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德国通讯书记一直在为德国统一、建立德国民主党的工作因受拉萨尔和施韦泽的阻挠而心中不快。他在发现施韦泽推行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非常气愤，也为自己和恩格斯的“非常政治人物”不能回到祖国而苦闷。他只有寄希望《资本论》和朋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及国内工联会的影响力了。
5月的太阳照耀在伦敦上空，马克思从英国博物馆走出来，他绕道经过市街，正走到国会大厦，这时一个声音迎面截住了他。
“老尼克——！”
这是女儿燕妮在亲热地喊马克思的绰号。绰号是这一家子在伦敦生活特有的幽默景点。贫穷和苦恼中常能从中寻找到一份轻松。夫人和儿女们常因为丈夫和父亲黑得可爱称马克思“摩尔”、“老尼克”和“山神”，有的朋友因马克思黑得严峻又亲切称他“雷神”。孩子们把妈妈唤作“妈咪”，把琳蘅叫“尼姆”。女儿们的绰号叫起来特别响亮特别可爱，这都是马克思的发明了：大女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劳拉叫“卡卡杜”（意思是白鹦鹉），爱琳娜则有好几个外号：“杜西”、“中国王子古古”或是“矮子阿尔则利希”。这里也可见马克思同中国潜有一种特有的感情。
马克思听到女儿亲热呼唤，心里已预感到喜事来临。
燕妮跳到父亲跟前，紧紧抱住他。
燕妮已经25岁了，她像崇拜偶像似地热爱父亲。她也很快成为伦敦一位政治活动家。燕妮为分担家庭经济上的困难，不经得父亲的同意就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马克思常在家里接待的两位国际社会主义活动优秀青年又都被两位大女孩看中了，燕妮与比利时的优秀青年龙格很要好，前不久劳拉同非洲、古巴的一位常来家里拜访“国际领袖”的优秀青年保尔举行了婚礼。马克思真为孩子们政治上与自己志同道合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什么事情？孩子，快说呀！”马克思说。
“邮局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她终于说道。“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在爱森纳赫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建立，他们决定加入您的国际！”
马克思惊喜地站在街心，燕妮见他喜色满面，注意留意父亲内心的活动。一会儿，马克思突然抱住女儿的肩膀，大步向前走去，一会儿又突然丢下了燕妮，让燕妮几乎跟不上他……
“这件事好，实在太好了！……建立了一个革命党……我必须听听恩格斯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克思迅速来到书房，要给亲密战友写信。
写完信，匆匆署了名，日期：“5月5日”——
“哟，1868年的今天，正是50岁生日哩！
马克思激动不已，他在书房的地毯上走出房间的两条对角线来……
“人生半个世纪……”
他想自己的境况仍然贫困得靠他人接济过日子……岁月不留人，头发胡须花白了，身体在熬夜时已明显没有了当年的耐力、支撑力……
他回到书桌上，重又打开去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把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读出声来：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又想起青年时代、大学生时代，回想起《新莱茵报》、革命以及后来的那些年代……
流亡的岁月是难以忍受的，它带来了饥饿、贫困和疾病，也带来了无数的烦恼和可恶的事情。但是他完成了两件大的历史性工作：建立了
“国际”，写完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50岁的今天又获悉祖国建立了民主革命党，并已决定加入国际……
这时，马克思像往日熬夜吃了兴奋剂一样的黑脸膛热腾得赭红赭红的。
他立即伏身写字台，翻阅草稿本，继续写作、整理他的《资本论》第二卷……
直到全家人和有心的朋友在家里张罗给他祝贺生日他才很不乐意地站起身来。
燕妮今天给马克思破了例，让他痛快喝葡萄酒、抽烟，让他尽兴……
梅特兰公园的莫丹那一号别墅，热闹过后，书房里的灯光又是通宵长明……
听说恩格斯要离开曼彻斯特，离开欧门——恩格斯公司到伦敦来住，马克思高兴得整日哼着小调。他近日放下了一切工作为恩格斯找合适的住宅。
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分离，两位最好的朋友已经远离将近20年了。为了生计、也为了革命而分离，为了友谊、为了革命又要朝夕相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外貌、气质也各有不同。
恩格斯特别注意仪表，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总像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一套衣服无论怎么旧也保存、折叠、穿出来新的一样，平时省吃俭用，决不乱花一个钱。
恩格斯热爱学习，他对各种知识都发生兴趣。革命失败后，他乘帆船取道从热那亚到英国去，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航海知识，每天在船上记日记，记录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语言学和军事艺术。普法战争更引起了这位军事战略家的注意，他每天注视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预测德军参谋总部的战略部署。色当战役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预言拿破仑军队将被包围。这些预言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送给他“将军”的绰号。
恩格斯能说20种语言，并还注意研究他所到地方的方言，为了使和他通讯的对方高兴，他常故意把对方语言的方言写进信里，曾用俄文、法文、波兰文等文种给当地友人写信。收集方言通俗作品更是他一种业余爱好。
没有一种知识不是恩格斯感兴趣的。一次，因为住在他家里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当时正在准备医学考试，他也很有兴致地阅读起产科医学书籍。马克思曾指责他，说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许多科目，分散了精力，“没有考虑到为人类工作”。恩格斯也笑说马克思：“我倒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农业情况的俄文书刊，这些书多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资本论》！”
马克思称恩格斯是一本“百科全书”。但恩格斯却丝毫没有关在书房里的学者气，他是一位好动的勇敢的“骑手”。生活上却像一位老处女那样有条理。他把什么东西都抄录整理保存下来。工作起来，反应敏捷，速度惊人而有条不紊，在他那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柜，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客厅。
