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投身工人运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这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当帝国日暮途穷之时，这些国家一个个宣布脱离奥匈帝国独立。帝国解体的命运势不可免。
在南部斯拉夫地区，人民乘着奥匈帝国统治较弱的时机发起了革命运动。农民们自发地武装起来，他们的帽子上又插上了鸡毛，像马蒂亚·古贝奇一样，专找官家和富人算账。那个时期，农民们攻下那象征着统治压迫权威的一座座城堡，将里面值钱的东西统统拿走，然后一把火彻底烧毁它，将它主人的土地没收重新分配。当时的局势，在资产阶级看来实在是“糟得很”。
正当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境内农民造反之时，当地资产阶级在萨格勒布组成了国民议会。他们竭力要恢复旧有秩序，却又无力控制局面。
于是国民议会便向塞尔维亚政府求援，请它出兵镇压克、斯两地农民的造反。塞尔维亚摄政王亚历山大答应了这一请求。为了抢先夺取政权，国民议会于1918年10月29日宣布南部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匈帝国。12月，它又正式宣布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国家，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①”。南部斯拉夫人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政权。
① 1929 年10 月3 日改名为南斯拉夫。
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面临这样的形势，亚历山大政府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日益腐败。
1921年当他的父王彼得死后，政府提出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增加王室经费。
此时，南斯拉夫的工人运动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全国工会会员达25万人，8小时工作制已被普遍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拥有6万党员而在共产国际中被列为第三大党，成为南斯拉夫国内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得亚历山大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不敢为所欲为。但是与工人运动不相适应的是党的领导层软弱无力。这一年全国铁路工人和海员发动了大罢工。卢布尔雅那的警察在镇压铁路工人的行动中，打死了10名工人，打伤21人。罢工失败了。而党的领导人却提出了“让我们不要激动”的口号，并且阻止工人们在“五一”举行游行示威。而统治阶级并不因为领导人的退让稍有松懈，反而加紧了压迫。
在萨格勒布竟然发生了警察冲入市政厅逮捕共产党人市长的事件。
约瑟夫·布罗兹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到了萨格勒布。这是1920年11月。他在一家叫菲利甫·鲍姆机器厂找到了工作。一进厂，立刻申请加入了工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
就在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亚历山大国王发表了取缔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诏书”，宣布共产党和工会为非法组织，并没收其财产。大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遭到逮捕。党的工作一时陷入混乱，以至不能在全国组织有效的反抗。但各地自发的零星的破坏活动却时有发生。
1912年夏天，一名伏伊伏丁那的共产党员巴乔·斯特伊奇从一座建筑物上向坐在马车里从下面经过的国王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中途碰上了电线，迟滞了零点几秒。结果，国王的马车安然通过，而身后的卫兵炸伤好几名。斯特伊奇当场被捕，被判终生监禁。当时跟国王坐在一起，幸免一死的还有国民议会会长，伊万·里巴尔博士。里巴尔后来脱离了王国政府，参加到反对派的阵营。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组织，战后成为南斯拉夫议会主席团主席。大战爆发时，巴乔·斯特伊奇越狱出来加入了游击队。碰巧的是，1943年，他和里巴尔在比哈奇还相会过，不久，在德国人第五次攻势中牺牲。
暗杀国王爆炸案一波未平，一个月后，一批年轻共产党人在克罗地亚的一个避暑胜地暗杀了内务部长、维多夫丹宪法的起草人密洛凡·德拉什科维奇。那是一部搞独裁的宪法。
反抗活动尽管不是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已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他们立即将所有的共产党人从议会驱逐出去，并大批逮捕嫌疑分子。
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约瑟夫在菲利甫·鲍姆工厂也呆不下去了。
他按照广告上说的，到离萨格勒布60英里的一个村子里的一家面粉厂当操作工。他的任务是看管一台50马力的蒸汽机。
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斯特沃·萨比奇来到了磨坊。他在旧军队当过军官，到过俄国，也是在1915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萨比奇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军。约瑟夫同他很谈得来。他们一起联络了一批人又秘密地开展了政治活动。
那时，他们跟党的组织脱离了联系，直到1923年5月，全国大选时期，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群工人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到法院登记时，遭到了逮捕。约瑟夫和萨比奇从这条消息中嗅到了党在活动的讯息。他们到报社去打听这几个候选人的详情。几个星期后，他们被释放了，约瑟夫很快找到了他们。起先，他们怕暴露身份，决定先考验一下约瑟夫，交给他一袋传单，等他散发了传单后，才相信了他。
