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1862年里，马克思利用外出的机会绕道从异国回到过特利尔，看望了越来越苍老的妈妈。
马克思想找份工作无望，眼看经济上的困难又无法在公园附近的格拉弗顿坊宽敞的住宅呆下去了。这时，又突然从特利尔传来噩耗：“1863年11月30日，母亲逝世。”
马克思立即从伦敦赶赴特利尔奔丧。为自己亲爱的又固执一辈子的母亲流下了悲痛辛酸的泪水。
“妈妈，你醒醒吧！”马克思还有许多话要对妈妈说啊！
为了寻求真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唤醒无产阶级砸碎自己手中的枷锁，推翻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为此，自己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流亡，与无产阶级所有的敌人作斗争，带领一家大小凭着精神支柱的维系，心甘情愿一次次在贫困的死亡线上煎熬……
你反对孩儿的婚事，为守自己百姓家的本分；你反对孩儿读书，由能赚钱的法律专业转为哲学专业……这些，孩儿都使你老人家大失所望，孩儿没有听妈妈的话，以至妈妈白发苍苍之年还为孩儿的贫困流亡而抱一块心病。
妈妈，你真不理解你自己孩儿的心。孩提时，孩子的粗鲁为什么都能容忍，撞翻了你心爱的陪嫁花坛你不重骂一句；在外打斗划得血淋淋的手足，你还流着泪水替孩儿缚理；严冬的夜半，你几次颤抖着身子爬起来遮严孩儿的被物，以免感冒……这些，你都能忍受着。
孩儿大了，自己有了主张，有了独到的见解，没有听你的话，你固执得眼汪汪看着孩儿身无一文流亡异国他乡。连这个时候你也不愿意将一文钱给一个“不听你的话”的孩儿，让孩儿像个孤儿样向外人借助维持生计，你死心眼认为：孩儿整日为着什么“主义”、“理想”，不行正路，有老有小的大男人不但不去一心赚钱养家，却让自己和一家去作无辜的折腾和牺牲……
孩儿的心连自己的妈妈也难理解，难怪别人能理解自己？一二十年来，好在有朋友的理解和接济，好在有觉醒的劳动者们支持，否则孩儿还有为妈妈奔丧的一天？……
一个全新的伟大的事业，不理解是暂时的，也是自然的。孩儿却理解妈妈那天下父母所共有的“望子成龙”的心。可眼下孩儿执着追求的事业还没有成功，妈妈善良的劳动百姓的那份“体面”还没有最终讨回来……然而毕竟事业在发展，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喜色，《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也将进入冲刺阶段……从中，你和还多数尚不理解儿子的心的人会从中找到圆满的答案……
“妈妈，你醒醒吧！”
你听孩子对你说，莫看你儿一时甚至今生今世的困难，儿的行动可影响一代代的创造财富而深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们从此会在困境中崛起，做国家的主人，建设一个文明民主的崭新的世界！
马克思这位已45岁的头发花白了的“孩儿”在妈妈的灵柩前静静地、久久地默哀，任放纵的泪水荡涤自己负疚的心灵……
由于革命大风大浪的闯荡，一二十年的流亡，作为长子没能在妈妈身边尽一点孝心，连妈妈十月的怀胎，孩提时的抱养也没有得到回报。儿也不曾这么想到过……可每天还要为一家大小的生计找亲朋接济……想到这一点，马克思内心刀剐一般疼痛……为了事业，基本放弃了生我养我的妈妈，兄弟姊妹16年才见上一面……最后连一句要妈妈理解、原谅、使妈妈得到慰藉的话也没能说上一句，妈妈就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日月轮转，可人就怎么也不能轮转，根本就没有了一个下次能在妈妈身边弥补自己过失的机会……
这位头发花白的孩儿，泪水从已花白了的胡须中源源注入妈妈灵柩的跟前……
他不顾自己身体久病后刚刚恢复，不顾胸前生有大痈的疼痛，不听姐姐他们的劝阻，长时间地在妈妈面前让泪水说出自己许多年来要说出的话啊！……
送妈妈入墓后，马克思走访了几家附近的亲戚，立即返回了伦敦。
尽管自己正在第二次经济危机中，他没有专为妈妈的遗产在家里说上半句话，他全忘记了妈妈也有负疚孩子的地方，只想到自己长期流亡异国他乡欠老人家的太多、太多……
马克思来伦敦不久，家里人按妈妈的遗嘱将马克思应多得的那份母亲的遗产用钱寄来了伦敦。
马克思在经济困境中收到了母亲的遗产，收到了一小笔却沉甸甸的希望，又是收到了一分难以忍受的痛苦……母亲啊，最终不是在克扣孩儿，而是在克扣着她自己……母亲用一生的艰苦、俭仆寄给孩儿“愿铁成钢”的恨——和爱……
亲爱的卡尔，您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洗一次澡。
您喝的咖啡是怎样弄的？是自己煮，还是怎么的？……
……祝您健康，想必圣诞节您会有些什么要求，只要是妈妈能做到的，我都将乐于去做……
……向您致意并吻您，您永远是我最可爱的、最好的人疼爱您的母亲
这时，马克思又想起了在波恩大学读书时收到妈妈的信。这银花花的钢镚碰撞声不就是母亲恨儿和爱儿的叮咛和忠告吗？……
马克思终于用母亲的遗产偿还了债务。并为告慰母亲，用这笔钱在哈佛斯拉克小山梅特公园第一次租用了一栋宽敞、舒适、向阳的别墅——莫丹那一号别墅。
别墅里，夜深的油灯熬得嗤嗤地响……
为生计奔波的时候发现钱的重要，一旦得到了钱又并没有感觉到钱的重要究竟在哪里？马克思随时警惕着自己卷进金钱的怪圈，可关键的时候又被金钱所戏谑。想起来，也嘲笑自己一时的不正常。
他最终不为钱所俘虏。他不把钱当作回事，得到就按照需要放开手脚去办该要办的事，没有了就再去想办法挣来维系。生存的目的不仅仅为了钱，就像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又不仅仅是为了活着的简单道理一样。
马克思得到钱的时候不去吝惜它，尽管这之前苦受了钱的折磨，他很快又将它放到自己想要急于办的事情上去。
得到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他就立即为一家人改变生活环境，让全家人享受公园式的美丽、幽雅的生活，让冥冥中的母亲为孩儿一家的转机露出微笑。马克思又拿出生活外的所剩去资助贫困的朋友，要琳蘅寄给他同恩格斯安排去德国代替他们开展革命工作的威廉·李卜克内西。
于是，从德国寄来的钱又很快返回德国去……
1864年5月初，突然从曼彻斯特传来了威廉·沃尔弗病重的消息，马克思大吃一惊，为了要同这位“好同志”再见一面，他急急忙忙赶到曼彻斯特去。沃尔弗却已于5月9日逝世，马克思没能同这位全家最亲密的朋友最后见上一面，沃尔弗这位老单身汉却写遗嘱把自己生活中积攒下来的大约800英镑留给了马克思一家。
马克思看到沃尔弗身上穿的破旧的衣服，平时节俭的食物……这位严峻刚毅的男子汉又几次中断了悼词。
早在1862年春季，《论坛报》已不请马克思撰稿了，因为美国国内事件已占了该报的全部篇幅。其他约稿的机会也不经常有。自从1864年秋天起，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用去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忙于活动几乎断了稿酬。因此，1865年5月，马克思一家又陷于贫困的境地了。所有可以抵押的东西都逐渐进了当铺，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使债权人满意。
为此，马克思的女儿们又不能到学校去上课了，一家又过着半饱的生活。
一次，恩格斯正赶到家里来，为了手里的写作想和马克思一同到马克思常去的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找资料。
