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之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执政的五年。
1868年11月的大选，59岁的自由党党魁格拉斯顿获取全面胜利，这本身就说明在英国自由运动的再一次高涨。情况正是这样，在法国拿破仑的倒台和共和政体的建立之刺激下，整个欧洲自由运动突然变得比1848年以来更趋极端。在英国，从来被认为是属于下层阶级的宪章运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所热忱谈论。早期宪章运动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繁荣而暂时陷入低潮，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长期的繁荣已使工人丧失斗志，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劳动阶级。”但是这种繁荣所掩盖下的不平等、不合理随着时日之推移逐渐地凸现出来。到了19世纪中后期，宪章运动死灰复燃。现在，甚至连国会议员、博学的教授以及那些贵妇人也都明目张胆地宣扬起最具颠覆性之论调来，共和的论调到处泛滥，万国博览会广场正如建立之初有人所担心的那样，果真成了政治集会之中心，在那里成天有人在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君主立宪制不断地遭受着诘难与质问。
维多利亚首当其冲。一方面，她还无法从失去亲爱的伴侣的巨大悲痛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隐居，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前女王与阿尔伯特双双为国家奔波之身影，人们不能理解更无法容忍她对社会的“远离”。国家每年给皇家38.5万镑的花费，而维多利亚拿它做了些什么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本《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制了上百万册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6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但她所得数额巨大的年金的其余部分，据条例所称乃供其“支付皇室的开销和维持国君的体面与威仪”。如今显而易见，亲王逝世之后，这两方面的开支必定大为减少，因此很可能出现如下结果：即每年有一大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她用，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而这笔私产据估算在500万镑左右。小册子的估算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但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但人们却由此确信，维多利亚绝对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她不劳而获，作为一名超级富媪已是无法否认之事实。据后来的统计，维多利亚去世前个人财富确有200万镑。由此，进一步的指责接踵而来，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那言下之意是什么？不是要废除国王吗？人们非但不能理解女王丧失亲人之后的深居简出并同她一起去缅怀那个伟大的亡灵，而反以此作为把柄来攻击诋毁她，这很使维多利亚恼火难堪。她还从来没有这样被臣民们所责难过。对比当初阿尔伯特在时所受到的尊重，真是心灰意冷透了。
维多利亚几乎举步维艰。1871年，皇室向国会要求给予路易丝公主3万镑以做同亚吉尔公爵长子结婚的嫁妆以及年金6000镑，顿时舆论大哗，对皇室的攻击如同火上浇油。女王不得已亲自主持国会，才使得皇室要求得以满足，但女王本人之形象却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几个月之后，阿瑟王子成年，按理，国家要给他1.5万镑的年金，这一次引起的非议更加激烈，到处都是攻击君主制诽谤女王的愤怒言论。激进的政治家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施展自己的“才华”，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在纽卡斯尔的集会上高声呼唤共和政体，而另一位风云人物布拉德劳斯面对特拉法加广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人群，把百姓们称做是“王侯的乞儿”，更具鼓动性，群众的激情如同点燃之干柴迅速在全国燎原泛滥……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处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好像没有了阿尔伯特，她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不顺心，这个一向高傲的女人有时也真是有些消沉起来，她曾向那位为阿尔伯特作传的马丁先生袒露自己的哀伤，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十年来巨大的忧患和艰巨的工作，孤立无援之处境以及日益增加之年岁与日感不支的体力”，几乎将她压垮，好几次她默默地坐在阿尔伯特的写字台前，面对那盏浅绿色的台灯独自出神；难道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真的如同这陈旧的写字台与灰暗的灯光已黯然失色了吗？难道她真的将步法国拿破仑之后尘、永远脱下那威仪的皇冠皇服吗？
