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一次长谈
1922年5月初，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拿着鱼网到莫斯科河的旧河道去捕鱼。天下着雨，草地湿漉漉的。走下斜坡时，他一失足，扭伤了脚上的韧带。情况并不严重，只需躺上2～3天就能恢复。第三天，布哈林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他这里，一看见他，布哈林就惊叫道：
“您也病啦？”
“还有谁病了？”托洛茨基问。
“伊里奇得了中风——既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医生们束手无策。”
原来，列宁在三天前就病了。为什么不立即告诉托洛茨基呢？当时托洛茨基并没有怀疑。布哈林说得很真诚，但他这也是重复那些“大人们”授意他说的话。这一时期，布哈林又以他特有的半歇斯底里和半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托洛茨基。布哈林讲完列宁患病的事以后，一头扑到托洛茨基躺着的床上，双手隔着被子搂着他，喃喃地说道：
“您可不能病倒，我求您，不能病。有两个人，我一想到他们会死，我就觉得可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托洛茨基说了他几句，使他为自己的行为害羞，让他镇静下来。他的举动使得托洛茨基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他给托洛茨基带来的那件消息上，托洛茨基感到很不安。这个打击是叫人无法忍受的，仿佛革命也屏住了呼吸。
很久以后，回首往事，想起他们在三天以后才把列宁患病的消息告诉他，仍然感到十分惊讶。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些早就与他为敌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求赢得时间，因为列宁的病很可能立即产生悲剧性结果。明天，甚至今天，就可能把领导权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他的对手们认为，哪怕争取到一天的时间准备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进行密商，探索各种斗争途径和方法。应当认为，这“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当时已经确定与托洛茨基为敌到底。然而，列宁却恢复了健康。他的坚强意志促使机体做出巨大努力。他那曾经一度因失血而窒息并失去说话能力的大脑，突然又充满了活力。
10月，列宁正式恢复工作，重又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
列宁已经感觉到，由于他生病，有人正在他和托洛茨基的背后编织一张暂时还难以觉察的模糊不清的阴谋大网。但他不动声色，以免使得关系更加紧张。然而他已经准备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上着手，给“三驾马车”以反击。
从第一次中风之后到第二次中风发生之前，列宁的工作不得不减少了一半。他的血液循环系统老是悄悄地威胁他。他一直在全面地思考着他不在或他逝世以后的工作。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那份人人皆知的叫做《遗嘱》的文件。就在这个时期，即第二次中风前两个星期，列宁同托洛茨基就以后的工作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政治意义重大，托洛茨基曾经同许多人 （如拉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勃拉 任斯基等人）谈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次谈话他一直记得很清楚。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托洛茨基和列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托洛茨基兼管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就像托洛茨基兼管了一年交通人民委员部一样。列宁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回答说，教育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问题出在行政机关。列宁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说道：
“是的，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恢复工作以后，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震惊……正因为如此，我想，除了军事部门外，别的部门你还是不要管的好。”
接着列宁兴奋地谈起了自己的计划。当时，他能用于领导工作的精力十分有限，所以聘用了三个副手。
“您对他们十分了解。加米涅夫，当然是个有才智的政治家，但不是个干行政事务老手。瞿鲁巴有病。李科夫也许是个干练的管理人材，但他必须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担任我的代理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重新进行人事安排。”
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了那个“机关”的问题，它甚至使他在军事部门的工作也难以开展。
“那好，您可以对行政机关来个大整顿。”列宁立即用托洛茨基以前说的一句话来回答他。托洛茨基说他指的不单是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还包括党的机关。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托洛茨基的谈话，不时用一种深沉和发自肺腑的语调表示对托洛茨基的看法的肯定。他只有确信谈话对方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因而摒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谈话俗套，开诚布公地谈论最重要和最令人不安的话题时，才用这种语调。列宁考虑了一下，然后单刀直入地提了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仅铲除国家机关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拿中央组织局开刀？”
托洛茨基因为感到太意外，忍不住笑了。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一伙的核心组织。
“也许，是这样。”
“那，好吧。”列宁继续说道，似乎对我们直接点了组织局的名很为满意。“我给你提供一班人，让你对官僚主义，其中也包括对组织局开火。”
“同正直的人组织一个正直的班子，是我的荣耀。”托洛茨基回答道。
2 列宁遗嘱
他们相约过一段时间再碰一次头。列宁建议托洛茨基认真考虑一下如何从组织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他准备建立一个直属中央的委员会领导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们俩都应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本质上说，这个委员会应当是粉碎官僚主义的脊柱——斯大林派系的基地，同时也是为了在党内创造条件，以便让托洛茨基能成为列宁的代理人，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进而继承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只有从这一个角度，才能完全明了那份遗嘱的意义。列宁在遗嘱中共列出6个人，而且分别用各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毫无疑问，遗嘱的目的是为了使托洛茨基今后的领导工作变得容易些。当然，列宁想以最少的个人摩擦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评价各人时用词非常谨慎，因而连那些最为尖锐的指责也变得很婉转。与此同时他又有保留地、然而十分坚决地指出，他认为谁有资格担任第一把手。只有在评论斯大林时才出现另一种调子，在后来增补的遗嘱附言里，列宁的用词简直是极其尖锐的。
