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百废待兴
战争结束了。铁托曾回忆说，那一刻他最先想到的是战前的一件事。
那是1939年，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思乡之情非常强烈。他怀念他的故乡，怀念他的兄弟姊妹和乡邻乡亲。因此，一天傍晚，他悄悄地回了一趟库姆罗维茨。他说：“我溜进了我的旧宅的果园里，看着干完了一天活计的库姆罗维茨人。这个乡村看上去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幼年时代的村庄一样。库姆罗维茨村和它的泥泞的道路仍在那里，还有它的漂亮的房舍；苏特拉河蜿蜒曲折地流过牧场，那里曾是我放牧的地方；在我眼前出现了拖着沉重的靴子、衣衫褴褛和被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农民。居住在这块土地和苦难中的我们的祖祖辈辈生活是少有改变的。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都不在库姆罗维茨了，因为这里没有东西能留住他们，没有能吃饱肚子的面包。当我在落日余晖下对着村庄出神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些狭小的木头房子里仍然有忍饥挨饿的儿童们，就像我的兄弟姊妹曾经历过的一样。他们有一天也许为追求较好的生活也会离开这里。
“夜幕降临之前，我一直呆在果园里。狗从村子的一头到另一头不停地叫。我在默想着许多世代以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粗野愚昧和落后，憧憬着库姆罗维茨和南斯拉夫千万个同样的村镇最终能从肮脏穷困中挣脱出来，那时村镇的年轻人能有一个平等的生活机会，能过上愉快的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养家活口。
“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的东西，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我们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仅仅是个开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是想象不到的，有极大的困难。
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外，我们一无所有。过去几个月内，我走遍全国。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你走上100多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发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啊！到处都在要钉子、要木板，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德国人几乎把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全部毁坏了。他们把枕木像一根根火柴一样拆了下来。沿路一片破败景象。铁路两旁尽是弯曲的路轨、断了的枕木和洗劫一空的车站。不到两个月时间，全线通车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日夜工作，直到第一列火车在这两个主要城市间行驶。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品质，它将帮助我们克服甚至更大的困难，为国家将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修复战争的创伤还只是一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生的政权还有待巩固。在战争期间，犯有严重罪行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现在还逍遥法外。
1944年，米哈伊洛维奇随同德国人逃窜到波斯尼亚中部。他的部属还有几千人。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内部产生了很大混乱。这个时候，米哈伊洛维奇竟还相信，他在塞尔维亚还是有基础的，那里的人民支持他。因此，他不打算逃出国境，时刻想打回塞尔维亚。
1945年4月，当他失去德国人的保护后，就带着他的部属向塞尔维亚转移。这时人民解放军正集中力量对德国实施最后打击。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仅受到一些地方部队的阻截。但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缺衣少食，已经残败不堪了。5月12日，他们在苏捷斯卡河谷受到猛烈攻击，他的随从只剩下一百多人，所有的电台、装备都丢了。他带着余部狼狈逃窜，几天后又遭到第二次伏击，身边只剩下17个人。他随身带的财物仅有250英镑，这时也不得不拿出来分给了这些人。他们就像做贼一样，到处流窜，逃避追捕。他们常常在进村找食物时，被当地民兵发现，只得饿着肚子逃跑，就像被猎人追逐的野兽一样，又惊又饿。有一天，他们逃到了德维塔克山，白天躲着不出来，天黑后派了几个人下山到村子里买粮食。当他们烧了饭，准备吃的时候，村子里响起了枪声，他们顾不得吃饭，只得拔脚又跑。这一躲又是两天两夜。等到第三个晚上再次下山，到了另一个村子，想买一个村妇的奶牛，但她不愿卖，就强行把那头牛牵来杀了。几天来，这才总算吃了顿饭。于是他们又向前走，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走了几天，最后见到一座村庄。他们进村去买了玉米和面粉，可是不等弄熟，追捕的人又来了。一听到枪响，他们仍旧躲进山里。
这样的日子大家实在不想过了，好几个人都开了溜。米哈伊洛维奇身边只剩下4个人了。他带着这几个人到了维塞格勒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决定躲藏一个时期。他给自己在小树林里挖了个小洞，洞底铺了些草。因为不敢生火，白天他就躲在洞里挨冻，晚上溜进村中的房子里去，遇到可疑情况连晚上也不敢进村。1946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从洞里爬出来溜进村子里，刚进房门即被捕获。这时的他头发蓬松，又脏又瘦，已经饿得半死。
米哈伊洛维奇被押往贝尔格莱德。1946年7月对他进行了公审。在法庭上，他拒绝了对他的起诉。但是档案材料无可辩驳地表明，他是怎样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合作，共同对付游击队的。他签署的作战命令俱在。那些被切特尼克杀害的人的亲属出庭作证。法庭根据他的罪行，处以死刑。米哈伊洛维奇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宽恕。但是他给南斯拉夫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数以万计的人民直接死于他的罪行之下。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他是不能得到宽恕的。
除了巩固政权外，新生的南斯拉夫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经济转轨的问题。
在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大多数的工厂都曾为解放战争服务，工厂的所有者都愿意为反侵略战争出力。那时很多工厂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有了，因此解放后，对工业实行国有化政策的条件比较成熟。另一方面，政府在安排工厂主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他们或是留厂或是安排到另一个同类性质的企业中担任经理、工程师之类的职务。
在农业方面，土地得到重新分配，不容许有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最高限额是每人不超过60英亩，他们对实行集体化政策也比较稳妥慎重，而且有很多措施在战争期间的解放区就已实行，因此战后的改革就比较容易得到人民的理解。
在外交方面，南斯拉夫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南共在战后初期支持希腊的反政府武装，危及了西方的利益；加上要求归还的里雅斯特统一国土的问题；逃亡到外国的叛国分子得到外国庇护以及企图复辟旧王朝的问题；战时运到美国的黄金被冻结，以作为美国人在南斯拉夫的资产在战争期间遭受损失的赔偿问题；盟国扣留德国人在战时抢走的南斯拉夫多瑙河船队不还，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战争刚一结束，南斯拉夫就与西方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特别是当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南斯拉夫人对西方不满时，美国空军的飞机却无视这个国家的主权，常常成群结队地飞越南斯拉夫领空，这更激怒了南斯拉夫的公众情绪，南斯拉夫人民决不容许这种明目张胆的冒犯。尽管通过外交途径向美英政府提出了无数次抗议照会，但是此类事件仍层出不穷。南斯拉夫空军不得不于这一年的8月9日迎击入侵领空的飞机。一架美机被击落，一架被迫降，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到了顶点。当时外界看到此时美国人在日本空投两颗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南斯拉夫竟敢跟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在空中交手，那无非是仗了苏联的势，铁托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走卒，南斯拉夫不过是苏联卫星国中最死心塌地的一个。
然而，只有南斯拉夫领导人心里清楚，他们当时处于一个多么艰难的境况之中。
2. 南苏冲突
南斯拉夫人民多年来对苏联一直怀着美好的向往，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一直尊奉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它教导人民，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南斯拉夫奋力争取的前途。即使在战争前阶段，南斯拉夫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种信念。
但是战后，南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了，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冲突。
早在战争开始阶段，游击队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斗争的时刻，南共谋求莫斯科给以援助，这种援助却一直得不到。相反，此时苏联与流亡国外的王国政府却保持密切联系，并一再指示南共与王国政府协调关系。
1943年，南斯拉夫召开第二次反法西斯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流亡政府，禁止国王回国，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苏联对此的反应比西方还要激烈。战争后期，南共又获悉苏联与英国达成战后处理南斯拉夫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各方的压力下，铁托与国王彼得的代表苏巴塞奇举行会谈，被迫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一事证实了有这么一项协议的猜测。
早在1944年11月，斯大林曾邀请铁托和苏巴塞奇一起去莫斯科见他。铁托因事太多，或者也许是他意识到了叫苏巴塞奇一起去，不会是什么好事。为了避免当场作出某些表态，铁托找了卡德尔，说：“你明天就与苏巴塞奇去一趟莫斯科，跟斯大林会谈。他们催得很急。”卡德尔一点也没有准备、甚至连衣服都没有一套像样的。他穿着游击队的服装和一双补过的靴子就出发了。国王的代表苏巴塞奇则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同前往。在莫斯科，卡德尔尝够了穿着寒酸站在衣冠楚楚的人旁边的那份羞辱，莫斯科把场面、礼仪安排得非常隆重，可是越这样越令人难堪。然而更令人难堪的还是斯大林的谈话。他对苏巴塞奇是一副样子，对卡德尔又是一副样子。
斯大林邀请他们来的目的是做戏给丘吉尔看：他在真实地履行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劝说南共接受国王。当着苏巴塞奇的面，斯大林批评南共心胸狭窄，是宗派分子，容不得彼得国王回国。他说在当今时代，国王根本不起多大作用，仅仅是个象征。罗马尼亚同他们的国王米哈依洛的问题不是解决得很好吗？
卡德尔反驳说，米哈依洛与彼得不同。米哈依洛只是在战争中站在希特勒一边，而彼得则是与切特尼克的暴行、与占领军与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背叛了他的人民，背叛了祖国。让他回国就是对人民4年多来的斗争的否定。
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就把话题一转，问南斯拉夫有多少游击队。
卡德尔有意回答道：“有30万正规军。”斯大林一笑，把手一挥：“什么30万？我知道你们这些游击队，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有这种情况。我们问那里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回答说3000人，而当我们派军官去领导这些游击队时，结果最多的才几百人，有的还要少些。此外，你们的游击队打得不好，他们还没有闻够火药味。看看保加利亚人吧，那才叫军队。”这话卡德尔听了气得发抖。苏巴塞奇听了自然觉得舒服，他巴不得把南共说得一钱不值。
