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坎伯利的骄子
战争结束了，为了适应和平时期的军官编制，所有军官一律降级。伯纳德·蒙哥马利被调任驻科隆的英国占领军总部二级参谋。
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蒙哥马利所起的作用并不怎么重要，但对他却有很大的影响。战争结束时，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这一行是一门需要终生研究的学问。他已决心献身于此，把它置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去做，他还不清楚。在军队里，他也没有什么靠山。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想在军界有所发展，必须得去参谋学院深造。
战争期间，坎伯利参谋学院一度停办。1919年，学校恢复了招生。第一期是个短训班，可以凭作战记录，不经考试就入学。这一班蒙哥马利没有被选上。他只好寄希望于第二期。第二期于1920年1月开学，学制一年。这一期公布名单时，蒙哥马利再次落选。
这可把蒙哥马利惹急了，他心里说：“我就不信进不了参谋学院！”
当时驻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是威廉·罗伯逊爵士。蒙哥马利和他并不熟悉。但是，他知道罗伯逊爵士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干上来的，了解和关心年轻人，他一定会给自己以帮助。
机会来了。有一天，罗伯逊爵士邀请蒙哥马利去他的家里打球。蒙哥马利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中间休息时，把自己的苦恼与愿望一股脑地向总司令倾诉出来。
罗伯逊爵士决定要帮帮这个年轻人。几天以后，蒙哥马利收到了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录取通知，要求他1920年1月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报到。
在等待去坎伯利的日子里，他的职务又有一些变动。皇家燧发枪团第17营此时也驻在科隆附近，情况很糟。老兵人心思归，新兵毫无经验，原营长又十分无能。于是，蒙哥马利被派去暂时接替这位无能的营长。走马上任之后，蒙哥马利很快就让这个营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该营当时的副营长、后来成为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国会议员的查普曼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莽撞家伙来就任我们营营长。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是他曾经受过伤，是从参谋部来的。他很快就把这个营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像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领队。”
1920年1月22日，蒙哥马利终于跨入了梦寐以求的坎伯利参谋学院。在这里，他本想接受系统的理论学习，可很快他就失望了。教官们所讲授的大多是过去军事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未来战争所昭示的新的方向。
一年很快就结束了。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都顺利毕业了。他自信自己的成绩不错，但不知是何原因，学院没有公布成绩。不过，他被分配到了当时英国最好的几个旅之一——驻爱尔科克的第17旅，任旅参谋长。在依依惜别之际，他的同学们给了他这样一句评价：
“在未来的岁月里，你将是这样品格的人：非正统的，固执的，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强的，有时则是刚愎自用的，但永远也不守旧和默认现状。”
2. 执教坎伯利
当蒙哥马利就任第17旅参谋长时，该旅正在爱尔兰参加对新芬党的战争。
新芬党成立于1905年，口号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旨在争取爱尔兰独立。其左翼参加了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1919—1921年又开展了反英游击战争。右翼则于1921年同英国政府签约，割裂了爱尔兰：北部仍属英国，南部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新芬党由此分化。其激进分子的武装即至今仍在活动的爱尔兰共和军。
爱尔兰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对于这场战争，蒙哥马利有许多看法，他认为：
“这场战争在许多方面要比1918年结束的大战糟得多。它发展成为一场屠杀，到最后军人们都变得擅长杀人甚于固守自己的阵地。这样的战争对官兵都是有害的，它使军人的品德和骑士气概下降。战争的结束使我感到欣慰。”
1922年5月，蒙哥马利被调往驻普利茅斯港的第3师第8步兵旅任旅参谋长。该旅旅长汤姆·霍朗德准将，是一位优秀的教官。他能使单调的士兵训练工作变得生动有趣，从而提高训练成绩。霍朗德还认为，要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军队，首先要培养忠诚和热心的军官。在霍朗德的领导下，蒙哥马利在第8旅从事训练工作，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他头脑中已开始酝酿新的部队训练方式了。
