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迪斯累里的迷魂汤醉倒了女王也醉倒了自己。
有人说，如果维多利亚在1868年至1874年那骚乱不安的倒霉的年代里悄然死去，那么在世界历史上甚至哪怕是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也顶多是一个普通的国王，一个无可奈何的失败者。
但是，命运注定维多利亚将要东山再起、再度辉煌。
如果说早期的维多利亚是靠了阿尔伯特的辅佐而冠冕堂皇、威加海内的话，那么在她的后半生，是首相迪斯累里造就了她的最后的辉煌。
1874年的大选再一次把迪斯累里推到了前台，以迪斯累里为代表的托利党（保守党）在大选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击溃了以格拉斯顿为首的自由党。
对于维多利亚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女王与迪斯累里曾经在不同平常的九个月里所建立起来的微妙而牢固的关系现在将以一种更其热烈之方式持续下去，维多利亚无论是作为一个女王还是作为一个女人，所有的失意与寂寞将随着这个充满智慧的大臣与充满魅力之男人的到来而一扫而尽。
她像迎接一位凯旋英雄般地迎来了她的新首相。
春天再度来临，鲜艳的迎春花与生动有趣的公函再度在女王与迪斯累里之间传来递去。
迪斯累里仍旧以其特有之方式去接近女王，去博取女王之欢心。他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让这位其实十分脆弱的女王仅为他一人挥舞她的魔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迪斯累里是一个阴谋家，他正是企图以讨取女王欢心之途径来控制女王而女王却毫无察觉。
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早在五年以前，他就掌握了征服女王之特有方法，那就是采取和格拉斯顿截然相反的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在他看来官气十足的慷慨陈辞与挥谈铺陈只能招致女王之反感，它永远无法深入那个女人之心灵。他着力于一路挥洒繁花，冗长的公文在他那里被压缩成风趣易懂轻松愉快的短句并以友好亲切和推心置腹的态度款款表达出来。他只以个人的面貌出现，他知道只有这样女王才有一种被人看作一个人一个女人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僵硬化身之轻松感。他从不允许自己与她的交往失去那种个人情调。即便是谈论国家大事也努力做到如同唠家常一样随和自在，娓娓动听。他对于女王的颂扬是非理智的，那热情洋溢的调子让那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心满意足。他曾对女王宣称：没有任何荣耀、任何报酬，对我来说可以比得上获得陛下的惠顾。我本人的全部思想、情感、义务及爱戴如今都集于陛下身上，我的余生除侍奉陛下之外无复他求，假若未能侍奉至终，则将以回忆人生这一段最有趣、最迷人的时期来度过余年。
他还说，“我一生只为陛下而活着，也只为陛下而工作，失去陛下，便失去了一切。”
1875年5月24日，维多利亚迎来了她的56岁生日，由于自由主义运动的再次低落，维多利亚开始摆脱了来自自由运动分子的责难与质问，也由于迪斯累里的颂扬与安慰，她逐渐地从亲王之死的悲哀中走了出来，她的心情十分愉快，可以说这是自1861年以来心情最为愉快的一次。她的生日那天自然地迎来了不少高贵的客人，也接受了不少珍贵的礼品。迪斯累里的礼品却出人意料，那是一份以夸张的然而却又极其“诚恳”的谀词制作的贺词，贺词说：
今天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即迪斯累里——作者注）也许本当恭贺君上威加四海，疆域辽阔，海陆军威武强大。然而他不能，他别有一番心情。他只能在想，他的命运来得这等奇异，让他做了一个如此伟大君主的仆人，她那无限的仁慈，璀璨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使他得以担负起本将不堪的重任，她那不吝垂顾的同情，在困难的时刻犹如护符，处处给他以支持与鼓舞。对这统驭万邦万民的君主，愿万能的上帝赐以有智者所愿得，有德者所堪受的一切祝福！
据维多利亚所称，这是她收到的最珍贵最令人愉快的礼物。
