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再闯禁区
1958年，斯诺的《复始之旅》出版后，人们似乎对他的看法有些改变，斯诺也认为“浪费的10年”将要过去了。因为麦卡锡死了，“红色恐怖机器上的活塞消失了”。斯诺曾说过：“在中国长期的居住使我摆脱了各种宗教和种族的偏见，或者可以说使我更多地成了一个推崇道教的人。”他相信“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否极泰来。翌年，凯里·耶格给斯诺打来一个电话，想聘请他到其旅行学校——美国国际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这给斯诺带来了一线转机。斯诺与耶格签订了1959年9月至1960年5月的聘用合同。他看中了这所空中旅行学校的旅行路线，它可以跨越太平洋到日本东京、香港、泰国曼谷、印度的新德里、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地。他想，旅行可能会使他重建海外关系，或许可以找到去中国的途径。
他早就想到中国去搜集资料写毛泽东的传略等书，可一直未能成行。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这位国际友人，1951年，中国政府向斯诺发出邀请。可斯诺坚持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作为官方客人，让中国政府解决路费。然而他此时在经济上很拮据，又没有任何一家西方国家的报刊敢于出资赞助一位被称作“共产主义宣传家”、“共产党同情者”的记者去共产党中国访问。这样搁置下来了。1952年，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对抗，国务卿杜勒斯下令禁止一切美国人去人民中国访问，任何违反禁令者都将被没收护照、罚款或监禁。中国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报复美国，不允许美国新闻记者来华。斯诺更加难以成行，最终斯诺只能以作家身份而非记者身份被准许签证入境访华。
美国国务院和新闻机构、情报部门对红色中国既盛气凌人又十分仇视，但又急切地想了解对手。它们不允许开放中美新闻记者互访，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关于中国消息的二三手资料。他们在香港、台湾及其他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地方设立监听机构，或从与中国有联系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及有关人士那儿寻找信息；甚至派出高空侦察机去刺探情况，从那些败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出大陆的镇压对象这样一些人那儿搜集资料。但这都是不可靠的，很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只能满足那些仇视新中国的人的需要，而不能真正反映新中国的真相。充斥美国报刊、电台的政治谎言说多了使人产生怀疑。正如过去共产党被诬蔑为“赤匪”暴徒一样，现在在美国方面把中国描述成了“枷锁王国”，“中国公安部长是歪嘴的最大恐怖分子”，“中国在进行大屠杀”等等。也就难怪有的美国人抱怨“报纸使我烦躁，今天说中国要垮台，明天又说对我们的安全是严重威胁，究竟该相信什么”？美国政府和新闻机构的自相矛盾的宣传，把美国人民给弄糊涂了。
斯诺不能去中国亲眼目睹现状，他只能根据以往在中国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了解的经历，从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那里了解的一点情况来判断分析，他也只能从远距离观察中国。艾黎告诉他，在中国“到处可见到新的稳定和信任”，最好是想办法来亲眼看一看。斯诺又从一位刚被中国释放回来的妇女那儿证实了路易·艾黎所说的是真实的。据此，他不断地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刊》上著文，要求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他指出，抹煞中国的存在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又专门介绍了人民中国总理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位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处事镇静自若、能冷静分析、敏捷处理一切问题的人。他想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绝非蛮横无情无理智的统治者。
斯诺很想再去中国采访那些老“赤匪”，作些新的发现，让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了解真相。1957年机遇又来了，中国政府再次向斯诺发出邀请，而他却因《复始之旅》未完稿，加上经费问题，又一次被迫放弃。等他的著作问世后再寻求机会时，遇到了困难。他向有老关系的《伦敦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提出资助派遣要求的申请均遭否定。它们虽想派出有能力的记者前往中国，但担心斯诺的观点不合美英人士的口味，更担心斯诺已有的“共产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会给它们带来不利，因而宁愿放弃计划。《晚邮报》主编海勃斯自白道：“最终不愉快地结束了我与一位老朋友的关系了。”
斯诺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出境签证请求，一方面寻找合作对象，最终得到了美国《展望》杂志主编的支持。在中国方面同意斯诺以作家身份入境时，美国方面却故意刁难要求斯诺以记者身份访华。当《展望》杂志同意派出斯诺，并预付斯诺旅行写作的稿费后，美国国务院却又要阻挠斯诺访华。美国当局一位公共事务高级官员私下对《展望》杂志主编说“斯诺这个人不行”，国务院发言人则公开说斯诺是个不可能作客观报道的记者，他同情和支持过中国共产党。他们试图劝阻《展望》杂志编辑部放弃对斯诺的支持，但《展望》杂志社却坚定地支持了斯诺，向国务院施加了压力，新上任的肯尼迪总统不得不批准斯诺的请求。《展望》主编纳班脱·科尔斯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为斯诺提供了帮助，但他自己却得罪了共和党人的朋友们。
