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入选南共克罗地亚省委
约瑟夫3月底回到了老家。他的一个兄弟德拉古丁·卡罗不久前刚去世，他在这里的亲人实在不多了。别洛乌索娃在他被捕时就带着小扎尔科离开南斯拉夫，回到了苏联。
回家的当天，他到乡政府去报到，乡长约西普·久拉克与约瑟夫从小就认识。尽管如此，现在一个是乡长，一个是他管制下的监控分子，约瑟夫不敢太随便。不料，乡长见到他进来，却把门关上，接着拍拍他的肩说：“你表现得真不错。”这显然是指他在法庭上和监狱中的行为。
乡长的夸奖令约瑟夫感到吃惊，他想到亚历山大政权失去民心已到了何种程度，连他们委任的乡长都在背地里夸奖一个造反者的表现。乡长告诉他，按规定，他必须每天到他那里报到。边说，乡长边使眼色，那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
约瑟夫在村子里住了几天，拜访了所有的亲友，然后过苏特拉河去看望了母亲家的亲戚。在家里实在没有再要干的事了，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库姆罗维茨。警察发觉后，立刻发出了通缉令。
约瑟夫坐牢时曾接触过一个给犯人募集钱款、寄送包裹的党的同情者，他叫斯特沃·葛罗加查，是位作家，他所从事的“红色援救行动”也接济过约瑟夫。这次，约瑟夫先找到他。通过他很快就找到了当时留在萨格勒布的一些同志，并与克罗地亚省委取得了联系。
党当时规定，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一律不用真名，这样可以避免因一人被捕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即使假名也要经常改换。约瑟夫早在坐牢之前就用过好几个假名，他用“扎果拉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那名字的意思是“从扎果列来的人”。现在由于警察在通缉，就更有必要用新的假名。不仅如此，连外貌都得改变。他留了胡子，染了发，配了副眼镜。他给自己先是起了个名字，叫罗迪。不久发现已有另一位同志叫罗迪。便又将它改为铁托。开始他自己还不太习惯，直到1937年，才专门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有人说，他之所以起名铁托，是由于他习惯于支使人，因此起名时就用了克罗地亚语中第一人称单数支使人时通常的用语：“tito”，意为“你去干那个”。这纯属想当然的猜测。铁托解释说，tito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他是随便想起来的。这个名字在他的家乡如俄国人的伊凡、英国人的约翰一样，相当普遍。探究起来，“铁托”与文学倒有点关联。18世纪末，他家乡最有名的作家叫铁托·勃莱卓伐茨基。还有位作家的父亲也叫铁托，此外，它再没有别的意义。约瑟夫还用过很多假名，如斯皮里敦、梅卡斯、亚历山大·卡尔逊、维克托，等等。在共产国际，他叫瓦尔特。
一旦找到组织，铁托就积极投入工作，同志们选他为克罗地亚省委委员，成为克罗地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929年，维多夫丹宪法施行，给南共党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到1934年，全国关押过的政治犯不下35 000名，党的领导成员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关押，要不就流亡国外。铁托出狱时，情况稍有好转，有些基层地下党组织又在开始活动。但是这时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组织太分散，国内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1929年，南共书记久罗·贾科维奇被杀害之后，其他的中央委员都逃出了国境，滞留在维也纳，后来他们干脆在维也纳履行起南共中央的职责来，共产国际指定约瓦·马列西奇·马蒂诺维奇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党中央不在国内，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虽然他们想同国内的同志取得联系，但每次派回去的人都被警方逮捕。被捕的人给组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因此，国内的党组织对那个远离祖国的中央委员会失去了信心，有些基层组织甚至拒绝同他们取得联系。
铁托进入省委后，逐步了解了党的现状，他看到，在国内直接参加斗争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国外的指示，完全没有行动的自主性；而在国外的中央，自己也没有作出决定的自由，它的每一项决定都必须送到莫斯科，由共产国际审批。共产国际的办事程序是每次决定从下级到上级，层层报告，到了最高层，经过讨论，批准了，然后又沿着前面的路线回到维也纳南共中央，再由中央转到国内的党组织。结果往往看到的决定不是不合实际，就是已经过时，党的工作不可能有所发展。而当实践每一次证明了中央不能胜任领导工作时，共产国际就重新考虑一个领导人，这时的南共领导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换的人都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人中挑选。铁托认识到，长此以往，党将越来越脱离南斯拉夫的斗争实际。
在国外的党中央试图与克罗地亚省委联系，但它派来的代表都被逮捕了，省委被暴露。有的委员建议不要再与中央联系。但是省委还是想作一次努力，与中央建立一种可靠的联系方法。这一次，他们派铁托去完成这项任务。
2. 听命中央
1934年7月，铁托动身去维也纳。临时要搞到一本假护照已来不及。
惟一的办法是偷越国境。
他选择了从斯洛文尼亚越境的路线，那是卡拉伐克山，人口稀少、警戒稍松，越过山岭就是奥地利。铁托用假名弄了张登山协会的会员证，化装成登山爱好者，穿着登山靴，背着帆布包，向国境进发。凭此身份，他可以进入奥境内8英里。