她真的有些动摇了。
二、面对废除鬻买衔位的正式备忘录，维多利亚手中的御笔悬在空中哆嗦良久……
作为自由党的代言人，格拉斯顿在1868年成为新首相之后加大了改革的力度，而这场必然触及君主利益和地位的改革风潮却更进一步把脆弱的维多利亚逼向难堪之境。
格拉斯顿在接到他被任命为新首相的御旨后曾说到：此事意义重大，万能的上帝似乎注定让我履行某种天意。他决心在其位置上施展自己的改革才能，以顺应社会的发展。自由党的理想是政府应该公平而公开。在扩大文官考试、重组军队及司法机构、以及改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时，格拉斯顿继承了这些理想并设法付诸实现。于是一系列的改革风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而来。
首先是重组军队。在自由党看来，当时的军队庞大、混乱、不公平，而有时又很残忍，鞭打士兵便是残忍一例。特别是军队出售职位给富有的贵族，往往不论其功绩，副长官们提名州郡民团的军官，其取舍着重社会阶级而不着重军事能力。格拉斯顿决心终止职位的买卖、废止和平时期的鞭打，将各州郡民团编在作战部队下，又使总司令部管辖所有陆军并直接对作战部长负责。面对这一系列的改革，维多利亚感到十分愤懑。在她看来，军队特别是陆军与王室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之利益。她知道，阿尔伯特在军事事务细节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研究壁画工艺和为缺房贫民设计洁净农舍上的还要多。阿尔伯特在军队之建设上的细致深入思考使之在维护王室地位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一切都将遭到破坏，特别是将原先直接隶属于君王的总司令改为统属于国会和陆军部，那将意味着什么呢？维多利亚感到此项改革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另一项改革也使她极为恼火，鬻买军衔原也是为皇室参与军队而特定之制度，鬻买委任状本是得到御准的，但现在也将废除，此项改革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维多利亚感到空空洞洞，像是失去了寄托似的，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格拉斯顿的改革还包括中央司法系统改革。通过秘密投票权，工会法，以及废除政府对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的支持等。1873年的英国司法行政法案，废除了旧日中古的高等法院，不关税收的民事法庭、民事诉讼法庭，而将其职权归于司法行政最高法庭所属的许多中央法庭。当时的口号是中央集权、现代化及效率。1871年的地方政府法案也有这些特色。这一法案整合并扩大监督地方政府的主要中央机构，组成一有力的“地方政府理事会”，格拉斯顿内阁同时坚持此后所有文官的任用应以文官考试的成绩为标准。自由党下决心要提高政府的效率，甚至少用贵族也在所不惜。他们坚持：在英国社会中能做事的人都有事做，不论他是哪一个阶级出身。
自由党也通过一些增进自由权的议案。1872年的一项法案制定了秘密选举权，使投票人在选举中不受地主及雇主的威胁。1871年的“工会法规”也使工人不受雇主的威胁。它逆转了“杭比控拆克罗斯案”为人所憎恨的判决，宣布职工协会为合法，而其经费与互助会的经费一样受到保障。废除政府的支持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也减轻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负担。基督新教教会的教徒虽然只占爱尔兰人口的1/8，但它加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负担很大。它长久以来即是爱尔兰国教教会，拥有肥美的土地及什一之税。格拉斯顿撤销了对它的支持，并减少了其收入。
格拉斯顿的改革使维多利亚如坐针毡，她深深地感到，这一切都在动摇君主立宪制之基础。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将被赶下那座金碧辉煌的金銮宝殿。现在她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怀念起她的夫君阿尔伯特来了。她当然无法知道，君主制的削弱，民主运动的勃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皇室的衰微是迟早的事，即使有阿尔伯特时期的中兴，那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她仍然深信，要是那个伟大的人物还活着，事情决不至于此，而且如同万国博览会那样的辉煌与荣耀，那样的君临一切之尊严将永远伴随着她。但是现在，那个伟大的亡灵怎么也无法召回了。万国博览会的旧址涌动着乱糟糟的高呼着自由与平等的平民们，而朝廷上，那个可恶的格拉斯顿也大凑热闹。在这一场喧嚣的大潮之中，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她经常在朝廷上大发雷霆。但是，她的声音是太微弱了，和那些洪水般与日俱增地向她袭来的各种有关改革之卷宗打交道的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憔悴，徒唤奈何。