“我自己也想上那儿去……”马克思只好这么说。
“那么，你穿衣服吧？”
马克思却只是坐着不动，恩格斯再仔细看他的寝衣和鞋子等，不禁大笑起来，马克思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他竟又不能走上街去，因为鞋子完全穿破了，而上衣呢，也送到当铺里去了。
一天早上，马克思照常走进他的书房里，准备工作。这已成了习惯，早晨必定要先看看报纸，他伸手向桌子的右边去取报纸，想拿来看一下，但却是空空的。马克思皱皱眉头，打开了房门走出来。
他不耐烦地喊道：“燕妮！你忘了给我买报！”
燕妮走到他面前，轻声地说：“卡尔，钱不够买报纸了。”
马克思看着她说得耷拉着头，内心禁不住怜悯妻子来了。他不说什么，向前用力吻了她一下，然后回到书桌旁边去准备写稿子。
可桌子上翻不出干净纸了，一张也没有。剩下的全是写满了字的手稿了。这一天，连买纸的钱也不够用。
马克思想到要把两个大女儿介绍到工厂里去打工，恩格斯知道后心里非常难过，他反对马克思这样做，孩子还是读书的年龄。
恩格斯除每月定期从曼彻斯特寄来生活费外，又一次性寄来了1000塔勒。
马克思1865年7月底写信给恩格斯说：“起初我想上你那去当面谈谈这件事。”他又说：“老实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生活，每当想起这一点，就不禁心酸。这时惟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正在从事一项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项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他讲完自己家庭困难的状况，又详细介绍《资本论》的写作进程和国际工人协会的事情。
马克思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一心扑在党的理论和工作上去了，仅靠自己研究外的余暇挤时间写些稿件得点稿酬养家糊口，他很少在金钱上有能力再去接济朋友了。可是，为着共同的理想，辉煌的人生，他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在起作用，朋友看重他回报的不是金钱，而是用金钱无法比拟、计量的推进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不朽的科学事业……
政治流亡的风波，经济拮据的折腾，加上身体的摧残，《资本论》的写作进展缓慢。
马克思前后历时25年，终于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了，印数1000本。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著作的问世，是马克思人生半辈子辛勤劳动的结晶。
马克思还在40年代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对政治经济发生了兴趣。他自己曾经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1843年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仔细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这一时期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见解，这实质上是他的资本占有雇佣劳动理论的萌芽形式。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这里，除继续研读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外，他还阅读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收集有关经济学方面的材料。
马克思打算写一本经济学巨著，书名定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了出版合同，可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列斯凯由于受到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的压力，要求马克思把这本著作写成纯学术性的作品。马克思严词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后来列斯凯取消了合同。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研究。1847年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同年12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见马克思当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那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但他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生产的和怎样产生的。
由于积极投入1848—1849年革命的实际斗争，马克思一度中断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伦敦，重新钻研政治经济学。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等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
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中作了大量的摘录，写满了24册笔记本。
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各种自然科学技术书籍。例如，为了弄清地租，他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千方百计熟悉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他在50年代最初几年摘录了生产中应用物理学和数学等等的历史资料。
在50年代初期，马克思着重探讨的是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他再次仔细阅读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并作了许多概括性的批注。
