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饭
1955年夏天，气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兹曼来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饭店。他们随身带了不少书，然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游览上。他们驾车爬山越岭，游览城堡和参观教堂、修道院。在明丽的阳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开，满眼一片金黄。
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楼下的信箱中发现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张纸条：
“见条赶紧来见我。”
当时便猜想是萨特出了什么事。一询问，果然。西蒙·波娃顿时慌了神，博斯特也很着急。萨特究竟生了什么病？与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诉她，这消息是爱伦堡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德·阿斯蒂埃，再告诉他的。德·阿斯蒂埃说是与高血压有关的病，情况并不严重。
她还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萨特的血压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脏病？接通莫斯科的电话后，听到了萨特的声音。
“你怎么样？”她焦急地问。
“很好，多谢。”他以客气的口吻答道。
萨特是应俄国作家的邀请，5月去莫斯科访问的。这时，他已超负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他患了高血压病。医生要他到乡间好好休养一阵，但他只服了几片药。就在出发的前几天，因为要忙一些事情，几乎没睡一个囫囵觉。去莫斯科途中，他还要去柏林参加一个和平运动方面的会议，只有在飞机上准备会议发言了。如此重的负担，她一直为他担心。果然，这次他承认是高血压病突发，但已过去了，他将返回巴黎。
挂上电话后，西蒙·波娃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警告，使她突然意识到，同其他人一样，萨特也随身带着自己的死神。在这以前，她还一直没有来得及正视这个问题。现在这么一想，即使没有她的参与，萨特终有一天将在世界上消失，与她在世或者不在世都毫无关系，与她早他而死或者晚他而死也都没有牵连。迟早有一天萨特将走向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客观规律。
萨特从莫斯科返回巴黎后，她才从萨特口里得知，这次旅行可把他累坏了，每天清晨到第二天黎明，他都不停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最大的遭罪是吃饭。好几次，他不得不像在西蒙诺夫别墅里那样露一手。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位壮得如三匹马的工程师提出要同他比赛喝伏特加。喝罢酒，那位挑战者瘫倒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萨特获得了大胜。他拼命支撑着自己走到了座位上，不过，他也马上酣然大睡。一觉醒来，他才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要求译员，等到莫斯科以后安排一天时间休息。然而一走出机场，就听到机场大厅的高音喇叭里喊着他的名字，原来是西蒙诺夫邀他去吃午饭。于是，葡萄酒又是哗哗而流；于是，他便病倒了。
回到巴黎后稍事逗留，就由米雪尔陪同一道去意大利，一边休养，一边开始写自传。萨特觉得米雪尔性情活泼，又相当含蓄，举止谨慎，十分妩媚迷人。因为她总不首先考虑自己，所以没有人不喜欢她，包括西蒙·波娃在内。
2. 为捍卫萨特的理论而战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新事情。
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决定使国家非斯大林化，并倡导了和平共处；一枚苏联火箭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表明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掌权的国际性民间英雄，举国庆祝他们胜利地经历了第一个令人陶醉的年头；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提出了组成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计划；西蒙·波娃偕同正式代表萨特一同前去参加赫尔辛基和平运动大会，等等。
有关萨特的书已写了许多。第一本是弗朗西斯·让松的《道德问题与萨特的思考》，萨特本人认为这本书是他的道德观的最好概括。《精神》杂志的创办人埃马纽埃尔·穆斯尼埃从基督教观点出发，考察萨特的存在主义，发觉他带有耶稣的印记。此外，英国的艾里斯·默多克、美国的威尔弗雷德·德桑，都写下了论述严密、评价中肯的研究专著。
伤感情的一本书是梅隆·庞蒂的《辩证法冒险》，这位与萨特、西蒙·波娃同一条战壕的好友、《现代》杂志的同仁，在1955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里，流露出马克思主义依然对他具有吸引力，因为涉及到人类与工业社会的道德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持无情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他不能接受共产党人忽视或者有时完全否认道德个性。在他的新著中，一方面他继续同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断衰退予以强烈蔑视。他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和偶然的，没有一个单独的以社会结构中的任何特定阶级为依靠的革命运动能够自称是历史进程的惟一代表。至于萨特的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那简直是“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梅隆·庞蒂写道：“像萨特那样说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断定我们的健忘，断定自由和未来使我们头晕目眩，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为共产党披上理性的面纱。但是，帕斯卡早已告诉人们，幻想幸福的永恒不能补偿人生的短暂”。他认为萨特的思想错就错在他的“存在为了自身”和“存在在于自身”的二元论。
