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的际遇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连绵，饥馑成灾，饿殍遍野。中国政府“安内”无方，国家四分五裂，虽有中央政府，却不能号令四方；社会没有进步反而倒退；“攘外”无能，丧权失地，日寇得寸进尺，蚕食鲸吞，民族危机。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能排除内忧外患吗？上海之战，十九路军的英勇奋起，使斯诺兴奋过，“一二·九”运动更使斯诺为之叫好。这些都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但谁能领导好？中国最后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斯诺仍继续寻找着这个答案。他惟一没有见到过的被官方宣布为“赤匪”并要加以剿灭的人们，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是中国的最后希望吗？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以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记者（除了史沫特莱以外）见到过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进攻中心城市失败后退向了艰苦的农村，他们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发展力量。但他们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国民党方面宣布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刊登朱德和毛泽东等“匪首”的死讯；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再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全国通缉令，巨额悬赏“匪首”们的首级。
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是一幅混乱的、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景象。西方记者们只是依靠间接材料进行报道，多数是错误的，也有少数是真实的，结果却往往是真假难辨。而国民党方面的传播媒介宣传的是耸人听闻的材料：共产共妻、无情无义、凶残暴虐、杀人越货……。斯诺无法印证。他从宋庆龄等人那儿也了解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事情，他感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在活动，“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者的幻觉”。史沫特莱是较早报道共产党、红军的西方记者，由于她同情和赞成共产主义运动，西方人不太注重她的报道。正是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见，他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曾掩护过共产党人、红军指挥员。早在上海时，斯诺通过海伦，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获取了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报告。但这些各方面的材料都不足以为凭。
斯诺保持着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特性，他要亲眼去观察。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理逊·史密斯预付稿费750美元，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当时，斯诺满以为可以找机会会见一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当他试探可否对苏区进行访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访问苏区是不可能的。于是，斯诺只好回信给史密斯，“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但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作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此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行踪不定，更加难以接近，斯诺无法进行采访报道。
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界其所以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关注远东的中国，是因为它们想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因为此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威胁国际和平，威胁到英美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西方纳粹主义的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日益成为凶悍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国际社会希望成立反战力量同盟。斯诺后来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当时西方各列强出于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奇迹。它们幻想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把日本拖进泥淖，使其不能进攻真正的目标——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因为在当时，它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而中共则早在1932年就宣布对日作战了。所以，它们迫切需要了解“红色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经过长征，中央机关所在部队已安全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巩固发展了陕北根据地，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长期的被“围剿”，外界不甚明了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共产党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关于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与政策、纲领与主张。共产党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让全国民众认识共产党，认识国民党不抵抗的内战政策。在红军出师东征，要求到前线去抗日受阻后，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回师通电后，更觉应借助外界宣传渠道，介绍共产党及其政策和主张。于是设想邀请一两个对中国人民是公正的、友好的，又是正直的、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以便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很快从进步学生那里传到斯诺耳朵里。斯诺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开始积极行动，要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他从1934年起一直在寻找去苏区了解共产党地区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秘密停火协议，建立了局部统一战线。