时代的潮流对维多利亚极其不利，稍有不慎，这股巨大的洪流将把她吞噬。这便是当时维多利亚的真实处境。这个一向任性倔强的女人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个性，尽管她的抗议与叫嚷仍隐约可闻，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这所有的声音都化作了一声无可奈何之叹息，时代之潮以其自己的速度与方式，似乎未遇到任何阻力似的从容推进。
一个显著的事例是，当那份废除政府支持爱尔兰基督新教教会之议案摆到维多利亚的案桌上时，这个可怜的女人把议案连同格拉斯顿所写的满满十几张四开大纸的说明书烦躁地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她的内心十分愤懑也十分混乱，按她的性格恨不得将这议案与说明书一把火烧了变作一堆灰烬，而她还得尽自己的义务，作为国王她不仅非读不可，而且还必须亲自做出批注，而且这批注还必须持赞同态度，这不是叫她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但内阁的议案代表了政府之力量，她女王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想当初，在她即位不久，帕麦斯顿不是在未向她奏准的情况下照样发动了侵华战争吗？那时，她就应该感到她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想到这里，维多利亚心头闪过一阵冷气，她轻叹一声，然后提笔批注，她甚至还给当初和她站在一边的反对党写了一封信，力劝他们在此问题上有所节制，以免结局更糟。
惊人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她面对废除鬻买衔位的一份正式备忘录的时候。鬻买委任状原是经过御准的，现在格拉斯顿打算废除鬻买军衔制度，而废除鬻买衔位之敕令仍将由女王来签署，维多利亚又一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内阁呈示的正式备忘录已经摆在她的案前，她的选择是，要么欣然签字，那么她所极醉心的君权，哪怕是极其有限的君权将继续得到承认；要么拒绝签字，那么将面临着激怒民众最终被民众掀下王座之风险。
维多利亚手中的御笔悬在空中迟迟不敢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女王的犹豫与痛苦昭示无遗。许久许久以后，又是在一声哀叹中，那支曾激扬文字的御笔终于在备忘录下端之空白处写上了女王的名字：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字体歪歪斜斜，如同一排纤弱的杨柳在风中摇摇欲坠……
三、“他对我说话犹如是对着一个公众集会”。
尽管格拉斯顿内阁的一切改革对维多利亚来说不啻是一场根本性的灾难，但格拉斯顿本人对维多利亚的态度却无可指责。作为首相在一切仪式上一切正规之场合对于自己君王的尊重与膜拜是绝对虔诚的。不论是在他和女王的谈话中还是在通信中，其态度无不毕恭毕敬。
格拉斯顿是透过一层近似宗教的敬畏之雾来看待维多利亚的：她是古老传统的神圣象征，是英国政体之决定因素，是国会法令所定的女王。她高高端坐在格拉斯顿面前，那么庄严肃穆，虽近在咫尺却不可企及。他对于女王之膜拜与忠诚从来不曾动摇。据说每次内阁开会，他总是要在开场白中大声地宣诵他所收到的女王就当前问题的来信。格拉斯顿的宣诵极其严肃、虔诚，强调的语气、猝发的惊叹、破格的语法，格拉斯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揣摸女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微言大义。他惟恐读错一个词一个字。在他的感染下，所有与会者都鸦雀无声，一派虔诚地听着那一封又一封来自神圣宫殿的御信，一种神圣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厅。内阁的一切公事都是在这种神圣的气氛中方得以开始。
不仅仅如此，凡是那些从表面上看起来对维多利亚十分不利的事情，格拉斯顿都以一颗异常忠诚的心去努力化解。比如说在社会上沸沸扬扬要对女王之资产进行彻底清查的吵嚷中，格拉斯顿几乎成了女王的一道铁的屏障。他不赞成其信徒中的极端派。1872年，那个曾在纽卡斯尔广场出尽风头高呼共和政体的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再行在下院建议要全面查究女王的开销以期对王室年俸条例进行彻底的改革，对此，首相格拉斯顿极尽一切雄辩之能事，宣称女王的全部收入当由她自主地使用，并辩解说，抱怨皇室的节省只会鼓励皇帝的奢侈。正是在格拉斯顿的坚持下，路易丝公主3万镑的结婚嫁妆，6000镑的年金以及阿瑟王子成年后1.5万镑的年金得以在国会上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