当然，聪明的迪斯累里总是不失时机地在他的这些甜蜜而空洞的言词中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许诺，他深深地懂得征服一个女人最好的办法是为她描绘一个美妙无比之前景，让她对那美好之景象永远保持一种激情，一份憧憬，自然，必要的适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许诺将使这种激情与憧憬更加热烈，甚至进入一种迷狂之状态。
于是，他不止一次地怂恿女王对自身君王地位之看重，他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将尽其所能去维护君王在政府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他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向女王郑重其事地保证，在这个国家女王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王位。这些宣称和许诺可以说正中女王下怀。多少年来，女王的落寞与其说来自亲王的死，不如说是来自亲王之后王权的旁落，自由运动深入人心而君王愈来愈成为傀儡，正是维多利亚之最大心患。现在，迪斯累里如同一个高明的医生切准了女王的脉搏，而且这位高明的医生行将开出自己的药方，这怎不令维多利亚欣喜异常呢？
1875年，迪斯累里成功地买下了苏伊士运河。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因为苏伊士运河是由欧洲进入中东乃至远东的咽喉所在。其时，英国正在印度乃至中国大肆进行殖民扩张，苏伊士运河将在其殖民扩张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迪斯累里不失时机把这一切伟大的胜利之果实在言词上拱手送给那个充满权力欲望的女人，让她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满足。签字刚刚结束，他便立即给女王写信，信中说：“此事刚刚办妥，您拥有了它，陛下……400万镑！而且几乎是转手之间。只有一家银行办得了此事——鲁兹恰尔银行。他们的表现颇佳，以低息贷款。埃及总督的全部权益如今归您了，陛下。”
迪斯累里的迷魂汤自然是令人亢奋、迷醉。正如迪斯累里所想象的那样，那个“可爱”的女人是完全被他所征服了。在经历了居丧的漫漫阴霾，又经历了格拉斯顿拘谨刻板的冷漠之后，她像阳光下的花朵在迪斯累里的热诚里开放了。迪斯累里生动短小充满热情幽默的解释与公函使她从长时间的繁杂琐细之公事中解脱出来，笑容回到了那个丰满之女人的脸上。迪斯累里所描绘的帝王气息使她心乱神迷。只要迪斯累里一出现在她面前，她的脸上那久已逝去的青春的光艳又焕发出来，她甘愿为他做任何事情。每逢圣诞节，迪斯累里照例要收到从温莎送来的一册带插图的簿子。春天里，女王常常亲自带领侍嫔们去奥斯本的树林里采集鲜花，而这一束束鲜花最终都插到了迪斯累里之卧室之中。她的温情与厚爱始终缭绕在迪斯累里之周身。迪斯累里曾向一位朋友谈起他觐见女王的情形，那情形足以说明女王在喝了迪斯累里“迷魂汤”后之醉态：
“若要描述我的觐见，我只能对您说我真的以为她就要拥抱我了。她面带微笑，侃侃而谈，像只小鸟在房间里飞来飞去”，他还向另外一个朋友谈及另外一桩事：“刚从奥斯本来的约翰·曼奈思说起仙女（这是迪斯累里对女王的特殊称呼——作者注）只谈论一个话题，那便是她的首相。据他所说，承她的美意，有关我的健康政府将作为内阁议题来讨论呢。”
从迪斯累里这些沾沾自喜的语言中，我们除了看到女王那种迷狂之醉以外，又不能不发现，在迪斯累里那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他是这场游戏的导演与看客，他灌醉了女王而自己却十分清醒，正是这场游戏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成功感，也使他在政界中狐假虎威、如鱼得水。
但是随着这场游戏的深入，游戏的导演者也被自己的作品所迷惑了，如同梅尔本当初一面吻着年轻女王的手一面热泪纵横一般；迪斯累里也没有能抵抗住游戏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诱惑，他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一脚踏入了游戏之中。他分不清哪是虚伪的游戏哪是真实的生活了。
他怀着征服女王的目的，到头来却又被女王的真诚所征服，飘香的花朵使他晕头转向，得意忘形。女王送给他几束雪莲花，他竟感动得如同一个多情而浪漫的诗人：
