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母的奇遇
拉宾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极浓的家庭里。
父亲老拉宾（原名鲁比佐夫）和母亲罗莎，可以说为了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就参加了英军，到处转战。说起他从军的事，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
1917年的一天，身体高大的小伙子鲁比佐夫，来到美国芝加哥一个招兵站，在大厅里焦急地转来转去。英军招募小组正在检验报名参加犹太军团的申请者，目的是为了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巴勒斯坦。纳赫米亚·鲁比佐夫没有验上，因此他显得焦急，甚至有点垂头丧气。他的脚被查出是平脚板，这不利于军人的艰苦行军，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被刷掉。
鲁比佐夫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幼年丧父，14岁他便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使鲁比佐夫很早便投入到革命活动中，他参加过多次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罢工活动。当然，他照样逃不脱宪兵和密探猎犬般的搜捕，但他幸运，最后还是孤身一人逃到了美国芝加哥，其中所经历的艰苦是一言难尽的。
在芝加哥，鲁比佐夫先是一名街头的卖报小贩，后来才做了一名犹太裁缝，但他生活得很自在，业余时间就上夜大读书。尽管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他的政治热情不减，他很快就成为美国移民中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成员，对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极为关心。他不是一个贪图安逸的人，他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自己的犹太家园。现在有了机会，却被一双平板脚弄砸了，他不甘心。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在寻找机会。突然，脑子里闪出一个改名念头。于是，他以“拉宾”的名字大模大样地再次向另一位招兵军官走去。这位军官就是与老拉宾后来患难与共的战友大卫·本·古里安，他矮矮的个子、宽额角。他抬起头来目光如剑地盯着身材高大的老拉宾，半晌后竟大笔一挥让鲁比佐夫过了关。
鲁比佐夫便以老“拉宾”的名字成了英军第38营的士兵。第38营因为大部分士兵是美国佬，故又叫“美国营”。该营官兵中也有一些被土耳其当局流放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其中有古里安和本—茨维等。有意思的是，在开往巴勒斯坦的途中，老拉宾又在埃及结识了另一位很有影响的犹太军官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茨斯基。雅博茨斯基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激进的右翼“修正派”领袖，梅纳赫姆·贝京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老拉宾也深得雅博茨斯基的好感，并且教老拉宾学习希伯来语，同时也向他宣讲自己的观点。
但是，犹太军团成立得太迟，开进巴勒斯坦时已没有什么仗可打，从而使老拉宾失去了立功的机会。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只留下回声。不久，耶路撒冷发生了反犹太人的骚乱，这才使他多少挽回了一些损失，他和他的战友被派去平息骚乱。
人是需要缘分的，缘分是一种可望而不可求的机会。但缘分偏偏宠爱老拉宾。他没有在战场上获得多少战利品，却在情场上大获全胜，一位楚楚动人的犹太姑娘成了他情场上的俘虏。这便是拉宾的母亲罗莎。老拉宾在耶路撒冷遇见了她，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他便以参军的那股倔劲征服了她。后来，也就是1921年春天，老拉宾在耶路撒冷与罗莎结了婚。
1919年夏季的某一天，在俄国黑海港口敖德萨的码头上，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又唱又跳，引人注目。他们是一群到巴勒斯坦去建立自己的集体定居点“基布兹”的犹太移民。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禁不住热情歌声的诱惑，很快也进入了欢乐的圈子里。她便是拉宾的母亲科亨·罗莎，在这里她走上了与老拉宾相遇的有缘之路。