1923年，蒙哥马利又被调到地区自卫部队第49师任二级参谋，在查尔斯·哈林顿将军领导下工作。由于该师一级参谋职位空缺，蒙哥马利实际上任一级参谋的工作。
在该师，他针对年轻军官不安心服役的现象，决定鼓励他们都去参加参谋学院的考试。为此，他专门开办了一个“参谋学院预备班”，从准备教材到授课，都由他一人负责。这些教材里，渗入了他自己的许多观点，有些就是他在下次大战中指导军事行动的原则。比如，他认为战术的目标是迫敌应战以及对敌攻击，尽量地消灭敌人；保持明确而稳定的军事战略目标比一城一地之得失更重要，等等。
除了教学活动以外，蒙哥马利还结合个人的经历与认识，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这期间，他先后发表数篇战术史论文，内容涉及到从1611年至1924年三百多年间步兵战术的发展。
1925年3月，蒙哥马利返回了他的老部队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任A连连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大胆实施了酝酿已久的训练改革方案。蒙哥马利认为，战争胜利的最后关头要由步兵来决定。而这些步兵的训练，以及同炮兵、工兵、坦克、飞机等其他技术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又是其中的关键。为此，他给A连当年的春训制订了一个目标很高的计划，其课目包括：利用地形地物、战地通讯、射击命令、战斗队形、排战术、巡逻侦察、夜间战斗、进攻、退却、防御、陆空协同、野战筑城、坦克支援等。
蒙哥马利的训练改革，使他声名大振。A连很快成为营里的示范，不久又惊动了团长和旅长。在观看了模拟演习后，他们对蒙哥马利也是大加赞赏。此后，他的名声又传到了其他部队，其他各旅也纷纷前来取经。最后，连陆军部都被惊动了。1925年7月26日，蒙哥马利的军衔终于作了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变动，他被晋升为正式少校。
没过几天，又是一纸调令传来，陆军部决定派他去他曾经学习过的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接到这项任命，蒙哥马利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对他军事生涯的一次肯定。当初他在参谋学院学习时，他曾不满意于那儿的教学，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在最近几年里，一些优秀的陆军军官，如富勒、布鲁克、富兰克林都来到了参谋学院任教。蒙哥马利认为通过和他们共事，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为他今后能充满信心地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926年1月，蒙哥马利教官走马上任了。
在坎伯利，他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官。这确实令人惊奇。很难想象一个性格孤僻的人会成为卓越的教师。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讲课中，他常常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来总结复杂的情况。他讲话时，很少看讲稿，两眼总是注视着听众。他具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惊人本领，想误解他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你可能会不同意他的观点。
这时期，他同未来的上级、参谋学院的研究室主任艾伦·布鲁克建立了友谊。艾伦·布鲁克在一次大战中曾获两枚优异服务勋章，是一名炮兵专家。蒙哥马利和他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一向自视甚高的蒙哥马利，为布鲁克敏锐的思维、深远的眼光所折服。而布鲁克也认为蒙哥马利见地不凡，能力全面，是未来帝国总参谋长的材料，对他也多加提携。两个人的友谊对蒙哥马利最后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将帅之一具有非凡的意义。
3. 沐浴爱河
坎伯利参谋学院不仅是蒙哥马利军事生涯的重要一站，而且也使他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与贝蒂·卡弗的结合。
1926年，蒙哥马利已经38岁了，却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光棍。对此，他一点儿也不着急。虽然他从未表白他打算终生独身，潜意识却已抱定了独身的想法。他对女人从不感兴趣。事实上他认识的女人也确实寥若晨星。他讨厌社交生活和宴会，差不多全副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是如此。一些无聊的军官在背后议论他时，说：“军队就是蒙哥马利那家伙的老婆。”听到这些议论，他也不以为忤，反而觉得这样说是对的。他对别人说，陆军和天主教一样，一个人若真的对他虔诚，就得保持独身。因为“你不可能做一位好军人，同时又是一位好丈夫”。
蒙哥马利的信条被他自己破坏了。
那年1月，他去瑞士伦科度假，准备月底去坎伯利参谋学院执教。在滑雪的时候，他邂逅了贝蒂·卡弗和她的两个男孩。她的一个11岁、另一个12岁的两个男孩当时正在学滑雪，蒙哥马利过去帮助他们，因而同他们的母亲认识了并很快交上了朋友。
在谈话中，他了解到贝蒂·卡弗原来是自己1920年在参谋学院进修时的同学斯坦利·霍巴特的妹妹。她的另一个哥哥就是因极力鼓吹坦克战而名噪军中的帕特里克·霍巴特。贝蒂·卡弗原名贝蒂·霍巴特，后来因嫁给了一位名叫瓦尔多·卡弗的军官而改从夫姓。瓦尔多·卡弗1915年在加里波的战役中阵亡。为此，她和两个孩子非常憎恨战争，憎恨与军人有关的一切事情。