昨天傍晚，在白厅花园里接到一个精美的盒子，上有御笔题字，当我打开它时，最初我以为是陛下恩赐我的殊勋宝星。而我也确被这一美妙的幻觉所深深打动。时值盛宴，满目皆是勋章绶带，我抵御不住诱惑，在胸前佩上几朵雪莲花，以显示我亦承蒙皇恩的宠幸。后来，夜半三刻，我突发奇想，莫非这一切皆是幻境，也许这仙女的礼物来自另一位君王：泰坦妮娅女王（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作者注），她正和她的臣属在一个风光旖旎、四周环海的小岛上采集鲜花，散播神奇的花瓣，得之者据说将心醉神迷。
如果说当初他许诺女王应当有一个“真正之王位”在某种意义上还只是吊吊胃口的话，那么随着他们交往之加深，他愈来愈觉得如果真的那样，对他迪斯累里来说只能是好事。他常常产生这样的幻想，威严的帝王高高在上君临一切，而只有他能与之自由散步倾心交谈，他甚至想入非非，想象侠骨柔肠的自己与仙女维多利亚将是如何亲密无间地融为一体，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太虚幻境。“我爱女王，她也许是这世上惟一我爱的人”，迪斯累里向一位夫人这样表露，声音有些嘶哑。
所以迪斯累里终于由花言巧语走向实际行动，去怂恿支持女王拥有更多的权力与尊严。他曾以首相的全部威信怂恿女王说她拥有解散受下院大多数拥护之内阁的合法权利。他不仅将内阁日常事务的进程随时向女王报告，而且将每一个成员在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露给她。迪斯累里的举动令人大跌眼镜。因为按他的建议，女王也拥有解散由他组成之内阁的权力。但迪斯累里知道，这种理论上之可能在他这里却是不会发生的，除非女王之权力发展到可以取消内阁不设首相的地步，但那样一来岂不有更好的位置去等着他？岂不离他所梦想的太虚幻境迈进了一大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迪斯累里抛出了一个提案，说英国女王应成为印度皇帝。维多利亚如同服了一道兴奋剂，迫不及待地敦促首相立即将其提议付诸实现。而迪斯累里也冲破内阁之阻力，竭力促成此事。1876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加封维多利亚为印度女皇的议案；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正式宣布即位。一向简朴的维多利亚穿着珠光宝气的礼服，女王皇冠上那颗早年从印度拉合尔掠夺而来的叫做“科伊努”的重109克拉的巨大宝石闪闪发光。整齐的皇家仪仗队奏起了英国国歌。无论是维多利亚还是所有在场的大臣都被这雄壮而华贵的场面所浸染。他们为自己作为殖民者的无耻行径而沾沾自喜。迪斯累里更是陶醉其中。仪式结束后，他紧随着富贵的仙女前往温莎共享晚宴，他的华彩艳丽、激情充沛的致词以及飞扬的神采与举止已然表明，他当初端出的迷魂汤醉倒了女王也醉倒了自己。
二、一个妖魔被轻率地从魔瓶里召出，现在她要一显她那无边的法力了。
迪斯累里轻率地打开了魔瓶。维多利亚骨子深处的那种强大的权力欲与征服欲连同她那份无人能阻挡的任性重又被唤醒了，而且较以前更加疯狂与强烈。仙女变成了妖魔，独裁与专横之幽灵再次在伦敦之上空徘徊、荡漾……
维多利亚矮胖的身躯裹着黑色丝绒的褶裙佩着平纹纱的饰带，颈项上挂着沉甸甸的珍珠。她的步子从容而傲慢，她的表情冷静而严肃，暗暗地透出一股专横之气，无法掩饰她那种咄咄逼人的霸王之相。
事实上，维多利亚对于政事之关注明显地较以前热心了。她开始从幽居中走了出来。她一开始还只是半正式地在伦敦露面，上救济院和音乐会，主持国会的开幕式，在奥尔德谢特检阅军队，颁发勋章。其时，自由主义运动已然落潮，平民们企图从维多利亚的复出中找回大英帝国极盛时的那种感觉，找回一种精神上之慰藉。欢呼声响彻在女王耳边，而迪斯累里的迷魂汤又总是不失时机地端了过来，女王之激情在一片鼓噪声中开始膨胀。
1874年5月，刚将女儿嫁给维多利亚的次子爱丁堡公爵的俄国沙皇正在伦敦出访。根据预先的时间安排，沙皇20日离开伦敦，而维多利亚则于18日去巴莫罗度假。直到这日子一天一天逼近，人们才发现这个安排有一个极大的漏洞，作为主人的维多利亚怎么可以在客人要动身的前两天突然离去呢？何况这客人是尊贵而傲慢的俄国沙皇！
但维多利亚却拒绝推迟自己的行期。从她的工作之紧迫性来看，她不是不可以推迟，她只是认定，那样一来岂不是屈从了沙皇吗？那她的被称做日不落帝国之女王的地位又何在？她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的劝解都失败了，无论是外相德比还是王子威尔斯，维多利亚都无动于衷，她已决定18日去巴莫罗，那就得18日非走不可。
