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作家瑟切夫斯基的考试
在廖瓦的学生时代，乃至在以后的青年时期，大自然和人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不如书籍和思想来得重要。尽管廖瓦出身农村，可他对大自然并不敏感。等他开始注意大自然，并且逐渐对它有所了解的时候，不仅童年已经过去，连青春也快结束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只是一群浮光掠影，在他的意识里一闪而过。廖瓦发奋读书，在书本里寻找自己和未来。
他的读书生活是在1887年莫依塞·菲利波维奇下乡时开始的。那一次他带来了一大捆书，其中有托尔斯泰的通俗文学作品。最初，看书与其是乐趣，不如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每一本新书都有一些新的障碍：生词、无法理解的人物关系和现实与幻想相脱节的模糊不定的描述等。廖瓦把书丢开，又拿起，又丢开，又拿起，对知识的半信半疑的快乐和对无知的恐惧交合在一起。也许，把当时廖瓦的读书状态跟草原上的夜行车相比拟可能非常合适：路旁的篝火在黑暗中闪烁，传来车轮的吱嘎声和人们的絮絮说话声。这一切似乎十分明了，可人们又一无所知：发生了什么事？谁的车？驮的什么东西？甚至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往哪儿：是前进还是后退？没有一个人能像格里戈利叔叔那样清楚地告诉人们：“噢，这是咱们的大车在运小麦。”
在敖德萨，书籍挑选的范围更大，又有认真的指导。廖瓦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他们常常迫使他中断读书去散散步。就是在散步中他也在思考着读到的东西，以至有时又急不可耐地跑回家继续往下读。每晚他都要请求延长15分钟，有时甚至5分钟，以便看完一个章节。几乎没有一天晚上不为这件事发生小小的争执。
每晚家庭作业写完到临睡前的1小时（准确地说是30分钟）的朗读作品是廖瓦在敖德萨生活最初几年中最美好的时刻。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通常读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而以读后者居多。到了规定时刻，女校长芬妮·索洛莫诺芙娜就会说：
“廖瓦，去睡吧。”
廖瓦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她。
“孩子，应该去睡。”莫依塞·菲利波维奇道。
“再听5分钟。”他请求道。
于是他们给他5分钟。以后他同他们吻别，回房时他觉得整夜听他们朗读也不会困，可是一倒上床他就睡着了。
在这个家里的熟人中最有威望的要算老记者、浪漫主义作家和南俄著名莎士比亚专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这个人智力超群，但嗜酒如命。因为这个弱点，他在别人、甚至在小孩子面前，都带着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他和芬妮·索洛莫诺芙娜小时候就认识，所以总叫她芬妞什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廖瓦。老人询问了廖瓦在学校里的功课以后，就要他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试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廖瓦吓傻了。这第二篇作品他甚至没有读过。
另外，最主要的，廖瓦见着瑟切夫斯基这位作家，心里就胆怯呢。“作家”这个词，对于他就像是从一个无法到达的顶峰发出来的声音。
“那我们就来读读。”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读了起来。他读得动人极了。“懂了吗？那好，去写吧！”他们让廖瓦坐在另一间屋里，并把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那两篇作品和纸张笔墨交给了他。
大约1小时后叫他出来交卷。廖瓦拿出一大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交给了作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飞快地看了几行，突然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喊道：
“你们听听，瞧他写的，真够棒的！”
接着，他大声念道：