这样，通往苏区的道路封锁状况有所松动了。斯诺感到“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一个曾在斯诺家中参加筹划“一二·九”运动的戴维（实际上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柯庆施，建国后任过华东局书记，斯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表示愿意给予帮助。后来柯庆施离开北京去了天津，3月份，他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说访问可以实现，请斯诺给予答复并做好访问准备。斯诺无法跟行踪不定的柯庆施及时联系，等得十分焦急。5月，斯诺又得到确切消息：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了停火协定，进入陕北红色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斯诺急不可耐，没等柯庆施的复信，就南下到上海去找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联系好去陕北访问的办法，他一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富有戏剧性的是：宋庆龄刚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想到了斯诺，正好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宋庆龄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选定了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她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
斯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喜不胜喜。他把要去苏区访问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编辑部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同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将给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北美报纸联盟”、《纽约太阳报》得知后也表示支持、给予资助。这样，斯诺获得足够的经费去完成此行计划，斯诺对能去苏区访问，并获得多方支持，很是激动。他说：
“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对苏区的访问，成为斯诺走向成功的起点。
2. 跨越卢比康河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凯·维）先生（刘少奇的代号）授意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通过北方大学的教授徐冰（共产党员）转交给斯诺。徐教授告诉斯诺：你可以去西安了，在那儿将有人护送你到陕北。斯诺立即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内紧外松，找来能够找到的各种防疫疫苗（如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打上这些防疫针，以预防传闻中说的糟糕的疾病缠绕，他还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及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还有一枝用来自卫的勃朗宁手枪。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之际，他给在美国的出版商史密斯和老朋友汉斯写了一封绝密信，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斯诺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旅程，他坐上直快列车，先南下郑州，再转车去西安。此时斯诺的心情十分复杂，即兴奋又略带些担忧，此行前途未卜。
“瞻望前程，我感到异常兴奋。当我坐快车到西安去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破釜沉舟了”。后来，他多次称这次旅行是“跨越卢比康河”（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之战中，恺撒与庞培对峙于卢比康河两岸，恺撒以弱对强，率军勇敢地跨越河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国家流传下来后，成为成语故事）。
斯诺在上海寻求宋庆龄的帮助时，对访问红区就心存忧虑。因为曾多次有人想通过西安去红区时受阻，他又能否成功？况且到保安去的这条路既长又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即使到了红区后，一个外国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否被当做间谍处置？等等。宋庆龄向他作了说明，旅程中将有周密的安排，会成功的；而且他的访问报道将“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虽然宋庆龄消除了斯诺的一些疑虑，但斯诺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铁路、公路沿线各站、卡都有军警、特务监视，土匪在这一带又十分猖獗，西北地区疾病、瘟疫流行；通往红区的道路又崎岖漫长，食物粗砺，语言不通。这对于过惯了城市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
斯诺坐在车上，心里默默地想：“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我的这一次调查”，“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同车坐在对面的一老者与一年轻人正谈论着一个话题，即共产党是否是土匪。那年轻人说道共产党带领农民造反，打富济贫好，但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财主不太好。那老者则认为相反，最好小声点，不要让别人听见了。两人一直争论着。这使斯诺联想起来了。那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那里的被称作为“赤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工作、学习、恋爱、娱乐、穿衣与其他中国人是否不同？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怎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们为什么能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严厉打击下生存？他们能经得起国民党的进一步“围剿”吗？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原则、政策如何？他们的前途如何？……一系列问题不断闪现在斯诺的脑海。
斯诺在西安下车后，按预定地点下榻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从上海出发的健壮结实、满头粗发、时年26岁的美国年轻医生马海德也来到招待所。在宿舍里，他们说他们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学家，他们在等待另外的科学考察队员。实际上，他们在等待接头人。
