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初的监狱生活
在1898年的大逮捕中托洛茨基被逮捕，但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一个名叫索科夫尼克的大地主庄园里，施维戈夫斯基在这里当园丁。托洛茨基是从扬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途中路过这里的，身边带有一个大公文包，里面装满手稿、宣传画、信件和各种各样所谓“非法”材料。夜里，施维戈夫斯基把这一包危险品藏在一个卷心菜地窖里，早晨，他要去种树，就拿出来交给托洛茨基以便工作。就在这时宪兵窜了进来。施维戈夫斯基当时正在过道里，赶忙把皮包丢在一个水桶后面。当宪兵押解被捕者离开院子时，他悄悄叮嘱那个做饭的女人把那包裹拿走藏好。这老妇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把它埋在花园的雪地里。哪知道，第二年夏天，一个工人在园子里割草，他的两个孩子互相追逐，一下子碰到了皮包。他们把包交给了父亲。后来，包里手稿的笔迹就成为对一些人起诉的证据。
尼古拉耶夫古老的监狱完全不适合关押政治犯，何况人数又这么多。托洛茨基和一个名叫亚维奇的青年印刷工人关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很大，足可以关30个人，没有任何家具，炉火阴燃着。门上一个大方洞，还对着一条直通院子的大走廊。1月的严寒是难熬的。夜里他们躺在草垫上，早晨6点草垫就被拿走。托洛茨基和亚维奇常常席地而坐，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和套鞋，互相紧挨着，靠在那微温的炉子上消磨时间，打1～2个小时的盹。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提审。大家在牢房里从一个角落跑向另一个角落，借以取暖。有时也聊聊往事，茫然地猜测和憧憬着未来。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让托洛茨基带着自己东西到监狱办公室去，接着把托洛茨基交给两个高个子宪兵，后者用马车把他带到了赫尔松监狱。这是一幢更古老的建筑。监房也很宽敞，只有一扇狭长的小窗子，关得死死的，还装着粗铁条，几乎透不进光来。隔离是绝对的。托洛茨基不能散步，也接触不到邻居，从那扇为过冬而关上的窗子里什么也看不到，收不到外界任何东西，没有茶叶，也没有白糖。每天中午供应一次犯人汤菜，一份夹盐的黑面包作为早饭和晚饭。托洛茨基老是跟自己嘀咕：能不能晚上一顿省一点，好让早上多吃一点呢？可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就痛恨起吃了早饭的那个人了。
没有洗换的衬衣，3个月他只穿着那一套衬衣。没有肥皂，狱虱恨不得把他给吞掉。他常常给自己任务：沿着牢房的对角线走步。那一年托洛茨基已经18岁。虽然后来他待过二十多个监狱，可是他觉得在这里经历的寂寞比任何一次都难熬。没有一本书、一枝铅笔、一张纸。牢房从来没有通过风。
他常常啃一口监狱供给的面包，便一边走着对角线，一边作诗。托洛茨基把民粹派的《纤夫曲》改编成无产阶级的《机器之歌》。他还作过一首革命的喀玛林舞曲。虽然这些诗歌极其平庸，可后来却得到了广泛流传，直到现在的歌集中还在刊行。但是，残酷的寂寞还是在啃噬着他，这时托洛茨基就以巨大的毅力再用那踩歪的鞋跟数起步来。
到第三个月的月底，当监狱面包、装满稻草的口袋和虱子已经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成为他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守从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给他带来一大包东西：干净的衬衣、被褥、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桔子——而且是色彩鲜丽的大桔子……
就是31年后的今天，他罗列起这些珍品时也隐藏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了，真该死，还忘了果酱、肥皂和梳子。
“这是你母亲给你送来的。”副典狱长说。虽然那时托洛茨基还不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灵，可从他的语气上立刻明白，这家伙是受了贿赂的。
不久，犯人们被用轮船送到敖德萨，关押在几年前按新技术要求建造的一座监狱里的单人牢房里。经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以后，敖德萨的单人牢房算是很理想的。犯人们击墙、传条、“打电话”，以及通过窗子直接呼叫——一句话，通讯联络不断。托洛茨基击墙给邻居传送了他在赫尔松写的诗，他们给他传送消息。他通过窗口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得知宪兵拿到他的公文包的事，因而他顺利地打乱了企图引他上圈套的德雷姆留卡中校的如意算盘。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被捕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拒绝提供证词。
在敖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托洛茨基从外界得不到任何书籍，正好满足于监狱图书馆里收藏的主要是多年来的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杂志。他如饥似渴地钻了进去。从这些书籍中他了解了古代和现代的教派和异端邪说等，掌握了可以用来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各种论据。
根据托洛茨基的要求，他姐姐从乡下带来了4本外文福音书。他靠着在学校学到的一点德语和法语知识，参照看英语本和法语本，一句句读起福音书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真的有了不小的进展。
在同亲属会面时，犯人就被关在一个木笼子里，与来访者隔着两层木栅栏。他父亲第一次来看他时，以为他一直被关在狭小的木笼里，伤心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在他问父亲问题时，他只是蠕动着一双苍白的嘴唇，发不出一点声音。托洛茨基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副表情。他母亲来之前已经知道了些这里的情况，所以平静得多。
这时，国内革命浪潮逐渐高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示威游行，哥萨克在鞭打学生，自由派人士对自己子女遭到迫害感到愤慨。社会民主党日益强大，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不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事业。被捕者的人数与日俱增。监狱里虽然人满为患，可是却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第二年年底，“南俄工人同盟案”进行了判决：4名主要被告被遣送东西伯利亚流放4年。宣判以后革命者在莫斯科流放犯转送站又待了半年多。托洛茨基利用这段时间又对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是在这时，他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且研究了一番他不久前出版的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书。接着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关于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偷送到国外，不久便在日内瓦出版。夏天，革命者离开了莫斯科转运监狱，一路上又在别的监狱停顿了几次，直到1900年秋天才到达自己的流放地。