在5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马克思由于忙于为报刊撰稿，没有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他加紧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期望这次经济危机会引起新的革命。他想尽快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用社会发展的经济知识来武装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革命任务。他夜以继日地进行紧张的工作。“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从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短短10个月时间内，马克思写成了50个印张篇幅巨大的手稿，这就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形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此继他们的第一个发现——唯物史观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为这部手稿写的《导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他详细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精辟地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他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并说明了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同历史过程的一致性。
这部手稿，马克思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整理的。从1858年初开始，他在这一手稿基础上开始写《政治经济批判》一书，并打算分册出版。他本想尽快完成第一分册，由于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他劳累过度，不断患病。1858年4月29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给《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这一点，也只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化。医生要我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虽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
但写作拖延的更重要原因是马克思对自己著作的严格要求。1858年11月12日他给拉萨尔写信说：“至于手稿推迟一事，起初是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赶写其他著作。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达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1858年5月，他从《经济学家》杂志了解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麦克拉伦发表了《通货简史》一书。“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可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新书要几个月后才能见到。而马克思又买不起这本书。于是工作就停下来了。他不得不向亲密朋友恩格斯求援，直到恩格斯寄来钱为止。
1858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手稿写成了，但他无法把稿子寄走，因为他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他没有手稿的副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只是在1859年1月收到恩格斯两英镑的汇款以后，他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他发展了商品所凝结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一发现非常重要，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从分析商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开始，马克思制定了他的完整的经济理论。
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后，马克思本想继续出版其余各分册。但他仍然不时患病，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为了取得一点报酬，他还是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1862年4月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
大量的实际活动也拖延了其他分册的写作。50年代末和60年代正是民主运动复兴的时期。1864年伦敦成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个协会的灵魂，马克思亲自起草协会的第一个“公告”以及许多其他决议、声明和宣言。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共约200印张。这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的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于1862年改变了原来分册出版的想法，决定用《资本论》作为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来发表他的著作。从1863年初起，他对手稿各部分开始进行详细加工，用大量的新材料和新的结论加以充实。他白天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夜间写作。
从1863年8月起，马克思把精力集中于研究在第二个稿本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那些篇章，首先是资本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问题。同年12月底，他已完成了整个《资本论》的新稿本。他当时已经确定把这一巨著写成四册，第一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是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是理论史。马克思想将整个手稿进行整理，然后恩格斯建议先把第一卷整理出来，马克思同意这样做，并从第二年开始对涉及第一册内容部分进行誊写和润色。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大功告成。1867年4月10日，他亲自带着稿子，离开伦敦乘船去德国海港城市汉堡，把稿子交给出版商奥托·迈斯纳，然后到汉诺威去，住在他的朋友库格曼医生的家里。在那里他校订了《资本论》的头几个印张。5月19日返回伦敦。大约经过3个月的时间，他看完了全部校样。同年8月15日夜里，他刚看完校样，就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告诉恩格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马克思把第一卷题献给1864年逝世的威廉·沃尔弗：“献给我永远怀念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资本论》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由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终于把社会主义从一项空想转变为一门科学。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最高成就。
