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埃及的进攻，把拉宾攻上了部长席
在五年的大使生涯中，拉宾自认为无愧于自己的使命和祖国。无论是美以关系的加强，还是为以色列拉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他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宣传树立以色列形象，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为以色列找支持朋友等方面，他做了非常尽心尽力的工作。
在他任驻美大使期间，梅厄夫人三次说要调他回国任部长，但三次都食言了。原因是没有空位。1973年3月11日，拉宾大使任满回国时，工党领袖们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没有空位，就不可能让他当部长，同时也没有其他适合他的位置，只好暂等一段。对此，拉宾很快便清醒过来，自己尽管过去战功卓著并且驻外成就斐然，但与工党的一些资深元老比，自己算不了什么。到部长这一级，光凭梅厄夫人一句话是上不去的，得干出个样子来，让其他元老看重自己。因此，他打算一切从零开始。
转眼就到了秋天，选举开始了。拉宾以当年“帕尔马契”新兵的劲头开始了为工党拉选票的竞选活动。他奔走于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在新朋老友中搞得风风火火。他的卖力效劳，感动了工党元老，于是他的名字列入了工党候选人的名单上，但只是第20位。这样的排位要当上部长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当国会议员。这时，拉宾的倔劲又来了，他总是从不放弃自己。为工党工作了30多年，50多岁了才捞了个议员，但他并没有灰心。
后来的形势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萨达特总统突然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加速了拉宾一步步往上晋升的过程。10月6日早上8点30分，拉宾在家中接到总参的电话，请他下午3点与前任总参谋长去见国防部长达扬。原来埃及人在犹太人的安息日，也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下午2点钟，大街上响起了空袭的警报，3点钟他和其他前总参谋长们已在听达扬述评前线局势。
这一次萨达特与阿萨德用“六天战争”同样的手法回敬了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人在战前有所察觉，但没有启动战争机器。因为高级将领们不相信阿拉伯人敢于发动战争。在“六天战争”之后，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安全，被打得望风而逃的阿拉伯人，至少要一二十年才能爬得起来，想不到6年后就以同样的手段来回敬以色列人。埃及人的2000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铺天盖地一般飞向以军阵地；200架埃及空军超音速飞机呼啸着越过运河，袭击了以色列阵地。20分钟之内，埃及飞机和炮弹即摧毁了以色列的西奈指挥部、空军指挥部、防空和雷达干扰中心、导弹营、炮台等。90%的预定目标被击中，埃及大获全胜，仅损失了为数不多的飞机。以色列军遭到了严重创伤，军事通讯系统被破坏，以至通讯中断好几天。阵亡将士2550多人，是苏伊士运河战争的10倍，“六天战争”的2.5倍。在战争的头几天，拉宾被叫去陪总参长去前线视察，但后来又被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叫去为国库紧急筹款，拉宾的工作让萨皮尔十分满意，这为以后萨皮尔支持拉宾奠定了基础。
人们从战争的创伤中苏醒过来，郁积在心头的沮丧、悲痛、失望的情绪汇集为愤怒的指责浪潮，人们要求查明谁应为这次被动挨打负责。于是，在一片指责、揭短和拆台活动中，在议会和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与这次战争责任毫无关系的拉宾，开始受到人们的注重。作为争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拉宾在党内的地位开始飞快地上升。
12月底的大选对工党是个沉重的打击。工党一下子丢了5个议席，而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却增了13个议席，执政25年的工党根基动摇了。如果梅厄夫人能组成一个团结有威望的班子，工党则可重振雄风。可她感情用事，执意达扬进入内阁。结果使组阁之事一再难产，自己也被掀下了台。
