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园丁施维戈夫斯基的木屋里
廖瓦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7年级。这是个省辖市，学校水平也不高。但在尼古拉耶夫的这一年——1896年，却是廖瓦的青年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时他认真地思考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廖瓦寄宿的这家人家有几个比自己年长的孩子，他们大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新的思潮所感染。有意思的是，在最初阶段，廖瓦常常在谈话中对他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给予迎头痛击。他扮演了一个对这一切早就不屑一顾的怀疑主义者的角色，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们谈论的问题做出讽刺性的反应。这家女主人惊讶地看着廖瓦，接着就把他树为她的孩子们的榜样，虽然她对自己的作法也疑惑不定。她的那些思想左倾的孩子们都比廖瓦大，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力不从心的维护独立见解的战斗。廖瓦竭力避免受到这些年轻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种力量不均衡的战斗总共进行了几个月。社会思潮的力量比廖瓦强大得多，何况，在内心深处，廖瓦又很愿意向它屈服。在尼古拉耶夫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行为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廖瓦抛弃了故作姿态的保守主义思想，以使他结识的新朋友惊奇的速度急剧地向左转。
“怎么回事儿？”廖瓦的女房东问道。“难道我白白地把你树为我的孩子的榜样了？”
在尼古拉耶夫，廖瓦除了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青年接触，还第一次遇见了几个流放归来、仍受警察监督的人。这是民粹主义衰亡时期的人物。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到从流放地返回的时候，他们正在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两股交叉的运动回流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漩涡，廖瓦也一度被卷进了这个漩涡。民粹主义散发着一种腐败的气味，而马克思主义则由于它的所谓“狭隘性”而被排斥。廖瓦心急火燎般地竭力想领悟这些思想的本质，可是它们并不容易被掌握，而他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指点的人。
廖瓦结识了一个园丁，他名叫施维戈夫斯基，祖籍捷克。他是廖瓦看见的第一个订报纸的工人，此外，他还阅读德文书籍，熟悉古典作家，经常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辩论。他的花园中有一间木屋，是外地大学生、前流放者和当地青年聚会的场所。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可以弄到禁书。在流放者的谈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著名民意党①领袖的名字——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这些流放者或者他们年长的朋友亲眼见到过的真实的人。廖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铁环，已经加入到一个伟大的锁链中去了。
① 俄国最大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81 年遭到大规模逮捕后瓦解。
他如饥似渴地啃起书本，惟恐生命短暂不够自己使用。他的阅读是紧张、焦躁和无系统的。从非法读物转到穆勒的《逻辑学》，《逻辑学》还没读完一半，又一头钻进李佩特的《原始文化》。他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最有权威的论断，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廖瓦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边沁主义者。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又吸引了他。李佩特的书还没看完，他又拿起米涅的 《法国革命史》。每一本书都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一个位置，彼此没有连结成一个体系。他竭力想建立一个体系，常常显得很紧张，甚至于狂躁。这时，他之所以抗拒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廖瓦开始大量阅读报纸，不是像在敖德萨那样随便翻翻看看，而是用政治眼光去读它。当时，最有权威的报纸是莫斯科自由主义者办的《俄国新闻》。
同学们不是阅读，而是研究，从它的由教授们撰写的软弱无力的社论一直研究到科学小品。这家报纸办得最出色的是国外报道专栏，特别是来自柏林的报道最吸引人。他正是从 《俄国新闻》第一次获得了西欧政治生活的图画， 特别是多党派议会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听到倍倍尔以及尤金·里希特演说后的激动心情，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达欣斯基对冲进议会大厅的警察所说的一句话：“我是3万加里西亚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谁敢碰我！”
