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对摩奴说：“你们准备一下，我明天动身到旁遮普去。”
圣雄在加尔各答创造了奇迹。他确信，这里在短时间内不会再发生流血事件，数万信徒在聆听了他具有上帝般威力的声音后，懂得了珍惜和平。而在旁遮普，12个县境内则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血流成河，人们流离失所。
甘地急切盼望到那里去，给那里的宗教对立仇恨的怒火“泼上一桶凉水”。
《伦敦时报》在文章中说：“加尔各答是印度的奇观。”甘地要把这个“奇观”同时移植到旁遮普。
1947年9月9日。甘地一行来到新德里。新德里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
他不得不中断旅行，决定待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新德里是印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前帝国于1931年神气十足地以这里为首都，独立后仍然定都于此。多少庆典和盛事都安排在这个都市，虚华的繁荣再没有第二座城市超过它。然而，今天却被疯狂的暴力使它面目全非，变成一座最血腥的城市。
新德里位于旁遮普边缘。本来就有无数穆斯林长期生活在此，最近又有大批穆斯林纷纷前来避难。锡克教徒和国民公仆团的极端分子们极为恼火，加上一些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又不断讲述不幸境遇产生刺激的客观效果，9月3日早晨，恐怖浪潮迅速蔓延。事件是从屠杀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的。几分钟后，整座城市陷于混乱，到处是尸体和鲜血。如果首都秩序一旦崩溃，必然将殃及全国，后果不堪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屠杀，将所有公共机构弄得也瘫痪不支，占警察总数一半多的穆斯林几乎都开了小差。尼赫鲁不得不自己上街维护秩序，声嘶力竭地驱赶暴乱分子。
尽管印度已经独立，新的政府已经成立。但是英国人给印度人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是一个到处都在喷火的火山。蒙巴顿从旁遮普返回后，没有参与新政府收拾这个局面的工作，而是躲在附近的拉姆别墅坐山观虎斗。尼赫鲁与内政部长帕迭尔请他不要袖手旁观，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三天之后，甘地来到这座城市，从此他再没有离开新德里。
这一次，圣雄仍想住进贫民窟的小棚内。可是现在已经不行了，这里被旁遮普逃来的难民挤得水泄不通。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难以找到。他只得听从内政部长帕迭尔的安排，住进了阿尔伯克宫5号首都最考究的官邸中心——比尔拉宅邸。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宅邸中，周围是他忠实的信徒，尼赫鲁政府的财物都可以任他调用。可是他却比在加尔各答感到更孤独。他不能离开贫民或者不能离他们太远，离得太远，就感到根基不牢，自己恪守的坚持真理、奉行非暴力的原则就不能得到理想的贯彻。目前新德里还需要他的原则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他们需要宽恕、博爱，这是他们惟一可以逃出仇恨漩涡的法宝。基于这种想法，圣雄每天都要前往难民营宣传他的原则，告诫人们化仇为友，以仁爱之心获取对方的仁爱。每天回来，他都疲劳不堪。
甘地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面住满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难民，或者是焦急地等待着被送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这些难民不幸的多难的困境使圣雄感到特别难受。但更使他痛心的是他们眼中闪出的愤怒的火焰和报仇的欲念。尽管甘地全心全意地在难民中宣传他的主张，化解双方的仇恨和矛盾，但是人们对他好像已经失去了信心和信赖。
一次，一些印度教徒指着圣雄的鼻子尖刻地问道：“你给我们说说，我们该怎么活下去？你让我们放下武器，可是，在旁遮普，穆斯林看见我们的兄弟就开枪。我们要不要像羊一样任人宰割？”还有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入口处，一位穆斯林男子把他的小孩尸体扔到甘地怀中，眼里含着泪水，满腔怒容。
甘地极度痛苦，大声疾呼：“新德里的市民们难道变疯了吗？难道他们已没有一点人性了吗？”