罗莎出生在俄国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罗莎自幼个性极强，在十姊妹中是有名的。她凡事很有主见，上高中时就因违抗父命进入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寄读而与父亲闹翻了脸。但她父亲很疼她，毕业后又把她带到彼得堡去学做木材生意。罗莎很快便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木材商，到十月革命胜利时，她又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军需品厂的老板。但她当时被“扫地出门”，结果引发了全厂工人的罢工，生产陷入了瘫痪。当局只好让她继续留任厂长，但她却再也不想干了，她决定离开俄国。
罗莎原不打算去巴勒斯坦的，她打算去北欧或美国定居，她当时对重建犹太民族家园没有什么兴趣。就因为那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吸引力，她才走上了与老拉宾奇遇的旅途。
罗莎开始是和伙伴们一块在加利利海畔的卡乌塔兹·钦乃里特安营扎寨，但她受不了那种恶劣的条件，也不习惯“基布兹”那种近似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她只好悄然离开，去耶路撒冷投奔她叔叔，随后又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护士工作。在那场耶路撒冷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骚乱中，是老拉宾用他那厚实温暖的胸膛保护了她。她从惊恐万分中抬头，看到的是一双热情而又坚定的蓝眼睛，她的心弦触电似地颤抖。随后，他们便开始了奇遇后的热恋，不久便结了婚。
结婚以后，老拉宾在海法市找到了一份邮电局的差事，罗莎也在一家木材商行当会计。当时，英国人解散了犹太军团。罗莎当会计时的木材行出纳，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女强人果尔达·梅厄夫人。也就在这时，小拉宾即将出生，罗莎回到了耶路撒冷。伊扎克·拉宾出生后，老拉宾把全家迁到了特拉维夫市，时间是1923年。
2. 家庭的熏陶
老拉宾把全家迁往特拉维夫市以后，家庭生活才真正走上正轨，逐渐平稳起来。这时候的罗莎，已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在政治才能上，正如经商才能一样，老拉宾同样不如妻子。当罗莎被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时，老拉宾还只不过是一名金属工会的积极分子。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建立自己家园的追求。为了建立自己的祖国，他们连自己的家也贡献出来作为活动的场所。他们明白：家没有祖国无以成家。每天，来自各个阶层的工党积极分子，总在他们家里讨论或争辩到夜深人静。
这时，父母几乎是全身心投入到对祖国的追求中去了。小拉宾和小他三岁的妹妹拉切尔，已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哺乳之爱。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拉宾兄妹二人在这种情况下懂事很早，从小就学会了干各种家务。大人们在慷慨激昂地发表高见的时候，兄妹二人便默默地干着收拾桌子、添茶水和上点心之类的事儿。他们俩就像两条小鱼，在大人们身旁钻来钻去，也听到不少大道理。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在拉宾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已习惯于过这种献身事业的动荡生活。
3. 坚强的小拉宾
小拉宾上完幼儿园，就被送进离家很远的工人子弟学校去读寄宿。当时，工党的成员把培养自己子女过这样一种寄读集体生活视为一种惯例。但拉宾太小，初进学校时真还有些不习惯。白天有小朋友一起学习、做游戏倒还行，但一到晚上，妈妈不来接，就想家，就害怕，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样，马上就引起了其他的孩子们也嚎啕大哭起来。老师们毫无办法，只好耸耸肩，摊开手，干脆让他们来一次哭声大合唱。这样的大合唱每年新学期都有一次。
妈妈何尝不想自己的孩子，但她们根本没来看。罗莎实在太忙，同时也没有必要，孩子是未来国家的财产，必须从小接受最严格的集体生活教育。在学校里，学生们必须自己做饭、洗衣、种菜和干各种杂活，自私和偷懒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尤其是学校的各种庆祝活动，孩子必须一大早就起床，来回不停地奔忙，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嗡嗡作响的大蜂窝，只有等戴着白手套的校长确信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的时候，身着校服的孩子们才能松上一口气。这一切，小拉宾很快就适应了。
坚强的小拉宾不怕半军营式的生活，他只怕妈妈突然撒手离去。懂事的小拉宾已知道妈妈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痊愈已不可能。每当放假回家时，拉宾总是想方设法使妈妈快乐一些，他惟一的办法便是撒娇、讲故事和送上自己烤的点心。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含着泪把他和妹妹搂在怀里。她没宠爱过他们，但孩子们最敬重自己，她既满足又伤感。在孩子们身后，是怔怔地望着他们的老拉宾，他根本听不进妻子的劝阻，到处借债为她医治，他在履行自己当初的山盟海誓。对母亲的牵挂，使一天天长大的拉宾变得沉默和内向，在孩子们中显得早熟，他以便愿母亲活得更长一些。