恩格斯是一个较好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马克思的组织才能不能不为恩格斯所佩服、倾慕。在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总让恩格斯代替他的领导职务，虽然恩格斯在编辑部才气横溢，可恩格斯还是不像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有一次马克思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关系非常紧张，似乎只有决斗才能解决问题了。马克思的到来，什么问题都很快就和解了，恩格斯称他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就连在他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的完全信赖。沃尔弗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其他沃尔弗的朋友们都绝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马上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
这两位极好的朋友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尽管一时争执的脸红耳赤，过后谁都不留在心中。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下一次见面以前都各自要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马克思称赞恩格斯博学，思想灵敏，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深表赞叹。
看起来，恩格斯外表显得“骑士”般轻浮，其实他是非常持重的人。就连整天同他打交道的商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恩格斯却不轻易在不投机人的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的，马克思称他是一个欧洲最有教养的人。
恩格斯本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但他却屡次为马克思那种审慎的学习态度而烦恼，因为马克思无论说一句什么话，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不再三用不同的方法证明是不轻易提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对爱好、性格、长相各不相同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留下了人类友谊的绝话。
希腊神话中有关于达蒙和芬蒂阿斯珍贵友谊的传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关于鲍叔牙义荐管仲和钟子期与伯牙知音的佳话。然而，人们千百年来口头上和笔墨下传颂的这些动人的友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面前，都不过是幽幽光火于灿灿阳光，全都显得那么黯谈！
为了让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能比较顺利地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850年11月他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从那时起，20年仿佛过着两重不同的生活。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同燕妮一样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她对恩格斯的一切革命秘密活动非常熟悉，不少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把恩格斯家当作避难所，有一个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只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摆脱商业，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成为自由人。20年里的两重人两重生活，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为此可以在经济上给马克思一家尽可能的援助。
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若干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候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更加安稳地工作。
不久，恩格斯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过节一样地庆祝，自己最后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因为恩格斯终于与公司达成了协议，让他拿走一笔款子，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马克思全家今后起码的生活开支。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朋友，而且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信中无不让恩格斯反觉自己惭愧，有时激动得流出泪来。
恩格斯坚持白天在营业所里安分多受些苦役，为马克思一家多挣些钱来，晚上又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为了赶上邮船班子，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论坛报》写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魔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长期两地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1300多封。信中探讨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思就付印，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科目上总要听恩格斯的意见才最后作出结论。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把提琴手”，“我高兴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他们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志向完全融为一体。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斗，在科学炼炉里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在他痛失爱子之后写信给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马克思写信给他说：“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像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忧乐，除了你的摩尔。”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恩格斯帮助了马克思在反动年代里顶住了恶流，沿着崎岖的陡坡登上科学的顶峰。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终于迁到了伦敦的瑞琴特公园路的寓所，从这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公园路只要步行10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到马克思家里来，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个小时。
