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水而战
就整个中东的所有战争而言，其根源一是宗教，二是水资源，其他次之。拉宾走马上任时，以色列的“国家输水工程”即将完工。但由于该工程是从约旦河上游以叙边界的加利利抽水输送到缺水的中部和南部，每年可给以色列多带来3亿立方米的水供应，而叙利亚、约旦却将受到损失。因此，叙、约两国也纷纷在上游兴修截水工程，这样就将减少约旦河下游的水流量，受害者反而是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及约旦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1964年11月，叙军炮击了以色列边界定居点，以空军当即轰炸了戈兰高地上叙炮兵阵地，一场叙以之间因水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开始了。为了彻底压制对方，以色列悍然开炮轰击了叙利亚水利工地的施工机械，最后迫使叙利亚停工。在打掉了阿方的约旦河改道截水计划以后，以叙边界有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但到1967年4月，以色列空军一口气打下了6架叙利亚的米格—21战机，使得两国边界又紧张到了危险的地步。以色列的“空中骄子”们乐得手舞足蹈，但拉宾却显得忧心忡忡，因为要是真的打起来，以军的武器装备比阿方还差着一大截。在空军上，以军的装备比阿方强；但在装甲兵实力上，以色列则居于劣势，它们手头没有可与苏制T—54和T—55型相匹敌的坦克，而且连旧“谢尔曼”式坦克数量也不足。拉宾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些方面超过阿方，在装备上决不能叫阿拉伯人占了优势。
6月份，总理艾希科尔访问美国，拉宾强烈要求他一定从美国人那里搞一些“空中之鹰”战斗轰炸机和性能先进的坦克。艾希科尔回国后，带来了一个可以让大家兴高采烈的消息：美国总统约翰逊已答应向以提供所需的飞机、坦克，只等国会的批准了，而批准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但没过多久，另一个消息却足以使以色列人满脸愁容。那就是约旦也要求美国提供同类武器，侯赛因国王扬言如果美国不卖的话就去找苏联。这样的话，着急的自然是美国。因为约旦是中东为数不多的亲西方国家之一，它要是投入苏联怀抱，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了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约翰逊政府为了摆平此事，特意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考麦尔和资深外交官埃弗里·哈里曼为特使，做说服以色列人的工作。
考麦尔和哈里曼都是精通此道的老手，他们在与以色列人的交往中，分别熟练地轮流扮演着白脸和红脸的角色。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吃了定心丸，就是不买他们的账。通过多番的唇枪舌战，最后还是以色列的细胳膊拧不过美国人的大腿，因为它讨价还价的本钱太少了，真与美国人闹翻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最后，以色列勉强同意了美国向约旦出售武器，条件是美国以会谈纪要的形式代表约旦保证这些美国坦克不得越过约旦河。以色列代表最后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谈判桌，他们似乎看到了纳赛尔乐不可支的笑脸。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侯赛因的这一招绝对是纳赛尔出的。
尽管以色列人在谈判中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美国尽快提供的武器已令拉宾眉开眼笑。美国提供的“空中之鹰”战机，约250辆A—2C和A—I型坦克、坦克引擎备件及105毫米口径的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很快就运到了以色列，解除了他沉重的思想负担。有了这些装备，拉宾觉得腰杆一下子长粗了，他足以威胁整个阿拉伯世界，使之不敢轻易妄为。
在此之后，拉宾很快整改了军队，把军队分为防御与进攻两大部分，并大力提高了部队的突袭打击能力。
2. 逼出纳赛尔
当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纳赛尔充当着精神领袖的作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次大的举动，几乎都与纳赛尔有关。
1967年5月14日，拉宾在总参收到埃军不寻常调动的情报；次日，他正在参加阅兵式，又收到大批埃军正向西奈纵深推进的报告。大家最初的反应是埃及人又在搞神经战，情报部长亚里夫也认为：埃及人在重演1960年“罗梯行动”的老戏。其目的是逼近以色列，让以色列慌忙动员、戒备到对峙持续一两个月，耗尽以色列的精力以后，再撤军，然后大肆宣传自己的胜利。拉宾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只是在埃及第四装甲师逼近时动员了以军的一个后备役装甲旅作准备。