达扬是国防部长，对这次战争的创伤负有重要责任，自然成为人们怨恨的焦点，也成为反对党、新闻界、党内反对派指责的焦点，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达扬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同僚、司法部长夏皮尔落井下石，他在议会里煽动说：“你们大家一定很有兴趣知道国防部长在战争爆发时正在忙些什么吧！告诉你们，他正忙着改组飞机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从而获得以霍德将军为董事长的多数！”议员们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了，人们狂怒地吼叫着要把达扬从台上拉下来。在这种时候，梅厄夫人的核心内阁仍然是达扬和佩雷斯，工党内外一片哗然。而他们两人均拒绝入选，弄得老太太下不了台，只好声称要让拉宾出任国防部长。达扬竟不理会梅厄夫人的激将法，使得梅厄夫人在中央委员会上坚决要求达扬和佩雷斯入阁。这时拉宾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耍了一顿。他恼羞成怒地当众顶梅厄夫人：“我认为选举不是开玩笑。如果我们希望防止内部分裂的话，我们必须严肃地组织内阁。”掌声四起，但结果却是达扬等两人又同意入阁。在3月10日宣布内阁名单时，拉宾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拉宾即由一名议员坐上了部长的位置，升得真快，但拉宾却觉得职位太低，他的追随者也为此忿忿不平。
但是，拉宾的部长也没当多久。就随本届内阁一块下台了。原因是人们并没有因新内阁组成就不追查战争了，全国要求追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待调查结果出来后，责任全在军队情报部门失职和总参谋长的判断失误，没有启动战争机器，以至惨败；作为政府官员的达扬不应对此负责任，而公众却一致要求他辞职，没有余地。这时，达扬才明白，人们已不再需要他一个“独眼将军”了，这不是有责任或无责任的问题。看到大势已去，达扬毅然地递交了辞呈。
很快，感到众叛亲离和身心交瘁的梅厄夫人也在1974年4月11日向议会宣布了辞职决定，总理的辞职就意味着整个内阁的辞职。于是，拉宾的部长也当不成了。驶不远的旧船，不如沉了新造。拉宾想。
2. 当不成部长当总理
梅厄夫人一倒台，便意味着工党要重新排定领袖次序，便意味着要组织新内阁。拉宾尽管从政资历较浅，但政绩不错，因此他信心十足。同时他十分喜欢本·古里安的名言：“凡不相信奇迹的人都不是现实主义者。”拉宾相信奇迹，他当上总参谋长是奇迹，他当驻美大使是奇迹，他当部长也是奇迹。他预感到有奇迹在等待他。
梅厄夫人之后，工党权贵一致认为财政部长平哈斯·萨皮尔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他资历深，人缘好，遇事冷静果断有威信，只要他点头，总理非他莫属。但他坚持拒绝了总理候选人的提名，这就为觊觎总理宝座的人开辟了竞争的道路。佩雷斯最先出马，他资历不浅，颇具实力；曾是国防部副部长，以后一直担任各种部长职务；有口才有能力，也有一批朋友。但是，拉宾自觉不比他差，自己与佩雷斯比，虽然资历要浅，但战功和政绩比他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奇迹。
这样一来，工党内便出现了两人竞选的局面。佩雷斯经验老道，他为了稳住拉宾，便邀请拉宾共进午餐，并对拉宾说：“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两人竞争总理职务，让我们从年长的同事那里汲取教训吧，不管谁输了，都应以大丈夫的气概接受结果，并保证忠于取得胜利的人。”拉宾并没有被他的话麻痹，也不愿入选他的内阁，但同意了他的这种君子协定。但后来拉宾就心虚了，因为不是看不看得起佩雷斯的问题，也不是他愿不愿意参加竞选的问题，而是工党中央委员是否愿意推荐他这个初出茅庐的人去当总理的问题。关键时刻，奇迹出现了。
首先是财政部长萨皮尔站出来表态支持拉宾。他的表态至关重要，他有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他自己不当总理而举荐拉宾，大家认为有他的道理。接着，梅厄夫人也表态支持拉宾。这样，党内的两个实力派人物的力量统一了，形势一下变得对拉宾有利起来。他们俩人举荐拉宾，是因为工党政府需要一个新人来主政，而拉宾符合条件。但佩雷斯的支持者也不弱，在表决前，在民众中很有威信的埃泽尔·魏兹曼披露了拉宾在“六天战争”之前即1967年5月23日的表现，说拉宾是个在紧要关头信心不足的胆小鬼，结论是不宜担当总理重任。但是，人们不相信一个“六天战争”的英雄会是一个胆小鬼。
1974年4月22日的秘密投票表决，结果很玄，拉宾仅以298票对254票的微弱多数战胜了佩雷斯。当不成部长却当上了总理，这便是奇迹。
散会后，鲜花和祝贺潮水般涌来，家中的电话没有停过，支持者纷纷表示庆贺，新闻记者把他和妻子利扬当成焦点人物摆弄到深夜。他在送别几个最亲密的朋友时坦率地承认，他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一名新议员急速地上升为总理确实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实，真是一个奇迹。
在组阁和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拉宾感到每一件都很棘手。他走起路来步履维艰，这是因为工党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总理的担子是沉重的，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考验。
