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察里津召回斯大林
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党内即已出现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论点是维持原先的士兵委员会的选举方式，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实行严厉的纪律，以及反对军队内部集权等等。这些人力图为自己的立场找到理论根据，硬说军队集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模式；革命不仅要避免阵地战，而且要废除集权化；革命需要一支灵活自如、勇于突袭和擅于运动作战的军队。总之，他们把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当成了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很快驳倒了这些偏见。斗争经验迅速和鲜明地显示出组织集权化和统一的战略指挥对于地方的各自为政、军事上的分立主义和邦联主义的优越性。
在红军建设和军事反对派问题上，察里津具有特殊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都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这里的部队多数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过去士官率领。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使得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具有极端的残酷性，在这里，战火蔓延到每一个乡村，常常导致血洗全村，男女老少斩尽杀绝。这纯粹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农民战争，其残暴程度远远胜过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培育了大量的刚强的游击战士，这些人善于打地方性的小战斗，可是在执行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时则往往力不从心。
伏罗希洛夫的履历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的一生：领导过罢工，从事过地下工作，蹲过监狱，也经受过流放。但正如其他当今处于领导层中的人物一样，伏罗希洛夫只能算是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民主派而已。这一点在二月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伏罗希洛夫的正式履历中，1914年至1917年间的4年是个空白，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似乎都是如此。秘密就在于这些人在大战期间大都是护国主义者，而且，基本上停止了革命工作。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一样，从左的方面支持古契科夫——米留科夫政府。他们是典型的民主派，根本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断言，所有在战时当过护国派、二月革命后当了民主派的人，现在都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虽然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工人出身，但他系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故而生活习惯更多的像是小业主，而不是无产者。十月革命以后，伏罗希洛夫自然也成了由旧的士官和游击战士组成的反对派的集中代表，反对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因为这种正规化军队要求军官具有一定军事知识和广博的学问，这就是形成察里津军事反对派的根源。
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非常仇视专家、军事学者、上级参谋部和莫斯科总部。但是因为这些杂牌军的领导人对军事知识一窍不通，所以每个身边都带有一两个自己的“专家”，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二流货，但却拼命地排斥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死抱着自己的位置不放。察里津的军事领导人对待南方战线指挥部的态度比对白匪好不了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只限于无休止地索要军需品。红军的物资储备十分紧张，总是刚刚出厂便立即送往部队。
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没有哪一支部队索要的枪支弹药比察里津多。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立即高喊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在“阴谋背叛”。察里津部队有一个专门催办武器装备的专家代表——水兵出身的日沃捷尔常驻在莫斯科。后来当红军加强部队纪律建设时，此人投奔白匪。据托洛茨基知道，这个人被抓获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待过几个月。在这里，他把积极进行幕后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且与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拙劣的军事反对派的活动配合默契。不过，这时斯大林的行为还有些克制，为的是在一旦需要时有个退步的余地。
托洛茨基每天都收到总指挥部及各战线指挥部控告和抱怨察里津的报告，说它拒不执行命令，不向指挥部报告那里所发生的问题，甚至不答复对它的查询等等。列宁不安的注视着这场冲突的发展。列宁比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显然担心察里津的对抗与斯大林的幕后导演有关。局势变得越加不能容忍。托洛茨基下决心整顿察里津的秩序。在最高指挥部与察里津又一次发生冲突以后，他坚持立即召回斯大林。后来决定让斯维尔德洛夫去做这件事，他亲自乘特别快车前往察里津。列宁竭力想使冲突缓解，他这样想当然是对的。托洛茨基那时并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1917年斯大林只是在托洛茨基的眼前像影子一样一闪而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简直忘记还有这个人存在。他考虑的是察里津部队：南方战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左翼。他亲自前往察里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这一点。他在半路遇见斯维尔德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很谨慎地问明了托洛茨基此去的意图。于是建议托洛茨基先同斯大林谈谈，原来他已经把斯大林召回，此刻就在他的列车上。
“你难道真的打算把他们全都赶走？”斯大林用极其谦恭的语调问托洛茨基。“他们可都是好小伙子呀。”
“正是这些好小伙子要断送革命，我们总不能等他们都长大成人再去打仗。我关心的就是一点：把察里津划入苏维埃俄国的疆土之内！”
