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生活
南苏冲突使得南共领导看到苏联社会已经停滞发展了，它存在的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民主。名为工人阶级国家，实质是新贵们把持了生产资料，工人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避免走苏联的老路，实现“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南共领导探索出一条民主管理经济的办法，这就是“工人自治”。
工人自治基本内容是：在工厂中通过民主的方法，从工人中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工厂一切重大决策，从生产计划到收入分配，都由工人委员会决定。19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通过工人委员会，由生产者直接进行管理。1952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了国家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生产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作为企业制定计划的依据，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取消固定工资，实行多劳多得。随后，这一改革又推行到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自治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改由银行贷款，逐步将国家由具体的经济管理者上升到宏观管理者的高度，以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消亡的思想。
铁托评价工人自治的意义时说道：“把工厂、矿山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够使得一种名为官僚主义的传染病无法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传播……。官僚主义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去了，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使其不能得逞的一系列措施。”
“从现在起，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的国家所有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低级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最高级的形式。
“这一点正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国家职能消亡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另一特征，则体现在铁托的对外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集团形成了冷战的局面，万隆会议所产生的和平共处原则，促成铁托考虑到，处于这两个集团之外的第三世界应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缓和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1961年，铁托联合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促成持同一观点的国家形成一股国际力量。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这一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参加的国家有23个。它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已达到101个，它已成了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铁托评价不结盟运动时说：“它的伟大功绩是：
没有使整个世界划分成集团，对加速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依附的解放进程施加了决定性影响。不结盟已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和加强这些国家的独立的行动纲领。因此，几乎所有解放的国家都赞成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原则，确定了范围。
“不结盟国家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为使人们认清以下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问题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应该怎样建立这种关系。不结盟国家不仅是一支道义和政治的力量，而且是一支日益增强的物质力量。要是没有它的贡献，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会更加贫困。因此，不结盟不是一时的和空间上受到限制的现象，而是当代人类的长期需要。”
不结盟运动为铁托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作为一个中小国家，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一个十分活跃的积极的角色，它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