圣雄的坚定信念没有像往常那样容易打动人们的心了。但是圣雄并不灰心，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照常开展工作。这一天，他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驱车进入吉拉难民营内。一些穆斯林围住了他的汽车，朝他发出很不礼貌的嘘声。这时一个人冲上前去一把就将车门打开。甘地不等别人动手，就已经泰然自若地站在车外了。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前不久，他因保护穆斯林在加尔各答进行了绝食，身体实际上尚未完全恢复，他讲话的声音很虚弱，实际都要摩奴逐字逐句的重复人们才能听清。甘地耐心地说：“印度教、穆斯林、天主教和锡克教徒，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来说，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话使一些穆斯林的情绪慢慢缓解下来。联想到他在加尔各答保护穆斯林的救命之恩，加上他到新德里以后又一批批地接见穆斯林，愿意听取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到的确不应该把气和仇恨发在他的身上。一些穆斯林表示友好，便劝甘地留在新德里，继续保护广大穆斯林。而甘地也表示，新德里一日不安宁，他就一日不离开。甘地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的转变，甘地特意关心穆斯林的事实，尽管获得了穆斯林的好感，但是却大大激怒了印度教徒。有一天下午五点的晚祈祷，甘地刚开始发表演讲，人群中就爆发了“打死甘地”的愤怒的吼声，随之就掀起激烈的抗议声。甘地无法再演讲下去，祈祷会也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
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这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来自国内外数千封电报和信件不断地送达比尔拉宅邸。摩奴带着激动的心情将这些带着祝贺与爱戴之情的电报、信件内容一一念给圣雄听。祝寿的人们陆陆续续赶往比尔拉。他们有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他们怀着满腔敬意向圣雄献上鲜花、水果或糖果。尼赫鲁率领各部部长也来了，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也来了。早在这里等候的记者们异常兴奋地忙碌着。
但是，人们都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甘地并不显示出多么欢愉，他的脸上始终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无论谁来，他都始终没有停止他手中正被摇得吱嘎吱嘎响的纺车。以前，他曾充满幻想地声称自己可以活到125岁，现在看来是夕阳西下，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预言，尽管他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会到那时才能取得真正彻底胜利。自然法则，谁也不能改变，平民如此，圣人亦然。而且现在到处是杀戮，杀的都是兄弟姐妹，作为一名目击者活在世上太令人心酸了。他决定，今天的生日，只能用纺纱来表示庆贺才最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年来，他的土纺土织的倡议，实际上已经被人们忘却了，只有他一人还在继续坚持，坚定不渝地坚持。他真不理解，现代人为什么都这么热衷于杀人，而把真正的美德抛到九霄云外。在当晚的祈祷会上，甘地不无悲戚地说：“你们要祈求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冲突；或者为我祷告，让我早死。我不想在烈火纷飞的印度过生日。”为了祝贺甘地的生日，独立电台录制了专题节目，晚上播放时甘地拒绝收听，他自己不听，他身边的人也不能听。他要大家与他一起，一面默祷，一面聆听他纺纱的人间最最动听的声音。
圣雄的心情十分沉重。仇杀还在新德里像幽灵一样飘荡，他无能为力，他的话失去了昔日的魔力，非暴力支离破碎。印度分割前，穆斯林视他为头号敌人，说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想假扮成他们的朋友，而现在印度教徒则又称他为头号穆斯林，说他是印度教的内奸。他的名字本不应是莫汉达斯·甘地，而应是“穆罕默德·甘地”。现在国家已经独立，谁还有耐心肯听一位年老无用的人喋喋不休呢？尽管这天生日上门的人不少，来信来电不少，但都是些表面的文章，都是处于对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忏悔说：“在我的实践真理和不伤生的信条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令人难以觉察的瑕疵，所以才产生出目前的结果。我错选了缺乏战斗力的人们开展非暴力运动。对于真正的非暴力运动来说，他们徒有虚名。或许上帝有意使我失去判断力。我应该说我毫无识别能力。我无法看清这一切。”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又使圣雄恢复了一点自信心。
那是11月底的一个晚上，离新德里不远的小城帕尼帕特的锡克教徒又杀害了穆斯林。他们先是在车站割下了一名穆斯林的头颅，接着疯狂地扑向穆斯林居住区。一个半小时，年迈的甘地风尘仆仆地赶到出事现场，在临时搭起的平台上，甘地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人们摒弃暴力和仇恨，树立理智和宽容，讲究仁爱和慈悲。他说：“请你们拥抱一下这座城市的穆斯林。”