由于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迁居伦敦后，马上就被选进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他首先当比利时的通讯书记，不久又当了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
恩格斯逃出了他办事处那“埃及式的囚禁”以后，正如他写给母亲信中所说的那样，感到“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10岁”。
他们的友谊都日渐影响了全家大小。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了，燕妮三姐妹都把“将军”当作了第二父亲。连琳蘅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马克思逝世后也把对马克思一家的友爱转移到了恩格斯家。
1894年，恩格斯将自己的遗产的遗嘱告诉劳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份，劳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给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的道义感和爱去安排使用。”
连日来，马克思心里非常高兴。恩格斯搬来伦敦前不久，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通过发表。
宣言揭穿了普鲁士政府的侵略意图，揭露它为吞并别国领土辩护的虚伪借口；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政府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争取同法国光荣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任务，不是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保卫共和国；法国工人阶级要吸取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1870年10月31月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两次举行起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终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口号惊醒了。
巴黎城到处敲打警钟，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工人向政府推进，政府军队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并且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政府大厦被占领了，红旗——自由的旗帜——立即在市政厅的上空飘扬。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消息传到伦敦，群情振奋，国际总委会的委员人人都十分高兴，举杯相庆。
马克思焦急地注视着巴黎城内的事件。
但是公社领导得意忘形，最终没有认真考虑马克思的忠告。他们只局限在巴黎，没有向凡尔赛进军，未能在反革命利用时间积聚反革命力量之前消灭反革命势力。
由于普鲁士——德意志占领军的阻挡使巴黎同外省隔绝，革命军处于梯也尔军队严实的包围之中。俾斯麦释放了10万名战俘，以增长梯也尔军队的力量去打击公社。
在拉雪兹公墓的最后保卫战中，公社战士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在枪林弹雨中一个个倒下……
胜利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刽子手加利菲枪杀了2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战斗了72天，人类第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人民政权被残杀在血泊中。
反动派胜利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德皇加冕典礼，通过掠夺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国家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德意志境内。德国被“普鲁士”化了，并且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兵营。
的确，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对于以前不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来说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自由的道路，德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竞争、兼并的大工业企业中从此也强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欧洲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
面对巴黎公社的胜利和失败，面对德国的新的希望，马克思深信公社原则是永存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1871年5月下旬，正当巴黎人民抗击凡尔赛政府军队的进攻进入高潮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预感到公社将要失败。他在5月23日总委会上的发言就担心了这个结局的到来。但他却不为失败而沮丧，而是为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伟大成功的尝试而欣慰。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起义刚过10天，总委会同意由马克思起草一个面向全世界关于斗争总趋向的宣言。
马克思用一个半月时间赶写出初稿、二稿和最后定稿。