铁托在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同时，一刻也不忘记维护和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由于极为复杂的历史和宗教原因，南斯拉夫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各个民族之间独立分治的倾向十分强烈。而铁托一贯主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应该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中各民族一律平等，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分裂主义。铁托在各种场合中强调，南斯拉夫是各族人民的南斯拉夫，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都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在民族问题上，铁托是从不马虎，从不牵就的。他总是告诫人们：“我们一定要防止那些想毒化我们关系和挑起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民族问题的人……遗憾的是，事隔多年，人们还不愿意爽快地承认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我以前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是主张单一民族的南斯拉夫人。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也能够在联邦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但是，作为国家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斯拉夫。”
铁托对那些危害民族团结的行为极为敏感，有一次，在他的生日庆祝会上，当着众多来宾的面，他向一位中学校长说：“我听说，有一个学校在学生中搞民意测验，问孩子们最喜欢那一个民族的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这样的教育活动实在令人费解，我要谴责它，学校教师应该带头提倡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搞好团结。”
铁托是很能团结同志的。他有极强的原则性，但他为人却十分谦和。
他跟洛拉·里巴尔、基德里奇、莫沙·皮雅杰、卡德尔等人的友谊都能终其一生。洛拉早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铁托对他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
战后主管经济工作的基德里奇在30年代戈尔基奇被捕后，党内高层出现争权夺利之时铁托对他就另眼相看。1953年他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铁托亲自护送他的遗体回家乡。莫沙·皮雅杰病逝于1957年，铁托在他的灵前，充满感情地回顾了与他的相识，高度评价了莫沙·皮雅杰革命的一生。爱德华·卡德尔在1979年去世，铁托始终一贯地赞赏卡德尔的品质和他革命家的特殊才干。
遗憾的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维护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民族团结等原则问题上铁托不得不与几位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分手。
米洛凡·吉拉斯早在50年代初期，就对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进行过公开的揭露和批判，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进而攻击南共联盟，要求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铁托果断地制止了这种思想的蔓延。在1954年的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清算了吉拉斯的自由主义观念，维护了党在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在这次全会上，吉拉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被开除出党。由于他继续进行违法活动，1957年被判处9年徒刑。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掌握国家保安部门的工作，这个部门十分重要，对巩固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曾经得到党的巨大信任。但是，由于它的领导人兰科维奇滥用权力，坚持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自治和民族平等政策。它私自设立了国家各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档案，窃听他们的电话，对各个部门都形成了威胁。它逐渐演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和党之上的组织。铁托指出：“这不是有点类似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吗？我认为，相当类似。”“当这样一个组织后来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各种不正之风而成为一种压迫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时，我们是否有权利，原谅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呢？我们没有权利，也不能够这样做。功劳是功劳，大错误是大错误。”1966年兰科维奇在南共联盟四中全会上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稍后被开除出党。根据联邦议会的决定解除了他的共和国副总统职务，并退休。南共联盟对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处分是严厉的，但对他们个人生活方面，除了必要地限制一定的自由外，还是非常宽容的。当人们问铁托，他怎样看待过去的同事离他而去，铁托说：