1936年6月，斯诺冲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苏区的封锁，成功地进入了“红色中国”，发现了“新大陆”，报道了世界性特大头号新闻，粉碎了“赤匪”谎话，让世界震惊。时隔24年之后的又一个6月份，斯诺冲破了白宫政府的重重阻挠，又要踏上那块神奇的土地，去揭开“今日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去报道一个又被封锁了10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是如此地惊人的相似，又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内部封锁，一个是外部的封锁；一个是革命中的共产党，一个是执政的在国家建设中的共产党人。两次突入禁区的却都是一个人——埃德加·斯诺。
2. 换了人间
当年带着隐色墨水信件、乘火车、藏在卡车厢、徒步跋涉进入“红区”的斯诺，现在手持护照、入境签证，乘坐飞机直往目的地——人民中国。1960年6月28日晨，在瑞士日内瓦机场，斯诺吻别了夫人和孩子，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飞机起飞了，划破沉寂的天空，穿过厚厚的云层，飞翔在蓝天上，飞向斯诺心驰神往的第二故乡——大洋彼岸的红色中国。飞机在莫斯科上空折向东南，数小时后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目的地到达了，斯诺走出舱门，只见在骄阳下，老朋友们早已等候在那儿：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来了，邓小平、龚澎、廖承志、徐冰、黄华和其他中国朋友来了。斯诺急速走下舷梯，与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说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阔别多年的思念。朋友们为坚韧不屈、“顽固得像密苏里的骡子”的斯诺祝福。他感到无比温暖，又回到了老朋友中间，他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像32年前第一次踏上这块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一样，斯诺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一切见闻都是新闻。他毕竟离开中国已有20年了，而且是10年来第一次重操旧业进行海外旅行报道。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对他的第二故乡进行全面报道，就像纠正关于“赤匪”的传闻一样，去纠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新中国的看法。他要用他的笔去宣传、介绍新的人民的中国，去影响改变美国人的态度和美国政府的对华立场与政策。他要传递重要信息，就如同当年转达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与主张一样，现在的中国需要和平外交，平等对话，平等往来。相同的是，此时又是周恩来为他草拟旅行采访计划，毛泽东允许他去他想去的地方，写他想写的报道，可以采访任何人。所不同的是，他要采访的范围比昔日的苏区要辽阔得多，要说服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斯诺感到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斯诺的采访计划包罗万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艺术、婚姻、娱乐、军队、工厂、农村、司法等等，从领导者到普通公民，他都要访问再访问，以求真实客观。他花了五个月时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内蒙草原到江浙沿海，到陕北延安都走了一遍，共走访了14个省、19个主要城市、11个乡（那时称人民公社）。他与毛泽东长谈两次共10小时，又与周恩来促膝长谈。他还第一次见到了1936年授权写信给毛泽东的刘少奇和写隐色介绍信的柯庆施。
斯诺每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采访，夜深人静时，还见他住房的灯光亮着，他在整理资料和采访的笔记。毛泽东主席对他说，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在老朋友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斯诺沿着昔日走过的路线重新考察。他到了使他觉醒的百里灾区（萨拉齐）包头附近，这里已是工业厂房矗立，市镇繁荣，牧笛悠扬。他到了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已装上电灯。所到之处，都有政府官员的陪同，他参观了无数工厂、学校、军营、医院，深入乡村，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
他保持着“眼见为实”和“刨根究底”的特点，他边走边看边问，边记边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严重困难中（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粮食欠收，口粮短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饥荒。但斯诺发现与过去的萨拉齐这样的大规模的饥馑、饿殍遍野现象不同，只是一些个体现象和小范围的。为了说明问题，斯诺像科学家进行某种证明似的从实验中找数据。为了弄清楚一只土豆的营养成分，打电话到美国向朋友请教土豆的热量是多少，以此来说明用土豆为主食的缺粮区群众的生活状况。他要否定美国方面有关中国饥饿惨状的歪曲报道，以正视听，所以土豆的含热量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