《法兰西内战》用大量事实揭露法国反动政府卖国投降和挑起内战的经过和实质。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主要成员的丑恶面貌和肮脏历史，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详细叙述了巴黎人民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他指出，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但是领导这次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没有这样做，终于结下了恶果，使敌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首先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发展的历史，说明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可以变来变去，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统治权从一个集团手里转到另一个集团手里。而在这个过程中，倒霉的是劳动人民，国家机器的每一次变动，结果只能是对人民的更加凶恶的奴役。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人民来说，不能把奴役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
马克思在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街垒被梯也尔军队攻占后的第三天，在总委会上宣读了这份气势磅礴的宣言，声讨了梯也尔政府勾结俾斯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行，热情地颂扬了巴黎劳动人民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深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宣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批准，并立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小册子发表。宣言发表后不到2年时间，它被全文或部分译成德文、丹麦文、法文、佛兰芒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在欧美许多国家的报刊杂志上，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宣言成为了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在短时间内流传最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
国际总委会发表《法兰西内战》是公社失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正当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利用公社的失败，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公社参加者大肆进行诬蔑诽谤的时候，总委会在这样的时刻公布宣言，宣布自己的严正立场，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伸张了正义，提高了国际威望，促进了公社参加者内部各派以及各国工人和公社参加者之间的革命团结。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说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会同时面临着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
马克思及时组织了营救公社流亡者国际救济委员会，女儿燕妮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们募捐钱物，想法搞护照，美国等各地工联会协同配合营救出大批公社社员。
1871年夏天，得以回到伦敦的公社社员欧仁·鲍狄埃，随身带着一首在流亡期间写下的诗。一年以后，这首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引下英勇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赞歌，成了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
醒来吧！全世界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的人！
你们要用暴力，
来废除那炙手可热的律令！
醒来吧！奴隶们！
去跟压迫者算账！
再也不能永远赤贫！
成群地冲上去吧！非拥有一切不行！
听！号角已经吹响！
起来，进行最后的搏斗！
国际工人协会，
在为人类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既要从事紧张的理论创作活动，一面校订《资本论》法译文版，一面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积极作准备，他还要负担繁重的国际领导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国际领导工作：除了出席总委会每周在拉脱本广场举行的例行会议，为总委起草文件、宣言外，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答复大量的来信，参加在自己家里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的总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有时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一开就是9个小时。为了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早日实现国际组织期待的《资本论》全部面世，他在恩格斯搬来伦敦后，主动把国际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恩格斯身上，并于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马克思辞去了国际领导职务。国际总委会也从伦敦迁往纽约。
海牙会议，马克思54岁，恩格斯52岁了，德国工人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及其他许多先锋战士却把他们俩看作是理论和实践方面德高望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两位“老人”，并常把他俩尊称为“二老”。
长期的劳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这位54岁的伦敦“老人”也确实早见衰老了，乌黑的头发和鬓须明显花白了，只有上唇胡须还依然乌光发亮而显出其䦆烁精神来。
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1873年底，马克思脸部等处又长了许多痈，动了手术；不久，原先没有痊愈的肝病又急性发作，使马克思几乎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坚持要马克思到离伦敦较远的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去疗养，因为那里的矿泉水对马克思恢复肝的功能和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会有疗效。