“你们看我从不对他们怀有什么仇恨，我总记得以前的事。对我来说， 这不如说是一种痛苦、一种意外。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要弄到这种地步呢？如果有些什么事，让我们谈谈嘛。你要知道，这些人离开你时，是难过的。……”
2. 私生活
有关铁托私生活的情况，他自己谈得很少，人们只能从跟他接近的人那里了解一点。
铁托曾有4个妻子。第一个是他1917年在西伯利亚认识的，叫佩拉吉亚·贝洛乌索娃。1920年，他们正式结婚。后来他们一道回到南斯拉夫。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生了3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1928年，铁托被捕后，夫妻就再没团聚过。贝洛乌索娃带着儿子回到了苏联，不久就改嫁了，儿子也被送进了保育院。后来铁托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把这个儿子接到了身边。由于工作太忙，无法照料他，大战期间，扎尔科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受伤，战后他回到了南斯拉夫。铁托以后几次访问苏联都没有与他的前妻见面，他也从不跟别人提起贝洛乌索娃的事。
铁托的第二个妻子赫尔塔·哈斯是个斯洛文尼亚人。她大学毕业，与铁托相遇是1937年的事。她性格温柔，心灵深处爱着铁托。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亚历山大。1941年，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来到萨格勒布，秘密学习无线电。这个学习地点是铁托必须经常去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铁托与赫尔塔分手了。赫尔塔对这一点是不满的，但她从不说铁托一句坏话。战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并且一直住在贝尔格莱德。她总是希望人家知道，她儿子的父亲是谁。
但是她却不愿接受铁托的照顾。
战争期间，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总是跟铁托在一起，事实上当了铁托的秘书，大家都叫她兹登卡。兹登卡长得很漂亮，但她性格上存在一些缺点，同志们并不十分喜欢她。当时是战争条件下，游击队在过着某种近似清教徒式的生活。铁托在没有宣告同赫尔塔关系终结时，就同兹登卡有了这种关系。铁托自己并不鼓吹清教徒主义，而且别人也没有公开提起这件事，但这总有点不对头，铁托感觉到了这一点，不得不公开了这种关系。但是兹登卡并不因此而得到同志们的爱戴，她总是想显示出她与别人的不同，吉拉斯讲述她时，说她：“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有人不慎摔了东西，有人走路时无意挤了她一下，没有先问问她，铁托睡没睡，肉煮得老了嫩了，烟朝她那个方向吹，等等。没有人喜欢她，没有人有机会去喜欢她，因为她把每个人都得罪了。铁托也渐渐地不能容忍她的怪僻。但，显然，他不能跟她分手，这样做会大大损害铁托的名誉。战争结束时，兹登卡得了肺炎，到苏联治疗过一段时间。
当她再回到铁托身边时，已经改变了很多，不再抛头露面了。1946年兹登卡去世，铁托依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白宫的花园里，以便守候在铁托身边。这之后兹登卡就很少被人提到过。
铁托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人们的保护，这使他失去了作为一个平常人的自由。再要续弦，只能在接近他的人中去找了。这时铁托已经55岁了，接近他的人中，有一个专门料理他生活的随从警卫，叫约婉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她是塞尔维亚人，身材苗条，一头黑发，白皙的皮肤，长得很漂亮。她23岁，念过小学，从来未有过恋人，为人端庄、真诚。她在充当铁托工作人员之前是利卡第六师的战士。有人说，保安机关把她挑选到铁托身边，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
兰科维奇不赞成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挑她也得挑另一名，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真实情况却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约婉卡来到铁托身边之初，其他的工作人员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她同铁托不可能有任何亲近，否则可能被看作是有野心、拍马屁、情欲、利欲熏心。其他的保卫人员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她的戒备，谁也不愿同她接近。她为铁托做的饭菜，她得当着大家的面先尝第一口。这种状况持续了6年，她默默地忍受着屈辱，仅仅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铁托的敬爱和热爱，她自觉地为铁托作出了牺牲。6年之久，她忍耐着，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大惊小怪，她决心如果有必要不惜毁灭自己的青春，守护在她敬仰的偶像身边，日渐凋谢，不为人知。