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婚恋变奏曲
1949年4月，斯诺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与海伦离婚了。这对曾比翼双飞、并肩战斗生活17年的伴侣的离异，使许多友人为之惋惜。在斯诺极度苦闷时，海伦来到他身边，她给他柔情、关怀，重新焕发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在异国他乡，他们有过共同的事业，从事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入中国革命运动，相继闯入“红色中国”，发起“工合”运动。斯诺在事业上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贡献。他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相互支持，也有摩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的分手，说不清也道不明。
斯诺对海伦的评价是：“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是的，在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过程中，海伦坚持把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经历全部保留，确实使该书丰满而具说服力。而且海伦步斯诺后尘，独身闯入“红色中国”，也为斯诺的作品补充了一些新的翔实的材料，使有关“红色中国”的报道更为全面、更加准确。《续西行漫记》使“红色中国”的报道趋于完整。
他们结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及一半。战争环境，记者的流动生涯，使他俩在时间与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使他们之间原已存在的某些不协调加剧了。如两人在性格上的不同，斯诺好静而不善言论；海伦更多地表现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好胜心强而爱争论，甚至喜欢唠叨，有时使斯诺感到无奈，在争论中往往是斯诺先退出“战场”。恐怕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缺乏更多的情感交流，裂痕随着相隔的时间延长而加大。斯诺回忆道：“如果我舒舒服服地沉浸在一个做丈夫的情感之中，我这十年间所干的事业就不会如此非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本不应该这样急地再次出国，不应该在国外呆这么长的时间，以至于使我第二次‘失掉了’美国。”
海伦对他们之间的离异则是这样认为的：“直到1949年我们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
经过法庭裁决，两人解除夫妻关系，斯诺必须偿付海伦一笔资金，而海伦则须归还斯诺在采访中留下来的有关的照片的底片和拍摄小电影的胶片等资料。离婚后，海伦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她一直从事有关中国等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由于多种原因，她写作的17部书未能出版。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农舍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她在30年代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过，并宣传过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麦卡锡分子对她进行迫害，使她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直到中美关系解冻后，海伦才得以自由活动，并且于1972年重返中国，著有《重返中国》一书。她对新中国的变化惊喜不已，在书中她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发生的巨变。她是继斯诺之后首次向世界报道共产党中国，而且是斯诺迫切希望见到但又未见到的情景——中美关系恢复后的中国。
斯诺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巅峰时期与海伦离婚，而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之际又与年轻而漂亮的演员洛伊丝·惠勒结婚了。那是1949年5月。由此，斯诺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斯诺后来说：“我的妻子洛伊丝·惠勒设法将料理家务与打印我的大部分手稿结合起来，这并没有导致离婚，因为她是一个特殊的天使。”斯诺在此对他的婚变又一次作了注脚。由此可见，斯诺需要的是贤妻良母式的伴侣。
斯诺与洛伊丝初次相识是在1946年春末。在一次由演员、美术家、作家联合组织的为战后苏联募捐救济款的联谊活动中（在曼哈顿举办的义演结束后的社交聚会上）认识的。洛伊丝是从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来到纽约“撞鸿运”的年轻演员。她曾在她弟弟的藏书中读到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这部传奇般的史诗使她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从此也使她对此书的作者充满仰慕之情。此后尽管她一直想成为一名百老汇的明星演员，但她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
社交聚会后，洛伊丝接受斯诺的邀请外出散步。此后，他们经常约会，逐步建立起感情，而且越来越投机。1947年，洛伊斯陪斯诺一起去瑞士旅行，在斯诺患肾炎病住院治疗期间，洛伊丝一直陪伴左右，他们真正相爱了。