几天后，一个身体肥胖、口操英语、自称姓王的牧师来到招待所，在服务台查看了旅客登记表，发现斯诺和马海德都已住进招待所，甚为惊喜。于是他立即按商定的暗语去拜访斯诺与马海德。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道：“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和马海德立即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了，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印有英语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明信片，马海德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王牧师拿出自己的半张明信片和半张钞票，拼对完全吻合，双方都会心地笑了。这位“王牧师”是中共地下党派来西安协助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的联络员。因为王牧师（实为董健吾）一则与张学良关系特殊，他曾于2月中旬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身份到过西安，结识了张学良，并借张学良座机飞往延安。所以再由他与张学良联系方便些。二则他懂英语，以牧师身份出现，又便于和外国人接触，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王牧师”的出现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由他充当联络员再也合适不过。
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董健吾与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及刘鼎在一起研究行动计划。他们原定陆路和空中通道两个方案，认为坐飞机快捷，可借张学良座机。但经讨论，认为空中通道不妥，易暴露目标，一旦泄密会连累张学良，不如改坐汽车安全。最后决定走陆路，由刘鼎陪同护送出国统区。在这期间，王牧师每天抽时间与斯诺、马海德一起聊天四五个小时，话题涉及个人、社会时局、共产党的一些情况等。谈话很投机，使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快慰。斯诺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此后，斯诺与董健吾一直相互惦念着。斯诺一直惦记着“王牧师”，一谈到西安之行，总是会心地微笑。而“王牧师”则盼着重逢，在与其子女的谈话中时常提到斯诺。在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时，他们未能见面，“王牧师”抱憾辞世。
行动方案决定后，“王牧师”通知斯诺、马海德作好准备，并从张学良处借来一辆挂窗帘的汽车。清晨，他们以游览西安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名，驶出西安城，来到城郊，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邓发、刘鼎会晤。斯诺见到一位身着东北军军服、皮肤黝黑的军官，戴着一副墨镜站在那里。这位军官走过来，劈头盖脑地问斯诺：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邓发。他伸出像铁爪似的双手紧紧握住斯诺的手，使斯诺痛得倒退了一步。斯诺立即想起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特工头？！”邓发代表党中央对斯诺不辞劳苦和风险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将给予一切方便和帮助，要什么给什么。斯诺问道：我要你的照片和日记，你会给吗？邓发爽朗地回答：“当然可以。”后来斯诺如愿以偿。
寒暄过后，邓发给斯诺和马海德发了特别通行证，并安排他们立即换乘一辆东北军的道奇卡车，由刘鼎陪同，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卡车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奔驰，沿咸（阳）—榆（林）公路那雨后泥泞的路面颠簸而行。斯诺和马海德被藏在军车厢内的被服里，以防被沿途的国民党哨卡、特务发现。车行一小时，穿过渭河谷地；中午时分驶过秦始皇墓地——骊山；入暮打烊，车至洛川，休整一晚。第二天晚上又投宿延安，此时的延安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过了延安，走出东北军防区的最后一个哨所，斯诺和马海德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地段下了车，开始徒步向西跋涉。一路上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陪着斯诺、马海德行进的只有一个非武装的赶骡人，他是奉命为他们做向导的，他的任务是带他们去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点。他用骡子驮着斯诺和马海德的行李：铺盖、食物、衣箱、医药器械。他们行进在沟壑纵横、渺无人烟的黄土高原上。斯诺记述道：这个黄土高原是由好多个世纪来从中亚随风吹来的尘土落物形成的，暴雨和长时间的干旱交替出现而构成的。他们不能走大道，怕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只能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边的小道前进。小溪两边是峭壁，路上很难见到房屋、村庄和行人，只有系在骡子头上的响铃发出清脆的铃声打破空旷的寂静。他们跨过一道道沟涧、山径，紧紧张张地走了近四小时的路程才见到一个小村庄。赶骡人把斯诺他们交给当地的贫农协会，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庙堂内过夜。
斯诺和马海德一路上都有点忐忑不安。马海德后来说：“实在有点担心，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已经将生命交给那素昧平生的人。可能我们最后会被人杀掉去做人肉包子也未可料哩。”斯诺也说：“我不知道这位赶骡子的是红军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只能听天由命。说不定他会在无人区杀掉我们，拿走我们的财物。”斯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赶骡人很本分，他把他们安排妥当后赶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赶回到庙里，向斯诺他们告辞。斯诺付给赶骡人报酬，心里也踏实了，他们已进入红区了。
贫协会负责人接待这两个外国人，开始心存疑虑，当了解他们的来历和目的后，热情地款待了他们。贫协会为他们作了重新安排，给他们指派了新的赶骡人做向导，还是步行去红军驻地——安塞。走了一小时后，他们见到了第一个穿制服的红军战士。他头戴红星帽，肩挎毛瑟枪。这位战士见来了两个外国人，便上前盘问，斯诺出示“路条”，得到认可。于是他们又与向导告别。红军战士把他们带到区政府去。走了两个小时，他们来到区政府所在地——白家坪。走近小镇，只见十几位手持长矛、火铳的人正在练习刺杀，方向直指斯诺；斯诺惊慌失色，以为是落入土匪手中。那位领路的红军战士哈哈大笑并告诉了原委，斯诺才回过神来。实际上，在他们走向安塞时，确有一股土匪跟踪。游击队及时赶到，消灭了几个土匪，其他土匪落荒而逃。这样斯诺和马海德才没有落入匪手。
穿过一条小巷，斯诺见到了十几个身着褪了色的灰、蓝色棉制服的战士，他们围了上来，请斯诺俩进屋喝茶。这“茶”只是无色无味的热开水——名曰“白茶”。真正的茶水在苏区是奢侈品了。忽然一位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须、清瘦而结实，看上去精力充沛的军人来到斯诺面前。他面带笑容，用英语对斯诺说“你找哪一拉？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然后补充说“我是周恩来”。斯诺大吃一惊，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国民党悬赏八万元要捉拿的“赤匪”首领周恩来，他竟然还能用英语交谈。斯诺又惊又喜，语言的障碍不成为问题了，原来在从北京出发时，让海伦请的翻译马汝邻（地下党员）到西安后因故去了四川，只好请海伦再找王汝梅前去会合，还未赶到。
