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哲人传记作家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其《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1卷第12节中写道：
“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戈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聪明的，即有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
毕达戈拉斯是公元前六世纪上半叶时的哲人。上面的话是否是毕氏所说，有人提出怀疑，因此不能作为定论。但在苏格拉底之前，在古希腊确乎出现过不少哲学家，如泰勒士、芝诺、毕达戈拉斯……不过这些哲人所热衷的是天文、世间万物、自然现象等，探究外界事物的本性及物质世界形成的原因和规则等。学术界将此称之为自然哲学。从事此一研究的就是自然哲学家。这些哲人尚未意识到及发觉，通过质询及相互商讨，可以把人们内心的变化归纳出来。自然哲学家认为，要解答内心的疑问，惟一的途径就是使自己与自然相衔接，通过自然现象印证心灵。于是他们提出以下说法，“水是万物的根源”，“地、水、风、火是万物的根源”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上这些哲学观点逐渐受到挑战。当时有些年轻的学人开始对这种自然哲学观提出了怀疑。他们遂即转向，再不以研究自然界为终生职责了。在年轻转向的学人中出现了一批“智者”。有的学人也将“智者”迻译为“诡辩家”。古希腊旧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所写的喜剧《云》揶揄苏格拉底，其中关于“正义因”与“非正义因”之间的辩论就含有智者与诡辩术的缩影。这虽然不是写实，有很大的夸张，但由此也折射出当时某些现实景象。苏格拉底就是在自然哲学研究之风衰微，并受到挑战，智者及其学派以及智者运动随即出现的氛围中生活与研习的。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思想及精神是不能与这些绝缘而独自形成的。
以下简要叙述有关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是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形成的。
1. 智者·智者学派·智者运动
古代希腊哲学的发轫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泰勒士等哲人首扬其波。他们对宇宙万物的形成颇感兴趣，并对此进行了理性思考。由于是对自然界万物的研究、探索，故而这门学问称为自然哲学，研究这门学问的人称为自然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哲学这门学问由盛而衰，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自然哲学则是强弩之末了。随即，在雅典及其他希腊世界的城邦中出现了一批自称为“智者”的教师或导师。他们活动的中心在雅典，同时还活跃在希腊世界的其他主要城邦，以及奥林匹亚、得尔菲等大型聚会场所。他们活动的方式是在这些具体地方发表各自的关于社会与人、伦理与政治、真理与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新见解，同时设帐授徒，但要收取学费。他们传授的是关于辩论、诉讼、演说、修辞等方面的技巧及有关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等知识。这些智者与社会接触既广泛，又频繁。他们还顺应当时的潮流，因为公民们有求得参政知识的愿望，他们就编写有关修辞、演讲、论辩各方面的教材，满足这些公民的需求。智者们所采取如此多样灵活的形式，是大大有利于提高公民发表言论和进行辩驳的技巧的。智者们还提出许多新观念，如关于人类社会、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神关系、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及道德评价等诸方面。这些都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也因此提高了公民的文化素质，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上面简要叙述的有关智者们的活动，在哲学和文化史上称之为智者运动。促使智者运动产生的思潮，是西方思想史上出现的最早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这次启蒙运动或这次思潮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众多的学术领域，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文学、史学及社会学等。由于智者们对上述诸学术领域进行探讨、研究，促进了原有知识，主要为哲学、宗教学及伦理学观念的发展与革新，另外新学科，如语言学、教育学、逻辑学、修辞学也随之形成。为此，智者运动所涉及的面就更宽而广，所涉及的内容则更全而深，已经拓展了更大的领域，不仅局限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了。
“智者”一词是从古希腊文迻译为汉文的，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智慧的人（也有迻译为诡辩家的），此一学人在某一方面特别聪明、灵巧，有才能。智者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指在技艺、占卜、预言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指那些在诗歌、绘画、戏剧及雕刻等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造诣的行家里手；指医疗技术十分精湛的专门人才；指那些具有把城邦治理好的政治家；指那些在研习上十分有才能的精英。
