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臣在一旁费力地读着公文，女王双眼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然后一声“照准”的批示从她嘴里发出，平静而惬意……
也就在维多利亚在她的晚年不断地赢得自己作为帝国之荣耀与尊严之同时，她对于她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认识也逐渐地加深了，或者说，她晚年的东山再起本身就是她自己与这个对她来说极其反感的时代进行调和之产物。
早在亲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深深地触动了她。激进而好事的帕麦斯顿曾被她和亲王经过艰苦之斗争挥到一边，当时，与他们站在一边的约翰·拉塞尔首相曾称帕麦斯顿“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而且，除了一次极短时间的中断，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整整十年。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使维多利亚大为不解，难道真是他个人有多么大的能耐吗？显然不是，帕麦斯顿当然是个能力非凡之人，但是在英国有这么大能力的又何止一个帕麦斯顿？那么，那个使帕麦斯顿成为“不倒翁”的理由是什么呢？
直到她的晚年，在与格拉斯顿的较量中，她终于翻然悔悟。本书前面曾提到的两件事使她极为尴尬却又最终促使她对于这个时代，对于她个人与这个时代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一件是关于爱尔兰教会议案之处理，在她的加冕仪式上，她曾宣誓坚信爱尔兰新教，而现在政府却要废除对爱尔兰教教会之支持，按她个人的情感，她坚决反对此事，但是每次抗议与反对都使她感到势单力孤，而最后她倒是不得不反过来力劝她的那些同道们有所节制。因为她感到废除至尊，削弱贵族势力，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激进最得人心之思想，她不得不断地做出顺应这个潮流之姿态，否则她连现在这样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政府关于废除鬻买衔位之呈文中，她几经痛苦而终于同意签字。
在她看来，时代越来越混乱，那种优雅的贵族绅士风度已苍白无力。她终于明白，这一潮流事实上从帕麦斯顿当权时就已经相当强大了。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律，他不可战胜。
现在是轮到维多利亚来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在她的骨子里，王权的荣耀与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而事实上，这种荣耀与尊严的保障——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正在被自由主义运动一点一点的吞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不能容忍权力过分集中的王权，但是，大英帝国这样一个日不落帝国却又需要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凝聚人心，而国王正是理想的象征物。这样，在这个社会，作为国王的权力与荣耀尊严被彻底的分离，国王可以拥有荣耀与尊严而权力却必须受到极大的限制。
维多利亚终于明白了这一切，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她只能是面对她不能赞成之事，她可以呼吁、抗议，甚至威胁，但最终她还得同意、支持。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的固执与任性依然十分强大，但最后却都为顺从所代替。她乐于做一个象征物，一个体面国家之摆设，因为这是她博取荣誉与尊严的惟一途径了。她乐于四处巡视，她乐于在各种呈文上签字，她乐于参加各式各样的规模宏大的庆典。正是在这些频繁的露面中，她获取了极大的虚荣。
有这样一种说法：许多原先由国王承担的签署军官委任状的责任，早在维多利亚中年时即已经国会明令免除，而现在，维多利亚却自愿重新担负起此义务。关于签字，许多人也曾劝她用图章代替，她总觉得不过瘾而坚决拒绝，她甚至觉得亲笔签字仍不足以宣示其王者之气魄。后来，一方面随着公文的日益繁多，另一面也出于自身虚荣之需要，她同意公文只要通过她的口头批准就行了。忠实的大臣在一边高声地宣读公文，维多利亚双眼微闭，似睡非睡，似听非听，末了，她不假思索，也用不着思索，一声“照准”从她嘴里发出，伴随着一种满足与惬意，在幽深的宫廷里久久回荡。