斯诺应邀来到周恩来的住地。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周的住室是一个半洞穴式的房屋——窑洞，卧室兼办公室。室内陈设简陋，一个土坑是床铺，两条凳子和两个铁制文件箱，木制的坑上小桌即为写字桌。周恩来用已有些生疏的英语对斯诺说：“我们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相信你会如实报道。你见到什么就如实地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情况”，“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求访问苏区，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斯诺对周恩来的坦率交代非常满意，但感到“给我这样的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点惊奇和怀疑的”。
斯诺与周恩来这个共产党副主席长谈了两天，晚上谈到深夜，叶剑英也在场。周恩来给斯诺画了一张共产党人控制地区（苏区）的草图，并叙述了关于结束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在草图上，周恩来给斯诺标出了一条采访路线，采访的名单、机关，并代为拟定了为期92天的旅行采访计划。周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斯诺在苏区呆了四个月。
斯诺为周恩来的言行举止所感动，使他相信在苏区的采访将是完全自由的。周恩来是斯诺进入苏区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领导人，他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几年来宣传的诬蔑共产党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国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跨越卢比康河”的斯诺，获得了冒险胜利的第一个喜悦，真正认识共产党“赤匪”的时刻开始了，更激动人心的故事在等待着他哩。
3. 赤都——保安见闻
斯诺一心要去赤都——保安，去会晤“赤匪”首领毛泽东。周恩来向红军总部发出电报，“准备迎接客人。”恰在此时，有一个40人的通讯兵队要护送一批物资去保安，斯诺和马海德被安排随行。一路上，战士们欢快地歌唱，消除了斯诺紧张心情和长时间行走的疲劳，斯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战士们哼了起来。经过3天的跋涉，于7月16日下午，他们一行到达苏区的临时首府——保安。“看，前面就是保安。”一位战士高声喊道，斯诺顺着战士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到山下那座规模不大的城镇，在那街道上，人马匆匆往来。一幅鲜红的横幅映入眼帘：“欢迎美国朋友访问苏区！”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的。逼近城门口，全城人列队手持小彩旗前来迎接。彩旗上写着中英文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万岁！”“中国革命万岁！”随即鞭炮声起，乐队奏鸣，锣鼓喧天，唢呐嘹亮悦耳，苏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所有成员倾巢而出。斯诺和马海德有些受宠若惊。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的山谷，我难以想像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进入保安城，斯诺遇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瘦削，有一双大眼睛，目光锐利，嘴唇宽厚，眉毛长得很高，下巴倔强地翘起，还有一颗显著的黑痣。“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看上去是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话语调平和，穿着随便，使人感到平易近人。毛泽东与斯诺寒暄一阵后，邀请斯诺去他的窑洞做客，然后去散步了。
保安城内尘土飞扬，设备很差；许多印刷品是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单作印刷纸；食物是小米、卷心菜、南瓜之类，至于猪肉、羊肉和鸡则是少见的奢侈品。斯诺下榻的所谓外交部招待所只是泥砖砌成的四间小屋。
斯诺在保安城内自由地参观访问，在脑海中勾画出苏区的轮廓：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和城郊随意漫步，无需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土布，吃小米、面食。即使毛泽东夫妇也只有两间窑洞，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苏区物资匮乏，但精神饱满。他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的力量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他又发现，在苏区的每个战士或是农民，都由衷地说“我们的”军队、政府。苏区普遍的民主和自由，丰富与快活的精神生活在偌大的中国是罕见的。人们学文习武，歌舞娱乐，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通过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不是匪窝，不是哀鸿遍野，死尸枕藉的萨拉齐：没有国统区的那种“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欺压和蹂躏；不像上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也不是广州的贪污中饱私囊；也不是云南匪徒出没，官匪一家，鸦片当食让小孩涂在甘蔗上咀嚼。这里是另一番景象，“鸦片的种植、吸食受到禁止，贩卖儿童和妇女也同样受到禁止”，在这里“男女权利平等已初步实现”，教育是免费而普遍的，“几乎没有看到一点点可以称之为恐怖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证实自己的理想的价值而慷慨赴死，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
苏区的一切是那样的不同，那样的新鲜，就连生硬的标语、口号都使斯诺感兴趣，苏区的一切都是新闻。斯诺异常兴奋，他被苏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说：“我所能说的是，我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面对苏区的一切，斯诺多想和盘托出，告知世人啊。他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载着，密密麻麻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他的摄影机、照相机不停地转动着，拍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性画面。他贪婪地记录着苏区的一切。他欣喜若狂。此情此景，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干旱无垠的沙漠中发现了绿洲；如同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备受凌辱，陷于黑暗统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民族的灵魂”；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迷失航向的轮船找到了灯塔一样。
斯诺为他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在北京的妻子捎信，要她到苏区来会合，一同考察中国西北的红星。信中提到：“几星期前，我安全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这里生活条件差，食品单调，有臭虫。我搜集到的标本有跳蚤、蚂蚁、蜘蛛、蚊子等。这种经历是有意义的。最使人兴奋的是能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正在努力发现一个新的科学世界，他们的努力程度犹如学生们参加一场足球赛那样热心。”海伦心领神会，立即赶往西安，但此时西安的通道被封锁。海伦受阻后只能返回北京，只给斯诺捎去一点食品（茶叶、咖啡、巧克力）和几本书刊。海伦在第二年却成功地冒险进入陕北，弥补了斯诺未采访部分，并有新的发现。
