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相学家召开紧急会议，最后确定1947年8月15日这一天的凶吉。根据星相学家的测算，这一天为黑道凶日，肯定不宜举行开国大典。会议一致要求应尽快把这个不幸消息告诉印度领导人，以使他们及早作出新的安排。尼赫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转达给副王，并且建议，按照星相学家的推算，8月14日为黄道吉日，这一天大吉大利，福星高照。于是蒙巴顿决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应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时分宣布。
独立庆典那天，土布制作的三色旗就要取代大不列颠的旗帜。三色旗已经伴随着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游行和示威队伍中高高飘扬将近30年了。旗帜的图案为甘地亲自设计。图案由三条藏红、白、绿色横带组成，横带中心精心设置了一驾纺车。土纺土织是甘地孜孜追求的事业，也是鼓励人民以此作为和平自救的武器。独立日在即，国大党内部开始对这面旗帜上的纺车提出了异议，一些人认为，纺车是旧日印度的形象，是闭关自守的象征，这种“老太太的工具”，古老而落后。于是决定用一轮车轮取代纺车，表示世界大同。
车轮由一对雄狮簇拥，象征力量与勇敢。
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心情很不舒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管图案设计的价值如何，我拒绝向炫耀此种学说的旗帜致意。”
在甘地看来，他心爱的祖国不仅在获得独立时又遭到分裂，独立后印度却很有可能与自己奋斗几十年的理想相去甚远。想起这些，他的心就像要被谁撕碎似地难受。他希望未来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奴役的印度，应该是摆脱了现代技术的印度，应该是笃信神冥的印度，应该是没有暴力的印度，应该是自觉禁欲的印度。他就是想通过这样崭新的印度形象在世界上至少在亚洲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现在看来不但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相反，自己的理想却还被新的领导人看成是老朽的胡言。有人甚至还说，纺车是“甘地的玩具”。尼赫鲁也撰文写道：如果追求甘地的主张，人类可能会倒退到过去落后的年代，印度将永远置于难以想像的令人窒息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即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
独立前夕，甘地公开宣布他对印度独立后关于领导人生活原则的看法。
他说各部部长以上领导，都必须身穿土布衣服，搬进没有佣人的寓所，抛弃汽车，摆脱种族偏见，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力劳动，比如纺线、种菜，打扫厕所。印度领导们，听到甘地的规定，都感到这位年迈的老人天真幼稚，十分可爱。
独立之日就是分治之日。现在许多地方都呈现出不祥之兆，冲突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甘地是早就预料到了。果然，整个7月，种族和教派暴力流血事件又蔓延开来，即将席卷全国。甘地坐卧不安。
最大的导火线可能要算旁遮普和孟加拉省的边界划分。1947年8月13日，最后划分的绝密文件送到了副王处。副王为了防止在这两个地区发生惨痛事件，往旁遮普派出了增援部队，同时宣布该地区48小时实行宵禁。
在这之前，也就是在7月末的一天，甘地执意要拉着尼赫鲁前往旁遮普，甘地也不管他对自己的态度如何，这次非一同去不可。他们到那里慰问了锡克族与印度教徒难民。难民营里，集中了将近32000多名难民，来自附近100多个村庄，他们都是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幸存者。这里饥寒交迫，脏乱不堪。
难民看到甘地和尼赫鲁吼叫着包围了他们，向他们痛诉自己的不幸遭遇。甘地在这里忙个不停，向难民讲解卫生常识，告诉他们如何修建厕所，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医疗所。回来的时候，两人坐在车上，已是精疲力竭。身体虚弱的甘地把两只脚放在已经与自己的分歧公开化了，不再是他的追随者的尼赫鲁脚上，疲惫地进入梦乡。尼赫鲁看到难民们惨不忍睹的场面，心境极不平静。一边轻轻地为熟睡的圣雄按摩双脚，一边闭目沉思自己肩上压着的沉重负担。