智者作为一阶层是与当时社会风气密不可分的。在当时民主政治的体系下，只要智力不凡，就能弄清楚大众的想法，从而迎合他们的心理，顺乎众人的情感，受过一定的教育，就能取得权力与名誉地位。智者阶层的出现，就是迎合大众对知识的需求。当时的青年普遍都有很高的政治欲望与求知欲，他们大都怀着升官发财的梦想。智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他们教导青年如何才能平地青云和攀龙附凤。智者们已经意识到，对人生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就摇唇鼓舌，到各地游历、游说，教导青年。智者探讨与研究人类的方法与苏格拉底不同，智者的目标不是探索真理，只是要“使人信服”，所以他们经常置事实于不顾，而故弄玄虚，用奇怪的譬喻、艰涩闪烁的言词，以及使人慑服的气势来讨论问题。在人数众多以“传授知识”的智者阶层中，比较重要的有普罗泰戈拉斯、普罗狄科斯、高尔吉亚、希庇亚等。
关于普罗泰戈拉斯的生卒年不详，阿布得拉人。有人说他活了90岁，有人说他活了70岁，一生中有40年从事智者生涯。他生命的巅峰是在第84届奥林匹亚赛会（公元前444—公元前441年）期间。普氏的名言是“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
这是普氏在他的《论角力》一文中所说的。这就是说，真理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只要自己本人感到什么是真理，它即是真理。普氏对论辩术的运用独胜擅长，而且还了解该如何宣传自己与教导别人，所以有不少年轻人对他特别推崇。大家都公推普氏是当时最好的老师。对此，苏格拉底却不以为然。苏氏认为真理不光凭个人的主观来确定，如果说“知识就是知觉”、“世界上没有错误的事”，那么，理性与知识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就“道德”而论吧，甲所感觉中的道德是一种情形，乙所感觉的却又是另一种情形！要是相信普罗泰戈拉斯所说的话，就等于认定甲与乙都对。要是那样的话，一切证明和辩论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这样，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要是忽略了真理，只是专研辩论之术，实在不能称普罗泰戈拉斯为良师。
雅典有一名叫希波克剌忒斯的青年，希望成为举世罕有的伟大人物，因此央求苏格拉底领他去拜会普罗泰戈拉斯，目的是要聘请普氏任他的老师。这时，苏格拉底告诉这位青年人，说道：“你只要付钱给他，他就会教你的。”
苏格拉底又对这位青年说道：“智者是将灵魂当作商品的人，好像在批发商品或零售商品。”
从上面苏格拉底有关论述智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所具备的能力要较智者高出许多。每当苏格拉底与人辩论时，总是先谦虚地说自己什么也不懂，希望先要弄清对方的意思。于是对方就异常得意卖弄起他们所有的知识来。苏格拉底在听完对方卖弄完了以后，总是先将对方夸奖一番，然后再表示他还有一两处不甚明了，继而提出几个问题，揭示出对方理论中的不实处、谬误处，令对方辞穷而折服，继而承认与赞成苏格拉底的主张。
高尔吉亚是另一名极有声望的智者，他较苏格拉底年长，出生在公元前480年前。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审时他仍然健在，他的寿命在100岁至110岁之间。关于高尔吉亚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在他的《申诉与辩护篇》中有所叙述，即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说我（苏氏自谓——引者）收费授徒也不是事实，虽然我认为如果有能力教人，那是好事，像林地尼的高尔吉亚，开俄斯的普罗狄科斯和埃利斯的希庇亚那样。他们周游多个城邦，能够说服青年人追随他们，付给他们钱还感谢他们。”作为智者的高氏，在修辞、演讲、辩论及其他各方面都极具才能，有很高的声望。有一次，高氏作为使节在雅典发表演讲，语惊四座，公民大会为之轰动。在当时，不仅是民众，而且官员也极为赞赏高氏的理智及政治才能。斯巴达国王鲍萨尼阿斯曾说过一件事，即当时很有声望的修辞学家梯西亚斯，据传他是高氏的师长，梯氏站在叙拉古一方，但被高氏所辩败，于是雅典方面决定与林地尼结盟，派出一支舰队支持林地尼。这些充分说明，在当时，修辞、演讲及辩论技艺之所以发展迅速是与社会需要密切相关的。在此期间，希腊世界的各城邦极需寻找盟友，孤立敌人。这一点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相近似，即各国要派出使者，即纵横家，到各国游说的情况相同。
苏格拉底的高足柏拉图在其《美诺篇》中提及苏氏有关高尔吉亚的叙述：美诺询问苏氏，人的美德是如何得来的？苏氏答道：“哦，美诺，以前有一段时间，帖撒利人曾以他们的骑术与富有闻名于希腊，要是现在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仍以智慧闻名于希腊，特别是拉利萨是你的朋友阿里斯提波斯的故里。这要归功于高尔吉亚，因为他来到这一城邦的时候，他的智慧就在这里受到领导人的尊重与崇敬，还有你的友人阿里斯提波斯及其他一般人也都崇敬高尔吉亚。此人传授你们用气势磅礴毫不畏惧的风格回答问题的习惯，这便是懂得如何回答问题的人的习惯，他就敢于回答任何一个希腊人向他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还叙述了苏格拉底在雅典会见高尔吉亚的情况：美诺询问苏格拉底——“‘高尔吉亚在雅典的时候你遇到他了吗？’苏格拉底回答道：‘遇到过。’”高尔吉亚在雅典发表过演讲，可能苏格拉底也去听过。
高尔吉亚的行踪不定，他像闲云野鹤一样，很少在一处地方定居下来，以免自己的公开活动与私人交往受到牵制。据传，高尔吉亚终生未娶，独身一辈子。虽然，高氏无一定的居止，但他活动的范围还是有定规的。据说他的后半生大多是在帖撒利地区的拉利萨城度过的。