接着话题又回到王国政府的问题。斯大林“开导”卡德尔：“你们不光是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不能像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事，必须考虑到整个盟国间的团结。”卡德尔表示，南斯拉夫为维护团结是准备作出一定牺牲的，这就是与王国代表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的原因。但是南斯拉夫不能作出人民无法接受的让步。
整个会谈过程中，苏巴塞奇没有讲几句话。卡德尔说：“他也没有必要说话，斯大林维护他的观点比他本人做得还要出色。”
卡德尔的莫斯科之行给南共领导人心中对战后得到国际承认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美好感情仍然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情况变了，苏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那人们是很容易回忆起这些不快的往事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是惟一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不同于在苏联坦克护送下回国掌权的其他东欧国家。南共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它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苏共领导不愿意在同一阵营内有跟它平起平坐的伙伴。同时，苏共领导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优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利益，哪怕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做法常常损害了这些兄弟国家的利益。
1946年，铁托率兰科维奇、基德里奇、波波维奇等人访问莫斯科。
从礼节上来说，这次访问可说是南斯拉夫人在苏联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了他们，5月27日晚上，铁托一行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在房间里等着。他们进去后，斯大林起身，非常愉快地跟每一个人握手。铁托将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给他。斯大林听着介绍，注意观察每一个人。随后他对莫洛托夫说：“瞧，他们是多么英俊、健壮的人，一个强大的民族。”
铁托此行是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的事。斯大林显得非常爽快慷慨。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邀请铁托一行到他家去做客。这是一次盛情的款待，以后这样的机会就再轮不到南斯拉夫人了。
铁托等人来到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在这里，他们是贝利亚、日丹诺夫、布尔加宁。斯大林的别墅简单朴素，但是非常干净、整洁，房间里没有豪华的装饰，也没有不必要的多余的家具。大家在长桌边就坐后，一个体态丰满的中年妇女端来用银制餐具盛着的食物，那多是斯大林家乡格鲁吉亚口味的食品，大家各自取用自己的一份。
斯大林端起一杯里面放着一个又红又热的辣椒的伏特加给大家斟酒。带着斯大林风格的晚宴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话题是谈论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斯大林说，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是一个理论家，是个会写文章的教授，但不善于组织行动，欠缺领导才能。
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是个大好人，但是缺乏斗争性，“一条不咬人的狗在它吓唬人的时候也要呲牙，他甚至牙都不会呲一下。”德国的皮克已经老眼昏花，最多能拍拍人家的肩，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但对如何领导人们走向确定的目标却茫然无知。得到斯大林赞扬的只有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士，可惜他死去了，而伊巴露丽却不能像迪亚士一样，领导西共走出国境。
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只能是大家洗耳恭听斯大林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客人们是不愿多嘴的。
已经到了下半夜了，斯大林说够了，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房子一角，打开了留声机。他喜欢俄罗斯的民间音乐，唱片都是他自己挑自己放，并且跟着唱片，轻轻地哼，然后就和着节拍跳起舞来。其他的苏联人对他喝彩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你的身体多么棒啊！”
斯大林顿时消沉下来，说：“哦，不，不，我活不长了，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了。”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等人连忙说：“不，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我们需要你，你还要长久活下去。”斯大林摇摇头：
“不，不，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他把脸转向铁托，又说：“铁 托应该善自珍重，以免不测。因为我不会活很久了，而他将为欧洲而活着。丘吉尔对我说起过铁托，他说铁托是个好人，他重复了三次，我最后回答他，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这样说，他必定是个好人，我将尽我 所能去了解他。’”他举起一小杯酒，建议为他同铁托的友谊干杯。喝完酒，他将双手插到铁托的两肋下，跟着唱片音乐的节奏把铁托抱起、放下，抱起、放下，重复了3遍。他又发出爽朗的笑声：“啊哈，我仍旧有劲呢！”然后他邀请所有的客人同他喝一杯友谊酒。他对波波维奇说：“塞尔维亚人，到这里来。”波波维奇左手拿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斯大林轻轻地敲了一下他拿酒杯的手说：“喝友谊酒要用右手。”他同每一个碰杯的人都说了一两句话。轮到兰科维奇 （南内务部长）时，他 指着他的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说：“你要留心他。”然后又对贝利亚说：
“你们两个谁能将对方诱入圈套呢？”
这顿晚饭直吃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能得到斯大林这样款待的人应该是倍感荣幸了，而这次出访，铁托他们就享受了两次同样的“殊荣”。第二次是与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等人一起参加的。那次晚餐话题是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铁托他们明显地觉察出来，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斯大林是如何贬低共产国际的工作的，给了季米特洛夫极大的难堪。喝酒中，他们又不断地揶揄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厚此薄彼，南斯拉夫人后来猜度，是有意在南保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以便将来操纵。在安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葬礼上，斯大林又突然从外宾台上将铁托请上主台，与苏共领导们站在一起，有意疏落了其他外宾。
铁托出访回来后，开始实施南苏经济全面合作。南斯拉夫人发现，苏联通过合作的目的是取得南斯拉夫的资源，而南斯拉夫人所希望的是通过合作实现国家工业化。苏方代表公开说：“你们要重工业干什么？
我们乌拉尔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同对，在具体洽谈每一个合作项目时，南斯拉夫人提供的资产价值总是被低估。最具典型意义的联合石油公司协议条款规定，在南开采石油，其地租不应算为南的股份，而在利润分配上，苏联人则要求计划应建立在营利的基础上，而不论外部市场价格条件如何。就是说苏方负盈不负亏。还有，苏联人要求它的产品应全部由公司处理，而这个公司在南境内亨有“治外法权”，它不受当地法律约束，也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石油工业凭此协议，将由苏联垄断。
其他的联合公司情况也类似，像苏南银行、联合钢铁公司、有色金属公司、航空运输公司、内河运输公司，等等。南方的资产是按照1938年的价格估算的，那是战前南经济最稳定的一年，第纳尔比值很高。但苏方投入的资产除了现金外，其他一切物资都是按1946年和1947年的价格估算的。而这是战后的最初年代，物价最贵的时期。仅此一项，苏联人就占了很大便宜。但这还不够，所有征用的南斯拉夫土地，苏联人都只同意承认一般的土地价格，不承认土地上原有设施或地下资源的价值。
多瑙河是南斯拉夫的一条主动脉。战前，南的内河航运就较发达，这是门很赚钱的行业，自南苏内河航运公司“尤斯帕德”成立两年多来，南斯拉夫从这条河流上就没有得到过它本应得到的便利了。按照苏方董事长定下的运价，在这条河上，南斯拉夫运送本国货物甚至比外国人用这个公司的船只运货多付百分之五十二的费用。
对这些经济上不平等的协议，南共领导人中已普遍啧有烦言。这也为苏联人觉察到了。后来，是斯大林主动向南斯拉夫提出，不再建立这类联合公司，它不适合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1947年初，斯大林向来访的南斯拉夫政府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说：“联合股份公司不是一种良好的合作形式，容易产生误解和纠葛，在一定程度上，那会危及南斯拉夫的独立，损害友好关系，这样的公司只适应卫星国。”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告诉斯大林，已经有两家运输公司建起来了。斯大林说：“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个公司不是生产性质的公司，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以其他的方式援助你们。”斯大林建议给他们援建一座炼铝厂和一座炼钢厂。他问卡德尔：“你们有什么计划？需要什么样生产能力的炼铝厂和钢铁厂？”卡德尔回答，过几天送上书面的计划报告书，同时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正是自己刚想提而未提的请求，他先说出来了，而且斯大林提出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更好，更合适，我们十分感谢你。”
果然，随后苏联就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135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偿付苏联准备向南供应的成套工业设备。
一切看来，苏联人都显得慷慨大方，只有参与其事的南斯拉夫人才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也是逐步明白的。当那些设备一点点运来时，南斯拉夫人发现，它们根本不像苏联人说的那样值钱。所有那13500万美元的物资真正价值80万美元，而且它的供货期限定得太长，不适合自己制定的发展计划。到后来，南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便中止了这一协定，那些正在建设的项目不得不半途而废，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很大损害。
在提供物资的同时，苏联还负责提供技术援助。苏联人规定，一切东西必须支付代价；支付的方式和金额由苏方决定；以美元为核算单位，按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结算账目。这些条件都是南斯拉夫难以接受的。更令南斯拉夫难以忍受的是，苏联利用技术援助，派遣顾问专家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这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的独立、安全、尊严和正常的秩序。
苏联人在南斯拉夫开展情报工作始于战争期间。随着第一批苏军代表团的到来，一些军官就开始在南斯拉夫物色能为他们所利用的人物了。这一工作是背着南斯拉夫当局进行的，尽管他们原可以从官方渠道得到他们所想了解的一切情报。但他们并不满足这点，他们更想在南内部安插自己的人。苏联军官使用了各种手段网罗情报人员，或是利用一些人对苏联的无限向往；或是用金钱、职位相引诱；或是用威吓的办法迫使就范。他们掌握了某些人的隐私，于是就利用这点来恐吓他，除非他同意为他们提供情报。南斯拉夫上自中央委员，下至普通职员，都有人被这些办法所俘获。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就是其中一例。
赫布朗战争期间曾在萨格勒布被乌斯塔沙警察逮捕。在拷打中，他招认了一切，并答应为乌斯塔沙情报机关和德国秘密警察服务。1942年秋，游击队跟乌斯塔沙交换俘虏，他被巧妙地安插在俘虏中放归游击队。
人们对他在狱中的表现毫无所知，以为他坚强不屈，因此，出狱后当上了克罗地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军攻克柏林，俄国人发现了赫布朗的档案。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方面也觉察到他有问题，询问苏联有关部门。苏联人没有将他们掌握的情况通报南方。卡德尔1946年同莫洛托夫会晤时告诉他，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在狱中的表现。莫洛托夫也默不作声。实际上，赫布朗正为苏联内务部所控制，身不由己地听命于莫斯科。