但后来才清楚，是苏联5月12日提供的“情报”才促使纳赛尔增兵西奈。5月16日，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从两国边界撤到加沙和沙姆沙伊赫，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想不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给他玩了一个绝招，在同一天，他要求纳赛尔作出明确选择：要么，联合国部队原地不动；要么，全部撤走。被将了一军的纳赛尔一咬牙，于18日通知吴丹：联合国部队全部撤走！这样，吴丹后来竟遭受到指责，说是他把纳赛尔推上了与以色列开战的道路。其实，纳赛尔不想打仗。这一点，拉宾、达扬等少数以军将领是清楚的。纳赛尔曾对叙利亚人说过：“埃及决不会因为一个北部非军事区里的拖拉机或边界事件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是，纳赛尔很难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阿拉伯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有人公开笑他是躲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的反以“英雄”。他是不允许兄弟们这样说的，他得有所表示；况且，苏联人的情报说得活灵活现，说以色列将进攻叙利亚，他不能对叙利亚兄弟见死不救。纳赛尔是有一本难念的经，迫不得已才出这一着险棋。同时，以色列的一贯方针是把纳赛尔从幕后引出来，以便一举毁掉他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形象。
纳赛尔已经被逼了出来，拉宾就得准备打仗。但是，决策责任至关重大。要打，就得速战速决，联合国及当时大国是不允许以色列打的，尤其是长时间的打。但不打，静观局势，时间拖得越长，形势对以色列就越不利。光是长期动员后备役也会把国家的经济拖垮。为此，拉宾分别向一些权威人士征求了意见。
当时外长埃班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一旦打起来，没有哪个大国会真心帮助以色列，以色列将会十分孤立，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很快强制以色列的，以色列将捞不到半点好处。但是，达扬却看得很透彻：纳赛尔的举动完全是以色列给逼出来的，以色列对叙利亚、约旦的行动过火了，纳赛尔除了铤而走险之外无路可走。他还认为：纳赛尔会很快封锁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到时候，以色列惟一的选择就是打仗！
3. 尼古丁中毒与“宫廷政变”
决策意味着责任。为着是否打的问题，拉宾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光。埃及、叙利亚加紧备战的消息接踵而来，拉宾便也加紧备战。
5月23日凌晨3点45分，埃及果真封锁了蒂朗海峡，随后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又增兵以待。早上8点，艾希科尔来到总参掩体地下指挥所与将军们会晤。在大部分人一再催促早打的情况下，艾希科尔表示了必打的决心，但得向美国通报一下情况，以示尊重，因为美国政府要求以色列不开第一枪。中午，艾希科尔召开了扩大的内阁防务会议，应邀出席的有梅厄夫人、贝京、达扬等。会上，拉宾汇报了形势最新动态并讲解了初步拟定的作战方案。拉宾在会上发现：无论是内阁部长们还是反对党领袖，都没有急于打仗的愿望，大家寄希望于外长埃班的欧美游说，幻想着以政治和平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当晚，拉宾在总参召集了各部部长和各军区及兵种司令的联席会议，商讨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大家达成了共识：即不管仗怎么打，首先必须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空军司令莫蒂·霍德对此信心十足，但他担忧埃及空军会轰炸以色列人口稠密区，因此，必须首先把敌方轰炸机炸毁在地面。拉宾听了，脑海里一再浮现的是特拉维夫被炸成废墟的情景，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进去。
而最令拉宾动摇信心的还是全国宗教党党魁夏皮拉。在一次内阁防务委员会上，他公开反对先敌开战，并从历史的角度陈述了不必先开战的理由，端出了本·古里安是怎样有把握才开战，是怎样化解危机的。最后，他很轻视地质问拉宾：“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当然要为生存而战。但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我们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拉宾不知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夏皮拉鄙夷地哼了一声就摔门走了。一想到这里，拉宾感到脑袋“嗡”的一声，背脊渗出了冷汗。责任！责任！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亡的责任就在那一纸决策上，弄不好就是千古罪人！