就这样，约瑟夫他们重新与组织建立了联系，担任了党在农民中的工作。
不久，约瑟夫被选为党的区委会委员。
区委里有个在农具厂工作的木匠，叫约西普·瓦伦塔，他是当地有名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曾经组织过4次罢工。后来他患肺病死了。区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举行葬礼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来了。社会民主党本来准备要为他致辞的，主持送葬的天主教神父反对这样做，认为不合教规。死者的双亲支持神父的意见，坚持要按教规办。但是人们还是在他的棺材上放了一个镰刀斧头图案的花圈。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人们对着棺木默祷致哀。约瑟夫走近一步，向遗体告别，他致辞说道：“我们宣誓，为了实现你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将毕生战斗到底。”
坟地上升起一面红旗，葬礼到此结束。
那个天主教神父对共产党人非常不满，他跑到警察局去告发，说共产党利用葬礼搞宣传，使得他不能很好地执行宗教仪式。警察立刻作了调查，了解到一个叫久罗·塞科维茨的锁匠参加了这次葬礼。他们逮捕了他，要他供出致辞的人来，塞科维茨没有告诉他们。但不知怎么的，警察了解到致辞的人是个磨坊工人。他们带着塞科维茨寻遍了这一带的磨坊。终于有一天找到维立科·特洛茨伏村来了。他们一个个讯问磨坊工人。问到约瑟夫时，他回答致辞的是他。
警察逮捕了他。他和塞科维茨被拴在一根链子上，从村子里押解到别洛伐尔镇。塞科维茨身体虚弱，在路上不时摔倒。他一倒下去，铁链就扯着约瑟夫，拉得人一阵剧痛。到达镇上时，他们的手都扯破了，手掌上满是血。
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到了第八天，开庭审问。还好，这调查官是个东正教徒，同天主教势不两立，那一套天主教的葬仪全是狗屁。他告诉约瑟夫如何回答法官提的问题。果然，照他说的去做，法庭宣布此案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逮捕人犯，应予无罪开释。
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在克罗地亚相当有影响的共和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访问苏俄。同农民国际取得了联系。当他回国时，他的党也被取缔，转入地下。对此，人民的反应是激愤的。党的基层组织抓住这个时机，收集武器，准备利用人民的情绪发动起义。在别洛伐尔地区，约瑟夫和萨比奇也接到了收集武器的指示。他们在山村中建了个秘密武器库，藏起了几枝步枪和手枪，还有手榴弹。这些工作，约瑟夫经常代表区委会到萨格勒布去向克罗地亚省委汇报。在一次汇报中，约瑟夫向省委书记拉多瓦诺维奇建议，要党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作出决定。拉多瓦诺维奇对约瑟夫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对人说，约瑟夫的大胆使他感到害怕，认为他是个煽动分子。约瑟夫回到区委后感到很失望，他对萨比奇等人说：“在这种领导下，南斯拉夫共产党永远也不能取得政权。”
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925年初，激进的农民党的领袖们都被捕了，拉迪奇本人在隐匿了一段时期后，终于向当局自首了。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南共中央这时办了一张秘密报纸，由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莫沙·皮雅杰任主编和发行人。皮雅杰早在1921年“诏书”
颁布前就以发表优秀的政论文章出名。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并出版了三期《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党报遭到了破坏，皮雅杰被警方逮捕。当时，政府的首要之敌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为了制造一种镇压所需的恐怖气氛，当局决定拿皮雅杰案件做靶子，狠狠打击。
他们将几名“听话的”法官调到贝尔格莱德法院，以便贯彻王国政府的意图。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一个要求判处皮雅杰死刑；一个要求判20年徒刑；一个要求判15年徒刑。最后采取折衷，判决20年徒刑。
克罗地亚农民党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1925年的议会选举，他们获得了67席，成为克罗地亚第一大党。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没有勇气领导人民跟黑暗统治斗争到底。3月27日，斯捷潘·拉迪奇在狱中指示全党，承认王国政府和维多夫丹宪法。在押的党的领袖们很快获释。这一年夏天，拉迪奇就参加了以尼古拉·巴西奇为首的王国政府。
克罗地亚的农民没有料到形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所支持的党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令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曾经有过的革命气氛低落下去。
这时，约瑟夫的工作也遇到了麻烦。过去的老磨坊主波拉克待他很好，波拉克只要他管好机器，从不过问他在外面从事的活动。但波拉克不久生病死了，由他的女婿奥斯卡接手磨坊。这个人一来就压低工人工资，以榨取更大利润。他早就跟约瑟夫他们有了矛盾。他不喜欢约瑟夫在外面从事的那些活动，那容易招引宪兵的注意。一天，他把约瑟夫叫去，对他说：“搞政治或是做工，你必须两者之中择其一。”
约瑟夫到这个村子已有4年半的时间，现在不得不离开这里了。省委一些同志建议他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去从事新的工作。1925年9月，约瑟夫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村民们。他在这个村子生活期间，他的妻子又生了3个孩子。一个女孩兹拉蒂察，二个男孩：欣科和扎尔科。