还有一位在南斯拉夫内务部供职的女机要员杜桑卡·佩罗维奇，她遇到的则是赤裸裸的要求。苏军代表团的一名上校斯捷潘诺夫1945年与她相识，并要她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佩罗维奇说这事要请示党组织。
斯捷潘诺夫表扬她是个好党员，说她这样做是对的，但在这件事上她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为了共同的斗争而去完成一些更崇高、更艰巨的任务有时得采取特殊的办法。这位上校还举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中一些著名的事例来增强他的说服力。他暗示，敌人可能藏在党的高层领导中。
一个人不应太相信一切，只有久经考验的苏联共产党才值得为之忠诚不二。也许他觉得自己说的太露骨了，又补充道：“当然，对铁托同志是没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所做的也都是应该的，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佩罗维奇坚持要向党组织报告。她觉得，既是正义的事业，又是为苏联服务，党组织不会拒绝帮助苏联人的。
战争末期，俄国人将他们俘虏的曾为德军作战的南斯拉夫人组成一个旅，开赴南斯拉夫战场。在返国之前，他们每人都得在一张苏联内务部的保证书上签字，同意为其工作。
此外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后，那些十月革命时逃到南斯拉夫来的白俄，统统都由苏联代表甄别审讯，在“为永久的母亲俄国服务”的口号下，他们也得签署一张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保证书。
苏联的情报工作渗透到经济部门，最突出的是在铁路系统。在修复多瑙河上的大铁桥时，苏联人诱骗了相当多的南斯拉夫工程技术人员为其情报机关服务，由此扩展开来，他们在整个铁路系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网。到后来，南苏冲突公开化后，这些人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是非常严重的。
苏联在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引起了南共领导的强烈不满，他们曾经利用各种方式表达过这种不满。他们告诉苏联人，有什么需要知道的，直接找南共党组织，他们将尽可能提供详尽的情报。
南苏关系恶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军人在南斯拉夫干下的一些严重违纪违法的事。战争末期红军在南斯拉夫北部跟德国人作战，他们为解放南斯拉夫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是值得人民永远感激和纪念的。但是他们并不能因此就有权在这块土地上胡作非为。当时苏军部队所经之处，都发生了很多起强奸妇女、抢劫杀人的案件。红军部队中的这些行为与南斯拉夫人民脑海里红军的形象对不起来，极大地损害了红军和苏联的声誉。起初，南共党组织还向人民解释，这只是个别情况。然而实际上这类案件每天有增无减。党组织的解说都显得那么虚伪可笑。这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据南斯拉夫方面反映，他们共接到1219起违法案件的报告，111起与杀人有关的案件，248起杀人既遂和未遂案件，1024起暴力抢劫案。这些案件中，比较典型的有：
在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中，利卡第6师一名女通讯员到前线送命令，路上被一个俄国上尉拦住施行强暴。在她反抗时，这名上尉用刀砍伤了她，趁她昏迷不醒时强奸了她。还有一名南斯拉夫公民邀请一批俄国人去他家做客。晚饭后，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少校竟当着他的面侮辱了他的妻子。这个人起而保护她不受侮辱，几个俄国人一起将他赶出屋外，当他在郊外寻人求救时，他的妻子被7个俄国人强奸了。
这类事件多次发生后，南共政治局有一次请苏军代表团团长科涅夫将军去开会，听取意见。南斯拉夫的两名将军参加了会议，提请他注意这些行为有损于红军声誉。南共政治局委员吉拉斯告诉他，一些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这些事件，说英国人就比俄国人文明些。科涅夫听了上述意见，大为光火，他以红军司令部的名义提出抗议，认为这不是真实的。
这些事是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的事。后来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风波渐渐平息下来。南斯拉夫人没有料到，事过3年之后当南苏矛盾公开化时，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红军的忘恩负义，损害红军的声誉。
3. 兄弟阋墙
在外交领域，苏联人最不满意的是南斯拉夫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不太听招呼。由于南共领导人民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它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威信，因此它似乎最有资格在同一个阵营中不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
1943年，鉴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不得不解散共产国际，因为它不利于统一阵线的组成。而现在他又感到需要这么个国际性的组织，以便发号施令，就像过去共产国际一样，一切国家的党都得听它的。
但完全复旧不行，一方面形势变了，规模过大难以建立，另一方面，与4年前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难以统一，于是就有了建立一个互通情报性质的地区组织的构想。说起来，这个构想最初还是1945年铁托本人提出来的。他的动机倒确是想要有一个各国党之间能切磋工作、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的机构。斯大林极为赞同铁托的意见，只是各自的动机不同。斯大林没有忘记铁托的意见，1946年6月，铁托和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同时在莫斯科时，斯大林跟他们商谈了建情报局的事，并提议南斯拉夫做发起人。
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有9个国家，它们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苏联，以及西欧两个最大的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
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在波兰的波伦巴温泉举行。
会议确定，情报局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它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必要时，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党活动。会议还决定创办一份机关报，定名为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南斯拉夫在这次大会上 处于显要的位置。本来有人建议将总部设在布拉格，但苏共代表团的日丹诺夫请示斯大林后，明确指示应设在贝尔格莱德。这种表面的荣誉其实并不重要。斯大林知道，讨论任何问题，他的意见会是多数，除南斯拉夫、法共、意共外，其他党都听他的。
法国共产党关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与苏共的观点不同的。法共的观点正在西方党中时兴。苏共准备利用情报局会议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清算。
会上，法、意两党代表团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之后，日丹诺夫自己没有出面，却很巧妙地指使南共代表卡德尔和吉拉斯发言。他知道，南共对这两个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工作看法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样，这三个不听招呼的党之间便有了裂缝。苏共在情报局的地位虽不显赫，却是实实在在的主人，今后它的反对者都是孤立的了。
战后最初几年，南斯拉夫致力于同东欧国家，特别是同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从1946年到1947年，他们分别与波、捷、阿、保、罗签定了友好互助条约。与此同时，铁托还先后出访了这些国家。每次访问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热烈的欢迎。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取得的成绩，特别是铁托本人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赢得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尊敬。他们感到南斯拉夫的经验对于他们，比苏联的经验更切近实际。当铁托来到布加勒斯特时，有50多万人冒着大风雪聚集在广场上欢迎他。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是一样。
南斯拉夫的外交成就犯了莫斯科的忌，这种荣誉从来是只该斯大林所有的。这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在南阿关系、南保关系上。这些邻国间的关系原本比较复杂，南斯拉夫正在努力开创同它们建立新关系。它们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两国领导人商讨解决，还没有形成向莫斯科讨教的习惯。莫斯科不能坐视这种自由化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形成风气。它看到，此时所有这些国家同西方的关系都很紧张，它们惟有依靠强大的苏联，才能在国际社会生存。因此，它决心敲打敲打它们一下了。
直接给苏联插手干预的机会来了。铁托结束他的友好访问后，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他提到了在巴尔干建立联邦的事。他说，一旦条件成熟，“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他们本身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只代表保加利亚一方，其实南斯拉夫是反对建立保南联邦的，因为两个国家没有联合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竟然自作主张，竟然不向莫斯科请示。苏联的反应首先由《真理报》作出了，它开始刊登了季米特洛夫的声明，随后又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责问《真理报》这是否代表了苏联的观点。然后又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表明《真理报》的态度，与其说《真理报》真的对联邦表明态度，不如说是对他们这种自行其是的态度发态度。随后，莫斯科就电召保南两国领导人迅速赴苏，磋商此一问题，他们并不是不要联邦，而是要按他们的设计图造的联邦。苏联人要求三个党的总书记参加会议。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亚奉召前往。南斯拉夫是派遣的卡德尔参加会谈，他们没给苏联人那么大的面子。铁托有种预感，斯大林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还搞点什么名堂，而不光是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讲话。莫斯科很清楚，南斯拉夫并不赞成季的观点，那么有什么必要叫他也陪同受训呢？
正当卡德尔等人准备成行时，南阿事务又生枝节，因为此时霍查担心希腊人会占领阿尔巴尼亚南部领土，这些地区向来是希腊族人住的。
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赴该地区加强防务。南斯拉夫在原则上同意了请求，只是出兵的具体时间还未定下来，眼前先派一个空军联队进驻阿尔巴尼亚。莫洛托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致电南斯拉夫，不同意作这种安排，措辞非常严厉，因为这意味着将把苏联拖向与西方的对抗中，西方没有人会相信，南斯拉夫支持的希腊叛乱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意。
南斯拉夫代表团于2月8日到达莫斯科。2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召集南保代表团开会。
苏方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保方是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南方为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一开场就阐明苏方与南保方存在严重分歧。苏方不同意南保在友好互助条约有效期内签订关税联盟协定，批评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联邦和关税联盟的声明。讲到这里，斯大林插话道：“我们见到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极端放纵自己，他讲话一点不加考虑。”他特别提到季米特洛夫的声明给外界造成了是苏联所赞成的印象，实际上苏联一点不知情。