斯诺与海伦离婚后第九天就与洛伊丝举行了婚礼。史沫特莱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不乏情趣的仪式，斯诺的哥哥霍德华前来祝贺并充当男傧相。斯诺暂借居史沫特莱的朋友的老式房子。
新的家庭生活开始了。1952年斯诺与洛伊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斯托弗，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西安（意即西部平安）。他们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奈登渡口，一年后又迁至新泽西州。洛伊丝在与斯诺结婚以后仍参加电影拍摄工作，斯诺则继续搞写作。已过不惑之年的斯诺不再像以前那样为采访新闻而到处奔波了。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感到骄傲的家了，年轻而漂亮的洛伊丝精力充沛，她不仅有自己的职业而且操持着家务，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和家庭温暖的促进器。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使喜爱孩子的斯诺深感快乐，也忘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之苦。斯诺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从现在起，我开始有愉快的圣诞节了。”尽管在经济上他们不宽裕，但在家庭生活上还是愉快的。斯诺仍为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收入来维持家庭所需，而洛伊丝的演出收入却成为家庭开支的重要保证。
2. 风云突变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句中国哲言，用在斯诺身上恰如其分。从《西行漫记》风行世界到第二次大战硝烟弥漫和战火过后的这十来年间，斯诺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大记者。他的新闻报道和著作被世界各大新闻、出版机构争相刊行，受到世人的赞誉和钦佩，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爱不释手。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风云突变后阴霾密布的年代里，他却为此饮下了苦酒。他的文章竟然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原有的著作也被从书架上拿走了。他再也不能到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和采访，被美国的所谓“奇异案件”所累，受到美国国会的“忠诚委员会”的审查，中央情报局对他暗地里立案侦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敌对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界线分明、森严壁垒。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表白了这一点，他说：“铁幕已经覆盖欧洲大陆。”美苏争霸的端倪已出现，由军事对垒而导致政治思想的激烈、根本的对立，各自筑起了防线。在军事上出现了“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相互冲突与排斥、攻讦；“柏林墙”和“三八线”成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分界线。美苏政府各自都采取了抵制异端思想的措施。在美国，随着大战的胜利，一种傲视他国的心理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悄然滋长。它把惟一能与之抗衡的苏联视为其实现霸主地位的根本障碍，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它不愿意看到再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更不想让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于是，在美国出现了一场抵制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运动。
铁幕降下，冷战时代开始了。美国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忠诚调查运动”，对公务员中有同情共产主义倾向的人进行审查、清洗。美国共和党人趁机发难，在竞选中以敌视苏联为契机，以“要共和主义还是要共产主义”的论调大肆鼓吹共产主义的威胁。理查德·尼克松和威斯康星州议员麦卡锡以此掀起全美反共运动，杜鲁门政府颁布了“联邦忠诚法”，设立“文官甄别委员会”。由此，在美国不断出现所谓“奇异案”。凡是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牵连、指控。斯诺也就难逃厄运了。
斯诺一如既往地想做他的“世界公民”，报道他想报道的事件，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眼观察，使他感到世界需要和平，落后国家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帮助，哪怕社会制度和信仰上不同的国家也应加强联系与合作。尤其像中国、印度、菲律宾这些遭受战争灾难较深重的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在他们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更应得到号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国家的帮助。但是他太理想化、太天真了，他对他的“山姆大叔”缺乏真正的了解，缺乏新的认识，或者说过于相信自己能说服它了。“山姆大叔”已完全听不进他的话，更不希望再看到他对共产党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当然他也感觉到“山姆大叔”的政策倾向了。