3个孩子只有扎尔科活了下来，欣科生下来才7天就害痢疾死了；兹拉蒂察活了2岁，她是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姑娘，是得白喉死去的。约瑟夫为他的两个孩子做了块墓碑，棺材则是村子里一个叫波杜普斯基的木匠做的。解放后他还健在。据他说：“小兹拉蒂察的死使约斯卡极为悲伤，这是他第三次失去孩子了。……他把棺材放进一座小山上的墓穴。我没有要棺材的费用……战后，我写信给约斯卡，告诉他我还活着。他邀请我到贝尔格莱德去。我到他家做客，他送了我许多礼物，包括一双皮靴。
我常常写信给他，有一次是替邻村一个朋友要一种特殊的药品，他给我寄来了。”
2. 职业革命
克拉列维察是位于亚德里亚海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这里的造船业已有很长的历史，19世纪末，它们就开始建造现代化的船只。
约瑟夫到的这家船厂较小，工人不足200人，技术却比较精良。约瑟夫在修理和制造发动机的车间工作，这更有利于他了解现代工业技术。
工作之余，约瑟夫将全副心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他到达的第一天就开始筹建工会分会。分会建立起来后，约瑟夫当选为工会委员。时间稍长，他又着手恢复曾被解散的党组织。他们在工人中成立了体育协会和文化小组。约瑟夫为文化小组买了把吉他。他的家里还收藏了几十本书，有高尔基、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也有倍倍尔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工人们喜欢到他家里来借书，他的家成了工人的图书馆。
党组织和工会就是这样团结了一批工人。
当工厂为海军修理完一批鱼雷艇后，工厂没有及时付给工人工资。
拖的时间长达7星期。约瑟夫领导的党支部组织了两个小时的罢工。汽笛一响，工人们都自动地集合起来，约瑟夫对工人们解说事情的真相：
工厂拖欠工资，将工人的钱当做资金周转，这实际上是剥削工人。此外，由于不能拿现金买食物，而赊购的价格要贵得多，因此，是工人们在付利息给商店，厂方拖欠的工资却是不付利息的。
厂方怕事情闹大，同意付了几天的工钱，但余额还很多，厂长解释说是海军当局没有及时付给工厂修理费。
约瑟夫立即以工会分会的名义给五金工人工会总理事会写信，请他们通过劳工督察署要求海军署把钱付给工人。很快，贝尔格莱德有了回音，说海军署早已付清了账目。原来是厂长在骗工人。工人们群情激愤，工会立即决定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9天，厂方被迫屈服，付清了所有尾欠数。可是，工会也遭到了报复，几天后，厂里就公布了一张开除人员名单。约瑟夫也在其列。
约瑟夫离开克拉列维察后，先回萨格勒布，随后去了贝尔格莱德，他听说离首都40英里的一家火车车辆厂需要工人。这是1926年10月。
车辆厂有900名工人，约瑟夫来到这里，以他那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快得到工人们的信任。被选为车间工会主席。工作了一段时期之后，他为这里工人们的工作条件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在萨格勒布的工会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这里的状况。这是约瑟夫生平第一次发表文章。
随后，约瑟夫为了替一个无辜受罚的青年工人主持公道，又一次拍案而起。当天下午，厂方的报复立即降临。约瑟夫被工厂除名。
约瑟夫回到萨格勒布，在一家大工厂找到了工作。他首先关心的是要在厂里筹建工会组织，因此而得罪了经理。经理从此老是挑他的刺，说他是个不称职的机器工人。一次，经理竟然当众侮辱他。约瑟夫气得把工具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用不着这么张牙舞爪，大不了你把工人册籍还我，我自己开路。经理这才改变了态度。工会组织趁势成立起来。
不过，经理对约瑟夫的敌意日甚一日，约瑟夫决定不再在厂里干下去了。
由于约瑟夫投身工会和党组织的活动，所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党决定要他从谋生的职业中抽身出来，担任萨格勒布五金工人工会书记职务。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从此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那一年他35岁。
接手这一职务才几星期。一天他一个人在工会办事处工作，突然冲进来几个警察，要逮捕他。他问：“请告诉我，为什么要逮捕我？”
一名便衣回答他：“布罗兹，你干的麻烦事太多了，我们随便可以从一打指控中挑出一个罪名来逮捕你。”
约瑟夫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便锁上办公室，跟他们走。路上，他思索着，究竟是什么事招来的警察，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呢？
万万没想到，他被带到了克拉列维察。事情出在他过去的一些朋友身上。他们常常在约瑟夫那里借书。这些人因为闹事而被捕，他们中的一位年轻人承认曾经向约瑟夫借书看的事。当地警察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说是发现了共产党想推翻政府的阴谋。报告送到了内务部，内务部即刻下令调查。
约瑟夫被押解到克拉列维察附近的巴卡尔镇。在那里见到了6位他过去的朋友。在巴卡尔关了9天，然后转到奥古林的县监狱听候审讯。
宪兵用一根铁链将7名人犯拴在一起，押去车站。他们一个挨一个走，走在最后的是个跛脚，链子扯着他往前拉，前面的人稍一加快，他就被链子牵扯摔倒在地。他一倒，前面6个也跟着倒。路边人围着看热闹。
人犯们跌跌撞撞，受尽折磨，直到坐上火车，才松了口气。
到了奥古林，他们被关在市中心广场边的一座监狱里。7个人分开关押。约瑟夫的牢房里边都是刑事犯，多半是小偷。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法院总不提审讯的事。狱中伙食难以下咽，但是任你怎么抗议也无济于事。