为了走捷径，避开边防哨卡，在一个小村他请了一名向导。那人要了他300第纳尔。黄昏时，他们出发爬山。向导身上带了三瓶酒，走那么一段路就要掏出酒来喝，因此，走得很慢。到半夜还不到边界。拂晓时，离边境不远了，向导却不肯再走，他说300第纳尔只够领到这里。
他停下来，又有意地指点一些哨所给铁托看，好叫他明白，以下的路程都在开阔地带，哨所又到处都是，真还非他带路不可。铁托不得不请他再带一段。向导说：“当然可以，只要你再给300第纳尔。”
铁托不能不答应他。他还是走一阵，喝一阵，等他摇摇晃晃带到离边界不到100码的地方，他又故伎重演，不肯再走了。铁托很生气，决心不靠他，自己一人越境。
在一块路标处过境后，他想抄近路，结果迷了路，走进了深深的山谷中。他跌跌撞撞地摸出山来，好容易才看到一栋村舍。主人是个年老的农妇。铁托累极了，老妇人把他带到一个草堆旁，由他睡去。这一觉从早晨直睡到中午。在老妇人家吃了顿饭，铁托又上了路。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几声枪响。过了一会，只见几个带着枪，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其中一个人厉声喝道：“站住！”
这些人并不是边境警卫，他们衣袖上戴着卐字臂章，是一伙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铁托上前解释，是南斯拉夫的旅行者。那伙人不容他多说，命令他回去。他只好转过身来，重新往边境走去。
原来，正是这一天奥地利总理陶尔夫斯在维也纳被刺，纳粹分子企图在全国趁机夺权。这个偏远的村子也发生了战斗，纳粹分子正跟政府军交手。
铁托等到看不见那伙人后，改变了方向，朝克拉根富特走去。不料这里也在打仗，一支政府军小分队拦住了他。此地已过了登山者可以通行的8英里以外的范围。铁托向他们解释，他本想回到南斯拉夫的耶塞尼策去的，因为路遇纳粹分子，只好绕道这里。小分队没有为难他，让他走了。走到策洛维奇车站，他乘上了一列去维也纳的火车。
铁托找到了南共中央。米兰、戈尔基奇、弗拉基米尔、乔皮奇都在那里。戈尔基奇是乌克兰人，年约30岁，身材高大，一头红发。他1918年参加了青年运动，1922年起就一直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当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地区分离出去时，他自己选择了南斯拉夫国籍。1932年，共产国际任命他为南共书记。
中央委员们围着铁托，如饥似渴地听他介绍国内情况。铁托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一切，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央设在国外不利于领导斗争和不易联系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了他们。
在维也纳期间，铁托参加了中央的工作。几个星期以后，中央派他回国筹备召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党代会，并为全南斯拉夫的党代会作准备。这意味着他参与了党的最重要活动的领导工作。
铁托按照来时的路线回到南斯拉夫。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备这两个代表大会的工作中。他曾将工作进展报告给中央：
年轻的代表们对婚礼 （指代表大会）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 种事情，外地来的代表也一样，这足以说明人们对这次婚礼的重视。从省里来的代表们提出的报告说明党的组织已经深深地扎了根，例如锡萨克已有60名党员，周围农村也有这样多的党员……
报告中，铁托还谈到了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议在发展党员时不要过于谨慎。
克罗地亚的工作完成之后，他随即去卢布尔雅那筹备斯洛文尼亚的党代会。
斯洛文尼亚的这次大会对这个地区，乃至全国的斗争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铁托为它起草的报告后来成为南共进行国内革命的指导思想。报告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进行的政策和策略。
大会是1934年9月在斯洛文尼亚大主教罗兹曼的夏季别墅里举行的。主教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不和，他不愿意跟这位兄弟住在一起，便叫他搬到这所郊外的大房子来住。别墅有好几个工匠是南共党员，他们把罗兹曼兄弟拉了过来，为代表大会提供了这么一个既安全又便利的会场。大会代表30人，会开了两天两夜，代表们吃住都在别墅里。主教兄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招待这帮神秘的客人。桌上铺上了雪白的桌布，摆着晶亮的玻璃杯和印有主教纹章的碟子。
在这次大会上，铁托第一次同爱德华·卡德尔见面。卡德尔比铁托小20岁，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不多说话。他被捕的经历足以说明他的人品，铁托对卡德尔产生了很好的印象。铁托说，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干了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夸夸其谈的人很难取信于他。而“卡德尔同志是个很安静的同志，也正是他的沉静使我产生了最深刻的 印象。在许多人受到宗派主义影响时，他仍然是个忠实的革命者。”
两个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铁托被召去维也纳汇报工作。通过他的努力，中央的权威在逐步恢复。中央对铁托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感到满意。