学生们把这位加里西亚革命者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天晓得，议会主义的戏台那时把他们这些年轻人欺骗得多么惨呀！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成就，美国的总统大选，奥地利众议院的大打出手，以及法国保皇派的阴谋等等，都比他们自己个人的命运更加使他们关注。
与此同时，廖瓦与家里的关系日益恶化。有一次廖瓦的父亲到尼古拉耶夫来卖谷，风闻廖瓦新近结交了一些朋友，意识到危险将要降临，企图运用父亲的权力来防止它。他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毫不妥协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选择道路的权利。结果，他放弃了家庭的资助，离开了寄宿的人家，搬来跟施维戈夫斯基同住，后者此时已租赁了另一处花园，有一间更为宽敞的木屋。他们一共有6个人同住，过着“公社”式生活。夏天，还有一两个生肺病的学生住到这里来呼吸新鲜空气。廖瓦开始私人兼课。他们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① ，身穿蓝短衫，头戴圆草帽，手拿黑木棍，睡觉不用 床单，吃饭喝自己烧的大锅汤。他们杂乱无章地读书，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憧憬未来，觉得生活得很幸福。
① 公元前8— 前4 世纪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子女的教育体制规定7—20 岁的青少年在寄宿学校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学习读书、写字和唱歌。
不久，为了在群众中传播有益书籍成立了一个组织。学生们筹集资金，购买了一些廉价出版物，可就是无法把书籍传播开去。施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有一个雇用来的工人和一个小学徒，学生们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但那个工人原来是个伪装的宪兵，是特地打入学生们内部监视行动的，他的名字叫基里尔·特霍尔热夫斯基。他还把那个小学徒拉过去为宪兵队服务。学徒从学生们这里偷去一大包通俗读物，送到宪兵队里去。出师不利，但学生们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
2 茫然与期待
廖瓦写了一篇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辩论的文章，送到敖德萨的一家民粹派的杂志。文章里满是警句、引文和攻击，真正的内容没有几句。他邮寄了这篇文章，一星期后又跑去探听结果。一个戴一副大眼镜的编辑同情地望着站在面前的头发蓬乱、脸上没有胡子的作者。文章没有问世，但并没有谁因为这受到损失。
东撞西撞四处碰壁以后，大家决定办一个互教互学的学校。学员一共有20人。廖瓦教社会学，这听起来相当神气。他全力以赴地备课，开头两课非常成功，可接着就感到资源已经枯竭。第二位教师讲法国革命，一开始就砸了锅，只好答应把讲稿写出来。他的诺言当然未能兑现。办学校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廖瓦跟这位教法国革命的教师，也就是索科洛夫斯基家最大的孩子，决定合写一个剧本。为了不受干扰，学生们甚至临时搬出公社，躲进一间谁也不知道的房子里。剧本以两代人的冲突为背景，反映各种社会思潮。虽然两位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可是却在剧本里把一个民粹派描写成残缺不全的人物，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个个都勇敢、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
这就是时代的力量。剧本的浪漫主义成分表现在被生活所摧残的老一辈革命者爱上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姑娘，可是那姑娘却以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失败的激烈言辞把他给申斥了一通。
剧本没有最后写完，手稿由索科洛夫斯基带到另一住处。后来，当他们都被关进敖德萨监狱时，索科洛夫斯基曾试图通过亲戚寻找过手稿，也许他当时认为流放是修改剧本的最好时光。可是剧本没有找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保存它的主人在它那不幸的作者被捕以后，认为还是把它付之一炬的更好。廖瓦并不感到特别痛心，说实话，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活中失去的许多手稿，其价值不知比它高多少倍呢！
1896年，廖瓦总算回乡下去了一次，但仅仅是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和解。