有一位名叫普罗狄科斯的智者也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在古代，《苏达》及《国家篇》的边注者曾标明普氏在雅典被指控毒害青年有罪，令其饮鸩而死。这是边注者的误识，将普罗狄科斯与苏格拉底混为一人了。普氏是开俄斯人，是高尔吉亚的学生，也有人说他还是普罗泰戈拉斯的学生。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提到苏格拉底说普罗狄科斯还活着，较普罗泰戈拉斯要年轻一辈。学人们将普罗狄科斯的生年定在公元前460年之前，与苏格拉底的生年差距不大。普罗狄科斯是苏格拉底的老师，在《美诺篇》中记述了苏氏与美诺的谈话，苏氏对美诺说道：“……高尔吉亚是你的老师，正像普罗狄科斯是我的老师一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普罗狄科斯的学识评价很高。这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斯篇》中有所记述：苏格拉底说“我渴望听普罗狄科斯的讲话，他是一位智慧完美的人”。柏拉图在《克剌提洛斯篇》中记述了希波尼科斯与克剌提洛斯之间关于名称是约定俗成的或是自然形成的辩论，并就此向苏格拉底请教，苏氏说道：“……关于名称的知识是重要的事情。要不是因为穷，我就能听完伟大的普罗狄科斯的五十个德拉克玛的课了。据他（指普罗狄科斯）自己说那是关于语法和语言完整的课程，如果我能听完的话，我就能立即回答你有关名称的正确答案了，可惜我只听了一次一个德拉克玛的课……”另外，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也记述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我曾经把许多人介绍给普罗狄科斯及其他智慧的大师。”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论述幸福和荣誉要依靠辛勤的劳动去争取时，提及苏格拉底如何看待诗人，随即说道：“……一些有地位的智者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如卓越的普罗狄科斯用散文详细地叙述了赫剌克勒斯和其他英雄的故事。”关于这一点，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第2卷第1章的第21节中也有所记述。
2. 修辞学
这里所指的修辞学，并非现今当代所说的关于语法和用词的理论。在汉语中，修辞是指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运用诸多的语言手段并尽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什么是好的表达呢？系指其准确性、可理解性及其感染力，而且还要符合本身的表达目的，适合于对象和场合的得体的适度的表达。修辞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及各种民族语言都各自具有本身不同的修辞习尚。修辞还具有社会性及历史性，而修辞的习尚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就是修辞学。这门学科是语言科学的一门分枝，它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文艺学等多种学科相关联。古代希腊所说的“修辞学”，与上面所说的“修辞学”却有所差别，古代希腊所谓的“修辞学”系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这包括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讲与进行论辩的才能。这里所说的才能，与“口才”或“辩才”较为接近。
在古代希腊语文中，有四个不同的词汇表达“说话”意义：其一是最常用的，即“说”，其原义是“安排”，即“用嘴将词安排好”，即等于“说”，于是引申为“说话”、“交流”。“通过谈话交流看法”就是“辩证法”最早的含义，因为“辩证法”一词的词根含义就是“说话”。其二是，侧重用“话”表述某一意思的动词，由此引申出“意指”等意。其三是表达“叙述”意思的动词。其四是含有“谈话”、“讲话”、“谈论”及“议论”等义的动词，并由此衍生为表示“当众发表演讲”词义的动词，简言之，就是“发表演讲”。于是产生了一门“发表演讲”的技艺，汉译为“修辞学”。
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即荷马时期，当时就将善于辞令、能言会道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能力，为人们所称道。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的城邦制确定以后，在公民大会及各种议事会上发表演讲是很重要的政治活动。谁在发表演讲中口才好，就能挫败政敌、取得民心，得到他们的支持。及后，各城邦间有了摩擦，产生纠纷，就要有人去游说。另外，在希波战争中，各城邦间出现了类似使者的活动。大多数的使者要进行游说，必然是能言善辩之士，他们之间唇枪舌战，极其类似域内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当时不少的智者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由此可以说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发展及各城邦间的交涉乃是促使修辞学发生、发展的原动力。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也就是苏格拉底青壮年时期，那时修辞学已经成为一门极为重要的技艺和学问了。在古代，希腊人将修辞学看作一种技艺、技巧，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持这样的看法。人们，含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认为修辞学并不是知识，因为饱学之士，也就是知识丰富的人，口才不一定就好，口才可以经训练而获得。修辞学和其他技艺一样，也是可以经过传授、训练而获得的。于是就出现了传授这种“说话的技艺”，即修辞学的人，也可以说是修辞学家。从发生学的视角审察，上面已经说明修辞学出现的各种因素，但是谁是创建修辞学的首位学人呢？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公元二三世纪的传记作家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他的《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8卷第57节中记述道：“……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篇》中说恩培多克勒斯是修辞学的创始人，正像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一样。”遗憾的是亚氏的《智者篇》已经散佚，未能传承下来，不能核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著作《修辞学》中提及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另一位学人科剌克斯（其鼎盛年代为公元前467年），说此人撰写过一部《修辞术》，传授别人如何辩驳。科剌克斯拟定出一些规则，例如在受伤害别人指控时，如果此人是一个弱者，就说：