莫洛托夫讲完后，季米特洛夫发言，他解释，南保两国对外界并未宣布签订关税联盟协定，仅表明双方已达成谅解，可能签订协定。他解释由于国内存在困难，希望通过与他国合作促进发展。他对斯大林的批评也表示接受，承认他的声明确实糊涂。斯大林插话：“你想哗众取宠，那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联邦是不可能的事。”他说，这个建议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没有苏联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要是有朝一日建立联邦的话，我想是会建立的，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
季米特洛夫这位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尽管有过勇于斗争的光辉历史，这时在斯大林面前却像个小学生一样低下了头。他真心实意地作了自我批评，说：“是的，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也会吸取教训的。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向您学习。”斯大林回答他：“我们争执的问题不是什么错误问题，而是我们各自不同的概念。老头子，你说什么向我学习，你就像一个去赶集的老太婆，逢人便唠叨，想到什么说什么。”
斯大林最后表明，他并不反对南保建立联邦，但是绝不容许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缔结同样的关系。其实苏联人嫉恨的不是联邦，而是没有跟他商量。实则南保建立联邦，有利于苏联控制南斯拉夫，因为在保加利亚，有一大批忠实于苏联的人。
接着发言的是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他说：“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错在哪里，因为我们已将协定的草案递交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对建立关税联盟一事并未提出异议，只就侵略者的定义提了一些意见。”
斯大林问莫洛托夫：“他们真的把草案递交我们了吗？”莫洛托夫回答：“哦，交了。”斯大林气极了：“那我们是自己在作弄自己了。”
季米特洛夫赶紧抓住时机说：“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理由，因为草案已交莫斯科。”斯大林更是容不得这种转守为攻：“你简直像个共青团的青年，乱来一气，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就像街道妇女一样的斗嘴。
你是想耸人听闻，你俨然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根本没讲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到街上去打听这事。但那时，我们发现我们已面临一桩既成事实。”
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想发言，他讲了几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斯大林打断他：“你们有具体部门管这些事。我们召开这次会，是为了讨论苏联与南保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科斯托夫只好静默不言。
轮到南斯拉夫卡德尔发言了。卡德尔也指出条约草案事先交莫斯科看过，苏方只提出条约期限应改为20年。因此，他看不出南苏之间外交政策分歧何在。斯大林说：“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这一问有点出其不意。卡德尔便作了一番情况介绍。斯大林再次打断他的话：“这里又有一个事实，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磋商。”卡德尔承认，确实没同苏联磋商，但这件事，具体协定还未签。前些日子南应阿的请求派了一支空军联队赴阿，这事并未引起任何国家争端。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在任何重大事件上都与苏联进行了磋商。斯大林激烈地反驳：“这不是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磋商。”
这种“讨论”气氛，卡德尔无法讲下去了。随后又是莫洛托夫发言。
当讲到关税联盟的问题时，卡德尔想再次发言，为南保关税联盟辩解。
他说联盟不见得都不好。斯大林要求他举例。他举出了比荷卢。斯大林说：“比荷卢，没有这么个东西。”卡德尔回答：“有比利时、卢森堡。”
斯大林说：“别无其他了。”“还有荷兰。”“没有。”“有荷兰，请看比荷卢这个名称，它是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大林怒火中烧：
“我说没有就没有。”
卡德尔不说了。斯大林就着莫洛托夫的话题，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赞成建立东欧国家联邦，这包括3个部分：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南保联邦。他对季米特洛夫说：“保南应当明天就建立联邦。”
卡德尔指出，南斯拉夫虽有与保结盟的意愿，但现时条件不成熟，不必太匆忙。南保双方都同意联邦必须逐步实现。斯大林反对说：“不，必须立即宣布成立联邦，越快越好，条件已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然后把阿尔巴尼亚再合并进去。”如此重大的问题，卡德尔不可能表态，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没有受权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因为会议通知没说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尽管生气，也只好不谈了。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会上还谈论了些其他问题。
南保建立联邦，双方认识还不一致。保加利亚人提出以南斯拉夫为一方，保加利亚为一方结成联邦。而南斯拉夫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诸联邦成员一样，合并成一个联邦国家。这种认识分歧致使南保联邦目前不能建立。苏联人现在力促此事，意在破坏南内部团结。而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会见卡德尔时暗示卡德尔，也许苏联人的意图是想最终将南保并入苏联。
这次莫斯科会议，对南斯拉夫，斯大林强调的是有关对外政策问题，南斯拉夫必须同苏联相互磋商，今后再不容许有自行其是的行为。
第二天，卡德尔被召到莫洛托夫办公室。当他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门，莫洛托夫就递给他一份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进行磋商的协定书，要求他签字。卡德尔回忆当时的场面说：“我目视着蓝色夹子里的这两页纸，耳听着莫洛托夫的命令签字的粗暴声，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切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它只能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为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字的地方。因此协定原文必须重写，签订的程序推迟了一天。
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
4. 对苏联说“不”
1948年2月10日，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苏联第一次公开表示对南不满。接着发生了两起国际性的事件，南斯拉夫似乎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一件是在罗马尼亚，一夜之内，罗共已下令从所有地方撤除铁托的画像，而过去，铁托的画像跟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像是挂在一起的。这件事立即为外界所注视。第二件是在阿尔巴尼亚庆祝红军建军节宴会上，苏联代办竟拒绝与南斯拉夫公使干杯，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
真正的压力还是经济方面的。战后年代，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绝大部分是在东欧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主要是苏联。这一年，南应与苏联重新签订贸易协定，以前的协定4月即期满。南斯拉夫前两个月就派了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二月底，苏方通知南方，南没有必要再派遣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中断了两国贸易关系。南斯拉夫立刻感觉到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它有很多重要物资依靠从苏联进口，尤其是能源。
3月1日，南共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专门谈到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也无不与苏联问题有关。这次会议是在领导人中第一次集体探讨与苏联在各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铁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事关南斯拉夫独立的重大问题。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致表示对苏联应采取坚定的立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只有财政部长斯雷坦·茹约维奇从会议一开始就一言不发，一个劲地作笔记。散会时，大家决定，对会上讨论的事情绝对保密，一个字也不得泄漏。
南共中央全会之后，苏联方面不久就有了新的反应。3月18日，苏联驻南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国防部长波波维奇，苏联政府已决定下令从南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待遇。”时隔一天，苏联代办又求见铁托，并向他宣读了一份苏联命令撤离在南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
铁托就这两起事，当天致函莫洛托夫。第一，他指出，苏联所提出的撤离军事人员的理由不是真实理由；第二，南斯拉夫不许经济人员对外提供情报，一切情报应经由官方组织间取得。如果这就是苏联撤离文职人员的理由，南政府难以理解。
信件发出不久，斯大林的复信就来了。是由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和阿米尼洛夫在萨格勒布向铁托递交的。
两位苏联使节来到铁托的郊区别墅。他们阴沉着脸走进铁托的房间。铁托正坐在写字台边，起身跟他们握过手后，没有寒暄。大使递过信来，铁托没有让坐，随后站在写字台边迅速地翻阅信件。
信的开头措辞就非常严厉，铁托看过几行，便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既没有表现畏缩，也没有表现愤怒。他不想让拉夫连捷夫从中得出点什么来。拉夫连捷夫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铁托，不等他看完信，就问：“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回答：“我们将考虑这封信。”
两位使节退出去。会见总共只花了几分钟时间。铁托这才把信从头至尾细细读了一遍。
信是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首先，他们说明了召回苏联专家的理由，他们认为苏联专家有权向任何部门、任何官员收集他们所要的任何情报。他们的人，包括苏共驻情报局机关报的代表尤金，都处在南保安部门的监视下。只有在最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对待苏联人。接着，信件对南共党内情况进行评价，说南共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党没有执行阶级斗争路线，党已融入到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气息，中央委员会不是选出的而是指定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个党都处在保安部的监视之下，保安部长就是党的本部书记。信的最后点了几个人的名：“听取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这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言论是荒谬的。”信中提到：“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可为一个教训。”这种暗示是够吓人的。谁都知道，在苏联，托派的帽子意味着什么。
铁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摊牌的时刻已经来到。要么屈服，要么抗争，必须作出抉择。他立刻给政治局成员打了电话，通知他们马上研究对策。随后他把信又再看了一遍。每当他思考重大问题时，他习惯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此时，他就陷入到这种沉思状态中。当他考虑成熟后，立刻伏案起草了致斯大林复函。