“诗人与他所热爱的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都在他的心灵中得到回响。”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举起一只手指：“瞧他写得多好：‘每一种声音，’听着， ‘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都在他的心灵中得到回响’。”他的这 几句话深深地铭刻在廖瓦的心中，使他至今难忘。
廖瓦在敖德萨时常有机会观看各种演出。他记得第一次走进剧院是在上中学预备班的时候，那是在女子学校的看门人格里戈利·霍洛德陪伴下看一出乌克兰戏。这个感受极不一般，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廖瓦坐在那儿，脸色像复币一样苍白 （这是后来格里戈利·霍洛德向芬妮·索洛莫诺芙娜所形 容的话），内心经受着无以伦比的喜悦。幕间休息时廖瓦也不离开座位，惟恐——天晓得——漏看掉什么东西。
廖瓦被剧院的魔力吸引了好几年。后来他迷上了意大利歌剧——它真是敖德萨的骄傲。6年级时为了能有钱去剧院，他甚至去当过家庭教师。有好几个月廖瓦偷偷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叫朱泽宾内·乌格特，他有时觉得她是位仙女，是从天上下凡来到这敖德萨剧院舞台的。
2 舞文弄墨
从幼时起廖瓦就对舞文弄墨产生兴趣，只不过时强时弱而已。作家、记者和演员对于他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世界，他认为只有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进入这个世界。
上2年级时同学们开始办杂志。在这方面，莫依塞·菲利波维奇给同学们出了许多主意，他甚至给大家想出了刊名：《水滴》，其含义是：圣保罗实验中学2年级把自己的这一滴水注入整个文学的海洋。廖瓦就这个刊名写了一首诗作为发刊词。刊物登载了许多诗和小故事，其中大部分也是出自廖瓦的手笔。一个小画家画了张五颜六色的装饰画作为封面。有人建议把《水滴》送给语文教师克雷让诺夫斯基看。住在克雷让诺夫斯基家的尤领受了这个任务。他干得很出色：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郑重其事地把《水滴》放在台上，然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转身回到座位上。大家屏声息气。
克雷让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用他的嘴髭、眉毛和胡子扮了个鬼脸，默默地读起来。教室里异常安静，只听见翻阅《水滴》书页的沙沙声。后来克雷让诺夫斯基从讲台边站起身，大声地朗读起《纯洁的水滴》来。
“好吗？”他问。
“好！”全班同学齐声回答。
“好是好，”克雷让诺夫斯基道，“只是作者还不通晓做诗法。”接着，他面对着廖瓦 （他似乎已猜出那个伪装的笔名后的真正作者）：“喂，你知 道什么叫扬抑抑格吗？”
“不，不知道。”廖瓦承认道。
“好，那么我来讲给你们听。”于是，克雷让诺夫斯基丢开他的语法和句法不管，给2年级学生大讲起格律诗的奥秘。
“至于杂志，”他在最后说道，“最好这不作为一本杂志，不要为文学海洋增添麻烦，算作你们的练习本更好。”
大家知道学生办刊物是被禁止的。但在这里，问题的结束倒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廖瓦的和平学习阶段突然中断了，因为他被开除出圣保罗实验中学。
3 开除出校
自幼年起，廖瓦的生活就充满各种冲突，按法律学家的说法，这是一种基于与不公正行为的斗争而产生的冲突。罗列具体事件要花很多时间，下面仅记述一件比较重大的冲突。
这事发生在2年级，在廖瓦和绰号叫法国人 （其实他是个瑞士人）的法 语教师比尔南德之间。在他们学校里，德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俄语匹敌，而法语则差得很远。大多数学生入学以后才第一次接触到法语，德国移民学生学习这种语言尤其困难。比尔南德发动了一场对德国人残酷的战争，他看中的牺牲者就是瓦凯尔。后者学习的确是很差。但是这一回，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多数人觉得比尔南德给瓦凯尔打个“1”分不公平。比尔南德有些儿秃顶，嘴唇薄而青，显得尖刻而狡诈；尖鼻梁，前额上有一块呈X形的神秘的大伤疤。他的消化功能不大好，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吞服一种药丸，这一天，比尔南德可能吞了两倍的消化药片，仿佛比平时更凶。
“咱们给他来了个大合唱。”孩子们嘀嘀咕咕地商量着，彼此挤眉弄眼，你推我搡的。廖瓦是其中的一员，不是一般跟着闹，很可能是一个带头的。
这种大合唱以前也弄过，尤其是对图画老师，因为他又凶狠又愚蠢，大家都不喜欢他。所谓大合唱，就是当教师离开教室时，大家一起齐声发出一种像狼嗥一样的叫声，但要紧闭着嘴巴，让人无法确定是谁在捣乱。大家已经给比尔南德搞过两次，不过声音都比较低，是悄悄地干的，因为大家都很怕他。
