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她纤弱的手指感到他本已纤细的呼吸越来越弱，终于再也没有一丝进气……
1861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前往科堡访问。马车笃笃地向前行使，沿途的自然景色使得这对皇家夫妇的旅途变得十分的愉快，那些茂密的森林，那些开阔的河流，还有那不时与马车竞逐着的不知名的飞鸟，甚至使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工作上的访问，而好像是一次轻松的旅行。
他们一面欣赏着野外的迷人景致，一面愉快地交谈着。维多利亚照样是那样的伶牙俐齿，滔滔不绝，而一向沉默稳重的阿尔伯特也只有这个时刻才更使人想起25年前造访肯辛顿时的那个英俊青年，那个被高贵的少女称做是“最动人的”、“充满了和善与甜蜜”、“言谈聪明机智”的活泼男孩。
是的，作为女王的丈夫，作为19世纪世界最强盛帝国的亲王，阿尔伯特几乎是牺牲了自己人生深处许多本质的东西，肩上的责任不断地强化着他思维上的严密与生活上的严谨，他当然也弹琴，也喜爱名人的油画，但那不过是繁重工作间隙的一种调节与放松，他的身材与体态酷似一位浪漫而抒情的男高音歌唱家，但人们也越来越觉得那不过是徒有外表罢了。英国的绅士与贵夫人们总想在那些豪华气派的社交场合或者舞厅、或者剧院、或者赛马场找到那个风度翩翩的身影，他的身影几乎永远定格在白金汉宫那张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的办公桌前，那盏绿色的书写台灯下，躬伏的身子如同一座沉重的雕塑。
他的勤奋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那盏绿色的台灯是愈亮愈早了，信函往来也越来越广泛，阅览报纸也越来越尽可能的全面，他一直坚持着的备忘录写作也越来越细致、深刻、精辟、冗长，这一切几乎将他吞噬，或者说，他自己就如同一条饿龙，他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日日夜夜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却仍感饥饿。甚至，他的娱乐也仅仅只是一种为了工作而迫不得已的义务，他按照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消遣，怀着颇为拘泥的热忱去猎鹿，在午餐时说些双关语，这些都是正经的事而绝非纯粹的娱乐与诙谐。
他的压力总是巨大的。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那雪片一样飞来的各式文件，更来自于这位严谨的德国佬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的，从表面看来，他是成功的，在维护君主制方面，在树立皇家威望方面，在推动大英帝国的强盛方面，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他私下里常常感到，他毕竟是个德国人，在这个沉闷、愚昧、涣散、混乱而又装腔作势的浅薄的国度，他的德意志民族的严谨、务实、理性又算得了什么？外相帕麦斯顿曾被他挥到了一边，然而不久，这个曾被约翰·拉塞尔勋爵宣称为“年事已高，怕不会再有多大作为”的老家伙不是又卷土重来当上了英国的首相吗？英国人从本质上需要的是帕麦斯顿而不是他阿尔伯特。这正是阿尔伯特心灵深处的隐忧，是的，对抗一个人是容易的，而要去改变一个民族的血统却是何其艰难，更何况这样的一种“改变”是由与这个民族性格相反的另一民族的代言人来引导。英国人依旧在她那令人无法忍受的老路上不可理喻而又自得其乐地笨拙缓行，谁敢把她引上严谨、务实、理智之路？
阿尔伯特带着他的勃勃雄心，带着他的严格的目的，抱着必得的决心跳到这个庞然大物前进的路途中企图把它引向另一道路。可是，最终被挥到一边的不是那帕麦斯顿，而是阿尔伯特。
他如同塞万提斯手下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他的选择，他的勃勃雄心早已决定他只能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但是，这种悲观的情绪并不能阻止这位坚韧的德国人坦克式的不断向前的步履。他忧心忡忡却又如同一架精密的机器，在干巴巴的精密组合中无数的齿轮永恒的转动、转动。