直到迪斯累里出面，不知他又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花言巧语，终于说服了女王同意再在伦敦多停两天，以便送走俄国沙皇。但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女王之固执与蛮横已让那些大臣们惴惴不安了。
这决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三年后，即1877年1月1日，维多利亚喜不自禁坐上了新印度皇帝之宝座，把对遥远东方那个古老国度的殖民扩张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她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英国女王而更倾心于做全球之统治者。在维多利亚的意识里，殖民扩张之欲望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
与之呼应的是首相迪斯累里·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他奉行一种“生机勃勃的外交政策”，到处扩展英国的势力与威望，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是地中海还是加勒比海，是印度洋还是太平洋，他到处插手。
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在土耳其之利益争端暂告一段落。但是，随着沙俄势力的日益扩大，也随着迪斯累里殖民主义欲望之日益膨胀，他们在土耳其之争端再度被挑起。1877年5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这势必影响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赢得的既得利益。作为英国控制中东及远东的重要跳板，英国人决不容许他在土耳其的利益受到半点损害。在这一场周旋中，维多利亚再一次表现了她的激情与狂热。她力劝政府采取坚硬之态度并在必要的时刻不惜策动战争。她对沙俄的旧恨，在克里米亚战争时便已结下，现在又激发起来。她想起了阿尔伯特那不懈的仇恨，她想起1874年5月在沙皇面前的让步，她感到自身的尊严受到了强烈的挑衅，她一味地责成迪斯累里迅速采取激烈的行动，而将每一种策略都看作是软弱之表现。她狂热地相信战争，而不相信任何策略。当初她与亲王不正是凭此而使俄国人乖乖就范吗？
她对那些在俄土争端中同情俄国人的反对党愤慨之至。当听到伦敦举行了反土耳其集会，韦斯敏特公爵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为主持人，格拉斯顿及其他激进派要人也出席了时，她大发雷霆。声言“这是非法的，检察总长应该起诉他们！”面对政府的种种策略，她感到寝食不安，“朕感到万分焦虑，再拖下去就太迟了，会使我们永远失去优势，”“如果朕是一个男子汉，我将去把那些言而无信的俄国人狠揍一顿！我们不先打一场决定胜负，怕再做不成朋友了！”对俄国作战的建议受到前首相比尔的儿子，现任外相德比勋爵的反对。对此，维多利亚一而再、再而三以立即逊位来恫吓，威胁政府立即征战。她在给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信中说：“如果英国去俯吻沙俄的脚趾，朕决不有染英国的这一屈辱，而将放弃王位。”在另一封信里说：“这种拖延，这种犹豫不决正使我们失去在海外的威望与地位，而同时俄国却在步步进逼，很快就要打到君士坦丁堡之前了！届时政府将受到可怕的责难，朕亦将大受屈辱，如此朕觉得不如立刻逊位。要大胆啊！”她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呼唤了。她反复重申，“如朕前次所言，朕觉得无法再做听任国家去俯吻那个作为世界一切自由与文明之拦路虎的大蛮邦脚趾的国家元首。”
俄军打到了君士坦丁堡郊外，维多利亚如同热锅上之蚂蚁，她一天之内连发三封信要求开战。当得知内阁仅仅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加里波利之后，她宣称“自己的第一个冲动便是脱下王冕，因为朕觉得如果国家还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再戴下去也毫无意思了。”