卡尔斯巴德是一个景色幽美、气候宜人的疗养胜地，在它的城保山街，有一座较豪华的旅馆“日尔曼尼亚旅馆”。1874年8月19日，在旅馆登记簿上，出现了一个“食利者查理·马克思”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为了迷惑奥地利警察而用的化名。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了“显贵的外表”。尽管如此，十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为反动派知晓。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马克思按计划在卡尔斯巴德疗养了一个多月。他与爱琳娜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生活制度，每天定时起床，定时到各自的矿泉去喝矿泉水，定时进餐、散步、就寝。生活有规律，玩得也愉快。马克思是一个很使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兴致勃勃，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每到一个新游览的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绘得比与他同路人见到的更生动。
经过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大为好转。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5年和1876年，马克思曾两次去卡尔斯巴德疗养。每次疗养都能收到一定疗效，对健康的恢复有所帮助。1877年他本来打算再去一次，但听说奥地利政府可能不让他在境内停留，这样他就可能白花旅费，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国家工联会领导人的工作汇报信。获悉国际总委会迁往纽约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和巴枯宁分子从内部搞分裂，这个作为欧美工人运动首脑机关的作用在日趋减弱。
这时的马克思虽然已从国际工人协会领导组织中退下来成为了真正的“伦敦老人”，但他在国际的威望已无须组织职务形式上的附加影响，他依然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国际，马克思回答说：
“这种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宣告解散。宣言说：“由于现代欧洲政局所引起的种种原因，我们解散了《国际》的组织；但是我们看到组织虽然解散，组织的原则却已得到整个文明世界进步工人的承认和拥护。让我们给我们的欧洲工人同志一些时间来加强他们本国的组织，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能拆除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隔绝开来的篱障”。
在国际解散之后，伦敦“二老”始终同革命运动连结在一起，他们“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欧美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组织：1875年，葡萄牙着手筹建社会党；1876年，美国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党；1877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比利时、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先后建立起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发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也是“二老”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十周年时断定，俄国革命的发展，“虽然也许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马克思还虽然只能经历那个由巴黎公社开始的新时代的初期，然而，“二老”已看到了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了。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内生根。这些思想已开始被群众所掌握而变成一种物质和精神合力，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权能够忽视它。1871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的画像同朱泽培、加里波第及维克多、雨果的肖像一起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展出。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说：“虽然你自己不争名，可是你毕竟逐渐地成了‘当今的英雄’。”
1872年，为了德国的需要，必须准备出《资本论》的修订再版了，计划印3000册。人们对《资本论》的兴趣在不断地增长。1871年4月，马克思又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德国全国各地都在根据你的《资本论》作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工作日问题上将进行一次群众运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消息，使马克思和燕妮深深感到，他没有白费气力，她也没有白白过了多少年贫穷日子，工人们在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时正学着把《资本论》当做进攻武器……
“老人”的心真是得到了最高的奖赏。
朋友们一再催促马克思快点完成《资本论》的后面几卷。这虽然符合他本人的心愿，但是却困难重重。校订工作是不能不做的，更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工人革命运动的指导。
马克思病情日趋恶化。他在1872年以后的几年里顶住疾病的侵扰，还断断续续地撰写《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只要感觉到自己一有点好转就把精力用于《资本论》的研究上。
在晚年，马克思研究的科目之多和使用过的材料之浩瀚是同样惊人的。仅仅在俄国统计学方面，他所阅读的书籍，恩格斯就能给他开列出一大堆，其体积超过2立方米。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他研究了财政金融、农业史和农业学方面的所有重要现象，此外他还研读了地质、生理和数学方面的许多书籍。
直至1878年，马克思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学习劲头仍不减当年。从这年起至逝世前，他专心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了拉克鲁瓦、麦克曾林、欧勒、波茨的论文，还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写了大量的札记。
他还仔细研究了古典数学家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继续探讨60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阅读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方面的许多大学教科书，研究了并摘录了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等人的著作。
