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险
斯诺成功地实现对“红色中国”的采访，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他抓住了苏区与国统区边界松动，交通封锁缓解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进入了苏区。随后局势变化，要进出边界就困难多了。尤其是四个月后，西安局势紧张，斯诺差点出不来了。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几乎已从所有原来的防线上被撤换下来，被对苏区有敌意的部队所接替，仅剩一个通道口——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边界线上。国民党特务人员已密布于西安城，国民党政府决意再次围剿苏区，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方可通行。与其说斯诺担心“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旅行”，不如说无论是进入还是走出苏区都是要冒险的。
斯诺在10多位红军警卫人员的带领和护送下踏上归途，不能乘车，只能走小道，骑马或步行穿越道道封锁线。他们沿着保安河那狭窄的河岸行进，一路上翻山越岭，跨越山涧沟壑，越过无人区，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一天才走20英里的路程。他们走走停停，不断地接到前站的待命通知，有时一等就是两三天。到第五天，他们才到达苏区的南部边界。再走一天到达洛川，准备与东北军防线的惟一交界点哨卡联络。一辆东北军的卡车停在那儿等待出发，斯诺被送上卡车。斯诺告别护送人员，向苏区作了最后的注视：再见了，红色中国。护送队伍圆满完成使命后往西返回，其中只有一位红军战士化装成东北军人员与斯诺同车东进。为避免检查，斯诺被安排在车厢里不显眼的地方。卡车在路上颠簸一天，司乘人员中途停车吃饭，为汽车加油加水，斯诺则始终不能露面。到傍晚时分，车进西安城，临近西安鼓楼已是黑夜，斯诺要下车了。按照张学良的事先安排斯诺要住进鼓楼招待处。
斯诺伸过手去，请车上人员把他的包拿过来，可车内空空如也，包不见了。刚想嘘口气的斯诺，心情顿时紧张到了极点，车上人员也着了急，横竖找不到斯诺的包。一个个急惨了，尤其是斯诺急得团团转。没有了包，那就意味着苏区之行是白搭了。包里有他采访苏区的所有记录本和日记本、30个胶卷上拍满了苏区生活方方面面的镜头，还有小电影胶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赠送的杂志、报纸和文件。斯诺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必须找回这个包。这是苏区之行冒险换来的成果，费了很大的心血，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也是苏区人民的重托，也有他的资助者的希望。如果没有它，斯诺将无以为凭，无言以对天下。
斯诺围着卡车转了半天，突然想起来是怎样丢失了那个包的。原来为了躲避可能的检查，上车时，把包塞进装着破旧枪支的麻袋里；而那些破旧枪支是送到咸阳的枪械修造厂去的，所以在途经咸阳时已全部卸在那儿了，那个包肯定也被遗留在那里面。斯诺回过神来，费尽口舌说服司机开车返回咸阳去取包。可司机表示第二天早晨再去，斯诺坚持立即就去，否则就没了。司机无奈，只能当夜驱车返回到60里外的咸阳。
斯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心急如焚，焦急地等待着。还不知道那个无价之宝的包能否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不仅斯诺是前功尽弃，而且会牵连那辆东北军卡车的司乘人员，牵连到张学良及其部队；更不用说有后来振聋发聩的《西行漫记》的问世，也就没有斯诺的伟大成功。
卡车司机开车返回咸阳，随车的那位护送斯诺的红军人员与司机一起在堆放废旧枪支的仓库里细心地寻找着，打开一个又一个麻袋，折腾半夜，终于找到了斯诺的包。他们迅速登车赶往西安。黎明时分，司机和红军战士把包交给了斯诺，彻夜未眠的斯诺接过那个宝贝似的手提包，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他高兴地拥抱着他们，近乎发疯似地跳了起来。
好险啊！天亮后，整个西安城戒严了，所有的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宪兵和军警，路上行人也很少见到。原来是蒋介石要亲自来西安督阵，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新一轮进攻。如果再迟一步，那辆东北军的卡车就难以通过紧闭的西安城门了。真是不幸之万幸了。司机虽然辛苦了，但不得不为斯诺的先见之明而折服。否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此时已是10月22日了，斯诺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西安城，辗转换乘汽车、火车，风风火火地往北平赶。月底。斯诺总算是安全回到了家。海伦形象地描绘了此时的斯诺：“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2. “赤匪”揭密
四个月的苏区之行，使斯诺真正认识了中国。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又去过了西北的黄土高坡，既了解了国民党政府又了解了共产党的苏区。最终，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斯诺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新的认识，由一般的人道主义、反殖民主义思想，到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对革命的理解，继而给予宣传。
从苏区回到北平的斯诺，一方面作些休整，一方面加紧写作。他打算先保密一段时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地整理材料，写出系列报道，并把摄影胶卷和电影胶片都冲印出来，以文字报道和图片展示方式双管齐下，以其客观性、真实性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并且准备将这些报道和图文资料带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发表，以防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而致隐没。他一心想的就是被封锁十年而无人知晓的共产党、红军、苏区的消息，如何尽快地冲破严密的控制网，以亲眼目睹的事实向世界宣告“赤匪”不是匪徒，而是真正的革命者。海伦也予以积极配合。当朋友们来探听消息时，她告诉他们说，斯诺去内蒙旅行还未回来。她也加入了紧张工作的行列。她帮助斯诺打字，校对并翻译他从苏区带来的资料。