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基德里奇都来了，他们看了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信。铁托激烈地表明了决不屈服的态度，并说如果是他个人的原因阻碍了南苏关系的发展，那么，他愿意提出退休。卡德尔等人一致拒绝了铁托的请求，同声谴责苏共对南斯拉夫的指控是虚假的，应予抵制。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信中点了他和另外三位同志的名，也认为有必要声明：“stari（塞语中作“老”字解，是一种爱称），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四人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铁托激动地说：
“啊！不能！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 苏联人先拿这四个人开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分别掌管南的经济、军事、安全、宣传舆论大权。南共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高压之下，中央决不能分裂，党在此时必须沉着冷静。
于是5位政治局委员坐下来研究局势。他们决定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月12日的中央全会讨论，并让全体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
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如期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将要对他们国家的前途、对他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作出决定。当此之时，南斯拉夫与西方世界处于怒目而视的对立状态。美、英、法等国政府决定修改对意大利和约的某些条款，同意将的里雅斯特部分归还意大利。西方报纸纷纷报道：南斯拉夫有对意大利作战的意图。甚至说南已在意边境部署了V1和V2火箭发射架，已经动员了28个步兵旅和9个炮兵师准备投放战斗。南军队正集结在的里雅斯特自由港四周。光是这一年的第一季度，美国飞机侵犯南斯拉夫领空的事件就多达21起。然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又要接受来自东方的巨大压力。更何况，党多年来进行的教导，都是无限尊敬和崇拜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党和国家。中央委员们对此将是怎样一种思想状况呢？
铁托回忆道：“我意识到这次会议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性。生活教会了我，在危机的时刻，最危险的莫过于站不稳立场，摇摆不定。在这种形势下，反应必须是勇敢而坚定的。”
时钟敲过10点，会场被封闭起来。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讨论苏共中央信件、经济形势、第五届党代会和其他。会议正式开始后，铁托首先阐叙了南苏冲突的由来和发展。接着宣读了苏共的来信和他草拟的复函稿。稿子的最后几段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巩固两国关系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首先是应严格遵守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原则，其次是互相完全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关系便不可能持久和巩固。苏联人民，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必须相信，新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正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主义。
“第三，必须承认，现在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铁托领导下，将随时与苏联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第四，显然我们理解到，苏联在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一事上存在巨大困难，但是我们在建设祖国和实现五年计划中，仍然有正当的理由期待苏联的援助。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的新南斯拉夫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
“第五，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人，不论是官方代表，抑或是其他人也好，都必须记住，他们是在一个兄弟的、独立的国家里，他们不应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生活。”
铁托在宣读完信件后，作了简要的讲话：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错误，不是我们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陷入这种争论。
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利用思想意识问题为对我们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道：“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会议记录是由中央候补委员波比伏达做的，没有派速记员。
铁托发完言后，中央委员依座位顺序就此问题表态。首先轮到的是卡德尔。他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决不同意苏共领导对他们的指责。他表示，支持铁托起草的复函稿。接下来，康察尔、基德里奇、吉拉斯、莱斯科夫谢克等人都先后发言，一致赞同中央的复函。
轮到工人克尔斯图洛维奇发言时，他说：“几天前，我在中央委员会看过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痛苦的时刻。我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家，我凭无产阶级的本能发言。我看不出在他们那封信中含有同志的温暖。那根本不是一封指出错误的信，而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我完全同意铁托同志的复函稿。”
发言在一个个进行，17名中央委员都表示赞同铁托的复函。现在轮到斯雷坦·茹约维奇发言了。他跟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坐着发言的，他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来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的那封复函。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
茹约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在战争期间，他就以勇敢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但是现在，他头脑如此之僵化，同样使同志们感到吃惊。会场一下静如一潭死水。铁托站起身来，绕着会议桌走来走去。茹约维奇继续他的发言：
“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将走向何处？南斯拉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置身何处？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这一切，决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在大战中已尽了我们的责任，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处在领导地位，从而同苏联发生了接触。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对的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铁托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背叛党。”
铁托的话，茹约维奇没有听见，他仍在一个劲地强调苏联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南共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了正轨。中央委员们实在不想听他对党的攻击了。吉拉斯跳起来说：“茨尔尼，你说，你是否认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茹约维奇一怔：“不是，但是你知道……”其他的人都激动起来，指着他喊道：“明白说出来，不要旁敲侧击。”铁托也问他：“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了吗？我们是个警察国家吗？我们不过是要求跟俄国人平等。”茹约维奇不安起来，他又说了十分钟才坐下来。
接着发言的是驻苏大使符拉吉米尔·波波维奇，他说：“茹约维奇说的是不真实的，不是共产党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合理的，连斯大林也承认这点。”
所有中央委员都表了态。最后轮到莫沙·皮雅杰说话时，他只说了一句：“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信，水平真低。”严肃的会场，发出了几声笑声。
午饭后，会议继续举行。铁托重新发言，他说：“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我感到很沉痛，他好像说，我们这群下等人怎么敢违抗苏联党？当茹约维奇亲眼看到我们的青年建筑铁路，缔造未来，在落后中成长起来时，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真使我吃惊。我相信，没有一个献出生命的人竟会想到他们的国家在战后会是默默无闻的。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都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国人民首次获得了民族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切，放弃沿着我们已经选择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利，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那将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听到茨尔尼站起来说， ‘你们捍卫自己是 不对的。’接受苏共来信的观点是大错而特错。他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大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与苏联平等地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是极度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我们党白天一样洁白，你，茨尔尼想破坏它的团结，想破坏11年来团结一心，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领导。我们党号召人民作出极大的牺牲，如果我们证明自己配不上他们的牺牲，他们一天也不会支持我们。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毁灭它的子弟。革命的子弟是忠诚的。”
铁托在说话时，许多中央委员都流下了眼泪。
茹约维奇沉默不语，兰科维奇要求发言。他责问茹约维奇南共还是不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他说：“他的话表明，他对我国的力量，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党极不信任。”他反驳苏联信中指责国家保安部门控制了党的说法。接着他提醒茹约维奇，1937年当戈尔基奇被逐出中央时，正是铁托不赞成株连他，“尽管你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尽管你与戈尔基奇有联系，铁托还是提议把你选入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当中，有人提出了，茹约维奇是否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有关情况向苏联驻南大使拉夫连捷夫汇报了？吉拉斯回想起，3月1日中央全会后一天中午，当他经过苏联大使馆时，见到茹约维奇的汽车停在大使馆门前。他是否向大使递交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铁托问他：“你到拉夫连捷夫那里去干什么？”茹约维奇说，给他搞一辆车子，不得不同他谈谈。他说：“关于中央委员会情况，我一个字也没有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接着他提出他还要去参加经济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并在那里发言，请求允许他离开。