3. 带镣铐的跳舞
拉宾奇迹般当选总理，对他本人来说是个奇迹，对整个以色列领导层来说，则标志着领导权已由早期东欧移民创业者转移到了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下一代人手中。也是这种经历和背景，早期那种近似独裁的统治作风难以为继了，在古里安时代，内阁的大事基本上是他个人的意志；梅厄夫人时代，要改变她个人意志是很难的，她甚至在厨房里决定国家大事，因此有“厨房内阁”之称。但到了拉宾当总理，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切大事得由党内头面人物集体决定，甚至联合政府中其他小党的意见也得尊重。因为，他们都是些有实权的资深领导人。拉宾的组阁工作，可以说是带镣铐的跳舞。
带给拉宾麻烦的首先是工党多年的合作伙伴——全国宗教党。他们变得保守和右倾，且对与工党联合组阁要价太高，尽管在10月份他们加入了拉宾联合政府，但只能使内阁政权更加脆弱。其次是拉宾自己根本无权挑选中意的部长，总是党让谁当部长谁就可以当，拉宾只有接受的份。如拉宾让自己的挚友阿隆当国防部长，但拉菲党坚持要让佩雷斯担任此职，最后，拉宾只好让阿隆担任外交部长。
经过许多的幕后交易和明火执仗的斗争，拉宾终于在6月3日代表工党向议会提交了内阁名单，议会批准了他的提名，他的政府才开始运转。他为自己的政府规定了内外政策的纲领。对外：把以、阿间的政治谈判继续下去，但要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不能让以色列总是作为美国或阿拉伯方面倡议的响应者，自己也得有新倡议。同时还应继续加强以、美关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美国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枪和钱，只有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使阿拉伯人相信谈判是惟一的出路。此外要继续加强打击国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内：要医治战争创伤及重振经济。要加快建设速度，防止移民人数的下降。在上述目标中，拉宾认为重要的是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状态。在这方面有利的条件是以、埃军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已经实施，5月底以色列又与叙利亚人签定了同样的协定。
拉宾就职不到两个星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来访了。尼克松是拉宾的老朋友，在国内，他正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但他的中东政策的成功，无疑是他值得炫耀的外交成就。他想借访问中东之行以改变自己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拉宾准备充分满足他的这一愿望，同时也与他谈一下中东和谈及武器供应问题。
尼克松先访埃及，在埃及时，他受到萨达特组织的300万人的欢迎。6月16日，尼克松来到了耶路撒冷，欢迎的人群从机场一直排列到市中心。虽然人数不及埃及，但尼克松知道：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的最隆重的场面。因此，他一再向沿途的人们招手致意，并一再高喊：“谢谢你们！”在专车内，尼克松也掩饰不住高兴地与拉宾说：“他们知道我为以色列作了些什么！”在后来的会谈中，虽然强调了和谈的进程及原则，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因为尼克松已被“水门事件”搅乱了思绪，也无心对以色列的安全作什么承诺了。回国后，尼克松仍然被赶下了台，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对于拉宾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遗憾，因为尼克松毕竟是一位亲以的总统，他给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和经济援助，要比以前的几任都多得多，他也从来不以强制的手段来迫使以色列按自己画的圈圈办事。
尼克松的这次访问，对拉宾来说是有帮助的，一可以树立他在国民中的形象，二可以让国民看到，拉宾时期美以的安全保障纽带是牢固的。
4. 以总理的身份访美
尼克松下台了，新任美国总统福特上了台，这并没有改变美以关系的根本格局。拉宾想借访美之机，一来向福特表示祝贺，二来借此沟通一下双方的观点和感情。
1974年7月10日拉宾以以色列总理的身份携夫人利扬访美，受到美国人隆重的欢迎。
拉宾和福特也是老朋友了，那时，一个是大使，一个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现在，两人的身份都变了。在亲以的态度上，福特一点不比尼克松逊色。会谈是诚挚友好的，一些建议切合实际。拉宾为了进一步把武器供应渠道拓宽，一口气提了三份武器供应清单，一份是急需的短期的，另两份是长期的。福特和基辛格对此都没有明确表态，拉宾的心悬着。