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甘地从旁遮普回来的第二天，蒙巴顿会晤了他，请他立即赶往加尔各答，用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去遏制那里即将发生的屠杀。因为那里人口稠密，且已形成恐怖事件的惯性，目前已处在火山即将爆发的时刻。蒙巴顿说：“在旁遮普我们有军队可以控制住局面。但是加尔各答如果发生骚乱，我们将处境危艰，对此我感到束手无策。那里虽然驻扎了一个旅的军队，但是实在没有其他部队可作增援。如果真的一乱，这座城市就会化为灰烬。”
甘地说：“我早就预料到，一旦印度分治，灾难就会发生。这正是你对真纳妥协让步的结果。”
蒙巴顿说：“也许是。但是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了。只要你一去，我想就是那一个旅的军队的援军。”
本来甘地这一次无意到加尔各答去。他原计划在印度独立日子里，进行祈祷纺线，并在年初独自行走到到过的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去绝食，以进一步安抚那儿仍在惶恐不安的人们。
就在这时，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来请求甘地前往加尔各答挽救紧张局势。苏拉瓦尔蒂与甘地的观点从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此人是典型的政客，道德败坏，为人虚伪，贪财如命。47岁的苏拉瓦尔蒂衣装讲究，总是穿着鳄鱼皮鞋，经常在加尔各答城内与酒吧舞女或青楼女子鬼混；一日三餐都必须有佳肴珍馔，经常惹是生非。1946年8月，加尔各答发生洗劫屠杀事件，他就是直接责任人。“直接行动日”那天，他以孟加拉省首相名义，宣布全城放假一天，阻止警察维持秩序，秘密鼓动穆斯林极端分子行动。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甘地对他的行为多次进行过批评。他今天苦苦要求甘地，这与他过去的向来趾高气昂的气质形成鲜明的跌差。他心里惧怕印度教徒报复。但是他却这样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一样，同样需要你，你经常宣称，你既属于穆斯林，也属于印度教徒。”
甘地向来豁达大度、胸怀宽广。看到苏拉瓦尔蒂确实有恳求之意，想到那里的确需要自己的力量，便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两个附加条件，如果苏拉瓦尔蒂答应，他便即刻动身。条件为：一是苏拉瓦尔蒂代表穆斯林必须做出承诺，保证在诺阿卡利县境内的印度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杀害，甘地便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日夜夜与甘地住在一起，不带任何保镖和武器，生活在贫民窟内，两人以生命作抵押，换取稳定。
甘地到达诺阿卡利已是8月13日下午。甘地挑了一座属于一位老年穆斯林妇女的房子居住下来，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流血事件中被印度教徒所杀。
房子一年没有人管，尘灰寸厚，蜘蛛网布满空间，满屋臭气扑鼻，老鼠和蟑螂随意爬耍。周围到处是火冒三丈的印度教青年晃动。有人还当面指责他，去年印度教徒惨遭杀害时，甘地则不见人影，没有赶来保护他们，而现在他居然要来保护穆斯林，简直岂有此理。面对危险，甘地平静地对待一切。傍晚，有几名印度教青年站在室外大喊：“甘地，你是叛徒！要保护印度教徒，不要保护穆斯林！甘地滚回去！”喊了一阵，便开始用石头砸窗户。甘地干脆把门打开，站在门口，面对那些敌视的青年。愤怒的青年一下子呆住了。
他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阐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的重要和非暴力的真理力量。他说：“我是为捍卫印度教，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的。我求你们保护我。你完全有权反对我，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的一生就要结束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过了。但是与其看着你们陷于疯狂之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接着他告诉大家，他到此地是得到了当地穆斯林领袖的承诺才来的，现在我们印度教徒也要有所承诺，如果谁要挑起事端或动武，我就死在谁面前。他提高声音说：“我先是印度教徒，血管里流的是印度教徒的血，我怎么会是印度教的叛徒呢？”他那面对拿着石头的青年时的镇定和从容，他那句句在理的解释，使一场仇恨的风波立即就平息下来。没有想到，他的出面不仅平息了一场风暴，而且突然间就出现了感人的宗教和解场面。顷刻间，大街小巷以及甘地的住地附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欢聚一起，载歌载舞，相互拥抱，共同庆祝独立日。有位孟加拉人亲眼目睹了这种由仇恨突然转为友爱的过程，他将此描述成“或许是我一生中难见到的奇迹”。