80年代初，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论文。这时恩格斯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为此马克思把《论微分》献给了恩格斯，他在存放手稿的袋封上写着：“给弗雷德”。
恩格斯看了马克思写的论文和札记，发现他数学方面也很“精通”，也有其“独到的发现”。
马克思除了撰写《资本论》二三卷的初稿外，70年代、80年代的著作、书信及谈话始终贯串为人民民主权力、为民主德国共和国而斗争的一条红线。伦敦“二老”身居异国念念不忘祖国，不忘家乡人民的最后解放，德国工人民主党领袖与晚年的马克思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早在1871年8月，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新生的儿子就起名“卡尔”以纪念马克思这位“伦敦老人”。对此，两名身处祖国内外的德国工人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也共同承担了对“卡尔”的辅导之责。当时的李卜克内西和伦敦“二老”谁都没想到这个男孩有一天会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智勇双全的接班人！
燕妮病了，病了很久，年轻的丰润、漂亮瘦得只能依靠想象了，她的病一直没有得到确诊。1880年以来常卧床不起，怀疑是肝癌。
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的矿泉疗养地被反动政府切断了。1878年以后，身体也经常出毛病。完成《资本论》二三卷才真正成为这对老夫妻的医病“良药”。
马克思的头发已白过了胫窝的发梢，连在鬓发和下巴胡须上，孙子们也再找不出一根黑丝来，上唇的胡须也开始花白。马克思更加“黑”、“白”分明了，但从外表的刚毅、顽强，丝毫还看不出这位“雷公神”老人身上包裹着多种病痛。
那头上雪白的一朵云，又匆匆飘去了英国博物馆……
一天，天色昏暗，燕妮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琳蘅坐在她的床头，给自己宠爱的“外孙”织小袜子，她一针一线、一心一意无私地为这个圣洁的家庭编织着欢快，从不留意和后悔自己已苍苍白发。这时她编织的是同恩格斯和这一家大小一样的为燕妮的焦虑和不安。她替燕妮病情难过，更为燕妮一旦不测担心会给马克思这位国际首脑人带来绝望。
燕妮在沉思遐想，脸上的颧骨让她脱了美貌，然而病痛也掩饰不住她不时漾出的轻盈、温柔的微笑。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尼姆？”
“想的是早日恢复健康呗。”琳蘅回答她。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便又大声地咳嗽起来。
“不，琳蘅，咱们还有什么可以互相哄骗的呢。难道你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吗？你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但还要更加坚强。当我不在了的时候，你应该去扶助可怜的摩尔。他在许多日常琐事方面，不是简直像个大孩子吗？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可怕的考验哪。我非常担心他是否能经得住。你和恩格斯要帮他坚持下去。唉，不要这样大声的擤鼻涕啦。我们不谈后事了。你知道，琳蘅，我今天一直在回想摩尔以前赠给我的诗。他从来不是个好诗人，不过，他把多少真挚的情感倾注在诗句里啊！”
“他过去和现在爱你，将来也永远爱你。”琳蘅说。“我也是这样，我亲爱的燕妮，不过我倒很想见着一个竟连马克思夫人这样的妇女都不爱的人呢！”
“这就是瞎说了。好了，好了，别生气，卡尔还需要我，你和孩子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需要我，我绝不想死。绝不。我要活下去，你相信我吧。”
这时，燕妮从枕下拿出手抄诗的小本子，琳蘅把床头柜上的灯挪近一些，她俩就又像年轻时又在威斯特华伦家读起19岁的青年马克思献给燕妮的几首十四行诗来——
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取笑这写得不怎么样的诗歌初作。
“粗糙的作品。演说术式的、软弱无力的论说。”马克思谈到自己的诗时，总是这样说。
“然而，这里面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爱啊！”燕妮又在心中暗自反驳他的看法。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的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燕妮这名字——个个字母都神奇！
它的每个音响都使听觉着了迷，
它的音乐，借助金弦三角琴，
委婉的音响，随处向我唱吟
像玄妙的神话里的善神，
又宛如春宵月色荡波心。
……
燕妮靠在枕上，半闭起眼睛。她觉得那么虚弱，好像她的血管全都已暴露出来，生命如同血液一样从全身流出。爱人的十四行诗在记忆中涛声般地鸣响，她倾听着，微笑着……
1881年7、8月间，马克思左右不离地在妻子身旁照料，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写作。为了让她快活些，马克思陪着她到法国看着大女儿和几个外孙。回到伦敦时，燕妮已筋疲力尽了。
回伦敦不久，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
去了女儿家，回来又从德国传来好消息。燕妮特别愉快和高兴。读者要求印行《资本论》第三版。在英国的一个著名刊物上，前所未有地登载着一篇文章，颂扬马克思为卓越的科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10月底的一次令人兴奋的选举结果，再次证明，即使在反动政府非常法的压迫之下，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工人们愈来愈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了。
这天早晨，马克思也突然觉得自己好多了，能自行走到燕妮的房间里去。
抱病的老夫妻为喜讯拥抱，相互吻着对方都已枯槁的手指……
爱琳娜在门外乐滋滋地悄悄看着暮年的双亲：“他们在一起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这是燕妮弥留的最后一天。天气寒冷，夜里急风暴雨。她直到最后一分钟，神志始终清醒。当她的言语已经十分困难时，为了让亲人们振作起来，最后尽力地握住每一位亲人的手，用英语向心爱的人说出最后一句话：
“卡尔，我支持不住了。”
凝视着丈夫的眼睛，突然惊异地睁大了，又同很早很早的青年时代一样，晶光闪亮，炯炯有神，最后一次辉映出这位非凡的女性那伟大与深邃的心灵。眼睛中闪烁着惟一能减轻死亡痛苦的无穷尽的爱……
燕妮去世了。马克思仿佛是停止了感觉和思维。
爱情的终曲发出了强烈的颤弦音……
燕妮的逝世对马克思的打击太大了。医生极力设法使马克思摆脱这种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已毫无功效了。恩格斯以绝望的声音说：“摩尔也死了！”
这句话初听起来多冷酷无情，爱琳娜只是到后来她才理解“将军”的洞察力何等敏锐，马克思内心的某种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同燕妮俱亡了。悲痛摧垮了巨人。