西蒙·波娃十分气愤。
萨特没有答复梅隆·庞蒂，西蒙·波娃作了答复。痛感于萨特的理论被人歪曲和误解得不成样子了，她相当好斗地试图直接为萨特的辩证法提供证据。她想重现萨特理论的本来面目：萨特把辩证法运用在许多领域，他并没有反对辩证理性的一般理论；他的哲学不是主体的哲学，等等。为了说明问题，她从萨特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地作了一些引证，以针锋相对地驳斥梅隆·庞蒂的说法。
有人对西蒙·波娃说，这事其实应该由萨特来做。一方面是萨特没有这种愿望，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萨特主义者来说，既然萨特的哲学已成了信奉者自己的哲学，那么信奉者就有权而且有责任为之辩护。这回与跟加缪的争吵不同，尽管西蒙·波娃答辩的口气尖刻，梅隆·庞蒂没有对她耿耿于怀，他能容忍纯粹在学术领域中表达的气愤。尽管双方一直很要好，但相互间的分歧却很深，当西蒙·波娃有时为此动之以容时，他却依旧笑容满面。
3. 中国：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萨特受到了访华邀请。
西蒙·波娃渴望访向苏联，更想去中国看看。只要是以法语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她都-一读过了。她所遇到的旅行者，只要去过北京，无一不以炫耀的口气谈论它。所以，6月，当萨特和她坐在北京观看奇妙的京剧表演时，她还在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此次中国之行非同一般。它不是闲逛，不是探险，不是仅仅为了增加阅历，而是一次实地考察与研究。对她来说，中国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此以前，通过当时能读到的一些英语译本，她对一部分中国作家的著作有所了解；但是一直到见面前，总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一副模样。而中国方面，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以外，萨特和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也不代表什么。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于是，与他俩交谈时便不时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以外，就以烹调作为共同话题了。双方的这种互不了解，甚至比各种各样的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妨碍了双方的交流。
西蒙·波娃回忆道，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官吏文化，这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她喜欢京剧，喜欢那程式化的做功，喜欢那悲剧性的急切音乐，也喜欢那细长如鸟啭的嗓音。北京的灰色胡同和北京完美无缺的金秋之夜令她陶醉。“有时是在看戏的时候，间或也在沿街散步的过程中，我耳闻目睹的一切突然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一下子忘却了自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正努力去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确难以理解。我是第一次来远东；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我看到了，当贫困困扰着六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正在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体验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中国人的贫困只是通过他们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显示在我眼前。正是因为这种贫困，当局的建设任务才这么严峻。看着从我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他们的欢乐和愁苦都在一块奇异的面纱后面掩盖起来了。不过，通过看、问、比、读、听，我最终还是从自己朦朦胧胧的意识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人在几年以前已胜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国大地上猖獗的种种苦难--肮脏、寄生虫、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也有东西吃了。随后，我又看到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现实的迫切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
西蒙·波娃与萨特访问中国，距中国开展大跃进还有3年。为了使全国通力合作，毛泽东正在仿照苏联模式，尽管中国人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传统，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苏之间的差异给了西蒙·波娃和萨特极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失败后的成功；1949年的中国革命却是胜利后的产物。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曾设法消灭了通常伴随革命的通货膨胀、贫困苦难、动荡不安、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专政。
“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软弱，”萨特在回国后对记者们说，“如果说没有发现中国存在恐怖，如果说毛泽东政府表现出可敬的温和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战无不胜的军队已得以植根于人民，从而给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个革命政府在一开始时从未有过的东西--从容的绝对权力。”
