罢工加入了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参加游行的人们非常激动，不少人眼睛闪着泪花。从此，这一天被视为独立日。
英国政府对国大党的重大决议和游行活动置之不理。于是人们又把目光移向甘地，不知这位非暴力运动的领袖下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自从甘地在拉哈尔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民族的政权目标是获得完全独立时，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又将领导人民对英国的统治进行新的斗争了。
果然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甘地在时隔独立日仅四天，便向总督欧文提出了11点要求。他说，如果英国给以自治的实质，即使不给以表面的形式，他就准备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提出的11点要求如下：
1.彻底禁酒；
2.恢复每卢比一先令四便士的汇率；
3.减低地税50％；
4.削减军费，最初至少削减50％；
5.英国官员薪金减少50％；
6.对外国布匹征收保护税；
7.制定保留沿海航行权力的法章；
8.释放一切非暗杀罪或非图谋谋杀罪的政治犯；9.取消或接管罪犯调查所；
10.发给自己武器执照，由群众进行监督；
11.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
甘地由此再次发动并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首先针对印度政府的食盐专卖权。在这之前，甘地照例告诉印度副王，他要采取行动，抵抗事实上剥夺了穷人使用食盐的食盐法。当时这位副王以嘲弄的态度一笑置之。3月12日，甘地率领从真理学院挑选出来的78名男女敢死队成员开始了24天向丹迪城海滩进军的大举动。这位身材矮小、身着粗腰布、手持竹拐杖的圣人和他的队伍沿途对各地群众宣传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意义和目的。
甘地所到之处，再次出现历史空前的状况，沿途各村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赶来，跪在圣雄所经过的路旁，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等待着他的到来，甘地的身影刚一出现，人们便群起欢呼，情绪极其高昂。三个星期之后，甘地一行到达海滩，4月6日这天早晨在祈祷之后，大家跳进大海举行宗教洗礼。甘地高高地举起一把海盐，发表演说：“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
如果我被捕，希望大家能够前仆后继，为自由奋斗到底。”甘地的行动，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对食盐法的挑战，同时引起了政府的极大不满。
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发生了警察扫射事件，全国各地则都发生警察用了棍棒殴打示威群众事件。游行集会受到禁止。群众对外国布店和酒店进行严密监视，加以报复。
人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斗争的烽火越来越猛烈。4月18日，希塔曼的警察军械仓库受到袭击。在白沙瓦，革命的浪潮达到了高峰，示威游行规模更大，当游行领袖被捕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而至包围了拘留所。英国当局出动了武警装甲部队威吓愤怒的群众，群众顽强反抗，当场烧毁一辆装甲车。英军向无数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还派来了空军机动部队，对示威群众进行疯狂镇压。他们的理由是，被捕的游行领袖加法尔·汗是“红衫党”
领袖，而“红衫党”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他组织的游行实属“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在几周内，全国有10万余名男女包括一些国大党领导和党员被投入监狱，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在白沙瓦，两个排的印度籍士兵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也遭到血腥镇压。
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专做冒犯政府法律的事情。英国人很恼火，总督多次颁布针对非暴力抵抗的禁令，但是很难奏效。
5月4日午夜，刚睡不久的甘地被3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了！”
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一场风暴更加猛烈地席卷全印。孟买约五万纺织工人、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在甘地被囚禁的浦那，一些正义之士为了甘地的被捕表示抗议，毫不犹豫辞去了很体面的职务和工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地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人数更多，规模更大，与此同时警察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镇压，开枪杀人捕拿无辜。西北边省动用了军队、飞机和坦克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6日，500吨炸药被残忍地投掷到帕坦居住区。但是，越是镇压，人民越是奋起抗争，红衫党人数本来只有二三百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八万人，旁遮普在血腥的镇压下诞生了一个“自由党”。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带领群众赶往孟买附近盐场冒死抢盐，结果被捕。6月5日，也就在甘地日那天，国大党在阿拉哈巴拉召开会议，进一步强调按照甘地的11点要求坚持斗争，并呼吁印籍军警放下刀枪，站在同胞一边，参与印度独立自治斗争，为自己争取一个光荣的经历。同日，孟买又有近七万工人罢工游行。这一时期尼赫鲁父子先后被捕。