茹约维奇说了谎。若干年后，他自己供认，那次拜访拉夫连捷夫，正是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的。因为，当时他听了卡德尔和吉拉斯通报了与苏联的关系，感到这不只是关系到南共一党的问题，还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他相信苏联人，分歧是暂时的，而两党的性质则是一致的。
苏共是父党，它有权知道一切。
拉夫连捷夫听了汇报以后指示，不要将对他汇报的事告诉南共中央。茹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拉夫连捷夫不作解释，只是回答：“不要告诉，至少现在不要！”至此，茹约维奇忽然明白他自己陷到一种卑劣而又不能自拔的处境中了，他不得不瞒着南共与苏联人联系，他已经骑虎难下了。随后，他又向拉夫连捷夫汇报过政府工作会议和其他别的情况。
铁托决定休会，明天继续开，他最后说：“我们全会必须对茹约维奇的事件采取坚定的立场，再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我本人不相信他没有向拉夫连捷夫汇报。那是叛国，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
第二天的会议决定，对茹约维奇进行审查。会议还通过了致苏共的复函，只对铁托的原稿末尾部分作了删改，并建议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核实他们对南共的诬告。
南共复函首先对苏联来信的内容和语调表示震惊，并指出，他们从其驻南人员和茹约维奇处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别有用心的。复函指出，南斯拉夫人民热爱苏联，但他们也决不会不爱自己的祖国。深信苏联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接着，复函就分歧的几方面具体问题作了辩驳。
一、关于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复函指出，这些人的工资是由苏方决定的，定得太高，南方支付有困难，而苏方不许更改。苏联军事专家的工资是南将军的4倍。南一名中将和上将级的军团司令每月收入为9000～11000第纳尔，苏联一位中校、上校，或将军级的军事专家为3～4万第纳尔。南认为，这不仅是一项财政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一项政治问题，因为这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难以理解。二、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热爱是南共在党内和人民中宣传教导的结果。三、苏联情报机关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从事情报工作，雇佣情报人员，散播对领导人的不信任，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复函由铁托和卡德尔代表南共中央署名。由南驻苏大使波波维奇送达莫斯科。
波波维奇在莫洛托夫办公室受到接见。波波维奇递信函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向莫洛托夫陈述了南共的理由。他讲了大约45分钟，莫洛托夫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望着窗外。当波波维奇说完时，他问道：“完了？”
“完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波波维奇说：“你 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莫洛托夫稍停片刻，说：“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个人不要和贝尔格莱德其他人一般见识。”波波维奇退出办公室，分别时他们没有握手。
苏共在接到南共复函后，意识到南共内部是团结的，虽然有茹约维奇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势单力孤。显然，从南共内部摧垮他们是不可能的。于是斯大林将矛盾推向外部。他们把3月27日的信件抄送给情报局各成员国，并要求各党参照苏共的信件，就此问题表态，各党的答复应先呈交苏共而不得直接发给南共。
4月16日，尤金将苏共中央的信件和第一个表态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加什·拉科西的信件递交给铁托。拉科西是在苏联坦克的护送下回到匈牙利掌权的，自然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支持斯大林。拉科西的态度特别激起铁托的反感，因为正是这个人曾多次对铁托说过，俄国人对匈牙利不公，有反犹主义倾向，要求南共帮助他解决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因此，南共中央立刻给匈牙利人去了一封措辞不那么客气的信。
同时，南共也复函苏共中央。告之：收悉尤金同志递交的两封信，从中得知苏共中央已将它3月27日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党的这一举动感到吃惊。首先，苏共中央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复函，也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3月27日的信中所提出的论点进行核实。其次，兄弟党所获悉的情况是片面的，他们不了解南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南共中央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方式使得它不能捍卫自己，驳斥批评中不公正的论调。基于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苏共中央的这种举动，它无助于澄清和解释导致南苏分歧的原因。”
既然俄国人已将事情扩大到情报局。南共中央决定也将它的复函转发给各个成员国，使他们了解争论的全过程。但是，未等这些信件送达，捷共、罗共的表态信早已由苏联代表递交来了。他们的态度与匈牙利人是一个腔调，波共和保共的信件还未收到。法共和意共保持了沉默。
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一直是心明眼亮的，但在这种共运内部的斗争中他却失去了当年义正辞严怒斥法西斯党徒的勇气。在保共信件还未送南共时，季米特洛夫率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途经贝尔格莱德。吉拉斯去车站迎送他。在他的车厢内，他告诉吉拉斯，他已经看了苏共的信，有某些地方是正确的。但他又握住吉拉斯的手，说了二个字：“坚定。”吉拉斯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只说：“主要是坚定，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这可以说，他已尽了一个老战士所能尽的最大支持了。吉拉斯回忆说：“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只历时几分钟。他十分友好，但是，当契尔文科夫等人走进车厢后，他明显地改变了语调。”
季米特洛夫走后，不几天，就收到了保共中央的信。它是由契尔文科夫签署的，它的调子与其他信件一样。
“五一”节来临了，贝尔格莱德照例要举行盛大游行。按照苏联人的主意，茹约维奇那一天没上观礼台，而是走在游行队伍中，以这种方式向中央示威。
5月4日，苏共中央第二封复函送到了。这次的信写得更为失策，它刺伤了南共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感情。这封信抹杀了南共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的光辉业绩。它说，在德国人袭击了德尔瓦尔最高司令部以后“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处于严重危机的困境中，直到苏联军队来援救，驱走了德国占领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给共产党当政创造了不可少的条件。遗憾的是，苏联军队没有给予，同时也不可能给予法、意两国共产党这样的援助。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把这些情况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来考虑的话，他们便不会如此高歌自己的功绩，而会对他人表示出尊敬和谦虚。”更使人气愤的是，这封信有意贬低南共的成就，将其列入其他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一样的地位。信中说“没有人能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那是不可争辩的。但必须说，就功绩和成就而论，我们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党是决不亚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很谦虚，不叫嚷他们的成就，不像南斯拉夫领导人用夸大的吹嘘震聋了每个人的耳朵。”
正是这些段落，苏共伤害了南全党、全民族最感自豪的方面，连英、美人都不会这样不公正地评价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即使在当年，德国人袭击德尔瓦尔以后，苏联自己也是高度评价南斯拉夫人的。1944年6月4日的《真理报》评论道：“南斯拉夫战场吸住了很多重要的德国部队，使凯塞林（德国驻意大利军统帅）在目前的惨败中得不到支援。
这对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想在南斯拉夫赢得某种胜利的企图具有特殊意义。”经受了重大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民对贬损他们荣誉的说法极为愤怒，使得那些本来对铁托还有怀疑的普通党员也看清了孰伪孰真。
苏联人拒绝派代表团来南调查核实，他们提出要将此问题提交共产党情报局。
5月9日，就苏共第二封信，南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对此信的答复：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二同志——
我们接到了你们1948年5月4日的来信。叙述这封信给我们造成的沮丧情绪将是多余的。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这件事应当用这样的方法了结，即我们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我们的谴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约·布·铁托
依·卡德尔
奉南共中央之命
中央全会还听取了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并向全党公开。司法机关将对他们以叛国罪提起公诉。
随后几天，在国内抓获了一批违反国家安全的人，这又招致了莫斯科的严辞威吓。莫斯科曾策划用飞机劫持茹约维奇，但他们动手晚了，茹约维奇已逮捕入狱。
5月19日，苏共派遣了一名叫马舍托夫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来到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由苏共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签署的信件。这封信邀请铁托参加在基辅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的碰头会议及随后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正式会议。事有凑巧，本来铁托的办公室挂有列宁、斯大林两幅画像，但就在马舍托夫进来之前，斯大林的那幅画框钉子脱落了，像框掉了下来，落在书柜上。马舍托夫一进来，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件事，他以为这是有意取下来的，还未来得及收藏好。自然，他也会联想到近来，在南斯拉夫各地斯大林的像已经悄悄地消失了，而这都是铁托的命令。实际上南共从来未下过这类指示，这一次也完全是偶然。
铁托接过信，告诉马舍托夫，南共会尽快答复。但是铁托早已拿好主意，“不去，我们被指控有罪，叫我们去坐被告席，可是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第二天，中央开会，大家都认为到那里无非是做戏，判决早就拟好，根本不会有任何讨论，他们要开他们开去吧。30年代苏联肃反的一些手法，人们还记忆犹新，假如铁托去了，生命是否有保证都难说。因此，中央决定，通知苏斯洛夫，南共不参加会议。
苏联人马上对此作出反应，他们来信指责铁托等人所说的南共在情报局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说法，“这种武断的说法没有一丝真理。根本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谁都清楚地知道，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有各党所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应当向共产党情报局提交报告，同样也有权批评其他党。1947年9月，当9个共产党的会议无例外地听取了各党中央的报告时，会议正是以这个原则为依据的。当会议以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批评意共和法共的工作时，会议遵行的准则是，每个党都有平等的权利批评其他的党。
“大家知道，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当时不仅没有抗拒对他们的批评，相反，他们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批评中吸取教训。而且大家知道，在那次会议上，南斯拉夫同志和其他人一样，也利用机会批评了他们。而他们及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因此而认为，其他党对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违反了平等的原则。