但是，维多利亚依然十分反感她的这位首相。这一面是因为她隐隐地感到，格拉斯顿的改革尽管表面上是在尊重王权的幌子下进行着，但从根本上却是不断地动摇着王权。当然，她不明白，这并不是格拉斯顿的错，而是整个时代潮流之必然，即使是换上那个老梅尔本又如何？即使是阿尔伯特在世，想必也会要去顺应历史之潮流了。事实上在格拉斯顿以后的另一位为维多利亚十分宠爱的首相迪斯累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很好的证明，只不过迪斯累里做得更巧妙而不为维多利亚这个崇尚君权的女王所觉察罢了。维多利亚对于格拉斯顿的恶感更主要地还在于，在她看来，格拉斯顿太缺少一种人情味，换句话说，即便是他对于她的尊重，也过于严肃、庄重、循规蹈矩了一些。所有与维多利亚打交道的人都必须记住两点，维多利亚是一个女王，一个充满权力欲的任性而专横的统治者，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女人，一个浪漫、敏感而柔弱的女人。格拉斯顿只记住了第一点，把维多利亚当作一个制度之象征，一个至高无上之权力的象征，而从来不曾也不敢想象那端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原来也是一个极其普遍之女人，他更不曾以一个男人的心理去揣摩，玩味那个女人复杂而敏感的心灵。
正因为这样，同是首相，和梅尔本，和迪斯累里比较起来，格拉斯顿总是显得那么的蹩脚，那么的令女王伤心。那个和女王一起散步、跑马，一起大段大段地朗诵诗歌，甚至一起逗笑的老首相梅尔本连同他那高大的身材、斑白的须发、浓黑的眉毛、表情丰富的嘴巴、生动的钁铄的大眼睛都永远地消失了。只是，梅尔本的消失因为有了阿尔伯特的出现并没有在维多利亚心中激起更大的遗憾与伤感。但是现在，阿尔伯特也弃她而去，阿尔伯特是永远无人替代了，而失去梅尔本的遗憾却因此显得愈来愈强烈了。难道连梅尔本也无人替代吗？
是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准确地说是九个月，有一个人如同梅尔本之再世，给了女王莫大的安慰与慰藉。1868年2月，首相德比爵士因病辞职而64岁的迪斯累里成为英国的首相。迪斯累里是一个多才多艺、感情丰富、热烈浪漫之人。他会写小说，他的演讲绝妙无比，他即便是在年轻失意之时也与两个已婚妇发生过恋情并娶了一个长他许多岁的富有寡妇，仅仅这些就足以说明他是如何的能深得人心。他深知女王长期为阿尔伯特之去世而悲伤，他如所有大臣一样，知道要取得女王之青睐与信任必须从这里突破，但他的方式却与众不同。一般的大臣总是在女王独自哀伤凭吊的时候努力做出一种伤感之表情，甚至还努力地挤下一两滴廉价的眼泪。迪斯累里却没有这么拙劣，他知道女王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与怜悯，而是一个和她一样欣赏、崇拜阿尔伯特的同伴与她一起去虔诚地凭吊。他的整套吊慰采取了对亡者虔诚颂扬的形式，他以一种和女王息息相通之语气不厌其烦地谈论着阿尔伯特之完美。他说：“亲王是我迪斯累里生平所见惟一成为完美典型的人物，在我所认识的人中还未曾有谁接近之。在他身上男子汉的幽雅而高尚的简朴，骑士风度和雅典学院派的修养融为一体。在英国历史上惟一于某些方面还近似于他的是菲力浦·西德尼爵士：同样的情操高尚，同样的多才多艺，同样的温柔与热情相济，同样既有浪漫派的生气又有古典派之宁静”，至于他本人和亲王的相识，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大事之一；充满着纯洁优美的回忆，并按他的期望，在对自己的余生发挥着慰藉与鼓舞的作用。”迪斯累里的话正中维多利亚的下怀，这些被维多利亚称做“深刻而精湛”的话语使这个多年来孤独凭吊的女人忽然之间找到了一个知音与伴侣。维多利亚花费了那么大的努力去让人们了解、崇拜她的伟大丈夫却收效甚微。她常常是在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里生活着。现在，迪斯累里为她驱走了寒冷与寂寞，使她重新感到春天的气息。他们很快成了朋友，迪斯累里给他的女主人送去一本他年轻时候写作的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小说，他的公函也用他最擅长的小说体写成，似乎是一份份关于政治信息和社会流言的生动报告，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在维多利亚看来，站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毕恭毕敬的呆板的臣子，而是一个调皮幽默的男人，一个热情浪漫的朋友，从他的身上，那个孤独的女人找到了她多年来所不曾体验过的东西。她把自己新出版的《高原生活日记摘抄》送给迪斯累里，甚至在春天来临之际，亲手采摘几束鲜花送到那个热情的男人手中。
但是，这个春天是太短了。九个月以后，迪斯累里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1868年11月的大选是在严寒中进行的，大选的结果如同当时严寒的天气将维多利亚手中的鲜花冻得憔悴。古板的格拉斯顿无法走进这个女人的内心。女人的寂寞重又荡漾而起。“他对我说话犹如是对着一个公众集会”维多利亚曾这么评价格拉斯顿。
民众的怨言，格拉斯顿的改革以及作为一个女人的内心的寂寞在1868年至1874年的五年内使维多利亚如同在漫无际涯的长夜中独行，在她的旅途中似乎没有一丝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