约瑟夫整天无事可做，便与同牢房的犯人谈话。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听一个做工的人，用工人的语言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很感新鲜。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县里在监狱门前的中心广场举行一次集会，本县一些名人都来参加了。监狱的窗口离会场只有几米远，县长在会上讲了话。只听到他在结束时高喊道：“亚历山大国王陛下万岁。”这句话刚喊完，就听到另一个声音高喊：“让国王见鬼去吧！”会场上的人惊呆了。县长过了好久才恢复常态，带了几个宪兵冲进监狱来查找刚才喊口号的人。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同牢房的年轻人，他趴在窗口听县长的演讲，越听越反感，等他一讲完，就冲着外面喊了那句话。
约瑟夫此时非常冷静。他看见会场一阵躁动，立刻劝大家赶快躺下，假装睡觉。宪兵们并不能确定喊声是从哪个窗口发出的。牢房里的难友们都躺着一声不吭。县长无从查起，只得悄悄作罢。
狱中的生活仍是那么单调。时值盛夏，牢房酷热难耐，但是审讯还是没有日期。不行，不能这样忍受下去，约瑟夫决定进行绝食，逼使法院开庭审理。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里，绝食是常有的事情。一般是集体绝食，这一次则只有约瑟夫一个人。绝食最难熬的是在第二天，那时胃里已没有食物，生命靠消耗体内积蓄维持。这时人感觉最饿，体软心慌。随后几天，人进入一种半昏迷状态，饥饿感不大强烈了。体内积蓄首先是消耗脂肪，而后是肌肉。人一天比一天衰弱，直至死亡。
绝食的第一天，狱方并不在意，但是第二天就引起了惊惶。第三天，约瑟夫进入半昏迷状态，不仅狱方害怕了，同牢房的也劝他：“为了上帝，不要去寻死。”约瑟夫对他们说，绝食就是一种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绝食到了第5天，约瑟夫虚弱地躺在牢房里。中午，奥古林法院首席法官斯捷潘·巴卡里奇来到牢房劝说他。约瑟夫硬撑起来，对他说：
“要么带我上法庭，要么放人。我不能不明不白生活在这种不人道的环 境中。”无论法官怎么劝说，约瑟夫始终就这么一句话。法官最后同意他的条件，尽早结束调查，开庭。约瑟夫这才同意结束绝食。
法官巴卡里奇看到约瑟夫同意复食，高兴地为他送来了食物，帮助他恢复身体。果然，调查很快结束。巴卡里奇宣布开庭。
这次审判，因为证据不足，仅仅凭借几本在书店可以买到的科学著作和警察的几份报告，不足治人以罪。约瑟夫无罪释放。
巴卡里奇对这个“犯人”很有好感，他把约瑟夫领到自己家里，让他看自己的书房，还特别向他介绍了他的几本马克思的著作。巴卡里奇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后来加入共产党，成为南共领导人，战后担任克罗地亚的行政首脑。
约瑟夫又回到了萨格勒布。这已是1928年了。南斯拉夫国内经济越搞越糟，工人生活下降为欧洲最低水平。王国政府仍在积极准备公开的独裁统治，在国内采取一系列严酷政策：进一步降低工资，镇压一切罢工活动，查禁工人刊物。面对严酷的现实，南共领导没有将斗争矛头指向反动当局，而是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争权夺利。党的上层人物热衷于搞宗派活动，势必削弱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到头来，受损的还是工人阶级。此时，约瑟夫又兼任了皮革工人工会书记的职务，并当选为南共萨格勒布地方委员会委员。他目睹了宗派主义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
约瑟夫与地方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讨论党的前途，寻找把党从派系斗争中解救出来的方法。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自下而上，依靠党员群众才能根治病症，至少，要保住萨格勒布党组织的纯洁，不使它受到任何派别的影响。巩固了地方组织，就有可能进而在全党展开既反“左”又反右的斗争。萨格勒布党组织是南国内最大的地方党组织。
1928年2月，萨格勒布第八次党代会召开，25日傍晚，从各个区来的32名代表一个一个来到郊区的一所小屋内。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哨，以防警察的搜捕。
南共中央派了两名中央委员到会，他们各自代表自己那一派；共产国际也派了一名乌克兰人米尔科维奇出席会议，他同时兼有调查南共党内状况的任务。
晚上9点，会议开始。首先是地方委员会书记向大会报告工作。他在报告中对前届委员会的派别斗争绝口不提，文过饰非，把党的活动开展不力完全归结于警察监视太严。他讲完后，立刻开始了激烈的辩论。
大家都不同意书记的报告。一位工人代表发言：“这个报告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正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左派集团，还有一个右派集团，而工人们站在二者之间，这两个派别我们都不要，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分派系的、坚强的党组织。”接下来发言的人都支持他的观点。约瑟夫在发言中指出：宗派主义妨碍了好几次工人的行动。党内最坏的现象就是宗派活动。地方委员会不去成立党支部，不去改进党报，不去培养新的骨干，委员们在一起仅仅是为了争夺地位。约瑟夫要求向共产国际写信，表明反对派系的态度，并要求本次大会采取反对宗派主义的坚决措施。
书记的报告被否决了，新一届委员会选举产生。约瑟夫当选为党的书记。
会议在清晨5点结束。趁着天还未亮，代表们一个个踏着积雪离开了会场。
萨格勒布是南国内工业最发达、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因此，萨市地方委员会是全党举足轻重的基层委员会。新的委员会一经成立便立刻着手工作。他们在各工厂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甚至在军工厂也有了党支部。
约瑟夫意识到，工作开展得好坏，关键在培养干部，他说：“我们要耐心地、深刻地了解一个人，帮助他，多看他的优点，少看他的缺点，鼓励他的积极性，帮助克服缺点。对一个人的出身、文化程度以及他个人的生活，都要给以同情和谅解，只有这样，干部才能培养出来。”
“五一”节到了，为了分散警察的力量，党组织在城里四五处地方布置了示威活动。约瑟夫参加了在阿波罗影院举行的大会。共产党人在会场中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约瑟夫在帮助别人逃脱时被捕，在狱中关了两星期。
