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时代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对为他们夺得几个大陆的英勇的征服者所表示的谢意，竟是那么微不足道。哥伦布戴着镣铐回到塞维利亚，科泰斯失去了国王的宠信，毕萨罗被杀死，发现太平洋的努尼耶斯·德·巴尔波阿被砍掉脑袋，卡蒙斯——葡萄牙的诗人和战士，同他伟大的同行塞万提斯一样，受了外省小吏的诬陷，在差不多和脏水坑一样的监狱里度过了许多岁月。伟大地理发现时代的忘恩负义真是骇人听闻：那些为西班牙国王们赢得了印加人的宝库和蒙特苏马①珍宝的士兵和水手，成了在加的斯和塞维利亚港口胡同流浪的乞丐和残废人，他们满身虱子、无家可归，发着疟疾。人们把为数不多的从殖民地死里逃生的人，像癞皮狗那样不光彩地掩埋在本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功勋对宫廷里的阿谀奉承之徒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伙人从没有离开过坚固的宫墙，他们用狡猾的手腕在宫廷里捞够了无名英雄们在战斗中掠夺来的财富。这些宫廷的雄蜂当上了一些新省的省长。他们用麻袋搂黄金，把经过长久自我牺牲和沉重的服役之后，愚蠢地返回祖国的殖民战士和当时的前线军官，当作无耻的暴发户从国家的食槽旁挤走。尽管麦哲伦参加了科那诺尔和马六甲战役，尽管他为了葡萄牙的荣誉数十次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置之度外，但这一切在他回国之后并没有使他获得相应职务和生活保障的丝毫权利。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他是贵族并很早就在王家的编制之内，麦哲伦才获得国王赡养费，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得以列入国王施舍的人员名单之内。而且开始的时候，麦哲伦作为小贵族，被列入最末一等，每月只有1000瑞斯①的施舍的最末一等。只是一个月后，而且也准是经过一番口舌，才取得一个武装侍从的身份，升了一级，月俸1850瑞斯（或者，根据另外的材料，取得贵族骑士身份，月俸1250瑞斯）。总之，不管授予他什么称号，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其中任何一个辉煌头衔都没给予他什么权利，没赋予他别的义务，只是让他无所事事地呆在国王前室里。然而，克尽职守、具有荣誉感的人不能长期忍受这么一点可怜的报酬，即使拿了以后什么事不干也不甘心。因此，毫不奇怪，麦哲伦利用第一个机会（事实上，是个不太有利的机会）回到军队里去服役，重新表现他的英勇精神去了。
① 蒙特苏马（约1466—1520年），墨西哥印第安人的领袖，后为西班牙殖民者俘获杀害。
① 葡萄牙辅币名。
麦哲伦不得不等了几乎整整一年。
1513年夏天，当曼努埃尔国王刚着手装备一支庞大的舰队去对付摩洛哥，给毛里塔尼亚的海盗以最后的毁灭性打击的时候，麦哲伦作为一名远征印度的久经考验的战士立即自动报名效劳，这一决定只能用被迫苦于无所事事来解释。因为麦哲伦一向在海军里服役，经过七年锻炼，已成为当时最有经验的水手之一，而在陆地战争中，不可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于是，在开往阿扎莫尔的庞大军队里，他又重新变成了一名最低级的军官，没有职衔和独立的地位。又像在印度时那样，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告里，然而他自己，又像在印度时一样，总是出现在危险的地段。麦哲伦在肉搏战中，第三次受了伤。枪头刺中了他的膝关节，损伤了神经，左脚不能再屈伸。麦哲伦终生成了瘸子。
