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匿名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盛年》出版了。听到该书的订数十分可观的消息，西蒙·波娃心中很是不安，担心自己是否成了畅销书制造工厂？许多评论家则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书。对这一评价，她亦感到有点疑惑。不过，总的说来，满意远远超出疑惑。她以为，当初《闺中淑女》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如今，她觉得那些喜欢《盛年》的热心读者则与她心心相印。
萨特一直在拼命地工作。由于大量服用镇静药物，一到夜间就耳聋。一天下午，西蒙·波娃同往常一样去他寓所找他。按了足足5分钟的门铃，还是不见动静。她只好坐在楼梯上等他母亲外出归来。这时，一个可怕的猜测突然闪过脑际：是不是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一想到这儿，她马上扭门撬锁，终于闯进了他的书房，一看，他好端端的坐在那儿，原来，他根本没有听到门铃声。
为使萨特的工作状况有所缓解，他俩商议离开法国去罗马避暑，过一段宁静的生活。孰料动身的那天早晨，即7月19日7时半，他们正在打点行装，萨特的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刚刚在波拿巴路42号的门厅里爆炸。这一企图暗杀萨特的活动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干的。
萨特决定把母亲迁往拉斯帕伊大街的一家旅馆。安娜-玛丽，他那79岁的老母亲并不介意这一变化，反倒觉得旅馆使她摆脱了家务事的缠绕。这些年来，西蒙·波娃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芒西太太具有柔顺慈爱的天性。因为丈夫一肩挑起了照管她和她的孩子的重任，她满怀感激之情；她向来认为丈夫总是对的”。她把全副心思放在儿子萨特身上，并自信自己是儿子不可或缺的人。如果萨特在报纸上受到攻击，她会深为苦恼。当他们的剧本上演时，她一听到这样那样的传闻就忧虑和憔悴，甚至为掌声不够热烈而痛苦万分。
从罗马过了4个月回到巴黎后，萨特和西蒙·波娃以克洛德·福克斯的名义租下了拉斯帕伊大街222号一幢尚未竣工的高层楼房第10层的一套工作室公寓，他们觉得迁往那儿比较谨慎。果然，1962年1月7日，一声爆炸炸毁了波拿巴特街42号的上面几层。炸弹放在萨特所住楼面的上一层，炸掉了第15层楼的两套公寓和下一层楼的卧室。萨特的公寓反而安然无恙，只是楼梯给炸得挂在半空。
这次爆炸事件是对萨特在罗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复。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个胖胖的高个警察找到萨特，自称接到上面指示，要保护他这位知名人士。这个指示来自于帕蓬先生。从此，他们的门口就有了两名警察。房东知道他们的身份后，总想撵他们走。一个晚上，城里发生了18起爆炸事件。翌日一早，两名便衣警察登门来访，称萨特为“大师”，还给了他本区警察的电话号码。
恐怖分子肆无忌惮。许多左翼记者、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大学教师都成了炸弹袭击的目标。那本有关德贾米拉·波巴查的书出版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为了和吉泽尔·哈里米共担风险，西蒙·波娃决定作为她的合著者签上名字），西蒙·波娃回公寓去取信时，才得知公寓管理员一家人头一晚彻夜未眠，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2. 访苏印象：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季”
接着，突然之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这个协议达成立即停火和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条款。秘密军队组织气急败坏，决定掀起一场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任意谋杀和有计划的破坏活动。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大规模地撤回法国，而无视秘密军队组织的留在原地不动的命令，因此极端分子们遭到了失败。
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萨特和西蒙·波娃于7月1日飞抵莫斯科。他们又见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河、高尔基大街。走在城区，一栋栋枞木屋以及一座座曲径通幽的院落和花园掩映其间；在一个个平静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下棋的人们；女人们的穿着比1955年时鲜艳多了；广告技巧已大有提高，墙头告示亦排列成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状，内容逗人；入夜霓虹灯招牌争奇斗艳。满街是一片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的景象。西蒙·波娃和萨特觉得，经过“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冷季节”，迎来了复兴的黎明。
这是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黎明--西蒙·波娃描写道--改革者和守旧者正在进行较量，大多数年轻人居于改革者的阵营。新一代人隐晦地指责他们的父辈们当年拥护斯大林主义，可换了他们，又能怎么样？父辈们得活命呀。是的，他们的生活中是有过矛盾、妥协、伤口，乃至懦弱；但未曾与之共渡难关的年轻人，却要对别人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然是不太公道的。当然，年轻一代要求非斯大林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否定，而应向未来踏出一条新路，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丝毫向资产阶级价值观复归的迹象；而只是向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开战。在听了那么多谎言之后，他们要求了解真相，要求赋予革命的艺术和思想的自由。