当晚，福特为拉宾举行了国宴招待会。在一通热情洋溢的致词和答词之后，宾主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享用夜宵，并尽兴跳舞。福特是个舞迷，他几乎把利扬包了。拉宾却是个舞盲，曾因此闹过笑话，却不想在此又要出丑了。他本想跟福特夫人解释自己不会跳，但福特夫人却起身来相迎，并爽朗地答应教他。拉宾只得硬着头皮跳，好在后来基辛格为他解了围。
第二天，基辛格送来了福特批准的紧急供应武器清单。拉宾一看，发现大部分要求都批准了，其中包括集束炸弹、武器部件、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大炮等，价值7.5亿美元，将在7个月内运到以色列。拉宾对此十分感谢，并赞成基辛格在10月到中东再次推进以埃和谈。
在以埃达成临时协议问题上，拉宾主要考虑两点。一是以色列能再后撤多远，二是埃及给以色列什么回报。拉宾认为以色列还能再后撤30～50公里，但他希望埃及作出终止交战状态的回报。他手中有两张可供讨价还价的好牌，一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西奈阿布·鲁迪斯油田，另一张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吉迪和米特拉山口。
这一切的落实，都等待着基辛格的中东之行。
5. 天马行空的基辛格
拉宾访美归来不久，美国便派基辛格国务卿来到中东，开始了推动以埃和谈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外交活动。基辛格此行，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基辛格在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之后，于10月12日到达以色列。基辛格告诉拉宾：阿拉伯国家不急于与以色列达成临时性的和解协议，它们等待着拉巴特首脑会议的讨论结果。而拉宾则不愿等什么拉巴特会议，他想先与埃及单独达成协议。萨达特则对以色列只后撤30～50公里不满意，同时他也不愿放下阿拉伯兄弟走得太远。因此，尽管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至1975年3月间多次进行穿梭外交，以埃单独和谈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1975年3月，以埃双方终于都表示愿意推进和谈的姿态。比如，它们都对基辛格表明了愿意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冲突的诚意，双方都降低了战争宣传的调子，一些挂着外国旗子的以色列轮船通过了苏伊士运河等。在这种情况下，福特让基辛格务必使以埃两国能够单独达成临时和解协议，从而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同时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于是，基辛格又一次穿梭飞行起来，在拉宾和萨达特这两个愿意成交但又锱铢必较的顾客之间，充当起“诚实的掮客”来。在撮合中，基辛格发现拉宾这一方更难缠，不要足价钱绝不轻易点头。为使双方能够谈成，基辛格使出浑身解数来往奔波，极力压低以方的要价促其成交。
基辛格穿梭于拉宾与萨达特之间，无异于天马行空。1975年3月，基辛格带了一幅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将军标注的西奈地图，向以方提出了埃及的新建议：以军后撤到山口以东、国际边界以西15～20公里的一线；在埃、以两军之间设立一个防止冲突的缓冲区。美国对此持赞赏态度，但以色列却不同意。拉宾、佩雷斯、阿隆组成的谈判班子坚持以军后撤线只能画在山口以东。但他们采取灵活的态度，如果埃及同意结束两国交战状态，以色列可以撤到阿里什——拉斯·穆哈默德一线，即山口以东地区；如果埃及愿同以色列达成部分或全面和解协议的话，以色列愿意把绝大部分及至全部西奈半岛都归还埃及。
萨达特听到此话后沉默半晌，他考虑到阿拉伯兄弟的利益，毅然否定了单独与以媾和的可能性。但他在另一次会谈时又告诉基辛格，如果以色列同意撤到贾马斯线上的话，埃及可以考虑终止埃以交战状态。这可喜坏了基辛格，他一来劲，他的专机便开始频繁地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回飞行，他根本不管人们公认的休息时间，他起飞或降落的时间总怪得出奇。这可苦坏了拉宾，他常常在被窝里被叫起来，长谈一夜是常有的事。这样，拉宾的谈判班子被基辛格牵着鼻子走，计划全被打乱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基辛格有着无穷尽的精力，当拉宾等人快睁不开眼睛的时候，他却像刚睡了十多个小时似的，精神抖擞，侃侃而谈。