列宁在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写道，他们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的本性。很明显，这些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不过，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提了。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经院哲学家，但并不讨人厌。皮达科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人员，但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也许布哈林和皮达科夫这两个人可以学得更好些。托洛茨基是能力最强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斯大林则粗暴，不诚实，喜欢滥用党组织所赋予他的职权。为了避免分裂，应当把他从岗位上撤下来。这个遗嘱补充和解释了列宁在同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建议。
列宁真正了解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尊重他的坚定和实践中的才智，虽然这当中有四分之三是狡诈。而就在这同时，每走一步列宁都要碰到斯大林的无知、缺乏远见以及极端的粗鲁和放肆。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是违反列宁的意愿的。后来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他本人当时正领导着全党。但是自从列宁第一次中风，健康受到损害以后，他就把整个领导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了。与托洛茨基的谈话就是因此而起的，遗嘱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遗嘱的补充部分写于1月14日。此后又过了两个月，情况更加明确。现在，列宁不仅准备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撤换下来，甚至准备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列宁一再强调要把外贸垄断、民族、党内体制、工农监督和检查委员会等问题逐一放到十二大上进行审议，对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独行和专横跋扈给予猛烈打击，实际上就是给斯大林迎头痛击。
列宁能否实行他所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呢？在当时，他无疑是能够做到的。这方面的先例是很多的。有一件事很有说服力，托洛茨基至今记得很清楚。1922年11月，当时列宁还在乡下疗养，托洛茨基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使外贸垄断政策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列宁和托洛茨基不约而同发出警报，接着又互相通信，协调了行动。这样，几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像通过它时一样，又一致同意取消原先决议。12月21日，列宁高兴地写信对托洛茨基说：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一枪未发，仅仅小小地动作了一下，就拿下阵地。
我建议，我们不能停顿，要继续进攻……”
如果在 1923年初联合采取行动对付中央委员会，也肯定是能取得胜利的。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坚信，如果在十二大之前，以“列宁——托洛茨基集团”的名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列宁不参加也肯定能取胜。至于胜利的牢靠程度，那当然是另一问题了。要彻底解决它，还要考虑一系列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本身的各种条件，那已是一个专门的大课题了。1927年，克鲁普斯尤娅有一次说过，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早已成了斯大林的阶下囚了。她说的是对的。因为，事情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那股势力。但是1922—1923年间，要是对当时迅速形成的国家社会主义官僚派、机关权势分子、十月革命非法继承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不肖之徒发起公开的进攻，那么，完全掌握领导权还是可能的。
然而，主要障碍是列宁的病情。人们都盼望他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早日康复，像出席十一大那样参加十二大。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医生们也尽量让人们放宽心，虽然信心越来越不足。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列宁—
—托洛茨基集团”的概念，当时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清楚，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像他的遗嘱一样，还无人知晓。假如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行动，会被认为，确切地说，是会被说成是他觊觎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想到这一点，托洛茨基就不能不感到一阵颤栗。托洛茨基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混乱，即使胜利了，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计划和考虑中，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列宁——他的身体状况。他还能发表意见吗？还来得及吗？党能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为革命前途而斗争，不是托洛茨基想争夺病中列宁的位置？由于列宁在党内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病情的捉摸不定，就变成了全党局面的捉摸不定，而且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还在继续。可是拖延正中不肖之徒们的下怀，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真空”时期的党组织的大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