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暴躁的家长
基辛格最得意的是尼克松赋予他充分的权力挑选最好的专业人员。
他的助理中有两位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莫顿·霍尔珀林和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
霍尔珀林符合基辛格的学术口味，并有着露骨的野心，他迫使基辛格把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别人需通过他向基辛格汇报。
“霍尔珀林希望成为代理人，所以总是候在亨利门外，”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回忆道。其实索南费尔特也是如此。基辛格开玩笑说他一脚踏出办公室没有不给索南费尔特绊倒的。
索南费尔特总是在他的行政大楼办公室窗前注视白宫西侧入口，一旦发现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或其他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人出现时，他就冲出办公室，加入基辛格举行的任何会见。
索南费尔特最不满的是他不该仅作为基辛格的助理来对待，而应该是能单独面见总统的官员。对此，基辛格是反对的。“这是他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索南费尔特说。
基辛格与这个助理碰到一起就出现紧张气氛，其他助理巧妙地利用这点。一次，他们无法给基辛格的时间表加进一个总统午餐会，就故意说总统要索南费尔特参加，基辛格立刻宣布他重新调整时间表，由他代替索南费尔特去。
尽管他们之间不断有摩擦，基辛格还是钦佩索南费尔特的分析才能。他在基辛格手下没有飞黄腾达，但奇怪的是，他坚持了下来，并在数年后被基辛格带进了国务院。
基辛格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的办公桌就在白宫西区地下室基辛格办公室的外面，因而黑格能接触到最敏感、最机密的事务。
他善于平息基辛格大发雷霆而引起的众怒，使办公室正常运行。基辛格发作的时候，他忍受着——这是军事训练中得到的宝贵经验，下级以立正的姿势接受上级的责骂——等基辛格拂袖而去后，黑格便开始模拟当时的情景，先装成基辛格跺脚窜跳，又把当时的自己想象成一个僵硬、痴呆的机器人，绕着圈子走路，其他人见了都忍俊不禁。
如果有人被基辛格的怒火弄得心惊胆颤，他总是一个同情者。黑格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上级面前是个无所顾忌、难以驾驭的人，在同事间却是那样的善解人意，这正是基辛格在尼克松面前擅长扮演的角色。
还有一点黑格做得很成功，基辛格认为他不是个战略思想家，并且不会越级讨好，也就不会对他与尼克松的关系构成威胁。有关黑格的头脑，基辛格的判断是对的，但他很快发现，对于黑格的野心和忠心，他是大错而特错。
基辛格上任刚几个月，基辛格的私人助手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就因神经衰弱而崩溃。
基辛格工作人员的离职率是惊人的。196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创办时的28位助理，到1971年夏天，只有7位留了下来。
部分原因是基辛格把他们当做奴仆而不是外交政策专家，他不许他们与白宫人员接触，不许单独与新闻界打交道，不许独自面见总统。
因为基辛格缺乏管理意识而又不愿放权，也就无法合理安排时间。
头一年，他的办公室成了瓶颈。“第一年这儿就像摩洛哥妓院，大家在他门外数小时地等待。”索南费尔特说。基辛格总比规定时间晚来10分钟，白宫高级官员会议也不例外。
有时候，像武器控制谈判这一类会议还会屡次被取消，不到最后期限是召开不了的。等到好不容易把基辛格请来了，常常会议刚开几分钟，就会被他的电话打断，他抽身离去，往往半个小时之后才露面。
基辛格的管理风格充满诡秘，而不是开放、民主，他不喜欢大型会议，因为他害怕其他人会拉帮结党，合伙整他。“哪怕一点点小事他都弄得鬼鬼祟祟的”，他的私人助理说。
私下里，基辛格与助理们和同事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总是设法让每个人相信他们是少数几位他能够信任的。
“他不仅动人、睿智，而且使我感到我是惟一他愿意采纳建议、寻求帮助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海军上将爱尔默·祖维特说。
基辛格是想要祖维特背着国防部长替他工作。“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最知识分子化的一位，是惟一具有开阔眼界的人。”基辛格对他说。
等祖维特一离开，基辛格对他的助理们嘀咕道：“如果还有什么叫我无法忍受的，那就是一位知识分子上将。”
可是，基辛格的魅力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他迎合恭维的人太多，不可避免地得了个两面派的名声，因为交换意见是国会山权力斗争游戏的一部分。交流基辛格奸诈的传说，很快成了华盛顿晚宴的主要内容。
基辛格本能地根据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色彩，与保守派在一起，他坚毅果敢；跟民主派在一起，他说着同样的话，但绞着手，做出一副痛苦抉择的样子，特别是越南问题，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是“鹰派之鹰”；到了晚上宴会时，和他的民主党朋友一块端起酒杯，他 又突然变成了鸽派，尼克松及其追随者曾为此异常恼怒。
基辛格最喜欢拿人杀气。“怎么让我给碰上一个这样的笨蛋”，他吼叫着，抓起助理写的备忘录摔在地上，跳起来，踩上去。