功夫不负有心人，埃、以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新方案。3月20日，埃及提出的方案含有两种选择，但实际上是要求以军后撤50～70公里，而埃军则前进20～30公里，并且能收回油田。以方的方案是以军撤至山口地区的中部地段，埃军至多可前进到以军撤走前的那条线上。此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设在乌姆·哈什瓦山顶的雷达站。在基辛格的压力下，以方又作了些让步：以军撤至山口地区东段；把油田以一块肥地的形式划归埃及；埃及保证不使用武力。萨达特对此表示顶多能忍受两年，过期后埃及将要求收回整个西奈。
天马行空，穿梭折腾的时间一长，又没有实质进展，基辛格烦了，他对拉宾说：“这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挫折，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统本人如何看待此事。苏联人会为此感到高兴的，他们和阿拉伯人将会要求重开日内瓦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保美国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福特很快来信证实了此话，他对和谈没有进展及以色列的态度表示失望。他警告这将影响以美关系，并说他已下令重新研究美国的中东政策。但此话毫无效果，反而激怒了以色列内阁，他们一致要求谈判班子坚持自己的立场。
至3月22日，基辛格的斡旋宣告失败，最痛苦的莫过于基辛格和拉宾。在基辛格的外交生涯中，是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失败的。对于拉宾来说，自己在美国拼搏的成果有可能付之东流，他感到沮丧和痛心。更使他难过的是他与基辛格多年来建立的友情，因对以色列安全的看法不同而受到损害。他动情地对基辛格说：“我充分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充满着危险，这对我本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我对于每一位以色列士兵都像对儿子那样负有责任。你知道，我的儿子是驻守在西奈前线的一位坦克排长，我妹夫在那里指挥着一个坦克营。我清楚仗一打起来他们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但以色列不能按照目前的条件去签订协议。现在我除了肩负起沉重的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外，无其他路可以选择着走。”基辛格被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他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是用右手轻轻地拍着拉宾的手背。说再见时，基辛格热泪盈眶，拉着拉宾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在场的人都感动了，两位记者竟放声大哭。
基辛格走了，拉宾却不肯离去。他承认自己对基辛格的感情既复杂又深沉。他代表以色列，基辛格代表美国，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时他们谁也不让谁，拍桌子瞪眼睛是常有的事情。但基辛格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在挖苦和训斥了你之后还让你喜欢他。他机智、幽默、聪明和博学，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国王、总统和总理被他的手腕、才能和风趣所倾倒。他有个阿拉伯人厌恶透顶的犹太人背景，但阿拉伯的国王埃米尔和总统们却张开双臂欢迎他。他让以色列得到了实惠，又使阿拉伯人认为自己获得了尊严，因此他永远是个受尊敬和受欢迎的人。
基辛格空手而归使福特大为不满，他随后正式宣布要重新估价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宣布在1975年3月到9月这半年里，美国将拒绝同以色列签订新的军售合同。美以关系似乎进入了最僵的时期，但拉宾及其内阁对此已有应变措施：一是策动美国国内及世界一切可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力量；另外就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处惊不乱。这也是拉宾做大使时惯用的手腕。这样一来，萨达特首先作出反应，他要求美国作为中介，使埃、以谈判继续下去。福特见有台阶，马上走了下来。于是，他邀请拉宾6月10日访美，并具体进行讨论。
拉宾访美中，明显感到了华盛顿的不满。原因是76名参议员联名写信给福特，要求美国支持以色列，福特对美国犹太人这种赤裸裸的施压极为反感。基辛格在会谈中告诉拉宾，埃及表示出新的灵活性，同意将双方临时协议及以撤军的时限延长。拉宾却直截了当地回复，如没有希望达成一项以埃临时协议的话，以色列就不感兴趣。福特在会谈中却软中带硬，玩弄虚张声势的试探性把戏，想看看以色列能“硬”到什么程度。拉宾一眼中的，他想：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总不至于把刚从埃及挤走的苏联又请回来。于是，他明确告诉福特，要想让以色列回到1967年6月4日线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阿拉伯军队的大规模调动会导致以军的先发制人的进攻，即使是在福特总统所说的日内瓦会议上，以色列的这个立场也不会改变的。
