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就任之时，正是美国从一场短暂却尖锐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之时，这也是他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尽管尼克松和经济顾问阿瑟·伯恩斯俩人都提出过劝说，但艾森豪威尔未能使经济活跃起来。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他致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沉重指出：
“美国的经济处于麻烦之境，我们是在历时七个月的衰退，三年半的萧条，五年的经济增长缓慢以及九年的农业收入下跌之后就职的。”
就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四年里，美国从困境中崛起，经历了这个国家现代史中时间最长、势头最猛的经济发展，在这四年里，商品和劳务供应的增长超出了先前的八年。
196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1961年到1963年三年的平均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到1963年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六，为275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制造业的生产设备闲置的数字减少了一半，7000万人就业的大关第一次被突破。二战后循环性经济衰退的趋势被打破了；1963年预期会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如期而至。
所有表明经济状况的指标几乎都处于历史的巅峰，可约翰·肯尼迪在经济学方面并没有多少正式的阅历，他是凭着一颗对美国负责的心和超人的才能弥补他在经济方面的有限阅历。而且在他的周围集聚着一批美国历史上可能最有学识、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
1961年约翰·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开始有计划地反经济衰退。2月2日，他就向国会送去了一份准备了好几个星期的全面的经济咨文，提议通过下列法案：
a.对失业津贴增加13个星期的临时补助；
b.重新开发贫困地区；
c.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扩大这一措施的实施范围；
d.把救济金扩大到失业工人的子女；
e.增加社会保险金并鼓励提早退休；
f.给生产谷物的农民提供紧急救济；
g.为全面的房屋建筑和贫民窟的清除计划提供经费。
到3月时，七项中的第一项便成为法律，到这年6月底，全部法案都经肯尼迪签署了，这就是著名的反衰退计划，可以说是约翰·肯尼迪1961年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
这七项措施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微不足道和为时已晚的。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计划让近300万名失业工人增加了近八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使75万名儿童及其父母获得了两亿美元以上的额外福利津贴，对一千个以上的贫困县拨出了四亿多美元的救济金，对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下的人拨出了17500百万美元以提高他们的工资，根据新的住房建筑法，据估计提供了近42万个建筑工人就业的机会，所有这些，对美国经济从困境中的崛起都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肯尼迪的计划不仅仅是要求国会通过法令以协助他，他也不想等待国会主动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采取行动。他指示所有的联邦机构加速它们的采购和建设工作——换言之，即由联邦提供费用来刺激经济。他把一个建设邮政局的计划压缩到六个月内完成，他提早发放了十亿美元以上的州建公路补助经费，他提高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并予以提前支付；他还加速分发了应予退还的税款和军人的人寿保险分红，为了扩大信贷和刺激房屋建筑，他下令降低联邦住宅管理局担保的贷款所规定的最高利率，降低小企业管理局在贫困地区贷款的利率，同时通过联邦住宅银行尽可能地扩大信贷和放宽贷款的范围；为了救济失业工人，他又扩大了剩余粮食的分配，指示优先照顾与国防合同有关的贫困地区，为穷人制订了一个试验性的食品券计划，并扩大了美国就业局的服务范围。最后他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购买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以帮助维持较低的长期贷款利率。
肯尼迪采取的这些行政措施使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短时间内剧增，但是它对恢复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行动不仅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原动力，而且也为恢复基本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心是复苏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私人支出的那股势力很可能迟早会使衰退结束，但那是一种太缓慢的途径，此外，肯尼迪不希望再出现一次像1958年经济衰退后所呈现的那种贫血症似的经济复苏。那一次，生产、就业和工厂设备的利用率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另一次衰退接着又来了。
肯尼迪在1961年年初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可形势依旧是严峻的。肯尼迪在整个国家的发展状态中发现，他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呆滞局面，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比单从衰退走向复苏具有更加严重和更加长期的性质。就某种意义上说，他遇到了和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似的问题：30年代，寻找工作的人面临着就业机会特别少的局面，在60年代，潜在工人的人数特别高，远远超出了可提供的就业机会。除非经济增长得很快，否则人力资源的增长速度永远会超过新的就业机会，那么失业现象也就无法避免。从1947年到1962年以前，民间劳动力增加了近1200万男女，而就业的机会只增加了1000万个位置，肯尼迪算了一笔账，按愿意找工作而找不到全日制工作的人来计算，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损失的工作时数也要达到惊人的十亿个工作日，等于整个美国整整三个星期完全停止生产、服务和发薪。
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一般经济问题，但肯尼迪不准备忽视它，他清楚地认识到，失业是经济呆滞的根源，也是他用特殊的办法解决的那些特殊问题——如萧条地区问题，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问题等——产生的根源。他对国会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是很糟糕的，而在繁荣时期，大规模的失业则是不能容忍的。”