“如果他生气地踩上一脚，你还有救”，一位助理说，“如果他两脚离地，你的麻烦就来了。”
基辛格对女人的态度比较温和，如果时间安排出现了问题，助理们总是请一位最漂亮的秘书去跟基辛格说。
他的助理们终于也学会了对他的发作置若罔闻。一次，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怒吼，没有一个人抬头看看，最后他忍不住了，“我很气，难道就没人注意到这点吗？”他的秘书转向他说：“我们知道你生气了，但只有你安静下来，用正常语调说话，我们才会注意你。”
有时候，基辛格也会拿自己的脾气逗乐。搬进大办公室后，基辛格曾抱怨道他在生气的时候，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穿越房间摔门而去，以至于有时到了门口，他已忘了为什么发怒了。
然而，在基辛格的怒气和独裁中挺过来的助理感到，基辛格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几个赏识独立思考、讨厌谄媚的官员。他欢迎挑战，欣赏分析透彻的争辩，当作出重大决定时，他不像尼克松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广泛地征求助理们的意见，使他们至少在那一时刻感到为他工作是有价值的。
总之，基辛格才华横溢的超凡魅力和他形成的敢于在智力上应对一切勇于挑战的氛围，也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助理。
2. 同僚对手
威廉·罗杰斯和尼克松是老朋友，但不亲密。1952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罗杰斯出过力，他还把尼克松从竞选经费丑闻中解救出来。
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败涂地后，来到曼哈顿当律师，被共和党权贵拒之门外，又是罗杰斯把他接纳到自己的名人圈里。
罗杰斯相貌堂堂，温和中带有几分傲慢，对尼克松总是一副降格相交的味道，这叫尼克松充满了妒忌和怨忿。
有人说尼克松内心深处是为了羞辱罗杰斯，才请他担任自己的下属——国务卿。
基辛格成了尼克松为达到此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为自己有高超的学问而过于骄傲自信，罗杰斯则过于强调他的官僚特权，因而两人都不能做到豁达大度。”基辛格曾这样说过。
他俩之间很快爆发了一场权力之争。罗杰斯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对具体案例有着精辟的分析能力，但他对全局缺乏战略意识，并且在外交事务上是个生手，这正中尼克松的下怀，因为他想把对外政策制定权从国务院夺到白宫手里。因此，基辛格对罗杰斯的蔑视可谓与日俱增。
在戴维营，基辛格像着了魔似的逢人就说罗杰斯如何懒惰、无能，不配当国务卿，尼克松对此不置可否，他喜欢下属之间勾心斗角。
但很快，基辛格对罗杰斯的那股子疯狂劲儿叫尼克松也受不了，他命令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国内事务助理约翰·埃尔希曼、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组成了一个“亨利协调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米切尔租来的小平房里举行。尼克松希望一个轻松、非正式的环境能帮基辛格平静下来，他也能借此摆脱基辛格在罗杰斯问题上的纠缠。
基辛格带着一份打印好的宣言来参加会议，宣称罗杰斯不经过白宫（基辛格本人）不得发表演说，基辛格有权不经过罗杰斯直接与其下属 会晤等等，然后开始数落罗杰斯的不是。米切尔点头答应找罗杰斯谈谈，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此类协调会以后还在继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是为了让总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听基辛格对罗杰斯的抱怨。
基辛格就罗杰斯一事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如果你不干了，你再也接不到漂亮女人的电话，你魅力的秘密就在于你的权势。”有人说。
“你说得对，这可是巨大的牺牲。”盛怒中的基辛格仍不忘幽默。
基辛格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对垒更有趣。莱尔德在政界混了多年，在国会有许多熟人，并且不像罗杰斯，他深谙国防业务。基辛格发现他与莱尔德之间的纠葛更富有挑战性，而不是令人更疯狂。
莱尔德的地位是宪法授权予他制定国防政策，他没有必要听从一位总统助理的命令。罗杰斯在对外政策上同他想法一致，但莱尔德知道怎样将政策付诸实施，并且他在国会的势力帮他巩固了地位。有时候，他去参加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当场表态同意他们的观点，私下又说赞同基辛格的保留意见，等他到他的国会朋友面前才真正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狡诈和玩弄权术方面，莱尔德与基辛格势均力敌。
1971年，基辛格想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国防计划检查委员会来调控国防部的预算。莱尔德表面同意，但把会议时间不断推迟，并呈上一份混乱不堪的报告，迫使基辛格命令自己的助理重写，导致时间一再拖延，3月份决定的事到8月份还未召开会议。在此期间，莱尔德拟定了三份不同的预算计划，一份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给了自己的国会朋友。到这个份儿上，基辛格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