4. 农业报国
在上了8年工人子弟学校和2年当地初中以后，拉宾报考了北加利利地区的卡多里农业学校。当时犹太移民拓垦活动蓬勃发展，急需农业科技人员，报考这所农校便成了大热门。可惜的是拉宾成绩不够理想，虽然达到了录取线，但农校通知需复试一次才能决定取舍。这就刺伤了他的心，他在暑假里拼命地复习，复试中以高分被录取。1937年秋，他成为卡多里农校的一名新生，开始了他农业报国的抱负。
卡多里农校的气氛与工人子弟学校大不相同。原有的那种强迫制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和谐宽松的气氛。尽管学校安排了各种劳动和公益事业义务服务，但管理方式已民主化了。为了表示对学生人格的尊重，考试时教师不在课堂监考。在这种情况下，考场作弊和违反纪律的现象都很少见。老师以讨论的方式向学生灌输知识和责任感，学生自己管自己，班委会、学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就在他专心致志投入学习的时候，他最不希望出现的不幸事情发生了：他的母亲因忙于工作得不到休息而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拉宾在母亲弥留之际回到了母亲身边，但她已说不出话，只能睁着眼深情地看着拉宾，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拉宾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母亲见了儿子，安心地撒手而去了，把一切甜蜜和温情都变成了令人伤感的往事。
参加完母亲的悼念活动以后，拉宾又回到了学校。从此，他似乎变了一个人：话明显少了，常常一个人在教室里苦读。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应有一种责任感。他决心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对民族有用的人。
正当拉宾拼命用功，增长本领的时候，一场浩大的阿犹冲突爆发了。在拉宾的生涯中，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放弃了农业报国的抱负，毅然弃笔从戎。
5. “帕尔马契”出击
二战前，随着犹太人的大批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地区，那里原有的阿拉伯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们生活的空间在逐渐缩小，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工作机会空前减少。这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便尖锐化了。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总罢工，随后便发生了阿犹之间的流血冲突，紧张的气氛一直到二战爆发方告一段落。
冲突中，卡多里农校也遭到几次袭击，师生们被卷入到冲突的漩涡之中。由于年纪太小，拉宾最初只充当各犹太定居点的传令兵，后来才学习使用武器。教他们使用武器的教官叫伊加尔·阿隆，是农校的首届毕业生，由于他勇敢，在当地很有威信，犹太老百姓叫他“加利利之王”。拉宾很喜欢这位性情随和的大哥哥，阿隆也很喜欢这位听话的小弟弟，从此他们便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又共同走上了将军和政治家的旅途。
冲突中，学校停课。拉宾被分到一个“基布兹”去锻炼，白天干活，晚上担任警卫工作。后来还被英国当局吸收为“加菲尔”的犹太辅助警察，以保卫犹太定居点的安全。后来学校复课，他竟一时沉浸在“基布兹”的生活中和加菲尔的回忆中而无法安心学习。后来他强制自己静下心来，这才逐渐平稳地正常化。由于他为理想追求不懈，刻苦用功，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前茅，英国高级专员亲手给他颁发毕业证书，同时给他一笔7.5巴勒斯坦镑的奖金，让他去买农具。但是，他没有拿钱去买农具，而是用作组织经费了。所以，他后来还对英国客人说他欠着英国政府7.5巴勒斯坦镑。好事总是接着而来，英国政府给了他一个去伯克利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专业的奖学金名额，这将使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水利工程师。诱人的前途在等着他，同学和老师也向他祝贺，但他自己却陷入苦思。不去吧，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吧，那么建国大业谁来完成？他脑海里浮现出了父亲从俄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向巴勒斯坦进发的身影，他仿佛又听到了妈妈对他的嘱咐，他似乎又看到叔叔阿姨伯伯们在他家争论着……他思考着，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他觉得：此时他不宜离开巴勒斯坦，他应该投入建国的事业。于是，他毅然放弃了这个绝好的机会。