顿时，一阵敌视甘地的声音响起：“难道是你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吗？难道是你的孩子被他们杀害了吗？”
“是的”，甘地说：“是我们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是我的儿子被他们杀戮了，因为你们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你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甘地刚开始演讲时，人群中还有人高高举起寒光闪闪的扑刀，但是慢慢地，人们把刀丢掉了。来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人群个个凝神屏息。
甘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口干舌燥地反复强调他的理想和原则，“正是这一理想使我们所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基督教徒成为我们印度共同母亲的儿女”。
两个小时后，人们把甘地高高抬起，送他上车。
据圣雄忠实的秘书披露说，12月初的日子里，甘地好像是“最痛苦的人”。现实使他痛心疾首，万念俱灰。但是圣雄并不愿意就此罢手、放弃真理。他认为新政府日益腐败，各部部长盛大豪华的宴会一个接一个，尼赫鲁独揽大权，却还暗恋着蒙巴顿的妻子埃德温娜①，他们根本不管难民的死活和印度的未来，甚至政府还雇用很多与穆斯林有仇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作警察，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暴乱一再发生，而且国大党还拒绝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亿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但是结果却使得两个民族陷入更深的敌对。
① 据 《英迪拉·甘地传》和《甘地夫人自述》。
甘地想，目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再次“铤而走险”。
“现在，他们不愿听从我的忠告，但是一旦我再次绝食，他们就会对我满口允诺”。甘地神秘狡黠地对蒙巴顿说。
这是甘地最后一次绝食。时间是1948年1月13日上午11点55分。听完他的秘书念完基督赞美歌“主啊，你的十字架为我带来幸福”之后，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地进入梦乡。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自从圣雄9月回到新德里以来，他的面容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这样无忧无虑。”
甘地的这次绝食，使很多人感到反感甚至愤懑，特别是印度教徒和那些部长们，更是气愤不已。极端分子和国民公仆团怒不可遏，秘密策划，欲除甘地。他们组织了游行队伍在甘地的住所外面高喊：“让甘地死去吧！”甘地只是默不作声。
绝食的第一天晚上，甘地仍然在摩奴的搀扶下，迎着残阳的余辉来到宫邸外的草坪上，与六百多名群众一起进行祈祷。圣雄照常向大家进行演讲。
他先是吟诵了泰戈尔的诗句：“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走下去吧，永远独自地走下去吧。”然后他解释了这次绝食的目的，他说：“祈祷诸神纯净大家的心灵，消除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要下定决心，兄弟般和睦相处。”他喘了几口粗气之后接着说：“不管印度或巴基斯坦发生如何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求首都的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
演讲结束，人群为甘地让开一条路。摩奴一只手搀扶着他，另一只手提着痰盂。她现在感到甘地的身子越来越轻了。大概不久，人们就见不到这位老人了。绝食的第一天，圣雄体重减轻1公斤。现在是49.5公斤。
绝食期间，只要一息尚存，甘地起居正常，凌晨照样要诵读《薄伽梵歌》。
这期间，他的小儿子曾来信劝说停止绝食毁身的行动，因为“您的死不能完成您的毕生事业”。甘地要摩奴记录，自己口述了下面的话作为复信：“是神授意我绝食，只有神才能使我停止。我只祈求神给我力量，不致为了偷生而停止绝食。”一些部长们也前来看望过圣雄，但是甘地看到内务部长帕迭尔时，指着他说：“你不是我过去认识的帕迭尔了。”因为，扣除给巴基斯坦的款项，他是积极分子。
甘地的健康日益恶化，身体衰竭，面色惨白。摩奴后来回忆说：“犹如一卷棉花。”但是甘地总不让她去惊动任何人。“如果神需要我留在尘世，它一定会保重我的生命。”他说。