斯诺在访问战后的苏联时，发现原子弹在美苏关系中的影响，苏联也想拥有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斯诺说：“原子弹使人们普遍感到恐惧和不安。”在访问中东地区对，斯诺感到“这里不仅蕴藏着数不清的财富，也潜伏着将来爆炸式的国际争端。美国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将逐渐熟悉阿拉伯地图就像熟悉美国地图一样，而阿拉伯将揭下隔世的面纱，将会和工业化的世界连成一体。”斯诺这一预言式的报道确实是入木三分，具有相当深度的洞察能力。后来，美国插手中东事务，中东争端不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时刻没有放弃。
斯诺在访问战败后的日本时，看到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已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麦克阿瑟将军在执行白宫五角大楼的战略意图。在日本，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书籍的发行、出版开始受到抑制，斯诺的《西行漫记》被扣压达三个月之久。斯诺向麦克阿瑟查问遭否认，尽管后来放行了，但斯诺的其他书在日本的出版被阻止。
气候要变了！斯诺关注着美国国内的关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问题的争论。在1949年中期，他什么东西也没写。到了秋季，《星期六晚邮报》却希望他写一些介绍苏联的系列文章。但在美苏日益对立的情况下，再写这类文章恐怕不合时宜，可主编海勃斯却坚持要斯诺去写。结果，《晚邮报》连续几周刊登了斯诺写的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一个月后，兰多姆出版公司将文章结集出版，斯诺增写了“序言”和“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一章，取名为《斯大林需要和平》。他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因素是从自身的安全保证出发的。苏联在战后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家园，它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传播共产主义，重要的是结盟设防，保证自身不受攻击。他说他并不是为苏联和社会主义辩护什么，而事实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以核武器为实力。美国的政策应使苏联有安全感，应该找到和苏联交换意见和看法的途径，恢复相互信任。
斯诺的文章在《晚邮报》编辑部内引起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主编海勃斯决定刊登时附文加以说明，希望美国公民加强对苏联的了解，以促进世界和平。文章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了骚动，《晚邮报》收到的读者来信创该报的历史记录。刚开始，读者来信中对文章持赞同和不赞同观点的比例为4∶1，后来变为1∶1。来信中有人甚至又在重复“共产党影响已扩展到某些报刊杂志、电台和电影。”曾作为驻华特使的赫尔利勃然大怒，因为斯诺在文中披露了这位使节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赫尔利怕不利于自己，写信给报社提出强烈抗议。斯诺则以上法庭相回击。海勃斯设法使双方的信件内容未能在大众中公开广泛传播。
斯诺开始受到攻击。尽管当时的美国还未进入麦卡锡时代，舆论还不是一边倒，但此书已不适合美国国会的胃口，只有“斯大林需要战争”之类的书才能适应此时的美国政治气候。当时也还有人赞扬此书，“选书俱乐部”向公众推荐过它，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称它是“出版界第一次出现的对苏联进行的最深刻的分析。”
一份发行量有限的反共刊物《平常话》在1947年6月刊登一篇题为“红星照耀独立广场，埃德加·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奇案”的文章，攻击斯诺的访苏报道，抨击其有关中国的报道。更耐人寻味的是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对斯诺攻击时，拒绝给斯诺再次访苏入境签证。斯诺左右为难了。实际上此时他已踏上了风雨交加的旅途。
3. 与《星期六晚邮报》分手
在战后的美国谈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色变，进入50年代就噤若寒蝉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被美国人视为世界阴谋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们认为共产党征服了东欧，也成功地征服了中国，下一步莫斯科将策划共产主义进攻美国。从白宫的各级官员到普通的美国人都有岌岌可危之感。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一个个出台了，思想界开始禁锢，一切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的言行都被视为危险因素。美国在孤立另一个世界的同时，也使自身孤立于世界；不谙外界又想了解对手，但都是通过二三手的不可靠、不真实的材料来描述世界。东方世界也采取类似的手法，这样使东西方两个世界缺乏真正的了解。冷战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争，使人类蒙受了不必要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陷入长达20余年的相互敌视、消耗之中。