“我比他体弱，能够伤害他吗？”如果此人是强者，就要这样说：“难道我是一个傻瓜，会去伤害一个弱者吗？”这就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一部《修辞课本》（第2卷第24章）。科剌克斯是西西里人，修辞学这门技艺不是在雅典，而是在西西里生发出来的。这与当时西西里的环境有关，因为在这不大的区域里，古代希腊人建立了20个城邦，各自间有聚合，也有摩擦，所以这种“说话的技艺”能起到纵横卑阖的作用。因此，修辞术首先在西西里生发，然后才传到雅典，是自有其原因的。
上面谈到古希腊的智者、修辞术及修辞学等，还必须谈谈当时希腊人所重视的“德行”。关于“德行”，在这里就是指处理私人事务及政治事务的能力。智者的出现，就是迎合大众有学习并获得这种德行的需求。智者就是传授德行的教师。普罗泰戈拉斯等智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要具有论辩的才能。所以智者主要传授的是有关文词的修饰。这就是修辞术或修辞学。它是一种以“德行”为本质，运用巧妙和雄辩的言辞使人信服的学问。普罗泰戈拉斯等智者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功能，就是培养有关诗句、言辞及说话技艺方面的才能。所以，投身在智者门下经他们教导出来的政治人物，是不具有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的，甚至还弄不清真理为何物。他们所追求的就只是“言之成理”，也就是强词夺理罢了，只要大家说不过你，又何必管什么是非黑白呢？
苏格拉底却与这些智者不同，他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忽略了事实，只是孤立地钻研“说话的技艺”，是与哲学的精神不相符的。智者们与人辩论时，总是处心积虑地迷惑对方，使对方陷入圈套。要是这样做行不通，就换一种手法：或是用声势来吓唬人，或是用华丽的词藻，生僻、闪烁的文词，使对方听了感到不知所云无法对答。苏格拉底却不是这样，他的态度十分平静，温文尔雅，所用的言辞都很平易，而且言简意赅。他就是这样和别人讨论的。苏氏执信，通过辩论及省察能探索出真理。苏氏所提出的辩证法也基于此。
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智者应运而生。他们的出现使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动得以磨练，哲学思维也因此从天上，即自然哲学，回到人间。因此，智者的功绩在思想发展史和哲学史上是不可埋没的。所谓智者，按语源剖析，其中就含有“使知识的功用变得更好的学人”。对智者的这一作用苏格拉底是了解的，所以苏氏也说智者是“使人变得更为聪明的学人”，或是“教育与指导他人的学人”。但是，苏格拉底也审视到“知识本身也有可怖的一面”，如何传授与教导是关键的所在。那些盲从与无识别能力的人是不适于投身到智者的门下的。
智者与苏格拉底有其相似的一面，即他们已着手探索人类的心灵、灵魂等，但彼此间所采用的方法及所持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当时也出了几位自然哲学家，如阿那克萨戈拉斯、恩培多克勒斯等，他们都是按照传统从事自然哲学研究的。但是智者则不太注意宇宙万物的事情，他们所着力的是人际间关系等问题。由于智者对当时的时代要求及走向十分敏感，所以能顺应潮流，如含贬义，他们是见风转舵，研究自己的进身之道。从智者的视角来审察这一问题，知识和辩论都是有用的事；传授知识及说话的技艺，并由此得到报酬，对于授与受的双方都是利益均沾的。
智者除了上面所论述到的各方面之外，还有一处明显的功绩，就是他们在论辩术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首先立头功的是普罗泰戈拉斯。普氏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是——任何命题均具有相反的两种论断，论辩的目的及主要的技艺即是如何使弱方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其《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第9卷的第51节中写道：“普罗泰戈拉斯首先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具有互相反对的两个逻各斯，他使用这种方式进行论辩因而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人。”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又说道：
“而且在他（普罗泰戈拉斯）的辩证法中，他忽视词义而追求华丽的词藻，许多证据表明他是全部论辩术的始祖，因此蒂蒙说：‘普罗泰戈拉斯是全人类的缩影，我以为他是文字战方面的能手’。他又是最早介绍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的。可惜的是，普罗泰戈拉斯本人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所有这些只能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斯篇》及《泰阿泰德篇》中才可以窥视到些须缩影。”
苏格拉底研究人类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个人现实的物质享受，他对生活的舒适与否是不太关心的，对是否能在国家社会中崭露头角，苏格拉底并不在意。苏格拉底年轻时曾执信阿那克萨戈拉斯所主张的“理性为万物种子”说，并作了进一步的钻研，继而，苏氏又对此表示失望，而且放弃了研究自然，专心探讨人类，并由此创建出一套自己的“辩证法”。苏格拉底对“得尔菲的神示”永铭不忘，并以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为己任。