王室与帝国对于荣耀、尊严的共同需要，使得后期的女王与内阁之间的合作十分的默契。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极高，而女王却也乐得不去过多的干涉内阁的行动，她与索尔兹伯里的愉快合作便是最好的证明。和梅尔本与迪斯累里不同，女王与索尔兹伯里在个人交结上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索尔兹伯里的扩张政策正需要女王来凝固人心，女王也正是在索尔兹伯里期间获得极高的荣誉。即位50周年与60周年庆典把女王的尊严荣耀抬到了极点。而女王对于索尔兹伯里内阁的不干涉甚至是支持却正使索尔兹伯里在任期间的英国对外的殖民活动一帆风顺，而国内也获得了相对的繁荣与稳定。
二、细心的侍女们发现，女王帽子上与乌亮的饰物配在一起的紫色绒花一天一天地变大了。
对于时代精神与社会潮流的更其深入的理解，对于自身地位与作用的更其清醒认识，使维多利亚的个人生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少女时代的维多利亚原本活泼、开朗，后来大英帝国至尊的地位与尊严使她越来越趋于严肃端庄，特别是亲王死后，她的严肃端庄里更注入了一份阴冷的色调，她的爽朗的笑声消逝在幽深的宫墙之内，她的华贵的服饰为朴素的黑色褶裙所替代，她的与表兄弟们在一起时的光彩照人的表情在面对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臣子们面前荡然无存。她高高在上，她神秘莫测。
但是现在，当她悟透了在这样的时代，即使是国王之尊严与荣誉也无需靠一本正经循规蹈矩之行为来支撑了。
维多利亚的人生观念就这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发现，自阿尔伯特死后留下的统治外观正一点一滴地开始剥落。宫廷里严格的守丧开始松懈了。以前，维多利亚外出，所乘坐的马车都是严严实实的，马车的窗帘只偶尔的被掀开一角，一张神秘的面孔探了出来，旋即窗帘又被放下，一切又被幽闭起来。现在，女王乘坐的马车改成了敞篷，新鲜的空气随处可闻，而臣民们也随时可睹女王的尊容。
女王的穿着也越来越亮丽了，女王坐着敞篷马车从园子里驶过，细心的侍女们发现，每一次，女王的穿着都有新的变化，紧束的紧身褡使她肥胖的腰身不再那么显眼，而衬架撑起的满张的裙子如波浪般飘动着，给人轻盈活泼的感觉，女王帽子上与乌亮的饰物佩在一起的紫色绒花也一天一天地变大了，变亮丽了，人们的记忆又被带进了五六十年前维多利亚的少女时代。
紫色绒花在女王的头顶开放，年迈的维多利亚越来越流露出一种和蔼慈祥来。她的微笑曾一度是那样难得地在那愁眉苦脸上一现（只是在遇到迪斯累里时才偶尔一笑），如今正轻轻盈盈地从脸上荡开，那双蓝眼睛仍旧奕奕有神，只是更多的充满了一股妩媚与柔和，给所见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对待侍嫔们再也很难听到她的严厉的大声训斥了，她甚至成为了侍嫔们日常生活中热情的知心人，她与她们的交往变得频繁而平易。她的同情还延及宫中的仆佣，甚至于宫婢和尉役，她们都逐渐地成为了她细细的问候与深深挂念之对象。当她们的心上人被派去国外或者他们的亲戚诸如姑妈或者舅舅患了风湿病的时候，她也主动地去安慰他们，帮他们想办法，甚至还送去一些药物。
是的，她的生活态度是彻底地改变了，她一面高居宝座，一面又常常走下御台，她明白这上上下下之间的内在联系。宫廷的生活一向是单调的，而长久侍立又总是令人疲倦之至，但是现在，单调、寂寞与疲劳已被女王的和蔼问候与爽朗的笑声所淹没。侍嫔们怀着敬爱之心侍奉着主人，侍奉这位非凡之主人的光荣抹去了千种百种烦恼，她们自觉地在履行一种神奇的使命，她们忘却了在温莎那无尽的长廊里已经站痛的双脚，她们也忘却了在巴莫罗的严寒中已经冻青了的裸露的两臂。
即便是在堂堂朝廷，在那些一切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秩序与仪式的最正式的场合，维多利亚对于社会、人生之新认识与新态度也越来越多的渗透进来。朝仪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在女王的宴会上面对缜密的典律，即使是那个自信与女王私交极密切的梅尔本勋爵也曾紧张得僵直在沙发上，而一般的大臣更是只能围坐大圆桌旁屏声敛气，他们的座位也被严格地指定，不能有丝毫改动。每天傍晚用餐过后，壁炉前那块专属陛下的地毯，便在一片逼人的光华中赫然地呈现在那些凡夫俗子们面前，谁也不敢靠近。女王的问话也是机械的，礼节性的，这一点格里维尔先生曾深受其苦，但是现在，情况大为改变，女王的地毯撤去了，女王亮丽的衬裙在宾客间飞来荡去，女王的问话不再机械、生硬而充满了发自内心之关切，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舒适而充满生气。