瘸腿的战士，既不能快走，也不能骑马，已不适宜在前线服役。现在麦哲伦本可以离开非洲，有权以伤残者的身份要求提高抚恤金了。但他固执地希望留在军队里参加战争，身处危险之中——这是他真正的天地。当时，有人要麦哲伦和另一个伤号担任押运军官，把从摩尔人那里掠夺来的大量胜利品——马匹等护送回国。这时，发生了一个相当卑鄙的事件。一天夜间，有数十只羊从无数的畜群里消失了，于是，立即就传出了恶毒的流言蜚语，说麦哲伦和他的伙伴把从摩尔人那里夺来的部分胜利品偷偷地卖给了敌人，要不，就是由于疏忽大意，使敌人得以在夜间从畜栏里偷走了牲口。用这样的方式指控麦哲伦作出了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名誉行径是卑鄙的。这一指控同几十年后葡萄牙的殖民官员对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葡萄牙人——诗人卡蒙斯的诽谤和侮辱奇怪地如出一辙。这两个人在印度服役期间，有数百次发财的机会，但他们从这个埃尔多拉多回到祖国时却穷得像叫花子。然而，他们却受到了同一可耻指控的玷污。
幸而麦哲伦比温顺的卡蒙斯更坚强。他根本不想给这些可怜的讼棍提供什么口供，也不想像卡蒙斯那样一连几个月从这个监狱被押送到那个监狱，他没有像《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那样，畏畏缩缩地任由敌人去抽打他的脊背。诽谤性语言刚开始传播，早在有人敢于公开指控他以前，他就离开军队，回葡萄牙要求雪耻去了。
从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麦哲伦丝毫不感到自己在这个卑鄙的事件中有什么过错：一到里斯本，他立即设法求见国王，但绝不是为了洗刷自己，相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贡献，要求得到更相称的职务和较好的傣禄。要知道，他又失去了两年的时光，又在战争中受了伤，使他几乎成了残废。但他不走运：曼努埃尔国王甚至没让固执的债主拿出他的账单。来自非洲指挥部的消息说，这个桀骜不驯的船长没有请假就擅自离开了摩洛哥军队，于是，国王竟把功绩卓著的受伤军官当作普通的逃兵来对待。他根本不让麦哲伦开口，就简单而严厉地命令他马上返回他的部队在非洲的驻地，立即听受上级官员的安排。为了遵守纪律，麦哲伦只好服从，乘第一艘船回到了阿扎莫尔。当然，在那里没有再提起审查的事，谁也不敢给功勋卓著的战士抹黑；而麦哲伦从自己的上级那里拿到了让他光荣地离开军队的证书和各种证明他清白无辜和功勋卓著的文件之后，又第二次返回里斯本。然而可以想象，此刻，他怀着多么痛苦的感情，命运让他得到的不是勋章，而是诬陷，只是一些伤疤而没有奖赏……他沉默了很久，谦卑地隐退一旁。但现在，他35岁了，不愿像乞求施舍似的领受按章给他的那点俸禄了。
理智应该提醒麦哲伦，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不要一回来就立即去叩见国王，不要再用那些要求去打扰他。当然，如果更理智一些，在一段时间里不提自己的事，在宫廷圈子里广交朋友和熟人，审度形势，赢得信任。但曲意奉承和巧计钻营不是麦哲伦的性格。尽管关于他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这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沉默寡言、毫不出众的人，一点也不会引起别人对他的同情。不知为什么，国王一生都讨厌他，甚至他的忠实同伴毕加费塔也承认，军官们简直憎恨麦哲伦。麦哲伦，就像拉赫尔·瓦尔恩哈根谈论的克莱斯特那样“严峻”。他不会微笑，不会热烈地表示亲切，不会迎合讨好，不会巧妙地捍卫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他不爱说话，不爱交际，总是独自相处，这个孤僻的人大概在自己的四周制造了冷漠、压抑和不信任的气氛。了解他性格的人已经很少，他的内在本质更无人洞察。朋友们从他固执的沉默和离群索居中，下意识地感到了某种不平常的、不可理解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比公开追逐肥缺，拼命无耻地挤在公家食槽旁的那些人的虚荣心更能引起他们的不安。在他的深凹、尖锐的小眼睛里，在他长满髭须的嘴角上，总是深深隐藏着不让任何人窥视的秘密。而内心藏着秘密、常年守口如瓶的硬汉，总使那些轻信人、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人感到害怕。麦哲伦忧郁的脾性引起了反抗。要同他一起前进并支持他是很不容易的。对这个可悲的孤僻人来说，也许自己能觉察到：形影相吊是件最痛苦不过的事了。