总参会议结束后，拉宾很晚才回家。一到家便倒在沙发里，心里一阵阵作呕，头晕目眩，额头直冒冷汗。为了打仗，几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在考虑打起来会出现的薄弱环节。他甚至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色列防线被突破，阿军坦克群向特拉维夫、海法区冲去，以军无法抵挡，犹太人打着白旗向阿拉伯人走去……他边想边抽烟，常常是烟灰缸的烟头像小山一样；白天在办公室，晚上在家，好像和谁抽烟比赛；梅厄夫人和拉宾的下属及内阁部长们都一样；在拉宾的各种会议室里，烟雾弥漫，白天也需要开灯才行。
夫人利扬用湿毛巾给拉宾洗了脸，让他感觉舒服些，但古里安的“你要为此负责”和夏皮拉的“你打算承担危害以色列的责任吗”的声音轰隆隆向他袭来，使心力交瘁的拉宾有点绝望，他只好请来作战部长魏兹曼，向他倾诉一下内心的迷惘：“魏兹曼，你认为我是不是应当让出我的位置？”魏兹曼忙说：“总参的全体同志会帮助你度过难关的，好好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
魏兹曼走了以后，他要利扬叫医生来检查一下，结果是：疲劳过度与尼古丁中毒的综合症，需要很好休息一下。拉宾一睡便睡到了24日。就在这一整天，总参使有人以“宫廷政变”的形式想把他拉下去。拉宾所信赖的魏兹曼，跑到艾希科尔面前去说“拉宾信心和精神已到了崩溃的时候”，随后还大模大样地自封为代理总参谋长，并召开了各部门首脑会议。人们的印象是：拉宾已不能工作了，他已请魏兹曼接任，艾希科尔也是不反对的。25日拉宾上班，人们从背后投来异样的目光，他感到不解，后来才知道一切。接着他也猜想：“艾希科尔本人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他决定见见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接见了他，并打消了他的一切顾虑。拉宾很感激地看了艾希科尔一眼，发现他也是不堪重负的神态。
当拉宾再一次回到总参时，他用洪亮的嗓音通知各部、各兵种的首脑来开会。会上，他信心十足地分析着以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对克敌制胜深信不疑，令将军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昔日“帕尔马契”的老兵。只有魏兹曼心里清楚，拉宾的此番动作是给他看的。他心里也不是滋味，烤熟的鸭子又飞了。
4. 作出最后决定
在封锁了蒂朗海峡以后，纳赛尔就没有了动静，他把球踢给了拉宾，他要看看拉宾是怎样踢这个球的。拉宾没急，他把球带着走，寻找最佳位置。当时，以色列有一首民歌的歌词里有一句“纳赛尔等候着拉宾”。而当时情形不仅如此，相互等候的人有一大串，他们是：纳赛尔等候着拉宾动手——拉宾等候着艾希科尔的决断——艾希科尔等候着他的部长们点头——部长们等候着埃班带回来的消息——埃班等候着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真是一个大连环。等得让人有些着急。
拉宾病倒那天，魏兹曼与将军们制订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即不仅要占领加沙和阿里什，而且要占领整个西奈半岛，挺进到苏伊士运河岸边。拉宾开始没同意，认为胃口太大，会招致国际反对；但考虑到自1956年之后，西奈已变成埃及进攻以色列的一块跳板，遂同意了这一计划。但艾希科尔在25日严令军方在27日前不得采取行动。
25日，拉宾得到了埃及在西奈已集结了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的消息，叙利亚也把大军集结在边境上，并把伊拉克作战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中。而内阁的部长们却眼巴巴地等候着埃班的回国。26日，拉宾下令，各大军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并进行总动员。至此，整个以色列就变成了一架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
魏兹曼和亚里夫是拉宾手下的干将，他俩对总理不准动手的决定极为不满，一再请拉宾施加压力。拉宾考虑再三，遂和副手巴列夫还有亚里夫向艾希科尔进言：“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顾虑由谁来承担先动手的责任。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们能使美国宣布，进攻以色列就是进攻美国吗？如果你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已丧失了战略上的突击优势，如果再等下去的话，我们连战术上的突击优势也没有了！”艾希科尔见拉宾带着军人口吻说话，他不高兴了，沉下脸宣布道：
“在政治解决的努力没有彻底失败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得发动袭击。”话已说到这一层，拉宾等人只有服从。