技术的发展使就业机会减少，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到五六十年代，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足以把新技术顶替掉的工人吸收进去，就成为失业的一个新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机器加快发展的步子从一个工业部门扩大到另一个工业部门，从农场扩大到工厂，从装配线扩大到营业处，工人正以每周35000人的速度被取代掉，这一点使人们越来越惊恐。在约翰·肯尼迪进入国会时，铁路司机使用柴油发电机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到他当总统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看到，使用机器后，46个矿工所挖的煤相当于他刚进国会时100个矿工的工作量，他还看到失业了好几年的矿工脸上露出的那种失望的神色。在他担任总统后，联邦政府本身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使用了计算机和自动化设备来代替公务员和抄写人员。
约翰·肯尼迪期望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向他提供最多的关于欧洲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西欧的稳定繁荣提供了证明，迅速自动化并不一定会导致严重失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说，自动化并不是敌人，机器能够使人的生活更舒适点，如果不由机器来支配人的话。自动化能够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目标的达到需要劳资双方合作以及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开动脑筋。
约翰·肯尼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只是开动脑筋，而可谓绞尽脑汁，原农业工人，被机器顶替了的年龄较大的工人，还有许多其他年轻人充斥着美国各地的劳动市场。这些人要么是非熟练工人，要么是老技术的熟练工人，于是，肯尼迪觉得应该训练他们，使他们获得工业变化所需要的技术。这种思想在肯尼迪的一系列计划中贯串之，如有关萧条地区，公共福利，青年就业，扫盲，以及第一个全面的有关人力发展和援助的联邦计划。
好心不见得有好报。不仅那些安于现状的富裕者反对肯尼迪这些计划，劳工运动对肯尼迪的这些计划也觉得有些不耐烦。他们觉得进展太慢，他们等不及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而拿与每周工作40小时同样的工资。肯尼迪没有支持他们，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将对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他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以免吞没购买力所作的种种努力也将产生不利影响。肯尼迪承认，最终一个工作时数较少的工作周可能是合乎标准的，但他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瓜分现有的数目过少的就业机会。
“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这是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概括的他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也适用于他的国家。正是为此，肯尼迪把解决失业看成了头等大事，他使用赤字开支和放宽信贷的办法来同失业作斗争。但1961年的美元危机严重限制了他在反衰退的斗争中充分利用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收支逆差。从这个国家流出的美元要比流入的多。在肯尼迪就职前的十年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稳步增长，但在1958年前，美国的黄金储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逆差是适度的。从1957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由于种种因素的合力，如高价美国商品未能渗入竞争日益激烈的欧洲市场，西欧日益增长的经济已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外国政府限制它们的公民在美国企业投资的数额，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由通常的每年约十亿美元急剧上升到40亿美元，从而使美国的黄金储备与国外美元持有者拥有的美元数之比发生了危机，1960年这一年，美国黄金外流总数达到近20亿美元。有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美国黄金储备将不足以应付国外美元持有者的需要，除非新总统提高黄金价格，但这样做就使美元贬了值。
约翰·肯尼迪无意使美元贬值，也不想用停止信贷、停止进口或停止美元兑换等办法制止美元和黄金外流。他并不认为一定要在削弱国内经济或削弱美元的国外价值之间做出抉择，但肯尼迪的确意识到，国内经济肯定会受影响。他最担心的是，权力很大，不受约束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可能提高利率来妨碍经济恢复，经济恢复需要降低利率。马丁一贯害怕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约翰·肯尼迪根据法律是不能命令马丁做任何工作的，于是他开始私下里接近他，与他商谈，赞扬他的工作，邀请马丁到他的办公室参加定期召开的机要会议，这一招挺奏效，同前几年破纪录的利率提高刚好相反，抵押贷款和债券的长期利率全降低了。与此同时，短期利率则明显提高，使它足以阻止短期资金继续大量外流。
1961年即将过去时，约翰·肯尼迪的反衰退计划——以反贫穷反失业为中心——已经使美国经济走出了低谷，人们开始用“生气勃勃”或类似的词语形容经济的发展。
但到了1962年，经济发展的步子缓慢起来。虽然还在向前，但活力已经消失。失业率又回升到百分之五点五这一令人不安的数字上。而这一年，肯尼迪遇到的最棘手的事件莫过于4月的钢铁涨价，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恢复经济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艰险的挑战。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1962年4月才达到高潮，但约翰·肯尼迪在一年以前就对钢铁价格的提高会影响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这一问题表示了注意。