女王与大臣的接见较之以前气氛也宽松多了。按朝廷规矩，大臣在女王接见时，必须站着，这条规矩被严格地执行了几十年。曾经有一次首相德比在一场大病后觐见女王，德比勋爵的身体看得出还极其虚弱，女王想让德比坐下但一念及自己的尊严与朝廷规矩，便立即放弃了这一念头，她对德比勋爵说她很抱歉不能让他坐下。而现在，维多利亚在面对同样情形时，处理却迥然不同。一次刚刚发过痛风症的迪斯累里来觐见，女王赐给他座位，当然一向深谙女王心里的迪斯累里最后谢绝了这一“殊荣”，但给臣子赐座对权力欲极强的维多利亚来说却是破天荒之举。
也许人们认为维多利亚的赐座只是说明她与迪斯累里关系非同一般，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但是很快另一件事却不能不使人们对维多利亚另眼相看。格拉斯顿、女王晚年政治上的对立者，当后来他觐见女王时，女王念他年事已高，一律赐座。格拉斯顿以后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任首相期间也因年事较高而享有同样的特殊待遇。
三、五十多个人的王室大家庭济济一堂，簇拥着神情和蔼的女家长，维多利亚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开始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她的庞大的家族之中。
晚年的维多利亚在政治上找到了一条达到辉煌顶点之捷径，她与内阁大臣们的默契使她有精力来关心政治以外的许多事情，家庭便是其中之一。
随着年长子女的陆续婚嫁，女王的家族范围越来越大。日益庞大的家族曾经以利奥波德国王为轴心，现在，利奥波德已经死去。而他在一大帮日耳曼和英国亲戚中的轴心地位与顾问职责自然地落到维多利亚身上。
但是，在利奥波德去世最初十来年里，维多利亚在政治上正处于极其尴尬之时机，她的职责很难彻底深入地履行。现在，她赢回了往日之尊严与荣耀，她对生活之认识有了深刻之变化，她的时间也较前要充裕一些，她决心孜孜不倦地履行家长之职。
事实上，对维多利亚来说，她的收获不仅仅是维系了这个庞大家庭的联系与和睦，她更多的是在这个庞大的家庭中享尽了天伦之乐。这种天伦之乐只在阿尔伯特在世时在工作的间隙里偶尔闪现过，现在她是体验得更加充分与深入了。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她特别喜欢孙辈们，对他们，她表现出他们的父辈从未享受到的溺爱。她有时也依旧很严厉，孙辈中普鲁士的小威廉王子是一个极其任性的孩子，有一次，在奥斯本，维多利亚——他的外祖母叫他向一位来宾鞠躬，他居然当场拒绝，外祖母于是生气了，慈祥的面容顷刻间变得异常可怖，她再一次叫他，不，是严厉地命令他应该怎么做。小王子吓坏了，只得顺从，深深地向来宾鞠了一躬。而这时，那个可怖的外祖母又变得慈祥温和起来，一把搂过小王子，满面笑容在他的头上不停地摩挲着……
当然，对于年长的孩子，维多利亚也同样充满了关怀与爱护，在她的眼里，无论年长年幼，都是不懂事的孩子，都需要管教与爱护。她的长子威尔斯王子其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位纨袴子弟历来就使做父母的操尽了心血，阿尔伯特就是因为不放心在剑桥大学的儿子而前去亲自管束时染上了致命的风寒而命归黄泉的，但是，这位不争气王子依然我行我素，风流倜傥，生活糜烂、轻浮、放荡，维多利亚无法阻止儿子的堕落，她所能做的只是一面坚决不许他对政府事务有一丝一毫的干预，另一面只有借助于舆论来抨击社会之罪恶以此来唤醒民众也包括她那个不争气的逆子。她曾给《泰晤士报》的主编德兰先生写信，请他“经常写些文章以指出上流社会极其无聊轻浮之见解和生活的无比危险与罪恶”，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所有的人中，威尔斯王子也只害怕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在这位可畏的长者面前，他那男子汉的翩翩风度便可怜巴巴地匿形敛迹了。有一次，女王在奥斯本举行宴会，威尔斯王子迟到，了，尽管迟到确有原因，过错不在王子，但王子依旧吓得要命，他急急忙忙赶到大厅，却不敢立即去见女王，而是先躲在一根厅柱后面，拼命地擦着汗水，汗水总擦不尽，一面是因为刚才的奔跑，另一面也确是紧张所致。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定下神来，鼓足勇气去见母亲，听了王子的解释，严厉的母亲只向他生硬地点了点头，王子旋即飞快地转过身立刻隐没在另一根厅柱后面，他脸上的细汗又冒了出来。在那里他一直待到宴会结束不敢露面。