在苏区，斯诺白天去工厂、学校、农村、军营、剧社参观采访，晚上拜访各级领导人，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采蜜、酿蜜。黄华从北京赶来了，吴亮平也被指派作现场译员，这更使斯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斯诺爱刨根究底，连续发问，耳闻不够还要目睹为实。他研究共产党的政策、群众基础，以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方针、策略。从机关到乡村，从领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问，斯诺收集到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约束，并得到尽可能的帮助，斯诺非常感激。他在《西行漫记》及其他地方多次提到：“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开始我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资料方面和安排采访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就连毛泽东也是如此，“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只要求不要向敌人泄露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当然也有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周恩来关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周后来托人转告斯诺暂不要发表。因为国共两党正谋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怕谈话内容引起蒋介石不高兴而造成不利于团结抗战。斯诺照办了。
“在红区，我发现我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见的人交谈。人们一旦被告知可以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都希望能有机会在经过许多年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对一个外国人说话”。毛泽东还给了斯诺一个特权，那就是在他不太忙时，斯诺随时可以去他的窑洞采访、提问、交谈。
一天，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照相，毛泽东欣然应允。在毛的窑洞前准备拍时，斯诺想起了一个红军领袖只穿了军装却没戴军帽，而且头发又很长，恐怕拍出来不很理想。于是斯诺坚持要毛泽东主席戴上帽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红星八角帽，斯诺就把发给自己的军帽取下来让毛戴，他把帽子扣在了毛的头上，虽有点小了，但勉强能行。“喀嚓”一声，一张历史性照片，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完整地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头戴红军帽、精神抖擞、目光深邃，略带侧影的毛泽东肖像，在中国老百姓中仍视为珍宝，爱不释手。而这顶军帽，斯诺戴着它走遍了苏区，有生之年一直珍藏着，并不时拿出来给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西安看，讲述它的故事。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将它回赠给中国，现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保安斯诺采访了各级红军将领和党的领导人。从他们身上，他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毛泽东，斯诺与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从7月中旬到保安到去西征前线之前和从红军西征前线返回保安后（9月中旬开始到离开苏区）这两段时间内，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他就各种问题广泛地采访毛泽东，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记述了他的事业。
斯诺在每次采访前都事先拟好提问的清单交给毛泽东，让毛泽东依次回答，或随时追问。采访常常是到斯诺十分疲倦入睡时为止。第二天，斯诺又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这样穷追不舍，最后还迫使一贯不谈个人的共产党人都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尤其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谈了个人身世，打破了共产党人不谈自己个人的惯例。斯诺的最大成功可能也在这里，他总有办法使被采访对象说出他想了解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个人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对有关共产党人及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谣言的回击更为有力。而且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反复说服下，毛泽东第一次向外界尤其是向一个外国记者讲述了个人的历史，斯诺听毛泽东讲了十几个晚上的家庭、个人及事业的历史。后来，斯诺又从旁人的采访中去印证一些事实，最后觉得毛泽东所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了近60页（占全书的1/7）的篇幅记述了毛泽东的个人成长经历，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形象。斯诺为毛泽东的前半生作了传记，他打算将来专门为毛泽东写传，虽然未能成专著，但在1972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写了毛泽东的后半生。两者加起来，可算是为毛泽东写传的第一个外国人。毛泽东借斯诺的笔展示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成长、婚姻、家庭、生活、爱好、理想和追求、事业等。毛泽东信赖斯诺，并由此建立了永久的友谊。斯诺后来跑遍全世界，见过许多著名的领导人，但只有毛泽东既是伟人又是平等相待的朋友。
斯诺对毛泽东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他只是革命者的一个主要代表而已”。
在这里，斯诺用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眼光评析了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他从事实上道出了是时势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伟大人物是代表社会历史、人民大众的意志与要求的。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斯诺通过观察和独立思考，认识到国民党悬赏缉捕的共产党人的首级总计达200万元，他们为什么要革命，而不去投降于国民政府受用高官厚禄，却去冒着生命危险过着清苦的生活。毛泽东烟瘾很重，却在长征路上与其他几位同行的烟民“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植物的叶子，要找出烟叶的代替品来而不愿去过国民政府准备好的“新生活”。