剩下的场面又得基辛格来收拾，他在6月12日与拉宾会谈中说：“你们坚持控制山口东段使得外交努力无法继续，日内瓦会议已变得势在必行，那时我很难说美国会采取什么立场。”拉宾听他这么一说，也顾不得友谊和面子：“请不要用日内瓦会议吓唬我们，我们不屈从任何压力，我们将反对任何危及我们安全的决议，即使决议是多数票通过的。”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
拉宾越想越生气：美国人为什么总要提日内瓦会议呢？他们要怎样才满意？想到这里，他又来了倔劲，又爬起来去问基辛格。基辛格穿梭于各国好比天马行空，处理起事来真有点高深莫测。他看着拉宾，世故地笑了：“我以前没具体谈过，现在你也不会听到。我希望当决定以色列边界的时间到来之际，我已不再是国务卿了。”访美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而且进一步加深了福特等人对以色列政府很顽固的看法。拉宾明白：这样对以色列没什么好处，美国公众最终也会怀疑以色列占领埃及领土的真正动机。
为了打破僵局，以色列自己开始行动。在众多的建议中，拉宾赞同以军总参的方案，即：以军撤至吉迪山口以北和米特拉山口以南，但控制两山口东面的山坡。这样既满足埃及坚持控制山口东端的要求，又保证以色列不失去对山口通道的控制。对此，基辛格认为可以接受，但福特却不点头，因为这样将要求美国派人接管以色列在山口地的预警雷达站，患上了“越战恐惧症”的美国公众反对再派军队去国外冲突地区。但不管怎样，终于使美国政府又相信了以色列的诚意，基辛格又开始了天马行空的中东斡旋。
6. 终于有了临时协议
到了耶路撒冷，基辛格便与拉宾协商，定下了以色列的原则立场：以色列在控制山口周围地区及保持乌姆·哈希瓦雷达站的条件下把整个山口还给埃及；埃及军队不得越过缓冲区进入以军撤离地带。然而，正当基辛格8月下旬的这次调解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之际，一场反对他致力于以阿和解的风暴又在以色列掀起来了。
反对基辛格调解阿以冲突的势力在以色列是一直存在的。早期反对的是军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流血夺得的地盘又被基辛格还给阿拉伯人，同时也担心这种退让会鼓励阿拉伯人卷土重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们改变了看法，他们懂得了把刺刀尖伸到埃及人鼻子底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的反对者主要是极右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他们是从恢复“大以色列”的版图和保卫“神赐之地”的角度来看待退让问题的。美国帮助埃及建的核电站，在以色列掀起一片责难声。一些反对者甚至辱骂基辛格是“犹太孩子”、“一个异教徒的女人的丈夫”，还包围了议会。
拉宾重视这次谈判，福特也十分重视，他派了一个美国地理和地形专家小组一同来到以色列。他们在以军军官的陪同下，查勘了整个要谈判的地区。在美国卫星和专家们的努力下，绘制出山口及附近地区的精确地图，从而为谈判作了周密的准备。基辛格就是拿着这份地图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之间奔忙的。以埃双方是以米为单位进行讨价还价的，曾出现过为100米长的一段沙地，面红耳赤地争吵了5个小时的情况。这几乎是一种耐心、恒心甚至体力的考验。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为几米、几十米的沙地而争，若是打仗，那只不过是坦克踩一下油门的事。实际上争的意义在于给人们看：看，我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可是在寸土必争的啊！而基辛格却为双方耐心地撮合着，使之一英寸一英寸地靠拢。
皇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8月31日，以埃临时协议终于定稿了。协议把西奈半岛两山口以西地区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沿苏伊士运河东岸一条较宽的地区埃军可以进驻；中间是更宽的缓冲区；山口以东细细的一条也归还给埃及。山口地段设有三个预警雷达站，以方在西边，埃方在东边，中间为美国人管理。之后，拉宾又老道地要求与基辛格再签一个保证协议。目的是要美国给钱作为以色列让步的报酬，同时担保它的安全。在这个附加协议中，拉宾又为以色列搞到了约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答应提供包括最先进的F—16战斗机在内的各类重型武器。在政治方面，美国答应不强迫以色列与约旦也搞一个类似的临时协议，并保证不与巴解组织谈判。9月1日，以色列批准了这两个协议。1976年元月，拉宾访美又为以色列搞到了5亿美元的美国武器，可谓战果辉煌。