26日下午，埃班发回了人们望眼欲穿的电报，电报告诉大家：美国承诺担当起保卫以色列的生存权的义务。山姆大叔的一句承诺，使部长们欢呼。但是，随后而来的消息却又似迎头泼来的一瓢冷水：“一、美国没有得到埃及有进攻意图的情报；二、未经国会批准，美国总统无权对以色列的安全作出承诺；三、以色列不可挑起事端；四、总统正谋求组织一支国际舰队去打开海峡封锁。”人们得知后，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一封喜报的欢快高潮还没有过，又一瓢冷水浇了过来，部长们一个个都慌了，都问拉宾怎么办。拉宾成了主心骨，他得拿出主见。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说，一天也不能拖了，必须下决心早打。时间越往后拖，埃及准备得就越充分，以色列丧失的优势就越多，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可是夏皮拉不信这一套，他以种种理由阻拦：“如果我们进行伤亡惨重的进攻，而全世界又因此摈弃我们的话，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同时，埃及和叙利亚可以得到苏联人的军火供应，以色列到哪里去搞军火呢？”部长们的意见仍然得不到统一，仍未作出开战的决定，只是授权艾希科尔和拉宾在以方遭受袭击时有权作出“适当的反应”。27日更是难熬的一天，约翰逊订好26日会见埃班，结果拖到27日中午才会见，他带给埃班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别先动手，否则后果自负。当晚，艾希科尔又传来了苏联总理柯西金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同样的警告。部长们更加丧失信心，而埃班这时也从飞机场赶到会议室来凑热闹，告诉大家约翰逊让以色列等三个星期，他去斡旋。这下子，将军大声疾呼不能再等，而部长们却主张等，夏皮拉则表示，如开战的话宗教党的内阁成员将集体辞职。最后投票表决：9票对9票，戏剧效果，令拉宾哭笑不得。散会后，艾希科尔又告诉拉宾，工党部长埃班也提出了夏皮拉一样的辞职威胁，然后他摇着头走了。埃及人1000辆坦克的炮口已对准了以色列，可以色列却闹起了内阁危机，真是不可思议！
对于艾希科尔，拉宾是有感情的，是前者提拔了他，维护和爱护了他。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及军队的统帅，艾希科尔的素质比本·古里安差，尽管他赞成早打，但他缺乏一种治国安邦的能力。在以色列，政界、军界及公众舆论，都一致呼吁改变现状和推举能人。
内阁一再寄托于美国的斡旋，将领们却急不可待地等着进攻。就在以色列争吵不息的同时，埃叙、埃约等阿拉伯世界已团结起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拉宾手下的将军们，窝了一肚子火。这时，拉宾既要安抚下属，又要在艾希科尔面前陈述己见，同时又要顶住部长们的压力，更主要的是需洞察整个局势，把握住军队的稳定。给他的条条框框那么多，真好比捆住手脚跳舞。
内阁无休止的讨论和争吵毫无意义。拉宾在视察部队时，发现前线官兵们对政府的不满已达到了极点，他们甚至提出了“政客们是否要毁掉这个国家”的尖锐问题。31日，退休多日的摩西·达扬，提出了重返部队，他甚至自己去部队视察了，这给军队和新闻界无疑加了油，立时获得一片叫好声。但对拉宾来说，确实出了一道难题和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艾希科尔失去了最后一点自信心和自制力，他最后把国防部长的职务也交给了公众拥戴的老将军达扬。
1967年6月1日，“山姆大叔”又给了艾希科尔一记沉重的耳光。原先埃班说美国准备用两到三个星期时间，组织国际舰队打破海峡封锁以色列的防线。当时，内阁们都当了真，老老实实地准备等下去。可这一天，约翰逊的发言人声称：那是人们误解了总统的意思，美国不可能做到那一点。当消息传到以色列，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底埃班和约翰逊，谁是撒谎的人呢？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紧随着，一股汹涌愤怒的浪潮席卷了以色列，人们厉声质问，为什么政府要把以色列的命运寄托在美国人那不值钱的许诺上？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面对这种情况，拉宾和达扬加紧了军队的行动。6月2日，拉宾在总参掩体中召开了内阁防务委员会与总参的联席会议。部长们关心的是防务，将军们关心的则是达扬发表什么样的高见。事实再也容不得人们喋喋不休地争吵了。达扬指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大国制止这场战争之前，以军能打多长时间。”他认为：只有三四天，如果早下决心打，埃军防线的漏洞会更多一些，以军就能在这几天内取得更多的战果，反之，以军突破埃军防线的时间就会延长，更没有时间去扩大战果。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以前拉宾也多次强调过，但达扬却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战争是惟一的选择！已容不得半点不同看法了，整个会场被浓厚的战争气氛所笼罩。
6月2日中午，艾希科尔、达扬、拉宾、埃班、阿隆与赫尔佐格，在总理府作出秘密决定：在6月5日之前不发起攻击，给内阁两天时间作出开战决定。3日和4日，拉宾视察了参战部队。他对部队的准备感到满意，当他从南方军区返回特拉维夫时，遇到了达扬。达扬告诉他：“内阁刚刚批准了次日凌晨发动进攻的计划。”拉宾很高兴，当即和达扬把所有的计划细节又查了一遍，看是否有漏洞。随后，便把空袭时间定在6月5日凌晨7时45分。
当他回到家里，已经很晚。利扬知道他近来心力交瘁，看他酣然入睡，心里也感到高兴。但她看到丈夫那额头上的皱纹和已开始花白的头发，心中便涌起怜爱之情。她知道：丈夫是自己的，但作为军人，他也是祖国的，他把自己已交给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