几个小时以后托洛茨基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一片惊恐不安的紧张气氛。他们早就放出谣言，说什么托洛茨基带来了一把大扫帚和二十来个沙皇将军，要赶走所有杂牌军领导人。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在托洛茨基到来之前已经纷纷匆忙自封为团长、旅长和师长。托洛茨基责问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执行前线和总指挥部的命令的？伏罗希洛夫很干脆地回答托洛茨基：察里津只执行它认为正确的命令。太狂妄了！托洛茨基宣布，如果他不保证准确和无条件的执行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和作战任务，托洛茨基将立即将他押送莫斯科，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们全都正式保证服从命令，结果托洛茨基并没有完全撤他们的职。察里津部队的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真心、全力地支持托洛茨基，并不完全是出于惧怕。托洛茨基视察了所有的部队，并对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官兵进行了鼓动。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战士，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大有可为的。这样托洛茨基就回到了莫斯科。从托洛茨基这方面来说，在整个这件事中，他并不感到自己有任何个人偏见和私念。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个人因素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在他所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中，由于任务过分重大，以致常常无暇左顾右盼。他有时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得罪一些人，发生抵触，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或得罪了他们的至亲好友。而斯大林则处心积虑地拉拢这些被他得罪过的人。斯大林做这件事既有足够的时间，又有兴趣。从那时起，察里津集团就成了斯大林的得力工具。列宁刚刚病倒，斯大林就鼓动自己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居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斯大林是什么人。现在伏罗希洛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看其中惟一原因（他猜不出有别的原因）就是1918年托洛茨基曾经威胁要把伏罗希洛夫押送莫斯科绳之以法，迫使他服从了命令。
在托洛茨基叙述他的军事工作，确切地说是叙述与之相关的党内斗争时，引用当时几封从未发表过的党内通信的片断不是没有益处的。
191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从坦波夫通过直线致电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虽然兵力充足，可是情况仍然很糟。我答应伏罗希洛夫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条件是服从南方战线司令员的指挥。可是到现在察里津没有给科兹洛夫送过一份作战报告。我曾要求他每天至少向司今部报告两次战斗和侦察情况。如果明天这种情况仍得不到纠正，我将立即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向全军通报。
很快就要发动进攻，然而秋季的泥泞季节也将来临，那时道路就要堵塞，无论骑马或步行都不能通行。我们再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外交”谈判了。
结果斯大林被召回莫斯科。列宁十分了解，托洛茨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与此同时，列宁也自然地为这种冲突担心，所以想极力改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打电报给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巴拉绍夫。
斯大林今天来到这里，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打了3个大胜仗的消息 （实际上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小胜仗。——托洛茨基注）。斯大林认为伏罗希洛夫和米宁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指挥员。他也曾经劝告他们不要离开察里津，并绝对地服从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据斯大林说，他们惟一不满的是弹药运送不及时，有时甚至根本不运送。由于弹药短缺， 20万士气高昂的高加索士兵常常处于绝境（这些非正规部队毫无战斗力，轻轻一击就溃不成军。——托洛茨基注）。斯大林很想到南方战线去工作，……他想在实际工作中证实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将斯大林的所有意见转告您，首先希望给我一个答复，即您是否考虑单独与斯大林谈一次，如果您同意，斯大林说准备到您那儿去。其次，如果可能，希望能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消除隔阂，从而很好地共同工作。斯大林表示他愿意这样。至于我个人，我希望您尽力与斯大林携手共事。
列宁
托洛茨基答复列宁说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可是十分遗憾，和解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察里津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12月14日，托洛茨基从库尔斯克打电报给列宁说：
不能再把伏罗希洛夫留在察里津，他使一切和解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必须重组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派去新的指挥员。此外，建议将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
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可是伏罗希洛夫调去后，乌克兰的局势丝毫没有得到改善。那里本来就是一片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正确的军事工作无法开展。而现在由斯大林幕后指挥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更把这里的工作弄得越发不可收拾。
2 列宁痛斥伏罗希洛夫
1919年1月10日，托洛茨基从格里亚济打电报给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声明：决不容许导致察里津全军瓦解的察里津路线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路线将导致整个事业的毁灭。
托洛茨基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不能亲自考察那些“察里津人”的工作，仍然希望消除矛盾，求得和解。可惜托洛茨基身边没有他们给他的电文。托洛茨基在1月11日回电列宁称：