1927年1月，蒙哥马利再次去伦科度假。正是有缘干里来相会，贝蒂·卡弗和她的两个孩子恰巧又在那儿。别后重逢，两人都感到非常愉快。这一次，蒙哥马利对贝蒂·卡弗的了解更多了。贝蒂的相貌并不出众，但她温柔善良，性格随和。不善与女人打交道的蒙哥马利在她面前，没有感到丝毫的局促。到假期结束时，蒙哥马利突然发现他已把自己的信条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爱上了这个已有两个孩子的寡妇。
贝蒂也被这位沉默少语、貌不惊人的军官吸引了。尽管她的家人和朋友私下里认为蒙哥马利配不上她，因为他藉藉无名，且羞怯拘谨。但贝蒂却坚持认为，蒙哥马利正是她所需要的男人。至于说他藉藉无名，贝蒂觉得并不重要，而且她认为蒙哥马利具有非凡之才，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两人一下子陷入了热恋。从这年春天开始，他们频频见面，却一直没有论及婚嫁。对蒙哥马利来说，在这件事上，他对自己是缺乏信心的，生怕一开口会遭到拒绝。而贝蒂虽然性格豪放，不拘小节，让她先开口总归是难于启齿。
最后，还是贝蒂打破了僵局。一天，两人又一次约会，贝蒂决定小小地耍个手腕，逼蒙哥马利说出他要说的话来。
“亲爱的，我想以后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贝蒂低着头说。
“为什么？”蒙哥马利有些急了。
“不为什么，就是不要再见面了。”
“别傻，贝蒂，我爱你，我要娶你。”蒙哥马利深情地说。
贝蒂陶醉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几天以后，《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结婚启事：
“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师级参谋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少校与伦敦W四区奇齐克林荫大道滨河第2号的卡弗太太订于7月27日在伦敦举行结婚仪式。”
7月27日婚礼结束后，蒙哥马利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家，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婚后，蒙哥马利温柔体贴，把妻子视如至宝，家中的一切琐事，都由他承担起来，以便让贝蒂有时间去绘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
军人的习性已经融进了蒙哥马利的血液。他把军事准则和军队的规矩引进了家庭管理，虽然有些生硬，但贝蒂却并不在乎。贝蒂的性格和蒙哥马利正好相反，她无拘无束，甚至有些玩世不恭，对蒙哥马利却能言听计从，百般迁就。即便有时她也会对蒙哥马利的“军事统治”表示不满，但在人前，她总是给足蒙哥马利面子。有一次，蒙哥马利下班回家，贝蒂正拉着一帮女友在打桥牌，他就在客厅里大声大气地说：“任何聚会玩到下午6点就够了。各位，你们的丈夫在家已经等急了。”贝蒂柔顺地依从了。她的哥哥帕特里克·霍巴特对她的妹妹同这位粗声粗气而又飞扬跋扈的军官的结合很是不解，但这对夫妻却好得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1927年圣诞，蒙哥马利再次去瑞士休假。这一次，蒙哥马利不再是孤家寡人，而是率领妻儿前往的一家之长。回来的路上，蒙哥马利有一个惊喜的发现：贝蒂怀孕了。第二年8月，在蒙哥马利参谋学院的家里，贝蒂给蒙哥马利生了一个儿子，欣喜若狂的蒙哥马利给孩子起名为戴维·蒙哥马利，把他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
参谋学院的三年任期就要到了。这时，蒙哥马利已晋升为准中校，他开始考虑以后的去处。经过斟酌，他决定回老部队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在那儿，他有一些老朋友，工作起来会比较愉快。1929年2月，他回到了沃里克郡团第一营本部连。当年夏天，他被借调到陆军部，担任新版步兵教范编写委员会秘书。
对于步兵教范，蒙哥马利一点也不陌生。该教范的1920年版大部分是由利德尔·哈特负责的。哈特在编写过程中，与蒙哥马利曾就有关问题进行过商讨，其中有关夜战的观点还是采纳了蒙哥马利的看法，认为“大规模的夜战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
蒙哥马利接手工作以后，决定把这本教范编成一本供步兵军官阅读的内容广泛的作战论著。但他的想法受到教范编写委员会的掣肘。他们坚持要把教范编成一本有关战术的手册，尽量反映陆军部的观点。蒙哥马利却不管这些，他坚持要按自己的理解编写这本教范，双方各执己见，直到编写期满仍未取得一致。于是，蒙哥马利干脆提出，他本人愿意不领任何津贴，独立完成编写工作；在委员会解散后，他负责将委员会所提意见一并纳入手册。这个建议被陆军部接受了。不过，蒙哥马利最后耍了一个花招，在写出最后一稿时，他把以前委员会所作的修改全部删除了。结果，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好评，蒙哥马利也因此声名大噪。
编写教范工作结束后，蒙哥马利回到沃里克郡团第1营。这时，他被任命为该营的副营长。半年以后，1931年1月17日，蒙哥马利正式晋升为该营营长。这时离他从桑赫斯特毕业来到这个营已经整整23年了。23年才干到营长，蒙哥马利的仕途进展得显然太慢了。
4. 海外驻防
12年前，陆军见习官蒙哥马利来到第一营不久，便调防印度。如今，43岁的蒙哥马利刚刚接掌营长大印，该营又要调防海外。这一次地点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教圣地，此时是英国的属地。第一营将负责该地区的全部警备任务。