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廖瓦还在对他仍然有很大吸引力的纯数学和越来越使这位年轻人倾心的“革命”举棋不定。每次一接触这一问题就会立即导致一场家庭危机。家人都愁容满面，非常痛苦，廖瓦的姐姐偷偷掉泪，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在乡下做客的一位叔叔是位工程师，也是敖德萨一家工厂的老板，劝廖瓦到他那儿去住一段时间。这不失为摆脱僵局的一条临时出路。廖瓦在叔叔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他们常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他的叔叔擅长赚取利润，却不能解释它。考数学系的事耽搁下来。廖瓦在敖德萨寻找着。寻找什么？应当说，主要是寻找自我。廖瓦偶然结识了一些工人，弄到一些非法印刷品，又当了几天家庭教师，为职业学校高年级学生举办了秘密讲座，还继续与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辩论，不打算缴械投降。秋末时廖瓦又乘船来到尼古拉耶夫，重新同施维戈夫斯基一起住在那个园子里。
一切又都重新开始。他们讨论最近几期激进派杂志和争论达尔文主义，茫然地准备着，期待着。什么是他们开始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很难说得清楚，只觉得它来自内心深处。在这个知识分子圈中谁也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工作。大家意识到饭后茶余没完没了的清谈与革命的组织工作有天渊之别。他们知道对工人的工作需要以秘密活动方式进行。当大家说出“秘密活动”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人表情严肃，十分庄重，甚至非常神秘。他们毫不怀疑，他们最终一定会由清谈转向从事秘密活动的，至于何时和如何实行这样的转变，谁也说不准。为了替自己的迟迟不采取行动辩解，大家彼此常说：
应当准备准备。这种说法毕竟不是错误的。
3 革命宣传
政治气氛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使他们走上革命宣传道路的时间大大提前。这种变化不是直接发生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全国，首先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但是在他们这里引起了回响。1896年，彼得堡发生了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使知识分子得到了活力；大学生们意识到强大的后备力量的觉醒，变得更加勇敢。暑假，圣诞节和复活节都有几十名大学生来到尼古拉耶夫，带来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动乱的消息。其中有些大学生被学校开除，这些不久前的中学生们怀着战士的荣耀回到故乡。1897年2月，一位名叫维特罗娃的女学生在彼得保罗城堡自焚，这一始终未被澄清的悲剧刺激了每一个人，各大学都发生了骚乱，逮捕和流放愈加频繁。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全力投入了工作，并且开始使用化名利沃夫。这个第一次因为秘密工作而撒的谎对他并不轻松，要知道这是在“欺骗”为了一桩伟大的事业而聚集到一起来的人呀！这真足够使托洛茨基痛苦的。但是利沃夫这个假名很快就同托洛茨基融为一体，他完全习惯了它。
工人们自动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仿佛他们已经在工厂里等待很久了似的。在他们的工人战友中，穆欣和巴边科是最重要的两位。穆欣是个电工，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装了一个复杂的信号系统，以防警察的突然袭击。他只有27岁，还生着肺病，经常咯血，可是生活经验非常丰富，实际知识也懂得很多。穆欣以后终生都进行着革命工作。他坐过一次牢，被流放过两次。
相隔23年后他们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相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乌克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可是代表大会不久，穆欣就病倒了，而且从此一病不起。巴边科是由穆欣介绍参加革命组织的。他是个跛子，行动迟缓，但头脑却极为清醒和敏捷。巴边科曾和其他人一起被捕，出狱后又回到尼古拉耶夫。后来命运使这些革命者天各一方。直到1925年托洛茨基偶然从报上得知一个名叫巴边科的前南俄工人同盟会员住在库班。他在这之前已经两腿瘫痪。1925年托洛茨基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但托洛茨基仍然想方设法把老人送到了叶科基就医，使他的腿又能站立行走。托洛茨基到疗养院去看望了巴边科。他并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利沃夫就是一个人。他们一起喝了草莓茶，回忆了往事。托洛茨基想，当他不久以后听说“托洛茨基反革命”，会是多么的惊奇呀！
还有许多优秀的人物，简直不胜枚举。有一批很好的青年，有文化，领导人稍一提示，他们就能领会他的意图。托洛茨基发现工人们对于革命宣传比人们想像的更容易接受。过去听说受到革命宣传而觉悟的工人寥寥无几，能够动员2～3名工人革命者就很了不起了，可是托洛茨基这里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小组的工人实际上无计其数。缺少的是领导人，宣传品也不够。领导人不得不把惟一的一本已经破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手抄本彼此拿来夺去地轮流使用，这个小册子是在敖德萨经几个人抄写得来的，有许多遗漏，也有错误。