抚今忆昔，沧海桑田，新旧中国形成了鲜明对照，斯诺百感交集。曾经那么熟悉的中国，现在已变得十分生疏了，只有依稀可见的旧痕方可辨认了。乡村变了，城市变了，一切都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北京变得“比以前更清洁，更有秩序更有纪律”。在北京的监狱里，以前关押的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现在也变了，没有了过去的拥挤、混乱，没有粗暴、污秽；现在关押的是人民政权专政、改造的对象，有的是井然的秩序，清洁的牢房，必要的膳食。人道的境遇随时可见，并非像美国所传播的“血腥清洗”，“非人待遇”。
西安变了，过去渭河两岸散落的乡村、小镇，如今成为烟囱林立的工厂、四通八达的铁路现代化工业区。昔日贫瘠荒芜的陕北，在道路两旁已栽满了树木；走进乡村，“透过一个通向隔壁窑洞的门，我看见几双儿童雨鞋和一双帆布球鞋……一只柚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桌上还放着一只竹壳热水瓶、一把茶壶和一些瓷碗。我蓦地想到，在过去，这样一些东西只能在一个地主的家中看到；我还记得，在那时，仅仅为这么一只热水瓶，陕西的土匪也要来抢一下。”
重庆变了，肮脏的街道变得整洁了，污秽而破烂、滑溜溜的石级已不再存在了，被更换一新，不必再担心随时会滑倒；轿子和人力车没了，歌女舞女和像苍蝇般的娼妓不见了；只见人们都在忙于生产、经营。云南个旧锡矿那体无寸缕、骷髅般的童工不见了，矿工们有了劳动保护和安全设施；把鸦片汁涂抹在甘蔗上嚼食的孩子，现在口含糕点糖果。
在上海，斯诺住进以前住过的旅馆，与美国相比虽差些，但比旧上海的高级宾馆却舒适得多。他辗转反侧几度不能入睡，现在的上海黄浦江上没有游弋“保卫侨民”与租界的军舰，代之而起的是繁忙的运输货轮、客轮，笛声回荡。外滩公园里不再是西方人的乐园，现在是中国人自己休闲、娱乐场所，颐养天年的老人在打太极拳，儿童们在这里嬉笑追逐，一片祥和。过去，
“上海——这个巨大的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者敲骨吸髓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上的巨商；言语混杂的租界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俱往矣”！
“再见吧，坐在避弹车内，脑满肠肥，衣冠楚楚，对司机气指颐使的中国达官贵人们；帮会歹徒，敲诈金钱的骗子，绑票勒索的专家们；门禁森严的外国人俱乐部，穿着白色晚礼服的绅士们、女士们……一切夜生活：镀金的歌女，成百的舞厅，成千的舞女；数不清的鸦片烟馆，无处不有的赌场；猜拳行令的喧叫声，大厅内眩目的灯光，‘麻将’的碰撞声；在四川路酒吧间喝得酩酊大醉，在妓院里进出的海员们；在花街中急急忙忙奔走的娼妓和鸨母……再见吧，黄浦江上的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白色巡逻艇，美其名曰：
‘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继承人美国佬和国民党。旧中国最丑恶的‘东方巴黎’，统统都见鬼去吧”！
斯诺如果没有过去生活在中国的经历是无法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表现在哪里的。正因为过去的经历为他认识新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惊喜的发现，也只有他才能客观地作出报道。尽管是在大灾中，他参观了上海市最贫困的地区，但他仍能通过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广大贫苦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正如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铿锵有力地宣告：人民一旦操纵政权，它将迅速荡涤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医治好战争创伤，建立起一个繁荣昌盛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就像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阳光普照大地。斯诺发现：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绝迹了；旧中国的一切陈规陋习改变了；男女真正平等了，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和学习；包办婚姻、一夫多妻、虐待妇女、童养媳被法律禁止，实行的是婚姻自主自由、一夫一妻制，取缔童养媳，禁止殴打妻子，不准买卖儿童，不准虐待儿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当发达的后期才实行的福利政策，在刚起步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已实现（如教育、医疗卫生的普及）。
他还看到共产党党内的整风运动，惩治腐败分子，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政府官员的廉洁高效、克己奉公精神风貌。看到了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热情和积极主动性。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普遍地热烈欢迎。在没有民主传统，经历长期专制统治后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有了民主权利，可以选举地方官员，监督各级官员。这在中国是新鲜事，是社会的进步。