他很快便走入社会，参加了当时犹太青年劳工运动在海法市附近一个“基布兹”里办的训练班，他自己想亲手创建一个新的“基布兹”，这样做符合他为建国出力的理想。但后来他没有把这个理想付诸实现，为了捍卫犹太家园，他毅然参加了伊休夫拥有的秘密武装组织“哈加纳”。这是一个以自卫和联防为主要任务的组织，之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当时伊休夫与英国打交道的是“犹太代办处”，它与英国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当英国人需要它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时，就默许这支武装，暗中支持它，关系就好；当英国人觉得争取阿拉伯人更重要时，他们就会压制这支武装，双方的关系就紧张起来。而伊休夫却始终坚持一点，要尽量接纳和安置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谁限制和反对这样做，就和谁作坚决的斗争。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在北非连连得手。为此，“犹太代办处”决定从“哈加纳”组织中抽调一部分人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常备部队，这就是著名的“帕尔马契”，帕尔马契是希伯来语“突击连”的缩写读音。拉宾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支部队，原“哈加纳”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如伊扎克·萨德、雅柯夫·多里和摩西·达扬等均参加了这一武装。当时形势很危急，有消息说：法国维希政府已同意轴心国军队开进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战略要地巴勒斯坦直接受到威胁。英军采取果断行动，快速开进黎、叙，同时请犹太武装配合。勇敢的“帕尔马契”参加了配合行动，拉宾和20多个年轻人被召集在一块听多里的讲话。多里简要地讲叙了形势，他要求大家勇敢地战斗。拉宾为此兴奋不已，他以自己真正投入保卫家园的战斗感到高兴。
但开始他们只不过徒手巡逻边界，直到1941年6月7日，上面才交给他们多少带点风险的任务。具体任务是潜入黎巴嫩境内割断敌人的军用电话。夜深的时候，他们一路急行军来到了指定地点。在惨淡的月光下，电线杆如一个个幽灵般地排列在原野上，在微风的吹拂下呜咽着。拉宾年纪最小，但他挑大梁，爬杆割线的任务只能由他来完成。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心儿怦怦直跳。黑暗中，他想象着不知有多少枪口在瞄准他们，要命的是他们只能光脚爬上电线杆去割线。他毫不犹豫，噌噌几下就爬了上去，掏出钳子“咔嚓”一声便剪断了电线。但不知怎地，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嘭的一声摔在了沙地上。他揉着摔痛了的屁股爬起来看了看才明白，原来那电线杆埋得很浅，完全靠线相互拉扯着才“站立”在那里，线一断杆子自然就倒了。贵在迅速，拉宾没有多想，接着又爬上第二根、第三根……每剪一根，都要“咕咚”一声摔一次，记不清一连摔了多少次。好在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遭到枪击。尽管屁股摔痛了，但拉宾一瘸一拐地在返程中还是显得很高兴。同时，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害怕了。然而，战友达扬那晚上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与敌方交火中，他永远失去了左眼。无论怎样，“帕尔马契”的这次行动是值得骄傲的，但使人气愤的是，英国人在他们的战史上根本不提他们参加了这次战斗，好像是他们自己赶去凑了一场热闹。
当时“帕尔马契”共有六个连，达2000多人。但在二战期间却始终役有派上用场，因为隆美尔的德国兵怎么也没有打过来。这样，在伊休夫领导层内部就有一种看法：当初这支部队是准备用来与德国人拼命的，现在德国人来不了，再保留它就没有必要了。这样，既可讨好英国人，又可节省经费。但是，这种看法受到了那些来自“基布兹”运动领导人的坚决反对。最后，伊扎克·萨德提了个折衷方案，即把全脱产的
“帕尔马契”变为半脱产的部队，把人马分到各“基布兹”去，一半时间习武，一半时间劳动。这样，帕尔马契随即“消失”了。一大批官兵离开了这支部队，他们在允许参加英军的情况下，都穿上英军服开往欧洲战场去了。这种离队现象在二战末期尤为严重，因为许多人得知亲友死于集中营时红了眼，拦也拦不住。但拉宾没有走，不是他怕死，而是他本能地预感到：战后的巴勒斯坦地区，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到那时，帕尔马契就是惟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因此，必须保持它的框架不要散掉。
有时候，伟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区别往往就在乎一种预感。拉宾的这种预感，后来得以证明拉宾眼光的远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