作为一名主教之子，蒙哥马利对宗教有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成为他永远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一部分。这从他向部队发的文告中可见一斑，他总是重复“全能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之类的话语。此番能去圣地，蒙哥马利自然欣喜异常。亨利主教听说儿子要到圣地戍防，也非常高兴，反复嘱咐他：“无论你干什么，在你的生活中都要把上帝摆在首位。”贝蒂本来打算同蒙哥马利一同前往，但因长子约翰生病，只好等些时日再去。这是这对恩爱夫妻婚后的第一次离别。
蒙哥马利到达巴勒斯坦后，发现自己实际上是那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要指挥驻在当地的英军，而且还要与驻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军队保持接触和联系。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担任高层主官的责任与权力，并为此陶醉。从此，他对当参谋再也没兴趣了，在以后几年里，他多次拒绝让他担任高级参谋的职务变动。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权力比虚名更令他着迷。
贝蒂不久也来到巴勒斯坦，夫妻俩又聚在一起了。利用假期，蒙哥马利领着她饱览了中东的名胜古迹。贝蒂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国家，过得非常愉快。她经常拿起画笔，画下她的感受，蒙哥马利对妻子的呵护一如从前。那时正好在蒙哥马利家做客的理查德·奥康纳爵士亲眼看到蒙哥马利是怎样分担妻子的负担的。他后来回忆说：“那时蒙蒂（对蒙哥马利的爱称——作者）的妻子还活着，我对他们家每天早餐后的那一套仪式很感兴趣。他家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排好队站着，听他给每一个人下达有关做家务活的命令，但他的妻子不参加。”
1931年底，第一营换防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受蒂姆·派尔准将领导。贝蒂自然是随同前往。1932年1月，蒙哥马利获得晋升，成为准上校。在晋升考核报告中，他的上司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这样写道：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中校富有活力与雄心，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官。他有个性，有学识，对军事问题能把握要点，迅速进入情况。以其才能，实应晋升较高职位。
“但是伯纳德必须加强机智、忍耐和审慎等方面的修养。本人对他的才能极为赏识，特作此善意的建议。”
斯图尔特将军的批评，显然是比较中肯的。蒙哥马利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会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而如果他认为自己错了，又总是非常顺从地接受批评。这一次，应该是后者。蒙哥马利把这份报告抄了下来，整整保存了四十多年。
在驻埃英军的一次沙漠战术演习中，蒙哥马利表现得非常出色。在那次演习中，蒙哥马利充任旅长，后来在二次大战中成为他的参谋长的德·甘冈充任旅参谋长，伯内特·斯图尔特将军和旅长派尔充任裁判。此前，蒙哥马利是一个坚决的夜战反对派，在他编写的新版教范中，就极力反对夜战。但这一次，派尔和德·甘冈都确信“夜战的可能性”，蒙哥马利本人也想一反传统，尝试一下沙漠夜间作战。结果，大获成功，在黎明前将“敌军”包围起来，粉碎了演习对手。蒙哥马利一向是经得起成功的考验的。自此，夜战成了他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39—1945年的战争中，他多次成功地采用了夜战，特别是在北非，他把“隆美尔的月夜”变成了“蒙哥马利的月夜”。
贝蒂现在是一位贤淑的“上校夫人”，她处处鼓励蒙哥马利，让他充满信心地去完成每一件事。同时，她还刻意影响蒙哥马利，让他从孤僻中走出来，尽量变得宽容幽默。在贝蒂的帮助下，蒙哥马利身上的幽默细胞终于被挖掘出来。
一次，在营晚会上，两名列兵上台表演，分别模仿蒙哥马利和团军士长。他们演得惟妙惟肖，惹来哄堂大笑。表演刚一结束，蒙哥马利站起身，指着模仿他的那一位列兵，大声说：“有这种本事，怎么可以让他当列兵，升他下士！”这一下，又惹来满堂大笑。
1933年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离开亚历山大，移防印度南部的浦那。第二年初，蒙哥马利同贝蒂一起去远东旅行，计划从孟买出发，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上海，最后到达日本停留两周。3月底，蒙哥马利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他收到一份驻印英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推荐他去设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并被提升为上校。于是，到了6月份，蒙哥马利离开了第一营，携全家乘火车赶往奎达，准备前往奎达参谋学院任首席教官。
5. 再执教鞭
身着上校军服的蒙哥马利，神气地来到了奎达参谋学院，此时的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关于士兵和演习的经验，足以支持他热情洋溢地宣讲作战理论。