迫于维多利亚之压力，也出于迪斯累里自身骨子里扩张殖民主义之需要，迪斯累里罢免了德比外相，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保守党人物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以强硬态度对抗沙俄。于1878年6月联合德、奥迫使沙俄一起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缔结了《柏林条约》，依据条约，英国从俄国人手里瓜分了大量从土耳其所侵占的利益。
这时，维多利亚的火气总算平息下来，而且另一个许诺又唤起了女王一个更大的梦想。索尔兹伯里在签署了《柏林条约》踌躇满志地回到英国后，他欢欣鼓舞地向维多利亚保证，她不久“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女独裁者。”
维多利亚红光满面，她朝着那更大的荣誉与尊严一步一步迈去……
三、“也许你该休息了吧，格拉斯顿先生”。
也就在这时，政治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迪斯累里在维多利亚面前游刃有余，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滑坡和国内社会改革却无能为力。作为保守党之领袖，他始终只与上层阶级密切配合，尊重基础稳固的机构与制度，敬重权威，珍爱过去的智慧，而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却极为不力，他的改革是盲目的，毫无计划的，事后的实行也极不彻底，其特性是自由放任而非集体控制。只有在取悦于特权阶级时，其改革才略有分寸。例如政府强调实施义务教育，那是因为英国国教教会所办的学校需要学生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而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在红极一时之后已开始走下坡路。经济增长速度极为缓慢，人们对生活感觉远没有以前那么自信。1879年，低廉的北美洲及东欧谷物造成了英国谷物价格的崩溃，英国农夫蒙受了重大损失，国内工人失业率又创新的纪录……
1880年的大选即将来临，迪斯累里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演说才能，他的激情仍然无与伦比，但是激情代替不了现实，也敌不过格拉斯顿的雄辩。在英国人看来，格拉斯顿的演说雄辩有力，大快人心。他对罪恶的公开指责如雷贯耳，他的理想主义十分高尚，他的品德淳厚，他对工人阶级的称许洋溢着感情，他对残暴的土耳其人的义愤令人敬畏，他对英国社会上层人寻欢作乐的抨击又十分严正。他的演讲词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时人竞相传阅，一睹为快。
结果十分清楚，在这次大选中，格拉斯顿以352票对238票的绝对优势击败迪斯累里，再一次成为英国首相。
这样一种结果对于正雄心勃勃的维多利亚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上一瓢冷水。她的尊严，她的梦想只有迪斯累里能理解，也只有迪斯累里能帮她实现。但是现在，那个瘦小而精干的老头不得不离开她了，而代替他的又是那个呆板可恶的格拉斯顿，那个对她说话像是对着一个公众聚会的家伙！
若干年前，正是在极度的失意中，她意外地迎来了迪斯累里。现在，她只能希望历史的故伎能够重演，迪斯累里·比斯肯菲尔德伯爵尽管年过七旬但仍旧精神钁铄，思维清晰，东山再起的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大选后不到一年，一个噩耗把维多利亚的希望击得粉碎，那个精明的老头忽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了，他一天一天地走近了生命之尽头。
她从奥斯本采摘了一些鲜艳的迎春花派人去送给那个曾给她信心与梦想的男人。她同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礼拜我本想来看您，可一想还是让您静养，不说话为更好。我求您好自为之并服从医生，当我们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我会来看您的，那不会是太久的……”这些安慰，与其说是安慰一个行将结束生命的老臣，不如说安慰那个愈来愈感失意的女王自己。
但是，女王的“不会是太久”的许诺也无法挽留住迪斯累里的生命。1881年，74岁的迪斯累里在自己的卧床上最后一次蹬直了自己的身子，然后一动也不动了……