在北京，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并与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西蒙·波娃在《长征》一书中记下了她的印象。这本书中星星点点布满了统计资料。这是她为了弥补所作记录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图书馆和情报中心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告、文章、论文、书刊、数据的结果。当然，她并未忽略那些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所写的种种指责文章，并得到了几位汉学家的帮助。
她为收集材料花费了不少时间，而把它们同她自己的种种发现相结合，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则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西蒙·波娃几乎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从头至尾紧张地工作着。有时，她甚至一连四小时伏案写作，连头也不抬一下。有时，萨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那因充血而变得绊红的脸颊。于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发上休息片刻。
《长征》出版后，西方社会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国一片哗然。他们宁肯听信阿伦·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书当成是谣言惑众。不过，包括勒内·杜芒、若苏·德·卡斯特罗、蒂博·芒德在内的几个毫无共产主义者之嫌的专家，证实了她在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中国是惟一的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国作比较，这个胜利无疑是一种奇迹。由于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使得反共分子们多少受到了打击，因此，他们转而把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甚至将中国人一式穿蓝衣服作为发难的由头，却闭口不谈在此之前不久，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尚处于衣不蔽体的境况之中。类似一些歪曲事实和真理的情形触动了她。她决心通过揭穿从香港传出的种种宣传，使自己变得有用。
她后来深有感触地总结道，她从这项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通过把自己所处的西方文明与另一种相差悬殊的东方文明相比较，才发现：一些过去在她看来是双方共同的属性，事实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村庄、农民、城镇、家庭这样简单的词汇，它们的含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总的说来，这次旅行摧毁了我旧有的立足点。到那时为止，尽管我的阅读面很广，尽管我走马观花地去了几趟墨西哥和非洲，但我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我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始终只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什么地方朦朦胧胧地存在着。看到中国的老百姓以后，我对这个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动摇了”。
她后来承认《长征》一书不如《美国纪行》那样生动，书中有些章节也已过时，但是她并无半点懊悔之意。她庆幸通过这部书的写作，获得了一个知识框架，找到了帮助她理解其他不发达国家的钥匙。
4. 忙碌中仍不肯放弃外出旅行
1956年，西蒙·波娃在忙碌中仍然不肯放弃外出旅行轻松轻松一下的机会。她和朗兹曼一道去大沙伊代格山滑雪。每天早上，面对冉冉升起的一轮充满生气的朝阳，感到皮肤被冷气刺痛了。架空滑车把他俩送回长满白色松树的黑色山岭，接下来，便是一同去做长途探险，晚上，索道停开了，旅店被一片沉寂和单调所包围，她和朗兹曼就躺在床上读书。书中的动人故事和种种神话，引领着她通过一条美丽诱人的道路，穿越了那片原始森林，从而获得了最美妙的感受。
之后，她与朗兹曼驾车赴伦敦。在友人家中，与美国出版商共进午餐。他对《一代名流》的译本很满意。不过，他抱歉说，书中删了几处，他解释：“在美国，作品谈论性没事，但不能谈性反常。”这本书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初夏，与朗兹曼、萨特、米雪尔等赴希腊旅行。归途中与萨特在意大利度过夏天。这段时间，萨特对未来的信心似比以前减退了，而对往昔的态度似比以往更严厉了。他为一个作家不能再现真相而悲叹（加缪也曾这么悲叹过）。她认为阐述真相比什么都不阐述当然要好。可是，当这些真相全都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脆弱得被数不胜数的限制所肢解时，该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俩商定着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尽人类所能寻求真相，慷慨地让自己享受争东论西、放任言行和亵渎神圣的乐趣。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臻至一次心灵的净化。
阿尔格雷断断续续从芝加哥给西蒙·波娃写信。两人在通信中期待着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这一年，当美国出版的《一代名流》问世后，他一点也不高兴。题献给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对他们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不仅引起了轻易不肯表态的报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来了文学女流谄媚的邀请：“你为何不把你的恩惠随处抛洒？”“如果你到纽约来，请给住在某某饭店的我挂个电话。”签名后又补上一句：“又及：那该有多好。”对这些信，阿尔格雷都不屑于作答。他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必须记住，您刚刚读到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的是一个31岁的男人，而我现在已66岁了，因此，这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了，您说不是吗，亲爱的？”