在处理家事活动上，维多利亚也显得更加开放、民主。女王的家事活动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过去，女王总是从王位、政治方面加以考虑。但是后来，女王改变了观念。1888年女王的大女儿成为了普鲁士的新皇后，新皇后的女儿，维多利亚的外孙女与巴登堡的亚历山大王子订了婚。亚历山大王子另有两个兄弟，哥哥娶了女王的另一个外孙女，而弟弟则是她的女儿比阿特利斯公主的丈夫，亚历山大王子年轻英俊，在三兄弟中最为漂亮，外孙女十分喜欢他。但是由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与普鲁士新国王政见不合，他竭力地拆散此婚姻，说这场婚姻将会破坏德国与沙俄之间的友谊，其理由是亚历山大王子新近触犯了沙皇。在这场纠纷中，维多利亚一直尊重外孙女的选择，而且也十分乐意这桩婚事，因此她不顾政治上的牵牵扯扯，坚决站在外孙女一边，甚至怀着对自己女儿与外孙女的敌人的无比仇恨赶到夏洛登堡加入了这场争执。俾斯麦衔着烟斗，手提啤酒瓶，攻击女王想离间德俄关系，说在家庭事务上，她素不惯于有人作梗，她会“将牧师装在她的旅行袋里，将新郎装在她的皮箱里，使婚礼随时随地都可以举行”，俾斯麦的攻击是刻薄的，但这刻薄的攻击里却正看出女王对于家事的巨大热情，以及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处理态度。
正是由于女王对于家庭倾注的巨大热情与精力，女王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她当时在政治上的荣耀尊严一样达到了顶点，庞大和睦的家庭使她享尽了天伦之乐。她的所有的子女都已成婚，她的孙辈、曾孙辈也在迅速增加，在她晚年，其曾孙辈已达37人，有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女王的在温莎的卧室里，那是一张全家福，五十几个晚辈济济一堂，簇拥着他们的长辈维多利亚，维多利亚面显微笑、和蔼可亲、踌躇满志……
四、女王从她们收藏的无数细小物品中随意挑出一件，摩挲着、品味着，她从这些小东西的奇妙的折光中看到了自己……
女王的个人生活较之她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丰富了。
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的改变使维多利亚的晚年更看重个人生活之意义与价值。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军纪官的女儿，作为那个精谨务实的日耳曼青年的妻子，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国之主，维多利亚一生中真正属于个人的乐趣是极其有限的。她原本是一个热情浪漫之人，但她的这份热情浪漫从来没有充分的展示与流露。17岁以前，她的母亲，同样的一个日耳曼人的刻意塑造使她的天性如同一块巨大石头下的嫩芽，只能是曲折缓慢地延伸，她上任的最初几年，梅尔本勋爵使这根嫩芽有了自由延伸之机会，但很快它又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精谨的阿尔伯特的影子之中，个性消弥在狂热的崇拜之中，消弥在繁忙的国家事务之中。这期间，迪斯累里也曾以自己的幽默与对女人心理的奇妙把握使女王毫无顾忌的笑声又响起在森严的大厅，但这一对君臣的默契配合也同样是太短暂太短暂了，从奥斯本折回的迎春花活不了几天就叶黄花萎了。现在，女王似乎是要把一生中所有的压抑与委屈统统抖掉，她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充满了个性。
维多利亚一直喜欢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场歌剧，甚至是一场话剧。但阿尔伯特死后，她的这一爱好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不，应该说是连她自己也几乎要忘却了。现在，在中断了30年后，这一切又终于恢复了，她开始把伦敦的戏班子召到温莎堡来演出。每逢这种场合，她就显得特别的高兴，她喜欢演出，喜欢精彩的情节，尤其是滑稽戏，舞台上的打打闹闹常常使女王开怀大笑。她像一个孩子一样，目光紧盯着舞台表演，表情随着剧情之变化或笑或怒，或悲或喜。有时她边看边在心里推猜剧情的结局，而当结局与她的猜想偶尔合拍时，她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得意地向旁边的大臣或侍从夸耀：瞧！你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吧，怎么样？