斯诺的新闻报道被蒙上了冷战的阴影，他的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在“恐共综合症”的美国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出现连锁反应。斯诺及其报道遭到非议，《星期六晚邮报》怕受牵连已开始转移阵地。本来保守的《晚邮报》在二战前后的风火年代里被世界潮流推动，借助于海外记者源源不断的新闻报道、分析和综述扩大了自己的销量，吸引了广大读者，也为美国人从孤立中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现在《晚邮报》又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也要关闭这扇窗户了。
由此，斯诺与《晚邮报》的关系开始疏远，他在《晚邮报》的地位开始动摇。他感到自己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晚邮报》的指针所向。1947年7月，
《晚邮报》拒绝刊登斯诺从欧洲发回的两篇报道文章，他认为与《晚邮报》的合作该结束了，于是决定辞去自1943年以来担任该报的副主编职务。
主编海勃斯很看重斯诺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他不愿意一位合作多年的好记者脱离报社，他复电斯诺：“我们坚决不同意你辞职。”恰在此时，斯诺的肾结石毛病复发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在朋友的劝告下改手术治疗为药物保守治疗。海勃斯接着又给斯诺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斯诺暂停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并表示支付其他一切费用但不保留薪水，但在《晚邮报》刊头仍保留其名字。同时建议斯诺不再写有关类似于访苏见闻的题材，避开现实去写一些人情味浓的故事，不要涉及政治。
斯诺试着屈就，在病情好转后就写了有关瑞士、法国、英国的报道。12月，斯诺被派往印度。《晚邮报》认为他有过南亚的经历，到那里去采访有利于斯诺，斯诺表示同意。哪知当他踏上南亚的土地时，才发现东西方世界的敌对现象无处不在。在南亚，英属印度的统治秩序变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里终结后出现了三个民族独立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缅甸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他赞成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的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政策以及缅甸的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举动。他再次访问了尼赫鲁，可只能向圣雄甘地的遗体告别。此时斯诺才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能量，甘地的反种族歧视、反殖民斗争的策略主张及其一生的活动深受人民的爱戴。“这位矮小的人对人类有着巨大的热情，他的影响已超越印度、超越时代”，斯诺甚至称甘地“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从不反对将国家作为建立社会民主的必要工具”。
斯诺的热情报道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晚报邮》编辑部将他的报道“润色”了。《晚邮报》在发文时加上按语“甘地当然理解这种民主不像是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警察国家所建立的民主”，以示该报社已回到美国立场上，加入了东西方对立的西方反共政治同盟，而不为社会主义张目。斯诺这才发现《晚邮报》已彻底转向反共了。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强加并非作者的观点，斯诺认为有损自己作为客观报道记者的形象，不愿意自己被别人认为是一个粗暴的反共记者；更不愿误导和加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他坚持“不能作为客观报道的作家，不能从两个方面寻找事实真相，而以敌视态度寻找对方问题以证明它是全部错误的”这种做法他做不到。斯诺感到无法与《晚邮报》勉强维持合作关系，难以接受《晚邮报》的这种做法。他不愿意加入反共阵营，他要保持客观的、清醒地看世界的自由。于是他再次向《晚邮报》提出辞去副主编职务的请求。
《晚邮报》主编海勃斯再次挽留了斯诺。海勃斯认为编辑们有权修改作者的文章，《晚邮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斯诺和本刊，不得已而为之。他希望斯诺回国以后再具体商谈。斯诺得到海勃斯的答复后，似乎理解海勃斯的隐衷。
斯诺对美国国内的反共运动和情绪如此激烈始料未及。他仍在为自己的观点、立场作注释，希望美国当局和美国人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世界。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在全球不会只是一种模式，他把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作为一个有力的论据，说明苏联并不可怕，各国都有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他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虽然把苏联当盟友，但并不为苏联所左右。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社会改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亚洲政治变化、结束殖民统治的标志。斯诺还认为苏联不允许其他较弱的国家走自己的路，共产党将不是一种解放力量，不会再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晚邮报》在刊登斯诺的这些观点时，总是加上编后语，如：“本报不抱斯诺先生的期望，即中国共产党置身于苏联集团之外。”从此以后，斯诺的文章很少在《晚邮报》上发表，从1950年至1951年1月，他投稿25篇，只有3篇被采用。编辑们给斯诺规定的写作题材是回避社会政治，面向城市风貌和垃圾处理之类的。斯诺感到他的特长无法发挥，他感兴趣和想写的题材《晚邮报》不采用，与《晚邮报》已到了最后分手的时候。1951年2月，斯诺提出第三次辞职请求，最终得到批准。