格拉斯顿又风风火火地走上前台。还是那些改革，还是那副过分恭敬的面孔，维多利亚依然无法容忍。只是这一回已不同于六年前了，那时维多利亚是内外交困，而现在她的君王之信心已因迪斯累里的兴奋剂而空前高涨，而因为自己的公开露面，群众对她的怒言已不再那么强烈，她决心决不退缩与格拉斯顿大干一场。
一次意外的谋刺案使维多利亚在格拉斯顿面前找回自己的尊严。1882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在温莎下了火车，正准备步行前去乘马车的时候，一个名叫罗德里克·麦克莱思的青年从几码远的地方朝她开枪射击。就在麦克莱思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位忠于女王的少年用一把雨伞击开了麦克莱思的手臂，子弹还未出膛，罪犯却被立刻捉住。
在女王的整个一生中，她前后遭受了七次谋刺。都是青少年所为，但前六次他们的动机显然不是真正的谋刺，因为他们的枪里都没有装上子弹，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好奇与冒险。正因为如此，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伤害女王的图谋为轻罪，处以七年的流放或是三年以下带苦役或不带苦役的监禁——犯此轻罪者，由法庭自行处理，加以公开或不公开的鞭笞，至于次数及其采用的方式将由法庭决定，不得超过三次。自此以后的几次谋刺都是依据此法律处置的。例如最近一次，1872年一个叫做阿瑟·奥孔诺的年仅17岁的青年在白金汉宫用未袋子弹的空枪朝女王射击，他立刻就被女王的贴身侍卫约翰·布朗抓住，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和用桦树抽打20下。
但是当陪审团依据新法律对麦克莱思做出“无罪，只是精神失常，案犯将送交疯人院监禁，时间听凭女王陛下决定”时，维多利亚却极为不满，她大发雷霆，她质问陪审团，说麦克莱思无罪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分明是有罪的，她眼睁睁地看到麦克莱思向她开枪射击，而且那枪里装有真子弹。她感到这是格拉斯顿政府对国王存在的忽视与亵渎，她必须推翻这裁决以维护自身之地位与尊严。
女王看着她的法律顾问，希望法律顾问能帮她说些什么，但顾问只是无可奈何地向她提示英国的法律原则，说它规定不能随便判某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有犯罪动机。对此，维多利亚十分恼火，她反驳说，“如果那就是法律，这法律也必须改一改！”
“法律也必须改一改”，虽是气话，但这不正是女王维多利亚所倾向渴望之权力吗？
此时的格拉斯顿也陷入到一场困境中。美好的理想，激烈的抨击，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来改变内政经济上的不景气。爱尔兰的佃农由于被低廉的美洲谷物所毁灭，他们因付不起租金而被逐时，便发生了暴乱，他们焚烧房屋，杀死地主，并拥戴巴奈尔为领袖以争取爱尔兰的自治，巴奈尔领导着爱尔兰人与格拉斯顿周旋。1882年5月，新任爱尔兰首长卡文的希爵士及其次长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爱尔兰极端主义者杀害。巴奈尔另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爱尔兰国家联盟”，并利用爱尔兰在国会议员中的86票与格拉斯顿讨价还价。而在外交上，格拉斯顿也屡有失误。1881年，在南非麻九巴山战役，有荷兰血统的波尔人击败了侵略的英国军队而赢得了特兰斯瓦尔的独立。在苏丹、在中国，英国军队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内外交困，格拉斯顿在王权问题上无暇顾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当维多利亚受到谋刺时，她的“法律也必须改一改”的气话却不可思议地付诸现实。1883年，居然通过了一项改变精神失常案件中裁决方式的法令。