1928年，国王加紧了走向独裁统治的步伐，企图解散议会，对民主运动镇压更为坚决。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就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但是议会中还是有反对派的声音在说话。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不时跟王国政府唱反调，甚至王国内政部长也不赞成搞独裁，并反对搞大塞尔维亚主义。
议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1928年6月20日，议会辩论时，一名议员普尼沙·拉契奇与拉迪奇发生争吵，拉契奇拔出手枪打伤了拉迪奇，打死了他的两个支持者。拉迪奇两天之后也死了。
此事在克罗地亚引起强烈震动。奇怪的是农民党竟保持了克制态度。当工会组织邀请他们一起行动，对抗当局的黑暗统治时，农民党犹豫一番后还是拒绝了联合行动。南共所领导的工会决定单独行动。工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拉迪奇报仇。示威活动持续三天，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格勒布最激烈的一次示威。它使当局十分惊恐。从此，警察便盯住了约瑟夫。他们了解到，只要哪里有骚动，哪里就有约瑟夫的影子。警察布下了搜捕网。
一天，约瑟夫偷偷溜进工会办事处，几个警察随后就到。他们冲进来，其中一个警察走近他，敬了个礼，问道：“约瑟夫·布罗兹在这里吗？”约瑟夫把手一摊，故作惊讶地说：“你没看见，这里没有他吗？”
警察把屋子扫视一遍，对约瑟夫又敬了个礼，说声“谢谢！”就走了。
约瑟夫不得不经常改换外表，戴了副墨镜，穿着时髦衣服。即使如此，危险依然存在。有一次，他偶然经过办事处，想拐进去看一下，不料屋里有警察，他们认出了是谁。约瑟夫赶紧从窗口跳到隔壁的一幢房子顶上，然后从楼梯上走下来，混进了人丛中。
但他终于未能逃脱对他的搜捕。他住在葡萄街46号。这间房不光他住，其他一些同志有时也住这里。1928年8月4日，上午11点，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刚打开，屋里两个人突然向他扑来。他们死死地按住他，用绳子捆住他的手，然后搜查了房间。最后把他带走了。
在狱中，约瑟夫被铁链锁着，当晚即行审问。警官看约瑟夫一脸倔强样子，很不高兴，他朝他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约瑟夫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又拿起办公椅对他前胸猛击两下。约瑟夫轻蔑地望着他，说：
“打一个被锁着的人，你的本事不错呀！”
关进牢房后，约瑟夫设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向党报告了被捕的情况：
〈原文〉8月4日星期六半夜12点，我正要上床睡觉，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手枪，从后面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抓走了一个人，搜出26本书，4颗手榴弹，一支军用左轮和若干子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在狱中受到拷打，不许医生给我看病。我从8月4日起绝食，十分虚弱。
其他人也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送饭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条，威胁要处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到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我宁死也不……望另设他法。M说他将尽力而为。再见吧，同志们！
这张纸条曾被转到共产国际，经南共书记戈尔基奇改动后，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标题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警察共抓了15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工人，也是经常到葡萄街46号去睡觉的。约瑟夫在拘留所关了3个月。长时间不审理，加之狱警虐待，迫使约瑟夫绝食，要求早日审理本案。他的要求得到了答复，法庭宣布立刻审理本案。
在同案中被起诉的共有6人，都是与葡萄街46号发生过联系的人。
3. 不屈的共产党人
开庭审理约瑟夫·布罗兹是在1928年11月6日。有关这次案件记录的材料基本都保存下来了。1945年4月，南人民军第9军解放了萨格勒布，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
在关于铁托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对这一案件资料的引用都是极为详尽的。
一家右翼报纸《新闻报》报道：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一方面，被告企图说明全部案件是警察虚构的。主要被告对法庭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什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问特别感兴趣，他们拼命往审判厅挤，直到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发或梳着短发的男女青年，有的是福音会的信徒，有的是被告的熟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从不理会，而专门出席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正如这张报纸报道的，被告都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不但这次是这样，过去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案件都是这样。约瑟夫·布罗兹这次决心堂堂正正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一斗。
《新闻报》11月8日继续报道：
“……约瑟夫·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冷酷而有力。……整个审讯过程，法庭上寂静无声。”
《新闻报》记载当时的情形：
首席法官问约瑟夫是否承认有罪。他回答：