这一次，费尔南·达·麦哲利约什没有同情者和保护人，独自去叩见国王，在能够通向宫廷的道路中，他选择了最坏的途径，也就是正直和笔直的道路。曼努埃尔国王接见了他。他的前任若奥二世，以前在这同一个宫殿里，也许坐在同一张宝座上，曾经拒绝过哥伦布，现在，在同一个地点，又演出了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场面。因为这个其貌不扬、庄稼汉一样宽肩矮壮，一把黑胡子、紧蹙的眉毛下闪着敏锐目光的葡萄牙人，此刻正向过一会就要鄙夷地把他赶走的国王深深鞠躬。他内心怀着的念头并不比那个外来的热那亚人逊色。麦哲伦在勇敢、果断和经验方面也许还胜过比他更为著名的先驱者。虽然这一决定性时刻没有任何目击者，但是，在阅读当时相似的历史记述时，可以透过几世纪的帷幕看到在金銮殿里发生的事：麦哲伦一瘸一拐地走到国王跟前，躬身把确凿的文件呈给国王，证明对他的指控是无稽之谈。然后，他申述了第一个请求：由于第二次受伤，使他丧失了战斗力，叩请国王把他的月俸提高半个克罗赛多①（相当于现在的英国货币一先令）。他所要求的数目小得可笑，似乎不值得这个骄傲、坚毅、自尊的战士为这样的小事情卑躬屈膝，但麦哲伦提出这个要求不是为了价值半克罗赛多的一枚银币，而是为了他的社会地位，他的人格。月俸即薪俸的多少，在这个人人排斥异己的宫廷里，决定着领取薪俸的贵族在等级阶梯上的地位。作为印度和摩洛哥战争中35岁的老战士，麦哲伦不愿意自己在宫廷里的地位低于服侍国王进食或开关轿式马车门的嘴上无毛的青年人。出于骄傲，他从不硬向前挤，但同样出于骄傲，他不能屈从于比他年轻和功勋不如他的人之下。他不让人低估他和他的全部事业的价值。
①葡萄牙之铸有十字架的古币。
但曼努埃尔国王阴沉地皱起眉头，看着这个死乞白赖的请求人。对他——最富有的君主来说，问题显然不在于一枚银币。使他生气的是麦哲伦的行径。麦哲伦竟不是诚惶诚恐地请求，不愿恭候国王开恩提高他的俸禄，而是固执、顽强、坚决地要求提高他在宫廷里的官职，好像这是他应有的权利。怎么办呢？让这个顽固不化的年轻人去学会请求和等待吧。由于愚蠢的谋士——愤怒的作祟，幸运的曼努埃尔国王拒绝了麦哲伦关于提高薪俸的请求，但没有想到，他为了节省一个半克罗赛多银币，却将在不久之后甘愿付出千万枚金杜卡特。
事实上，现在麦哲伦该躬身告辞了，因为国王紧蹙的眉头预示他不可能得到任何恩典。然而，由于骄傲而变得顽强不屈的麦哲伦非但没有诚惶诚恐地施礼告退，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站在国君的前面，陈述着他的要求。事实上，他就是为了这些要求而来的。他问，是否能替他找一个王宫的差使，找一个相称的工作。他还很年轻，精力十分充沛，不甘心靠施舍了此一生。要知道，当时从葡萄牙的各个港湾里，不仅每月，而且每星期都有开往印度、非洲和巴西的船只；因此，把大批船只中的一艘交给比任何人都熟悉东方海洋的人指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除了年迈的宿将瓦斯科·达·伽玛，在首都和整个王国里，没有人敢夸口说自己的知识超过麦哲伦。但曼努埃尔国王对这个使人厌烦的请求者的严厉和挑衅性的目的越来越不能容忍。他冷冰冰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甚至不给麦哲伦留下一点对未来的希望。找不到适合他的位置。
拒绝了。一切都完了。但麦哲伦又向国王提出了第三个请求——说得确切一些，已经不是请求，而是问题。麦哲伦问，如果他到愿意向他提供优厚条件的别的国家去服役，国王是否会生气。国王用侮辱性的、冰冷的口吻告诉他，麦哲伦可以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到他可以找到工作的任何地方去服务，国王本人对此毫不在乎。这等于告诉麦哲伦，葡萄牙宫廷拒绝他的效劳。当然，今后仍然会慈悲地保留给他的那点可怜的施舍，但是，如果他离开葡萄牙宫廷和葡萄牙的话，那是决不会使任何人伤心的。