“但是，南斯拉夫同志为什么做这样激烈的改变，要求废除情报局制定的规则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亨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情报局的章程不适于他们，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党，却没有必要去接受其他党的批评。”
信的最后说：“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在情报局会议上作报告，苏共中央将坚持在即将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事态。”苏共还同意将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着事情出现变化。
5月25日，是铁托的生日，除了季米特洛夫外，没有一个苏联集团的领导人按照惯例致贺。季米特洛夫发了贺电，并挑选了一名少年，代表保加利亚的青年和运动员向铁托献了一枚接力棒。
5. 从人民中吸取力量 与苏联的冲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南共中共为了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决定将南苏关系提交党代会决定。中央已发出通知，在1948年7月21日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这意味着将南苏关系公之于众，并进行全民公决。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自己在国内的领导作用充满信心。
会议之前，在党内传达了南苏之间的信件，并组织了讨论。各地党组织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了出席党代会的代表。
这个时期，6月23日，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值得注意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党领袖中，季米特洛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没有到场。而在开会前夕，铁托还致电季米特洛夫庆贺他的生日，会议开始后，季米特洛夫复电铁托表示感谢。
苏联在情报局的会议上，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有几个党曾反对他们提出的反南斯拉夫决议。提案没有通过。苏共代表日丹诺夫便散布说：“我们已掌握了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一名间谍。”这种诬告，自然是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6月28日，会议终于在苏联代表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决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情报局赞成苏共中央的行动，对南共中央铁托、卡德尔等同志的错误政策应予揭发。二、情报局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三、南共的对内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四、人民阵线取代了共产党的领导。五、南共党内没有民主。六、南共骄傲自大，不敢接受批评。七、南共拒不接受兄弟党的批评，攻击情报局内不平等。八、情报局完全赞成苏共中央3～5月间致南共中央信件的分析和评价。
决议最后说：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党内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分子大有人在。
健康分子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分子的任务就是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的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一个国家公然煽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造反，这在国际社会中是骇人听闻的。苏联的意图十分明显，它想促使南国内发生内乱。但是事实证明，它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太不了解了，它以为南共不敢公开与苏联的矛盾，不敢将它孤立的处境告诉人民。然而，决议发表的第二天，南共中央就决定，在报纸上全文发表情报局决议和南共的答复。让人民自己去判断谁是谁非。
情报局方面曾确信，铁托不会将决议告诉人民。7月5日，迟钝的法国人还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上发表杜洛克的文章，谴责铁托胆小。
文章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未发表决议一事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信心。害怕把真实情况公诸于人民。”南斯拉夫驻法大使随即致函杜洛克，指出他是妄加猜测，并随信附上好几份南共的《战斗报》，杜洛克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尤其可笑的是，决议发表后，苏联竟将它印成小册子，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南散发，甚至将它装在瓶子、木盒一类的容器里，让那些航经多瑙河的苏联船只在南境内抛入河中。有的则是从邻国用气球带到南斯拉夫的。他们不知道这篇文章在南斯拉夫到处有卖的。与此相反，情报局方面，则没有一个党的报纸发表了南共对决议的答复。
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的确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很多过去不了解整个事态发展的人，看过报纸后，在街头便失声痛哭起来。
有些党员甚至疑心，与俄国人发生冲突的是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等一批人瞒着斯大林所为。南共多年的教导，使他们深信斯大林是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他是不可能有任何言行不一的。一个地方党组织甚至致电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会尽一切力量撤销对我们全国、全党和党中央的不公正谴责。”一名南斯拉夫的外交官在旅途中未收到关于决议的任何消息，当外国记者请他就此事发表看法时，他激动地否认：
“那是不可能的，纯粹是帝国主义捏造的。” 但是，这只是头上挨了一棒之后最初的反应。当阵痛、失望过去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愤慨和自豪之感，人民为自己的祖国、为领导这个国家的党感到自豪。一夜之间，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为国赴难的壮烈气氛。人民的情绪就像当年南斯拉夫脱离轴心国、决心向希特勒挑战时一样。
情报局决议发表时，有4000多名南斯拉夫运动员在布拉格参加运动会。抵达的当天，正好看到捷克报纸上发表决议全文。他们立刻整好队，高举着国旗和彩旗，在布拉格的街道上游行，高歌歌颂铁托。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捷克人民的同情，一些捷克人在他们路过之处跟着欢呼：“喂，铁托！”“南斯拉夫万岁。”当天下午这些运动员在一个运动场上举行了表演，700名水上运动员在结束时，排列出“铁托”字样，这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高声欢呼：“铁托”，“铁托！”在大会组织者的请求下，运动员第二天又举行了一次表演，场面更加热烈。
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得悉这一情况后，向捷共施加了压力。捷克的警察奉命搜查南斯拉夫运动员的住处，他们企图收走铁托的画像和南共中央对决议的答复。但是这些运动员阻止警察行事。捷克人向他们解释：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们是奉了中央的命令来的。你们知道，我 们也是党员。”南斯拉夫运动员还是不准他们进门，个别警察想强行冲入，被他们挡了回去，随后还讥笑他：“你不敢执行中央的命令，还称什么党员？我们在南斯拉夫受到的训练就不同啦。”
捷克的内务部企图分化这批人，他们劝诱某些运动员留在布拉格，叫他们宣布支持情报局的决议，内务部许诺在铁托垮台之后，让他们回南斯拉夫任更高的职务。然而，这4000多名运动员全都返回了南斯拉夫。
在莫斯科，有几千名南斯拉夫人在军事学院和各大学学习。俄国人同样向这些留学生施加了压力。他们散布流言说铁托已下令拆毁了红军纪念碑，国内已爆发叛乱。他们要这些学生和军官们表态支持情报局决议，也是许愿推翻铁托后便可成高官显要。但是这些留学生中，仅仅有一人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
这些日子，西方也在大量报道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然而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消息。英国一家报纸称，南政府已易手，苏军托尔布欣元帅已在贝尔格莱德。另一家西方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正在发生战争，一营南军已越过边境，要求希腊庇护。甚至有传闻说南国内已听不到铁托的声音了。事实是，铁托在接到情报局决议时，由于激愤，引发了胆囊炎。
战时流窜到国外的敌对势力，此时也蠢蠢欲动乌斯塔沙首领帕维利奇派了他的代表潜入国内策划组织叛乱，结果是自投罗网。南当局跟帕维利奇开了个玩笑，利用缴获的无线电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向他提供了一些编造的胜利的情节。帕维利奇真伪不辨，将这些情况吐露给记者，西方报纸便登了所谓叛乱的消息。帕维利奇自己还颁布命令，授奖给他在国内的地下军。南斯拉夫监狱当局把那些被捕的乌斯塔沙军官召集起来，举行仪式，宣读了帕维利奇的委任状和嘉奖令，使这些连自由都失去了的军官们哭笑不得。
不管国内外情况怎样，南共坚信真理在自己这一方。7月21日，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代表全国468175名党员的2344名代表聚集在托普契德公园古老的皇家军营的大厅里。大厅里悬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铁托的像挂在中间。代表大会的实况每天通过电台广播，全国人民在此期间，无一例外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
选出大会主席后，铁托代表中央开始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党的历史，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历史。随后几天是讨论。每一个发言的人都谴责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攻击，没有表示支持情报局决议的人。
大会进行了六天。最后一天，选举下届中央委员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因此，它将是真正考验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到底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得到多大支持的试金石。
选举几乎整整进行了一天。参加投票的总共有2323名代表。选举的结果在半夜得出来了，铁托得票2318名。当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这一结果时，全场掌声雷动，大厅沉浸在欢呼声中，随即人们又自发地唱起歌来：“铁托同志，我们衷心地保证，我们永远不离开您的道路。”主席几次想继续宣读选举结果，但他的声音被歌声掩盖了，直到最后全场唱完《国际歌》才平息下来。主席继续宣读选举结果：吉拉斯，2314票赞成，9票反对；卡德尔，2319票赞成，4票反对；兰科维奇，2316票赞成，7票反对；基德里奇，2317票赞成，6票反对；皮雅杰，2322票赞成，1票反对；伏克曼诺维奇，2318票赞成，5票反对。
选举结果宣读完毕，铁托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走上讲台。他感谢同志们的信任，他说道：“我们的代表大会表现出来的团结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团结是我们党以更坚强的步伐向着她本身的发展、向着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迈进的保证。”
6. 苏联人失分了
与苏联决裂后，形势依然是严峻的。第五次党代会显示了南共党内的团结，但是不能说苏联的影响一点作用也没有。就在大会开过后不久，8月12日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叛逃事件，那就是南解放军前总参谋长阿尔索·约凡诺维奇叛逃事件。
约凡诺维奇原是旧王国军队的一名上尉，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游击队，曾一度得到铁托的信任，而调至最高司令部任参谋长，直到1946年他离职去莫斯科伏龙芝高级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跟一名苏军将领的女儿有些瓜葛，而他在国内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苏联内务部接触了他。