女王的晚年对于音乐、绘画、文学也表现了相当的兴趣。她依旧喜欢听门德尔松、兰西尔和拉布拉什时代的乐章，她记得还是阿尔伯特在世时她偶尔有这样的一份闲心和丈夫一起静静地欣赏过。现在，她几乎每天都听听这些悠扬、古朴，充满田园气息的牧歌，这田园情调与她日前的生活观念是那么的合拍，她现在似乎是较以前更能理解这些音乐的真谛了。相对于音乐，她对于绘画的鉴赏力要强得多，她能一口气的谈起埃德温爵士、莱顿勋爵、瓦莎先生画风的不同与优劣。每次当画家们送来自己的作品时，她也总是能一眼看出作品的毛病并指示如何加以修改，而这些见解总是让画家们心服口服，在文学方面，她很喜欢丁尼生勋爵的作品，也认真读过乔治·艾略特的《密都马契》（Middlemarch），但总的来说女王于文学方面的兴趣有限，其文学观念也相对保守。
在维多利亚晚年生活中，她最感兴趣的是旅游与收藏。
她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要去苏格兰高原的巴莫罗隐居一段时间。大臣们总是倍加阻拦，其理由是女王年岁已大行动不便；相隔600英里给处理国务增添负担，侍嫔们也不愿长途跋涉，但女王每次都婉言拒绝劝告，苏格兰高原的晴空、山民们的淳朴总是那么诱人地召唤着她。
由于女王担心打破巴莫罗的宁静，女王一直不同意将铁路修到那里。每次出游，下火车后，必须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马车才能到达那里。在下火车的时候，女王带箍衬的撑得像伞一样的裙子使得行动极为不方便，特别是碰上大雨的时候只得靠贴身侍卫，那个高大威武的约翰斯顿先生和苏格兰铁路局总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是抱了下来，尽管这样，女王依旧兴致勃勃，她快速地钻进马车恨不得立即就能站到巴莫罗的山顶。
晚年的女王越来越喜欢回忆。每一次回忆都使她对过去的生活重新咀嚼一遍，在这种不厌其烦的咀嚼中，她发现她才能真正地面对自我，才能无视自身之外的喧嚣。
到巴莫罗隐居，一面自然是去体验宁静、素朴的气氛，另一面也是为了回忆。她热爱那个地方，那里曾填满了她的幸福与快乐。在巴莫罗，那些关于往事的标记是那么的坚实、那么的丰富，随时都能把思维导向遥远的快乐的日子。女王每次到达，都要举行一次视察与沉思的庄严巡礼，那些尖碑、方塔、墓石、塑像、石堆雕花的花岗岩石都是对于长眠者的无尽的思念。那些鲜艳的花草，那些石垒的“城堡”，那些古朴的房屋，那些熟悉的山民们的面孔，都与那个杰出的人物相联——阿尔伯特，他的一切都能在这里找到注脚。维多利亚所睡的每一张床，或在靠背上，或在右手一侧，或在枕头上方，总有一幅阿尔伯特遗容的半身肖像，顶上覆盖着一个蜡菊花环。每年的8月26日，阿尔伯特的诞辰日，女王都要亲率她的一家、她的延臣、她的仆从甚至佣户都聚集在他那身着苏格兰高厚服装的青铜塑像脚下，举杯凭吊。
置身巴莫罗，她觉得这才是真正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与阿尔伯特一起生活的家，她与阿尔伯特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繁重的国务曾使他们忘却了自我，而只有来到遥远的巴莫罗，他们的这份自我才又真正地凸现出来。
可以说维多利亚与其是来凭吊他的夫君，倒不如说她是来寻找自我，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维多利亚在最后若干年里特别酷爱收藏。维多利亚不仅拥有广袤的地产，使她得以四处旅游、隐居，她同时还拥有无数的物产。一面她继承了皇室大量的家具、摆设、瓷器、金银餐具和其他各种珍贵物品，另一面，作为大英帝国女王，作为世界各殖民地的朝拜对象，她一生当中接受了来自众多殖民地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澳洲等无数的朝贡，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那些奇珍异宝即足以显示这笔庞大的财富，此外，女王在无数次的旅行与出访中随时购买的各种珍品也数目不小。这使得维多利亚不经意中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家之一。