没有人曾经充当过这次接见的见证，谁也不知道，是这一次还是另一次，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麦哲伦向国王公开说出了他内心珍藏的秘密打算。也许，国王没有让他发挥自己的设想，也许是冷漠地拒绝了他的设想；不管怎么样，在这一次接见的时候，麦哲伦像过去一样再次表示了继续用鲜血和生命为葡萄牙服务的愿望。只是国王生硬的拒绝，才在他身上引起了内心的转折，这在每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的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要产生的。
当麦哲伦像乞丐一样被赶出王宫的一瞬间，他已经知道：不能再继续等待和贻误时机了。他在35岁之前，懂得和体验了战士和水手在战场和海洋上应当掌握的一切。他四次绕过好望角——两次从东向西，两次从西向东，他曾无数次险些在东方丧命，他温暖的血肉之躯三次受过敌人冰冷武器造成的创伤。他对世界的见闻之多是无可比拟的；他对地球东方部分的了解超过当时的一切著名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十来年的经验使他成了各种军事技术的专家：他学会了使用剑和火枪，掌舵和运用罗盘，操纵风帆和大炮，划桨，使用铁锹和长矛。他会阅读罗盘地图，准确使用航海仪器，放起测深锤来决不比任何“天文学专家”逊色。其他人只能好奇地在书本上读到的一切——令人烦闷的风平浪静和一连好多天的龙卷风，海战和陆战，围困和械斗，突然的袭击和沉船，——所有这一切他都亲身经历过。十年的时间，他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当机立断。他十分了解各种各样的人——黄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和棕种人，印度人和马来亚人，中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任何事情上——在水上和陆上，所有季节和所有海洋上，在严寒和在赤道烤灼人的热带天空下——他都在为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效力。但在青年时代服务是愉快的事。而现在，快36岁了，麦哲伦坚决认为，他为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光荣，已经自我牺牲够了。他像任何具有创造性天赋的人一样，成熟的年龄已感到充分施展才能的必要。祖国在他不幸的时候抛弃了他，解除了他在国内服务尽职的锁链——这样更好：现在他自由了。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铁拳没有把人打倒，却把他推上了正确的道路。
麦哲伦从不把一时做出的决定立即不假思索地付之实施。不管同时代人描绘他性格的材料多么欠缺，但是有一个品质，而且是重要的品质，无疑构成他生活的各个时期的特点；麦哲伦非常善于沉默。他本性坚韧和不爱交际，甚至在忙乱的行军生活里也平静安详，落落寡合，总是独自认真考虑自己的种种设想。他目光远大，暗自估计着每种可能，但在确信自己的计划和决定已酝酿成熟，考虑周详，无懈可击之前，从不公之于众。
这一次麦哲伦又惊人地表现了他的沉默艺术。换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遭受曼努埃尔国王侮辱性的拒绝之后，大概会立即离国，向别的国王毛遂自荐。而麦哲伦却又在葡萄牙静静地呆了一年，谁都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也许人们只是注意到（因为事关到过印度的老水手，总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麦哲伦曾长时间地同舵手和船长们，以及那些曾经在南方海域航行过的水手们呆在一起，但是猎人们除了打猎，航海家们除了海洋和新大陆之外，还能有什么说的！他在一所宝库——曼努埃尔国王的秘密档案里，翻阅了珍藏的所有“最为机密”的海岸图、罗盘图、测程仪的记录和最后几个巴西探险队的航行日志，这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不研究有关新发现的海洋和陆地的书本和报道，不在其位的船长又怎样填补余暇呢？