拉宾的果敢和惊人的智慧使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能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半年后，他又在营救80多名人质的过程中，指导总参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行动。
7. “大力神计划”在行动
1976年6月27日上午，拉宾在总理府主持着一个例行的星期天内阁会议。突然，他的军事助手匆匆走进会议室，神色紧张地递给他一份刚收到的情报。原来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139次班机在雅典重新起飞后被武装分子劫持，机上有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内阁会议开不下去了，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突发事件上。随后摩萨德等情报机构送来了详细报告：该机上有230名乘客，其中有83名以色列公民，飞机将在利比亚加油，但飞行终点和劫机者的要求还不清楚。对此，拉宾迅速组成了一个处理劫机事件的应急班子，除他之外另有副总理兼外长阿隆、国防部长佩雷斯、运输部长雅柯、司法部长扎多克和不管部长加利利。
凭直觉，拉宾认为此次行动是总部设在巴格达的瓦迪亚·哈达德博士组织干的。他的组织与西德的巴德尔—麦因霍夫集团、北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赤旗军等恐怖组织联系密切。为防止恐怖组织的袭击，拉宾上台后即下令对以色列易受袭击的目标采取“软贝雷帽”防范措施，伪装成乘客的保安人员都身怀出枪快和首发命中的绝技，他们已多次粉碎了恐怖组织的企图。但外国航空公司反对这样做，恐怖组织则看到了这个可乘之机。
恐怖分子采取的是“以人质换同志”的策略，即用手中的以色列人质去交换他们被关押在各国的成员。以色列对自己的公民是会尽一切力量去保护的，哪怕是一具死尸也在所不惜。拉宾对待恐怖分子历来是强硬的，他认为谈判只能是被动。因此，一遇此类事件，他总是派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去解决，除非没有可能才选择谈判。
摩萨德不断送来新的消息：飞机已在利比亚的班加西起飞了。苏丹当局拒绝了与劫机者合作的要求。飞机降落在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表示支持劫机者行动。劫机者要求以人质换取有关国家关押的53名“自由战士”。其中以色列有40名，西德有6名，瑞士与法国各1名，其他国家5名。以色列电台的播音员不断地播送有关这架飞机的消息，全体以色列人的心都揪紧了。
拉宾在6月29日下午5点半召开了应急班子会议，会前把正在前往西奈途中的总参谋长莫塔·古尔也叫了来。拉宾问古尔：“以色列国防军能不能通过军事行动救出人质？行的话，则是第一选择；不行，则应考虑谈判。”古尔还没回答，老对头佩雷斯已坐不住了，他说：“国防部还没考虑，我还没与古尔讨论……”他没敢说完，因为他看到了拉宾眼中的火苗。以色列公民被劫持53个小时，而主管他们安全的国防部长居然还没想去如何救他们。古尔见状赶紧出来救驾，他说在会议之前他已命令作战部长去研究营救方案，但乌干达元首阿明的态度是极大的障碍。直到7月1日早上，古尔还拿不出方案，拉宾望着这员猛将额上的汗珠，不知说什么好。他不想责怪古尔，古尔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
佩雷斯先后提了两个建议：一是武力解决，但没有具体实施行动；一是派阿明的老师达扬去谈判，但阿明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也是个虐待狂，这已有过多次先例，他号召北非与以色列断交，一同反对以色列就是一例。因此，拉宾予以否决。万不得已，拉宾同意了谈判的方案，但同时也要求尽快研究武力营救方案。用在押恐怖分子换人质的谈判方案，获得内阁部长的一致通过，在民族危机面前，反对党领袖贝京也表态全力支持拉宾，佩雷斯由鄙夷变为惊讶，他内心受到震动。
7月1日格林威治时间10点许，以色列愿谈判的消息被恐怖分子获悉，他们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以色列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最高兴的还是阿明，他深为自己领导的非洲“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狂欢使恐怖分子忘乎所以，他们释放了148名非以色列人质，并把谈判时间延长到7月4日11时。当拉宾得知恐怖分子又给了72小时，他眼睛一亮，击掌叫好。也就是说：军方营救的可能性增大了。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各种应变机构都开足马力运转。摩萨德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很快搞清楚了这次劫机行动是欧洲最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头目卡洛斯与哈达德博士共同策划的。他们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要向各国合作组织和部下证明自己是说话算数的，即凡在行动中被对方捕获的组织成员一定会被营救出来，这对属下效忠组织和甘愿卖命起着重要作用。被恐怖分子释放的148名非以色列人质，自愿配合摩萨德，反映劫机者的情况，其中一大胆者甚至偷拍了照片，所有信息一汇集，使摩萨德很快清楚了对方的情况，为武力营救又提供了保证。