格拉斯顿的行动并没有招得女王之欢心，因为她对格拉斯顿及其自由主义政策已恨之入骨，相反格拉斯顿的退让使维多利亚更加无所顾忌。1882年英国在占领埃及后旋即将其侵略的爪牙伸向临近的苏丹。英国人很快占领了苏丹并派曾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发迹沾满了太平军及中国人民鲜血、参与抢掠焚毁圆明园的英国军官戈登将军前往苏丹任总督，但英国人在苏丹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苏丹人马赫迪·穆罕默德起义军与英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戈登及其军队遭到包围，由于格拉斯顿与当时埃及的英国总督克若摩爵士以及英军指挥官渥尔斯来之间的步调紊乱，派出的援军迟迟不能到达苏丹。1885年1月戈登将军被马赫迪·穆罕默德的义军杀死于喀土穆。
戈登将军之死与英军在苏丹的失利激起了维多利亚的极大愤怒，她早就想赶走格拉斯顿，现在新的一轮大选即将来临，维多利亚正好抓住把柄，怒斥格拉斯顿政府，她给格拉斯顿发了一封大加呵斥的电报，她还在给戈登小姐的唁函中激烈攻击内阁大臣的背信弃义，并将此唁函广为印发。她甚至把陆军大臣哈丁顿勋爵找来狠狠地痛斥了一顿。
维多利亚对于格拉斯顿的攻讦与当时国民对格拉斯顿失去信心深怀不满相呼应。1886年的大选，格拉斯顿遭到惨败。离开内阁的那天，格拉斯顿拜见了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她掩饰住满心之喜悦，只冷冷地说了一句：“格拉斯顿先生，我想您现在是该休息休息了吧！”毫无表情的脸上所藏着的那份轻蔑与专横是那么的顽固，如同一座坚固之堡垒，巍然耸立着。
四、1897年，辉煌的顶点。
取代格拉斯顿的是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
索尔兹伯里奉行帝国扩张政策，反对国会过激的改革，维护王权尊严地位，这一切都正中女王下怀。维多利亚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段辉煌的时光。
在19世纪最后的18年中，帝国主义扩张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导纲领。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长达14年，在他任职期间，英帝国主义又迎来了一个和平繁荣之时代。特别是在帝国扩张上，索尔兹伯里几乎是一帆风顺，以非洲为例，他在非洲为大英帝国扩大的范围比其他任何首相都多，在他1886—1892年及1894—1902年的内阁期间，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尼亚萨兰、东北罗德西亚及上奈及利亚均成为英国属地。
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也由于英国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这个国家需要一种象征，用它来代替英国的强权、英国的价值，来把各殖民地凝聚在它的统治之下，这个象征当然落在了英国的那顶王冠上。
在索尔兹伯里的安排下，维多利亚理所当然地享尽了作为大英帝国女王之尊严与欢乐。
就在索尔兹伯里上台不久，女王便和大儿子威尔斯亲王主持了一次殖民地及印度博览会。维多利亚正是欲把从各殖民地掠夺来的各种珍奇异宝，各种发明创造集中展示以显示大英帝国之光荣，以显示作为大英帝国一国之王的威仪与自豪。她的热情又重新回到当年与阿尔伯特一起参加万国博览会时的状态，甚至现在更其狂热。因为，这是在历尽长久的寂寞之后，在与自由主义分子进行了顽强较量之后的一次盛大聚会，维多利亚感慨万千，她决心把这次盛大聚会搞得极其隆重、热烈。博览会在南肯辛顿国家博物馆举行，说起来，博物馆的那块地还是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后用所赢得的16.5万镑的利润所买来的。现在又在这里举行博览会，真是意义重大。开幕式仪式特别盛大，女王兴高采烈地主持了开幕式，当维多利亚迈着雍容之步履款款走来时，管乐齐鸣，高呼万岁，英国国歌响彻云霄，维多利亚坐在从印度掠夺来的、用黄金打造的豪华御座上亲自致答词。随后，她立起身来，带着一派王者的风度走向前台，频频地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屈膝致礼。自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二十多年里人们第一次目睹了女王那迷人而威严的风采。