可能是麦哲伦结识的新朋友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因为同他日益密切的鲁伊·法利罗是个机敏、神经质和脾气急躁的藏书家，谈吐甚健，十分自负，性情乖张，同沉默寡言，克己孤僻的军人和航海家最不相配了。然而，恰恰由于他们的性格悬殊，这两个不久成为莫逆之交的人的天赋，导致了一定的、但必然是短暂的和谐。如果麦哲伦内心最热切的愿望是到神秘的海洋去航行，实地考察世界，法利罗最为隐秘的热烈幻想则是抽象地认识大地和天空。作为十足的理论家，道地的书斋学者，鲁伊·法利罗从没有上过海船，也从没有离开过葡萄牙，只是通过计算、书本、表册和地图认识遥远的天地。然而，在这些抽象的领域里，他被认为是制图学家和天文学家里最大的权威。他不会张帆，但他发明了自己的经度计算法。尽管这种计算方法不无舛误，但包罗了整个地球，后来给了麦哲伦巨大的帮助。法利罗不会掌舵，但他制作的海图、罗盘图、星盘和其他仪器，显然是当时最完善的航海仪器。毫无疑问，这样的专家可给麦哲伦带来巨大的好处。麦哲伦是个理想的实践家，他的大学只有战争和航船，他对天文学和地理学的了解，只限于，也只借助于他在漂流途中见到的那些东西。恰恰由于天赋和爱好方面的相同，这两个人非常幸福地能够相互弥补各自的缺陷，就像思辨补充实验知识，思想补充事实，精神弥补物质一样。
而且，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暂时的共同遭遇也起着作用。这两个各有出色之处的葡萄牙人，同样遭受国王的侮慢，都被阻塞了实现他们终生事业的道路。鲁伊·法利罗请求皇家天文学家职位已经多年了，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都有权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如果说麦哲伦以沉默的骄傲得罪了宫廷的话，显然，鲁伊·法利罗则是以粗直和抱怨惹恼了国王及其左右。敌人称他为小丑，为了将他置于宗教裁判所的手中（从而将他摆脱）。他们散布谣言，诬陷他在工作中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诬陷他同魔鬼结成了联盟。总之，他们两个人——麦哲伦和鲁伊·法利罗被仇视和不信任排斥于工作之外，而外界的压力——仇视和不信任，却使他们在内心里彼此接近起来了。法利罗研究麦哲伦的笔记和方案。他给这些方案提供科学的根据，他用精确的计算，用图表验证的数字肯定了麦哲伦纯系出于直观的设想。理论家和实践家越是比较自己的观察，就愈加渴望通过紧密的合作来实现他们共同设计和制定的方案。他们两个人——理论家和实践家，发誓在他们的计划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时刻以前，向一切人保守秘密，而在必要的时候，没有祖国的协助、甚至在有损祖国利益的情况下，也要完成这番事业。因为这一事业不只应当成为葡萄牙的财富，而且也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然而，读者要问：麦哲伦和法利罗像阴谋家那样悄悄地在里斯本王宫旁边讨论的究竟是什么神秘方案？有些什么迄今未有的新东西？是什么东西使它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它的两个设计人员要宣誓牢牢地保守秘密？这方案有什么危险之处，竟使他们把它像有毒的武器一样密藏起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起初是会让人失望的。因为新的方案不是别的，就是麦哲伦从印度带回来的那个设想，而这个设想是谢兰在他心中点燃起来的，也就是：不像葡萄牙人那样向东航行，绕过非洲，而是从西面绕过非洲到达最富庶的“香料群岛”的设想。初初看来，这没有一点新东西。众所周知，早先哥伦布的航行并不是为了发现美洲，因为当时人们尚未想到有美洲存在，他只是想去印度。