回国前，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具体负责第四次全国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铁托回国没几天，1934年10月9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亚历山大国王在法国被刺。暗杀是克罗地亚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干的。王国政府立刻在全国采取了紧急措施，并趁机加紧了反共活动。
铁托在国内已有危险，中央委员会指示他立刻取道维也纳去苏联。
由于边境也被严加控制，用老办法越境不太可能。他决定冒用一个捷克工程师的护照，贴上假照片，并伪造了签证。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假证件，他总觉得护照伪造得不太像真的，一路上惴惴不安。
他乘火车离开南斯拉夫，与他同座的是一位奥地利妇女，她还带了一个婴儿。列车到达边境车站耶塞尼策时，警察上来检查。这时那个奥地利妇女站起来，请铁托帮她抱一下孩子。铁托接过孩子，把他放在膝盖上，一只手去掏护照。恰好，这孩子突然撒尿，弄湿了他的裤子。他把孩子高高举起，尿水一滴滴往下洒落。警察见到这场面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略有松弛。警察边笑边匆匆看了一下他一只手递过来的护照，盖上章还给他就走了。铁托安全到达维也纳。
中央原本决定派铁托去工会国际工作，因故没有成行，后改为派驻共产国际工作，处理南斯拉夫事务。而在国内，与此同时，1934年 12月，由铁托具体筹备的第四次党代会在卢布尔雅那召开。大会选出了以戈尔基奇为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铁托正式进入中委，并进入中央政治局。
但他们两人并未出席会议。
就在铁托准备前往莫斯科之前，又出了点意外情况。他在维也纳是租了一个犹太老女人的房子住的。房间在4楼，他不想去警察局登记暂住，免得惹麻烦。这天他坐在房里清理文件，突然，有人敲门。是一位邻居，他说屋里有煤气。的确有煤气，而且气味很浓，铁托也嗅到了。
其他房客也走出来，他们一起到了厨房，煤气是从那里出来的。结果他们看到房东的女儿倒在地上。她企图自杀，此时已昏迷过去。铁托将她抱起来，送到自己房间，替她做人工呼吸。这时，屋里挤满了人，地上，桌上到处散落着各种文件和报告。忙乱中也来不及收拾。恰恰这时警察来了，为了那女人的事，他们需要取证，便问铁托，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什么公干？铁托一一照答，警察明白了，他是在帮助人家。幸好，他们没有注意到地上去，也没要看证件。等到急救站的医生来后，所有的人才离去。
铁托赶快收拾好文件，跟着走出了房门。他知道在某处咖啡店一定可以找到那犹太老妇人。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她。他把她女儿的情况告诉了她，并请她帮忙把他房间的东西包扎好，送到某处。老妇人如约办了这些事。晚上她把铁托的皮箱送来，并对他所遇到的事表示歉意。她告诉铁托，女儿已经苏醒过来了，原来她是在一家时装店工作，乘老板不在时偷了他的钱，被主人发觉后，感到丢人而行此下策的。铁托则暗自庆幸，此事没有给他招来牢狱之祸。
一切安排妥当，铁托动身去莫斯科。
3. 圣地莫斯科
火车进入苏联国土，时隔15年，铁托再次来到生活过5年之久的苏维埃大地。此时的铁托已是42岁的中年人，早过了易于激动的年龄。但是，当列车驶过边境上一个上面写着“向欧洲工人致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大拱门时，心中仍不免骤然升起一股敬意，产生一种即将进入崇高境界的感情。对于全世界的革命者来说，在他们历经恐怖、黑暗、流血、坐牢时，支持他们斗争下去的，就是他们通过苏联这个榜样，看到了自己斗争的前途。每一个革命者都把苏联看成是祖国，对铁托来说，这种感觉也许更加强烈。他回忆说：“1934年，我从监牢里出来后，当我在每个寂静的夜里倾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国际歌激动人心的曲调时，我是多么愉快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力量。”来到这个国家最初的一刻，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都那么亲切。车站月台上挂着革命导师的画像，宣传栏里贴着乌拉尔巨大工厂、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红场检阅的图片。革命者为苏联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铁托来到莫斯科，过去他曾路过彼得堡，却没有到过这里。共产国际的总部在离红场不远的马霍瓦伊大街，而其干部则多半住在高尔基大街的卢克斯旅馆。铁托到达后，向南共驻国际的代表弗拉基米尔·乔皮奇报到。卢克斯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老式旅馆，楼下有一个餐厅，铁托在这里得到一个小房间。旅馆的进门处，设有签证的地方，所有来人必须在此领取通行证，没有证的绝对不许入内。
铁托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候补委员兼南斯拉夫报告人。
他今后的工作就是在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皮克领导下的巴尔干书记处主管南斯拉夫事务。人们给他起了个新名字——瓦尔特。