明天就是独立日。从昨天到今天，印度政府包括尼赫鲁曾连续三次派人专程赶往加尔各答邀请圣雄，希望独立日那天，能在广播中向全国发表祝词。
他们试图使他相信，大喜日子，人民如果听不到甘地的声音，将是很不好的事情。甘地粗暴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祝词，如果有害的话，就让他有害好了！”英国广播公司也向甘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同样遭到断然拒绝。他说：
“你们一定忘了我会讲英语。”这位平常仁慈、幽默、和蔼、大慈大悲、忍 耐性特别强的人，此时却显得判若两人，斯文扫地，可见，他不像别人对独立日那样兴奋激动。这一天，禁食一天。坐在家里接待了好几批印度教徒代表团，向他们解释他在加尔各答提出的非暴力契约的性质，希望大家弘扬博爱的精神。
下午五点整，甘地在摩奴等的搀扶下，走到院内，与等在那里的一万多名群众一起进行晚祈祷。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要求印度人每天晚上作一次祈祷。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他的指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在这种场合下，他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教徒一起祈祷。晚祈祷，几十年来成了甘地非暴力运动联系群众的纽带。
今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祈祷，因为它是英国占领下的最后一次祈祷。甘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分为两部分。明天是喜庆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接着，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继续说：
“如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护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就得救了。但是，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不复存在。”
这位印度自由的缔造者，告诉大家，他本人不参加印度独立庆祝活动。
他希望大家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的解放斋戒，祈祷，并且尽量多抽丝纺线，因为，珍爱的纺车最有能力把国家从灾难中解放出来”。他在“纺车”这个词上停顿了一下，加重了一点语气。他对国大党领袖们把他的纺车从旗帜上拿下来耿耿于怀。
凌晨两点，圣雄与摩奴从一张草席上爬起。他要开始背诵《薄伽梵歌》。
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人民都在欢庆胜利，圣雄为这个胜利呕心沥血几十载，他却要远离热闹，远离欣喜，只是静静地赤着背蹲在凉席上，诵念梵歌以开始印度独立的纪元。他打开《薄伽梵歌》，翻到18问答中的开头的一节对话，那正是勇士阿周向黑天神发出的绝望的召唤。7个月前，正是元旦，他赤脚行走在诺阿卡利游说，他曾对摩奴说过：“我是否把国家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看不清了。”
诵背完《薄伽梵歌》之后，圣雄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一位政府官员，一封给他的英国女追随者米拉·贝恩。
第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他庆祝重大事件的方法就是感谢上帝的恩惠。
因而，他就禁食并祈祷。新宣誓就职的西孟加拉内阁成员来到他身边，乞求他的祝福。他的忠告很独特：“从今天起，你们不得不戴着带刺的皇冠……谨防权势，权势会腐败。不要去显示和夸耀你们的权势，那样会使你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请记住，你们既然执政，就要为印度农村贫苦人服务，愿上帝帮助你们。”
给米拉·贝恩的信中说：“欢乐的人群到处可见。但我内心并不满意。
我缺少些什么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团结太突然，不够真实。他们将这种转变归功于我，我感到疑惑不解。或许我不在此地时，事情也会这样，岁月将会显示出这一切。”
天亮以后，这种不真实的场面再次闪现在他的面前。一队穆斯林和印度少女，焦急地等待在甘地的住所门口，他们甚至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一夜，他们只是想见一面先知和圣贤。他们算得上是第一批来到这座破败的寓所朝圣的人。甘地一早就见了他们。之后，人群陆续赶来，甘地不得不每隔半小时停止纺纱工作，与室外的朝圣者会面。他对这些群众今天无话可说，他说过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