美联社的一则电讯报道打破了斯诺的计划，从西安传出的谣言，使美联社信以为真地转发了消息，说“斯诺落入‘赤匪’之手，当他利用笔记本记录‘赤匪’的情况时遭被捕，并已处决”。大概国民党方面的耳目已有所风闻，担心斯诺的报道会打破他们十年来的谎言，故意制造假新闻，即使斯诺发出报道，人们也会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一时间，关于“斯诺之死”的话题广为传播，引来了各方关注。远隔重洋的美国堪萨斯城也得到了消息，斯诺的父亲马上托人打听证实消息。英美报刊、出版机构的那些编辑们也着急了，如果斯诺真的死了，那他们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特派记者亲历报道就会成为泡影。于是他们也向美联社提出查询。美联社驻北平的老朋友吉米·怀特更是招架不住了，赶忙往斯诺家里挂电话，向海伦探听虚实。
看来，斯诺无法保持沉默了，只能提早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斯诺从海伦手中抢过电话，与怀特直接通话。吉米·怀特又立即发出电讯辟谣。谣言是被打破了，这下斯诺倒成了新闻人物了。真是忙中添乱，忙上加忙了。
几个小时后，斯诺作了一点准备就立即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斯诺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蜂拥而至的中外记者、外交官员和其他官员们的面前。“嚓、嚓、嚓”，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摄影记者们在抢镜头。斯诺用马克·吐温式的幽默语气说道：“死讯对我来说还不成熟，也许是别的人在中国内地被杀了。”接着，斯诺从容地讲述了他在苏区旅行访问中的神奇经历，并展示了他在苏区拍的一张张照片。在场的听众反响异常活跃，有的由衷地认为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闻，因而瞠目结舌；有的对斯诺的勇气深表敬意；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则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性的新闻，就像没有预报的大地震来临了，如惊雷闪电，振聋发聩，惊天动地。中国沸腾了，世界震动，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方面矢口否认斯诺到过苏区，他不可能通过封锁线进入苏区，他不可能与他们相处在一起，他从未接触过他们，斯诺的报道是个极大的骗局。当照片发表出来后，证实斯诺到过苏区，国民党新闻局又威胁要吊销斯诺的新闻记者特许证，取消他的采访权。然而日本方面则说斯诺是拿了美国和苏联的双重津贴的间谍，以混淆视听。在背后，国民党人和日本人的探子则悄悄地来向斯诺打听越过封锁线的办法。国民党人还猜测斯诺是乘坐一架俄国飞机到红区的。不然，他们怎么也不能想象斯诺能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防守区进入红区。斯诺只好胡诌：从北平到内蒙，穿越边界即可。
十年来，没有人对红区，对共产党和红军作过采访、报道，而斯诺是第一位，并且是秘密单独进行的，由此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某些人的怀疑，本属自然之理。但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否认斯诺到过红区，则是蓄意混淆视听。
斯诺不辞辛劳，也不顾中国政府当局及敌视共产主义者的威胁，到处奔波，发表演讲；应邀到燕京大学、北京饭店、美国大使馆、记者招待会上作报告，展示照片，放映电影胶片。他向中外各界人士报告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使听众们为之耳目一新，使这些没有见到过红军和苏区的人，对共产党、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斯诺的演讲报告被刊登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美国驻华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给予相当重视，认为“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和最新的。”
在北平盔甲厂十三号这个四合院里，斯诺把自己关在小书屋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坐在打字机前，“滴滴嗒嗒”地敲打着键盘。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敬佩之情以及新闻记者的使命感，他写出了一篇篇真实、生动、客观的观察及分析报道文章，详尽地记述着陕北之行的见闻。英美各大报刊争相与斯诺商谈，约稿的信件犹如雪片般飞来。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发表了斯诺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还把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首次刊登出来了。《评论报》还加上
“本报评论”文字。该报发行市场主要是中国，所以在文章和照片刊登出来后，在中国引起了轰动，给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带来了新鲜空气，给民族以希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在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连续几周用头版篇幅登载斯诺发来的有关
“红色中国”的系列报道。该报社又一次提升斯诺，任命他为该报社驻远东首席记者。
在美国，无论是保守的右翼报纸，还是左翼的进步报纸都争相发表斯诺的文章，惟恐得不到斯诺的来稿。《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甚至为争夺独家发表权而争吵不休。斯诺曾误以为他们不愿意全文刊载，或其他原因而不发表他的文章，要求这两家报社退回稿件。因而在美国首先刊登斯诺采访报道的是《星期六晚邮报》。《亚洲》期刊的一期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斯诺的长篇报道。《新共和》杂志则获得了发表斯诺苏区访问报道的四部分文章的机会。保守的而且长期以来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美国《生活》周刊，却出人意料地用重金取得斯诺在苏区拍摄的照片的刊登权，并且创该刊纪录地连续两期用了11页篇幅刊登了共75幅照片。还有《亚美》、《信使》、《太平洋事务》等报刊杂志也相应刊登了斯诺的一些文章。