早在第一卷印刷以前，马克思已经准备好了其余两卷的初步整理结构。1867年9月以后，他立即继续从事这两卷的整理和写作，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脱稿，死神不等他完成这部著作就夺去了他手中的笔。
恩格斯承担起这项神圣的使命，把这位共同作战的好友的遗留的科学巨著继续加以整理付印出版。马克思的初稿笔迹谁都觉得看不清楚，只有恩格斯能辨认出来。而且像他那样和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没有第二个人。对每个问题，每项科学发现，马克思都曾和他商量过；而这些发现中，有不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整理完工并付印出版，不仅是给他的朋友，而且也给自己，首先是给他们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友谊树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
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三卷末尾本应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在关于阶级的那一章开始时，他的手稿就突然中止了。
经过十多年黑暗的反动统治之后，在德国重新有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工人组织。不仅是觉悟工人，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新的希望，同情或是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就是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不久，写下这首诗，歌颂这个组织。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夏天，经马克思同意，从英国返回德国，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信赖的人在那里工作，并组织这支工联队伍。
1863年5月，全德工人协会终于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
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念念不忘随时返回祖国。所以他在柏林盘桓期间就积极活动以便恢复其普鲁士公民权。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时不同意恢复他的公民权，现在仍然拒绝他的这项要求。柏林的警察局长毫不掩饰地声明拒绝的理由，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共和主义的，至少不是忠于君主的”。
马克思不能回国，德国的工作只有通过朋友在那里开展。
1864年至1872年，马克思在伦敦创立和领导共产主义同盟时期之后成为他进行实际政治活动的又一个高峰。
1864年9月28日晚上，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波兰的、意大利的和瑞士的几百名工人和民主派流亡者都聚集在圣马丁堂。伦敦这个音乐厅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英国职工会领袖以及其各国派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坐在会议的主席台上。
在这次代表德国工人讲话的是马克思向筹委会推荐的战友埃卡留斯，马克思亲自起草了发言稿。会议通过选举，国际工人协会筹委会领导成员中马克思的名字列在末位。
1864年11月1日，组织了临时委员会，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作为纲领，对临时章程也一致同意，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巨大成就，因为这样一来，在同国际内部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的时候，不论在纲领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形式上，马克思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总委会的主席和总书记都是英国工联的领袖，埃卡留斯也当过好几年的总书记。马克思只接受那些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的建议，当了德国通讯书记。在总委员会里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同主席和总书记一起组成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这是一种特设的领导小组，负责准备总委员会的会议和决议案。马克思经常提出深思熟虑的有益建议，所以常务委员会中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高度尊敬和充分信任。他简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资本论》出版的第一天，国际工人协会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大军中很快显示出巨大威力。马克思这位通讯书记积极通过德国工联的朋友做工作，争取德国工联组织加入国际组织。
在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担任过国际的主席和书记，但却是国际的实际首脑。从1864年国际诞生之日到国际解散，马克思时刻为制定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操心，为国际开展有效的活动和斗争承担一号领导人的责任。国际的文件、决议和宣言几乎都出自马克思之手，国际对重大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决策差不多都由马克思所倡议。马克思通过国际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中起着无人可比拟的重大作用，享有了极高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