只是他的体力愈来愈虚弱了。20年前，那位眼睛明亮、肤色滋润的英俊青年如今已变成一个枯黄憔悴的中年人。他的原本挺直的身子也因长期的案牍之劳而至于腰弯背驼，肌肉松弛，他的头也完全谢顶……对此，维多利亚颇为担心。是的，就她个人而言，她的身体与精力与阿尔伯特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生机勃勃，人到中年却愈发风韵旺盛，她的突出的始终充满好奇的流盼的眸子，她的短小肥胖而能干专断的素手，她的快速而流转的话语，无一不在显示着这个女人旺盛的生命力。但她知道她的这份旺盛的生命力完完全全来自她丈夫的保护，他如同一把撑天的大伞，为她挡去了无数繁杂的事务，无数无聊的干扰，使她得以快乐的生活。现在，她明显地感到，这把大伞在风雨飘摇中多少有些支撑不住了，她多么希望能将自己独特的精力转输给那个近乎枯竭而萎靡之人！她努力地做着她所能做的一切，为了使他更加自信，她授予他亲王的头衔，她郑重地向社会声明“朕有权申明朕之夫君为英国人”，她和他一起工作，随时照顾他。她经常把他扯到奥斯本树林里去散步，去静听夜莺的啼鸣，每逢他生日来临，她总要煞费苦心地为他准备生日礼物，一幅比阿丽斯的油彩画像，一整套哥达及四周的风光照，或者一个由维基设计的用巴莫罗花岗石和鹿齿做就的镇纸……
但是，一切的努力都阻挡不住那个异国人的寂寞与憔悴。
马车仍旧在通往科堡的路上飞驶，得得的马蹄声清脆地播散在辽阔而清新的旷野的时候，维多利亚与她的丈夫的说笑声也一同飞出窗外。特别是维多利亚看到经年辛劳的丈夫有如此好的心情与精致，她的心里轻松极了，她希望通往科堡的路程永远没有尽头。她侧过脸看看夫君漂亮的鼻子，动人的嘴唇，内心里油然涌起丝丝爱意。
正在这个时候，维多利亚感到车身猛然地抖动了一下，然后朝阿尔伯特一侧倒去。
马车的一侧车轮出了故障。好在有经验的车夫立即喝住了奔跑的马匹。女王安然无恙，而阿尔伯特却留下几处擦伤和青肿。
看看夫君那副孱弱和狼狈的样子，一股巨大的隐忧将她缠住。她总感到，这次失事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事实也正是如此。
1861年年初，维多利亚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突然患了重病，几个月后悄然长逝，这是维多利亚懂事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丧失亲人的切肤之痛，原本实实在在的熟悉的身体，原本生动具体的内容，忽然间说消失就消失而且无影无踪，这完全超出了女王的想象，君临一切的女王忽然感到了一种人生之悲哀。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1月底一个寒冷的阴雨天里，丈夫阿尔伯特在视察桑德伯斯特新军校的设施建造时淋湿了身体，得了风湿病。几天后，他拖着病体去剑桥了解长子即未来英王继承人威尔斯王子的情况又受了致命的风寒，阿尔伯特很快卧床不起。
维多利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她知道不到万不得已，阿尔伯特是绝对不会躺下的。因为，尽管这些年来，阿尔伯特一直被忧郁与病痛缠绕着，但从不曾间断过他的工作。
但现在，他是倒下了。
维多利亚成天守护在夫君身边。他的病情每况愈下，雄心勃勃的亲王在几十年不屈不挠的人生奋斗之后终于祭起了白旗。他把维多利亚叫到身边，说：“我并不依恋人生，我并不看重它，假若我患了重病，我将立即投降，我不会为着生命而挣扎，我没有生的执着。”维多利亚努力地安慰他，她在病人隔壁的房间安置了一架钢琴，让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在上面弹奏着阿尔伯特最喜欢听的曲子，那些古典的田园牧歌式的曲调使阿尔伯特想起了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故乡，那些清晨的鸟鸣，那些调皮的小伙伴，有时，维多利亚也俯在丈夫的身旁轻轻地朗读着他喜爱听的司各特的小说《顶峰的培沃里尔》，而他则努力地欠起身子一边抚摸着她的面颊，一面喃喃地重复着“LiegesFrauchen”（可爱的夫人）和“gutsweibchen”（善良的妻子）。
维多利亚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必须使病人从她的身上感受到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她总是对阿尔伯特说：“亲爱的，没有事的，詹姆斯·克拉克医生已好些次向我保证说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那个固执的曾在黑斯廷斯小姐谣言事件中搬弄是非的克拉克医生的确不止一次这样说过。这个早该逐出宫廷的庸医却不知什么缘故深得维多利亚的宠爱，而现在该弄到维多利亚自食苦果了，当然她并不曾自觉到这一点，阿尔伯特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了。有人建议换一种治疗方案，而他总是对这建议嗤之以鼻，他总是说“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事实是，阿尔伯特的病是一天也耽搁不起了。另一位高明的医生华生博士指出亲王已正处在伤寒的攫据之中，但他依然无法说服克拉克。克拉克仍在说：“我认为迄今一切都令人满意。”