这次大家下定了决心。这一天，下课铃响了，这个法国人把记分簿夹在腋下，朝教室门口走去。忽然，从最后一排发出了嗥叫声，它立即像一股旋风，迅速席卷到了最前排。廖瓦也尽力发出了呼啸。比尔南德立即收回已经跨出门的一只脚，转过身来，跑到教室当中。此时他脸色发青，两眼冒着火星，同他的敌人面对面站着，一言不发。孩子们，特别是前排的孩子，都竭力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后排的同学则若无其事地在整理着书包。比尔南德站了约摸半分钟，然后一个忽转身，愤怒地向门口走去，也许是因为走得太快，他的燕尾服的后襟像扬起的船帆似地扯了起来。同声一致的狼嗥声一直伴随着这个法国人走到走廊的尽头。
下一节课才开始，比尔南德、校长施瓦涅巴赫和班监迈尔相继走进了教室。这个迈尔两眼暴突、额头很宽，但脑子很笨，人们都叫他公羊。施瓦涅巴赫说了几句类似开场白的话，他说话时小心地绕过了俄语中变格变位的暗礁。比尔南德气势汹汹地呼哧着，向自己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结果有10～15个学生被处罚拘留2小时，中午不得回家吃饭，其余的放学回家，这当中也包括廖瓦，虽然在叫到廖瓦的名字时，他发现比尔南德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廖瓦离开学校时心情十分沮丧，心里觉得如果跟他们一起受罚反而要舒坦些。
第二天他走进学校时，差不多已经忘了昨天的事，一位昨天受到惩罚的同学在校门口叫住了廖瓦。
“喂，”他对廖瓦说道，“你要倒霉了，昨天丹尼洛夫向迈尔告发了你。”
廖瓦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巴甫洛维奇走了过来：
“去见校长去！”
决定将廖瓦开除，但是有三种不同的开除法在教师会上展开了讨论：一是无权再进任何中学；二是无权再进本校；三是可以重新考入本校。结果同意采用第三种，即最温和的一种惩罚方式。廖瓦忐忑不安地想到父母得知这件事后的情景。廖瓦的监护人为了使廖瓦的父亲接受这个事实和尽量减轻对他们的打击，做了许多准备。芬妮·索洛莫诺芙娜给廖瓦的姐姐写了封内容详尽的信，并教她如何向父母透露这个消息。廖瓦在敖德萨一直等到学年结束，像往常一样放暑假回到家。有几个漫长的夜晚，在父母已经睡去之后，廖瓦仔仔细细地跟哥哥、姐姐讲了全部情况，还把那些教师和学生描绘了一番。哥姐对学校生活还记忆犹新，何况，他们对廖瓦就像他的长辈一般。他们听着廖瓦的讲述，时而摇头，时而哈哈大笑。姐姐笑着笑着就淌出了眼泪，还伏在桌上哭了一场。决定让他先到别处去玩上一两个星期，在这期间让姐姐把发生的事先给父亲透个风。姐姐被这个使命吓坏了。廖瓦的哥哥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的父亲把全部希望都集中在廖瓦身上。开头几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可是忽然，一切都完了……
一个星期以后，当廖瓦同好朋友、演奏能手格里沙一起回到家里，立刻明白，一切都已公开了。母亲热情地欢迎自己的儿子，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但父亲却相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似的。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天气很热，父亲从地里回到家里，坐在阴凉穿风的客堂里休息，突然，他当着妻子的面问廖瓦：
“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跟校长打唿哨的？是不是这样：两个指头塞到嘴里？”他自己还比划了一下，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惊讶地望着丈夫，又瞅瞅廖瓦，脸上露出一种笑不是笑、气不是气的尴尬的表情：怎么能把这种可怕的事当儿戏？可是父亲还在问廖瓦：
“做做看，你怎么打唿哨？”
他笑得更欢了。尽管老人心里很难受，可显然，他的得第一名的儿子敢于在学校最高当局面前打唿哨，这总是很了不起的。廖瓦再三告诉他，不是打唿哨，而是平心静气、并无恶意地用鼻子哼叫，可老人无论如何不相信，还说是打唿哨。直到老太婆哭了起来，方才罢休。
4 重新考入实验中学
整个夏天廖瓦都无心准备考试。他度过一个不平静的暑假，常常莫名其妙地吵闹，直到考试前两星期才回到敖德萨，但回来后也懒得复习功课。也许廖瓦花费工夫最多的是法语，可是考试时，比尔南德只草草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他教师问得更少。廖瓦进入了3年级。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老生，他们有的出卖过廖瓦，有的护卫过廖瓦，有的旁观中立，这决定了廖瓦今后很长时间里对他们的态度。其中许多人，廖瓦不同他们说话，也不打招呼，而对那些曾经在困难时刻护卫过自己的人则更加亲密了。
这可以说是最初的、特殊形式的政治考验。围绕这件事形成了三组人：