来中国之前，斯诺说过：“一个民族的性格远比它的政治更为重要。”访问中国后，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长征将是特殊的中国式的”。“必须看到今日的中国，是一个从古代跋涉而来的伟大人民所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折点”。共产党政权是稳定的，困难是暂时的，中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会建设好这个东方大国。
3. 倒春寒潮
斯诺在中国一直呆到1960年11月15日。10月12日，在毛泽东住处，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请来了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开始毛泽东主席还不知道斯诺与海伦已离婚，并且以为斯诺的女儿西安是海伦在中国所生。在会谈中，斯诺发现毛泽东的生活仍很简朴，保持着简单的饮食习惯；他的身体状况较好，虽已不能骑马，但仍能长距离游泳，并不像美国方面所宣传的说他中风了，一只手已不能动弹等。毛泽东主席向斯诺介绍了中国的国内情况，承认了中国还很穷，离现代化的距离还较大。谈到了大跃进的得失，中国人民要迅速发展的愿望与现实条件的落后之间的矛盾等。在谈到对外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斯诺是毛泽东在1949年后会见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毛泽东主席要求斯诺不要发表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但可以引用一些观点。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给斯诺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中美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威胁下的谈判，一个重要条件是美国从台湾撤军。他暗示美国不能搞两个中国，美国撤军的时间和步骤可以具体讨论。至于中苏关系，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作协议，周认为苏联专家迟早是要回国的，分歧是存在的。
此时，斯诺遇上了英国记者和电影制作者费利克斯·格林，他也在中国采访。斯诺的职业敏感性使他立即作出反应，他们两人报道的内容将会有重叠，格林也采访过周恩来，并准备为美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迫使斯诺早日结束旅程，抢先写出报道。于是斯诺迅速结束在昆明至仰光的观光日程，立即飞离中国，时间就是新闻的生命。斯诺带回了近50万字的采访笔记、4000英尺的电影胶片和50个柯达照相胶卷。
斯诺飞回瑞士，立即与《展望》杂志取得联系，要对这次到中国的实地考察写连续报道。他匆匆赶到纽约，12月为《展望》撰写了第一组报道，《展望》付给他15000美元的优厚报酬。斯诺要求杂志社的编辑们要对文字改动时必须经过他的同意，编辑们照办了。斯诺为杂志社对他的支持所表现的勇气很感激。但杂志社却在杂志同期内加上了编者按语：“中国共产党仍然把斯诺看作他们的朋友，很明显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会被人们误以为是‘红色中国的宣传’，但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使美国人民和政府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人的情况和态度”。
斯诺与周恩来谈论内容发表后，《展望》杂志遭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有的批评它不应该给中共官员讲话的篇幅。台湾国民党当局则发表声明，说斯诺的报道不客观不真实，是为中共作宣传。《堪萨斯明星报》则认为台湾方面把周的谈话看作是威胁而不是和解。美国参议院则在讨论对华政策时认为周恩来批评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是对美国的攻击，因而提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不应该在炮火中退却”。
《展望》杂志在各方压力下退却了，要求斯诺对后续报道作修改，双方争执不休。五个月之后，《展望》决定停止刊登斯诺的报道文章，他们告诉斯诺“我们十分怀疑你的报道中在许多事实和数据上的真实性，也很难接受你的偏激见解”。
斯诺此时的满腔热情，不料被可笑的美国人迎头泼上一盆冷水。他急于想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急于传达中国方面的和缓信息，却被孤傲自大的美国人视为挑战。他想向白宫解释中国的政策立场和意图，说服白宫改善中美关系，却遭到冷遇。当他克服困难步行到新上任的国务卿腊斯克办公室，等待会见，腊斯克却迟到了。而当斯诺讲话时，腊斯克却漫不经心地只顾狼吞虎咽他的早点，没几分钟又接听电话，匆忙离开办公室，结束谈话。他根本不把斯诺的亲历见闻放在眼里，这使斯诺近乎暴怒。曾资助斯诺访问中国的《展望》杂志现在又中止报道，斯诺想抢在没有中国经历的格林之前先入为主提前报道新中国见闻的计划落空了，格林的书已在排印之中。斯诺无可奈何地与出版商兰多姆公司协商，干脆等待修改、充实以后再出版。