事情就这么被耽搁下来了，阿尔伯特已病入膏肓，而维多利亚却仍旧蒙在鼓里。
1861年12月14日清晨，华生博士在看过了病人之后，一脸阴沉，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赶快把亲人们找来和他告别吧，否则连这也来不及了。”
先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父亲身边默默走过，阿尔伯特的呼吸十分的微弱，双眼微闭，嘴唇偶尔微微扯动，似乎是在做着一个遥远的梦，孩子们噙着泪花不敢出声，他们被告知不要去打扰他们父亲，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去吧。
维多利亚终于明白了自己正站在一个可怕深渊的边缘。孩子们走后，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夫君身边。这时，阿尔伯特也似乎于冥冥之中感到了妻子的存在，他呢喃着什么，她努力把耳朵侧过去，仍听不清究竟说些什么。过了一会，他又努力地抬起手开始理起自己的头发来，这种动作平时只发生在去参加一次正式的会见之前，莫非此时的阿尔伯特也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人生中那最庄重的一次会见，一次与上帝的相见？
她看到他吃力的样子，维多利亚一面帮他清理着那稀松的头发，一面俯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安慰他：“ESistkleinesFraucheu”（可爱的夫人就在这里），他似乎是听懂了，脸上露出一缕令人难以忍受的笑意，然后安静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大约过了几分钟，过分的寂静终于使维多利亚有些不踏实，她将手伸到丈夫的鼻子边，她感到那原本纤弱的呼吸是越来越微弱，而终于是没有一丝进气，他的容貌也逐渐变得僵凝起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声长而凄厉的尖叫撕扯在幽深的宫廷，那么的可怕，那么令人颤栗。
亲王阿尔伯特终于抛开了自己的爱妻，那个高贵的女皇，一个人撒手而去，他走的时候才42岁。
二、亲王之死如同漫天的阴霾一下笼罩着维多利亚，她感到自己的真实人生已随着丈夫的生命终止了。
阿尔伯特的死不仅对维多利亚个人，也不仅仅是对于英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在他有生之年里，特别是在他辅佐女王20年来的时间里，他使自己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了无人可比的地位，在政治家们的核心集团中他已被作为政府机构的一名必须而有用的成员加以接纳。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工人运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在一个又一个封建君王纷纷倒台的岁月里，他却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君主制国家最坚强的堡垒与最厚实的靠山，他把普鲁士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性格一点一点地锲入大英帝国，尽管这种锲入是何其的艰难。
按照一般人的寿命，42岁的阿尔伯特至少还可以再活30年，也就是说他在大英帝国施展他自己才华的时间在他去世时还不到一半。人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如果阿尔伯特再活30年，他将干出多少惊人的事情？在未来的30年里，政治家们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女王却只有一个。亲王也只有一个，亲王是永久的，只要不死，他将永远处于这个国家政治事务的中心。想一想，这样一个在英国人看来德操高尚、英明卓识，有着毕生从政的空前经历的人到19世纪末，将会获得一种怎样非凡的声望呢？而这种声望又将怎样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呢？他能否像后来的首相迪斯累里所言？“这位日耳曼王子以我国历代君王所未曾表现出的睿智和精力统治了英国达21年……如果他能比我们这几位‘识途老马’活得更久，他将使我们有幸得到一个独裁政府。”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没有任何假设与条件，它是一次性的。真实的历史是，从此，英国的君主制如同汪洋中一条浮摇不定的破船再也无法达到阿尔伯特时期的辉煌；对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从此，欧洲的君主们却一夜之间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落马；从此，他的妻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掉入了孤寂的深渊……