“根据起诉书我是有罪的，但实际上我是无罪的。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承认我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我向无产者指出过对他们的一切不义行为。但是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因为我认为，我只对我们党负责。”
法官：“你知不知道国家保卫法？”
布罗兹：“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法律，但是我没有读过它，对它不感兴趣！”
法官：“这个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你知道吗？”
布罗兹：“知道。不过它只是临时法而已。”
法官：“但它目前仍然有效，国家通过这部法律来反对你们共产党人，人民用它来保卫自己，反对你们的破坏行为。”
布罗兹：“可是这条法律并不是人民通过的。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
法官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在他寓所搜出了炸弹和共产党书籍的事。
布罗兹作了如下陈述：
1928年6月，我向博日契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方面我自己用，另一方面也给别的同志们用。我在那里住过3—4晚，也安排过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姓名我不会说。搜出来的书籍我知道，那是同志们带去的，他们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无论这些书是否确是在这间房子里搜出来的，我仍愿意承认有过此事。但是，我不相信在这间房搜出了炸弹。我没有带过它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是警察自己放在那里的。
我和我的同志们没有做过这件事。它同我们无关。……送书的事倒是常有，我负责分配这些材料。”
法官：“你的笔记本里有R125B，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传递书籍用的代号。我承认，被发现的书只是我们传布的一部分……”
国家检察官：“26.1、80.1是什么意思？”
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传播得很广，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处。”
法官：“在你房内发现了炸弹，这难道是巧合吗？”
布罗兹：“6·20事件（枪杀拉迪奇）之后，当局必须找到替罪羊。据我看，这些炸弹就是警察放的。对这一套，我早有经验，他们打死了3名工人，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炸弹和武器也是这套把戏。”
国家检察官：“难道不是你们杀害了3名工人，然后又把水搅混？你知道6·20事件后举行罢工的传单吗？”
“我知道。”
“是你写的吗？”
“不是。”
“它们是在你的房内发现的，上面油墨还没干呢。”
“我不知道这些传单是谁写的，谁印的。在警察局，他们野蛮地不人道地对待我。”
“可是别人都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是的，他们这样说是希望得到释放，害怕警察以后报复。但是我被捕时，双手被绑，绑得那么紧，手都变成紫色了。我被送到伊利卡大街警察局。6个警卫守在屋子里，我受到侦探安茹洛维奇的盘问……他用我在这里不能重复的粗话骂我。
接着，他叫我靠近一点，我没提防他，就走了过去。谁知他打了我一耳光，把我打晕了。他再一次叫我靠近一点。但是我拒绝了。他就拿起一把椅子朝我胸口打了一下。伤口很久没好。我要求治伤，他们不同意。为此我绝食7天。晚上，在狱中我多次听见受刑的人发出惨叫，可是这些人在这里都不敢说。”
国家检察官不耐烦了：“你编出这些故事来，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好从莫斯科领赏。”
“我已经承认了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了。
我知道，无论什么情况，我也不会从这里很快获得释放。”
11月9日，检察官宣读了他的最后起诉书：“约瑟夫·布罗兹，作为非法的南共党员，在1921年到1928年间，在萨格勒布和其他地方曾以下列方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该党党员召开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会议，讨论下列问题——党领导对SDK事情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关于党的政策的新方针及加强党等等，于是他以本起诉书第三节所阐明的目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属于旨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企图以非法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团体，并为该团体进行组织活动。”
检察官发言后，辩护律师发言，他反对起诉书在原罪名基础上又加上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新罪名，要求释放被告，或从轻处罚。首席法官两次打断律师的发言，提醒他注意法庭秩序。
庭审结束后，首席法官问被告们，是否还要进行补充答辩。其他人表示不再答辩。而布罗兹则要求发言。他开始在法庭上宣讲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经历。法官认为，布罗兹对此已在庭审中作过充分的解说，没有必要再作补充。布罗兹和他的律师提出抗议，但是首席法官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制止任何进一步讨论，宣布审讯结束，定于11月14日宣判。辩护律师请求取消宣判，检察官也要求发言，均遭法庭拒绝。
当法官下令把被告带下庭时，约瑟夫开始抗议，他转向挤满了人的大厅高喊：“这就确切地表明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11月14日判决下来了，约瑟夫判处徒刑5年，其他人分别是3年、2年，两人无罪释放。