从迪斯累里时期开始，维多利亚逐渐地走出深宫，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现在，索尔兹伯里的政策更令女王开心，她的各种社会活动更加频繁，她不顾已70岁的高龄，到处巡视，出席了各种公共场合，坚持审阅一切重大政务，她极大限度地行使作为国王之权力。她出现在会客厅、音乐会、阅兵式上，她主持各项重大工程的奠基礼，她前往利物浦为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剪彩，她乘坐的敞篷车在大雨中穿行，无数狂热的市民夹道欢呼，冰冷的雨水浇不灭女王心中的那份神圣感。她巡视了爱丁堡，在那里她再一次受到了较之利物浦更其壮观、热烈之欢迎。
1887年，是女王即位50周年。6月里，在伦敦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典。维多利亚身边簇拥着当朝的富官显贵，以及炫目轩昂的各国王公，女王的车队穿过首都狂欢的人群，前往韦斯敏斯特大教堂行感恩礼。到处是攒动的人头，到处是不绝于耳的欢呼声，维多利亚的敞篷车缓缓移动，女王一身素裳，她那肥胖而矮小的身体一动不动，威严、庄重，一双依旧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断地向两侧扫视，内心里充满了狂喜、慈爱、感激、深深的责任感与无限的自豪感。
维多利亚极喜欢这种隆重的、宏大的聚会，正是这种奇特然而简单的方式使她明白并感受到整个英国、英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是属于她的。冗长的典礼结束之后，维多利亚回到了白金汉宫，她一面感到长时间的伫立所带来的劳累，另一面又更为那些热烈的场面所陶醉。当有人问及她感觉如何时，她说：“我很累，但是非常快乐。”
对维多利亚来说，她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1897年她的登基60周年的纪念庆典。由于索尔兹伯里十年的统治，英帝国主义形势相对缓和、繁荣。整个社会风尚又接近19世纪中期也就是维多利亚鼎盛期的传统，维多利亚在民众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所以这一次庆典较之十年前的那次庆典更加隆重、热烈。所有的殖民国家和地区都派出了重要人物前往伦敦参加庆典，5万左右来自“日不落帝国”每一个角落的军队组成一支壮丽、威武的仪仗队。军人们簇拥着女王，盛装华服，穿过斯特兰德街和舰队街到达圣保罗教堂。周围人山人海，欢声如雷。年老的臣民们回忆起60年前那个年轻、美丽、娴雅、充满朝气的姑娘；中年人的记忆里也再现出那个与阿尔伯特一起出席万国博览会的那位风韵楚楚而又不失端庄的夫人，他们发现，时间对维多利亚外貌的改变如同对他们自己的改变一样是巨大的，但这个女人身上所透露出来的勃勃的生气，她的活力、她的诚意、她的骄傲与直率却永远没有改变。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那个老年妇人的身上，他们更感到一种神秘，一种诱人的神秘的魅力，他们一生下来就笼罩在这种神秘之气氛中，那个女人让他们崇拜、敬仰，人群中最狂热的欢呼正是来自他们中间。
队伍在圣保罗教堂前停了下来，80岁高龄的维多利亚缓缓地下了车，朝教堂走去，对她来说，她的人生的旅途快要走到尽头了，但是那个严肃精谨、野心勃勃的军纪官与那个坚忍、顽强的萨克思·科堡的公主所给予她的那种坚定的步伐却依然如故。她缓缓地、坚毅地朝着她的理想、她的辉煌之顶点走去。尽管她常常觉得她的地位与权力与她当初的理想相差甚远，但是现在，这欢乐的场面让她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在这个时代，还有谁能享有她这样的荣誉与尊严？60年的宝座谁能与之匹敌？以后恐怕再也难找到与之相当之人了。
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面对欢呼的人群，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道：他们对我太好了！他们太好了！
晚上她回到家里，她得知除了在伦敦、英国其他各主要城市，乃至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各个地方都在举行庆典，她的感情再一次达到高潮。当晚，她的答谢传遍各地：“我衷心地感谢我所热爱的人民，愿上帝赐福于他们。”整个晚上，她都在向帝国各地发电报，感谢他们的庆贺。
她感觉自己如同一轮太阳，将自己的光辉——她的热情，她的荣耀，她的权力洒遍“日不落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