而当全世界都清楚，哥伦布迷了路的时候（他本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终生都相信，他是在中国天子的某个省区登陆的），西班牙并没有因为这个意外的发现而放弃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因为同最初的欣喜雀跃接踵而来的就是令人苦恼失望。热烈的幻想家哥伦布关于圣多明各和“伊斯帕尼奥拉”地下到处是金矿的声明，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里既没有找到黄金，也没有香料，甚至也没有“黑色象牙”——虚弱的印第安人不适宜做奴隶。在毕萨罗还没有掠夺印加人的宝库以及波托西银矿还没有开发以前，从商业的观点看来，美洲的发现没有任何价值，而渴求黄金的卡斯蒂利亚①人并不怎么关心对美洲进行殖民和征服。他们更关心的是绕过它，尽快到达满是钻石和香料的天堂世界。根据国王的命令，人们不断试图绕过新发现的大陆，以便赶在葡萄牙人之前闯进真正的东方宝库，登上“香料群岛”。探险队一个接一个出发了。但不久，西班牙人在寻找通往一心向往的印度的道路时，不得不经受葡萄牙人最初试图绕道非洲时产生的失望。因为所发现的美洲大陆，比最初想象的辽阔得多。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当他们的船只企图通往印度洋时，到处都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坚硬的陆地，美洲这块广袤的大陆，就像一根硕大无朋的巨木，处处挡住了他们的通道。著名的征服者们徒然地试着自己的运气，极力想找到某条过道和海峡。哥伦布在第四次航行时折道向西，以便经过印度回国，但仍然撞到了那同一块大陆，维斯普奇参加的探险队，也是这样徒然地考察了南美洲的全部海岸，未能实现航行和发现位于东方的名叫马六甲的岛屿，到达“香料群岛”——马鲁古群岛的企图。科泰斯在第四次报告时庄严地向查理皇帝保证，要在巴拿马附近寻找通道。科尔特—雷阿尔和卡博特把自己的船开向冰洋的深处，寻找北方的海峡，而胡安·德·索利斯企图在南方发现这一海峡，就远溯拉普拉塔河而上。但全都徒劳无功！无论是在北方、南方、极带和赤道地区，到处都遇到那个巍然不动的堡垒——土地和石块。人们渐渐失去从大西洋驶往努尼耶斯·德·巴尔波阿曾经在巴拿马高原上看见过的另一个大洋的希望。宇宙志学家在地图上把南极洲和南美洲画得连在一起，在徒然寻找通道的过程中已有无数的船只遇难，西班牙已经安于永远同最富饶的印度洋的陆地和海域隔绝的想法，因为没有任何地方，也绝对没有任何地方存在渴望中的Paso——人们以满腔热情和坚毅精神寻找的海峡。
① 指西班牙人。
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来了一个其貌不扬、不见经传的船长麦哲伦，他怀着绝对坚信不疑的激情声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条海峡。我相信这一点，我知道它的位置。请给我一支舰队，我要向你们指出这个海峡的地点，从东往西环绕地球航行一周。”
现在，我们终于面对几个世纪来一直吸引着学者和心理学家们注意的麦哲伦的秘密了。我们已经说过，麦哲伦的方案本身，决没有特殊之处，实在说，麦哲伦想达到的目的，同哥伦布、维斯普奇、科尔特—雷阿尔、科泰斯和卡博特完全一样。总之，新颖之点不在于他的方案，而在于麦哲伦断言存在着从西边通往印度的道路那种不容置辩的信心，因为，他一开始就不像其他人含糊其词地说：我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海峡。不，他怀着钢铁般的决心声称：“我能找到paso。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一条海峡，我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寻找它。”