3. 思想与精神
所谓思想，即是指内心所萌发出的念头。它是诞生于生活中，而且是指引生活和行动的观点。通过思考由此产生的意识，这也是一种思想的表达。这样，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变化、升华的可能性。精神和思想密切相关联的，难于截然分开。当然，思想与精神是对人而言的：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及一般心理的状态。
对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进行探讨，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他的思想及精神由何而来，这对他的思想及精神的形成是起主导作用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及精神屡经思考、修正、充实与发展，最后才定型。这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苏格拉底的那份面目。苏氏是一位具有十分成熟“自觉性”的学人及思想家。他本人将自身的这种“自觉性”视为一种思想，使之更臻自觉，并将这份自觉看作一种使命。什么是使命呢？一般地讲，就是所给予的任务，并令其完成。如果一个人被任命为使者，就一定要赋予他一项特定的任务，让他完成。发出任命的人，一般来说，在地位上及其他方面都要高于受命的人。对苏格拉底，则是神示所给予的使命。神示来自阿波罗神，苏格拉底就是阿波罗神的使者了。
苏格拉底将自己已经成熟的思想及精神看作自身的“天职”，而这一“天职”又与苏格拉底的“赴死”密切相关。苏格拉底最终以一死完成使命，贯彻了他奉行的原则。
4. 阿波罗神的使者
苏格拉底的门人开瑞丰赴得尔菲阿波罗神处祈求神示，神对开瑞丰所示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再有，苏氏参加过三次战斗，每一次都有“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向他发出指示。所有这些都赋予苏格拉底以使命，这些都是神赋予的使命，亦即阿波罗神所赋予的使命，苏格拉底本人就是“阿波罗神的使者”。
苏格拉底在执行阿波罗神赋予他的使命时，第一件事就是使那些自诩知识丰富聪明绝顶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为什么苏格拉底要唤醒人类的“无知”呢？答案是因为苏氏对“灵魂”持有独特的看法。什么是“灵魂”？苏格拉底创立了有关“灵魂”的概念。这一概念受到俄耳甫斯教的影响。这一宗教给灵魂所下的定义是“一个永生不朽的个体，并具有‘神性’”。该宗教认为，只要人类能按该教礼仪立身处世，灵魂的神性就能得到恢复，并得以永生。关于“灵魂”，苏格拉底认为它具有俄耳甫斯教所认定的重要性及不朽性，并且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一种精神，我们当以此为凭据来断定我们自身的智、愚、善、恶等”。由此可见，灵魂并非鬼魂，而是一种自觉的人格力量。因此，苏格拉底一直强调，要“照顾灵魂，使之臻于至善至美”。苏格拉底所声称的照顾，与俄耳甫斯教所主张的“照顾”不同。按俄耳甫斯教义，“照顾灵魂”即是“按道德、礼仪行事”；而苏格拉底所认定的“照顾”，则是培养理性，使思考与行为都能合乎理性。基于此，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们若能够对自己所作所为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就等于尽到了照顾灵魂的职责。苏格拉底所创立的这一观念，由于在基督教创立后，它日益为泰西人所接纳，并且成为欧洲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传统。
实际上，国家的法制也是在不断修订、变化、发展的。在当时，苏格拉底虽然没有违反雅典的国法，但却认为他的思想都触犯了雅典的法律。实际上，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并未违反雅典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更谈不上破坏了法律的规定，但他的思想与精神却超越了当初的那个时代。所以，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在当时受到抵制，并由此招来祸殃，于是他的思想与精神在传统中沉寂了，但却在人们大众的心中继续生存着。苏格拉底在他的“申诉与辩护”中曾强调，他自己的思想与精神要以灵魂不死的形式来表现，这是因为思想与精神是不会死亡的，将永远生存下去。这样，苏格拉底的思想与精神未能消失，生存下来了，并且得到了发扬光大。
5. 以马虻自命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的“申诉与辩护”有这样一段话语：
“……雅典人啊，我现在的申诉与辩护远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某些人所想；而是为了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为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因为，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就不容易另外寻找到像我那样与本邦结下不解之缘的人，用粗俗点逗乐的话说，就像马虻粘在马身上那样，品种优良的马由于懒惰肥大起来变得有些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将我安排在此邦，就含有这层用意，让我随处追随你们，成天对你们每一个人提醒个不停、屡加劝告和责备。诸位，遇到这样的人并不是容易的，你们若是听我劝告，留下我吧。就像把睡眠中的人唤醒那样，你们兴许会恼我，甚至会打我，听信安倪托斯的话，轻易地处死我，从此，你们的余生过着昏昏沉沉的日子，除非是神关怀你，给你们另外再派一个人来。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在这方面你们是见得到的，有关我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务，多少年来我经常是把它置诸脑后，而总是不断地为你们忙碌着，……”