斯诺把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在现今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提蒋介石或总统、校长训示之类的名词，就是全体起立，毕恭毕敬，否则为大不敬。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在这一点上，斯诺认为毛泽东有点与西方人相同。在他看来，东方人是缺少幽默感的。他还发现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和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很仔细，而且认识较准确。他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认识到：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研究较透彻，而且对于当前世界政治也“惊人地熟悉”，他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毛泽东对麦克唐纳极端蔑视，而相信罗斯福总统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评价印度的革命时，认为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把美国的黑人政策与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对比，指出历史和心理背景上的不同。斯诺为之叹服。
毛泽东对哲学的认真研究程度，斯诺是有切身感受的。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给毛泽东，于是他要求斯诺改期再谈。毛泽东花了几个晚上的工夫潜心研读，其他的事情似乎什么也不管了。斯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读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由此，斯诺认为：毛泽东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从年轻时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宗教信仰的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
斯诺既把毛泽东看作一个伟大人物，予以推崇备至，但同时又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很普通的人物，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他的生活与红军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棉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一个红军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在参加红军学员或村民大会时，毛泽东会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军校校长林彪也如此。常常还有群众点名要求毛、林上台即兴表演节目。毛泽东还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当斯诺与他谈话时，有一两次谈到饥荒而死人的事件时，毛泽东的眼睛是湿润的。斯诺还了解到，在长征途中，当战士受伤从前线抬下来时，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穿上。一次遇到要饭的祖孙俩，毛泽东把身上的毛衣脱下、把干粮袋解下送给了老阿婆。
斯诺在访问中分析了毛泽东个人，也了解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他了解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走过的曲折历程，也了解了中共的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当前的与长远的目标与任务。斯诺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毛泽东向他阐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联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中国希望与各友好国家建立反侵略同盟，至少希望上述各国中立，不帮助日本。中国希望得到外国援助，但决不是没有外援就不能抗日。毛泽东还强调这种同盟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指出：中国抗日成功要有三个条件作保证，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全世界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条约，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合作。至于对日本则是坚决打击。
在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中，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预言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速胜的。在战争初期，日本将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会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便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如果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内将停止内战，并很快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还预言日本在进攻中国后不久，就会进攻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向美国开战，而且确信苏联也将参加对日的大战。
毛泽东在谈话时并不隐瞒共产党自己的目标，抗日战争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迈向社会主义。当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统一后，与外国的正常贸易在互利的基础上前景更广阔。
斯诺发现共产党坚决要求抗日并为此做着各种准备，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斯诺应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邀请，去参观军校并作“英美对华政策”报告时，斯诺被红军学员一连串的发问难住了。提问涉及到日本侵华后，英美会采取什么态度等，斯诺无法一一回答。他最后说道，林彪的“面条宴”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问题即使由当时著名的美国小说家H·G·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在参观教室，了解所开课程后，斯诺感到红军确实在作抗日的准备，课目的开设主旨在于训练红军的各级将领如何对日军作战。“中共及红军要抗战，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的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斯诺在观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时，他发现中共中央书记洛甫、军校校长林彪、财政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都毫无例外地与观众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演出。斯诺从头至尾看了近三个小时，还被点名唱了一支《荡秋千的人》的歌。斯诺余兴很浓，第二天去找剧社社长危拱之。因为他发现剧社的演出也是为准备抗日在作宣传动员。而且使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纯艺术价值的东西，而是他们这里设备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用原始的道具演出了逼真的戏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许多为农民所怀疑的问题都被剧团以他们能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解答；让农民消除疑虑，了解红军的纲领与政策。共产党把艺术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斯诺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传武器了”。“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作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存在的权利”。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唤醒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