是的，君王之死，损失最大的是维多利亚，只有维多利亚！
在给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一封信中，她用一种呼天抢地的语气倾诉着自己的不幸：
生下8月便丧父的可怜孤女，如今在42岁又成了心碎肠断的寡妇！我的幸福人生已经终结！世事于我已如烟云！……啊，正值盛年便横遭剥夺——眼看我的纯洁、欢乐、宁静的家庭生活（惟此方使我得以容忍我那极可厌之地位），在42岁上便横遭剥夺——当时我还出自天生的虔诚希望上帝决不会拆散我们，将会让我们白头偕老（虽然他总是说及生命的短促）——这太可恶，太残酷了！
阿尔伯特死后的第十天就是圣诞节。这个应该是属于这对皇家夫妇所共同拥有的日子，现在却由维多利亚一个人来细细咀嚼了。这是极其痛苦而漫长的一天。她无数次地想象要是阿尔伯特还在的话，那该是怎样的情境？她想得很细，很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细节都不曾放过。惟有在这种饮鸩止渴的想象中她才暂时忘却了悲伤与痛苦，她和丈夫阿尔伯特在一个极其遥远的世界里尽情游逛。
但这种游逛却是何其的虚空，有时，她猛然被教堂的钟声敲回现实，这时她才发现，什么也不曾留住，他的漂亮的眸子，生动的嘴唇，高大的身材，他的幽雅的琴声与稳重而不乏诙谐的谈话，他的……好几次，她俯伏在夫君的衣服上大哭不已。
接连的好几个星期，她都宣称自己无法上朝会见诸大臣，她的生活又重新变得与世隔绝起来，只是在过去，在肯辛顿她是被困在鸟笼里的鸟，而现在她是自己主动蜷缩在阴冷而孤寂的氛围中，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悲伤和痛苦，她乐意如此，只有这种悲苦凄凉的蜷缩才使她感到她与阿尔伯特仍旧息息相通，她成天披着厚厚的黑绉纱，凄凄楚楚地从温莎到奥斯本，又从奥斯本到巴莫罗，很少涉足京都，也拒绝参加任何国家仪典，她断绝了自己和社会、和臣民们最细微的联系，在臣民们看来，原先那个开明、正直、充满了乐观、自信的女王现在愈来愈被蒙上了一层难以明辨的薄雾，她深居简出，简直就是个典型的东方君主，神秘莫测。
然而这样的一种神秘莫测历来不受英国人的欢迎，人们像当初厌恶乔治四世、威廉国王等老朽一样对维多利亚过于长久的守丧、过于沉闷的气氛表示了极大的不耐烦，而把她刚上台时的亮丽动人情景早忘得一干二净。有这样一种说法，女王过久的蛰居生活不仅使上流社会罩上了一层阴影，也不仅是使大众再无缘见到那壮丽的景观，同时还对女装、女帽及女鞋诸行业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到了1864年初还有传闻，说女王陛下就要除服了，全社会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浪漫的英国人渴望着生动充满活力的局面的到来，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完全沉醉于凄苦之中的妇人已无法走出来自夫君之死的巨大阴影，她甚至在报上辟谣宣称自己将坚定如故，以保持与夫君灵魂上的相会。
她感到阿尔伯特无时不在她的身边。她走进工作室，她坐在那张再也熟悉不过的绿色台灯下。她来得很早，也去得很晚，她不断地抚摸着那些被阿尔伯特叠得整整齐齐的文件。是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谁能这样了。他的深入浅出的解说，他的对是否好坏的精辟的分析，他细致的关怀与体贴，他的咄咄逼人的远见与才干，都将与她无缘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匣将把这个可怜矮小的女人包围得透不过气来。她惟有孤零零地在写字台上阅读和批写。她甚至拒绝用她的私人秘书，这些私人秘书能代替阿尔伯特吗？
这样的一种守丧，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三、固执与任性又回到了那个女人身边，她以一种近乎变态的自私的方式，纪念着她的夫君。
很长一段时间，维多利亚这个典型的英国女人，不知不觉中完全沉醉在那个高大而英俊的日耳曼男人的阴影中，连同她天性中的那份固执与任性，也消弥在那个非凡的男性的沉稳与严谨之中。
而现在，那个高大的形象轰然倒塌。空虚如同一只巨大的魔掌将她死死地攫住。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空虚、一种无所寄托的心境中，为着要找到一种精神寄托，她几乎是饥不择食，毫不费力地回到了从前。是的，阿尔伯特的缜密的理智与开阔的视野随着他那个实实在在的躯体的消失也已越来越遥远，不可捉摸。那个孱弱的女人只好回到她轻车熟路的老道，固执与任性，她潜伏多年的那种本性又一次抬起头来。