7月2日早10点半，古尔匆匆来到总理府，他交给拉宾一份代号为“大力神计划”的武力营救方案，即派150名精干官兵分乘四架“大力神”飞机前往营救，有每一个详细环节的方案，救出人质后即一块同机撤回，连途中的一切细节包括加油等均安排好。拉宾看完，当即拍板定案，马上行动。为了民族，他愿冒极大的风险，甚至做好了承担行动失败的责任准备。
古尔从以色列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中挑了150名官兵组成突击队，由伞兵司令丹·肖姆隆将军带领。突击队在一个空军基地马上投入了突击训练，他们的每一个步骤完成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摩萨德的特工们不厌其烦地让突击队员们牢记恐怖分子的相貌和守卫的位置，他们的同事伪装成清洁工，把劫机者和人质周围的环境用拖把中的相机照了个遍。扣押人质的地点是恩德培机场旧候机大楼的顶层，第二层是乌干达士兵，7名恐怖分子分散在顶层、二楼及底层候机厅中。古尔观看了最后一次演习，7月3日早晨他向拉宾报告：“我建议内阁批准这个计划。”应急班子立即予以批准，最后是内阁的问题了。
7月3日下午两点，拉宾召开内阁会议表决批准。一开始，他就告诉部长们，由于时间太紧，他已下令突击队的飞机起飞了，如果同意，即按计划行动，如不同意，即下令撤回。之所以选择武力营救，是因为谈判也难以取得成功。大家没有反对，一致通过。阿隆说：“正因为这个计划看起来是毫无成功的可能。因此它才是完全可行的。”最后，古尔详尽地介绍了“大力神计划”。
行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为了迷惑劫机者，3日晚上拉宾与阿隆给以色列驻法大使打了长途电话，他们指示大使们要努力进行谈判，要不惜一切代价使人质获释。电话时间之长，足以被人窃听，恐怖分子会得到以色列愿付更多赎金的消息。
第一架大力神式运输机分秒不差地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它被安排在两次正常的航班之间降落在跑道上。驾驶员用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回答了机场指挥塔的询问，他声称自己的飞机出了点小故障，需要小修一下。飞机降落后，后舱门打开了，像母鸡下蛋似地从飞机肚子里滑出了一支车队。打头的是一辆英式“兰德·罗维尔”吉普车，车上是几个荷枪实弹的黑大汉。跟着是一辆豪华型防弹奔驰轿车，里面是乌干达人望而生畏的“阿明”。车队在机场绕了半个圈子后直向旧候机楼驶来，守卫大楼的卫兵忙把举起的枪放下，举手敬礼。但他们没搞清是怎么回事，便在“卟卟卟”的短促响声中倒下了。脸上涂着黑油彩、手持装了消声器冲锋枪的“卫士”们迅速地抢占了位置，并由七八个人簇拥着“阿明”向大厅走去。这时，第二架大力神已降落，它的任务是控制新候机大楼，以便必要时开辟一条后撤的路线。至此，整个机场已控制在摩萨德特工们手中。
战斗十分顺利，突击队员用希伯来语高喊：“卧倒！”一边往前冲，用震荡手榴弹炸。以色列人质纷纷卧倒，阿明的士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成为站立的靶子被打倒了，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抢先开了火。整个突击行动中打死了四名以色列人，总的说是十分成功的，从第一架飞机降落到最后一架飞机起飞，总共只用了42分钟。
当满载着胜利的大力神机群临近以色列之际，被激动的播音员鼓动起来的人们高兴得发了狂，人们纷纷奔向机场，去欢迎人质和凯旋的将士们。拉宾也带着他的内阁班子，来到了机场欢迎勇士们和受难的人们，他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整个以色列，到处是人们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以色列政府用铁的手腕回击了恐怖主义者，以军官兵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奇迹般的胜利一扫人们的疑虑。拉宾认为自己领导的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在于给丧失了斗志的人们注了一针兴奋剂。
然而，他的老对头佩雷斯则利用报界的朋友，大为自己造舆论，他的发言人拉维甚至发表讲话，大造反对拉宾的舆论。拉宾仅仅把这一切看作是政坛的恶习，而没发现平静的水面下已经出现湍急的暗流。就在拉宾沉浸在他与埃及达成了脱离接触的第二个临时协议以及救出人质的喜悦中时，就在他全力为摆平各种国际关系及为民族振兴而废寝忘食之时，各种倒阁力量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发难了。大难临头，拉宾却全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