总督眼见天下大乱，失去民心，局面无法收拾，便有意放出风来，表示自治领地位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并决定授权贾雅卡前往狱中与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谈判，同时，准备召开圆桌会议。7月23日，贾雅卡来到耶拉伏达监狱，谈判可以，但是要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并致信尼赫鲁父子，表明自己的态度，请尼赫鲁先生定夺。与此同时另一名代表总督的特使则在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晤面。但是尼赫鲁父子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他们要得到工作委员会和甘地的态度才能表态，随后父子两人给甘地也写了一封信。
为了便于谈判，政府把尼赫鲁父子从内尼监狱转移到耶拉伏达监狱，好与甘地以及同囚在此狱的奈都夫人一起同总督特使会谈。从8月10日起，谈判三天，甘地等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脱离英国的权力；同意按照印度人民的意愿建立对印度人民负责的、受印度人民信赖的政府。总督断然拒绝这些要求，并且在谈判之后，将国大党主要领导全部捕捉。这时国大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尽管如此，国大党一直也未放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城市罢工不断，焚烧洋布的活动不断，农民的抗税活动不断。强行镇压对于今天已经觉悟过来、敢于反抗的印度人民，已经没有多大效力了。政府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在这个情况下，英国政府突然从一个暴君的立场转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绅士立场”，决定召开圆桌会议，会议将由英王主持，英国三个政党和印度国大党以外的各团体代表参加，专门讨论印度问题。会议于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召开。在没有印度国大党参加的会议上，工党政府与印度“代表们”讨论了印度立宪机构，“原则上同意”印度各土邦参加全印联邦，由印度人执政，但是全印联邦的外交、财政和防务仍由英国人执掌。印度“代表们”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表达印度人民的意愿。会议结束时，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故作姿态说，下一轮圆桌会议希望由国大党代表参加。而在这前三天，也正是这个麦克唐纳在会议上企图利用甘地来欺骗印度人民，暂许甘地出狱。
1931年1月26日甘地及所有国大党领袖被释，欧文总督并下令撤销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这一天正是印度独立日一周年纪念。人们对甘地等获释欢欣鼓舞，全国各地纷纷集会以示庆祝。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庆祝活动，向新闻界发表演讲，表明这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谁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参加活动之后，甘地行色匆匆赶往阿拉哈巴德。
德高望重的老尼赫鲁已经病入膏肓。这位元老，在这场斗争刚开始时，就预感到有此不妙，正如奈都所说，收拾好我们的牙刷，准备去坐牢。果然不出所料。当甘地与他的70多名敢死队向盐海前进到江布沙的时候，老尼赫鲁约了他的儿子一起在此等候，与甘地交谈了几个钟头，分手的时候，甘地一行再次上路继续他们的行程，他看到甘地拄着拐杖，走在群众的前头，步伐稳健，面容和平而勇敢，元老很有些感伤。他本来没有理由被捕的，只是儿子尼赫鲁被捕后，自己代表工作委员会主席，而且作了一系列决定，并在运动高潮期间，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号召警察和士兵不能把枪头对准自己的人民。他本来身体不好，加上负责非常时期党的工作，的确筋疲力尽。按照他的想法，只等尼赫鲁和甘地出狱，他就完全休息了。当然，他认为，作为达到伟大的民族目标的重大行动，他有着坚定的信念，虽九死也无一悔。
甘地深夜到达阿哈拉巴德，老尼赫鲁还在等待着他。甘地的到来，以及与他简短的谈话，使老尼赫鲁感到了极大的安慰。老尼赫鲁的夫人也同样很兴奋，仿佛甘地一到，老尼赫鲁的病情就会好转一样。然而他这时已经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奄奄一息。甘地面对这位战友，也不敢提出他最为相信的水疗、土疗之法了。老尼赫鲁拉着甘地的手说：“圣雄，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来不及看到独立自主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不久将获得自主。”
国大党其他的领袖们出狱后也都赶来看望这位老人。不久却都因工作慢慢离开了，只有甘地仍然留在这里守候这位老朋友。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与世长辞了，他们一家都在悲痛之中。甘地主持为老尼赫鲁操办了后事，而且他一直都在这一家人身边。葬礼那天，甘地发表简短而感人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斗士为印度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正在这时，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印度“代表们”回到国内，一抵岸，他们就大肆宣布英国的诚意，说印度自治领地位有指望。面对这一个情况，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与欧文总督直接进行一次谈判。甘地非常乐意。