约翰·肯尼迪的注意不是毫无根据的。钢铁工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如此重大，它的产品又是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高低长期以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可摆在肯尼迪面前的正是他所不愿的。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0月1日将自动增加，这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报刊上报道，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的议论着届时钢铁涨价的事。
约翰·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法律顾问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戈德堡说这将是对国家信誉的损害。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可以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实现，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让这种情况能够实现。
9月6日，肯尼迪写了一封公开信给12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以后提高价格，详细地阐明更高的钢铁价格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同时，肯尼迪也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将会推迟美国更迅速地从衰退中恢复发展，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
总经理们都给了肯尼迪他们的答案，有几个人是深思熟虑，另有几个显得草率，但价格确实没有调高。一周以后，肯尼迪写信给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敦促他为了全美国的利益，在1962年签一项劳资协议。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可能发生的罢工或大幅度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肯尼迪的同意下，戈德堡先后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德拉·库珀、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及麦克唐纳做了私人会晤。
在所有会谈中，肯尼迪都试图表明，重要的不是早日签订一项协议，而是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也就是说，肯尼迪希望劳资双方自己同意不涨价，而不是由政府要求钢铁工业做出维持价格稳定的保证，真要是那样，就显得不甚得体。
谈判几经挫折，到3月底时，劳工双方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没有规定提高工资率，但规定每小时增加一角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小额津贴，而钢铁巨头们也同意不提高价格。
1962年钢铁工业的协议，是1954年以后第一次在没有发生罢工的情况下而达成的协议，是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明确地、完全地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达成的协议。它受到了欢迎。肯尼迪在给资方代表和工会总部的同一份电话声明中赞扬这项协议是“负责的，有着高度的工业政治家风度”，而且“为继续保持价格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劳资双方对协议的态度不尽相同，工会会员为自己做的牺牲而高兴，资方代表却冷冰冰的。但劳资双方对肯尼迪关于协议的重要作用都没有表示异议。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报纸和杂志都松了口气，认为钢铁涨价已是逝去的危险。然而就在下一周，肯尼迪从钢铁工业界中得到消息，钢铁涨价迫在眉睫。劳工部长对此表示怀疑，个别公司已在履行协议合同，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改变钢铁工业成本情况。
4月10日，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中最后一个主要合同。肯尼迪发现他的约会时间表上在午后5点3刻安排着同罗杰·布劳的一次约会，肯尼迪问戈德堡这是怎么回事，戈德堡说是布劳提出的要求，他也不知道布劳想跟他再谈点什么。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一清二楚，他递给肯尼迪一份美国钢铁公司准备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四倍于新的刚刚签订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
肯尼迪大吃一惊，他感到有些紧张，全部反通货膨胀的计划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做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戏弄，那么国内还有哪一部门还会对他的能力和魄力表示信任呢？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用介意的总统。
最让肯尼迪不舒服的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地同工人订立一项不会导致钢铁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他利用了来帮助说服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合同上墨迹未干，他所代表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全面的涨价。肯尼迪觉得他陷入一场骗局，他自己的信用受到了威胁，因为工会方面有理由觉得，是肯尼迪引诱他们进入歧途。肯尼迪没有同布劳争论什么，只冷冷地对他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离开了。肯尼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项涨价都必须被撤销，否则不仅是经济上的灾难，也是对总统职位和他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短暂服务期间以及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斗争时说的一句话：“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牲。”他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透彻地领悟到它的正确。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但这次他们看错了人。
肯尼迪在第二天的电视讲话中表明了他的决心和愤怒：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正面临着柏林和东南亚的重大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稳定，我们要求后备军连续几个月离开他们的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过去的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就在我们正要求全体美国人民有所克制和做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理人员，竟然如此蔑视18500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难以接受的。”