“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斯诺当时的感受是：“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付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运用所了解的中国历史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认为：只有了解中国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历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的这支红军。
斯诺通过对苏区的考察，结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他发现过去的中国文人获得知识是为了仕途，而不是为了启蒙社会；如今的知识青年却是回到民间去，给这些知识贫乏、处于黑暗中的农民以启示，并争取他们。共产党之所以在农民中获得广泛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所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他们争取了农民。而共产主义是“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来的孤儿”。斯诺认识了一个新世界，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难怪周恩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又称斯诺为历史学家了。
4. 在西征前线
苏区的后方机关所在地在保安，红军主力却在保安以西的200英里外的甘肃和宁夏，红军司令部设在宁夏同心县的预旺堡镇。斯诺在保安一带采访各机关，却还没有见到红军主力。斯诺原计划是继续西行，但当时国民党准备对苏区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斯诺担心将走不出苏区。于是他想趁战火开始前迅速离开苏区，对已见到的东西作出报道。当时担任斯诺翻译的吴亮平则说服斯诺，不用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不会被打败，“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将是一个错误”。斯诺接受了吴亮平的真诚劝告。否则他的报道怎么会有后来那样成功地震撼全世界的力量呢？斯诺自己后来记述道：“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惟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1936年7月底，斯诺头戴红星帽，身着军装，骑着一匹健壮的黑色小马，并从红军指挥员那里弄来一支自动步枪，从保安朝西进发。历时两个星期，行程千余华里，穿越红军与白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在途中，他只遇到零星的小战斗。斯诺的足迹遍及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他参观了西线的学校，访问部队，考察了工厂、村庄；参加集会和篮球赛。他切身体验了苏区红军和民众的生活。他发现红军中大部分人来自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为家庭、为土地、为国家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并非是“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斯诺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而现实使他改变了对红军的错误看法。
斯诺对红军官兵作了一个数字统计，他发现：红军士兵平均年龄19岁左右，60％—70％的士兵是在部队学了点文化的，没有固定的薪饷。红军的军官从班长到军长，平均年龄24岁。指挥官由黄埔军校毕业学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以及前国民党军人三部分组成。他观察到，红军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样；他们没有高薪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他们的武器多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所谓苏俄来源纯属臆想。红军的优越性在于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致胜意志。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红军的军事训练的严谨，文化生活的丰富活跃，尤其是通过强化政治训练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这些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红军与我所看到的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是完全不同的”。
斯诺完全被所看到的情景所感染、所熏陶，由好奇、怀疑、探究到赞同。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培根先生说：旅行，对青年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是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在他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前去这个国家旅行，那么他是去学习，而不是旅行……那么我可以说，我1936年对共产党所作的访问，既是教育又是经历，既是学习又是旅行”。在苏区“每句话语我都感到新鲜和增长知识，哪怕是生硬的宣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影响”。
8月16日，斯诺到达红军司令部——预旺堡。在那里，这个“红色调查员”受到热烈欢迎，并应邀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对于你们热烈的欢迎，我万分激动和荣幸。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又要与二、四方面军会师，你们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
“今天，我替你们照了红军活动的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受到鼓舞。