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以前没见过蒙哥马利，但从听说中对蒙哥马利有所了解，决定用其所长，让他担任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业务。
蒙哥马利很快赢得了学生喜爱。授课时，他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先自己看三四分钟笔记，让大家静静地等他。然后才走到讲台侃侃而谈，把一点点真知灼见清晰、流利地传达给学生。这时期，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热烈称赞他在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的技能。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蒙哥马利的战术课时，说：“当时我们都感到，能听到他（蒙哥马利）那样知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件十分荣幸的事。后来我们个人能在军事能力方面有所发展，全有赖于他的教导和战术原则。”
不仅如此，蒙哥马利这时还表现出了对战略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关注。1936年，他在一节课中，曾就世界形势说了这样一席话，令沃德永远难忘。他说：“一旦希特勒德国已经重新武装好了，并且弄清楚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战争就要爆发。”
蒙哥马利不仅因出色的教学赢得学员好感，他与众不同的举止，也是使他深受欢迎的原因。这时期，他常常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当别人告诉他，说这种帽子已经过时了时，他说：“哎，帽子是性格的标志，每个人都应该戴特别的帽子。”他的这一习惯被保留下来。二次大战中，他常常戴着一顶不同的军帽，这顶帽子上面，他别了两枚徽章，一枚是英军军徽，另一枚则是坦克兵的徽章，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特，当然也表明他对坦克兵的重视。
在奎达，贝蒂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常常鼓动蒙哥马利把青年人请到自己家来。一位青年军官曾经羡慕地回忆说：“贝蒂肤色黝黑，身高年龄与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欢快，笑口常开。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教练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男士们要外出当丘八，让我们讨论一下该怎么疯一疯。’蒙哥马利可喜欢贝蒂来这一套了，他们彼此真诚相爱，互敬互信。”
1935年10月，奎达发生大地震。以防万一，蒙哥马利把贝蒂送回了伦敦。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二次分别，也是最后一次分别。
在奎达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德·甘冈。在埃及使他大出风头的沙漠演习中，德·甘冈是他的参谋长。蒙哥马利对这个年轻人极为赏识，动用自己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的老关系，帮助德·甘冈在参谋学院里谋得了职位。德·甘冈为此专门写信向他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说：“对那些不走正道而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务的人，我是绝不会帮他的，这只会把他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德·甘冈后来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他俩的合作成为军事史上最成功合作的范例之一。
另外，蒙哥马利的表现，也使他得到陆军部的重视。1937年6月，蒙哥马利在奎达的任职期满，而驻在本土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恰好旅长职位空缺，陆军部于是便任命蒙哥马利就任第9旅旅长，并从接任新职务起，军衔升至准将。这样，他终于实现成为一名将军的心愿，这是他军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6. 心灵的黑夜
蒙哥马利返回英国后，还有两个月假期，他把戴维送到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然后，便和贝蒂一起驾车游览了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探望了一些老朋友。贝蒂的身体似乎较以前虚弱，容易疲劳，但她还是一如往昔的快乐。
从北方回来以后，蒙哥马利得于8月底赶回第9旅，指挥一次例行演习。于是，他把贝蒂和戴维安排在“新公园”与他母亲同住，然后到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因为那儿既是个度假的好去处，又离他们的营房较近。结果，这一安排，对蒙哥马利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年夏天，蒙哥马利一边着手指挥部队演习，一边为搬迁新居作准备。贝蒂和戴维按照他们本来商量好的，去滨海伯纳姆度假。就在这时，厄运悄悄逼近了这个幸福的家庭。贝蒂病了。一天下午，当她领着戴维在海滩上游玩时，她的脚被一只说不出名字的虫子叮了一口。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刻把她送进了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通知了蒙哥马利。