英美这些报刊杂志，在刊登斯诺的报道文章和拍摄的照片期间，使各报刊的读者成倍猛增。他们真正了解了他们急切想知道的关于中共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所宣称的“赤匪”、共产党“共产”、“共妻”之类的熟闻于耳的东西，在斯诺犀利而不失浪漫、诙谐的笔调下黯然失色、自行破灭；国民党的谣言攻势崩溃了。美国作家休梅克后来指出：“看着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们，看着那些心满意足的娃娃们，看着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让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在向英美各报刊提供稿件的同时，斯诺将自己写的一组报道文章交给北平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让中国人自己了解与世隔绝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与人民的情况，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王福时、李放、郭达、李华春等人立即行动起来，把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报道赶译成中文，并于1937年3月出版，取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图书检查，掩人耳目，以文艺小说形式的封面出版。该书一刊行就一售而光，以致一版再版，甚至传抄，影响了当时不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此书实际上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简译本，首次在中国以中文刊行。向中国亿万同胞报告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还有这样一支为民请愿的革命队伍的存在，实乃民族不幸之万幸。
为了扩大反法西斯主义宣传，扩大民主的宣传，1937年1月，斯诺夫妇与中外著名人士共同创办了英文版杂志——《民主》，燕京大学的爱国教授也参与其工作。斯诺利用杂志发表有关苏区的报道文章。在创刊第一期的封面上，斯诺特意刊登了周恩来身着军装、跨着骏马的照片。杂志还经常刊登反法西斯的文章。办到第六期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京城，《民主》杂志已在印刷厂印好，还没来得及发行就被日本法西斯没收了。
3.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4月，斯诺夫人——海伦决意步丈夫后尘去西北红区，去收集斯诺还未来得及采访的有关资料信息。在地下党员黄敬的护送下，海伦来到西安。可她没有斯诺那么幸运，又一次受阻，她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并被监禁在西京招待所内，24小时受到严密监视。海伦的胆量和机敏过人，性格倔强，有非达目的不可的决心。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女扮男装，跳窗而逃，躲过了监视人员。可当她走到大门口时又遇到巡逻哨兵的盘查，她巧妙地回答：“我要回家。”糊涂的哨兵被蒙住了，把她放出了大门。原打算帮助她的人在大门口拐弯处遇到海伦，他说监禁太严，无法接近。逃离魔掌后的海伦，独自一人直奔苏区，到达延安。此时延安已掌握在红军手中，并成为苏区首府。海伦采访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获得了关于朱德等人的珍贵资料。这是斯诺采访时所缺的。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材料的收集，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对时局的正确观点。海伦把这些材料汇集而成《续西行漫记》，成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海伦离开苏区的归途不比斯诺轻松，她把十几本笔记本缝在两件衬衣之间。为躲过国民党哨卡的检查，在炎热的夏天，她把这件特别的衬衣穿在身上。后来与前来接她的丈夫和朋友一道去了上海。
正当海伦去陕北时，斯诺的写作已进入后期阶段。7月下旬，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硝烟席卷北京之时，斯诺已完成了全部写作计划。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就要问世了。他在扉页上写道：“将此书献给尼姆”（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书稿详细记载了斯诺在苏区的见闻，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目标和政策，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
斯诺为自己的书稿拟出了五六个书名，有《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为选择适当的名称，他请来几位朋友，让他们当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星在中国》这个名称最好。于是，斯诺把书名写上，把书稿寄了出去。斯诺的代理人在把书稿转交给英国伦敦的维多克·戈兰茨出版公司时，由于疏忽，把书名给抄错了一个词，即把《RedStarinChina》写成了《RedStaroverChina》。（中文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字之差，意义相差甚远，但却成为一个伟大的错误，令斯诺拍案称好，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再醒目不过的书名了，对该书的主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此，所有的人都得感谢这位代理人所犯的错误。
书稿寄出去后，斯诺并没有感到轻松，倒有点担心事态和时局的发展速度太快，会使他的“新闻”过时。所以，他很关心出版公司的出书日期。尤其是他增写的有关西安事变及之后的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出版公司要求增加关于中日战争的评论，他担心有类似内容的书会在此之前出版。戈兰茨公司以惊人的速度于10月底印行了《红星照耀中国》。当斯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时，立即收到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样书，斯诺才真正感到心里踏实，露出了成功的喜悦。
《红星照耀中国》像一道闪电，划破世界大战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声惊雷震天动地，给世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鼓起了反法西斯的勇气，增添了反战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际，正值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猖獗之时。