巴尔干书记处管辖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党。共产国际的领导就是通过若干个这种按国家地域划分的书记处进行的。各国党的问题先在书记处讨论，然后再拿到共产国际的会议上讨论。书记处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主席是保加利亚著名的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由于他在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中，在莱比锡审讯时的光辉表现，更由于在工作中目睹了季米特洛夫的人格和作风，铁托对他非常敬仰。此外他跟皮克也很谈得来。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是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捷克的哥特瓦尔德、西班牙的迪亚士。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是在卢克斯旅馆的浴室相遇的。在共产国际，铁托只见过一次斯大林。那是在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斯大林坐在一根大理石柱子的后面，人们私下里都叫他老板。尽管共产国际的工作路线都是秉承斯大林的意志，但是斯大林却很少在这里露面。
1935年以前，共产国际的指示给南斯拉夫革命带来了损害，但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犯错误的”，错误都是各国党的。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南国内得不到执行，即使是南共中央也推不动下面的工作，为此，共产国际已撤销过两位南共书记的职务。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铁托明显地感觉到了，这里没有南共的地位。
果然有一天，季米特洛夫问他：“瓦尔特，你说，你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党组织？”原来他是从南共的报告中感到南斯拉夫国内没有党的组织，而只有一个在维也纳的中央，同时，这个中央又不团结。这确是叫人瞧不起的。铁托回答他：“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据维也纳的领导来判断我们党。我们国内，在基层存在党的组织，党员在尽其所能进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我收到了报告，我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工人。但是我得告诉你，国内的党组织对领导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他们认为，中央派人联络之后，不久就有许多人被捕。国外去的人被捕后表现很差，由于他们的原因，一系列组织遭到破坏，因此，国内组织对现居高位的领导无法信任。”铁托的话使季米特洛夫大吃一惊。他想到必须寻求一个解决办法。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会议提出了组成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问题。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孤军奋斗转到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路线上来，它给国际共运带来了新的活力。
不过，从筹备这次大会，到大会的召开，铁托也感觉到了这个机构内部存在的问题。
南共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本来是提名瓦尔特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可是，一天乔皮奇突然向代表团成员通报，共产国际对南共提名的候选人不满，认为这是对南共书记戈尔基奇的不信任 （其实戈尔基奇自己也 投票选瓦尔特）。而戈尔基奇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么，这也是对共产国际不信任。代表团不得已，只得表示，瓦尔特与戈尔基奇不存在任何矛盾，同意改变提名。这事令铁托尤其难堪，其实他并没有任何背后活动。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共产国际是如何干涉一个党的内部事务的。
共产国际要求提名戈尔基奇可能是执委会书记、俄国人马努伊尔斯基建议的。他与铁托本人并无任何恩怨，只是他们不太熟悉。后来相处日久，他们之间关系才比较融洽。可是当时的铁托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而戈尔基奇声望要高一些。
戈尔基奇被提名也不过只当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其他的南共领导则一个也未进执委会，这反应出南共的地位，共产国际将南共当成一个弱小的党，它还没有资格进入执委会。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很少上街游逛，他的活动天地几乎限于马霍瓦伊街的办公室到卢克斯旅馆的路上。过去在国内难得有在莫斯科这样的条件看书学习。坐牢时，监狱中有时间却没有好书；出狱后即使能弄到书也没时间。现在这两个条件都有了。他不想去参加党校的正规学习，认为自学可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每个人都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铁托首先选学了经济和哲学，同时也对军事理论产生了兴趣。伏龙芝、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著作他都深感兴趣。铁托在军事方面的才干在这段时期的学习中增进不少。为他后来领导解放战争打下了基础。