粗心的蒙哥马利起初以为贝蒂只是一点小问题，所以在征得贝蒂同意后，仍继续忙演习和搬家的事务。这样，在贝蒂住院期间，蒙哥马利已把搬家的各项工作做完了，就等着贝蒂康复后住进去，戴维也回到欣德黑德的学校去上学。
可是，贝蒂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她的腿表面上看起来没事，里面却疼得厉害。蒙哥马利打算搁下手里的工作来陪她，但贝蒂不愿影响他的前程，不让他那样做。蒙哥马利只好白天在朴次茅斯管理他那个旅，晚上，则驾车一百多英里回伯纳姆探视她心爱的妻子。
终于有一天，医生告诉蒙哥马利，要想保住贝蒂的生命，惟一的希望是截肢，以制止毒素继续扩散。蒙哥马利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但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可是病情并未见好转，毒素继续扩散，已无法控制。医生们尽了一切努力，护士也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贝蒂病入膏肓。蒙哥马利预感到贝蒂将要离他而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贝蒂搂在怀里，轻声地为她朗诵。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也许他是想要万能的上帝给他带来奇迹。但这一天终于来了。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的怀里，安然地逝去了。这时，蒙哥马利正在为她读赞美诗第23首。
蒙哥马利以他的方式安排了贝蒂的葬礼。他把贝蒂葬在伯纳姆的墓地，一个人在墓前吊唁。他既没让在读书的戴维参加葬礼，也未通知远在印度的继子约翰和迪克。其他亲属也一概没被通知，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还是霍巴特家的。他要一个人向心爱的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赶到学校，把消息告诉了戴维，然后回到他在朴次茅斯的住宅，那儿原本要成为他和贝蒂的新家。在那儿，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一连很多天，谁也不见。此刻，他万念俱灰，心灵在哭泣，精神完全垮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想我做过什么错事没有，为什么我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真不明白。我的灵魂在极度苦痛之中抱怨、呼号。我好像堕入一片黑暗之中，心灰意冷。”
贝蒂的死，对蒙哥马利来说，好似进入了“心灵的黑夜”。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0年里，蒙哥马利充分享受了爱情和家庭的快乐，同时在对贝蒂的百般呵护中他也体会到真诚无私地去爱别人的幸福。在贝蒂的感染和引导下，他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一点点地被改变了。比如他爱钻牛角尖的意念和褊狭的心理，离群索居的意识和怀疑一切人类情感的倾向，都得到了改变。而这些缺陷如果任其发展，蒙哥马利绝不会成其为蒙哥马利。在他的身上，正好体现了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位成功的男性后面，总有一位伟大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英国欠了贝蒂一笔人情，也绝不为过。
经过几星期痛苦的煎熬，蒙哥马利终于从丧偶的悲痛中摆脱出来。他想：贝蒂是不会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我要振作起来。他把贝蒂的去世，看作是上帝的旨意，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作为朴次茅斯的驻军司令，他觉得要对人们、对他的旅负责。他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目前，他们父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戴维幼时几乎全由贝蒂负责，由于蒙哥马利曾对贝蒂对戴维的教养加以干涉，因此他有时对父亲不太满意。贝蒂对戴维过于溺爱，什么事都顺着他。为此，蒙哥马利决定当戴维进入预备学校后，由他来担负教育之责。可正当他实施计划而戴维显出反抗的苗子时，贝蒂去世了。现在，这对父子要在一起重新开始生活，隔阂很快消除，他们又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在蒙哥马利沉浸于丧偶之痛无法开展工作时，富兰克·辛普森少校尽量分担了他的工作，帮助他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他们后来成了朋友，当蒙哥马利于敦刻尔克撤退后任第5军军长时，辛普森成了他的参谋长；当蒙哥马利出任英帝国参谋总长时，辛普森则是他的副手。