日本军国主义已将战火燃遍中国京津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中国危机！远东危机！希特勒德国大日耳曼沙文主义已进军非军事区——莱茵河区，巴尔干半岛危机，欧洲火药桶即将爆炸；德、意伙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墨索里尼侵占北非埃塞俄比亚。法西斯军国主义张牙舞爪，英国、法国以和平外交去求得德意战火燃向东欧，美国则实行孤立主义的中立法案。各资本主义列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极尽迎合讨好之能事，以牺牲别国人民利益换取自身的苟安。不愿做亡国奴、渴望真正和平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寻找出路，寻找力量的联合，去抑制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的“它（指《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充分的肯定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一星期后，第一版即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重印三次，仍满足不了需求，仅在英国就销售了10多万册。到12月份，《红星照耀中国》已被连续再版达五版之多。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也刊印了《红星照耀中国》，刚一面市即成为当时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约翰·费正清教授写道：“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那时，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已成为美国不共戴天的大敌，而东西方的共产集权主义国家尚未继德、日之后成为美国的死敌。因此该书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当时，兰多姆出版公司每天收到近600张订单。
在中国本土，处于战火前线的上海，有一个文化界的救亡协会下的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外国记者发布中国的抗日消息，负责人胡愈之每天下午3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层召开茶话会，发布消息。斯诺也正在上海并经常参加茶话会。由此，胡愈之结识了斯诺，他在斯诺寓所发现了戈兰茨公司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样书，便向斯诺借来一读。胡愈之一口气读完该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由于不了解斯诺的底细，胡愈之便去找中共上海地下党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核实情况。刘少文告诉他，斯诺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胡愈之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决定将它翻译出版。
在秘密组织“星期二座谈会”开会时，胡愈之与会员们商量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一事，得到会员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着手翻译。翻译出来后，出版上却遇到了很大困难，工厂在往内地迁移。他们想尽办法，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尚未搬走的一部分设备。临时召集失业的工人，但又缺乏资金，买不回所需纸张。他们又采取先发征订单，收取一定的资金购买纸张办法。这样收到了1000余本的预定金，问题基本解决了。工人们积极性非常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书全部印好了。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斯诺给予了帮助，解决了书中的一些难题，他还为中文版亲自作序。在出版社的名称和书名上，出版者确实费尽了脑筋。为了避免日寇和反动势力的追查，临时想了一个名称“复社”。书名则用隐晦的《西行漫记》，以避免国民党和日军的图书检查，因为文艺类名称容易掩人耳目。它也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靠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书券，然后凭券取书。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西行漫记》在中国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代名词。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西行漫记》初版一销而空，接着再版了四次，受到极大的欢迎。随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香港、东南亚华侨居住区都出版了许多的翻印、重印版本。至于部分刊载该书章节的就数不胜数了。海内外同胞争相传阅，奔走相告，群情振奋。正如后来胡愈之回顾时说道：“甚至可以说，它的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许多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才真正了解共产党，才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它唤起了人们的斗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
乘着滚滚硝烟、熊熊的战火，《红星照耀中国》不胫而走，出现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它被翻译成德、意、日、蒙古、俄、西、葡、印地、荷兰、哈萨克、希伯来等语言出版。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被介绍到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到反法西斯战斗之中；反法西斯的英勇精神被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熟知的名字。“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亮了世界，斯诺自己也成为人们敬仰的“星”。
斯诺的著作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作为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斯诺自己也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着实使我感到惊奇。”