但是，当政界人士要求他赐福时，他总是向他们提出忠告：“不要相信权力，因为权力会腐败人。你们要小心圈套，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是为乡村穷人服务。”
这天下午，有近三万人在甘地室外参加了祈祷活动。圣雄坐在临时搭起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感谢加尔各答人民对他的支持，他说，加尔各答的胜利为包括旁遮普等其他地区树立了楷模。“经过仇恨后，友情的甘露显得格外的甜蜜”。甘地最后说。
苏拉瓦尔蒂也在祈祷会上讲了话，他同甘地一样进行了一天的绝食，今天他不再油头粉面，而显倦容。他最后高呼“印度万岁！”人们在这个时候忘记了对他的仇恨。
甘地与苏拉瓦尔蒂坐在陈旧的雪莱轿车上绕城一周。所到之处，都有热情的群众向车上洒香水或扔鲜花。人们高喊着：“甘地！救星！”甘地没有检阅的荣欣，有的只是他看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面带微笑出现在同一个街道、同一个场所所潜伏着的危机的担忧。
在独立的一天，蒙巴顿、尼赫鲁与真纳也都在各忙各的了。
昨天晚上，副王府已经面貌全非，象征帝国的标志和图案都被消除。午夜过后，印度议会代表团来到新德里王宫。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以新的立宪大会主席的名义庄重邀请最后一位印度副王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蒙巴顿激动而严肃地保证，一定要像印度人那样为印度人服务。尼赫鲁交给他一个组织新印度首届政府的人员名单，然后共举酒杯“为印度”祝福。
尼赫鲁同时也为“乔治六世国王”祝福。这使蒙巴顿很敬佩，尼赫鲁真了不起，在英国人的牢狱中吃了那么多苦，居然能在今晚做得出如此漂亮、慷慨的举动。但是当尼赫鲁走后，蒙巴顿准备看他递交的政府组成名单时，原来只是一张白纸。尼赫鲁也许太兴奋了，也许是忙中出错。当神奇的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圣雄却安然地在一个遥远的乡村的草席上沉睡。从这时起，一面新的国旗在印度上空猎猎作响，迎风飘展。
1945年8月15日黎明，人们喜气洋洋，穿红戴绿，像过盛大的节日，奔走相告：我们自由了！连蒙巴顿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
一阵银号声宣布独立仪式开始。王宫大门外面响起21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印度新主人们站在大理石平台上，脸上都挂着幸福而庄严的微笑。蒙巴顿举起右手宣誓过后，尼赫鲁和各部部长向着蒙巴顿宣誓。这一天，英国人普遍受到了善待；监狱的政治犯受到大赦，死刑犯得到了缓刑。
牲畜受到优待，所有宰屠场休息一天。
同一天，巴基斯坦诞生。在离加尔各答3000公里以外的卡拉奇，甘地的政敌正享受着他的胜利。真纳在“真纳万岁”“伟大领袖万岁”的欢呼声中开始了他的庆典。早在4个月前，英国情报局就弄到了一份绝密材料，证实真纳已经患了绝症。他们分析说，如果真纳在8月以前死去，也许会减少许多麻烦。但是真纳活得好好的，现在他站在敞篷车上威风凛凛地检阅着他的人民和信徒。真纳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旨在使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摆脱印度教的奴役。但是巴基斯坦建立后，还有5000万穆斯林仍然散居印度。到1917年，东巴再次分治，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穆斯林大国——孟加拉国。印度一个团体本来派了几名刺客想在8月14日巴基斯坦庆典仪式上前去刺杀真纳，但是到了那天却一切正常，刺客放弃了计划，准备炸专列的炸弹没有引爆，准备向真纳官邸附近开枪的枪没有响，其原因后来没有人知道。
真纳“福大命大”，化险为夷。
相反，甘地就危险多了，去年6月，圣雄正前往浦那，途中炸弹一声巨响，使得车上的人惊慌失措，机车被损，险些被颠覆。当然甘地也是有惊无险，幸免于难。
平静只是暂时的。甘地担心的事，预感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不真实的友好突然之间化为干戈，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观。
尼赫鲁刚刚擦掉额头上的尘灰，准备吃晚饭，饭后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女儿英迪拉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她站在父亲面前，脸都变了样。电话是从拉合尔打来的。那里很多地方着了火，全城停电停水，外出乞讨水的女人和孩子，被杀害了。仇杀再度开始。这大概是他向蒙巴顿当晚交了一张白纸以为是内阁组成人员名单的真正原因。但是这毕竟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规模也不大，还不足以影响庆典。