绝食进行到第三天，街道上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各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的生命。部长们迫于压力，接受了甘地提出的关于向巴基斯坦付款的条件。在独立日那天，尼赫鲁曾在讲话中疾呼道：“丧失了甘地的生命，就像丧失了印度的灵魂。”今天，他又在红堡广场面向一万人的听众，再次提醒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在印度半岛各城市，“拯救甘地”的口号响起，“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数十万人聚会，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甘地住处附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关注着甘地的安危。
16日，尼赫鲁来到巴布榻前，紧随其后的是蒙巴顿夫妇。他反复表示“我不半途而废”。接着他握着蒙巴顿妻子的手幽默地说：“看来我只有绝食，贵人方可驾临。”
17日，甘地开始昏迷。健康状况被迫通电全国。
18日，国大党动员对立冲突各派来到甘地面前，签署了7项声明，庄严保证答应甘地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极端分子的神秘代表。
甘地看到鲜血如河的屠杀，被古老的纷争所分隔对立的人们现在又在自己床前站在一起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对他们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办成的。如果印度不朝好的方面发展，你们的诺言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我也只好一死为快。”
当人们都走后，室内只剩下尼赫鲁与甘地。尼赫鲁悄悄告诉他的巴布，他已从前天开始绝食，以分担甘地的痛苦。甘地深为感动，随后派人送去一封信，信中说：“现在你可以停止绝食了。祝你健康长寿，永远成为印度的璀璨明珠。巴布衷心为你祝福。”
下午约100名女穆斯林要求拜见甘地。医生不允，但甘地执意要见。甘地见她们进来，便双手合十，以示谢意。接着他说：“在家里，你们在父兄面前都不披带面纱，为什么在我面前不可以摘掉呢？”这些妇女们均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面纱取了下来。甘地说：“我看到了真正的仁爱。”
甘地的绝食，虽然没有打动真纳，但是真纳宣布，他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生国家。
恐怖分子还在抓紧准备谋杀甘地的活动。
1月20日，也就在甘地停止绝食后的两天，甘地和往常一样在他的住所外的草坪上与人们一起祈祷，他正在向信徒发表讲话时，一枚炸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人们惊慌失措，但是圣雄仍然面不改色继续讲下去。蒙巴顿夫人为此专门赶来祝贺圣雄死里逃生，并赞扬他英勇无畏。他说：“英勇无畏不敢当，只是我把这枚炸弹看成是部队的军事演习罢了。如果有人用枪顶着我射击，而我面带微笑，毫不畏惧，心中不断呼唤上帝的名字，那我才无愧得到你的敬佩。”他说，他早在1946年就挨过一次炸，但上帝不肯收他。40年前，当他的妻子在约翰内斯堡受到一个愤怒的帕坦人恐吓时，他曾泰然自若地说：“死于一位兄弟之手，而不是死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件伤心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我对刺杀我的人毫不愤怒或怨恨，我知道那样会增加我永恒的幸福。”
据摩奴后来回忆说，甘地多次在夜深人静时，与她谈到“刺客的子弹”、“枪林弹雨”这些预兆不祥的字眼。
甘地还告诉蒙巴顿夫人：“我打算今天就动身前往巴基斯坦。如果政府和医生允许的话。”
比尔拉宫邸被炸事件发生后，警察局对甘地的安全采取了严厉措施。副局长梅赫拉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甘地知道以后赫然震怒。他对梅赫拉说：“神是我的惟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一生，任何人也不能拯救我，你即使派遣100万人也无济于事。我不希望你来干预我的活动，也不允许你阻止信徒们参加祈祷会。”他想了想，又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谴责那个投掷炸弹的年轻人。不要藉口他干了坏事而惩罚我们的一个兄弟。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将出走，一切后果由你负。”