苏格拉底上面的一段话语是出自一种强烈的感觉，因为他感到自己“像马虻一样”。他把雅典比喻为马，自己就紧紧跟随在它身边，像令之厌烦的虻。与苍蝇有点像而体积比苍蝇大的虻，是一种昆虫。这种昆虫可以附在马身上或牛的身上叮它们，吸它们的血。所以这种昆虫既可以称为马虻，又可以称为牛虻。作为虻，要是附在马或牛的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马尾巴或牛尾巴扫落的可能，因此送了命。虻本身对此是无所知，而苏格拉底以虻自喻，他是知道有被扫落因而送命的可能。但苏氏明知作为马虻存在着生命危险，但他仍旧紧紧附在马的身上，决不离开。为什么苏格拉底这样做呢？这是他在执行他的使命。马虻吸马血以生存，对马是有侵扰的，有如蚊吸人血，有时是会把人从睡梦中弄醒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就有类似的结果；苏氏就是要使雅典人明白自己无知，以此警示他们要照顾自己的灵魂。在“申诉与辩护”中苏氏将自己比喻为虻，他自己知道，虻必然会因叮马而死，而受叮的马总有一天也会死亡。而苏格拉底深知，只有思想和精神将永存，不会消亡。“马虻”是苏氏的自喻，还有些学人将他比作“带电的鲟鱼”。有些人说苏格拉底像海里扁平的电鲟鱼一样，凡是与他交谈的人，最后都会被他提出的问题麻痹，以至于对所提的问题全都不能回答，由此暴露出自身的无知。
思想有时好像闪电一样，忽然间在人的心中闪烁，使人顿悟。但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精神的产生及形成，并不像闪电那样迅速，而是逐步发展、修正，最后方始形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世界两个同盟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生死息息相关。在动荡不安社会中的人们对精神食粮尤为需要。苏格拉底当然也不能例外，他与其他人一样，也急切需要慰藉心灵的哲学。在当时，按内容，哲学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探讨宇宙间万物的自然哲学；其二是智者们探讨的有关人际关系方面的哲学。这是当时哲学的两大流派。但是这两派哲学都未能使苏格拉底满意，虽然开初苏氏醉心于有关自然哲学的研究，但继而他转变了方向，专注于研究人类了。苏氏首先向智者挑战，这一挑战逐渐深入并尖锐起来。他越是弄清智者所使用的方法，就越不满意他们运用这类方法从事的具体研究。苏氏也因此深感到当时政治的腐败，以及政治家的堕落等。
当时在雅典，公众虔诚地信仰神和传统的宗教。他们急切地想得知众神对当时希腊十分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如何判断的。或许由于神对苏格拉底有深刻的了解，所以通过开朗而热情的开瑞丰传达了神示。当开瑞丰向神询问并祈求神示时，神告诉他，在雅典没有较苏格拉底更具有智慧的人。后来，苏格拉底才接受了这一神示。开初，当苏格拉底听到这一神示时，曾感到极其困惑与震惊，虽然他觉得神示是绝对正确的，但他对此却又不敢完全相信，他认为神示的这句话必然有更深的含意。于是苏格拉底首先审视自己本身，然后再走出去寻找对此有所了解并作出阐释的人。
苏格拉底为什么先要从审视自身起始呢？这是因为在得尔菲神托所的墙上铭刻着“认识你自己”一句话，故而苏格拉底寻觅有所了解的人的步骤就是先审视自己。于是苏格拉底与其他人进行不只一次的交谈，既剖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又深入了别人的内心世界。他认识到，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进行思考，极其容易陷入自我矛盾的状况中，了解自己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以别人作为镜子对照自己，这就是说通过与别人交谈、问答，以此来考察与核验自己与别人。
关于苏格拉底为什么以“马虻”自命，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不过由此想起了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年）写的一部小说，题名为《牛虻》。小说中的主人翁亚瑟，他撰写文章时所用的笔名为“牛虻”，人们也称他为“牛虻”。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的统治、争取意大利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小说中的主人翁亚瑟以“牛虻”自命，他是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在残酷现实的教育下识破了当时天主教会的虚伪、欺诈，于是与之绝裂，离开家庭愤然出走，历经磨难后成了一名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革命者。“牛虻”被捕了，他在狱中仍然顽强斗争，英勇不屈，最后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也为了揭露教会的虚伪、欺诈、无耻，从容就义。苏格拉底以“马虻”自命，对当时不公正的现实予以揭露，不屈不挠，最后从容饮鸩就刑。小说《牛虻》是否有苏格拉底以“马虻”自命的含义，的确是发人深思的。当然这样的分析与界定也可能是比附，可能是见仁见智罢了。
6. 伦理学的雏形
理性、知识、道德等都是与伦理密切相关的。苏格拉底肯定理性、看重知识、认同道德，这些都为他草创伦理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苏格拉底以负有神的遣使而自命。他认为他所负的使命首先是让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发现自己无知，再进而呼吁每个人“关切灵魂，获得至善的生活知识”。苏格拉底认为，道德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取的。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是一名普通的传道者，但他却以传授道德方面的知识为己任。他有关伦理学方面的见解，与他的“灵魂论”及“知识论”方面的见解互为关照，相得益彰。由此甚至可以说苏格拉底草创的伦理学是奠基在他的“知识论”上的。