这一切铁托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情况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51年底，铁托患了急性胆囊炎，胰腺也被感染，这是可能致命的。这次必须有人监督他的饮食。谁也不能，也没有理由阻止约婉卡对铁托的一往深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得到加强，而又是那样自然。在动手术之前，铁托的医生有意说了一句话：“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这句话也许对促成他们的结合起了作用。1952年铁托同约婉卡结婚。随后，约婉卡就经常作为第一夫人，陪同铁托出入各种社交场合。通过学习，加之她天性聪明，她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文学学位。教授们说这并不是对她特殊地位的照顾。
她质仆、优雅的风度，开朗善良的性格，使她到任何地方都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她成功地担负起了南斯拉夫第一夫人的角色。约婉卡是铁托生活中的亲密伴侣。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她对铁托的政治生活没有施加过影响。铁托坚守把私生活与政治严格分开的原则。约婉卡未为铁托生育子女，主要是铁托不想要。但她帮助铁托抚育了赫尔塔生的儿子，和铁托的长子扎尔科的子女。铁托从不让他的儿孙有任何特权，而是让他们像普通公民一样，自己到社会上去闯。
在铁托85岁高龄时，铁托和约婉卡分居了，原因谁也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那是铁托的旨意。
仅仅过了三年，1980年，铁托身患重病，5月4日，他在卢布尔雅那与世长辞，享年88岁。来自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遗体安葬在贝尔格莱德他所住的花园。
3. 伟大的领袖平凡的人
铁托担任国家元首已达30年之久，他会见过战后世界的许多杰出人物。几乎毫无例外，人们都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他既有不同凡人、坚强如钢的意志，又有关心人、体贴人的温情；既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又有诙谐幽默、乐观开朗的心态；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又有广泛的兴趣爱好。
1953年，铁托当选为南斯拉夫总统。他一天的活动基本是这样的：
清晨6点左右起床，自己煮杯加香料和奶油的咖啡，边喝边看报纸。
然后带着狼狗“老虎”和两只小白狗“杰米”和“布比察”在花园里散步。散步时间不长。回到办公室，批阅公文和处理文件。8点半左右吃早饭，然后接着工作。上午，他在住所同工作人员谈话，随后接见国内外来宾。中午一点，他同夫人一起吃午餐，这是一天的正餐，他喜欢请一些客人或者是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后在靠椅上稍事休息，或者到暗房去冲洗相片。这个时候，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只有发生急事才例外。下午4点到7点，他举行工作会议，接待各部门官员或外国代表团。7点左右吃晚饭，然后看电视新闻，偶尔也看看故事片。接着他看当晚发行的报纸和送来的文件，在他看过的文件上，都标上“已阅”。要办的事都有他的批注及处理意见。他从不积压材料，今日事今日毕。
铁托每年都要花很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走走，视察工作，了解民情。
在南斯拉夫流传着很多关于他在人民当中的故事。
1953年，铁托到萨格勒布过“五一”，他到了斯莱曼山上一个森林里。这里到处是郊游的人。听说元帅在这里，人群就朝这边涌来。铁托被夹在人群中，他高声向陪同人员喊道：“你们看，这是谁在推着谁走啊！是他们推我，还是我在推他们？”总统在一块林间空地坐下来，大家也都坐下来。人们唱起了歌，都是歌颂铁托的。铁托开始还耐心地等，心想他们会唱点别的。可是颂歌一支接一支。他打断了他们：“够了，我也想唱歌，你们让不让我唱歌？来，唱个其他的歌吧。”于是他们唱起了扎果列的民歌 《你坐下来》。歌的每一段结尾，铁托跟着大家一齐 唱“奶酪啊、黄油啊、牛奶啊……”
铁托总统到了卢布尔雅那，他想到街上走走，于是请了斯洛文尼亚的地方官员陪他一起，穿着便服上了街。他们上了有轨电车。车上的人没有注意他们。总统走到售票员旁边掏钱买票。售票员只看钞票，没有看人，他对有人递过来一张1000第纳尔的大票很不高兴，粗声粗气地说道：“同志，请给零钱。”铁托身上只有这张大票，他回答说：“没有零钱”。“嗨，那就没有票了。”可是这时有人认出了铁托，他们朝这边挤过来，有人叫出了声。售票员这才抬头看了一眼买票的乘客。真的，这是铁托。他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连声道歉：“元帅同志，不，不，您是不要票的，您……”“为什么不要啊？我是乘客。”售票员没有办法，只好收了铁托的三张票钱。
最使铁托感到激动的是与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相会。