1月29日，是甘地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这晚他先是纺了一会纱，然后给几位朋友写了几封信，后又练习书写孟加拉文。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晚上完成了国大党新党章的起草。他没有想到这便成了他的遗作。后天就要动身去巴基斯坦，照例他是要做细心的准备的，以往每次外出巡视，他对准备工作都是考虑很细。但是摩奴隐隐约约感到甘地今晚有些失常。当摩奴问他还要做什么准备时，他甚至烦躁地说：“有什么准备呢？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摩奴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诺阿卡利进行苦行跋涉时发生的一件事。甘地有一种习惯，每当到达一个村子，总要在林边河里洗洗脚。有一次发现用来按摩脚底的石子不见了，便对负责管石子的摩奴进行了严厉斥责，并要她在没有任何人护卫的情况下，单独去寻找。沿途人迹稀少，充满危险，摩奴一路提心吊胆，总算还是找回来了。甘地看着满头大汗的摩奴说：“我比你更意识到危险。如果流氓将你抢走，你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我会兴高采烈。但是如果你面对死亡胆小怕死，半途而退，我会感到羞辱和伤心。当我听到你每天唱着《独自行走》这首歌时，我内心一直怀疑你是不是出于真心。从今天的事件中，你可以了解我对自己最钟爱的人是如何严酷无情。”
可是，今天晚上，甘地却一切都由摩奴做主，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不在意了。当然这不能看作是一种什么预示，但是，摩奴知道，圣雄是决意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上帝了。
1月30日，晨祷时间到了。甘地叫醒摩奴。他吩咐摩奴给他唱一首赞美诗：
不管你是否劳累，
兄弟啊，不要停下脚步！
晨祷完毕。甘地感到头晕。他把头枕在摩奴的大腿上，让摩奴为他按摩头部。甘地有些闷闷不乐。他喃喃地说：“如果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发展下去，那么我们有何颜面去见世人？整个民族的荣誉，与参加解放之战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滥用职权，那么我们将会深受其害。”
说完，又吟诵了两行诗句：
人世间花园里的春天，几天就完了，
在它凋谢前的日子里，
你们要及时观赏它的姿容！
这一天，甘地异常繁忙，接待了很多客人。而且与内务部长帕迭尔进行了长谈。他刚递过辞职报告。他与尼赫鲁在工作上发生了分歧。蒙巴顿也希望甘地找帕迭尔谈谈，最好不要轻易辞职。甘地告诉他“要学会共事”。圣雄决定今晚祈祷时再找尼赫鲁谈一次，希望他们俩一劳永逸地团结合作。因与帕迭尔谈话时间过长，晚祈祷的时间便稍稍推迟了。
今天，与甘地一同前往祈祷会场的人少了二个，他的女儿兼医生苏悉拉到巴基斯坦尚未回来，警察局副局长梅赫拉也有“贵干”去了。以往总是苏悉拉在前面。
甘地仍由摩奴和他另一位侄孙女阿巴搀扶往会场走去。一路上甘地老埋怨她们为什么在他谈话时不提醒他，免得让那些信徒们久等。甘地唠唠叨叨，两位少女默不作声。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晚霞宜人。
甘地看到聚集在草坪里的信徒们，便从两个侄孙女的肩头上把双手收回来，双手合十，向信徒们致意，慢慢地上台阶。信徒们高声地喊着：“圣父！圣父！”
这时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猛地推开甘地身边的两位少女，跪在圣雄的脚下，似乎向甘地表示敬意。摩奴以为他要去抚摸圣雄的脚。摩奴连忙有礼貌地将他推开，说：“巴布已经迟到20分钟了！”
没有想到这个青年突然挺直身子，一掌把摩奴打翻，掏出手枪，用冰冷的枪口对着圣雄赤裸的胸膛，一连放了三枪。两颗子弹穿透了甘地的身体，另一颗子弹钻进了圣雄的肺叶。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甘地洁白的土地。
圣雄仍然双手合十。“主啊！”他喃喃地说道，随后徐徐倒在草地上。
这时正是下午5点17分。
甘地呼唤着上帝的名字，离开了人世。
凶手是一名印度教徒的极端分子，他的名字叫纳图拉姆·戈德森。他早年曾追随过甘地，投入不合作运动，并入狱坐牢。1937年创办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这张报纸专门宣传反对甘地，宣传暴力。他刺杀圣雄后，并没有趁乱逃走，而是举着手中的手枪，呼喊警察，他是凶手，束手被擒。
圣雄遇刺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印度全国顿时沉浸在哀痛与悲伤之中。
尼赫鲁更是悲伤不已，24小时后，他爬上比尔拉宅邸高高的大门，即兴对已经麻木的全国发表了演讲：“我们生命中的光明从此消失了，到处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印度为圣雄举行了国葬，并按甘地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洒向恒河。
英迪拉在1976年出版的《甘地夫人自述》中写道：“他是一位圣人。甘地是永生的。他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生活在现代，但是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而且着眼于未来。他的崇高思想是永不泯灭的。他的许多言论和著作都是为了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有些则给个人修养使用。他的才智并非源自理性的知识，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