在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评论家们在当时共发表100多篇书评。他们都极力赞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说它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本年度的最佳书”；说斯诺是“我们这一世纪中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是驻中国最勇敢、最富于进取心的新闻记者”；“是一代记者中的风骚”，“是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贡献”，斯诺是个“才华横溢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的范例”。“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记》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书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解释者。”美国左翼记者拉铁摩尔在为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作序时写道；“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史威济和胡伯曼则说：《西行漫记》“毫无疑问是一本经典著作”，“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
其他书评则认为：“它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对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它的每一页都有意义，是近年来所有新闻著作的统领”。它“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斯诺被誉为“本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
斯诺成功了，写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受欢迎的著作，而且发现了中国的“真谛”。美国名记者斯蒂尔说：“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每个美国人都感到：迟早必须写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各种各样的作者把书写出来了，并宣称报告了中国的‘真谛’。然而，他们谁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谛’。”在国内外各界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斯诺进行了极大的冒险，经过其独立思考，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斯诺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超出了新闻学范围而成为杰出的历史篇章”。他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他的作品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有事实、有艺术，场面壮阔；像故事式的描述，生动活泼、情景交融，富有传奇色彩；加上作者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从而使人感到真实可靠。它既是对采访对象的报道，又是作者的亲历记，还有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评析，浑然一体，别具一格。
对于巨大的成功和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斯诺感到幸福和快乐，并引以为自豪。但他非常诚实、谦逊。他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西行漫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的重视。对此，斯诺强调指出，西方政治家们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去拖住日本，不让日本去进攻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匪’，而是为进行有效抗日提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行漫记》不仅具有极大的新闻时效性，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它真实、客观地记载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以及见闻、评述；对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概貌。它在舆论导向上是极富指导性的，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作了历史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斯诺重访苏区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特别介绍了斯诺，说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其作品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周恩来后来宁愿称斯诺为历史学家，而不称他为记者。
斯诺不是简单地作历史的记载，而是经过对亲历见闻进行独立思考，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和历史逻辑的推断，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并预言中国革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为数甚少，是十分珍贵的”，“又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在那些年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报道”，而无法让外界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这样斯诺的著作成了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书。在《西行漫记》（1968年版）的序言中，费正清又说道：“《西行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见了光明的前景。”与斯诺同去苏区后来一直为共产党工作的马海德则评价说：“斯诺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他有观察历史的能力，并且能先于历史发展而对历史作出预见——这就是他在《西行漫记》中所从事的工作。”