这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罪恶的根源出自无知”，“美德就是知识”，“行恶之人只是对美德的估计错误，而不是心甘情愿的”。首先探讨一下苏格拉底关于“行恶之人不是心甘情愿的”论述。这是因为苏氏认为，任何人都希求得到善和幸福，某一个人去做坏事就是由于他的良知受到了蒙蔽，将坏事误认为是好事，是善举，是有益的。若是一个人明了灵魂堕落将受到的损失，明白物质上的享受或外在表面上的财富权利给予人的好处，若与灵魂上的好处相比较，显得一文不值，这样的话，那个人就不会再做坏事了。换言之，苏格拉底认为有可能做坏事的人，是这个人错误地以为他要做的事情是会给他带来善与幸福，而他不是真心去做坏事行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德就是知识”。这里的“知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洞见”。现在不妨对“美德”作一些诠释。什么是美德呢？这就是一种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对“善”坚定的信仰，而人之所以行善，就是因为拥有各种美德，就是因为培养了理性的行为与思考，而理性的培养，首先是依赖客观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一种回忆或认识的过程”，各种善的知识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师长就是要设法鼓励人们辨识，发现它们，所以苏格拉底总是使用问答法激发人类本心中的善。苏格拉底这种关于激发人类本心中的善的观点倒有几分和我国传统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相近。苏格拉底有关伦理的学说，综合起来就是在阐发“道德价值”，并认为它就代表知识。苏氏主张“罪恶根源出自无知”，所以当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时，就一定会行善；也只要使人们知道“美德即知识”，而且将这一信条贯彻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要将美德付诸实践，由于这样，社会就必然和谐无间了。
苏格拉底有关伦理道德的学说是不是完美无缺呢？有关这一点，苏氏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质疑，亚氏认为苏氏忽视灵魂的缺陷。因为苏氏认为，人类只要懂得了什么是善，就会去行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一项假设上的，即：人的行为受理智的指使，也就是说受理智所控制。但是，苏格拉底对感情这一因素有所忽视，因为有好大一部分的人的行为举止是受感情所左右的，而这一点本身就是灵魂的缺陷。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这一点确实有几分道理。苏格拉底办任何事情总是按理智的准则处理，所以他就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受理智所支配的。这样，苏氏就忽略了感情这一因素。但尽管如此，苏氏有关伦理道德的学说还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他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论析，已呈伦理学的雏形。
7. “相论”的先声
苏格拉底的高足柏拉图是西方思想史及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人，是古希腊哲学全盛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全盛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从前期以研究自然为中心转变为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伦理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成为当时学人关切的重点。柏拉图创立了相论，这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以前将这一哲学体系称为“理念论”，然而以“理念”一词来包罗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是不够确切的，而用“相”则较为全面而确切。虽然“相论”这一庞大哲学体系是柏拉图构建的，然而关于“相”的理论则发轫于柏拉图的恩师苏格拉底，因为苏氏的哲学实践大概主要为某些道德以及其相关的概念正名，探求其合乎逻辑的定义。这是苏格拉底的基本哲学观念之一，可称之为普遍定义，亦即相论的雏形。
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的对话多半是讨论如何为某些概念正名，如什么是勇敢、自制、虔诚、友爱，……由此可以总结为一个公式，即“X是什么？”于是得出这是某一概念的定义。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人，除原子论的首创者德谟利里特在某些个别事例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别的哲人对此都未曾染指。而苏格拉底是通过对定义的探讨，以此规范人的理性知识，并对存在的本质也进行追溯，这是极具深刻的哲学意义的。因此，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这一学术范例，即探讨普遍性定义，评价极高，认定这是苏氏的一大贡献；同时，亚氏也认为这也是乃师柏拉图相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什么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普遍性的定义呢？简言之，这就是指概念性的定义有普遍性、确定性及规范性。苏氏有关普遍性定义的论述有其针对性的，即对智者而发的，因为智者把这类概念都认定为是人本身制定或规定的，于是就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智者这样的论证是难以正确规定其意义的。苏氏用以论证的是逻辑方法，先从现象然后深入到本质进行辨析，以此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属性。