尽管在夫君死后，她曾反复地宣称，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必须遵循亲王，但是，事实将证明维多利亚的这种遵循仅仅是限于对亲王所热忱的那些表面事物之遵循，而不是去继承亲王内在的精神，或许亲王的这种内在精神不是那个肤浅的英国女人所能透彻理解并掌握的。
一个极其明显的事情是，在阿尔伯特去世不到两年，在那场郁积了十多年的可怕的什列希维格、霍尔施坦争端越来越尖锐甚至几乎要导致一场可怕之战争的时候，维多利亚因为自己的偏见与固执，导致了一场外交上的重大失误。
维多利亚没有忘记，十多年前，在什列希维格、霍尔施坦两地归属问题上，她曾经和阿尔伯特一道与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她清楚地记得，她的丈夫是坚决地站在普鲁士一边而反对丹麦。现在这一争端再起的时候，她便毫不犹豫地坚持着阿尔伯特从前的立场，在她看来，阿尔伯特是永远正确，不可违背的，也惟有如此，她才对得起死去的夫君，才觉得自己永远与夫君同在。这也许是纪念夫君最好的行动，但她却忘了，此时的普鲁士与阿尔伯特在世时的普鲁士已决然不同，现在主宰着普鲁士的是那个好战的野心勃勃胃口极大的俾斯麦。她甚至更无法预见，一旦俾斯麦羽翼扩大对于大英帝国也将构成莫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女王以毫不退让的热情与帕麦斯顿唱着反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对自己的大臣们，她的呼吁、抗议一如泛滥的洪水，毫无遮挡的倾泻着，她说：“对欧洲来说，保持和平的惟一机会是不要支持丹麦……”她还对一位大臣言辞恳切地说：“朕已被焦虑和不安彻底弄垮了，一心只思恋着朕亲爱夫君的帮助、忠告、支持和爱护”，她甚至“准备全力以赴”冒着即使会有外交大臣辞职的后果“也要力劝国家不要支持丹麦以陷入疯狂而徒劳的战争之危险之中”。
在维多利亚之努力下，英国牺牲了丹麦而成全了普鲁士。但最后的结果却最终教训了维多利亚：那个她本以为可以寄托着自己和平的希望与热情的俾斯麦在几个月后对奥地利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企图一举吞并奥地利再进一步扩张，这次在历史上被称为“七周之战”或“普奥战争”事件，打破了维多利亚天真的美梦。她的态度忽然间从一个极端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她现在要做的是敦促大臣们诉诸武力以支持奥地利。
但是，维多利亚对于夫君的崇拜与纪念都没有因此而打丝毫折扣，相反，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却越来越频繁。
在维多利亚看来，由于来自异国的缘故，阿尔伯特的才干与品行远没有在他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的英国臣民们所认识，而且，即使是有了某些印象，诸如万国博览会之辉煌，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微弱、渺茫。
她常常坐在阿尔伯特的钢琴旁，心里流露出莫大的恐惧。她有时偶尔碰响了某个琴键，声音清脆、悦耳，却又无可奈何它的最终的衰弱乃至消逝。作为一个君主，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她能把她所为之感动的一切都永远留下来吗？
无论如何，她必须尽力，她的丈夫是那么的伟大辉煌杰出。生前，她出于许许多多的忌讳不便过分的宣扬这位在她看来简直是上帝派来的神明，而现在，死亡撤去了禁忌的樊篱，对一位死去的英雄的赞美谁会去怀疑其中的“自私”呢？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将那个伟大的神明昭示于天下了。
于是，在亲王死去不到一年，一部收录了所有亲王讲演的长卷出版了。随后，她又组织人撰写了一本亲王的早年纪事，她本人亲自拟定全书大纲，提供了许多曾经不曾披露的细节，并附加了难以数计的注释，直到1866年这本收录了从亲王出生到结婚、编辑工作历时四年之久的大作才告正式出版。
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几乎是手不释卷地捧着这部纪事，回忆着亲王的每一个细节。失去亲人的悲痛使女王的记忆已大不如从前了，她甚至常常连阿尔伯特生活中一些最有趣最明显的情节也忘记了，她感到这本纪事太粗略了，应该有一部详尽的生平故事与之相应。于是，她立刻诏令马丁先生为亲王撰写一个完整的传记。维多利亚为传记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必须把传主写成一个无论在德行还是智慧还是美貌等方面都臻于完美的人物。在维多利亚心目中，阿尔伯特也的确是这样一位没有半点瑕玼的伟人。