“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历记录下来，告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我们高呼：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斯诺的演说也带上了中国风味，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相呼应，恰到好处，具有极强的鼓动性。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演说词被当时的西征红军某部记录下来，并且用中文写在杨家堡的一堵白灰墙上。1963年5月，宁夏博物馆在征集革命文物时，发现了这堵墙上的记录依然依稀可辨，便把它拍了下来。现在墙已不复存在，而演说词却永久地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西征前线的两个月里，斯诺与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倾听了彭德怀、徐海东等人的传奇的经历，探讨苏区老百姓与军队的关系，了解红军战士参加革命的原因。苏区的一切呈现在斯诺眼前：军事、部队给养、政治、经济建设（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法律制度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斯诺相信苏区军民是真正的革命者。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经比较，斯诺才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他们热情地拥护科学，提倡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坚持种族平等，对将来抱着积极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优秀的。他们所提倡和实行的改革，的确满足了人民对粮食、住所和某种民主、平等的要求”，斯诺如是写道。
通过对一般老百姓的访问，斯诺看到苏区老百姓过着虽不富裕却安详的生活。即使在部队进行战争，他们仍安然地在地里干活。遇到战事，被迫转移时，红军掩护他们安全转移。斯诺沿途借宿农民家中，受到的都是热情接待。他说：“我所见到的人民，是那时候我见到过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
斯诺兴致勃勃地听红军将士讲述长征的故事：突围、挺进，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怎样神话般地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他为之叹服，“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为此，斯诺计划将来写一部红军长征专史，记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个靠游击战术为主，打败强大对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是现代军事史上少有的典范，的确值得大书特书。只可惜当时环境不许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以及后来世界风云的变幻等，使斯诺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他的《西行漫记》后来轰动世界，如果写成长征专史其影响恐怕更加难以估量。他的记述为后人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从前线考察回到后方保安城，已是9月22日。斯诺现在既是采访者，又是被采访者。毛泽东向斯诺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人口的问题和情况，以及到前线采访的感受。斯诺以心满意足的愉快心情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宾主之间的关系早已变成了朋友关系，毛泽东邀请斯诺尝了他爱吃的辣椒馒头和毛夫人自己制作的酸枣蜜饯。毛泽东还谈了爱吃辣椒的人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论，红军中还流行有趣的《红辣椒》歌曲。当然这是根据地和长征途中特殊艰苦环境下的产物，其实吃辣椒与革命之间并无直接关连。斯诺可辣得受不了，但像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实践了吃辣椒与“革命”的感受。
斯诺一边继续采访，一边整理记录，理清思路，如何向世界报道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呢？作一般的新闻报道，那可以一一列举事实，开个清单就行了，但无法解释这一切。斯诺记述道“我在保安时常常暗自思量，怎么才能将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怎样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束描写出来？”这里，不仅要求斯诺作一般的新闻报道，而且还要求作历史的、社会的全面分析、推断，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进行估价，对其前景和未来进行预测；要从苏区现实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要透过大量事实的表象，寻找合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这就要求斯诺还要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慧智眼光。
36年后，与斯诺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回忆道：“具有历史感的埃德加一夜一夜地在烛光下提出无数的问题，辛勤地记录了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目的和愿望的精彩描述……通过同埃德加在陕甘宁共产党地区的广泛旅行，我开始懂得了中国，懂得了共产主义。埃德加反复思考了这些新的、发人深省的思想，有时同我进行讨论到深夜。然后又回到毛主席那里，提出更多的问题，或者问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他向大家提问，从前方的将领到被热情地称作‘小鬼’的司号员和警卫员，从地里的农民到游击区的小型工厂里的工人。在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中贯穿着一条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坚定的献身精神，为什么这些献身的人还胸怀世界？”
为了尽快报道苏区的见闻，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交通线即将对苏区发动进攻前，斯诺决定立即离开苏区。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已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了，斯诺不想延误归程，没来得及采访新到的勇士们，12日就启程离开保安。这些珍贵资料由他的夫人翌年收集到，特别是朱德的事迹和西安事变的具体经过，斯诺以此更正一些史料和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于《西行漫记》中。
斯诺要离开红军回到北京去，红军将士们依依不舍向斯诺道别。一位红军战士送给斯诺三枚纪念铜币，这是从江西一直保存在其身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斯诺接过铜币并珍藏起来。后来斯诺把它做成了手链，随身佩戴。徐海东将军送给他一个黑玉鼻烟壶，并告之：传说是一位蒙古王公用过的，带着它可以保平安，这是红十五军的一片心意。毛泽东主席则挥毫抄就《七律·长征》一诗相赠。
“别了，红色中国”，斯诺带着苏区人民的重托，走出保安城。苏区将士和人民祝福他“一路平安，斯诺同志！”赤都人民欢送斯诺。
此情此景，斯诺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当他最后走过保安城大街时，“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恋恋不舍，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开家”。蔡树藩将军在老远叫道：“别忘了我的假臂”，陆定一提醒道：“别忘了我的照片！”杨尚昆则笑道：“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博古则为斯诺曾想改善大家的生活，试做蛋糕时从他那儿征用了舍不得吃的四两可可，却未能做成蛋糕而觉可惜，为空喜一场而索债，“你把四两可可送回来”。与“赤匪”已打成一片了，分手已觉难，说再见，何时再相逢？互道珍重，后会有期。马海德和黄华留在苏区，道别了老朋友，斯诺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带上珍贵的友谊，怀着苏区人民的希望和重托，踏上了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