七大结束后，铁托随同代表团游历了苏联的部分地区。他们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看到了某些阴暗面。无疑这些事情给他的印象对他今后在南斯拉夫的做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起参观的还有3个南斯拉夫人。他们对所看到的现象感到失望，尤其是在集体农庄，看到那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还差，不能不使他们感到迷惑。但是铁托还是劝他们回去后不要谈这些事。他曾经回忆说：“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许多事情是错误的，我亲眼看见许多个人野心和排挤打击的事情。我同集体农庄庄员谈话时注意到当他们想讲些什么的时候，互相轻撞胳臂示意，吞吞吐吐。当大清洗发生的时候，我不在莫斯科，但是甚至在1935年，逮捕还没有结束，而那些逮捕别人的人后来自己也被捕了，一夜之间，人就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逮捕甚至降临到季米特洛夫头上，他的姐夫伏尔科·契尔文科夫怕被逮捕，躲在自己家里逃避内务人民委员部。我在那时看到了所有这些事情，只是原因还不像今天这样清楚，那时，我的革命职责是不予批评，不去帮助外国的宣传来攻击这个国家。这是惟一实现了革命的国家，在那里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也许会指责我缺乏勇气。不，我认为没有人会这么说，那时，我们许多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要损害国际共运的进一步发展。我和许多别的人一样，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内部问题，它会逐渐澄清的……对在莫斯科所见的一切，我从内心感到厌恶……”可以说，这就是铁托后来在南斯拉夫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的思想根源。
1935年5月，亚历山大国王被刺后，南斯拉夫进行了一次选举，由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组成新一届政府。新政府对共产党的迫害并未放松。从1935年底到1936年3月，它在国内逮捕了大约1000名共产党人，党的各个省委几乎全体成员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都被捕了，党的特科被破坏。
斗争形势加剧了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中央重新出现了小集团活动。乔皮奇等人在维也纳（后移到布拉格）开了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戈尔基奇和铁托因在苏联，没有参加。会议的决议表明了，南共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没有真正的理解，它还在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共产国际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干预，废除了全会的决议，并决定改组南共中央，任命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指定戈尔基奇为总书记，铁托为组织书记。新的中央决定派铁托回国，在国内为组建国内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并对国内党的工作负责。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铁托心里明白。要改造党，还有三项工作必须去做：第一，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应回国；第二，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指示；第三，必须摆脱外界在金钱上的援助。铁托把自己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想法跟季米特洛夫谈过。对第一点，季米特洛夫赞同铁托的建议，而马努伊尔斯基等人则只部分同意，结果就让南共政治局一半成员，以铁托为首回国工作，以总书记为首的另一半成员则留在巴黎。对第三个问题，季米特洛夫完全同意铁托的看法。铁托认为，党的领导必须与党员群众保持接触，如果从外界得到钱，从莫斯科拿津贴，只会使干部堕落。党得到这笔钱不是用来搞宣传，而是发工资，钱在上层就分掉了，工资还相当高，一个中央委员一月2000法郎。身居国外，拿着高薪，又不冒任何危险，这些钱成了党内产生派别的根源之一。
铁托说：“没有一件事比从外面得到金钱更挫伤斗争锐气的。”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断绝外界资助，意味着南共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4. 清洗污秽
1936年深秋，铁托取道波兰回国。回国前他已经熟悉了党内派别斗争的那一套，因此，他不能不提防来自同一营垒的暗箭。他回国的护照是戈尔基奇给他准备的。戈尔基奇早就跟他有分歧，因此，铁托没有用这个护照，也没有按他指定的路线回国，而是自己另搞了一本护照，走了不同的道路回国的。后来，从戈尔基奇那里得到护照的其他同志在过南境时被捕了。
回到萨格勒布，党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整个克罗地亚地方委员会的一百五十多名委员全都被捕。铁托的重建工作不得不与从贝尔格莱德召来的同志商议，密洛凡·吉拉斯就这样被派到萨格勒布来与铁托接头。
吉拉斯回忆说：“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路上提防着警探的跟踪。我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瘦而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
吉拉斯感到，这位中央委员的相貌好熟悉，但却想不起来他是谁。