“这是政府里最狡诈的人。”尼克松眨着眼说。 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泄密一事最神经质，可莱尔德就是一位泄密能手。他反对1970年的入侵柬埔寨，便向《纽约时报》泄密，他曾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在未征得国防部同意的情况下为基辛格提供军事方案。为了防止莱尔德的泄密，基辛格对莱尔德实行消息封锁，但他没料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就有莱尔德的密探，莱尔德用四星上将的允诺，换得了那人的合作。
基辛格的一切活动都未逃过莱尔德的耳目，包括基辛格的秘密之最：与北越的巴黎和谈与中国之行。基辛格的幕后途径瞒不过莱尔德，中央情报局对基辛格了解的情况，莱尔德心里有数；中央情报局不知道的，莱尔德都知道，连替白宫建立电话系统的美国军事通讯局也为莱尔德提供情报。莱尔德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直接对话，对此，基辛格一直蒙在鼓里。
3. 权力的擢升
对尼克松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很快令人厌倦了，因为每讨论一个问题，他就要亲自面对罗杰斯和莱尔德的反对，更不用说他们这两个部门在考虑问题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拖沓的官僚作风和泄密的可能性。1968年7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尼克松私下会见霍尔德曼时正式决定加强基辛格的重要性，大部分外交政策问题不再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而是由尼克松、基辛格私下决定。
“谁对此有异议，谁就辞职！”尼克松一再强调。
这正中基辛格的下怀，打从一开始，他就在寻求与尼克松私下制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
新闻界起初还以为真像尼克松所说的，他要把权力交给他的内阁，但很快他们嗅到了这个权力转移。基辛格任职三星期后就上了 《时代》 杂志的封面，《纽约时报》报道说基辛格接管了本属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制定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安会）会议变成了一个过场。尼克松 开个头，便让基辛格把问题呈交上来。有关各部门对问题的不同意见，虽然也放在国安会头头脑脑的桌上，但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概要和建议方案。秘书们甚至在国安会召开之前就可以起草总统决定了。
尼克松还有基辛格班子为他准备的谈话纪要，这些纪要预见到罗杰斯或莱尔德会说些什么，并为总统提供了驳回他们看法的论点。
华盛顿的权力渠道是直接掌握资料，基辛格不信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命令中央情报局提供更多的原始数据而不仅仅是评估和结论。
基辛格还直接和军队打交道，莱尔德为此很不高兴，但基辛格坚持己见，要求海军上将祖维特为他提供咨询。
靠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基辛格驱散了多年笼罩在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陈腐气息。他要求助理们对这两个部门呈交总统的混乱不堪的报告进行修改，使其包含的选择方案一目了然，尼克松非常欣赏这种新颖、出色的修改过程。
第一年夏天，基辛格和尼克松就已不再用备忘录交换意见，而是数小时地泡在一起讨论。连霍尔德曼都开始怨恨基辛格独霸的时间，但他知道他的主子就喜欢这种诡秘的方式。
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所有与外国政府的官方交往必须通过国务院这条渠道，即使是总统特使也不例外。
显然，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喜欢这种方式。刚上任不久，基辛格开始建立与苏联的幕后途径。在一个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一名官员找到基辛格，说大使多勃雷宁因患感冒正在楼上休息，希望能见到基辛格。他上楼后，多勃雷宁热情而又圆滑地接待了他，并请基辛格为其安排一次与尼克松的会晤，他要转交一封他们领导人的信。
基辛格过后说是尼克松要求不让罗杰斯参加这次会晤，但尼克松却说是基辛格的主意。不管是谁的主意，这次会晤没有罗杰斯。会晤时，尼克松听从了基辛格的建议，同意由基辛格与多勃雷宁建立一条正式的秘密外交渠道，凡是敏感的外交问题都由基辛格出面谈判。
此后，多勃雷宁每星期来一次白宫，从白宫东侧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门进去，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谋划战略的地图室与基辛格见面。国务卿罗杰斯对此毫无所知。
这种幕后途径很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性，他们都不信任别人，都好秘密行事，并且秘密外交还给他俩树立了一种颇富浪漫色彩的独行侠的形象，基辛格自己也承认这种方式满足了他，也许还有多勃雷宁的虚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