此番旅行，萨特与西蒙·波娃想逗留于文化这个他们所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他们首先发现，诗歌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祈祷方式，在频繁的诗歌朗诵会、诗歌讨论会上，人们如饥似渴地把那些冲破传统与模式的诗歌当成自己心声的流露与宣泄。一些评论家抨击年轻诗人，官僚主义者也给他们各种阻挠，但是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没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宣泄自我，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清规戒律就会卷土重来。
1954年，萨特曾在这里走访过一个班的学生。当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一个12岁女孩尖刻地发问道：“你为什么拿他来烦我们？”如今，学生们正在读萨特的著作并喜爱上了他。
旅行访问期间，没有隆重的宴会，没有庄重的祝酒词，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与苏联文化界的新老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意见一致，有时则出现分歧。人们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劳动营这一问题。西蒙·波娃听一个少妇诉说道：“整整一年时间，我父亲每晚都坐在手扶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等着他们来抓。他的战友一个个全被枪毙了，他至今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漏网的。”一个教授告诉他俩说：“1942年，我被送入一家劳动营，因为我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枪杀战俘。”一个女教师说：“我父亲在劳动营关了6年，可斯大林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哭了。”西蒙·波娃后来回忆说，不知是出于厌恶，还是愚昧，抑或是官方有禁令，总之没有人给他俩详细讲述劳动营里的生活。听到的一则小故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被送进一个劳动营，他放风说，自己在被抓之前，刚刚发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一章，原始材料虽已失落，但他记得很清楚。假如能给他时间，他能把诗篇重新写出来。当局果然允诺了他。待他完成这一作品后，斯大林主义者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个完全遂合他们心愿的普希金。直至犯人们从劳动营释放出来，那位专家才承认一切都是他面壁虚构而成的。
乘坐作家协会交给他们使用的汽车，他们游览了罗斯托夫、基辅和列宁格勒。这次逗留，使他们对苏联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西蒙·波娃认为，如果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们取得的进展很小，那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冲破了许许多多阻挠和障碍的俄国知识分子，以往经历的种种矛盾，其中包括他们所否定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遗产，都迫使他们为自己考虑，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在我们这个受他人制约的时代显得分外有深度。“在苏联，人们正在塑造自我，即使他们在此过程中要遇到重重困难，即使他们周围有着需要承受的挫折、倒退和错误，所有发生的一切也有着深长的意义”。
3. 读者无法容忍她走向衰老
1963年春，西蒙·波娃写完了《时势的力量》，于是年秋天出版。读者争相阅读，反响热烈。
某些评论家则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自传不能算作文学作品，传记作者不能称为作家，而只能称为写东西的人。在他们眼中，西蒙·波娃写作这本书时丝毫未考虑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仅将一堆原始的、未加处理的材料公之于众。
其实，西蒙·波娃认为，不管是小说、自传、小品文、历史著作还是别的什么体裁的作品，作者总是借助自己体验的独一无二性与他人取得某种沟通；他的作品必须使这种体验显现得一目了然，并烙上这种体验的烙印。而作者正是依靠其文体、语气和节奏把他的体验融入作品。没有哪种作品乍看起来就是不受一般法则制约的，也没有哪种作品先天注定是要失败的。通常说来，一部成功的作品即是想象层次上的一个独特天地。通过这作品，作者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虚构的模式：萨特在宣称每个作家身上都寄生着“吸血虫”时，指的就是这个过程。
鉴于此，她对人们的上述误解不以为然。然而，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她事先估计到这本书会得罪一些人，因为她在书中让读者忆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恐怖，想让人们痛苦。孰料酷刑、大屠杀早成了遥远的往事，根本没有人为此而恼羞成怒，倒是一个根本不曾料想的原因：她在书的末尾毫不加掩饰地谈论年老，无意中得罪了好些读者，人们用信件或电话对她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说什么“每个季节都有其美丽之处”，说什么“人到50意味着进入辉煌的秋季，硕果累累，金叶遍地”。一位主持“孤独的心”专栏的女子声称，去做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就能使西蒙·波娃面临的老年问题迎刃而解；一位女记者为了开导她，找出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人作样板，说这个女人乐于开餐馆、夜总会或时装店，因而青春焕然。即使对她充满热爱和赞美的读者，他们也认为西蒙·波娃应该一直是感觉年轻的样子，以免损害她在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究其实，不少读者是把她当成偶像。他们乐于认为她永恒地保持安详，在与逆境，特别是与年老作较量时保持这种心态。然而，事实上任何生命除非夭折，都会走到某一转折点，在那里，人明显越过了一条边界，再也回不来了。就她本人来说，她在1958年到1962年这段时间里明显地感到自己变老了。因此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的“尾声”中自然而然地写道：