宣判后，被告用铁链锁上，带离法庭，约瑟夫再次面向大厅高呼口号。警察将他押走。《新闻报》描述道：
“他的身影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他的声音就像一个船长在船只快沉没时发出口号一样。”
两年前，共产国际曾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曾利用审讯的机会宣传共产主义。铁托的表现当然令共产国际满意，他将会越来越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
若干年后，铁托对人说起他大闹公堂的原因时说：“我们应向党表明，作为一个党员是足以自豪和光荣的，党无愧于党员对它的忠诚和献身，为它坐牢是值得的。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献媚，或者假装尊重警察和法庭，以求解脱。我是以一种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的。我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他们抓到我就要把我关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要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干。真的，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真有心这样干。”
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铁托被捕了。除他之外，还有很多党组织继续遭到破坏：
1929年1月，塞尔维亚地方党委和南斯拉夫共青团联合发了一份传单，号召反对独裁。传单是由共青团省委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组织印发的，他当时19岁。在散发传单的时候，一名党员被捕了，他供出了一大批人名。兰科维奇几次逃脱了追捕，但最终还是难逃魔掌。1月20日，兰科维奇被捕，关在格拉文贾查监狱。狱方对他施以重刑，夜里还用木棍整夜槌打他的脚，折磨他，然后把他扔进结了冰的水泥地上。兰科维奇为了保护脊椎，只得把面包垫在腰下，头枕在一个罐头盒上。在庭审中，他愤怒地控诉了狱警的虐待，此外什么也不承认。他被判处 6年徒刑。
1930年底，共青团中央委员科茨穆尔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在拷打中，他供出了斯洛文尼亚共青团书记爱德华·卡德尔，并告诉警察，卡德尔与南共中央委员克尔卡·迪米特里耶维奇有联系。联络暗号也告诉了警察局长伏伊科维奇。2月17日，伏伊科维奇来到卢布尔雅那，在接头地点见到了卡德尔。伏伊科维奇照科茨穆尔供出的暗号与卡德尔接上了头，他立刻打听迪米特里耶维奇的地址，说是有信要交给他。卡德尔没有怀疑，告诉他，当晚7点半，在蒂沃利公园他正好与迪米特里耶维奇有约会。
伏伊科维奇一得到情报，顿时把脸一变，拔出枪来。此时，埋伏在附近的警察迅速围拢过来。他们把卡德尔推到一个院子里，一顿毒打。
然后把他塞进一辆汽车送到警察局。在警察局，他们继续打他，用鞭子抽他的脸和背。时间已到下午5点，而7点半迪米特里耶维奇将去赴约。
卡德尔焦虑地想着如何营救将要遭难的迪米特里耶维奇。把一切想好后，他开始假装受不住了，求伏伊科维奇不要再打他，他什么都招。他说：“我对你说的‘7点半在蒂沃利公园’其实是句联络暗号，你应该用另外一句暗号 ‘那里太冷’回答我。你没有回答，我一下就知道你是个 密探了。”伏伊科维奇果然上钩，他重新操起鞭子抽打卡德尔，要他供出“真情”。过了一会，卡德尔请求停止鞭打，他告诉他，约会的地点是斯马丁斯卡大街。时间在今晚8点。
8点差10分，卡德尔被带到斯马丁斯卡大街。便衣将此地团团围住。
8点已过，迪米特里耶维奇当然不会到这里来。卡德尔一个人站在街上，伏伊科维奇躲在近处。8点半，等的人仍没来，伏伊科维奇知道受了骗，气得暴跳如雷，把卡德尔带回去，通宵拷打他。
迪米特里耶维奇的确在7点半到蒂沃利公园赴约，等了一个小时，见卡德尔没来，十分恼火。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卡德尔被捕后，立刻离开卢布尔雅那去了苏联。
卡德尔被伏伊科维奇整整折磨了10天。审判时，判了两年徒刑。
4. 铁窗生活
约瑟夫关在萨格勒布的法院监狱，狱外的同志们在设法营救他。他们把一把钢锉藏在面包里，通过一名同情共产党的狱卒送到约瑟夫手中，告诉他已为他安排了越狱。
每天清晨5～6点；是狱中最嘈杂的时候。犯人们忙着倒便桶，倒垃圾，洗洗刷刷。约瑟夫接到钢锉的第二天，就利用这个时间锉小窗上的铁条。小窗共有6根铁条，连续工作了5天，他已锉断了5根铁条。还有一根。按照计划，第6天他锉断第6根铁条，而狱外将有一位同志带着一辆自行车在等他。他开始工作了，为了减小声音，他把湿面团包在锉刀和铁条上，干得正起劲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开门锁。约瑟夫立刻从窗口跳下，回到床上。一个狱卒走进来，大声喊道：“出来，给你换间房。”
原来，为了执行死囚的绞刑，狱方要在院子里竖起一个绞架，住第一排的犯人都更换房间。那5天的工作前功尽弃。一切从头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天后，他将被押到列波格拉瓦监狱服刑。
到了列波格拉瓦监狱，首先是听监狱长的训话。训过话之后，犯人被带到浴室清除一番，一进浴室，先把头发剃光，然后脱掉衣服，下到一个冷水池里。水池里一池污水，上面漂着头发和泡沫。20多人，就着这一池冷水洗澡，一个个冻得发抖。洗完后换上破烂的囚服，那都是一茬一茬犯人穿过的囚服。接着检查身体，这才把他们送进牢房。牢房里有一张床，屋角放有一个便桶和一个瓦罐。头天夜里，约瑟夫冻得睡不着。半夜里，每隔15分钟就有一个卫兵朝着院子里喊：“警卫，注意了！”
这是为的在狱中保持紧张气氛而虚张声势。
清晨6点，牢房的门都得打开，犯人们纷纷出来倒便桶和垃圾。吃过一块小面包，狱卒就送来一篮鹅毛，让犯人们将它整理干净，这就是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开头的三个月，约瑟夫就是这样度过的。
狱中有个小发电机，供应监狱和附近村子的用电。狱方知道约瑟夫懂机械，正好差遣他去管这台机器。这个工作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他可以看书，可以在狱中活动，狱方还同意他挑一个助手。