这种事物的本质属性，就是苏格拉底所重视并加以说明的理性知识。苏氏这样进行探讨，其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就是以这种具有普遍定义的理性知识针对早期自然哲学中的直观思维，并由此出现的独断倾向。苏氏的意图是要以人的理性思维为出发点来探讨事物的本质。苏氏以何种方法进行定义的呢？他主要是作归纳论证，所用的是推理和证明的逻辑方法。苏格拉底的具体做法是他先要求与他对话的人，对某种美德作出定义，与他对话的人，经常以特殊的事例作为定义，对话者或是提出某些十分狭隘或宽泛而且十分肤浅的说法，随即苏格拉底对这些作比较分析，于是对方陷入自相矛盾、十分被动的境地，不得不放弃自己所作的定义。苏氏然后对此加以引导，从部分到整体，由特殊到普遍，末了归纳出某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这就是苏氏的高足柏拉图后来在《拉凯斯篇》中所下的断语：“辞事相称，”也就是使定义能点明某一类事物“共同的质”。苏氏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后来在他的《论题篇》中更进一步地作了具体的说明与论证。亚氏还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苏格拉底有关“辞事相称”及“共同的质”的论点：如具有航海这一专门技艺的航海家则是最好的航海家，具有专门驾车这一技艺的驾车人则是最好的驾车人等等，由此概括出“专家”的定义是通晓与实际掌握这门技艺最好的人。这在古希腊逻辑思想的发展史上是极具意义的。还必须指出的是，苏氏有关概念定义的“普遍性”，并非这种事物的共同性、相似性，而是这类事物的“本质特性”，苏氏的高足柏拉图在他的《美诺篇》中阐明了乃师的这一论点。因此，学术界认定，苏氏有关普遍性定义的理论是其高足柏拉图“相论”（原译为“理念论”，不甚确切，故改之）的雏形，也是“相论”的直接思想根源。
苏格拉底关于普遍本质的定义即是指实际的东西，而这某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或本性，即逻辑上的“类”。在苏氏之前虽然已经有学人用“相”这个词来指“看”或“看得到的东西”，如荷马史诗中就用这个词来指人的形象（看见的物体），后来周延扩展，具有“形式、形状、种类”及“类型”等抽象意义。迄至苏格拉底及柏拉图方始将这个词明确指称客观实在的普遍本质。苏氏所论述的普遍本质不仅具有普遍性及共同性，而且还具有永恒不变的属性，即绝对性。这也是最好的，这类事物的模型、典型，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的目的。苏氏于是提出“善”，以此作为一切普遍本质应该具有的，而且是最高最普遍的本质。“善”在这里不仅是属于伦理范畴，而且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它可以归结为终极原因“善”，开创了理性神学。
8. “相论”与“知识论”
上面已略为谈到苏格拉底有关“相”的某些论述，这已经是柏拉图“相论”的先声了，以下还要就这一问题作更进一步说明。苏氏在学术上最伟大的一项成就，就是他的治学方法，即辩证法及归纳法，并运用这一方法构建了他的“知识论”，这是苏氏哲学的中心之一。通过交谈、相互间问或答，以此探求真理，这就是苏氏所构建的辩证法。苏氏开始是探索大自然，以期寻求真理，但此路不通，因而改变了方向，却因而构建了辩证法。这种方法的准则是以对话的方式或辩论的方式寻找到真理，而这种对话的方式也即以本人自身运作，这是由于“灵魂”能进行自问自答的。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对辩证法的运作有较为详细的阐释，即苏格拉底先设立一个“命题”，并假定其为真，然后一步步推导其结论。苏氏所构建的“辩证法”不仅为他本人寻找到了探索真理的方法，也为后世学界指明了探索真理可循行的途径。苏氏的高足柏拉图也用这一方法运作，而有所进展，即进一步将推导的结果与所观察的事实相比照，以此来证实所推导的是否能站立得住。
在苏格拉底构建的所有学说中，知识论是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苏氏知识论的效用最直接的表现在于推翻了智者所倡导的“真理就是知觉、感觉”的论点，以此恢复了真理的客观标准。苏氏所倡导的就是以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真理的源头，这就是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主导，即“相论”。什么是“相”呢？这就是“概念”或是“共同的质”。“相”是某一事物具有的普遍的而且不变的质的特性。这是由归纳比照同一类型、同一种属各事物的性质而来的，将这些事物的相似性质保持，摈除它们各自特殊而且互异的性质，这样就能为某一事物确立其“相”。譬如，人们不能把棕色这一性质归纳入“马”这一“相”中，因为有些马虽是棕色的，但并非所有的马都是棕色的，同时也并非凡棕色的东西即是马。这一点倒有些与我国古籍《战国策·策秦》中“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的论述相近。这也就是揭示事物与概念之间、个体与一般之间的差别，但其间也有共同的“本质特性”。反之，人们可以把“四只脚”这一性质归纳入内，因为所有的马都是四只脚的。伦理道德可以通过归纳比照确立其“相”。由于这样，智者就不能说：“我所认为对的，对于我就是对的，我所执意要去做的，无论如何，这对我而言，这就是合乎道德的。”因为，我们若是要看某一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只要考虑这一行为与伦理道德的相是否相符即可。通过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苏氏的“相”说，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学上有根本的定义，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伦理道德的理想标准与规范。
最后应该着重说明的是，苏格拉底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些，是非曲直才有公断，不至于模棱两可，莫衷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