1962年11月，斯诺的第十部著作，《今日红色中国》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著作终于与美国读者见面了。书本厚达800页，新补充了一些资料，包括有说服力的粮食产量数字、各种农产品的含热量等，还有钢产量、工业产值等等。在书中，斯诺全面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人民生活、医疗卫生（尤其是他因病住院后对中医针灸的神奇的感受）、交通运输、城市乡村建设等各方面的政策与实况。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会垮台，相反却受到人民愈来愈多的拥护；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并不像约瑟夫·艾尔索普凭空想象的报道“中国将付出一亿五千万生命的代价”。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虽然尚未完全摆脱贫困落后，但却已建立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而且是在几乎没有外援、不断冲破西方各种阻挠与严重障碍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游泳事业的发展是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运动，不是准备进攻台湾，更不会潜海威胁美国。中国的国防建设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任何侵略，不是为了侵略别国。中国的中央集权并不妨碍人民民主的实现。中国不存在实行普通的强制劳动，只是对罪犯才实行强制劳动改造。“一天必须干足24小时”纯属荒诞无稽的谣言。
他再次提醒美国人，不要幻想制服中国，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同样一个中国，1948年那一年由于通货膨胀、资金外流，以致经济破败不堪；政府腐败无能，管理无力，贪污腐败，只知道依赖美国的援助。现在的中国竟然能在朝鲜打得联合国军队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世界空中四强，能够生产汽车、喷气飞机，甚至原子反应堆。对中国人来说，这岂不是令人万分激动的现象吗”？中国也很少得到苏联的帮助，谁也不能阻止她的发展，包括核武器在内，她将在60年代中期也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武器。中国人有极强的独立自主精神，她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她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中国不会把自己交给莫斯科，也不会交给白宫。虽然中国方面仍在进行反美宣传，但“如果美国首先表态，中国还是有改善关系的愿望”。
斯诺向美国人转达中国政府的愿望的同时，批评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同时又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寄予希望。他想说服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从中美双方利益出发，改善两国关系。他认为中美对峙中，美国应负主要责任，是美国首先割断了与中国的正式交往。“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希望：美国应该更懂事些”。同时，他希望美国应先走一步，从台湾撤军；取消经济封锁、禁运；提供贸易优惠政策，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不要干预台湾问题。斯诺太想说服他的“山姆大叔”了，他的世界观点却难以让“山姆大叔”接受。
斯诺在解释中国的同时并不回避中国存在的问题，诸如粮食短缺问题，个人崇拜现象的日益严重倾向，大跃进的失误，对彭德怀的处分不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批评意见。
在书的封页印刷时，斯诺将书名定为《大河彼岸》，后来再版时又把书名改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针对美国的当时环境，斯诺取意于法国科学家一句名言：“大河约束了一种奇特公正。如果一个人因为生活在大河彼岸就有权杀死他，这将是最可笑不过的。”借意讽喻美国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的政策。
《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在美国出版后，像当年的《西行漫记》一样，引起了轰动，受到了赞誉，但不同的是，它却受到更多的攻击。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金评论说：“这是由我国最优秀的记者写的一部宏大的、勇敢的、辉煌的著作。”一个保守主义的学者说：“这是美国所出版的有关共产党中国的最充实的一本书。无论对于平民百姓，还是政府决策者，它都是值得一读的。很明显，在未来的数年里，除非对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加以重视，否则任何美国人都不能对共产党中国持有正确严肃的观点。”《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称：这是斯诺的第二部杰作，“毫无疑问，不管是专家或一般读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国大陆，这本书就是必读之物”。甚至有人称之为了解新中国的百科全书。
在美国流行的反共宣传氛围下，斯诺的报道显然不太合时宜，被视为替共产党中国作宣传，斯诺的举动甚至被认为是近于背叛祖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今日红色中国》是“相当狡猾而有手腕的文字宣传”。《共和国》称此书是“那样有偏见而又天真无知”。《人类问题》则攻击说“埃德加·斯诺说过毛泽东是农村改革者，但他却已将中国六亿人投入奴役劳动之中，难道埃德加·斯诺不应该闭上嘴吗”？《纽约时报》否定索尔兹伯里的肯定斯诺的书评，却刊登了迈克尔·林特赛的严厉指责性的书评。美国国内的亲蒋介石集团在斯诺旅行演讲时公开骚扰会场，联邦调查局也继续跟踪调查、监视斯诺。腊斯克公开否认斯诺的观点有价值。
50年代虽已过去，麦卡锡也死了，对斯诺来说严冬将去，可春天姗姗来迟。斯诺感到60年代的美国与50年代的美国没有实质性差别，“在这十年中曾想以有用的情况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订，却仍无成效”。逆风扬帆路艰难，奋力搏击苦不堪。1966年索尔兹伯里写信给斯诺，“冰块开始流动，但是速度缓慢”。斯诺继续奋进，他要加速“冰块”流动，要做报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