《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对中国和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流传时间也长，经久不衰，直至现今人们仍喜爱它。在当时，从国家元首到外交官员、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到工农群众、游击队员、学者、青年学生、教师、演员，都被它吸引住。他们不仅阅读过它，而且为之感动。美国总统秘书连夜读完之后，向罗斯福总统推荐。罗斯福读完之后颇为赞赏，并亲自推销斯诺的著作。由此，在大战期间，他三次召见斯诺，向斯诺垂询各种关于中国以及其他战争中各有关国家的问题，并要求斯诺向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阳早、韩丁、耿丽淑、杨大卫等人，都是在读过《西行漫记》后，为他所介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业绩、主张所感染，从而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继而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奔赴中国抗日的敌后战场，献身于中国的正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斯诺的著作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进步人士，也影响了青年人，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抗日战场，也影响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他们从中认识了共产党，投身于她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斯诺曾自豪地写道：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经申请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诡谲地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周围优雅舒适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要睡土坑，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服。他回答说：“是的，那个我懂！不过，如果他继续待在这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当斯诺在苏联、东南亚、非洲等地采访时，他发现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战士们从他的《西行漫记》中学会了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阿基·斯提里说：“埃德加的书为未知打开了门户，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是的，随着斯诺成功地打开了通往红色中国的大门，越来越多的西方进步记者、作家步其后尘到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史沫特莱、海伦·斯诺、斯特朗、斯蒂尔、爱泼斯坦、拉铁摩尔、贝特兰、王安娜、白修德等。他们中的后五位承认，正是斯诺的举动和他的著作影响了他们，他们把斯诺称为老师。他们写出的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报道，与《西行漫记》交相辉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与根据地的政策及主张在世界上的影响。正是他们的不断报道，引起了英美盟军的注意：认为敌后抗日军民是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前线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美国海军军部人员伊万斯·卡尔逊上校要求老朋友斯诺协助他访问延安。在斯诺设法把他送到延安，经过一番考察后，卡尔逊也被延安的共产党人吸引住了。三个月后，他离开游击区时，他认为必须以他的见闻去唤醒美国。后来他还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组建海军陆战特别行动队在黄海登陆，协助八路军作战。由于美方海军的上司的反对和杜鲁门总统的上任，他的设想没能实现，由此辞去军职而从事写作。
后来，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力主增强敌后战场的抗日力量，促成谢伟思等人组成美国军事考察组到延安考察。谢伟思等人考察后也得出了中国的最后希望在陕北的结论，使斯诺的预言进一步得到证实。
美国一个学生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有关中国的报告。哈佛大学的西奥多·怀特听取导师费正清的意见，决定去中国“做斯诺所做的事情”。
《德里和海盗》主编利用《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背景材料和人物原形，绘制了卡通连环画。
在当时的美国对斯诺惟一的批评是来自美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斯诺的书中有指责共产国际的文字，而且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与苏俄十月革命模式截然相反，因而不赞成斯诺在书中的观点。
《西行漫记》中也确有不足之处，因为斯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有关材料，况且他还没有采访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如斯诺自己后来所说的：
“该书中有事实上的出入，有判断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来的再版中，斯诺订正了一些史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
约翰·汉密尔顿曾给斯诺这样的评价：“《红星照耀中国》确实是一部丰碑式的作品。这本书也有缺陷，但不足之处不能掩盖它的总的成就。斯诺的报道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将共产党当做同伴的态度也是写好此书的原因。”这是“其他墨守成规和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冷嘲热讽以及怀疑一切的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所无法比拟的。”
“它所记载的历史是一笔有保存价值的财富，是理解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长征的基本材料。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具有正确性，而且还有对中国事业发展的预见性。”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再版《红星照耀中国》，人们一再地研究、阅读它。它不仅仅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案头研究资料，而且是新闻史、新闻学的一个里程碑；是新闻著作之经典，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