燕妮·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非教徒义地。这正是她曾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的小山顶上同马克思常散步所看到的那座公墓。
恩格斯站在掘开的墓穴前发表告别讲话，由于心情激动而口吃得厉害，“朋友们”，他扫视了一眼到场的人们那哀痛欲绝、低头恸哭的身影，特别是那花白头发的琳蘅俯在灵柩上大哭不止，恩格斯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只有几位朋友、亲人伴送燕妮到达长眠之地。恩格斯在悼词里为眼下崇高、顽强的女性树起一块纪念碑：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燕妮离世两月后，医生劝马克思外出疗养。1882年2月，马克思去法国的大女儿燕妮家度过了冬天。尽管女儿对他关怀备至，让他生活轻松愉快，但是深深的忧郁还总是常常让他茫然，他的全部思念都萦绕在他的终身伴侣身上。
几个月来，地中海阿尔及尔城的壮丽景色总算多少消解了他心中的忧郁，特别是阿尔及尔最好的医生斯特凡博士把他发炎的肋膜和左胸里的积水抽出来后，他的身体状况更有好转。
5月，马克思叫一位阿尔及尔的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和长发剪短，并且拍了一张照片分别从马赛寄给了他的孩子们和恩格斯。马克思取笑自己改变了的仪容并且高兴地着了色，仿佛要让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夫人身边重现似的。
马克思又转到了瑞士的女婿龙格家里住了，山区的新鲜空气和硫矿的温泉对他的疗养更起了作用。
9月，他欣然回到伦敦，先同恩格斯一块住了几个星期。
马克思又回到了梅特兰公园路自己的家里，回到了同燕妮生活过的地方。时间，如同纯净的水一般，从金砂中淘洗着自我，过去夫妻间微不足道的口角、不满或是委屈早荡然无存了，马克思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他在自己的书斋里背着窗子站了好久。可怕的悲痛使他极其消瘦和苍老的脸抽搐起来。“燕妮，燕妮……”
抽泣声惊醒了琳蘅和爱琳娜，几经劝解，马克思才渐渐安定下来。
身体一有好转，他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抓紧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清样后，完成第二卷的付印，而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自己心爱的亡妻。
然而，入冬后身体又很难支撑起来了。加上大女儿燕妮生下第六个孩子的第三代“燕妮”（为纪念母亲起的名）后，不久也病重垂危，这给马克思的精神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转入新年，马克思的身体状况更为恶化，身体开始消瘦下去。
1883年1月1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最后一段话：“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被卡住，就像红色沃尔弗（已故的斐迪南·沃尔弗）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一样”。
1月11日，马克思获悉女儿燕妮在巴黎逝世的消息，他的心里一时很难接受，几分钟像瘫痪地倒在安乐椅上。
琳蘅真像母亲关心“大孩子”似地护理病人，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马克思身边，内心还要尽到女友燕妮相托的一份心愿。恩格斯坚持每天都来看望马克思。
3月14日，伦敦的上空布满了初春的浓雾，棉絮一样的雾团极力穿过窗户透进室内来。
马克思坐在他的安乐椅上。
从来都不闲着的琳蘅坐在一个角落里为马克思编织一副能坐在办公桌上写作戴着御寒的手套。
电铃突然拉响，琳蘅赶忙下楼梯为来访的客人开门。来访的原来是恩格斯。
“尼姆，他怎么样？”恩格斯低声地问。
“他坐在安乐椅上，”琳蘅一边回答，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上楼去，又转身来对恩格斯小声说：
“您请进，他快睡着了。”她请求地作了一个手势。
当恩格斯同琳蘅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
他在两分钟内停止了脉搏和呼吸，安静地无痛苦的永远地睡着了。只是在睁大着眼：看着桌前未定稿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盯着自己未竟的事业，等待自己亲密战友的到来……
恩格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卡尔·马克思，这位伦敦“二老”的剩存者用手沉重而轻轻地合上了战友的眼睛……
马克思安详地在安乐椅上睡着了。琳蘅和爱琳娜跪在马克思的胸前失声痛哭，他们都像小孩子偎依在大人的怀抱里……
恩格斯也在不停地顿足和抽泣……一当看到马克思案前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草稿……他又霍然振作起来，用手抚摩了一下自己那光润而平整的还没有一根银丝的栗色头发……
马克思的葬仪很简单。1883年3月17日，只有附近能赶来的几个朋友，只有孩子和琳蘅，遵照马克思先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安放与妻子同穴，生死与共。
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马克思墓前致悼词：
3月14日下午2点3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不过2分钟，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后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
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和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沙尔龙格宣读了西班牙工人党的唁电。马克思的朋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以德国人的名义向马克思告别。接着又宣读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挽词：
“……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春风拂弄着缠满了鲜花的红色绸带，新筑起的坟墓盖满了鲜花。上面写着伦敦工人、学生、报社、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等字样……；俄国彼得堡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为此寄来一笔钱，恩格斯根据他们的请求也代他们在新坟一一献了花圈…………《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初稿中断断续续留下颤悠悠的笔迹，这是马克思同折磨人的疾痛作顽强斗争留下的痕迹。恩格斯立即沉重地投入了整理朋友手稿遗产的工作。琳蘅也作为朋友和管家人搬到恩格斯家中，承担了一切家务，让恩格斯全力投身于工作。
这位剩存的老人感到不那么孤单了。全部身心投入马克思的遗稿时，似乎觉得他同马克思的联系并没有中断；紧张工作之余他还长时间凝视着那熊熊燃烧的壁炉——蹿动的火苗真像马克思那双灼人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