不久，托洛茨基和同志们开始自己印制宣传品。这也是托洛茨基从事写作的真正开端。托洛茨基撰写宣言和文章，然后用印刷体誊抄一遍，以便送去胶印。他非常认真地用印刷体书写每一个字母，觉得让识字不多的工人能够顺利地看懂印刷的宣传品是非常光荣的。抄写每一页都要花上两个多小时，有时一连个把星期托洛茨基都没直过腰，只有开会或到小组去讲课才稍事停顿一下。当大家得知工厂和作坊里工人们怎样贪婪的阅读、传送和热烈地议论用淡紫色油墨印刷的秘密传单时，每个人是多么的兴奋啊！他们把传单的作者想象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能神秘地钻进各个工厂，知道车间里发生的事，并且24小时以后就用传单做出了反应。
起初他们每夜在自己住房里熬胶和印刷宣传品，派一个人在院子里放哨。炉门敞开着，准备好火柴和火油，以备万一危险来临时立即焚毁证据。
一切都做得十分天真幼稚。不过那时尼古拉耶夫的宪兵也不比革命者聪明多少。后来，革命者把自己的印刷厂搬到了一个在生产事故中双目失明的中年工人的家里。他毫不犹豫地把房子让给革命者使用。“不用担心，瞎子到处是监狱”。他若无其事乐呵呵地说道。革命者渐渐在他家积存了不少甘油、明胶和纸张。还是在夜里工作。这间天花板齐头高的弃置不用的房间一派可怜相，确切地说是破乱不堪。革命者就在铁炉子上熬这革命的溶液，然后浇在铁板上。瞎子在昏暗的房间里行动自如，也帮托洛茨基张罗着。同大家在一起工作的一位男工和一位女工常常非常虔敬地看着托洛茨基从胶板上取下印好的传单，然后彼此兴奋地使使眼色。这时如果用“谨慎的”眼光，看看这群围着一个可怜的胶板在昏暗中忙得不亦乐乎的青年，要他相信就凭这样就可以推翻一个有几百年根基的强大的国家，他肯定会认为这是极为幼稚的幻想。然而，这个幻想竟在一代人中变成了现实：从这些不眠之夜到 1905年，只经过了7年，而到1917年，也不过才20年！
对托洛茨基来说，口头宣传不如传单那么令人满意。知识不足、同时缺少表达知识的相应本领。托洛茨基几乎没做过真正的演说。只有一次，是在五一那天，他在林子里的一次集会上不得已做了一次类似演说的讲话。这次讲话使托洛茨基大为难堪。他要说的每一句话，出口之前总觉得它是不可容忍的虚伪。在小组中的谈话倒往往相当不错。总的来说，革命工作在全速进行。托洛茨基也与敖德萨建立并发展联系。他常常在傍晚到尼古拉耶夫码头，花1卢布买1张三等舱的船票，上船以后，就用上衣当枕头，身上盖着件大衣，躺在靠近烟囱的甲板上过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到了敖德萨，然后就到一个个熟悉的接头地点。第二天夜里又乘船回来，一点不把时间浪费在旅途上。后来，托洛茨基与敖德萨的联系出乎意外地频繁起来。事情是这样的：
他在公共图书馆门口遇见一个戴眼镜的工人，他们彼此凝视了一眼，于是就心照不宣。这就是印刷工人阿尔贝物·波利亚克，后来成为党中央印刷厂的负责人。与他的认识使他们的组织跨进一个新时代。几天以后，托洛茨基带着一只皮箱返回尼古拉耶夫，皮箱里装满外国非法印刷品，这都是些装有彩色封面的宣传小册子。他们一次次打开箱子，尽情地欣赏自己的宝贝。大家很快把小册子分发了出去，这使革命者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4 南俄工人同盟
为了吸收别的城市工人，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同盟”。
托洛茨基按照社会全民主党的精神拟定了章程。一次，厂方企图反对革命者在工厂演说，革命者第二天就发表宣言予以回击。这一回合不仅激励了工人，而且激励了各阶层居民。全城的人都在谈论革命者涌进工厂散发传单的事，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但警察们迟迟未动，他们不相信几乎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能掀起轩然大波，推测他们身后一定有更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显然怀疑是老流放者。这使他们又干了两三个月的工作。但是，最终，对革命者的监视越来越公开化了。宪兵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秘密小组。他们决定离开尼古拉耶夫，分头到外地躲几个星期，切断警察的监视线。大家叫托洛茨基回老家去，索科洛夫斯卡娅和她哥哥到叶卡特琳诺斯拉夫去，等等。但同时他们又毅然决定，一旦进行大规模逮捕时，不要躲藏，让警察抓去，这样宪兵就不能对工人们说“你们的头儿把你们给扔了”。
就在托洛茨基准备动身之前，涅斯捷连科要求他亲自交给他一卷宣传品。他跟托洛茨基约定夜里在墓地见面。那天晚上，地上积雪很深，月光如洗，墓地后面是一片荒野。他在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但是，就在托洛茨基把衣襟下的一卷东西交给他时，墓地围墙后面突然有一个黑影一闪。
“这是谁？”托洛斯基吃惊地问。
“不认识。”涅斯捷连科望着黑影闪现的方向回答道。
他那时已经和警察挂上钩了，可是托洛茨基还一点儿不怀疑他。
1898年1月28日进行了大逮捕，被捕者达二百多人。接着开始严刑拷打。一个被捕的士兵索科洛夫被打得从监狱二楼走廊的窗口跳了下来，受了重伤。另一个被监禁者列万多夫斯基被宪兵折磨得精神失常。
被捕的人中还有一些无辜的群众。有一些曾被革命者信任的人背离了革命，甚至出卖了革命，相反，一些平日并不突出的人却表现得很坚强。例如有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唐恩的车工，是个德国人，50岁，一共才来过我们小组一两次，不知为什么也被抓来，而且关了很长时间。他表现得非常好，经常对整个监狱高唱欢乐的德国民歌，用半通不通的俄语开玩笑，鼓舞年轻人的斗志。
尼古拉耶夫的组织遭到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很快又参加了革命。革命者和宪兵都积累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