立即给总督拍去一份电报，提议会谈。
总督同意。
甘地于16日到达新德里，17日开始谈判。这时国大党中青年也赶到该地，作甘地的后盾。
对副王同意与甘地谈判，温斯顿·丘吉尔十分不快。他坚决反对放弃印度，认为丢掉印度，将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位强硬派人士对甘地十分瞧不起，谈判期间，丘吉尔发表了很不友好的言词，他说：“瞧那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善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身子，瘦如骨柴，居然还心安理得地与副王平起平坐，进出王府，装模作样与英王的代表一起用餐喝茶，真是令人作呕。”
这话传到甘地耳里，他并不表示什么，只是心里嘀咕，你丘吉尔还没有资格与我圣雄平起平坐哩！
有一天下午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只将甘地的晚餐送到副王府官邸。那时甘地只吃枣子和奶。甘地用的餐具是从耶拉伏达监狱里用过，后来带出来的罐子。副王极有兴趣地望着甘地。当甘地用勺子从罐子里舀出枣子时，副王询问他吃的是什么，甘地笑着说：“先知的食物。”副王站起身来，探视着罐内，想看看甘地指的是什么，甘地则自豪地用勺子敲敲罐口，面无表情道：“这是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罐子。”欧文只好不置可否地笑笑，坐下。
谈判继续进行。国大党坚持如下条件，始终不予让步：一是停止对国大党和印度公民迫害；二是允许印度人民自制食盐；三是禁止洋布；四是调走并处理警察的罪行。政府方面也不让步。谈判陷于僵局。甘地征得国大党中常委同意，为了使自己的条件在谈判中让对方接受，提出可以考虑停止非暴力抵抗。欧文表示可以商量，但是非暴力抵抗应该彻底放弃。甘地反对，他说，这是人民手中的武器，只能暂时停止，不可能中止和放弃。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终于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以茶代酒，举杯相庆。
25年后，已是哈里菲克勋爵的欧文回忆说：“我十分尊重那位了不起的身材矮小的伟人。”
1931年3月，甘地—欧文协议正式签字。协议内容包括：甘地同意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但要求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所有政治犯。在修改食盐的问题，双方意见仍不一致，但是英方同意松动，允许人民自采自制，不过只能在居住范围内使用。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议并不满意。而政府方面则根本不想兑现自己的承诺，比如释放非暴力政治犯，有的地方则公然不执行，有的则将政治犯改为暴力犯。在拉哈尔，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三名政治犯就即将被判处死刑，甘地到处游说，未能改变政府决定，导致群众集会示威，与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死伤无数，入狱者达几百人之众。但是甘地仍然十分冷静地告诫国大党的同事，要坚守诺言，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社会。甘地的做法也使许多群众不理解，有些人还当面指责他出卖工人利益，并有人游行，高喊“打倒甘地”的口号。尼赫鲁这时身为主席，深深感到今天有了这个协议来之不易，不应该就让这个成果在没有运行之时就流产，在他的支持下，国大党全印度委员会1931年3月29日在卡拉奇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欧文协议，并提出由甘地代表国大党出席英国第二次圆桌会议。这个时候，甘地则反复与欧文总督交涉，5月中旬又与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照面，要求政府履行协议。没有结果。面对这种情况，甘地在出使英国之前，发表谈话说：“我极可能是两手空空而归。”
同年8月29日甘地乘船去伦敦。
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这一天是星期一，恰好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便只得在祷告时向上帝请示，希望允许他破戒，因为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利益前来参加会议，他不能在今天缄口不语。这一天他发了言。
他相信仁慈的上帝不会怪罪他。
甘地坚持不住豪华宾馆，而是住在伦敦贫民区服务中心，他感到自在舒适。他很快赢得了英国工人们的信任。他不拘小节，和蔼可亲，诙谐幽默。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缠腰巾时，他机智地答道：“你们穿的是灯笼裤。而我穿的是超短裤。”
的确，他的装束与会议代表那种西装革履格格不入，但是甘地丝毫不觉得别扭，哪怕他常常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也毫不在乎。12月1日会议结束那天，英王要召见所有代表，有人告诉甘地，再是如此装束似乎不大雅观吧。
甘地则表示，如果你们觉得不雅，那我可以不见你们的英王。有人问他，你着这样的装束，是真的感到合适？甘地笑笑说：“英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让我穿。”
甘地在会议上提出印度自治和发展问题，没有成功。参加圆桌会议的其他印度代表一概倒向英王方面，英国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点头。甘地看到这种状况，感到悲哀。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到会作了会议结论，大致内容是，印度政府只能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力，其他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控制。甘地不顾会议程序，当即站起来发表声明，强调国大党的立场，他说：“国大党立场并不是要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印度人民从奴隶的地位挣脱出来，获得自由。”