老龄，远离它时，你会把它看得很遥远。而那些在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的人，几乎都是年富力强的。曾记得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40岁了。”还没有等我从这一发现的震动中定过神来，我已经50岁了。当时攫住我的那种恍惚还留在我身上。
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老了。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西蒙·波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谈论着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她碰巧是我。……
为了确信自己真的已经变老，我只好站到镜子面前。40岁时，有一天我想道：“在那镜子的深处，老龄正打量着我，也正等待着我，这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天，她会赶上我。”现在，她已经赶上我了。看到自己的脸--这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我经常目瞪口呆。我理解请人打碎所有的镜子的拉·卡斯蒂寥内。曾几何时，在别人的印象里，我对自己的外貌毫不在意。这正如那些身体健康、总能吃饱喝足的人从来不去关心自己的胃口一样。在那些我能够心平气和地观察自己的脸的日子里，我根本不去关心它，觉得它自己会照看好自己的。这种心绪到底还是结束了。现在，我已开始厌恶自己的外表了：朝着两眼耷拉的眉毛、向下松垂的眼泡皮、鼓胖过分的脸颊、因皱纹而使嘴角边产生的那种总是悲戚的神态。也许在街上与我相遇的那些人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与她年纪相符的五旬妇人，既不更老一点，也不更年轻一点。但是，我在看自己时，却感到脸已经遭到时间这一瘟疫的侵袭，对此又无药可救。
而且，其间还将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从今往后要发生的非同小可的新的变故只会是灾祸了。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而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因而也无法再与你说话，这同样可怕。……然而，我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愿去想自己灵肉俱寂的前景。我不无伤感地回想起读过的所有的书、到过的所有地方、积累的所有知识，这一切不会再增多了。各种音乐、各种绘画、各种文化、数不清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变得毫无价值，它们酿不出蜜来，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任何营养。……至于说那些各有定数的事物，我曾有过的那些经历，连同它们的井然秩序和随意排列--北京的京剧、韦尔瓦的竞技场、巴伊亚的candomblé、瓦德的沙丘、瓦朋西亚大道、普罗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罗对50万古巴人演说的情形、一片云海中的玫瑰色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上方桔黄色月亮、沙漠中升起的红日、托切洛、罗马，我曾谈到过和其他我未能提及的一切--它们也再不会在什么地方再生了。要是它们曾至少使地球变得充实，要是它们曾经孕育了什么……我眼前浮现起那一排迎风摇曳的榛树篱，心中回想起那句在我出神地凝视脚下的金矿时为抚慰那颗怦怦乱跳的心而发出的誓言：活好这一辈子。我丝毫没有食言。然而，当我回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那位年轻而又轻信他人的少女的时候，我才茫然若失地意识到自己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之所以产生这种“我受骗了”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西蒙·波娃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影子，而是缘于她对现实世界的罪恶、恐怖的深恶痛绝。同时，她这种失望还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失望。发现了人类的不幸，发现了那个把年轻人曾希望过的“绝对”夺走的存在的失落，于是，她写下了“我受骗了”的话。由于她写了些大彻大悟的话，有些读者就把她当作一个被年老和失望压倒了的女人。甚至还有精神病医生认为她的这种心态是抑郁症发作的表现，因而好心地提议帮助她治愈这种疾病。然而，常识告诉人们，写轻松读物的作者未必活得轻松，而写伤感和辛酸作品的人往往充满活力，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崩溃了，绝望了，他还能写出任何东西来么？
4. 母亲之死与《安详的辞世》
正在罗马旅行的西蒙·波娃接到巴黎来电，得知古稀之年的母亲摔断了一条腿，朋友们已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西蒙·波娃马上返回巴黎。医生已诊断出老人患了癌症。西蒙·波娃和她妹妹守在奄奄一息的母亲的床边。临终的情形是可怕的。当她妹妹向一个护士谈到她母亲在最后两周的痛苦时，这个护士说：“我向您保证，太太，这是很安乐的死。”
这个护士的感叹深深触动了西蒙·波娃的灵感，并成了她有关母亲之死的一本书的标题。《安详的辞世》（或译作《很安乐的死》）是西蒙·波娃最短的作品之一，也是萨特认为是她的最佳作品。该书是对一个在现代化医院中死于癌症的老年妇女的冷静的、有时是令人痛苦的描述。在写作这本书期间，西蒙·波娃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梦见母亲。大部分书评持的是赞赏态度。读者们认为，尽管书很伤感，但它有助于作家们经受住失去所爱者之后的痛苦。西蒙·波娃感慨地说道：作家们写出骇人听闻或极其痛苦的体验，并非出于怪癖、表现欲或是为了寻求刺激。他们借助文字的媒介把这些体验普遍化，让经历着各种不幸的读者们感受到兄弟情谊。事实上，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一个无法取代的功能就是克服人们普遍的孤独感；不克服它，彼此都会成为陌路。