接下去讲时，肯尼迪的声音是冰冷的：
“……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肯尼迪不仅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也开始采取行动反对涨价。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非全部直接因为钢铁价格的上升，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肯尼迪就这个问题召见了麦克纳马拉。他同意国防部与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随后，联邦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做出了类似声明。
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去调查定价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
但这些都还算不上强有力的武器，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
看来惟一切实可行的行动就是采取新的立法措施，通过立法限制钢铁工业，比如对钢铁工业征收关税和国内赋税，可这会导致政府同钢铁工业的直接对抗，也将减少钢铁工业的就业人员，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考虑到这些，肯尼迪就不愿通过立法这一途径解决问题，但他保留了他这项权利，他说，如果短期内不能撤销涨价，他将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
肯尼迪继续展开舆论战，他指示他的经济顾问编了一份《钢铁实况》广为传发，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各民主党州长对钢铁涨价表示遗憾，并要求地方钢铁界人士不要加入涨价，政府发言人奉命参加各种电视访问节目。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大多数人支持肯尼迪，全国的社评作者和专栏作家的大多数也一样。
罗杰·布劳和钢铁界的领袖被公众抨击得体无完肤。在这个时候，肯尼迪开始同那些保持不涨价的钢铁公司、有可能撤销涨价的钢铁公司及与钢铁业有关的人士接触，希望钢铁公司内部有人倒戈。
这一分化策略的不少希望寄托在芝加哥的内陆钢铁公司身上。该公司的总经理被认为是一个工业政治家。果不出所料，在肯尼迪最感困难时，它宣布不涨价，随后，凯泽钢铁公司也做了同样的宣布，还有另一家公司，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宣布，它将来至多仅考虑对某几种产品有选择地涨价。
前景变得稍为明朗一点。宣布不涨价的公司，加上直到那时还摇摆不定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大概拥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钢铁生产力，如果它们坚持不涨价，就可能使其拥有的生产能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弱，这意味着他们从那些宣布涨价的公司手中抢走了百分之十的生意，可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放弃那额外的百分之十里边的任何一宗生意。因而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努力的对象移到了阿姆科钢铁公司。
在对阿姆科钢铁公司施加影响的同时，肯尼迪也没有放弃与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最大的钢铁公司和谈的机会。毕竟最迫切的是需要撤销涨价，戈德堡被派到纽约与罗杰·布劳进行秘密会谈。有取得一致的可能，但过程艰难，肯尼迪通过他的官员表示，钢铁工业与政府之间的气氛日见紧张，他对能否制止较为急躁的国会议员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表示怀疑。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当戈德堡还在同罗杰·布劳争论时，钢铁工业中坚持不涨价的公司已经取得优势，全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生产者伯利恒公司——它是内陆钢铁公司在中西部市场上和凯泽钢铁公司在西海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也是国际部的一家主要承包商——已经撤销了涨价的决定。
伯利恒公司的通告为白宫带去了欢乐，肯尼迪当时已经踏上了检阅大西洋舰队的旅程，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听见了更好的消息：美联社纽约电——美国钢铁公司今天撤销了它星期二提出的钢铁涨价。
此时，距罗杰·布劳去白宫晋见约翰·肯尼迪大约72小时。在这72小时里，肯尼迪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动员和集中他所掌握的和可以借重的一切人才与工具，来使他的纲领、他的威望和他的职位免受一次严重的打击。
胜利的约翰·肯尼迪显得宽宏大量，失败的钢铁界中有些人则开始攻击他。有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事实正是如此，肯尼迪的确在管理美国。
不容约翰·肯尼迪歇气，更糟的事情就如洪而至。1962年5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跌，是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一天中跌落幅度最大的一次。在一个月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大公司的领导把这种困境归于肯尼迪同布劳的对抗，但事实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忘记了股票价格在前一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下跌了。
被大加渲染的股票价格暴跌，以及连续三天后螺旋形陡降和持续四周的连续下跌让肯尼迪刚松弛的弦又绷紧了。他在5月29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决定催促通过一些悬而未决的经济法案以外，还考虑了三个新的行动步骤。第一方案是肯尼迪做一次公开讲话，使全国消除疑虑，把行情的波动置于正确的地位，回顾一下经济的基本实力，拿现状与1929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并号召公众保持镇定和信心，但肯尼迪放弃了这条路，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全国性的公开电视讲话只会把惊慌传给更多人。第二个方案是考虑降低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这个方案也遭搁浅，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则会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困难。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50至100亿美元，但国会不会通过此项法案。