告密者和善妒者们在一边，心地坦诚和勇敢的孩子们在另一边，而在他们当中，是一些动摇不定的中立者。这三种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继续存在，廖瓦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多次遇见过他们。
5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论上大学和选择日后道路的事，谈得最多的是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彼得堡教授们怎样出些鄙俗而又低级趣味的题目为难学生，以及彼得堡有专家给考生进行补习等等。高班生有的年复一年地到彼得堡去应考，名落孙山后，复习一年再去考。一想到两年后的这些考验，许多学生都不寒而栗。
就在这一年沙皇驾崩。这看来是件大事，甚至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它像在别的国家发生的地震一样离他们太遥远了。对于廖瓦，以及对于他周围的人，既然没有对沙皇的染病产生过惋惜和同情，所以对他的死也就不感到悲痛。第二天学生们上学时，感到那儿似乎笼罩着一种巨大的莫名其妙的惶恐。
“沙皇死了。”同学们互相低语着，并且再不知道说什么，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实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要停课了，大家都暗自高兴，特别是没准备好功课或当心吊黑板的同学。校工招呼所有的人去大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追悼仪式。戴着金边眼镜的牧师说了些应景的话，什么“父亲去世了，儿女们悲恸欲绝；全民之父驾崩，我们的哀痛难以言表”。可是，大家并不悲伤。追悼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非常沉闷。叫大家一律在左臂上戴上黑纱，帽徽上也蒙上块黑布。其他一切事情照常。
6年级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大家都想尽快地离开辛苦而令人讨厌的学校。毕业考试弄得很隆重，特地安排在大礼堂里进行，学区还请来了几位大学教授主考。校长每打开一个从督学那儿领来的装有试卷的包裹时，总显得异常地郑重其事。宣读完试题以后，都会有一阵惊恐的叹息，仿佛一下子把大伙儿给推进了冰窟窿似的。由于神经过于紧张，总觉得题目很难，但写着写着慢慢地发现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小时快结束时，教师们帮助同学们骗过学区的警戒，开始了“打派司”。廖瓦考完后并不交卷，仍然留在考场里，在学监克雷让诺夫斯基的默许下频繁地给那些考试不顺利的人递送小条子。
7年级是增设的年级。圣保罗中学没有7年级，故而要转到别校去读。
在这个间隙，同学们成了无约束的自由民。每一个人都为这一时刻准备了一套便服。领了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同学们来到了夏日花园。这里有一些歌女在露天舞台上演唱，按规定中学生是严禁光顾的。大家全都系着领带，嘴里叨着纸烟，桌子上还放着两瓶啤酒。同学们对自己的大胆行为也有些胆怯，还没等启开第一瓶啤酒的塞子，就看见那个因为说话声音像羊叫，外号叫“山羊”的班监威廉来到桌前。同学们本能的全都站起身来，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可是事情却很顺当。
“你们到这儿来啦？”威廉说道，话音里有一点忧伤的成分。他宽厚地同大家一一握了手。
同学们中年龄最大、小指上戴着一枚戒指的K放肆地要班监同同学们干一杯，这要求有点儿过分，被威廉矜持地拒绝了，接着他便匆匆地告别去搜寻那些偷偷地踏进公园禁区的小同学去了。同学们更加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便放肆地喝起酒来。
从预备班算起，廖瓦在实验中学度过的7年不能说没有令人愉快的事，但苦恼远胜于它。总而言之，实验学校留在他的记忆中的色彩即便不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痛苦的也罢，欢乐的也罢，都是处于一种冷酷的和官僚的形式主义制度的统治之下。不过，这所学校也不是什么也没给廖瓦，它仍然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它给了他基本知识、有条不紊的工作习惯和外部社会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日后生活所必需的；它也有悖于它自己的直接使命，在廖瓦心中播下了仇恨现存制度的种子——而且，无论如何，这些种子没有播撒在不毛之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