但麦哲伦通过什么方法（这是个谜），能够预先知道这个为其他许多航海家徒然寻找的海峡位于什么地方的？他本人在航行过程中，同他的朋友法利罗一样，从没有接近过美洲海岸。如果他这样肯定地断言它的存在，这就是说，他只能从某个亲眼见过这一海峡的先驱者那里获悉它的存在和地理位置。但假如别的航海家在麦哲伦以前见到过海峡，那情况就十分微妙了！这样一来，麦哲伦就不是永垂青史的著名英雄，而仅仅是个剽窃了别人荣誉的不肖之徒了。因此，麦哲伦海峡以他的名字命名，正像美洲用不是它的发现者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名字命名一样，都是不公正的了。
于是，麦哲伦的历史秘密实际上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谦逊的葡萄牙船长通过什么方法，从谁那里获得了关于两个海洋之间存在海峡的可靠情报，他怎能保证实现在他之前认为无从实现的事，也就是：实现环球航行？最先提到麦哲伦坚信能保证他的事业成功的材料，我们可以从他忠实的伙伴和他的传记作者安东尼奥·毕加费塔那里找到，他说过如下的话：甚至当这个海峡入口已呈现他们眼前的时候，船队里也没有人相信存在这样一条把两个海洋联接起来的道路。这时，只有麦哲伦本人的信念坚不可摧，因为，据说，只有他确切地知道，存在着这样一条无人知晓的海峡，而他是从著名的宇宙志学家马丁·贝格依姆绘制的地图上知道这一点的，麦哲伦曾经在葡萄牙国王的秘密档案里找到了这张图。毕加费塔的这一说法，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值得相信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丁·贝格依姆死前（1507年）是葡萄牙国王的宫廷制图家，我们也知道，沉默寡言的探索者麦哲伦曾获得进入秘密档案室的许可。
然而，寻找谜底变得越发有趣了，因为这位马丁·贝格依姆并没有亲身参加过任何一次海外探险，而关于存在着海峡的惊人消息，他也只能从其他航海家那里听到。这就是说，他也有自己的先驱者。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这些先驱者，这些无名的航海家是谁？发现的荣誉究竟应该属于谁？也许，某些葡萄牙船只还在这些地图和地球仪制作之前，就已经到达过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神秘海峡？那结果又会怎样呢？毋庸置疑的文件证实，16世纪初，确实有几个葡萄牙探险船队（其中之一由维斯普奇随行）考察了巴西沿岸地区，甚至可能还考察过阿根廷海岸。只有他们能够见到海峡。
但这还不够——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神秘的探险队深入有多远？他们是否真的到达了通道，来到过麦哲伦海峡？其他航海家在麦哲伦以前已经知道存在海峡的看法，长时间里依据的仅仅是毕加费塔的上述论述和保存到现在的约翰·舍涅尔的地球仪。不管有多么奇怪，约翰·舍涅尔早在1515年，也就是远在麦哲伦启航以前，就清清楚楚地在地球仪的南端标出了海峡（虽然，完全不是它实际上的所在地）。但所有这一切不能帮助我们弄明白贝格依姆和德国学者又是从谁的手里得到这些情报的，因为在那个大发现的时代，每个民族出于商业上的嫉妒心，都万分警惕地保存着探险成果的秘密。舵手的测程记录，船长的航海日志、地图、罗盘图都立即交给里斯本。曼努埃尔国王1504年11月13日下令严禁“把刚果河对面的任何航海资料泄露出去，以防外国人从葡萄牙的发现中捞到好处”，违者处以死刑。
由于弄清它的企图纯属徒劳，发现的优先权问题的风波似乎已经平息，但后来的一个突然发现表明，贝格依姆和舍涅尔，最后，还有麦哲伦得到的地理情报该归功于谁。这个发现仅仅来自题为《来自巴西大陆的最新消息抄件》德国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用劣等纸张印刷的，原来是个告密件，是奥格斯堡城维利泽尔家族最大商行的一个葡萄牙代理人在16世纪初从葡萄牙寄来的一份情报。这个小册子用糟糕透顶的德文报告说，一艘葡萄牙船大约在南纬40°地方发现并绕过了一个海角，也就是跟“好望角”相似的海角，而在这海角后面，有一条由东向西的宽阔海峡，很像直布罗陀，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因此，从这条海峡到达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最容易不过了。总之，这份密报毫不含糊地肯定，大西洋和太平洋彼此相连，这是需要证明的事。