约凡诺维奇是一个缺乏胆略和判断力的人，铁托后来对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战争期间，他对战胜德国人有疑虑。与苏联发生冲突后，他又怀疑南斯拉夫顶不顶得住实力远为强大的苏联的压力。他原先料想，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促成事态的变化，会有人在会上唱反调。
不料全党竟显示出空前的团结，于是他沉不住气了，便伙同他原先的党羽，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兰科·佩特里策维奇和炮兵学院的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策划出逃。
8月12日夜间，这三名军官假称打猎，乘一辆汽车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向罗马尼亚边境开去。他们先是在察克伐拉停留，寻找约凡诺维奇的一个表兄弟，此人是他军校的同学，他想找一些军官帮助他们乘坦克越过边境。但人没找到，便只好自己设法越境。他们到了一个叫索契策的国营农场，找到一个看门人，要他带他们去打野猪。看门人领他们到了一个边境附近的围场。天色已晚，他们命令看门人将他们领出边境。
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突然遇到一队巡逻的民兵。巡逻队发出口令，约凡诺维奇掏出枪来就打。对方在还击中打死了约凡诺维奇和看门人。另外两名军官在夜色中逃跑了。第二天佩特里策维奇在附近的村子里被抓住了，达普切维奇也在三周后被捉。这两个人分别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
这次事件，南方面认为有莫斯科在插手。就在事发的前几天，出席多瑙河会议的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就曾讲过：“几天之内，南斯拉夫的一切就会井井有条。”约凡诺维奇被打死后，她不再像先前那么活跃了。
但是，来自北方的压力是全面的。莫斯科加紧了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南斯拉夫国民经济投资的 95％是与苏联紧密相联的。但是 1949年，苏联将它同南的贸易额降到了前一年的1/8，即600万美元。其他东欧国家则干脆取消了同它的贸易。但是五年计划已经铺开，有些项目基建已经完成，只等候安装机器了，但是由于合同取消，这些项目不得不半途而废。通往南的交通线路也被中断，罗马尼亚停止了与南斯拉夫的铁路和邮政运输，匈牙利将交通和邮政减低到最低限度，阿尔巴尼亚除保留通邮外，中止了与南的一切交通。罗马尼亚还限制了南船只通过多瑙河的铁门，南船只不准进入黑海。
与此同时，军事方面的压力也加强了。南与匈、保、罗的边境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这些国家都在向南边境调动军队，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也在调动之中。当南斯拉夫在国内逮捕了几个为苏联内务部服务的旧白俄时，苏联政府立即向南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照会说：“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它不能听任这种情况的存在，它将被迫诉诸更有效的方法。”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后面跟着的是真刀真枪，就在递交照会的当天，一个新的苏联坦克师进驻到离贝尔格莱德仅45英里的南罗边境。
南斯拉夫的回答是，它将把所有在南的白俄和其他苏联公民递交苏联政府，递解回国。
为了不使铁托这种软硬不吃、桀骜不驯的独立精神在东欧集团中蔓延，也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证明苏联的压服有理，斯大林决定在这些国家内挖出几个深藏的“人民敌人”，把他们与铁托扯上，以此说明铁托在国外广结党羽，有侵略扩张的野心。
斯大林的这一行动的最大受害者是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他被控告，受南斯拉夫指使，阴谋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这是一起严重的冤假案，在刑讯逼供下，拉伊克“供认”了对他的一切指控，并“供”出了他是受南共的领导，而南共领导人铁托、兰科维奇等都是德 国间谍。匈牙利从这一案件中连带牵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间谍，一个900万人口的匈牙利，竟有15万人受到牵连。这一冤案给匈牙利带来的后患将令匈牙利人民永世不忘。事过7年，1956年，在给拉伊克平反，并重新安葬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此外，在波兰有哥穆尔卡，捷克有夏兰斯基等等这些著名的共产党领袖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受到迫害。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行动，不但无助于他与南斯拉夫的争斗，反而更使他大失其分。茹约维奇的表现便是最好的例子。当一本有关审讯拉伊克的审判记录送给已经关在监狱里的茹约维奇看时，他对苏联的信念动摇了。按照审讯得出的结论，整个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个法西斯党，所有的南共领袖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审判案明显是针对南斯拉夫搞的。茹约维奇不能接受这种对党的诬陷，毕竟，他与党有过一段共同斗争的经历。在他被释放出来后，他说到：“在审判中，苏联领袖们不但说有个别间谍，而且说全党是法西斯。这简直是愚蠢的，不可理解的，不道德的和骇人听闻的。我了解我们的党员，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优秀的工作人员，积极热情，为他们的党籍而自豪，他们是为社会主义崇高事业而斗争的战士。这是我读完审判记录后对问题的想法。”
但他开始为什么支持苏联呢？他的心理状态也许很有代表性。他说：“以前，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1948年春，我是这样认识的：
“第一，南斯拉夫将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的建制中。我认为，必须取得加入苏联各族人民大家庭的权利。
“第二，我们的党将与苏联的党合并，成为苏联党的一部分。
“第三，作为十月革命的产儿、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苏联，是一个在行政组织和在经济、生产组织的领导方面符合经典社会主义学说和为斯大林在理论上有系统地解释和阐述的列宁主义原理的国家。所以，不必有所评论和解释——仅应默不作声。
“第四，苏共是父党，马列主义的惟一的和正确的解释者，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它阐述了列宁主义思想并使它更加深刻，它是惟一的和最后的裁决者。
“第五，最重要的是：斯大林，这个领袖和导师。”
当茹约维奇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宣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新认识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宣传机器不知所措，从1948年以来，他们吹捧了他整整一年。他们断定说，茹约维奇已不在人世，但是三天后，茹约维奇却开了个有塔斯社记者出席的记者招待会。情报局在维也纳的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仍坚持说茹约维奇死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是个替身。
7. 打破孤立
从1949年9月开始，苏联集团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苏军陈兵边境，武装挑衅事件连连发生，南斯拉夫的对外经济贸易几近于零。毫无疑问，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中已被孤立。
为了打破孤立，为了能够生存，铁托不得不将眼光移向西方。这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铁托希望将南斯拉夫问题捅向国际社会，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谈问题，以取得西方国家的支持。西方国家当然乐意看到苏联集团的任何松动。它们也看到了南苏冲突是对国家关系准则的挑战。维护南斯拉夫的独立，实际上也符合它们的利益。但是铁托在东西方摩擦的夹缝中处境是很艰难的。首先，南斯拉夫不准备依附任何人，它不想前门驱狼，后门入虎，西方国家会不会支持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呢？其次，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难以处理的，南斯拉夫并不想发展资本主义。现在它在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这将怎样对付来自苏联方面的诽谤呢？
铁托选择的突破口仍然是紧紧抓住国家关系准则不放，两国关系不平等正是这场冲突的实质。尽管与苏冲突早已公之于世，但苏联始终将这个问题看成是它势力范围之内的问题，对外界避而不谈。
铁托并不想遵守由苏联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一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长卡德尔首次在国际论坛上抨击了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的霸权主义行径，直言不讳地揭露了苏联对南斯拉夫进行的威胁、封锁和干涉，表明了南斯拉夫进行的斗争是维护独立和争取各国之间平等关系的斗争。
卡德尔在联大的讲话，将苏联置于被动地位。南斯拉夫进一步决定，竞选当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虽然苏联推出捷克斯洛伐克来阻挠南斯拉夫竞选，但是，南斯拉夫已经先得几分，苏联代表除了抗议选举不公外，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铁托从英、美国家在联大的表现中看到，与它们建立关系的时机已经来到。最先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它们在经济援助和贸易谈判中取得了进展。铁托坚守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原则：援助不得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宁可不要。在苏联东欧集团的一片嘘声中，南斯拉夫坚定地走出了孤立境地。南斯拉夫跟谁都愿意交朋友，但南斯拉夫谁也收买不了。
自从与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后，南斯拉夫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间，南斯拉夫从西方共获得价值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贷款大多用于购买粮食、药品、工业设备、军火、飞机、船舶，西方国家还派出了专家帮助建设。
为了打破包围，铁托主动停止了对邻国希腊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两国间的关系。进而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保证了南部边界的安全。在北边，为了对付来自匈牙利的威胁，南斯拉夫忍痛让出了对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从而改善了与奥地利的关系。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南斯拉夫决不同意任何不经由它参加的解决方案，它拒不承认盟军托管政府擅自将部分未确定的区域交还意大利，为了捍卫尊严和领土主权，那怕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迫使意大利不得不同它谈判解决争端。谈判中铁托采取灵活现实的态度，放弃了对整个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换取了归它管辖区域的扩大及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迅速改善，两国经济往来日渐频繁。
南斯拉夫成功地进入到国际社会中，它不再是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对它采取任何行动都将牵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形势正在起变化，新的苏共领导正在悄悄修改过去的一套做法。1955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亲访贝尔格莱德，赫鲁晓夫向铁托道歉，彻底否定了1948年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诽谤。南苏后来发了个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
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声明是以双方政府的名义发表的，铁托坚持，不以党的名义发表。
南苏冲突，终以铁托的完全胜利告终。人们从这一事件中得出教训，社会主义各国、各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各国共产党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