铁托问了吉拉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向他宣传了自己的组织纲领。为了避免过去那种建立组织——遭到破坏——重建组织——又遭破坏的结局，铁托指示，应该在工厂、车间、学校受到当局信任的人中选择党的干部。而不应该再在民主运动中知名的人士中培养干部了。党的干部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青年工作上，青年人与过去党内的派别较少有瓜葛。按照这条方针，在后来形成的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中，除了铁托本人外，其成员都是比他小二十岁的年轻人。
铁托要吉拉斯从贝尔格莱德挑选一名同志来领导青年工作。
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吉拉斯竭力回想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中央委员。终于他想起是见过这个人的一幅画像，对了，是莫沙·皮雅杰画的一幅人物肖像，那是他们同时坐牢时画的。皮雅杰曾告诉他，那个人叫约瑟夫·布罗兹。
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找到了兰科维奇，与他一起商定，派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洛拉·里巴尔去萨格勒布。洛拉·里巴尔后来成了最受铁托赏识的革命家之一。几天之后，吉拉斯带着洛拉·里巴尔来到萨格勒布。
吉拉斯对铁托提起画像的事：“同志，我早就见过你。”铁托一怔。吉拉斯继续说：“那是你坐监狱时，莫沙·皮雅杰给你画的一幅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
铁托笑着，挥了挥手，表示不要谈这些事了。他们一起讨论了组织塞尔维亚志愿军赴西班牙。当时，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愤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威胁已逼近了南斯拉夫，人民把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当做对法西斯威胁的回答。
组织大批人到西班牙去，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为了直接领导输送志愿军的工作，铁托在1937年曾多次到巴黎，这里是去西班牙的必经之地。
有一次从法国返回南斯拉夫的途中，他又一次险遭逮捕。这次是在德国：
离开巴黎之前，有人给他弄了个新的护照。由于太疲倦，他竟没有仔细看看这份护照，熟悉一下自己新的“身份”，上火车便打起瞌睡来了。当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后，希特勒的边防警察开始检查护照。一个警官拿过铁托递来的护照，问他叫什么名字，铁托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护照主人的名字。德国警察紧追不放，一再重复问他：“Ihr Name？（你的名字）”铁托一时语塞，干脆装起傻来，听不懂德语。磨了老半天，他终于想起来，那是个捷克工程师的名字。这才用捷克语问旁边的一位乘客：“警察要什么？……哦，我的名字……”就这样总算过了关。
组织志愿军的动员工作相当顺利。志愿军人数在不断增加。但这给输送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总书记戈尔基奇决定花70万法郎从马赛租一条船到南斯拉夫跑一趟，接运滞留在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一千多名志愿者直接去西班牙。戈尔基奇请管道工出身的阿道夫·穆克负责输送工作。这实际上是一次偷渡，可又一点没注意保密，在马赛，这条船的使命简直尽人皆知。
当“科西嘉”号抵门的内哥罗海域时，那一千多名偷渡者正等在海边的山上。夜幕降临时，船上发出了讯号，志愿军人员可以划小船登上远离海岸的大船。但是那晚的风浪太大，小船不敢远行，大船又不敢靠近，登船行动只好推迟一天。第二天，正准备按计划执行时，警察的巡逻艇发现了他们。大船停止向预定的地点前进。警察登上船来进行搜查。
阿道夫·穆克在船上，他扮成个法国水手。警察的出现把他吓呆了，他本来可以跳入水中逃脱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船上束手就擒。后来他出卖了策划这次行动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岸上的志愿军也被警察包围，多数人被捕。
共产国际要求南共中央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戈尔基奇在责难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内战中作出了很大牺牲，一干五百多名志愿军约有一半人战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伤，350人在共和军失败后被俘，关入集中营。后来他们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为二次大战中南共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其中有24人是南共军队的高级将领，4人成为4个集团军司令。铁托说，他本来也想去当志愿军的，但共产国际不同意。
1937年夏天，设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让戈尔基奇去一趟莫斯科。这个时候正是苏联进行又一次肃反的高潮。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尔基奇的一本小册子。随后又听说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兰妻子以间谍罪名被捕。几个月以后，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撤销南共总书记职务，由铁托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铁托因此转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捕，共产国际已觉察了他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向共产国际递送假情报，他的情报来源主要是从一个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那里赶制出来的，无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册子。戈尔基奇跟国内联系的都是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而在党内则妨碍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季米特洛夫还通知铁托，已任命他为临时总书记，南共中央委员会应全部更换。