5. 苏军坦克碾碎了对苏联的种种梦想
1956年在法国当一个左翼分子很不轻松。新上任的社会党激进派总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并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残酷的和极不明智的”。一个月后，他便向军队和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百万法国人作了妥协，战争更白热化了。并开始了一场大后方宣传活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由3月的19万人增至6月的38万人。
人们组织抗议活动，举行集会、示威、罢工，在运兵列车出发时加以阻拦。萨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在维也纳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上，他也坦言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
后来，令西蒙·波娃和萨特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他俩在意大利旅行。从报摊买到的报纸上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进攻布达佩斯的反叛者。
《国家晚报》描述了这次事件：30万人在布达佩斯游行，要求纳吉重新上台，要求同苏联在政治上脱钩，有的人还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安全部队向游行队伍开枪，至少有35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翌日早晨，纳吉掌握了政权，苏联人与反叛者已处于对峙状态。人们还杀死安全部队士兵。
在丰塔内拉饭店吃晚饭时，她和萨特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重述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如同在波兰发生过的那样，在反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反对苛刻之至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非斯大林主义已引起了民族主义和报复情绪的大爆发。同波兰一样，安全部队也向人群开了枪。可为什么俄国坦克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出面干涉呢？
这样一来，苏联岂不是公开违背二十大许下的诺言，违反了不干涉的原则？
这种行径，与帝国主义列强何异？
这起无法为之辩护的悲剧，訇然击碎了萨特和她为设法与共产党保持一致而曾经作出的种种努力。
就像波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局势看来正朝好的方面发展：纳吉宣布大赦；全国到处组织工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苏军从布达佩斯撤走；坚持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并坚持匈牙利保持中立；纳吉宣布恢复过去的各政党，并进行自由选举。
莫斯科谴责纳吉选择了“法西斯主义道路”，派坦克进攻布达佩斯，轰炸切佩尔的工厂。西蒙·波娃和萨特忧心忡忡地回到巴黎，萨特在接受《快报》周刊的一次采访中，不指名地谴责了苏联。他说，他“虽感遗憾，但仍完全地”同苏联的每一个朋友断绝来往，并更为坚决地与那些应对法共政策负责的人一刀两断。为了和共产党人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煞费苦心。但这次他毫不含糊地认定：为了苏联宣称保卫的社会主义，俄国人的干涉必须受到谴责。西蒙·波娃会同他以及其他几位作家，在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很快就在《观察家》周刊上登了出来。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发了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从“二十大”到10月事变之间发生的一切。在《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批判了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并且不赞成苏联的干涉。不过，--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萨特重申，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他对在苏联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是保持信心。布达佩斯事件对他是个重大打击，但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至少还是使自己立下的准则--与苏联站在一起--经受住了考验。
萨特与西蒙·波娃既没有重新孤独，也没有再度成为人民的公敌。即使是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哪怕是同苏联人，他们的桥梁也没有中断。与法共中断了来往，但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关系没断，与“和平运动”的关系没断。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仍在莫斯科上演，这便传达了一个信息：苏联人已经变聪明起来了，他们也信守二十大的精神，因此没有与不愿容忍布达佩斯事件的支持者们拉开距离，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的人可以不被认为是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