《晚邮报》的编辑们改变不了斯诺的观点和立场，也改变不了美国的政治气候。而斯诺也不能改变它们。在《晚邮报》塔楼餐厅，斯诺和编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共进午餐，往日的写作题材研究工作餐现成为告别宴。
从第一次投稿《晚邮报》获得意外的收入而能维持“学术加新闻”的生活，到18年后辞去副主编职务，斯诺不仅失去了经济上高报酬的收入，而且陷入了精神上的苦闷之中。斯诺的新闻记者生涯由此走上了一段漫长的荆棘之路。
4. 艰难跋涉
由于有在中国的13年生活阅历，有南亚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前后见闻，有对战火中和战后苏联与东欧的观察，对变化巨大的世界的认识与独立思考，斯诺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一般美国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然而斯诺却不是“天马行空”的“无冕之王”，尽管他行踪不定，周游列国，美国却给他一个无形的网。从他走出美国开始，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就有关于他的记载材料。1941年，当斯诺回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监视他与外界的交往，从中国寄来的共产党的刊物受到他们的密切注视。到1944年，调查局也形成了有关斯诺的专题报告，呈送纽约当局。大战后，美国特工人员监视斯诺的行动，美国当局把斯诺与斯特朗、史沫特莱并提。由此可见，标榜自由的美国也并不自由。
参战前奉行孤立主义，坚持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在战时仍有1/3的美国人不关心世界局势的变化。当大战结束时，他们忽然发现海外世界发生巨变，尤其是远东和东欧的巨变，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打破了旧的国际秩序。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于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美国人惊慌失措了。尤其是美国的政客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大战中惟一的共产党国家苏联不仅没被消灭，反而出现一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更使他们瞠目结舌的是亚洲东部大国，他们耗费了巨大心血，现在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眼里，这些反法西斯的有力的同盟者现在成了恶魔。他们要抑制这些国家，夺回失去的殖民地控制权，防范洪水般的共产主义运动。
美国的政客、官僚们如梦初醒般地问道：“是谁丢掉了中国？”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恶魔’”和所谓共产党同情者或亲共分子。斯诺自然也就被算在此列，他被当做危险分子而受到立案追查。
惊恐的美国政客们用奇怪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美国人。从公务员到科学家、教师、新闻记者、海员和一般雇员，都受到“非美委员会”的质询，“莫须有”的罪名随时降临在某人头上。受牵连者有的被迫从外交界提前退休或除名，有的洗碗工人因为其丈夫或家人受盘查而被解雇；一个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因为访问中国两个月而被解职除名；记者有的因此失去工作被宣布不受行业工会保护。“恐共症”的严重患者麦卡锡之流给50年代的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也给斯诺带来了不幸，同时还给与斯诺有联系的人也带来不幸。凡是与斯诺相识或读过其著作的人都受到“忠诚法”的审查；凡是读过其关于共产党人的书的人，就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由于美国共产党人读过斯诺的书，那斯诺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此时，美国的政客们在逻辑上不知是混乱还是理论上的创新，也许又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妙用，需要即真理。
美国各刊物不再登载斯诺的文章，他的著作也无处出版。在整个50年代，斯诺只出版过两本书。其中一本书是应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之约，受聘为副研究员后，1957年整理出版其未发表的有关中共的资料，以专题论文的方式作为研究之用，不对外发行，名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是对《西行漫记》一书的补充。一本是自传《复始之旅》或译为《旅行于方生之地》，副标题为“对当代历史的个人所见”。该书的写作从1951年开始，到1958年完成，内容主要是回忆1949年以前的生活旅程，为其前半生的漂泊的记者生活和报道作了一些注脚性的解释，以表明心境。他没有为自己作辩护，更多的是客观地介绍当时的采访情况，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美、中、苏关系该如何等。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出版公司的编辑和几个新闻记者。有关的书评也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只是建议人们去读此书。有的则批评该书不够有趣，说斯诺已缺乏新闻记者的活力。