马丁先生极其勤勉，竭忠效力，他时刻谨记女王之指示。他几乎是每写一章都要请女王过目。女王不断地提供了一些细节，也不断地提出一些建议及新的要求。凡是她认为对于阿尔伯特形象稍有不妥的地方她都明令删除，这还不够，她甚至连传记的语言也要求充满激情、充满神奇韵味，为此她诏令另一位作家，一位著名的桂冠诗人参加传记写作班子，以期使传记具有一种赞美诗的魅力。
作家们辛劳了整整14个年头后才出版了传记的第一巨册，而等到其余四册出齐，已经是1880年了。五部砖头一样的巨著摆在女王的案头，女王摩挲着书页，就如同触及了无限的往事，她的心里腾起了一股慰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维多利亚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能唤起国民认识传主崇拜传主的著作除了在政府控制的舆论界有过一段喧闹以外，英国的老百姓的反应却极其的冷淡，好几次在公开场合，她有意提到阿尔伯特的名字，民众的表情没有丝毫狂热的样子，这令她十分懊恼。她不明白，她所要求在书本里所体现出来的那个过于完美的画像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那种过于完美的人物离他们太远，如同在天上，如同宣教课本里的媚人主角，特别是那种赞美诗样的老调，更让他们觉得做作、虚伪，对此，他们除了耸肩一笑或者不恭地嘘上一声掉头而去还能怎样呢？
阿尔伯特是杰出的、非凡的，但那种杰出与非凡由于女王的挚爱使之成为一座无瑕的蜡像，于是那些个与杰出与非凡同在的紧张与痛苦、神秘与不幸，那些个常出漏洞而又充满人性之经历与品质也完全消失了。
事与愿违，维多利亚陷入失望之中。
但终日生活在丈夫亡灵的牵引之中的女王并没有因此而有过片刻的冷静的理智与思考，她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书籍这样一种纪念形式，她觉得，这种必须首先通过抽象的文字去唤起想象的纪念形式太模糊了。
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更为直观的纪念活动在女王的明令下展开了。为了使臣民们不管在何处聚会都能想起亲王，她要求在全国各地——阿伯丁、珀思、沃普汉普顿等地都竖起亲王的塑像，在她看来，这些由实实在在的青铜和石块塑成的人物将实实在在地闯入人们的肉眼，谁不会因此而想起那个杰出的人物呢？
一座又一座的塑像耸立起来，女王一反常态，拖着臃肿之躯亲自参加这些塑像的揭幕典礼，发表几乎千篇一律但充满激情的讲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辞辛劳。
规模最大的塑像被置于阿尔伯特纪念堂之中，纪念堂位于肯辛顿公园最靠近万国博览会的地方，塑像及其纪念堂由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家斯科特先生设计。斯科特说：“我在设计阿尔伯特纪念堂中的构想是建造一种穹盖以庇护亲王的塑像，其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此穹盖将在某种程度上仿依古代神殿的法式。这些神殿均是想象中的建筑模式，实际上从未造起来过。我的构想便是以贵重的材料，镶嵌和珐琅等等将这些想象建筑中的一种变为现实。”整个纪念堂显得庄重、宏大、高贵、气派。单是那环绕堂基的中楣本身就是一件规模巨大的复杂的精美的艺术品。中楣上刻有170尊雕像，全部按人像自身比例雕刻，长度在200英尺以上。而中楣材料为当时所能采到的最硬的大理石。在纪念堂各个恰当的位置上都有象征阿尔伯特美德与才能之雕像，其中四尊代表崇高圣德，四尊象征伟大天伦，四尊代表阿尔伯特所酷爱的重要学科——天文学、化学、地质学、几何学、修辞学、医学、哲学和生理学——这些雕像皆精细、完美如同阿尔伯特本人，启人智慧。例如代表生理学的雕像被设计为一个高贵纯洁的少女左臂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以象征生理形态的最高最完美的发展；她的手指向一架显微镜，即用以观察动植物有机体之微观形态的工具。
为所有的这些精美的寓意深刻的附加建筑所簇拥的是阿尔伯特之塑像。塑造设计为阿尔伯特的坐姿，而这种坐姿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垂立两侧的大臣，而是一位尊贵的王者。他的右手持一小册子，那是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各国展品的目录，塑像质地为青铜镀金，重约十码。
纪念堂建筑花了整整七年工夫，总耗资12万镑，为英国一处辉煌的人文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