2 勒拿河畔的两年
勒拿河的河水载着革命者这几艘满载犯人和看守的驳船向下游缓缓流去。夜里异常寒冷，早晨，覆盖在犯人们身上的皮袄结满一层厚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子，都有一两个人被押上岸去。托洛茨基记得当他们到达乌斯库特村时，已经在河上整整漂了3个星期。在这里，他与一个尼古拉耶夫案子中的女流放犯——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留了下来。她就是南俄工人同盟领导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她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加上毫无个人私念，使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共同的事业把这两个人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彼此不分开，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举行了婚礼。
村子里大约有百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边缘的一家人家里安顿了下来。
四周是树木，下面便是勒拿河，顺勒拿河往上走有几处金矿。金子的四光在整条勒拿河上闪耀。乌斯库特村曾经有过兴盛时代——那是骚乱、抢劫和凶杀的时代。可如今村子沉寂了。但是，酗酒成性的恶癖却留了下来。他们住处房东老俩口就是饮酒无度积习已久的酒鬼。这里的生活是愚昧、压抑和与世隔绝的。夜里，整个屋子充斥着蟑螂的令人惶惶不安的悉悉声，它们在桌子、床上，甚至在你脸上肆无忌惮的爬动。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搬出去一两天，以便打开门窗，让零下30度的寒气吹进来。夏天，蚊子肆虐，有一头母牛迷了路，竟然在林子里被毒蚊咬死了。农民们只好头上戴着涂了焦油的、用马鬃编织的网罩。春秋天又是一片泥泞。大自然固然绮丽无比，可是在那个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它，而且觉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上面实在太可惜了。他虽然生活在河流和森林之间，却从没有留意过它们的姿容，书籍和个人事务占据了托洛茨基的一切时间。他一边用手驱赶着书页上的蟑螂，一边钻研着马克思的著作。
勒拿河是流放者来往的一条大水道。流放期满的人逆河而上回到南方。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流放者人数日益增多。各流放点的相互联系从未中断。流放者们经常书信来往，有的信写得很长，几乎就是一篇论文。流放者提出迁居雷经伊尔库茨克省，省长批准，但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搬到了250俄里以外的伊里河边，那儿有他们的朋友。
托洛茨基在那里给一个百万富商当了一个时期的管事。他的皮货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差不多有比利时加荷兰那么大的地方。这是个势力很大的巨商。有好几千通古斯人为他干活，他叫他们“我的通古斯小子”。他不识字，用画十字代替签名。他整年过着吝啬的生活，可是在一年一度的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上又一下能挥霍几万卢布。托洛茨基为他工作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他在记账时把1磅红丹写成了1普特，并把这荒唐的账单寄给了很远的一个店铺。这损坏了托洛茨基的声誉，因此他就辞职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乌斯库特。这年冬天酷寒，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几度。一路上，马车夫不得不时常用手套敲掉马勒上的冰柱。托洛茨基在膝盖上抱着出生才10个月的小女儿，他给女儿头上套了个皮筒子，每当车子一停，总是提心吊胆地掀开来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总算旅途一切顺利。不过这家人在乌斯库特没住多久，几个月后省长又允许他们搬到稍南一些的维尔霍伦斯克，那儿也有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
一些老民粹派流放者，由于在这里多年，多少有了建树，打下了基础，故而成了流放者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这里的一个特殊阶层。托洛茨基在流放地时，正好一些罢工工人 （他们多半不识字）也被流放到这里 来，对这些工人，流放正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政治和文化的机会。正如在其他囚禁人数集中的场所一样，思想纷争常伴随着私人龃龉而越加激烈。个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常常像一出戏，有时甚至就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在维尔霍伦斯克，有一个基辅大学生表现出可能会自杀的迹象，大家就轮流看守着他。托洛茨基看见他桌上有许多亮晶晶的金属片，后来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的猎枪制作铅弹。但他仍然死了，大家没有看住他，他是用枪口对着自己胸膛，用脚趾扣动的扳机。流放者默默地把他安葬在一个土岗上。大家都羞于说一些虚伪的话，所以没有人发表演说。各个大流放点上都有自杀者的坟墓。一些流放者 （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与周围的一切融 为一体，另一些人则借酒浇愁。不管是坐牢还是流放，只有紧张的学习和思考才能挽救自己。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做了一些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
在这些年中，在这条勒拿河大水道上，托洛茨基先后认识了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①和其他一些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青年革命家。大家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流放犯的到来。一个漆黑的春夜里，人们围坐在河水汹涌的勒拿河边，捷尔仁斯基用波兰语给流放者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他的嗓音和他的容貌一样俊美。