在50年代，斯诺为了生计，也偶然写一些回忆性文章，还写过短篇小说。在辞去《星期六晚邮报》的工作后还向它投过少量的文稿，1956年后一篇也未发表过。有关政治方面的评论也偶尔以“致编辑部的信”的方式出现。
斯诺的文章不仅很难发表，就连早年写的风靡世界的《西行漫记》也被从书架上拿了下来，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架上也见不到。1953年初，麦卡锡分子到欧洲调查，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图书馆中有关共产主义或亲共的书籍都被撤了下来。那些外交官们怕受牵连，甚至烧毁此类书籍。
斯诺虽然没有受到美国国会的直接指控或传讯，但他的名字却被经常提到，在许多事件上受到牵连。在约翰·戴维斯的案件中，因有1949年戴维斯曾建议中央情报局利用与中共有过联系的记者、学者去中国，让他们为美国提供情报，计划虽未能实施，后来这些人却成了调查对象。戴维斯由此受到多次“忠诚”调查，斯诺就是其计划中的人员之一。为此，斯诺公开声明：
“没有任何证据说我是共产党员或亲共产党。”但在声明发表于《纽约时报》后，他却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
在“是谁丢掉中国”这一问题上，当时政府方面认为是斯诺的错误导向造成的。斯诺针对美国出现的“中共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种种误传是由他而引起的，作出多次解释。他一直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错就错在美国人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进自己的意见。
在保守的反动刊物上，一些人多次攻击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认为“一篇《晚邮报》登载的亲共文章，其破坏作用远远超过《工人日报》（美共刊物）的十年报道宣传”。全美制造商协会商人罗伯特·惠尔奇在《一个人的意见》杂志上著文说：“过去20年中的《晚邮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是现在已臭名远扬的斯诺写的。这些报道起了清洗美国人思想的作用，使我们中间一些人受共产党影响，将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人员。”
对斯诺的朋友、熟人来说，认识斯诺也成为不幸，他们都必须接受“忠诚”调查。调查提问包括“你熟悉埃德加·斯诺吗？如果认识，叙述缘起、接触次数和最近联系日期与场所。在多大程度上你曾对他可怀疑的亲共产党的同情和活动有过警觉性？假如有，你曾持怎样的态度？”等等。担任过驻尼泊尔经济顾问的哈里·派拉斯，曾任中国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也帮助过斯诺创办《民主》杂志。为此他必须经受“忠诚”调查，直到他讲清与斯诺及与《民主》杂志的关系为止，并肯定他与斯诺的观点相反才算过关。
国务院情报官迈克·费希在“美联社”工作过，是斯诺的老朋友，曾为中国战区情报组负责人。在调查中，他只能说在30年代他很赞赏斯诺的记者才华，但不同意他在40年代对中共的评价，并作声明：“作为斯诺的老朋友，现在的态度不一定有意回避他，但从大战开始，我已回避和他谈论有关政策问题。”
只有一位斯诺的老朋友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曾在上海时与斯诺同住一个公寓，后任驻日大使并为斯诺举行过婚礼的约翰·艾利逊，他未被麦卡锡分子发现而受到调查。
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在竞选区教育委员会委员时，市行政区主席提出反对意见，告诫人们不要让共产党员的妻子当选委员。结果洛伊丝落选了。斯诺得知后火气直冒，以至要请律师向法院起诉。不仅如此，洛伊丝的演艺生涯也受到威胁，电视网的黑名单上就有她的名字。
无端的责难，任意的中伤，曲意的攻击，使斯诺的声誉一落千丈。有关的流言蜚语传到他的故乡堪萨斯城，那些曾为他喝彩的人现在也来责难他。就是亲弟兄也来信说：“在你的著作中从未批判过共产党。”他的姐姐也远离他。斯诺给哥哥回信说：“我痛心，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哥哥也像最坏的敌人那样重复毫无根据的指责。”斯诺的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纠缠、回击，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斯诺犹如寒风中的劲草，独傲雪霜。当美国当局责难时，他却追述中美关系的起因，指出：那是美国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俄国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可悲的是美国人恰恰不愿意听取他的独特的见解，不重视他的报道材料，美国政府把美国人民引入歧途。当时斯诺却无力改变美国人的错误。
斯诺不畏艰险，不怕牵连，当老朋友欧文·拉提摩尔被列为出卖中国给莫斯科的名单首位而诉之法庭时，他赶赴华盛顿为拉提摩尔辩护、作证，使美国司法部花了三年时间指控未能成立而不了了之。当史沫特莱被指控为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时，斯诺帮助她隐居纽约，并为她写文章辩护。1950年史沫特莱在前往中国途中病逝于英国后，他为她出版了遗著《伟大的道路》，并遵其遗嘱，将其版税交给了书中主人公——朱德总司令。
斯诺在美国备受精神折磨，为了摆脱困境，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异国他乡，1959年斯诺携夫人和孩子迁居瑞士。虽然他一直保留美国国籍，可最终未能返回美国。后来他不得不卖掉在美国的房子，而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埃辛斯买了一所农舍加以改造，居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