第一无产者旅一批幸存的老战士在首都聚会。他们请来了最高司令。铁托热情洋溢地说：“我老实告诉你们，这种集会总使我激动，今天尤其如此，因为看到你们还在我周围，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时刻啊！可以这样说，老战士们、老同志们每一次这样的联欢都使我国革命的大水库灌满了水，它使我们获得新的力量和自信心。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1965年，总统视察斯洛文尼亚。当车队驶过市区时，全城居民都上街欢迎他。原来计划，在市中心让铁托同志下车讲话。安排在前排的是当地党政官员，靠后一点是当年参加过战争的斯洛文尼亚老战士。当铁托走出汽车时，看到了老战士，他径直朝他们走去。“请原谅，”他对当地党政官员们说，“我得先同老战士打个招呼。”他同老战士一一握手问好后，才回过来跟官员们握手，然后拿过话筒说道：“我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这个地方对我国人民解放斗争做过那么多贡献，我看到了许多战争中的老战友，我真高兴。今天，青年一代正在享受老一代为了使他们生活得更美好而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我要建议我们的青年一代向自己的父辈们学习，因为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和创造美好的未来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尽管工作繁忙，铁托仍要忙里偷闲，尽情地拥抱生活。他兴趣广泛。
早年，铁托是个击剑好手。他爱好骑马，也打网球，打得很投入，但是技术不佳，只爱打双打，很少单打。他还喜欢看足球。
足球是南斯拉夫人民喜爱的一项运动。战争年代，人们打仗时都忘不了它。那时在福查举行过一次足球循环赛，铁托只要有空就去观看。
在最高司令部同福查青年队比赛时，发生了争论。公正地说，青年队实力要强些。但裁判明显地偏袒最高司令部，对青年队的哨子吹得顶严。
在裁判判了青年队一个点球时，青年队发火了，找了正在看球的铁托，说裁判不公正，要求罚他下场。铁托同意他们说的，但是没让他罚下场，让他自己改正。比赛继续进行。在随后的比赛中，运动员同裁判又发生了争执，大家闹到铁托那里，铁托也有些生气。他站起来，说：“好，我来当裁判，不要再吵了。”他拿起哨子，奔进了球场。
解放后，铁托不怎么去看球了，仅仅是通过报纸、电视过把球瘾。
他怕他的倾向性会影响与之对立的球队和球迷们的感情。有一次人家问他：“您喜欢‘游击队’吗？”铁托想了想，说：“不，我不能当啦啦队，我要为我们所有的球队助威。我喜欢‘游击队’，也喜欢‘迪纳莫’、‘红星队’，只有在他们踢得粗野时，我不喜欢。”
铁托爱好音乐，在他60岁生日时，斯洛文尼亚人送给他一架手风琴，他有时把房门关上，一个人练习拉。也许是水平不怎么样，所以有一次当杰吉耶尔去拜访他时，听到有人拉琴，过后去问他，他却不想承认是他拉的。铁托欣赏欧洲古典音乐，尤其是维也纳的轻音乐。对爵士乐则不屑一顾。但他在艺术观念上很开明，他不喜欢的，并不反对别人喜欢。
对于绘画也是一样，他喜欢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写实主义画家。近代画家中，对早期印象派较喜欢，而对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家则没有好感。他称这些画家是“没有灵魂的人，他们用画笔好像用铁锹一样。”
铁托在各地视察，往往应邀发表讲演，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讲话一般不打草稿。但在讲话之前总要习惯性的踱步、思考讲话的纲要。这样他便能随时根据听众的反应调整他的语调及内容的详略。他的演讲很能激起听众的共鸣，著名的普拉讲话就是即兴演讲的杰作。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过去只有洛拉·里巴尔比他强，而现在，他是公认的演讲水平最高的人。有一位政府部长想学铁托即兴演讲的本事。在一次群众庆祝大会上，他感到他对祖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有足够的体会的。会上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他相信，他会讲得好，会把群众的情绪推向高潮。可是当他走上讲台，站在话筒前，面对成千上万的人群，他的激情怎么也发挥不出来了。好容易下了台，别人问他：“天哪，你怎么会停停说说，结结巴巴呢？”他说：“我原来以为，我可以像铁托那样讲得好，我看他讲话从不带稿子。我过去讲不好就是因为不该照稿念，像他那样我可以做得更好些。”铁托听说了这件事，几天后他见了这位部长，对他说：
“有人说，你的讲话可不怎么的。”部长说：“铁托同志，我以为我也 可以像你那样不带稿子讲话，可是我失败了。”铁托笑了：“我亲爱的，你以为我是不作准备，信口说出来的？事实上，我每一次讲话都要好好准备，研究我掌握的全部材料，然后再归纳整理，向自己提出问题，形成了腹稿我才去讲……”
假日里，铁托有时去山林中打猎，他只打野兔和其他法律允许打的动物，鹿是坚决不打的。虽然他枪法极好，但他打猎多半是借此到野外来放松一下。他劝那些喜欢打猎的人不要去碰鸟。“对鸟和大自然采取什么态度，反映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请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只打允许打的东西，而且只在该打的时候去打。不是狩猎季节，那么就去打乌鸦吧。”
铁托热爱大自然，他经常住在布里俄尼岛上，这里属地中海气候，雨量不多，几乎从不下雪，岛上花木丛生、郁郁葱葱，长着种种树木，其中有些是铁托从亚非国家带来的热带树木，他自己亲手裁种的。绿荫中，人们可以看到撒欢的鹿群，还有摩弗仑羊、野兔和其他动物。因为它们从未受到过人的伤害，所以它们不怕人，来访的客人都可以走近去抚摸它们。这个岛是鸟的天堂，夜莺、黄雀、燕子、野鸽、鹧鸪、金丝鸟，数不胜数。铁托喜欢在岛上散步，在一片拍岸的浪花声和鸟啼声中得到休息。有时他也独自驾驶汽艇绕岛航行。布里俄尼邻近有一个叫万加的小岛，铁托在那里有一座别墅和一个小小的锁匠车间，他在岛上种了葡萄，自己酿酒。工作之余，铁托穿上工装，到车间里去干活，那是他最美好的享受。到岛上来的客人，铁托都要领着他们去看动物和他的锁匠车间。
总统在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大街的寓所里有一座花园，浓荫密布、鸟语花香。铁托办公时喜欢把对着花园的门打开，人不在就关上。一天，铁托不在，电工来检修办公室吊顶上的灯管。他爬上梯子，揭开隔板，吓了一跳：一只小鸟在那里歪着头朝他看着。在总统办公室里，它用草做了个窝。电工不知怎么办好，这个窝要不要清除掉呢？他把秘书找来，秘书告诉他：“小鸟能进来，只有门开着的时候，那就是说，铁托在里边工作的时候，小鸟也在工作，是总统批准它们的，你知道，他是多么喜欢小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