① 乌里茨基 （1873—1918）：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曾参加1905—1907 年革命。十月革命中任领导起义的党的军事革命总部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 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3 作家“安迪德·奥托”
到乌斯库特不久托洛茨基就开始给伊尔库茨克报纸《东方评论》写稿。
这是一家由一批老民粹派流放者办的合法地方报纸，偶尔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涉足其中。托洛茨基一开始写些农村通讯，曾激动地等待过第一篇稿子的问世，后来得到编辑部的赏识，逐步转向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托洛茨基想取一个笔名，于是就随手翻开一本意大利辞典，一眼就看到antidoto这个字，于是许多年中托洛茨基就用安迪德·奥托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打趣地跟朋友们解释说他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解毒药注入到合法的报刊里去。报纸突然把他的稿酬由每行2戈比提高到4戈比，这是托洛茨基成功的最好证明。他开始写农民问题，评述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还有莫泊桑、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等。他整夜整夜地写稿子，反复地修改，力求找到确切的概念或恰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托洛茨基慢慢地成为一个作家了。
从1896年 （当时托洛茨基还企图避开革命思想）和从1897年 （当时他 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仍然力图避开马克思主义）以来，托洛茨基在人生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到流放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的基础。在流放中，他努力用他所掌握的新观点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所谓“永恒”的问题，即爱情、死亡、友谊、乐观和悲观等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爱、在恨、在憧憬着未来。正如树是由根吸取土壤中的乳汁来养育它的花和果一样，人也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寻找食物来抚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包括那些“最崇高”的感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所写的文学评论实际上只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与社会。不久以前这些文章汇集成集出版了。如果今天他再写这些文章当然会是另一种形式，不过其基本思想不会变。
就这样，生命的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又流过了多少河水！革命运动开始由地下涌上城市的街头。有些省份还暴发了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纷纷建立。他们也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他为他们写过号召书和传单。经过3年的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又开始投入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再也不愿意待在他们的监禁地，出现了逃亡的热潮。大家不得不安排一个次序。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从小就受过老一辈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愿意用小船、大车或雪橇秘密地把政治家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去。西伯利亚的警察们其实与流放者一样的无能为力：一望无际的雪原既是他们的帮手，也是他们的天敌。要抓到逃亡者极为困难，他们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者自己在河里淹死或在原始森林里冻死。
革命运动广泛开展，但仍处于分割的状态，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在进行各自的斗争，而沙皇政府却有着一致行动的绝大优势，所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党的想法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萦绕。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其抄本流传于各流放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流放者以为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外同志足够的重视，其实，他们早就想到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1902年夏季，托洛茨基收到从伊尔库茨克寄来的几本书，封皮下藏着用考究的薄纸印刷的最新国外出版物。这时流放者才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以铁的纪律为保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组织。在日内瓦出版的由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也传到流放者这里。托洛茨基觉得他的那些手抄文章、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和为西伯利亚同盟草拟的宣言等等在新的巨大任务面前显得太渺小和太落后了。应当寻找另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走。
这时托洛茨基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才4个月。在西伯利亚条件下生活十分艰难，托洛茨基的逃跑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增加双倍的负担。
但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字：走！对于她来说，革命的义务压倒一切的想法，首先是压倒了个人的欲望。当这对患难夫妻认识新任务时，妻子首先提出让丈夫逃走的问题，并消除了托洛茨基对出走的所有疑虑。由于她的出色的掩护，托洛茨基逃走后好几天警察还未察觉。托洛茨基从国外几乎无法与她联系。以后她又遭受第二次流放。后来这对患难夫妻只偶尔见过几次。
生活使他们分开了，但他们的思想联系和友谊却是长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