趁这次会议的机会，甘地访问了英国一些地方。他先后访问英国四次，但是当年那位走在大街上，身穿英国战前绅士传统服饰，头戴丝质礼帽的甘地，谁也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他没有任何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圣雄，半裸、浑身充满传奇色彩，到处传着他的奇闻轶事，情况就与过去截然相反了。人们都在谈论他、报刊也在关注他，包括他的言谈，包括他的举止。许多英国人同印度人民一样，都渴望与这位圣人相见，特别是乐于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具有吸引力、启发性、外加煽动性的演讲。听到他的演讲总是能产生思想和情感的沟通。这使甘地想起早几年，在印度真理学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名来自英国的甘地的信徒。她对甘地是那样的崇拜。这位崇拜者名叫米拉·贝恩。她后来在报纸上撰文回忆说：“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一位瘦小而皮肤黝黑的人影起身向我走来。我突然失去了一切意识，只感到被一圈灵光笼罩着。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他把我轻轻地扶起，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将是我的女儿’。我又恢复了现实境界的意识。我看到一张 微笑的脸，双目充满慈爱，柔和的眼神中闪烁着坚毅，这就是圣雄，我终于见到这位伟人了！”
这次到英国，米拉·贝恩也来了，她正陪同甘地访问了失业人数最多的兰开夏。在那里，甘地与失业工人就失业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同情他们的遭遇。甘地向他们作了简短的演讲，他说：“你们有300万人失业，而我们印度则有3000万人失业。你们失业救济金是70先令，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只有7先令6便士。那种悲惨的情景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失业，人们缺乏自尊和对上帝的信仰，每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堕落，我不便把上帝的旨意带给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有给他们带来工作的神谕时，我才能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于这千百万失业者来说，对他们谈论上帝没有任何用处，对他们来说，面包和黄油才是他们的上帝。”听着他的演讲，兰开夏的失业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认为在印度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圣人关心着失业者，应该说，这是印度人民的荣幸。
会议之后，甘地对法国、意大利、瑞士进行游行访问，每到一地，都有数千名当地群众热情围观欢迎，争相亲眼目睹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尤其是巴黎，人群把道路都堵死了，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讲。在此期间，著名作者罗曼·罗兰盛情款待了他。他在罗曼·罗兰家住了五天。罗曼·罗兰是欧洲第二个为甘地作传的人。他与第一位为甘地作传的约瑟夫·多克所作的传记各具特色。多克曾经在约翰内斯堡与甘地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机会对甘地的生活工作进行细致观察，而这位法国作家在撰写甘地传记时并没有见过甘地。
罗曼·罗兰后来用他非凡的笔力，描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这位身材矮小的人带着眼镜，满口无牙，穿着白色外套，但赤裸的双腿如同苍鹭的双脚一样纤细，修过面的头上有零星粗发，未戴帽子，头发被雨淋湿了。他干笑着走近我，嘴巴张得很大，如同一条愉快的狗在喘气。他很快伸出双臂抱住我，将自己的面颊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他那灰白色的头贴近了我的面颊。我自己开心地想，这是圣多明和圣方济各在亲吻。”
“这次访问使很多人像飓风一样冲向我的两幢别墅。电话铃从来没有停止。躲在灌木丛后的摄影者像伏兵一样连续向我们按动闪光灯。莱芒牛奶工人联合会告诉我， ‘印度之王’在我这里期间，他们打算提供他一切膳食。 我们还得到了 ‘上帝之子’的来信。一些意大利人写信给圣雄，恳求他为下 一次全国彩票抽签预言10个吉祥数字。
“这个外表微弱瘦小的人物从来不知疲倦，他头脑中不存在劳累这个词”。
甘地告诉罗曼·罗兰，他过去相信“上帝是真理”，现在则相信“真理是上帝”。
甘地在意大利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待，并访问了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但却遭到教皇的拒绝接见。他全然不计较这些，仍然泰然地站在教廷的圣像前，仰首翘望，喃喃地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受难者。”
后来，有人问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他说，墨像一个刽子手，“在刺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带着旅途的疲劳和对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失望，甘地于1931年12月18日回到印度。这次三个月欧洲之行有得有失，得的是，他认为“如果你以信任与慈爱之心对待别人，那么你将得到十倍的信任，百倍的慈爱”。失的是，这次圆桌会议“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