和解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是虚假的和解。实际上，现在察里津那些人又全部聚集在哈尔科夫了……，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派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它比任何骚乱和军事专家的背叛更坏……
托洛茨基
“和解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是虚假的和解。”4年以后，列宁在谈到同一个斯大林时，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句话。这是第12次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事，列宁正在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并且公开批判斯大林的民族路线。当托洛茨基提出和解的时候，列宁回答托洛茨基说斯大林会搞出个虚假的和解的，但过后又会来欺骗我们。
季诺维也夫也同军事反对派关系暧昧。1919年3月，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批驳季诺维也夫道：
我不可能去调查个人的心理状态，去研究伏罗希洛夫属于哪一个军事反对派。但是我可以说，在对他的问题上，我的惟一错误是拖延的太久，在事业需要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时，我却化了2～3个月时间去谈判、说服和私人接触。因为第10军的问题最终不在于是否说服伏罗希洛夫，而在于在最短期内夺取军事胜利。
5月30日，有人从哈尔科夫向列宁提出了立即组建乌克兰集团军并由伏罗希洛夫统帅的坚决要求。列宁随即通过直线电报至康捷米罗夫卡询问托洛茨基是怎么一回事。6月1日，托洛茨基答复列宁道：
一些乌克兰人强求把第2军、第13军和第8军合并，统归伏罗希洛夫指挥，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的统一作战，而是统一面对邓尼金……把乌克兰的军事和粮食归伏罗希洛夫统管的想法是顿涅茨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阴谋，其目的是反对基辅（即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我断言，这个计划的实现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最后导致整个作战领导体系彻底破坏。我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拉乌克不折不扣地完成交给他们的当前的任务。
托洛茨基
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
必须立即停止各种空谈，把各项工作都纳入军事轨道，丢掉一切关于独立兵团和其他企图恢复乌克兰战线的纸上谈兵……
列宁
依据自己的经验，列宁知道对付这些目无纪律的分离主义者是不容易的，当天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并立即把决议通知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
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断然拒绝乌克兰人关于建立顿涅茨独立兵团的计划。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拉乌克完成自己的直接承担的任务……一两天以后，托洛茨基将根据中央政治局指示召你们至伊久姆进行详谈。
列宁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
第二天党中央又讨论了伏罗希洛夫的问题，因为伏罗希洛夫把大部分战利品擅自拨发给了自己的部队。中央委员会决议说：
中央委托拉科夫斯基同志将这一情况电告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请托洛茨基采取坚决措施，使这些物资立即交由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支配。
同一天，列宁通过直线告诉托洛茨基：
杜宾科和伏罗希洛夫任意动用军事物资，造成一片混乱，对顿巴斯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列宁
这就是说，在乌克兰重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在察里津所与之斗争的东西。
如果说，从事军事工作使托洛茨基树敌不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托洛茨基不大注意周围环境，往往把一些妨碍军事胜利的人推向一边，或者匆忙中得罪了一些旁观者，而事后又没来得及道歉。而有些人对这些事总是耿耿于怀。那些心怀不满或感到受了屈辱的人找到了通向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道路，因为这两个人也憋着一肚子气。前方每次失利，这些人都要对列宁进行一番攻击。斯大林早在那时就已经在幕后策划阴谋了。他们搞了些书面材料，攻击托洛茨基的军事方针，说他包庇“专家”，对待共产党员冷酷无情等等。那些被革职因而实现不了将帅美梦的红军将军们呈递了一份接一份的报告，指控战略计划是如何危险，指挥部在如何怠工，以及其他许多罪名等等。
列宁全神贯注于全面的领导工作，以致没有机会亲自去前线和直接过问日常的军务，而托洛茨基则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这就为莫斯科的惹是生非者 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喋喋不休不能不时引起列宁的不安。每次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列宁的心里都积累了一大堆疑虑和问题。但是只要经过半个钟头的交谈，他们之间就立即恢复了相互理解和亲密无间的关系。当东部屡屡失利，高尔察克日渐逼进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托洛茨 基是下了火车直接赶来参加会议的）上递给托洛茨基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解雇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你认为如何？”
拉舍维奇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在“对德战争”中当过一名中士。托洛茨基在列宁的字条上答复道：
“扯淡！”
列宁狡黠地瞟了他一眼，又冲他扮了个鬼脸，那意思仿佛说：“好呀，你对我这么不客气。”
实际上，列宁非常喜欢这种毫不含糊的开门见山的方式。会后，他们又碰在一起，列宁向他详细打听了前线的情况。
“你问我把所有旧军官都赶出军队是否合适，可是你是否知道我们军队里现在有多少旧军官？”
“不知道。”
“大概多少？”
“也不知道。”
“至少有3万。”
“什么？”
“至少有3万人。平均100个人中可能有一个背叛。如果有一个逃跑，我们就枪毙两三个。你拿什么人替代他们呢？”
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提到：
“托洛茨基同志不久前告诉我，在我们的军事部门中正有数万名旧军官在服务，这使我对如何正确利用我们的敌人，即如何利用资本家们抛过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有了一个具体概念。”
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托洛茨基那时在前线，未能出席）上，列宁批评了反对派的攻击，热情地为托洛茨基所执行的军事路线进行辩护。
正因为如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问题部分的记录迄今未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