铁托感觉到了，共产国际将问题看得很严重，南斯拉夫共产党有被解散的危险。
铁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后，迫切希望回到国内领导工作，自从他去年8月离开国内后，还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去指导过工作，而国内新成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组织，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关押在狱中的党员中存在的派别活动等问题，加之国际形势，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临近，等等，都在等着解决。这个时候，恰逢《联共〈布〉党史》出版，铁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项新的任务——翻译这本书，翻译工作起先是由他和乔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组成的编译小组进行的，可是，译完第一章后，乔皮奇和另一个人就被捕了，铁托不得不一个人译完这本书。翻译工作花去了他三个月的时间。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尔基奇被捕了，接着几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够找到的只有乔皮奇和一位塞尔维亚教师。莫斯科什么人都怀疑，铁托也曾在这里工作过，但那段时期他除了办公室和旅馆外，哪里也不去，有时间就看书，与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没有特殊的联系，正是这一点，没有招致莫斯科的怀疑。但是现在，他也差一点遭到别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莱蒂奇是黑山的共产党员，宗派主义分子。在国内被警方逮捕后，在米特罗维察监狱纠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边，跟莫沙·皮雅杰这样一批老革命家闹对立，给狱中的党组织制造分裂，并竭力将这种宗派活动扩散到狱外。他们的做法遭到了铁托的反对。铁托应召到莫斯科时，他出狱了。巴尔干书记处的一批保加利亚人设法将米莱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国人，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在写东西揭露铁托是托洛茨基分子。说他翻译的《联共〈布〉党史》中塞进了托洛茨基的私货。铁托闻讯后即去找巴尔干书记处的保加利亚人。
那些人说，米莱蒂奇已经向他们交了报告，他们将讨论这份报告，并允许铁托出席讨论。铁托气愤地说：“我当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况就变了。干部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已被捕，苏联内务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况，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细，出卖了很多人，而警方则把他打扮成共产党的英雄，更便于为警方效力。果然这次他又在内部陷害铁托，但是没有得逞，内务部连同他的报告一起收走了。铁托心满意足地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可他还一点不知情，显得很高兴。等铁托告诉他，米莱蒂奇被带走了，他才吓得一脸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肯定知道，这人是他弄来的，在莫斯科，这将要牵扯他到什么程度。
这一切过去之后，铁托去见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国。他说，领导必须在国内，而不应在国外。季米特洛夫说：“什么领导？瓦尔特，只剩下你了，你应当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因为已经在谈论解散南共。”（当时波兰党已经解散）。铁托深切感谢季米特洛夫对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没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护了他。
1938年初，铁托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了，不是去国内，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个加拿大护照，用的是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麦警察用英语询问铁托。铁托的英语并不好，刚开始学。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个加拿大人，便笑着对他说：“同志，下次用加拿大护照之前，要把英语先学好。”铁托也笑了起来，幸好这名警察是位社会民主党人。