到10月下旬，股票市场又开始繁荣，又回升到1962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继续上升。保证金在危机高潮后的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降低到了百分之五十。股票危机给肯尼迪上了一课，让肯尼迪品尝惊险，也给了他机会。让他在1963年的经济领域内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处理股票危机的第三种方案——临时减税其实不仅仅同股票市场有关，也同美国总的经济情况息息相关。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肯尼迪也拿不准是否有必要为此和国会作斗争。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不少压力，责怪他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
肯尼迪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缓解经济紧张的现象。到了7月，他审查了经济报告后，确信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迹象后，肯尼迪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如果今晚就提出紧急减税——这种减税现在既不能证明是正当的，也不会成为法律——这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篇单调的演说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美国国内经济措施之一——1963年减税100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甚至没有预示即将发生预算盈余或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提出的。
由于忙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直到1962年12月才真正积极地忙于减税法案。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一些共和党企业主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接受大量减税。肯尼迪并非信心十足，当他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他能够说服他们，也就能够说服任何人了。
他确实说服了那些人，这篇演说极受欢迎，它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
肯尼迪因此受到鼓舞，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最为有力的武器。当他谈到这法案时，谈的主要内容全是减税，而不再是初始的赋税改革。
但肯尼迪没有说服甚至打动一下国会里的人。他们对此一点不热心。如果说1962年经济有衰退迹象时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么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迹象，而且预算庞大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国会似乎没有理由对肯尼迪的减税法案感兴趣。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因此下降，但肯尼迪面对嘲笑很冷静，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就不会有赤字了，所以不必害怕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赤字；如果要把减税推迟到预算支出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时，就意味着一直要等到美国的人口停止增长和共产党人停止威胁的时候。
就在这时，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这不会使美国通向一个大好机运的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130亿到150亿。
约翰·肯尼迪没有和前任直接交锋，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击了艾森豪威尔：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减50，100，甚至150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125亿美元赤字，最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肯尼迪整个春天都在奔忙，不是在说服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就是在说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肯尼迪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演说稿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的缴纳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演说稿还有肯尼迪喜欢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14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60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比50年代的多七百万。还有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虽然不是肯尼迪最后完成了它，因为他死了，是他的继任人终于使它完善。可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坚韧性的纪念碑。
尼克松曾指责肯尼迪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有一点无可否认，肯尼迪在白宫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即使在减税前，他任内美国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七，失业率为百分之五，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一点三，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三，等到减税，国民生产总值猛然上升，失业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四。对肯尼迪自己来说，他是一个打了高分的优等生，对他的国家来说，他算得上一位理智审慎又具智慧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