这时从米特罗维察监狱押解来了一批犯人，他们当中有因出版 《共 产党人》而被判刑的莫沙·皮雅杰。约瑟夫早闻皮雅杰的大名，知道他是个理论家，而皮雅杰在狱中也早听说过约瑟夫在审判中一身正气，慷慨陈辞的表现。两人相慕已久。约瑟夫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挑选皮雅杰做助手。于是皮雅杰也能跟着他一起到处走动了。
有了这个便利，他们真是如鱼得水。他们跟各个牢房串联上。首要的事就是着手建立狱中党组织。在狱外的党组织实际上已被全部破坏，大批的革命志士有的流亡国外，有的关在监狱。列波格拉瓦监狱就关了不少共产党员。在约瑟夫和皮雅杰的活动下，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狱中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开始它由9个人组成，后来又有35名政治犯从米特罗维察转移到这里，加入到组织中来了。
党的有生力量相当一部分是关在狱中的党员，将来出狱，他们就是党的骨干队伍，因此，加强狱中党员的学习和培训显得格外重要。学习一无材料；二无老师。老师倒可以能者为师，先学一步的人教后学一步的人，材料要靠外面传递进来。这个困难也不难解决，因为监狱附近村子的用电器出了毛病需要约瑟夫去修理，他可以在一名狱警的看守下在村子里随意活动。村子中有家咖啡店，它的女老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心地善良，愿意尽力帮助那些遭到厄运的人。（顺便提一下，解放后她仍然经营这家咖啡店，并仍然帮助犯人。不过这些犯人的性质与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她等于是在帮助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政府逮捕了她。铁托知道了这件事，便直接干预此事，他说：“放了这个老妇人吧，她是个宗教迷，她过去曾帮我们，现在却帮助反动派，她看不出什么差别，仍然以为在做好事。”政府这才没有为难她。）
女店主与约瑟夫约好，每隔那么久，她家的电灯不是这盏就是那盏，总要安排“坏”一次。当约瑟夫跟着看守来到时，她就请看守喝杯咖啡。
而约瑟夫则上楼与同志们见面，把他们要的东西带回去。
莫沙·皮雅杰早年曾在慕尼黑的美术学院学过美术，他热衷于艺术。
在狱中，他设法搞到一些颜料和画布，有机会就替人画像。他给约瑟夫也画过像，像后来传出去。后来的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就是先看到这幅像而后才认识铁托这个人的。
那一天皮雅杰坐在牢房里，看到门廊上一个看守在打瞌睡。这真是个绝妙的模特：他有一个大圆鼻子，厚嘴唇，一顶油腻的帽子歪戴在头上，显得非常可笑。皮雅杰抓紧时机，很快将人像画好。他正要收拾画具，那个看守突然醒了，他跳起来，对皮雅杰大吵大嚷：“你在画我？”
他把画布抢过来，一看自己那么副尊容，勃然大怒：“你乘我睡觉时画我，这是丑化！”皮雅杰对他作解释，说这是艺术，这幅画是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可是任你怎么解释也消不了看守的气，他终于将画布撕了。
艺术灵感不可再现，皮雅杰为此整天闷闷不乐。
狱中党支部跟狱方作过二次斗争。一次是要求让政治犯住在一起；一次是抗议狱方虐待和侮辱犯人。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1年4月，狱里来了一位新的看守长，他一来就觉得列波格拉瓦监狱中的犯人享有的“自由”太多，决心整顿一下秩序。
狱中的地下室又冷又潮，已经关了好几个犯了“狱规”的犯人。这一天，他们又将一名正在发烧的政治犯关进去。党支部立刻发动全体犯人绝食，表示抗议，连刑事犯也拒绝吃东西。狱方慌了神，他们急忙找犯人代表谈判。狱方只求赶快平息事态，所以很快同意了犯人提出的条件，劝犯人们复食。但是犯人们仍不相信狱方的话，他们要约瑟夫发话才同意复食。这就使狱方看清了要打击的靶子是谁。
6月，狱方硬说约瑟夫企图组织犯人越狱，决定将他转送到马里博尔监狱去。那所监狱早就臭名远扬，监狱长的绰号叫刽子手。
约瑟夫一到，就被关进隔离室，但是他还是设法与其他难友互通消息，组织了一次绝食，迫使狱方同意每天放一次风、允许犯人点灯到半夜、允许犯人与狱外通信。约瑟夫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很快与萨比奇建立起联系。犯人们也利用放风时互相通气，虽然狱方不准放风时说话，但他们把手放在头上，看起来在搔头，其实在用莫尔斯电码打手语，这样，犯人们往往能一致行动。
狱外时常给难友们寄来一些书刊和食物。书刊当然只能是狱方许可的，包括一些哲学、文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约瑟夫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有一次他向监狱长要求借一本希腊哲学的书。他讥讽约瑟夫：“你要哲学书干吗？你看看自己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哲学了。”不过，他也确实不能理解，这些服刑的犯人怎么会有兴趣关心离他那么遥远的事。
牢房里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那都是探监的人偷偷带进来的。
这些书的封面被撕掉，再贴上狱方允许看的书的封面，如 《天方夜谭》 之类。看守们虽对这些书作了检查，由于无知，往往打开来翻几页却看不懂这些书的真正内容。关在监狱里的还有好几位教授，他们把大学里的学风带进了监狱，制定了学习计划。从狱外带进来的书每种只有一本。
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是德文本，因此大家要学就只好自己翻译。每个懂德文的人都要翻译几十页。约瑟夫在牢房里翻译过好多东西，这可以说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
约瑟夫真正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学习，就是坐牢的这5年。这5年对他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期快满时，他感到遗憾的是还没有完成学习计划。
1933年11月，约瑟夫服满了5年徒刑。本来他是可以申请假释，提前离监的，但他认为，申请假释就意味着犯人愿意悔过，所以决心坐到刑满。这一天他被允许穿上一套新衣，留着头发去见监狱长。监狱长告诉他，5年刑期虽满，但他得到奥古林去，他在那里还欠了第一次审讯时未服完的刑期，共有3个月。
在奥古林又蹲了3个月牢，1934年3月，约瑟夫从奥古林监狱出来。
警察局警告他，出狱之后，不得随意行动，必须永远留在他的老家库姆罗维茨，并且每天要向地方政府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