然而，疯狂的屠杀很快就传播开来。新边境的划分诱发了悲惨的一幕。8月16日，新边境一公布，印度北部顷刻间淹没在规模惊人的血海之中。到处都疯了！以恐怖对恐怖，以死亡对死亡。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同样也是一片混乱。旁遮普省、西北边省和德拉省战火正在燃烧。近1000万人离乡背井被迫进行大迁移。试图跨越边界寻找新的归宿。
8月底，在加尔各答的纳克尔丹广场上将近有10万人聚集一起，等待甘地的露面，而且已经等了五个钟头了。当甘地瘦弱的身影出现在平台上时，一股神秘的力量激励着群众。圣雄感到很激动。他凝视着欢呼雀跃的人们，说：“现在，友善的热潮席卷加尔各答，每个人都应当为友谊长存做出贡献。”
甘地在演讲时，又有大批群众涌来，最多达到55万之多。人群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汇成一片友谊之海。甚至还有印穆教徒共同游行，高呼友谊团结的口号。蒙巴顿知道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后，写信给圣雄说：“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万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而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个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向您致敬。”
但是好景不长，病毒便来了。1947年8月31日，甘地要摩奴准备好，明天将前往诺阿卡利。他并允许苏拉瓦尔蒂回家一趟，也好明天一道起程。
晚上10点，甘地刚睡下，一大群狂热的青年鲁莽地闯进甘地住处，嚎叫着乱打乱掀。甘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被虚假的热忱迷惑了。甘地挺身而出，想制止骚乱的人群，但是砖头、棍棒无情地朝他飞来。本来这伙人是来找苏拉瓦尔蒂的，幸运的是他离开了。甘地清醒过来后极力劝说，慢慢把狂热分子劝出这房子。没过多久，就传来这伙人在外面烧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工人当场被炸死的消息。第二天，事态在进一步扩大。
在突发的危机时刻，甘地只得宣布绝食，“直到战火熄灭”。甘地为大大小小的事先后进行过16次绝食，其中两次历时三星期。有几次差一点命归黄泉。他认为，绝食就是“感动麻木不仁的良心，激发善心”。尽管年事已高，但为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以生命为赌注是值得的。这次圣雄不同往常，一开始绝食，身体机能就有极大的反应，体力衰退，头眩眼花，午夜，便连话都讲不出来了。这个消息像插上翅膀一样很快传遍加尔各答，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前往探视，走出这所住宅，无不谴责暴力。白天到处是纵火、杀戮、抢劫，入夜，稍有缓和。第二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纷纷来到甘地面前，跪着求他停止绝食。但是甘地半闭着眼，用手比划着，那意思分明是告诉大家，骚动和屠杀不停止，他的绝食也不会停止。第三天，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暴行肆虐的街头游行，抗议暴行。中午，27名极端分子丢下手中的武器，低着头，来到甘地面前，请求宽恕，哀求圣雄停止绝食。加尔各答平静下来。
1947年9月4日晚9点15分，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水，宣布已经进行了73小时的绝食结束。
筋疲力尽的甘地盘腿坐在草垫上，接受各界人士的慰问和朝拜。
国大党原来的老友贾戈帕勒查理，现任孟加拉总督，赶来看望圣雄。他悄悄问甘地：“巴布，你怎么能为反对强盗们而绝食呢？”
“我想感动那些人的心。”甘地说。
“那么，要是你发生意外，情况不是更糟？”
“那我起码看不见了。”
孟加拉总督拉着甘地枯瘦的手拍了拍，庄严地说：“圣雄建立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你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印度独立也无法与之相比。”
老态龙钟的圣雄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为老友的奉承、称赞所陶醉。转念一想，这似乎太狂妄了，赶紧收敛笑容。
“这是神的力量！”他谦逊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