朋友们看到蒙哥马利终于重新开始正常生活，都非常高兴。有的人甚至说蒙哥马利将会再次结婚。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蒙哥马利认为，一个人一生是不可能有两次恋爱的，尤其是像他所经历过的爱。事实上，贝蒂之死使他内心的平衡被严重地破坏了，在很多方面，他又恢复到从前那种样子。除了军事以外，似乎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工作中。这样，蒙哥马利永远告别了情场，他两眼紧盯着的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7. 大战之前
1938年3月，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禁止德奥合并的条款，悍然以武力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上空已出现了一团乌云。
在英国朴次茅斯，蒙哥马利正为把他的步兵旅训练成英国最优秀的部队而忙碌着。这一年7月，陆军部指令第3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南部军区司令员韦维尔曾经痛苦地反省：“在这时期没有举行过任何像样的演习，因此我在战场指挥艺术方面没有得到任何锻炼。”这一次，三军联合演习，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为了保证演习取得成功，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负责人科克和奥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出少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然而演习并不成功。韦维尔认为这依然是个不像样的演习，因为演习中暴露出英军忽视登陆战的毛病。他这样评论说：“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默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以往200年来登陆的部队那样。”
尽管韦维尔对演习的印象非常恶劣，但对蒙哥马利，他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后来说：“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演习刚一结束，蒙哥马利便接到命令，让他率第9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这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呈报陆军部的材料中，韦维尔这样写道：
“伯纳德·蒙哥马利准将在今年的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他或许是我们当中头脑最清楚的军官和最卓越的军队训练者。”
一切都那么顺利，看来蒙哥马利准将的肩上不久又要加一颗星了。可就在这时，他又制造了一件富有蒙哥马利特色的麻烦，使他与陆军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险些“地位不稳”。
由于第9旅的驻军基金需要大幅度增加，加上已婚军人的福利需要改善，蒙哥马利自作主张地决定以1500镑的价格把第9旅占用的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银行休假展销会使用。这一消息传出后，朴次茅斯市政当局拒绝批准在那儿举办展销会。不得已，蒙哥马利亲自去见市长，同市长达成协议，只要市政府批准那个计划，他愿意从此项收入中拿出500镑给市长，支持他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交易完毕后，蒙哥马利如约把500镑交给了市长，而另1000镑被他用于驻军福利，很快就花完了。
陆军部风闻此事后，大为恼火，指责他违反了陆军条例，擅自出租军用土地，并说如果他交出1500镑的话，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不理这一套，回答说钱已用完了。这一下给自己惹来了麻烦，用蒙哥马利自己的话讲，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幸运的是，南部军区司令韦维尔对驻军福利一事一直对陆军部颇有微辞，如今看到自己的手下敢于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部队福利，感到非常高兴，坚定地支持蒙哥马利。于是，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双方文来函往，卷宗堆积如山。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1938年10月，蒙哥马利再次获得晋升，成为陆军少将。这时他接到调令，去担负一项他从未干过的艰巨任务——接管英军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将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
1938年的巴勒斯坦比起蒙哥马利1931年在此驻防时的情况要糟得多。1931年的时候，仅用一个营就足以警卫整个地区，可现在该地区却出现了某种准战争状态。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国当局在当地实行了一种移民定额制度，每年允许一定限额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此事激怒了当地阿拉伯人，他们担心大批犹太人移入该地区会危及他们的生存。二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使得大批犹太人被迫逃离欧洲，涌入巴勒斯坦，大大超过了英国所规定的限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以及他们和当地英国政府之间矛盾在加剧。大量秘密武装团体活动频繁。主要公共设施经常遭到破坏。虽然实行了宵禁，但并无人遵守。