到达巴黎后，铁托开展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改组中央。对改组，铁托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设在国内，这一条，他曾多次向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写信，阐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应由国内的同志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应由工人占多数 （国外的知识分子他只推荐乔皮奇和马斯拉里奇两人）。在 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铁托对巴黎的原中央委员逐一谈了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大多数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坚定地认为，党的领导工作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为了防止宗派主义，也为了便于公开活动，这些干部都应是与旧中央较少联系、在警察局还未挂号的年轻的革命家，他们是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里巴尔、拉德·康察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莫沙·皮雅杰等人。
在中央未迁回国内之前，铁托就已派人在国内建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已经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塞尔维亚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要城镇已建立了党组织，伏伊伏丁那党的组织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机关报 《无产者 报》也正在准备复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党组织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只遭到过两次破坏。而两次破坏都与米莱蒂奇的活动有关，这跟以前党组织不断建立、不断遭破坏已是大不相同了。
这时的欧洲，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由于南共在对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整个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运动正在热烈地开展，南共在国内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国内党的临时领导机构是团结的。表壮不如里壮，一个党，内部团结一致，坚强如钢，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铁托以后将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
1939年初，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铁托的汇报后，决定由南共领导发表一封致全体党员的信，向他们介绍领导班子最近发生的情况，号召全党同派别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争取党的团结。接着，3月和6月，南共召开了两次会议，进一步肃清了宗派主义的影响。
从此以后，党的力量得到增强，队伍迅速扩大。铁托任总书记之初，南共有6000名党员，一年时间，发展到12000名党员，人数翻了一番。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里巴尔的组织下，也取得了同样的发展。党的最高领导层，除了铁托、皮雅杰几人外，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与昔日的派别斗争没有渊源，与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没有那种老于世故、工于心计的“成熟”，他们生气勃勃，与国内的斗争血肉相连。这个领导层对铁托有一种特殊的亲敬；他们都称他为“stari”（老者、年长者，相当于中文“×老”）。
1940年10月，南共五大在萨格勒布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05名。
这次会议是南共党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南共从此是一个巩固的、团结的政党，派别活动已经消灭。同时它既是一个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又是个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革命组织。这次会议不仅对全党，而且对全国人民准备好迎接行将发生的战争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顺利召开的事实本身也证实了南共已在内部清除了污秽。会议是在警察眼皮底下举行的，可是，开了几天会，又办了三周训练班，一连几十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党的领导人竟无一人被捕。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幢房子，解放后改建成了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