如果说，早年维多利亚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一位事实上的收藏家的话，那么到了晚年，随着生活观念之改变，她是有意地去收集、整理那些缤纷繁杂的珍品了，她俨然就是一位专业收藏家。她下令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许扔掉，一抽屉又一抽屉，一柜子又一柜子，满放着七十年来的服装，一件也不能随意挪动。甚至连皮裘、斗篷、小件的花边饰带、皮手简、阳伞、雨帽这些毫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也全部按年代顺序排放，日期分明，详备无遗。
她有时把成天的时光便泡在对这些物品的整理、安置之中，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脑子特别的清晰、安静，一个大橱被用来放玩偶，上层是她自己孩童时代的，下层是她的孩子们的，同样，在温莎的瓷器室里，她自己孩提时代用过的杯子和她的孩子们用的杯子也同样摆在一起。
这都是一些极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的，与那些奇珍异宝比较起来，维多利亚更看重这种更能唤起人们回忆与想象的东西。亲戚们的照片堆放在每个房间的桌子上，每个房子的墙上则挂满了展示他们各个时代的容貌的肖像画，而那些长逝者，他们的形象也都被赋予坚固的大理石雕像或者全银塑像或者是袖珍画、瓷绘，都摆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它们与周围的环境那么的和谐、融洽，一起带动人们的联想与回忆。在怒放的花丛间，并排卧伏着女王最心爱的马和狗——鲍伊、鲍兹的青铜雕塑，是的，正是在这里，女王与它们互相逗乐、奔跑，那些快乐的时光如今被那两尊永不褪色的青铜塑像所凝固着，随时都能在主人刹那间的触目中活跃起来。
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密密匝匝地环置在她的四周。维多利亚不容许有丝毫的破坏。为了以防万一，女王所拥有的一切物品都分别从好几个角度拍成照片，这些照片呈送女王陛下，经她仔细的审查，确认无误后，再在每张照片的背后做一条目，说明此物品的编号，放置此物的房间号码，它在房中的确切位置以及它的全部主要特征，然后便被放入一盒装潢精美的相册中。所有的物件都不许随意更换位置，每块印花布，每条地毯，每幅窗幔都不许以别物替换，或者由于长年的使用到了非换不可的地步，则在质地和式样上必须仿制得一模一样，即便是让最锐利的眼睛来审视，也看不出任何异样才行。在温莎，任何新画都不能上墙，因为墙上已有的那些画是阿尔伯特亲手挂上去的。有谁能代替阿尔伯特吗？阿尔伯特在温莎住过的一套房间，房内一切都按阿尔伯特生前的原样保留着，除了自己以及最受宠爱的人外，谁也不知道它的位置，更不用说能够进去了。
女王以极大的热情收集、整理、看管着她的物品，而且她的方式是那样的独特、奇异，越到晚年，越像是一个守财奴。
是的，她确实是想把一切都守住，她的财产，她的幽幽的情思，她的美好的生活，她的辉煌耀眼的权势。她知道自己的未来的日子并不太多；她知道，自己与阿尔伯特中年时候的那种权威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她知道，她的晚年的再度辉煌不过是一轮虚假的光环。她仅仅是一个象征、一尊摆设、一件工具。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王权的时代，她真正拥有的只有过去，只有自己的生活，那些过去了的个人生活中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细节，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用具，才真正属于自己。在奥斯本灌木丛中有一块花岗岩石板和一尊猎犬的雕塑，石板上刻着：“瓦尔德曼，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小猎犬，于1872年4月自巴登携归，死于1881年7月21日。”
是的，只有在对过去的无尽的回忆中，她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她从她所收藏的无数细小的物品中随意抽出一件来，反复地摩挲着、品味着，脸上一片宁静与平和，偶尔流出一丝难以觉察的满意的微笑，她从这些小东西的奇妙的折光中看到了真正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