鉴于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蒙哥马利决定不带戴维同去。他把戴维托付给朋友代为照顾，然后于1938年10月28日启程赶往巴勒斯坦。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蒙哥马利几乎和戴维就没有再生活在一起。
抵达巴勒斯坦后，蒙哥马利很快就把第8师组建起来，司令部设在海法。爱尔兰战争时的经验对他这次完成任务起到了很大作用。他把他所负责的区域划分成几个地段，各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发起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骚乱多发地区，迅速没收了所有储存的武器，逮捕了一切嫌疑分子，并毫不留情地处理了一批人。几个月以后，蒙哥马利控制了那个地区。到了1939年春天，巴勒斯坦最危险的局势过去了。
这个时候，英国陆军第3师师长的位置出现空缺，原师长改任百慕大总督，于是出现了选择谁来继任师长的问题。第3师是一战时期闻名的“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属于南方军区，此时已编入英国远征军。毫无疑问，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师将要在英军中打头阵。因此，选择谁来出任师长，是件很慎重的事。在选拔委员会上，他的老上级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韦维尔一向赏识蒙哥马利的才干，加上蒙哥马利原来所在第9旅也属于第3师，知根知底，所以他极力推荐蒙哥马利出任该师师长。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
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接到了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告诉他，他已被选中在适当时候出任第3师师长，至迟不超过1939年8月。这一消息使蒙哥马利欣喜若狂。欧洲此时已战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个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意味着他将要像他多年来所盼望的那样，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重返疆场，为国效力。
在蒙哥马利的生活里，幸运与倒霉时常交替出现。这一次，又是好事多磨。1939年5月，蒙哥马利突然病倒了。他连续发着高烧，身体越来越虚弱，病得无法起床。经过海法的陆军医院检查，在他的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初步怀疑为肺结核。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生们也束手无策。经过蒙哥马利的坚决要求，医院只好安排男女各两名看护以及一名勤务兵，把他送上驶往英国的船上。这时，他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病魔似乎随时都能夺走这位隆美尔无法击败的英雄的生命。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海上航行居然使蒙哥马利奇迹般地康复了。当船驶入地中海时，他的脸色已逐渐红润起来；当船抵达马耳他时，他已经能够在看护的搀扶下到甲板上去眺望海上的美景；到达马赛港时，他已经能够自己走路；当轮船最终在英国靠岸时，他已一如常人。下船后，他径直到伦敦的米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三天时间，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健康”。蒙哥马利不安地问起他肺部的阴影，回答是“完全消失了”。
战争的脚步已越来越急了。英国开始了动员。蒙哥马利向陆军部询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工作。陆军部答复：在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律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将继续留任。第3师原师长正准备去百慕大任总督，此时也不得不留在师长岗位上。
蒙哥马利不愿意闲着。于是，他便要求派他回第8师，答案仍然是不行，因为在他返回英国治病期间，一个新的指挥官已经接管了那个师。这样，在大战的前夕，蒙哥马利少将却“失业”了，等待着陆军部给他派新的差使。可他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一连10多天，他像一块牛皮糖似地粘住了陆军部，非让他们执行此前的任命不可。这时接替韦维尔任南方军区司令的、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任教时的同事兼密友艾伦·布鲁克中将也出来为蒙哥马利活动，迫使陆军部相信蒙哥马利是第3师师长的最佳人选。他们成功了。陆军部宣布过去的那项任命依然有效。
1939年8月28日，年届52岁的蒙哥马利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此时离德国入侵波兰的时间，只差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