这样一来，谜底好像终于解开了，而麦哲伦完全被揭穿是个剽窃者，是个把别人在他以前的发现据为己有的骗子。因为，麦哲伦对以前葡萄牙探险队的成果的了解，决不亚于德国船老板的不知名的代理人和住在里斯本的奥格斯堡的地理学家。如此说来，他在世界历史上的全部功绩可归结为：由于他的毅力，得以把小心珍藏的秘密使全人类都能够分享。这样，机灵、行动迅速、恬不知耻地利用别人的成就——显然，这就是麦哲伦的全部秘诀。
然而，不管有多奇怪，最后又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麦哲伦当初并不知道：这个葡萄牙探险队的队员事实上并没有到达麦哲伦海峡，而他们所提供的麦哲伦以及马丁·贝格依姆和约翰·舍涅尔信以为真的消息，实际上来源于一种误会，来源于一种很好理解的错误。那些航海家们在南纬40°上究竟看到了什么呢（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新日报》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仅仅告诉我们这些航海家在靠近南纬40°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海湾，他们在这个海湾里航行了两昼夜，但仍然一眼望不到头，他们没走到边，就被暴风雨赶回去了。由此可见，他们看见的只是某个水道的开端，就以为这是连接两洋的海峡。但他们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真正的海峡位于——这从麦哲伦时代才知道——南纬52°上。这些无名的航海家们在40°上又见到了什么呢？对此早已有了很有根据的假设，因为第一次亲眼吃惊地见到像大海一样无边广阔的拉普拉塔河入海口的浩淼水域的人才会懂得，把这一片汪洋似的河口当作海峡和大海，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确实不可避免的错误。这些在欧洲从没有看见过如此宽阔河流的航海家，一见到这片渺无边际的水面过早地兴高采烈起来，以为这就是连接两洋的梦寐以求的海峡，当作海峡的最好证明，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新日报》引用的消息就是上述舵手们讲述的。因为，如果他们——那些不知名的舵手们，继续向南，除了拉普拉塔河，还发现了麦哲伦海峡——真正的海峡的话，他们就应当在自己的罗盘图上，而舍涅尔就会在自己的地球仪上也标出拉普拉塔河——地球河流中的巨蟒了。然而，在舍涅尔的地球仪上，和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拉普拉塔河，而在它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恰巧是在那个纬度上，标上了神秘的海峡——paso。这样，问题就彻底弄清楚了。《新日报》的报道人确实迷误了。他们成了明显和可以理解的错误的牺牲品，而麦哲伦断言，他有充分材料证明确实有某个海峡存在的时候，也是同样真实可信的。当他依据这些地图和资料制定自己环球航行的宏伟计划时，他不折不扣地受了别人自我欺骗的愚弄。他信以为真的错误，归根结底，这就是麦哲伦的秘密。
但不应当忽视迷误！如果天才人物接触了它，如果有机缘支配，最荒谬绝伦的迷误也可以产生出最伟大的真理。各个知识领域里的伟大发现，由错误的假设中产生的，何止成千上万。如果世界上没有把地球的面积画得荒唐透顶，富有诱惑力地告诉他可以在最短期间到达印度东岸的托斯卡涅利的地图，如果不是由于极端固执地相信贝格依姆的错误地图和葡萄牙舵手们的荒诞情报，麦哲伦便怎么也不会说服国王把船队交给他。只有相信自己掌握着秘密的时候，麦哲伦才能解开他生活的时代地理学上最伟大的奥秘。只有一心一意献身于暂时的迷误，他才发现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